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胡愈之简介生平经历 胡愈之写过什么书

时间:2018-02-28 14:52:18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胡愈之,原名学愚,浙江上虞人,1896年9月9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三)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其父为清末秀才,赞翊维新,热心创办新学,民国后曾任县教育会长和首届县参议会议长。在父亲影响下,他自幼就读了谭嗣同的《仁学》等书,关心时事,认真阅读新书报。父亲和家庭的关怀使胡愈之自幼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从而打下了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1910年,胡愈之从县高等小学堂毕业,次年越级考入绍兴府中学堂实科二年级,时鲁迅先生在校任学监,因而结下师生之谊。但下半年因患伤寒至1912年大病始愈,他不愿降级回绍兴府中学堂,改入杭州英语专科学校,为考清华和留学欧美做准备。半年后学校因学生太少而停办,这时家境衰落,父亲要他学好中文,准备就业,于是跟随绍兴名宿薛朗轩学习中文,薛老师为人和治学都给胡愈之很大影响。1914年10月,胡愈之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练习生,是年十八岁。

作家胡愈之简介生平经历 胡愈之写过什么书

  练习生的工作十分艰苦,编排校印各种杂务都得干,胡愈之正是从什么都干中熟悉了出版工作的全过程。第二年,胡愈之专门从事《东方杂志》的编辑工作。当时的《东方杂志》还是一个资料性刊物,主要由编辑选译一些国外的政治、经济、学术、科技等资料,投稿很少。工作的需要,使胡愈之走上了刻苦自学的道路,他进夜校学习英语和世界语,并挤时间到商务的东方图书馆读书。1915年开始,他就用英语和世界语翻译资料,到1920年仅在《东方杂志》就发表了他著译的文章三百余篇,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科技等多方面,这表明他结合工作自学,学识有极大的提高。他在1920年3月发表的《相对性原理和四度空间》一文,证明他是最早把“相对论”介绍到中国的学人之一。他的翻译能力,曾得到胡适的赞赏。20年代初,胡愈之已是一个出色的编辑、记者和著译者,成为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的主要编辑。

  胡愈之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是世界语运动的积极推动者,1915年他在报上发表第一篇文章:《世界语在学术上之地位》,就是宣传世界语的。他与许多国家世界语者建立了通讯联系,并担任了环球世界语会的上海代理员。他和上海的世界语者重建了上海世界语学会,并任学会的领导,还与学会同人共同创办世界语函授学校和世界语刊物《绿光》。五四运动中,胡愈之作为商务编译所的职工代表,参加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在五四前后,他还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他和沈雁冰最早在商务提倡用白话文,促进商务革新。他还参加了文学研究会,与郑振铎共同编辑《文学》旬刊,推动新文学的发展。他还与同乡一起创办了上虞第一张报纸《上虞声》,在家乡传播新思想。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胡愈之和商务同人郑振铎、叶圣陶等一起创办了《公理日报》,作为反帝爱国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他负责出版的《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发表有他的《五卅事件纪实》长文,指出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要求独立与生存的大抗争的开始”。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商务工人是起义的重要力量,胡愈之积极支持工人的起义,并在起义胜利后,作为上海编译出版工会的代表出席上海人民代表大会。但这时却发生了“四一二”政变,4月13日,胡愈之在宝山路上目睹了国民党军队残酷屠杀工人群众的暴行,义愤填膺,当晚就写了一封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议信,邀请郑振铎等几位好友共同签名,即送《商报》公开发表。这一行动后来被周恩来同志赞为“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胡愈之的抗议信引来了反动派对他的忌恨,为免遭迫害,他不得不于1928年初流亡法国,进巴黎大学学国际法,还进新闻专科学校学新闻。在学习的同时,他对欧洲各国社会状况做深入调查,并曾到英国、比利时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当时正值世界资本主义发生严重经济危机,胡愈之更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促使他潜心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对欧洲现实的考察和深入理论探索,胡愈之抛弃了对资本主义的幻想,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1930年底,由于法郎对中国银元比价上升,使留学经费难以为继,胡愈之决定从陆路经苏联回国,在苏联世界语学会的帮助下,他在莫斯科逗留了七天,参观了工厂、农场、学校、托儿所、商店等,接触了各方面人士。刚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联,显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更坚定了他社会主义救中国的信心。1931年2月,胡愈之回到上海,不久就写下了《莫斯科印象记》。此书冲破国民党政府封锁,真实地报道了社会主义苏联的进步与成就,受到广大进步青年的欢迎,一年之内就再版了五次。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胡愈之立即著文提出了绝交宣战的抗日主张,他在《生活》周刊上的文章,有预见地指出:“日本对我国东三省的强暴侵略行为,亦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1932年“一二八”,日寇进攻上海,商务被毁于战火而停业,胡愈之进了法国哈瓦斯通讯社在上海的远东分社,任该社中文部编辑和记者。8月商务复业,胡愈之以承包方式主编《东方杂志》,他在复刊词中指出:“以文字作分析现实指导现实的工具,以文字作民族斗争社会斗争的利器,我们以此求本刊的新生,更以此求中国知识者的新生。”《东方杂志》成为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阵地,但却不见允于统治当局,仅半年胡愈之就被解雇而离开商务。

