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麦郎被起诉事件就像雪融化在火中[第5页]

时间：2015-02-01 14:27:34 来源：网络整理 编辑：

　　要理解这种独特的、崭新的自我-国际想象，还要回到王守英与庞麦郎的网络红人身份。

　　对于王守英和庞麦郎来说，与庞麦郎一样，王守英最关键的身份，以及成功的核心，是她成为了网络红人。界面报道准确地用王守英花2500元买了一台组装电脑、开始在家上网、学习炒作这个细节，区分了这篇报道中王守英的两个时代：普通而古怪的农家女王娜，与自称天才、仙女的王守英。活跃于微博的王守英，熟练使用 “秒杀”这种网络流行语的，评论香奈儿和罗玉凤;她学习网络时代的注意力法则，在微博上用夸张的词汇谈论自我。她从最初拍照对焦不准，到用新媒体大量贴出自己的设计作品，模特身上的装扮与背景中农家摆放凌乱的仓库既一贯，又不协调得古怪。这种令人感到不快和惴惴不安的诡异(弗洛伊德所谓the uncanny)相当吸引网络用户的目光。

　　“最先启发她的是一张女子卖身求包养的图片。王守英尝试给自己贴上悲情标签，她在脖子上挂了一张纸牌，写着“怀才不遇”四个粗体字，找到村里一段碎石子路，双膝跪行。这段手机拍下的模糊视频传到网上，像她之前写的言情小说，凄惨却没有卖点。无人问津。她又选择上电视。山东一家情感综艺节目给了她机会。王守英走上台，讲述了自己的感情困惑，节目里，她穿了一套挂满破碎布片和饮料瓶的衣服，自称“仙女王守英”。节目嘉宾和现场观众的嘲讽不加掩饰，但她似乎反而得到鼓励。她质疑主持人不够专业，并批判中国时尚界毫无创意。”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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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人、行为极端者、公开表达自恋者，在自己所居住的乡村遭到排斥，在电视媒体上出现时，会让观众换台。但在网络时代，持续使用夸张语言、以显得可笑或令人不快的方式曝光自我、人与周遭环境不协调，正是在互联网上得到机会、吸引注意力的秘诀。庞麦郎的歌曲《我的滑板鞋》和《摩的大飚客》在炒作下能广为流传，被称为互联网上的洗脑神曲，恰恰是因为其方言口音和低级演唱技巧与电子歌曲和说唱风格之间不协调，引爆注意力和笑点，适合“随手转发”的生态。庞麦郎的成名，事实上也并未遵循草根明星选秀比赛模式，而是依赖于网络：一位叫主席的媒体人，写了《“庞麦郎”在两个世界的两次爆红》，他描述，早在2013 年，网络音频论坛、弹幕视频网站上便大规模流行过庞麦郎的一首《摩的大飙客》，恰是因为它可笑，能作为素材，让这些网站用户改编成其他搞笑视频，也适合评论。

　　第一次成名的庞麦郎，可谓一个音乐表情包。而他的第二次爆红，则有赖于音乐公司的网络运作——他们也以网络为运作他的主要平台。根据《人物》报道，华数公司 “6名企宣，24小时3班倒，买“摩擦”、“时尚时尚最时尚”的关键词搜索，把歌曲热度顶上去;请大V段子手写段子造势”;另一个经营庞麦郎的公司，则是虾米网在线音乐平台。无怪乎邀请庞麦郎以一天两万的价格演出的，是电子游戏展会Chinajoy。

　　这是互联网时代的注意力反转。“当地”的怪人，在自我经营或推手的投资炒作下，能够成为网络红人。“90后”王守英刻意使用网络语言，学习网络自我炒作技巧;生于70年代的庞麦郎则认为自己有才华，网络上的喧哗只是他出名的助力，或者是影响他声誉的噪音。

　　互联网与新媒体带来对外部世界和”国际“的知识，也令人产生一步之遥的幻觉。网络时代让他们在能够把握迷人之物前，已经熟悉了它，有了虚拟的面对面，似乎自己与它之间只有身体到电脑屏幕那四十公分的距离——无论那迷人之物是滑板鞋，还是名气和国际音乐世界。

　　可谓网络时代的疆界辩证法。这个时代所谓“底层”与“农村青年”生活在日常生活与网络生活的复合体中，后者经过汉语的过滤，但似乎能够到达、本身也已经意味着国际。而他们视国际为想象的故乡和可以依靠的公理，对抗、裁决否定自我、令自我成功具备难度的现实——对抗这些“有才华的世界公民”身在的中国。现实是幻觉的阻碍。现实只作为现实的难题存在。

