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立志报效祖国
1889年10月26日(清光绪十五年己丑十月初三),李四光诞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祖父是蒙古族人,名库里,娶汉族妇女为妻,生一子,改姓李,取名卓侯,字康爵。库里精通汉文,在村里以教私塾为生,有薄地三亩和五柱三间、土墙覆瓦的住房一栋。这是他家的全部财产。
李卓侯从小随库里念书,曾考中秀才。后来继承父业在乡里也成为一位私塾教师。卓侯的前妻生一子,名伯涵,续弦龚氏生三男二女:三男名仲揆、和叔、季寿;二女名希白、希贤。仲揆后改名四光。
卓侯为人忠厚耿直,夫妻顶着老小三代九口人生活,日子过得很艰苦。因缺乏劳力,三亩地也只有央求别人搭伙耕种;私塾收入很少。一遇荒年,便有断炊之虞。平日还靠龚氏纺线绩麻,赚点零钱,补助家用。仲揆常跟伯涵一起帮助家里打柴、舂米、推磨、扫地、提水,从小就养成了勤劳刻苦的生活习惯。他心灵手巧,逢年过节还自制一些玩具,扎风筝、造小船、糊灯笼,照看弟妹。他的大妹希白,活到100多岁,对他二哥童年时的活动,仍津津乐道,记忆犹新。
仲揆三四岁时,常听祖父讲洪秀全的太平军六进六出黄冈城的故事。黄冈,古称黄州。它北倚大别山,雄踞长江北岸,与鄂城隔江相望,是武汉东面长江上的一个重要门户。仲揆5岁就跟着一位叫陈二爹的老先生启蒙念书。这年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次年2月中国海军战败,全军覆没,4月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中国蒙受了奇耻大辱。这在李仲揆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一道印痕。他又听到父亲说,甲午中国海军战败,因为中国的船舰不如日本;他还常见到长江上来往的轮船,多挂着外国的旗帜,就暗下了一个决心,长大了一定要学会造船,为中国争口气。
李卓侯受当时“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和黄冈的吴贡三、殷子衡等有交往。曾替吴贡三修改过一份反清小册子《孔孟心肝》。1906年,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吴、殷被捕,卓侯逃脱,潜藏南京一年多。待风声平息后,才回乡继续任教,直到1923年去世。李四光对自己的父母很孝顺,父母生前的言传身教,对他的影响很深。他在后来给妹夫贺有年的信中曾说道:“每忆及先父母在世情况,辄僵坐不欲出一言。人惊而问之,则支吾其词以告,实有所不忍言者矣[1]。”“不忍言”三字正是他对父母思念感情最深厚的表达。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省武昌开办新学堂的消息,传到了黄冈县,13岁的李仲揆,只在家乡念了几年私塾,却有强烈的求知欲和报效祖国的愿望,要求到省城上新学堂,得到了父母的支持,父亲为他筹借路费,母亲为他赶做棉袍。就在这年冬天,他挑起了行囊,拜别了双亲,经团风镇坐船到了武昌城。新学堂的报名处,设在水陆街守备衙门内的湖北省学务处,李仲揆初次进大城市的衙门,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在填写报名单时,误将年龄“十四”填进了姓名栏内,他不愿花钱再买一张报名单,只好把“十”字加几笔改成“李”字成了“李四”,但李四也不像个正经名字呀! 正在为难之时,忽然抬头见到中堂上挂着的一块横匾,匾上有“光被四表”四个大字。李仲揆灵机一动,在“李四”后面加上了一个“光”字,四面光明嘛! 从此李仲揆又名李四光了。后来“李四光”越叫越响,知道李仲揆的人倒不多了。
当时,武昌共设有东、西、南、北、中五路高等小学堂,经过考试,李四光被录取进了西路高等小学堂,又称第二高等小学堂。这个学堂开设的课程,不仅有修身、读经,还有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绘图、体操等。入校后,李四光如饥似渴地吸取着各种知识,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04年7月,李四光被破格提前选派去日本留学。到了东京,他遵照留学生监督的指定,进了弘文学院普通科先学日语。在这里他结识了宋教仁、马君武等人,受他们的影响,李四光民主革命的思想进一步增强。1905年7月,孙中山到达东京,筹组同盟会。李四光和宋教仁、马君武一起到东京赤坂区会见孙中山、黄兴等人。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决定成立一个新的革命组织,定名为“中国同盟会”。由孙中山领导宣誓之后,就成为同盟会创建会员。李四光当年16岁,是这一批会员中最年轻的一员。孙中山曾赠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给以勉励,寄予厚望。
同年8月20日下午,李四光又参加了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本金弥子爵的宅邸召开的成立大会,到会100余人。听了孙中山的演说,通过了同盟会《章程》,宣布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选举孙中山为总理,并定东京为同盟会总部所在地。自此,李四光投身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恢复中华的革命活动;同时,更加积极地刻苦学习。
1907年7月,李四光在弘文学院毕业后,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学习造船机械。为了实现他自幼立志为祖国造船的心愿,学习上特别努力。