  共同的抗日愿望,使胡愈之和邹韬奋建立了亲密的友谊,离开商务后,胡愈之就积极为《生活》周刊写稿,并帮助邹韬奋创办了生活书店。1932年12月,由宋庆龄、杨杏佛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反对专制统治和营救爱国政治犯,胡愈之和邹韬奋一起参加了“同盟”的活动,均被推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反动派对“同盟”的活动恨之入骨,7月,特务在租界杀害了“同盟”领导人杨杏佛,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国,“同盟”被迫停止活动,邹韬奋也出国暂避,胡愈之因有哈瓦斯通讯社的掩护,得以留在上海。在革命事业不断遭受挫折,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胡愈之经受了考验,1933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党直接领导下,胡愈之全力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斗争。邹韬奋出国,胡愈之接替他担起了《生活》周刊编务和生活书店建设的工作。在反动派加紧文化围剿的情况下,他力图把生活书店建设成为坚强的革命文化堡垒,以更好地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他在《生活》周刊发表《民众自己起来吧!》赞扬福建人民政府,并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因此,《生活》周刊被勒令停刊。但他立即又请杜重远出面,登记出版《新生》周刊,以替代《生活》周刊。他又策划联络创办了《文学》、《译文》、《太白》、《世界知识》等多种进步刊物在生活书店出版,也使鲁迅等一大批作家和生活书店建立了联系。他积极充实生活书店的编辑力量,编辑出版社会科学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使生活书店迅速发展。

  1935年,日寇向华北进逼,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5月,《新生》周刊因登载《闲话皇帝》一文,日本侵略者借机挑衅,声言文章侮辱了日本天皇,要国民党政府查办,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令《新生》停刊,还判主编杜重远十四个月徒刑。胡愈之在“新生事件”中进行了积极斗争,揭露日本的侵略阴谋,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号召大家组织起来,掀起抗日救国新高潮。他在文化界积极串联,与沈钧儒、邹韬奋共同商讨成立救国会,他还通过杜重远共同做张学良将军和东北军人士的工作,争取东北军反蒋抗日。年底,上海文化界、妇女界等各界救国会相继成立,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也取得成效。“一二九”运动掀起了抗日救国新高潮,也使救国会组织迅速推向全国,1936年6月,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胡愈之没有公开担任救国会的职务,但却是实际上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10月19日,鲁迅逝世,由救国会组织治丧,胡愈之是治丧委员会的秘书长,是葬礼的具体组织者,使葬礼成为一次群众性的抗日游行示威活动,这反映了人民群众强烈抗日的要求,也表现了救国会的力量。1936年11月,南京政府悍然逮捕了救国会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位领袖,以镇压救国会的救国运动,这就是“七君子”事件。胡愈之是营救“七君子”的主要组织者。首先发动了广泛的群众抗议活动,利用一切可用的舆论工具,发表国内外声援“七君子”的函电,迫使当局不得不公开审判“七君子”。接着他又组织一批知名律师来为“七君子”辩护,在法庭内外都把反动派驳得理屈词穷。胡愈之还亲自写了《爱国无罪听审记》一文,深刻地揭露了反动政府迫害爱国人士的丑恶面目。最后,胡愈之又请宋庆龄、何香凝牵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入狱运动。西安事变之后,南京政府释放了“七君子”,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七七”抗战爆发,国共两党终于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上海也组织了有各方面人士参加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胡愈之被推为协会常务理事和宣传部副部长。协会主要领导由国民党市党部的人担任,以控制协会的活动,但也为共产党和左派人士公开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创造了条件。胡愈之参与创办了国共两党合办的《救亡日报》,他又以协会名义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由他任主任,组织进步记者提供新闻,又通过上海八路军办事处提供共产党八路军抗日的消息,编成新闻稿,向外国记者和华侨报刊发布,第一次为共产党八路军开辟了对外宣传的渠道。