　　七搓澡式批评

　　“庞麦郎事件”中，大众对《人物》报道异常强烈的批评耐人寻味。有些人说报道是对庞麦郎的刻薄嘲笑，有人认为有伦理问题或不客观，很多人在评价时情绪强烈到了审视记者动机，甚至人身攻击记者的地步。记者的资料广泛流传，她1994年出生，大学尚未毕业;有人评论说，她太年轻，或许不理解庞麦郎这样的农民对野心的追求和坚持梦想的难度，等她再成熟一些就好了。

　　这种大众情绪可以被称为是一种“时代感情”。它也恰恰说明，在今天，正如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如何理解和处理农民的问题，仍引起深重的焦虑。在中国的自我定义中，对农民与农民性的定义和评价长期居于国家发展叙事的核心，也成为伦理恐慌。

　　庞麦郎事件引发的争论，或许可以总结如下：报道是基本完全服从资本主义逻辑、契约关系、文明观的新一代中国人(记者)对前现代的无意识(糊涂又精明)反抗者(庞)的观看和评判，而“过渡中”的中国人(大多数观众)通过此事表达自己对现代或暧昧、或复杂、或批评的态度。记者对庞麦郎的不洁、不守信、不尊重他人财物【庞在采访中摔了记者的电脑】有本能般的反感，对这些在市场逻辑中不仅会被定义为缺陷、还招致人厌恶的特点，记者作了系统曝光。当记者描述庞麦郎对公司的背叛，她也隐然站在了投机资本主义的立场：投机者没错，错的是背信弃义者。而读者面对这篇报道时，说不清楚自己的不满，但是不满很强烈，那种不满中可能不仅有居高临下式的“该理解草根”的道德义务，还有更复杂的共情 — 代际和不同阶级之间现代化程度的矛盾，得到情绪上的表达。这次争论，可谓一场中国市场转型后生长的“文明人口”的心态与“前人”之争。90后是南巡讲话后成长起来，基本服从市场逻辑的“文明人”，读大学时就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杂志之一工作的年轻记者与庞麦郎在阶级上已隔得很远，可大多数读者身上都更有庞的影子，鞋底带有土地到写字楼、安阳到上海到纽约的尘土。他们辨识出庞麦郎身上似曾相识的绝望与野心，看到其中有真纯的东西，认为他坚持不易，也能够体会他生活的难度。他们对现代和资本主义逻辑有不满，不能接受报道以市场逻辑为正义。而他们说不清楚自己的不满来自哪里，就表达为“这个报道不客观”或者“他也许有精神病，你怎么能对他这样”。

　　导演贾樟柯长期拍摄县城生活，拍县城人与农民如何带着挫败感和说不清楚的生活期待漂泊在外乡。《人物》报道引发争论后，他的一条微博广为流传：“不要嘲笑别人的故乡，不要嘲笑别人的口音，也不要嘲笑别人的头皮屑。这些，你也拥有。”

　　我喜欢贾樟柯。但他恰恰说错了：这在90年代或许仍旧成立，但生长于市场转型之后全球化下的中国城市、少年游学的新一代，恰恰不再拥有他所指的乡土性。问题恰恰在于，不再分享这种乡土性的新一代，在使用自己确实相信的资本主义式文明逻辑分析着同样生活在中国的他人。社会学家常用“断裂”一词形容今天的中国，我以为这个词不准确，中国倒像是不均匀的复合体，根本异质的多个生活世界贴合在一起，这些生活世界各自享有不同的伦理，它们相互观察时，便产生荒诞与反感，正如产生欲望与失望。

　　在这个意义上，认为《人物》记者“不成熟”倒是一种过分乐观的对社会现实的回避——记者恐怕不是未经世事，而是观点不同。

　　也因此，“庞麦郎事件”相当值得深入思考，不应该像大多数时代热点一样被新的热点迅速碾压而过。《人物》杂志常做单个人物深访，也试图通过像《新年问地球 30人》这样的人物群雕刻画这个时代。这次由庞麦郎报道所导致的争论，倒极其成功地展现了时代心灵的群像。它是个很能折射出、并列中国当代不同类型心灵境况的事件，可以称之为很“此刻”的事件，这种机会很少有，得有像庞这种怪人的极端举动，和《人物》这种平台，才会有大的“社会情感”一瞬间激发出来，同时看到不同行为逻辑的并存。在这个意义上，这个事件比像上海新年踩踏那种事件能更多地说出社会的秘密。

