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香凝简介资料是谁的夫人 何香凝骂蒋介石并送裙子给蒋介石

　　何香凝是著名的女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原名谏，又名瑞谏，广东南海棉村乡人。1879年7月16日(清光绪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生于香港。何香凝父亲何炳桓，早年在香港药材店当店员，后为茶商，并经营地产，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大企业家。

　　何香凝童年时爱好读书，冲破家庭的重重阻力，设法学习文化，尤其喜听人们讲述反清的革命故事。她从小就以太平天国的女战士为榜样，反对缠足，曾多次剪掉母亲强给她裹的缠足布，表现了反抗封建束缚的精神。

　　1897年10月底，何香凝与廖仲恺在广州结婚。他俩志趣相同，感情很好。1902年秋，廖仲恺为了寻找救国真理，拟赴日本留学，何香凝变卖妆奁，为之筹集费用，以成其志。同年冬，她也东渡日本，于1903年初进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后转入女子师范学校预科。1906年秋，再次考进目白女子大学，攻读博物科。1908年改入本乡女子美术学校，在高等科学习绘画，并向当时的名画家田中赖章学画动物。1910年秋，在美术学校毕业。

　　1903年春，何香凝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并先后和留日的革命青年赵声、秋瑾及黎仲实等人往来密切，加上受到当时革命思潮的推动，勃发了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思想。1905年8月7日，经孙中山、黎仲实介绍，参加中国同盟会，成为最早加盟的女会员，从此积极从事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她的东京寓所是革命党人的通信联络站和聚会场所，孙中山经常和党人在那里集会，商议和策划革命工作。何香凝则一身担任了许多联络和勤务工作，如收转信件、看守门户、照料茶饭、掩护同志等等。同时，还按照孙中山的指示，与廖仲恺等向海外华侨宣传反清革命，驳斥康、梁的谬论，和保皇派进行斗争。她热情洋溢，不辞劳苦，踏实工作，深受孙中山以及留日革命学生的敬重和信赖，被亲切地称为“奥巴桑”(日语，意为老管家、老太婆)。

　　1911年2月，何香凝在“黄花岗之役”前不久回到香港。辛亥革命后，廖仲恺在广东省军政府工作，何香凝随同到了广州。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她离开广州，亡命日本。1914年，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此后即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袁和护法运动，她在东京留日学生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联络活动。为了动员北洋海军参加护法，1917年她又在上海从事海军家属的发动工作。

　　1921年夏，孙中山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时，何香凝同宋庆龄在广州发动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宋为会长，何担任总干事，带领慰劳队亲临广西梧州前线慰问。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事变前夕，廖仲恺于14日应陈电邀前往惠州，甫抵石龙即遭扣留，旋被囚于石井兵工厂。何香凝四处奔走，多方营救。廖仲恺于8月19日脱险后，两人设法离开广州，到上海与孙中山会合。

　　孙中山在多次革命失败以后，1924年1月于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毅然改组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实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何香凝坚决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忠实执行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国民党改组后，她被选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兼管广东省妇运工作。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她积极推进妇女群众运动，一面开办劳工妇女日校、夜校及贫民妇女医院等文教福利事业;一面又创办妇女运动讲习所，出版《妇女之声》旬刊，大力向妇女群众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主张，号召全国妇女参加民主革命，共同为建立新国家而奋斗。同年秋，英帝国主义代理人陈廉伯发动商团武装暴乱，在平乱斗争中，她组织人民救护队，赴广州西关区救护伤员;并筹措经费，抚恤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家属和慰问受伤的工人。

　　1925年1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重，何香凝闻讯，兼程入京护理。孙中山病危时，她含着眼泪表示：“此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誓必遵守。”孙中山当时紧紧握着她的手，以断续的声音向她道谢。孙中山临终口授遗嘱，她是当时在场的证明人之一。

　　孙中山逝世后，何香凝于同年5月回到广州，和廖仲恺一起为贯彻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努力。6月，为了镇压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阴谋叛乱，她奔走各地，筹募经费，慰问战斗中受伤的士兵。广州沙基“六二三”惨案发生后，她领导广州妇女组织救伤团及慰问队，亲往现场救护和慰问伤员;还组织讲演团，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7月，她专为参加省港大罢工的女工和工人家属创办了“罢工妇女工读传习所”，日做工，夜学习，既保证了生活，又提高了政治思想。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对坚决贯彻三大革命政策的廖仲恺等极端仇恨。这年8月20日，何香凝伴同廖仲恺去参加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在中央党部大门前遭到反革命暴徒的狙击，廖仲恺当场遇难。何香凝目击一切，悲愤已极，“哀思惟奋酬君愿，报国何时尽此心”，立志要和国民党右派斗争到底，表示“苟利于国，则吾举家以殉，亦所不惜”。

