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中国发生了什么 1964年中国不可不知的53件大事记

时间:2017-11-01 09:01:45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毛泽东发表谈话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侵略斗争

  1月12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马人民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主权的正义行动。并指出,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分别致电巴拿马领导人,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马一边,支持巴拿马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进行的正义斗争。

  中国提出对外援助八项原则

  1月16日至21日,周恩来总理访问马里共和国时提出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宣告:中国政府,1.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成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2.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3.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4.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5.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6.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7.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8.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周恩来还宣布,这八项原则也适用于对亚洲和其他地区新兴国家的援助。

  台湾发生湖口事件

1964年中国发生了什么 1964年中国不可不知的53件大事记

  1月21日,台湾“装甲兵副司令”赵志华少将在新竹县湖口乡装甲兵基地企图发动兵变未遂,当场被捕。赵志华,东北人,黄埔军校第十期毕业。抗战期间曾随远征军赴印度与日军作战。曾赴美国维吉尼亚军校接受装甲训练,与蒋纬国关系密切,受到其重用。去台后先后任装甲旅旅长、装甲第一师师长、装甲兵副司令。1961年1月21日,赵志华将装甲第一师所有队职以上干部召集在基地大集合场,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训话,声称,国际形势日益对台不利,当局官员无力处理外交问题,须大力整顿,装甲部队应负有“保国卫民”之责,扫清蒋“总统”身边的“坏人”,“保护蒋总统”等。由于赵志华演说时间过长,基地中已有人将其动向迅速向台北“国防部参谋总部”秉报。在参谋总部的指挥下,台北至湖口沿线的部队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一时气氛异常紧张。赵志华在演讲完毕之后,一名军官乘赵不备突然将其抱住,接着一些军官一齐拥上将赵当场制服。兵变企图遂告流产。赵志华被捕后,立即移送军法审判,以“叛乱”罪嫌起诉,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涉嫌军官约30人左右,分别处以1至5年有期徒刑及记过、调职等处分。1982年赵志华因病保外就医,1987年去世,时年65岁。湖口事件发生后,使原“装甲兵司令”、时已调任“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校长”的蒋纬国受到牵连,蒋纬国曾为此“自请处分”。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蒋纬国升至上将。

  “硬骨头六连”命名

  1月22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某部六连以“硬骨头六连”的光荣称号,表彰六连在战时和平时战备思想硬,战斗作风硬,军事技术硬、军政纪律硬的英雄事迹和硬骨头精神。六连是1939年5月在抗日烽火燃烧的冀中平原,由10几名红军战士为骨干组建起来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曾参加过马家营阻击战、爷台山、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宜川等著名战役战斗,先后涌现出尹玉芬、刘四虎、李恩龙、高家凯等15名战斗英雄,曾荣获“英勇善战,杀敌先锋”的锦旗和“战斗模范连”的光荣称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六连保持和发扬了战争年代那种精神,从严从难建设连队,曾被军区树为“红旗单位”、“先进连队标兵”。1984年在六连命名2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向六连赠送了锦旗,上写着“发扬硬骨头精神,开创连队建设新局面”。

  全国农业工作会议(1964年)举行

  1月26日,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农业部门的负责人,中央有关部门也派代表参加。会议由农业部长廖鲁言主持,历时13天,于1964年2月9日闭幕。会议表明1963年我国农业生产获得了全面增长,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量都比1962年增产,棉、麻、烟、糖等主要经济作物的增产幅度更大,家畜、家禽的数量也有很大增长。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农田问题。各地代表在讨论中认为,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一方面要解决水利问题,另一方面还要求土、肥、种、保、机和精耕细作等技术措施相应地跟上去,本着依靠集体,自力更生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进行。会议一致认为,逐步扩大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的面积,使我国人民对粮棉的基本需要,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得到更加可靠的保证,是全国最重要的任务。会议要求各地要进一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狠抓农业生产技术措施,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发展集体副业生产,加强农业科学实验等工作。

