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当过副总统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

　　袁世凯死后，国会恢复，国务总理段祺瑞实际把持了中央政权。性格懦弱的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处于毫无实权的地位。他不甘尸位素餐，事事受段摆布，依靠国民党人及国会，与段祺瑞展开权力斗争。支持段内阁的则是北洋派势力及研究系，这就是所谓府院之争。

黎元洪转嫁府院之争的矛盾,无疑导致冯国璋与段祺瑞的正面对决

　　1916年8月1日，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重新开会。原进步党人组成的研究系同原国民党人组成的商榷系，又在议场上展开政争。议会中的国民党人曾打算选段祺瑞为副总统，而以唐绍仪组阁，但因段祺瑞声威正炽而作罢。9月，国会开始审议宪法草案。审查地方制度时已演成武斗，到审查国会体制时，关于政府体制更有争论，由于国民党一派的议员占多数，规定了许多条文限定内阁总理的权限，并通过二读，以至后来被各省军阀斥为“对人立法”，“议会专制”，“破坏责任内阁”。在军阀眼中，国会“乃一岁以来，一法未立，徒取纷奴， 日惟查辨质问干涉行政为事，滥用职权，逾越法纪，搁置要案。其不肖者，至勾结煽动，阴劫政权，破坏大局。会议之时，凶殴犯罪，不许逮捕，此种现象，已为天下所共愤。至制宪之事，乃复激于偏见，行其阴谋，削一切行政之权，悉收而纳诸国会，举从来统一之局，必取而剖为联邦，为暴民开专制之新图，陷国家于分崩离析之地”①。

　　在国会里，支持段祺瑞的研究系不能占多数席，段派力量转而谋取北洋军阀团体的支持。1916年6月，北洋各省督军之代表云集徐州，开会决议十条纲领，“绝对抵制迭次倡乱一般暴烈分子参预政权”②。9月正式组织“各省区联合会”，“以联络国防，巩固势力，拥护中央为宗旨”，“本团体为防止暴乱分子私揽政权而设，国会开幕后，如有借故乱，与各省区为难者，本团体得开会集议，为一致之行动，联合公讨之”③。各省督军拥戴张勋为首领，人称督军团。督军团成立后，即排挤入阁的国民党人。他们攻击张耀曾贩卖烟土，反对其就任司法总长;反对唐绍仪长外交，斥其“素行不检”，外交失信，“勋等于唐就职以后，署名签押之件，势必一律不敢闻命”④。唐被迫辞去外交总长一席。督军团还多次宣言排斥国会，先提出驱除国会中的暴烈分子，后更是攻击“国会不良”，要求取缔国会。9月29日，黎元洪不得不下令禁止军人干政：“近有少数之人，每囿一隅之见，或组众集议，凌轶范围，或隐庇逋亡，托名自固。甚至排斥官吏，树植党援，假爱国之名，实召亡国之渐。……若仍不顾大局，一意孤行，国法俱在，公论胥存，本大总统为捍卫国家计，亦不能不筹所以善后也。”⑤督军团虽然同段祺瑞也有矛盾，但做了段祺瑞想做而不方便做的事，是段借以打击国民党、国会，向黎元洪施加压力的重要武器。

　　黎元洪以国会为靠山，段祺瑞以督军团为后盾，政客、军阀介入的结果，府院双方的矛盾更趋复杂。

　　府院之争最初表现为总统府与国务院权限划分的争论。

　　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就提出以徐树铮任国务院秘书长，通过张国淦向黎元洪游说。但黎已经领教过徐的飞扬跋扈，坚决拒绝与其共事。后经徐世昌、张国淦等人的劝说，才勉强答应。但黎提出徐树铮到府见他时要张国淦陪同的要求，坚持不单独见徐⑥。

　　徐树铮人称段祺瑞的小扇子军师，虽有才干，但喜弄权术，为人专断，动辄平地引起风波。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后，常独揽大权，不把总统府放在眼中。需呈交总统审阅公文及用印时，他常不出面，而派手下人去总统府。一次山西省同时变动三个厅长，黎稍加询问，徐树铮就说：“只在这里盖印好了，管他什么事。”黎元洪成了被人讥讽的只以监印为执事的“盖印总统”。张国淦时任总统府秘书，与黎、段双方都有关系，常居中斡旋，矛盾遂未激化。

　　8月初，丁世峄担任总统府秘书长。丁字佛言，属孙洪伊一派的进步党人，后倾向国民党，上任前为参议院议员。入府之前，丁闻府院有争，以为是无成规可循的缘故。在他看来，“所谓府院问题者，国务会议以前，无议事日程，会议以后，无报告;发一令，总统不知其用意，任一官，总统不知其来历。……大总统无见无闻，日以坐待盖印为尽职”⑦。为提高总统的地位，增强总统的实力，针对院方提出的《府院权限节略》、《国务院兼办总统府收发》的通告，8月底，他提出《府院办事手续》的草案，其要旨是：总统得随时出席国务会议，所有国务院议决事项及官吏任免命令，须经该部长官同意后，再呈大总统盖印，总统有权驳回交国务院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