　　廖仲恺牺牲以后，何香凝更加坚决地为维护三大革命政策，实现孙中山遗志而勤奋工作。她引用廖仲恺的话向大家宣布：“想要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更非注意于最有革命力量的工农阶级不可。”并明确指出：“国内民众，十分之九既是工农，不求工农解放，焉能有巩固之国家，安能把帝国主义之压迫根本推翻?”1925年10月，她发起组成援助海丰农民自卫军筹备会，大力支援农民运动;又创办军人家属妇女救护员传习所，积极进行对东征军人的救护工作，还亲赴惠州前线，慰问国民革命军。12月，她发起组织中国各界妇女联合会，以期集中全国妇女力量，致力于民主革命。在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她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继续担任妇女部部长。在领导妇女运动中，她特别强调知识妇女，“必定要与大多数的农工妇女联合起来……同立于一条战线之上”，才能求得解放;并指出国民革命是妇女的唯一生路，号召妇女努力投身于国民革命工作。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很快地消灭了长江以南的军阀势力，掀起了全国的革命高潮。何香凝积极地参加了北伐革命战争。她组织慰劳队和救护队，随同北伐军出发，先到南昌进行慰问与救护活动;年底转赴汉口，开展妇女群众运动。她同共产党人邓颖超等共同制订了妇女运动的规约，并经过共产党人和大家的努力，把规约中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及男女都有遗产继承权等项，在汉口地区一度付诸实行。此外，她还同宋庆龄发动慰问伤兵运动和策划战时救济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

　　早在北伐战争以前，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就制造“中山舰事件”，逮捕共产党人李之龙等。何香凝听到消息，立即冲过重重阻挠找到蒋介石，当面指责说：“孙先生和仲恺的尸骨未寒，北伐也正在开始，大敌当前，你们便在革命队伍里闹分裂，何以对孙先生?何以对仲恺?”同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排挤和打击共产党人。何香凝严正地斥责蒋介石的叛变活动，指出这个提案是违背孙中山革命真意的，是反共、反俄，对工农不利的行为。她和彭泽民、柳亚子等向右派分子提出强烈抗议，作了不调和的斗争。之后，何继续坚持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明确表示：共产党“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同他共同奋斗，向敌进攻，完成国民革命”。她把切实贯彻“扶助农工”政策，视为当时“刻不容缓之要图”，指出：“农工占我国人口十分之八九，其所受之压迫与痛苦独深，如农工之痛苦一日不解除，即革命一日无成功之望。”她为维护三大革命政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何香凝的思想一度处于矛盾状态，但时间很短，她很快就走上同中共携手合作的道路。这期间她先是回到广州，专心创办仲恺农工学校，“思树立解放劳动群众运动之基础”;并曾在1928年亲赴菲律宾及南洋群岛，以卖画为该校筹集经费。随后，她毅然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并于1929年离开广州出国，先赴伦敦，后到法国，居留于巴黎郊区的里拉顿岛，天天作画自娱，“亦以备将来为换米之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于同年12月从国外回到上海。她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痛心疾首，发表了《对时局之意见》，斥责蒋介石专制政策的罪恶统治，提出切实执行三大政策，挽救民族危亡及支持人民群众救国运动的主张;并郑重宣布：此后坚决辞去中央委员职守，努力尽国民一份应尽的责任。她和几个不肯为国民党政府效劳的战友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等，组成了“寒之友社”，经常在一起作画题诗，抒发积愤。她还举办“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将原为办理仲恺农工学校而积存的书画，“悉数变价出售，并以售得之款为反日救伤工作费用”。

　　1932年1月，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何香凝兴奋得热泪满衿，表示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抗日战争。她不顾身体多病，积极向市民宣传抗战;致电海外爱国华侨呼吁援助;亲到南京找蒋介石，要求给抗日将士发军饷;四处奔走，为十九路军征募军用品和慰问品;同宋庆龄一起筹划救济工作，创办了伤兵医院，并经常到医院去进行慰问。