  中法建交

  1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关于中法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公布,中法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商定在3个月内互派大使。1959年1月8日,夏尔·戴高乐就任法国总统后,奉行“不依靠美国”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反对美苏主宰世界,承认中国“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继而主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的合法地位。1963年10月,戴高乐派前总理埃·富尔到中国进行半官方旅行。其间,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先后会见了富尔。法国总理蓬皮杜等也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发展同中国的经济文化关系。此后,中法开始建交谈判,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1964年1月,法国宣布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中法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与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个大国,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例。

  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

  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指出,大庆油田的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其他部门也适用,或者可作参考,此后全国工业交通战线掀起了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1960年5月起,全国有30多个石油厂矿和院校4万多人、7万多吨器材装备,被抽调参加开发大庆油田的会战。到1963年底,已探明地质储量26.7亿吨;累计生产原油1000余万吨,国家投资72.4亿元已全部收回,并为国家积累资金3.5亿元,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开发建设了我国第一个世界第一流的大型现代化石油企业。工业学大庆运动负荷着大庆的精神和经验,包括:坚持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职工队伍建设的经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企业管理制度的经验;讲究科学,“三老四严”的求实精神;建设“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社会主义新矿区;依靠职工管理企业,重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的经验等等。

  毛泽东批评“三和一少”、“三自一包”

  2月9日、29日,毛泽东先后会见两个外国党领导人。在谈话中批评了“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他说: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他们联络部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另一个部是统战部,它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例如农村工作部里就有一个邓子恢,他是中央委员,还是副总理,却主张单干,实际上不要社会主义农业。这些人在国内也主张“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4月10日,毛泽东会见一个外国党代表团时又说:中国如搞修正主义,你们就不好混。如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你们怎么办?你们要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反映出他认为中国已经出了或正在出修正主义的完全不切实际的错误估计。

  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2月10日,《人民日报》载文介绍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在贫瘠山梁上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事迹,并发表社论号召全国农村“学大寨志,长大寨风,走大寨路”。大寨大队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闸坝垒堰,把山沟淤成良田,把坡地修成水平梯田,粮食亩产量由解放前的100多斤增加到700斤,从1953年到1964年春共向国家交售粮食175.8万斤,平均每户2.2万斤。同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报告中,把大寨经验概括为:毛泽东思想领先政治挂帅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在党中央的倡导下,一场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发展农业生产的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这一运动对促进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农业生产起过积极作用。但到后来,学大寨成为推行“左”倾政策的政治运动,大寨也从先进典型演变成为“左”倾政治运动的工具,使学大寨的消极作用超过了它的积极作用。

  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

  2月1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进行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指示》。要求以当年6月30日24时为调查登记的标准时间。这次普查是为了适应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的需要,以及为国家建设提供确实的人口总数、性别、年龄、民族和文化程度等资料。普查方法与第一次相同,以常住人口为调查对象,以户为单位进行登记。采取到登记站登记为主,到户访问为辅的方式。普查的项目为:姓名,与户主关系,性别,年龄,民族,出生年月,本人成份,文化程度,职业和现在住址等。汇总程序为公社(派出所)、县、省、中央四级。由于实行了就地审核,层层负责的方式,人口登记于半个月内完成,汇总进度较快,整个普查工作于同年10月完成。这次普查的结果是:1964年6月30日24时全国人口总数为72307万人,其中台、港、澳同胞和国外华侨、留学生为2849万人,净误差为0.85‰。男性35652万人,占人口总数51.33%,女性33806万人,占人口总数48.67%。汉族65457万人,占人口总数94.24%,民族不详的有1万人。在按文化程度划分的69122万人中,大学和相当大学的为288万人,占人口总数0.42%,高中的为912万人,占人口总数1.32%,文盲和半文盲(12岁以上)为2634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38.11%。

