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侨支援抗战的爱国事迹 海外华侨心系祖国的事例

　　抗战前夕，侨居海外的侨胞约有1000万人左右，历史的原因使他们远离祖国，浪迹海外，他们素以爱国爱乡闻名于世。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爱国侨胞同祖国人民一道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积极投入祖国的抗日救亡斗争，毁家抒难，捐献物资，回国参战，血洒疆场，维护抗战大局，对日经济制裁，在中华民族自卫战争史上，写下极为辉煌的一页。

　　九一八事变以来，海外侨胞即组织了两千余个抗日救亡团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声援祖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之危，抗日救亡的洪涛席卷了华侨聚居的所有区域，各地华侨在大力敦促国民政府出兵抗日的同时，迅速集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纷纷建立和壮大抗日救国组织。

海外华侨支援抗战的爱国事迹 海外华侨心系祖国的事例

　　南洋华侨人口最多，其抗日斗争对海外侨胞的抗日救亡运动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卢沟桥的枪声打响后，马来亚(今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荷印(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暹罗(泰国)等地华侨救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竞相问世，并以空前的规模走向组织上的集中，使南洋地区成为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主要阵地。

　　马来亚新加坡华侨不顾英国殖民当局的阻禁，纷纷组织筹赈会，援助祖国抗战。著名侨领李俊承、叶玉堆、周献瑞、李光前、陈六使、陈延谦等人于七七事变后立即拜见陈嘉庚，请其出面领导南洋华侨的抗日救亡工作。陈嘉庚毅然应允，随即联络中华总商会，由总商会同当地政府疏通，于沪战开始第二天在新加坡召开了有118个侨团代表参加的侨民大会，成立了南洋地区第一个有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的统一的华侨救亡团体——“马来亚新加坡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任主席，下设分会三十余个。继之，马来亚12个区的华侨经过联络和协商，成立了“华侨筹赈会”，下设分、支会机构207个。马来西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的抗战工作普遍开展起来。为进一步统一该地区华侨抗日救国活动的领导，在陈嘉庚的倡议下，10月10日各区代表百余人在吉隆坡举行集会，议定设立“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会通讯处”，作为领导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日常办事机构。陈嘉庚被推选为通讯处主任。此外，马来亚还成立了两个颇有影响的抗日救亡组织，一是“马来亚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由“马共”领导，会员约三万人，基本群众达四十余万人;一个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新加坡队，队员达万余人。这两个组织对发动华侨踊跃捐输，组织华侨抵制日货，支援和配合组织华侨机工回国服务以及开展抗日救国宣传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菲律宾和荷印，7月16日马尼拉中华商会召集国民党马尼拉分部、广东会馆及各文教团体、行业组织和社会集团举行联席会议，组成“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简称“抗敌会”，侨领李清泉任主席，杨启泰、薛芬士任副主席，下设分会二百一十余个，遍及菲律宾各地。8月2日，荷印巴达维亚一百一十余个侨团联合成立了“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由邱元荣任主席，庄西言任副主席，该会下属34个团体会员，分布荷印各地。在缅甸，8月5日，仰光成立了“缅甸华侨救灾总会”，陈占梅任主席，下设抵制日货总会、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等五个办事机构，负责各项具体抗日工作，并在缅甸各埠设立一百三十余个分会。在暹罗，当地华侨在原“反帝大同盟”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了“暹罗华侨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接着，又在侨领蚁光炎的支持下，各界抗日救国会成立了“暹罗华侨慈善筹赈会”，蚁光炎任主席，许侠任总务主任，发动侨胞开展抗日筹赈活动。在越南，各地华侨也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华侨救济兵灾慈善会”等各种抗日救国组织，最后于1938年初统一为“华侨救国总会”，并在柬埔寨、老挝等地区建立了35个分支机构，进行劝募救国公债和捐款、推行根绝日货运动、介绍专门人才回国服务、扩大宣传救国运动等。

　　南洋华侨普遍建立的抗日联合团体及其开展的爱国活动，促进了南洋各地华侨进一步走向联合和统一。1938年夏，印尼侨领庄西言、菲律宾侨领李清泉先后致函陈嘉庚，建议组织南洋华侨救亡斗争的最高组织，以统一组织和领导南洋各地华侨团体的筹赈工作，更好地发挥华侨的整体力量，得到陈嘉庚的同意。同年10月10日，南洋各地45埠的华侨救亡团体代表168人在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支持下于新加坡召开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办事处设于新加坡，陈嘉庚任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任副主席，侯西反、李铁民、陈占梅、李光前、周献瑞、陈延谦、陈三多、李振殿、陈振贤等16人为常务委员。“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实现了跨国家、跨地区抗日救国组织的大联合。