　　非常有趣的是，读者对庞麦郎下的“病人”与“个性奇异”这两种放弃理解的诊断，恰恰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借助小说对时代作文化批评时流行的两种解释框架。

　　在今天中国的一流作家中，最致力于描写市场改革后中国的荒诞现实感，并且主动把以网络为主要传播渠道的社会新闻和情绪表达纳入写作素材的，是余华。近作《兄弟》与《第七天》都描写了改革前后中国的断裂，也写了今天中国不同阶级和地域间存在巨大差异的人口所演出的怪力乱神般的悲喜剧。就在2015年一月，余华的随笔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出版。同题是他于2007年作的一场演讲，他在演讲中说，如今中国，不同地区的同龄孩子就连“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这“令人震惊”。他描述如今“竟然”有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在演讲的结尾，他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历史双重的巨大差距里，可以说我们都是病人，也可以说我们全体健康，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今天和过去相比较是这样，今天和今天相比较仍然是这样。”

　　两种极端，指的是中国人既在过去五十年里经历了巨大变化，又在当下生存于断开式的、极其异质的社会。但是，对中国的巨变与撕裂表达的是震惊般的情绪，将当代中国诊断为集体患病，等于放弃理解这个不均匀的时代内部复合的逻辑，余华在《兄弟》与《第七天》中对中国也正是作了奇观般的展示。他充分展现——快速堆积 ——了当地中国的荒诞，但实际上不能理解历史变革与当代断裂的逻辑。

　　批评它，却是搓澡般的批判。

　　而用“个性说”来解释当代中国怪人的最知名作家，或许是刘震云。事实上，庞麦郎的特异所具备的戏剧感，几乎像从刘震云小说里走出的情节。刘震云好写执拗的怪人与世界作战。他将人物的执拗解释为天生的性格，没有原因，生来便是“怪人”“轴人”，遇到一桩意外后，现实的阻碍反而成为令他们追求更执著的动力，其怪其轴便爆炸开来。《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写了不同时代的两个人物，他们的共性是走遍天下也要找个能“说得上话”的朋友。在《我不是潘金莲》中，农妇李雪莲离婚后几十年中不断上访，为讨清白，宁肯不过日子。假如说《一句顶一万句》中，主人公的孤独感还为他们的激情提供了某些解释的话，《我不是潘金莲》中主人公像个蹦出来的石猴，她前半生平平常常，离婚后突然变了个人，说什么也想不通了，这让她与书中其他一切在日常生活中能想得通并变通的人物甚至无法交流。刘震云没有把执拗作为中国的普遍性格来塑造，而是讲它当成个人的天性，或是无法解释也无需解释的特异，特殊性成为文学化的前提。这种“个性说”，可以用《一句顶一万句》的开头，刘震云一段写铁匠老李和他娘之间矛盾的闲笔来概括：“老李他娘是急性子，老李的慢性子，就是他娘的急性子压的... [老李]长大之后，一个是慢性子，一个是急性子，对每件事的看法都不一样。” 都是“性子”所致。因此刘震云的这种执拗人物总是想不通，总是认死理，一根筋，一条道走到黑，常委屈，几乎不具任何反思性。他的小说能通过执拗人与现实的碰撞展现他们生活的难度，或是展示现实的不公，却无法提供任何结构性的解释，令读者真正理解人物追寻的动力。

　　在阅读众人对庞麦郎事件的评论时，我常常想到作家阿乙。在我看来，阿乙在一些中短篇小说，以及随笔集《寡人》中，贡献了目前国内对底层人物、狂人与怪人、失败者与偶然成功者欲望与心灵，最复杂和准确的描写，是比《南方人物周刊》或界面网报道更好的范本。《先知》和《北范》两个短篇描写的都是乡村科学家，阿乙的描述从未堕入病态说或个性论这两种舒服、简单的模式中，他让自己的主人公把探寻宇宙的奥秘当成崇高的事业，在展现狂热悲剧的同时，他也让这些狂人的追求灼烧故事中观察者的心灵。阿乙的这些小说既提供了他人的世界，又展现了通过理解他人的世界而反省自身的可能性。这恰恰是我们共同生活的美感、力度、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