　　经过“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以后，何香凝更清楚地认识了蒋介石的丑恶面目。1935年，她把自己的一条裙子寄给蒋介石，并附如下的一首诗：“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强烈地鞭挞了蒋的退让妥协行径。

　　何香凝始终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忠诚拥护者，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响应者。早在1934年4月，她就与宋庆龄等数千人签名公布了《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提出“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一切海陆空军立即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的主张，要求开展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1937年2月，又同宋庆龄、冯玉祥等十三人联名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案》。同年春，何热诚支持沈钧儒、邹韬奋等人组织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担任了救国会的理事。这年6月，还同宋庆龄以及上海文化界人士共同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抗议蒋介石非法逮捕沈钧儒等“七君子”，并在所发表的宣言中严正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要抢救这危亡的中国。我们不能畏罪就不爱国，不救国。”号召全国人民“都为救国而入狱”，从此“再不能害怕敌人，再不用害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9年3月，何在香港著文明确指出：只有切实按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精神，并要不折不扣做去”，才能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 此时，她常对人说自己是“民国十三年的国民党员”，表示她是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员，而不是反动的国民党员。1942年在桂林的一次民主人士集会上，与会者约定每人留言纪念，她写的一句话是：“坚决实行三大政策，每饭不忘。”

　　何香凝爱国情深，抗战信心坚定不移，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和制造分裂的活动。1938年底，汪精卫投敌叛国，就在汪发出艳电的次日，何香凝立即写文怒斥汪“不特民族气味全无，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尽”，要求对汪严加惩办。她认为汪投敌后，“敌友之界线既明，抗战之信念益坚”，并指明汪的所谓“防共”，“就是灭华……共同防共，实际上是请人灭华”，与此同时，她在共产党人的帮助、启发下，接受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主张，不仅加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而且增强了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决心。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她立即同宋庆龄等联名通电，严厉斥责破坏团结抗战的蒋介石，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

　　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何香凝为抗议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为，坚决拒绝到重庆去。1937年冬，她为了避开日本帝国主义的迫害，从上海迁居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于1942年2月离港经海丰登陆，转赴韶关;同年7月，迁居桂林;1944年夏，再转移到平乐县的八步。不论流亡到何处，她总是积极从事抗战宣传，并为抗日战士筹募医药、衣物及款项。她带着一家妇孺，靠卖画度日，备尝艰苦。尽管如此，她从不接受国民党反动派的任何馈赠。1942年，蒋介石派人到桂林，送去一百万元支票和请她到重庆去的信，她在信封后面写上“闲来写画营生活，不用人间造孽钱”的批语，原封交来人退回。

　　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何香凝从1942年定居桂林起，就经常与李济深、李章达、柳亚子、蔡廷锴、李任仁、陈此生等人接触，要把国民党的民主派组织起来。1944年移居八步后，仍继续酝酿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问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何对蒋介石坚持卖国、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深表愤慨，更加积极地号召、组织国民党内的民主力量，并和陈此生等草拟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章程》，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实行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同年11月，何从八步东下，经梧州抵广州，沿途与有关人士进一步会商，随即着手筹备建立组织的工作。1946年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在广州正式成立。不久，为避开蒋介石的迫害，何香凝随该会中央机构迁至香港。这时，何香凝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且表明了自己的坚定态度，她表示要搞就必须与共产党合作，如再搞分裂，就不干了。此后，她积极联合反蒋人士扩大民主促进会的组织。她在香港的住处，成为拥共反蒋的进步人士聚会场所。1947年11月，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何香凝在大会开幕的讲演中，宣布奋斗的目标是要真正的三民主义，实行三大政策，并号召大家诚心诚意地为继承孙中山未竟之志而努力。1948年1月，她终于和其他反蒋的国民党员及组织联合一致，组成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48年5月，何香凝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的民主人士一起发表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五一”号召，声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9年4月，她由香港到达北平。6月，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何香凝能作旧体诗，擅长国画，尤工画虎和松、梅。她写诗、作画，署名“双清楼主”。她的文学艺术活动，是和她的革命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她的诗词和绘画作品，有相当多的数量反映历史的重大事件。

　　全国解放以后，何香凝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等职。

　　1972年9月1日，何香凝因病在北京逝世。遗体安葬于南京孙中山陵侧，与廖仲恺合墓。著作编为《双清文集》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