  毛泽东谈教育改革

  2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当日是甲辰年春节,后来称此会为“春节座谈会”),谈了教育改革问题。毛泽东在座谈会上说,“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方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这样还不行”。“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多,压的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式、考试方法都要改”。“我看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现在的考试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的很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作法是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毛泽东还举了孔夫子、李时珍,富兰克林、瓦特、高尔基等自学的事例,提倡自学的精神。此后,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厅、局长会议,传达学习了毛泽东关于教育工作的谈话,检查了普通教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随后,各省、市举办轮训班,或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会议精神。

  在押日本战犯全部被释

  3月6日,在我国关押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已经全部获得释放。1956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经过审判,对45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分别判处了8年至20年的有期徒刑。其中,前伪满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因患重病,在判刑后就予以假释回国;前日本陆军第三十九师中将师团长佐佐真之助在服刑期间因病死亡。其中43名,从1957年到现在已先后陆续释放,其中刑满释放的14名,因服刑期间表现良好,经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裁定,予以提前释放的29名。这次提前释放的齐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和城野宏就是其中最后的3个人。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抚顺战犯监狱对在押的日本战争罪犯齐藤美夫(即斋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在服刑期间悔罪表现的报告,由军法大校王许生担任审判长,军法上校晋德善、军法中校李家涛担任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对这3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进行审查,依法宣布了上述裁定。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北京,1964年5月)举行

  5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前,毛泽东于5月11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提出: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会议期间,毛泽东于6月6日又强调指出,农业、国防是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由于对新的世界战争危险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作了过分的估计,毛泽东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把全国作一、二、三线的布局,下决心加强“大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会议肯定了刘少奇提出的关于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意见。会议还讨论了社教问题,认为社教是所谓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国家永不变色的保证。毛泽东、刘少奇及一些省的负责干部,认为全国基层有1/3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据此毛泽东提出,农村、城市搞四五年,不要急急忙忙,城市“五反”要增加划阶级的内容。刘少奇说,四不清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而危险性在于上层。毛泽东还提出: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刘少奇说:一个省可以独立,可以造反。这次会议使“左”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

  5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讨论了国家计委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三五”计划设想中提出的基本任务是:1.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2.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3.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商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使国民经济有重点、按比例地向前发展。“三五”计划设想提出的主要指标是:1970年,粮食4300亿斤至4600亿斤,棉花3850万担至4200万担,钢1600万吨至1800万吨,煤2.85亿吨至2.95亿吨。工农业平均每年增长8.1%至9.5%。

  《毛主席语录》出版

  5月,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的《毛主席语录》出版。1960年2月,林彪在广州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学毛著就是要背警句,“我们不要背那么多,要挑选最好的,背上那么几十句,就差不多了”。随后,在同年10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又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根据林彪的主张,《解放军报》自1961年5月起刊登毛主席语录。1964年5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将该报刊载过的毛主席语录加以补充编纂,出版了《毛主席语录》。12月29日,林彪说:“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一个战士。”据此,总政治部一面广为印发,一面又加以补充,编出第二版《语录》。林彪的这些主张和做法,导致后来任意割裂毛泽东著作,断章取义地从中寻找“理论根据”,使得群众性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走入歧途。

  社教运动中“左”倾错误扩大

  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运动问题,过分地夸大了敌情的严重性,严重地估计了阶级斗争形势,从此,“左”倾错误开始逐步扩大。这次会议认为,在农村基层已有1/3的政权掌握在敌人或敌人同情者手里;在城市有一部分工厂企业的领导权掌握在敌对阶级手里,“四不清”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而危险性在于上层。在此严重估计下,采取了新的部署。8月27日,毛泽东批准刘少奇所报陈伯达的建议,同意印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桃园经验”)。该经验介绍,对待基层组织和干部“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强调“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帐、清财、清库,而是要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修改后的《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形势估计得更加严重,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10月2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的指示》,强调“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这些指导思想和部署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伤害了一大批基层干部,甚至把斗争的矛头集中到党内和党的领导机关。

