庞麦郎被起诉事件 就像雪融化在火中[第6页]

　　八 重新理解农民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印刷资本主义”概念，指的是印刷术与新兴资本主义市场空间的历史性结盟，他用这个概念解释使用不同方言的西欧居民如何能够依靠阅读统 一文字的印刷品来相互理解、形成共同话语、组织“想象的共同体”。西欧民族国家在享有和使用“国家印刷语言”的过程中得以形成。

　　如今 的 中国面对着数码资本主义(digital / electronic capitalism; Dan Schiller, G. Spivak)。网络空间在普及一种新的网络语言和世界想象，它为王守英与庞麦郎制造通达国际的幻觉，但网络的民主性、均质性、公开性、国际性是全球化神 话的再次表达。它是资本运作的新的空间形态，它的铺设本身已经并不平等，它是压迫与权力关系再生产的舞台，给理解他人的难度戴上了轻松的面具。当后福特主 义的拥戴者强调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正在愈加灵活，亚马逊电子商务平台的工人如同蚂蚁一般在仓库中运送货物——他们无需打卡，因为在人与机器深度结合的数码资 本主义下，他们身上佩戴着随时检测劳动效率的电子检测器(Guardian)。

　 　除了较为极端的个性，和动力充足的野心外，王守英与庞麦郎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向往流水线之外的生存。他们不追求成为拉长，再开个属于自己的美发店当老 板，也不是像梁鸿在《出梁庄记》中描述的年轻打工者那样，因为没有机会像城市人口那样以进入外企成为中产阶级而叹息。这些乡村青年以为限制自己的是工业， 跳出建筑工地或马路那边的地毯厂，就有国际化的美好未来在等待自己，似乎离开工厂和公司也就跳出了资本主义的日常压迫与工业生活的无趣。

　 　第三世界居民的大同理想与自由理想往往紧密结合。在网络造就的全世界信息畅通无阻的幻觉，与网络实际提供的成名潜力下，王守英与庞麦郎同时向往着国际化 与自由，似乎两种要素能够相互推动，愈时尚便能愈自由自主，脱离工地、公司、工厂也是在走向国际化的、与各种肤色的外国人更为类似的未来。把工业劳动和压 迫，视为一件“土”且“中国”的事，王守英和庞麦郎无疑与他们的父辈截然不同。他们的想象要求一种重新理解农民的方式。

　　梁鸿的《中国 在 梁庄》与《出梁庄记》讲述了农村变革与三代农民工的经历，书中遍写如今存在于农村的环境问题、村庄空洞化、农民工的尊严与安全感缺失、养老与抚育等问题， 也引起了社会广泛讨论。不过，在理解年轻一代农民工，以及那些不甘愿再成为工人的农民时，我们不能忘记他们的社交常常存在于手机信号构成的熟人和陌生人网 络中，他们的满足感常来自于电子游戏和QQ语音视频，网络构造他们的性与爱，欲望与失望，机会和流动。

　　这时，即使那些尚未离乡的农 民， 也早已不再生活于“乡土”所限定的空间。他们并非孤立地生活于文化隔绝区，我们也再不可能二元式区分“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或希图再造前者。此刻， 农民的女儿不再自认是农民，从小阅读网络小说，手机成为手臂的延伸;闽南茶农用手机传播地下六合彩的彩经;富士康的工人回到集体宿舍后，在沉默中用手机交 友，插上耳机访问提供电话性爱服务的网站;庞麦郎走红于网络，但生活在城市的他面临不会开旅馆洗手间里热水龙头的日常困境;王守英刷新网页，学习关于香奈 儿的品牌知识，相信自己离“国际时尚圈”很近，明确以在网络平台走红为成功道路，模糊的“国际”像可以依靠的天理。我们不能再说网络与农村构成的只是“冲 击”的关系。它重塑想象秩序，人们借助网络思考和重构着自身、群体、国家、国际这四层自晚清以来始终困扰中国人的问题，它把“国际”拉得似乎与国人很近， 它以不断涌现又快速沉默的热点，暗示在注意力经济下成功的可能性。

　　庞麦郎是个刚成为网络红人的汉中农民工，也自认为全球居民。用斯皮 瓦 克从人类学家贝特森那里发展出的概念来描述，这种充满冲突的二重身份是一种“双重捆绑”，我们不能嘲笑他对自己音乐国际化的想象，那种想象自然，且具备某 种真实性，我们不能把网络红人身份视为虚幻，试图“还原”他身上的农民性。换言之，庞麦郎，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生活在全球化与数码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窘 境(cultural predicament)，不愿意也不可能在双重捆绑中只选其一。

　　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和塑造中国概念、为中国 注 入现实含义，而不是任它空洞化，以至于王守英与庞麦郎将它只视作到达模糊国际的阻碍、为生活带来现实难度的空间。我们也也需要——不得不探索新的相互理解 的方式(other ways of knowing)，面对这让多个异质生活世界贴合在一起、其间有缝隙、有机会、也有冲突的时代。而媒体人是重要的观念生产者与传播者——是知识分子。“重 新回到葛兰西”是句恰当的口号，因为在这个艰难的时代，作为知识分子的媒体人有责任以新的、有力量的、准确的概念与描述帮助我们相互理解，让我们能够更好 地进入他人的生活世界，从而更好地共同生活。换言之，媒体人要提供的是认识论转型，而不是关于尊重问题和揣测心机的表层伦理学。尸体解剖和动机推测，可以 交给法医。

　　二十多年以来，斯皮瓦克一直以自己前往教书和建立小学的方式，支持印度西孟加拉邦贫困地区的乡村教育。当被问到为何她要亲自教育乡村学生人文学科，斯皮瓦克说，“必须要理解他们的渴望，不仅是他们的需要。”

　 　之所以教通过阅读的人文学科——看似无用且无能的审美教育——能帮助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困境，是因为好的人文教育首先是对复杂性和多重身份的承认。以“阅 读理解”为核心的审美教育，是我们进入他人世界的第一步。用斯皮瓦克的话来说，读解文本的难度在于，你需要付出最大的代价，不顾一切地去进入他人的世界， 而这种“关系的伦理学”恰恰是我们在这个复杂时代与他人共同生活的条件。

　　“为他人的生活”和“与他人的生活”，只能从努力理解他人开 始。人文教育让人不习惯于自身的习惯，养成探究的习惯;让人习惯于进入他人的世界，它训练的事实上是伦理的习惯。更重要的是，它能让我们跳出“或是汉中农 民”“或是国际公民”这种必须选择的困境，不再陷于舒服的狂想，而是承认不同身份共存间的冲突与复杂性，承认我们不均匀的现实和符合的身份，承认多重性对 自己的缠绕与夹击。二元论认识框架下，我们不得不想象现代化为自野蛮到文明、病理或正常、真理或修辞、实话或谎言、利用或尊重的唯一的、单线的大道。假如 给出对他人生活的定理性观点，曾经是旧时人类学的病症，那么在今天，人文学科、历史学与人类学、好的小说都不再该分析结论与宣传知识，而是处理“关系的问 题” (problem of relations)，并逼迫我们养成理解他人的习惯，直面与他人共同生活的事实，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去理解，之后进入他人的世界。在现代生活使我们这个词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复数时，在不同的生活世界构成复合体时，我们需要借助人文教育训练出的伦理习惯，像蚯蚓一样栖息于土壤的缝隙，在穿行中湿润身体。

　　为他人思考是一种道德义务。当被问，“你为谁写作?” 回答，“为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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