  胡愈之还把救国会各方面的代表人物组织起来,每星期一晚上以聚餐形式在一起,共同商讨抗日工作,这个聚餐会在上海陷落后发挥了重大作用,就是通过他在租界开展了救济难民的工作,创办《集纳》、《译报》等报刊继续开展抗日宣传,还办了社会科学讲习所训练抗日救亡团体的骨干,也是通过聚餐会筹集了启动资金,胡愈之成立“复社”,出版了《西行漫记》,后来又在这基础上,出版了二十卷巨著《鲁迅全集》,创造了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

  1938年4月,胡愈之为筹集《鲁迅全集》出版经费而离开上海到武汉,周恩来同志要他留下参加国共合作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工作,他任政治部三厅五处处长,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由于国民党的限制,工作很难展开,但胡愈之以上海国际宣传委员的经验,与范长江和青年记者学会研究策划,以合作社形式成立国际新闻社,这是继《新华日报》后,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又一重要新闻机构。武汉陷落,胡愈之离开军委会政治部,到桂林开展抗日文化工作。胡愈之作为救国会代表,和广西当局建立了良好关系,被聘为广西建设研究会的委员和该会文化部副主任。他又把在桂林的救国会核心人物组织起来,搞了一个聚餐会,共同商讨发展桂林抗日文化工作。这时国际新闻社也搬到桂林,胡愈之作为领导人之一,积极出谋划策,使国际新闻社迅速发展,发出的新闻专论稿被全国各地报刊采用,香港分社还向海外华侨报刊供稿,编印了英文的《远东通讯》发往国外。胡愈之又代表救国会和广西建设研究会合作创办了文化供应社,担任编辑部主任,出版了《抗战建国辞典》,编了一套通俗百科知识的《国民必读》小型文库,文化供应社很快成了后方重要的抗日文化机构。胡愈之还为在桂林的生活书店和《救亡日报》做了许多工作。

  因形势变化,1940年7月下旬,胡愈之离开桂林到香港,不久应《南洋商报》之聘,到新加坡任该报编辑主任。南洋侨胞是爱国的,以陈嘉庚为首的南侨筹赈总会,为国内抗战筹集物资和人员作了很多贡献,《南洋商报》与陈嘉庚关系密切,胡愈之办报方针就是支持陈嘉庚和南侨筹赈总会,团结广大侨胞共同抗日。他到职后写的第一篇社论就指出:南洋和中国的敌人都是日本,广大南洋侨胞起来抗日,就是保卫中国,也是保卫南洋。胡愈之以爱国民主人士立场呼吁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要求实行民主改革,澄清吏治,开放言论。胡愈之所撰多篇社论道出了广大华侨的心声,使《南洋商报》销路大增,也推动了南洋华侨抗日民主运动发展,增进了胡愈之和陈嘉庚及广大侨胞的友谊。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胡愈之邀集文化界人士成立了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郁达夫任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办了青年战工干部训练班,开展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接着以陈嘉庚为主席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成立,胡愈之是执行委员兼宣传主任。在抗敌动员总会组织下,成立了数千人的华侨抗日义勇军,武装保卫新加坡。但英国殖民当局没有抗日决心,很快就向日军投降,1942年2月,胡愈之和文化界人士及爱国侨领不得不走上逃亡之路。

