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谏是门“技术活”——《资治通鉴》中的君臣之道

时间:2018-06-02 15:54:52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资治通鉴》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

《资治通鉴》的编撰,并非司马光一时的头脑发热,而是知识的累积、深思熟虑的必然结果,其中还饱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据史记载,赵匡胤、赵光义结束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统一中国之后,加强了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又由于佃户、庄客对地主阶级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减弱,生产积极性有了较大的提高,伴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大量荒地的开垦,农业生产跃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由此,带来了手工业生产的发达和商品交换活动的繁盛。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强烈呼唤着能与之适应的文化。

于是,理学、文学、学术、科学技术以及绘画等诸多方面的大手笔、大制作也就应运而生了。

在文史研究方面,也急需要编写一部具有相当学术水平,包揽古今,通俗易懂且便于初学的通史著作。

此一编纂目的,更与宋英宗、宋神宗这些"日有万机,何暇周览"的特别读者平时的阅读需求不谋而合。于是《资治通鉴》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问世了。

《资治通鉴》所述历史,上自周威列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计1362年 ,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历史上只有《史记》与之媲美。

在史事的叙述中,无论一事、一年、一朝代或一皇帝的某个片断,都可以当成一篇完美而生动的故事来看,特别是关于若干战争情况的介绍,不仅继承了《左传)、《史记》的优良传统,甚至是青出于蓝却胜于蓝。

其内容参考并选择了大量真实可靠的材料,其目的就是要向统治者提供高度清晰且又准确的"镜子"。

《资治通鉴》着重历代的政治史,所以写兴盛,也写败衰;写圣明皇帝,也写昏君庸王;写精明强干的宰相和敢于谏诤的大臣,也写奸佞贼臣和贪官污吏。

司马光认为,叙述国家兴衰、民众祸福,要使读者自择善恶得失,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那就不需要使用令人费解的褒贬之辞,即所谓的"春秋笔法"。

因此,《资治通鉴》善恶必书,无有讳隐,尤其是对统治者及统治集团中的丑坏事及各种罪恶行径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揭露与批判。

从某种意义上讲,《资治通鉴》也是一部以历史为镜子的进谏书,它反映了司马光"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的忧国忧民意识。

司马光于《资治通鉴》之中著录了诸多臣民直谏、君王纳谏之事,还有不少评论直谏与纳谏之道的言语,既反映了司马光对于君臣关系的一种清晰的认识,以及反复强调的坦诚为公之道和极力抨击君臣之间相互欺诈、相互蒙哄的恶劣行径。

同时,也表明了司马光以纳谏和用人为君道之本的鲜明见解。

贤明的君主不仅善于纳谏,重要的是可以用谏,即将大臣合理的建议、规劝落实到施行仁政的治国方略之中。

对臣子的谏诤之言,能够作为鉴戒,当成镜子,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相反,于谏诤之言置若罔闻,或严辞拒绝,或故意我行我素,结果,则是身亡国败。

历史上该种类型的君王甚多,如果不将他们的行为进行系统的总结,就无法昭示后来的有国者。

书中记载,周显王四十八年(公元前321年)录孟尝君门人公孙戌怀私念而进谏,孟尝君不计较他的私念却采用了他的谏言。

接着,孟尝君在门板上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有能扬文(按,孟尝君姓田,名文)之名,止文之过,私得宝于外者,疾入谏!"| 点击下面空白区域查看孟尝君纳谏典故

孟尝君代表齐国前往楚国访问,楚王送他一张象牙床。孟尝君令登徒直先护送象牙床回国。登徒直却不愿意去,他对孟尝君门下人公孙戌说:"象牙床价值千金,如果有一丝一毫的损伤,我就是卖了妻子儿女也赔不起啊!你要是能让我躲过这趟差使,我有一把祖传的宝剑,愿意送给你。"公孙戌答应了。他见到孟尝君说:"各个小国家之所以都延请您担任国相,是因为您能扶助弱小贫穷,使灭亡的国家复存,使后嗣断绝者延续,大家十分钦佩您的仁义,仰慕您的廉洁。现在您刚到楚国就接受了象牙床的厚礼,那些还没去的国家又拿什么来接待您呢!"孟尝君听罢回答说:"你说得有理。"于是决定谢绝楚国的象牙床厚礼。公孙戌告辞快步离开,还没出小宫门,孟尝君就把他叫了回来,问道:"你为什么那么趾高气昂、神采飞扬呢?"公孙戌只得把赚了宝剑的事如实报告。孟尝君于是令人在门上贴出布告,写道:"无论何人,只要能宏扬我田文的名声,劝止我田文的过失,即使他私下接受了别人的馈赠,也没关系,请赶快来提出意见。"

这正是司马光肯定孟尝君能够用谏的原因。

所以于此事之下司马光发表评论说:"只要属下的谏言有道理,或者是善良的,就可以采纳却不必计较其中隐含着的私心杂念及其欺诈巧伪。而对于尽忠无私的谏言,更应该虚心听取,认真采纳,并且迅速付诸行动。"

对于汉光武帝拒谏之事,司马光则表现了极大的惋惜,虽然他十分推崇东汉的这位开国之君,却能实事求是,有褒亦有贬。

事情是这样的:大司徒韩歆好直言,无隐讳,光武帝往往很难容纳接受。一次,韩歆在光武帝面前进谏,言辞刚切,这就引起了光武帝的极大不满,于是撤销了韩歆的官职,直至将其放归田里。

然而事情并没有因此而止息,光武帝依然耿耿于怀,又专门派出使者带着诏书去乡里谴责韩歆,韩歆一气之下,和儿子韩婴同时自杀。

这是一件十分严重的拒谏事件,司马光于此大加鞭挞,指出:从皇帝、朝廷或国家的立场上来看待人臣的进谏之言的,切直之言能给人臣带来多大利益?但只要人君采纳了这切直之言,对国家会造成怎样的好处!