  棉花芽苗移栽成功

  5月,在山西闻喜东镇公社涑阳大队的棉花田里,劳动模范吴吉昌第一次用简便易行的芽苗移栽法把棉花栽活。棉花出苗以后,总有缺苗现象,一般缺苗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结果种的一百亩棉花,等于只种八九十亩。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多年来,各地对于解决棉花缺苗的问题,想出了木少办法,但在大面积的棉田里予以采用,困难都很多。山西省劳动模范吴吉昌同志,经过多年研究、实验和大田推广,创造了棉花芽苗移栽法。它只要在适当的时间,用适当的方法,在缺苗的地方剜个二寸来深的小窝,倒进去一二两水,从苗稠的地方把只有两个子叶的芽苗轻轻连根拔起,放在小窝里,然后把旁边的土往小窝里轻轻一拥就行,比较简便易行,效果很好。北方许多棉花产区都积极推广这个芽苗移栽法,解决了大田里的棉花适时补足全苗的大问题。这个方法的产生是棉花栽培技术上的一个新成就,在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研究上都有很重大的意义。

  一批京剧现代戏推出

  6月5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推出一批京剧现代戏。参加演出的有19省市28个剧团,演出了《芦荡火种》、《红灯记》、《奇袭白虎团》、《节振国》、《红色娘子军》、《六号门》、《智取威虎山》、《杜鹃山》、《洪湖赤卫队》、《红岩》、《朝阳沟》、《李双双》、《箭杆河边》等37个剧目。周恩来亲自领导了这次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阐述了党的文艺方针以及关于对立统一、戏的革命、人的革命和加强党的领导等问题。毛泽东观看了《智取威虎山》等戏,并接见了全体人员。彭真在大会上讲了话,周扬在闭幕式上作了总结报告。《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分别发表《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把文艺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江青插手会演,枪毙了《红旗谱》和改编的《朝阳沟》两出戏。在会演人员座谈会上,她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成就,诬蔑十几年来的文艺是为“地、富、反、坏、右服务”,攻击戏曲舞台是“牛鬼蛇神”,“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陈镜开九破举重世界纪录

  6月8日晚9点20分,28岁的著名举重运动选手陈镜开在上海以151.5公斤的优异成绩,打破了他本人1963年4月20日在北京创造的次轻量级挺举151公斤的世界纪录。这是陈镜开自1956年以来第九次打破世界纪录。他是在1964年全国举重和8单位击剑锦标赛的次轻量级比赛中,进行挺举的第二次试举时,打破这项世界纪录的。陈镜开是我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优秀运动员。1956年6月7日,他在上海以133公斤的成绩,打破了当时由美国选手温奇保持的最轻量级挺举132.5公斤的世界纪录,从而在中国的体育史上,揭开了踏进世界尖端的第一页。从那以后到1963年4月为止,他又先后4次打破了最轻量级挺举的世界纪录、3次打破了次轻量级挺举的世界纪录。为了表彰他在体育运动方面的成就,国家体委于1964年5月6日给他以立特等功的奖励。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6月11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等同志出席了开幕式。大会执行主席刘西元致开幕词。他简要地回顾了从上次代表大会以来,我国青年和共青团组织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贡献,说明了此次代表大会的历史使命。开幕式后,胡耀邦同志代表上届中央委员会作了《为我国青年革命化而斗争》的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几年来共青团工作的基本经验,阐述了在青年工作中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提出了共青团在引导我国青年革命化中的任务。胡克实同志向大会作了《关于修改团的章程的报告》。他着重说明了必须进一步建设一个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共青团,使之真正成为在党的领导下的我国青年运动的坚强核心。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和新修改的团章,选举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178名,候补委员74名,胡耀邦同志继任书记处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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