作家胡愈之简介生平经历 胡愈之写过什么书

  胡愈之辗转到了印尼苏门答腊岛西部叫巴雅公务的小镇,郁达夫等一些文化界人士也集中到这里,他们隐姓埋名住了下来,以酿酒和制肥皂来维持生活。胡愈之还把文化界的难友组成一个同仁社,共同学习印尼语言,了解印尼社会和历史,分析战争形势,互相鼓舞斗志。1944年2月,郁达夫真实身份被日寇发觉并受到监视,郁达夫叫胡愈之赶快离开,胡愈之由苏西转到苏东,在棉兰附近的完达山上住下,一直到日本投降,而郁达夫却在日本投降时被杀害了。

  1945年9月底,胡愈之回到了新加坡,国内正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他决定留在新加坡,开辟文化宣传阵地,团结南洋侨胞开展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靠侨胞帮助,他创办了新南洋出版社,先是代销国内的进步书刊,12月由他主编出版了《风下》周刊,刊物成为青年学习和认识世界最好的精神食粮。他还利用刊物办起了自学辅导社,帮助有志青年自学成才,编写自学课本,并请名家为学员批改作业,使参加自学辅导社的学员提高文化和政治素质,成为华侨青年中重要进步力量。在胡愈之努力经营下,新南洋出版社迅速发展,成为进步文化宣传阵地。

  1945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救国会是“民盟”成员组织,胡愈之作为救国会创建者和领导者,受“民盟”中央委托,在南洋建立和发展民盟组织。胡愈之和华侨知识界人士及爱国侨领都有密切联系,在他积极动员下,很快把华侨中进步爱国人士吸引过来。1947年9月底“民盟”马来亚支部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民盟”马来亚支部,胡愈之任支部委员,马来亚“民盟”成为接受共产党领导,坚决反对美蒋反动统治的重要力量。

  国内全面内战爆发,南洋的爱国民主势力和独裁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也日趋激烈,仅有的新南洋出版社和《风下》周刊已难适应革命宣传舆论的需要,胡愈之与爱国侨领磋商,决定创办一张大报,作为华侨爱国民主派的喉舌,以扩大革命宣传阵地。1946年11月,日出八大版的《南侨日报》诞生,胡愈之是董事和社长,负责言论方针和编辑事务,《南侨日报》颇有战斗力和吸引力,很快在南洋华侨中产生巨大影响,被读者誉为“民主堡垒”、“公众喉舌”。

  1948年4月,胡愈之到香港向党组织和民盟中央报告工作,这时英殖民当局颁布了“英属海峡殖民地紧急法令”,宣布马来亚共产党非法,也取消了“民盟”,胡愈之已不能回新加坡了。中国共产党“五一”发出了召开不包括国民党反动派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胡愈之奉命回党中央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48年8月,胡愈之与沈兹九离港北上,经韩国到大连,进入解放区,9月底到达党中央所在地平山西柏坡。党要他继续做统战工作,并为新政治协商会议做最初的筹备工作。胡愈之和已到解放区的“民盟”成员共同成立了“民盟”华北解放区第一小组,为迎接大批民主人士到来做准备。北平解放后,“民盟”总部迁至北平,成立“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胡愈之是“临工委”委员,受命筹办“民盟”机关报,1949年6月,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光明日报》出版,胡愈之为主编。胡愈之还作为“民盟”代表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和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是“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副主席、代主席,一直是“民盟”担负实际工作的主要领导。胡愈之还作为“民盟”代表参加历届全国政协,任常委和五届政协副主席。还被选为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六届人大副委员长。胡愈之还担任过出版总署署长,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长等政府领导工作。他也是外交学会、对外友协、世界语协会等人民团体的领导者,为人民外交和世界语运动发展做了许多工作。

  1986年1月16日,胡愈之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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