正由于切直之言可为国家带来福利,所以贤明的君主就应该日夜追求,甚至担心听不到或听到的很少。

常言道,"苦口良药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遗憾的是,韩歆这剂猛药竟遭光武拒服,甚至以直谏而死。

这里,司马光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敢于直谏的大臣,还必须善于进谏,只有善于进谏,才能减少仁明之君的过错,而使国家得到更多的益处,进谏者也就不会有罢官、杀头之虞了。

"不以无过为贤,而以改过为美"。它不仅对帝王、人臣有警醒作用,对人们的品德修养也颇有借鉴作用:能够纳谏,用谏的君王无疑是仁明之君。

《资治通鉴》之中,也记录了不少谏诤的言论。其中揭示了人臣的臣节,反映了人臣的忠心,也能够让读者看出何谓贤明之君、何谓愚昧之君。

同时,也向为人臣者提出了一个进谏的问题。司马光认为,人臣进谏是"臣节"的表现,是为臣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但必须随机应变,明哲保身,才能取得最理想的效果。

这些谏诤的记录中,既揭示了人臣的臣节,也反映人臣的忠心,同时,也向为人臣者提出了一个进谏的问题:

怎样进谏才合适呢?

进谏,至少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梁臣贺琛的方式:言词委婉,于百般恭维之后,才提出一些谏诤的事情。司马光认为此法不可取,他说:谏诤既要看对象,也须讲究方式和方法。

贺琛的进谏内容不仅揭露了当时剥削严重、风俗淫侈、官无廉耻、法尚苛刻诸种弊端,同时提出了反对浮华、倡行节俭、黜退奸佞、息事省费等意见。

贺琛的谏言一下子点到了梁武帝的痛处,这几乎是对朝政的彻底否定。梁武帝早就按捺不住愤怒的心情,还没等贺琛说完,就气势汹汹地一个质问接着一个质问,用尊位、权势压制住了贺琛。

贺琛进谏之前没有认真分析武帝的情况,准备不太充分,匆忙上阵,很快就以失败告退,从此之后,噤若寒蝉,朝廷一片沉寂。

第二种方式的杰出代表,就是唐太宗时期的魏征。因为魏征遇见了比较开明的君主,所以他能够直言进谏,而勿须转弯抹角绕圈子。

大多数正确的意见都能被唐太宗所采纳,基本上形成了良性循环,这就进一步刺激了魏征及诸多大臣的进谏,借以表达对皇帝的忠心和对民族、国家的负责精神。

唐太宗和魏征这种和谐的君臣关系比较少见,因而人臣的进谏,必须讲究策略、手段。

讲究手段策略的谏诤,首推刘邦的重臣张良。

司马光不大相信"诸将谋反"之说。换句话讲,司马光觉得"谋反"之说是张良故意地在危言耸听,因而断言这是张良在因事纳忠,为"善谏"的妙法。

在叙述历史事实的过程中,司马光感觉到刘邦登上帝位之后,有"数用爱憎行诛赏"之行为,于是就有了张良十分有策略的劝谏。由于注意了方式方法,张良的进谏也就顺畅地被刘邦接受了。

"张良为高帝谋臣,委以心腹,宜其知无不言;安有闻诸将谋反,必待高帝目见偶语,然后乃言之邪?盖以高帝初得天下,数用爱憎行诛赏,或时害至公,群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纳忠以变移帝意,使上无阿私之失,下无猜惧之谋,国家无虞,利及后世。若良者,可谓善谏矣。"

翻译:张良作为高帝的谋臣,被当做为心腹亲信,应该是知无不言,哪有已经听说诸侯将要谋反,却一定要等到高帝眼见有人纷纷议论的时候,然后才述说这件事的道理啊!这是由于高帝刚刚得到天下,屡次依据自己的爱憎来诛杀封赏,有时候就会有损于公平,群臣因此往往怀有抱怨和感到自己有危险的心理。所以张良借着这件事进送忠言,以改变转移高帝的心思,使在上者无偏袒私情的过失,在下者无猜疑恐惧的念头,国家无忧患,利益延及后世。像张良这样,可以说是善于劝谏的了。

人臣进谏是"臣节"的体现,是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但必须随机应变,使进谏取得最理想的效果。这样就使忠的形式更加完美,进谏质量大为提高。

司马光认为人臣(尤其是功勋之臣)一定要懂得"归功主上",懂得急流勇退。

人臣不伐功,是一种忠君的行为;人臣的明哲保身,可以减少君主由于情感的因素对臣下进行的错误处置和不应有的诛杀,实质上依然为一种忠君行为;人臣亦可腾出官位,功成身退,让更适合的人去行使国家的职权,对朝廷做新的贡献,这还是一种忠君行为。

综上所述,《资治通鉴》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介绍、讨论、研究为君为臣之道,《资治通鉴》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是由于它全面认真甚至系统地总结了宋以前历朝历代的统治经验和各种教训。

从《资治通鉴》来看,好的君王、坏的君王的形象是具体的、可感的。

维护封建的等级制度就必然要对人君、人臣分别提出不同的要求,要让人君讲究君道,人臣讲究臣道;君应该是明君、贤君,臣应该是贤臣、忠臣,这也是典型的君君、臣臣之意。

君君、臣臣就可以适应统治的需要,就能够使国家安定、民族富强。

来源:云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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