　　欧洲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的较早。在七七事变前，英、法、德、荷、比、葡、瑞士等国都建立了以各国首都为中心的全国性华侨抗日救国组织。1936年9月，在陶行知、钱俊瑞、陆璀、黄琪翔、胡秋原、陈铭枢等人的推动下，成立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欧抗联会”，参加“抗联”的有四十余个抗日救国组织。1937年9月18日，全欧抗联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援助抗战救灾募捐》、《组织华侨回国参战服务团》等决议案，发表《告世界人士书》，呼吁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从精神上物质上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此次会议，标志着全欧抗联组织的进一步加强。自此，欧洲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得以蓬勃发展起来。

　　美洲侨社的抗日组织原已发展到相当规模。卢沟桥枪声后，华侨救国团体更是遍地开花，星罗棋布。在美国，7月8日夜，纽约全市侨团在著名侨领司徒美堂联络下，召开了特别会议，决定成立“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10月18日又成立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作为统筹纽约地区筹赈工作的组织。在此期间，华侨人口集中的旧金山成立了“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邝炳舜任主席，何少汉、李云煦任副主席，该组织是抗战时期美洲地区规模最大的华侨抗日救国组织，下设分会47个，遍及美国、墨西哥、中南美洲三百余处大小市镇。夏威夷群岛的华侨抗日团体在檀香山联合建立“祖国伤兵难民救济总会”，杜惠生任主席。波士顿成立了“新英格兰救援中国委员会”。芝加哥成立了“芝加哥华侨救国后援会”，统一领导美国中部地区的华侨抗日救国运动，梅友卓任委员长，李伟泮、周宇凡任副委员长。整个抗战期间，美国华侨前后成立了95个抗日救国组织，其中以旧金山、纽约、芝加哥规模最大，在团结侨胞抗日上起了核心作用。在美洲的其他地区，如墨西哥、加拿大、秘鲁、古巴、哥伦比亚、巴西、阿根廷、巴拿马、智利、厄瓜多尔、牙买加、圭亚那、委内瑞拉、洪都拉斯等国家和地区都先后建立了统一的华侨支援祖国抗日的团体。

　　澳洲、非洲地区也在抗战爆发后建立起各种华侨抗日救国团体，积极组织侨胞捐助祖国抗战。

　　据统计，至1940年底，海外各地华侨组织的救亡团体达到3713个。这些组织大体上形成相对集中的欧洲、美洲、南洋三大组织网络，奠定了华侨抗日阵线的基本格局，成为推动千百万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强大力量。在海外侨社中，欧洲华侨抗日团结先行一步，惟该地区华侨人数不多，且在欧战发生后各地相继沦陷，以致影响有限;南洋华侨组织程度最高，力量最大，贡献最多;美洲华侨坚持时间最长，在太平洋战争后承担了主要的抗日筹赈工作。它们均为团结侨众抗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各地华侨抗日救亡团体成立后，还大量创办报纸、期刊，为祖国抗战助威呐喊。如新加坡的《南洋商报》、纽约的《华侨日报》、菲律宾的《华侨商报》、印尼的《新报》、英国的《解放》、法国的《全民月刊》、比利时的《抗战消息》、德国的《抗联会刊》、旧金山的《世界日报》、越南的《国民日报》、暹罗的《华声报》、苏联的《工人之路》等，都在华侨社会中有很大的影响。据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共创办报纸138家、杂志128家，这在华侨社会中是前所未有的。此外，还组织读书会、救亡会、戏剧社、歌咏队，积极宣传祖国抗战，动员侨胞踊跃捐输。

　　财力、物力支援祖国抗日是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核心内容。海外各地华侨在抗日团体的领导下，掀起了汹涌澎湃，声震寰宇的援华大潮。“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①不分阶层，不分年龄，不惜倾家捐献，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捐献形式之多、捐款数额之巨，至为罕见，令人景仰。

　　广大华侨节衣缩食，各尽所能，以常月捐、特别捐、娱乐捐、航空救国捐、认购救国公债、义演义卖、献金献机等形式，踊跃为祖国的抗战事业输财捐献。其中以常月捐、特别捐(包括献金)构成了华侨战时捐款的主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