李四光进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后的第一个暑假,曾回国探亲。他的家已由下张家湾村迁到香炉山村,父亲母亲还健在,祖母已去世。当时他看到家里饮用的水源不清洁,曾用很大的力气挖了一口井,可惜没有打出水来。
1910年7月,李四光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结束了在日本长达七年的留学生活,回到湖北。当时清政府规定:“凡毕业各留学生,均须勒令来京考试,否则永远停其差遣。”[1] 李四光回来后,以时间过于仓促为由,当年没有去京应考,先派到了武昌昙华林湖北中等工业学堂任教,担任过日语翻译和工场负责人。在这里,李四光认识了学生中共进会的代表黄冈人陈磊[2]。李四光通过陈磊的往返奔走和联系,为促进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的联合做了大量工作。
1911年9月,李四光赴京参加辛亥第六次游学毕业生廷试。10月4日,公布黄榜,李四光考试成绩达80分以上,列为最优等生,授“工科进士”[3]。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李四光和同学高仲和立即收拾行装南下。抵武昌后,被湖北军政府委任为理财部参议,和董用威(即董必武)共事。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正式改国号为“中华民国”。不久,李四光被孙中山委任为南京临时政府特派汉口建筑筹备员。
民国建立,同盟会由秘密到公开,湖北省同盟会重新组织了支部,石瑛被选为支部长,李四光为书记。
1912年2月7日,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召集各部处军政要员,宣布同时组织实业、教育两部,并投票公选部长。投票结果,李四光被选为实业部部长[4]。李四光立即投入实业部的准备工作,2月16日,实业部即在武昌三道街旧盐通署开始办公。实业部的职责是掌管全省农林工商矿及一切实业行政事务。湖北的实业当时在国内还比较发达,但金融、交通等重要部门却被英、日、德、美等帝国主义所控制;同时,又因战事影响,一些实业单位遭受严重破坏,特别是汉口被清兵焚掠,损失尤为惨重。3月5日,根据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指示,实业部改为实业司[1],李四光任司长。当时,他23岁。
李四光首先派员接管前清劝业道所属各实业单位,凡被军队占驻的地方,限期腾出;对贪赃枉法的人严惩不贷;同时,号召各类工厂,开工生产,恢复汉口商业市场;并同绅商就汉口商务、设立建筑筹备公司、保护营业权、水陆联运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筹划,努力实现孙中山提出的“务使首义之区,变为模范之市”[2] 的期望。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在实业司各科下设立了十多个附属单位:农科有农事试验场、茶叶讲习所、蚕业讲习所、女子蚕业讲习所;林科有全省模范林事试验场;工科有全省模范大工厂、制革厂、红砖第一厂、湖北造砖厂;商科有两湖劝业场、商品陈列馆;矿科有炭山湾煤矿官厂、陈家湾煤矿官厂、韩家山铜矿厂、硝磺总局、兴大矿务局等。湖北省的实业呈现一派生机。此时的李四光,经常往返于南京和武汉之间,工作十分繁忙。
此时,在中国政坛上出现了“南北议和”的一股浪潮,革命的领导层热衷于议和运动,孙中山为实现诺言,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临时政府仅存三个月,就把政权拱手交给了盘踞北京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在李四光的心目中,革命领袖只有孙中山,孙中山一下台,民主共和国的命运如何?中国的前途如何?思想上感到惆怅和沉重。袁世凯上台之后,气氛就明显改变,黎元洪在湖北开始打击和排挤革命党人。在这种形势下,李四光感到发展实业、建设新湖北,已成为幻想。他眼看着革命首义之区的胜利果实,落到了黎元洪手中,革命力量被分化瓦解,内心非常郁闷,愤然辞去了实业司司长职务。考虑到自己年龄“还不太大,不如再读书十年,为革命准备一份力”[3]。他向黎元洪提出了再到国外留学的要求。黎元洪当即答应,并很快得到北京政府的批准。
李四光被批准出国,尚未成行,1913年3月20日,突然发生了宋教仁在上海站被刺身亡的事件。李四光十分震惊,万万没有想到袁世凯竟下这样的毒手。从这个血的教训中,他进一步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随后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又遭到失败,李四光对革命形势,感到更为失望。谁能挽狂澜于既倒,看不清目标了。
7月下旬,李四光怀着沉重的心情,办理了出国手续,第二次离开了祖国,远涉重洋,到达英国伦敦,选择并报考了采矿方面较为著名的伯明翰大学。李四光原来还只想到要为祖国争气造船,现在进一步想到造船首先要有钢铁;要钢和铁就离不开采矿冶金技术。他决定先进伯明翰大学预科,学习采冶。一年后,他进一步了解到要采矿和冶炼更离不开地质科学,又再转到理科,从头开始专习地质学。
近代地质学,起源于西北欧。在近代科学技术的启蒙时代,英国的几位地质大师如赫顿[1]、莱伊尔[2] 等,都为近代地质学的奠基做了卓越的贡献。李四光深感到英国来学习地质,是一个难得的良机。他对卓有成就的地质先驱们,十分敬重,对地质学史很有兴趣,细心研读先驱们的论著。他认识到地质学不仅是一门揭露大自然奥秘的科学,也是认识和开发地下资源财富,造福人类的科学。他原有的数、理学科的基础比较扎实;经过艰苦的努力对英、德、法等国文字的掌握和运用,也日益熟练。他不仅对地质学方面知识的积累丰富起来,而且在学习方法上有了自己的思路。他认为:凡是前人的见解,都是该受到尊重的;在前人工作基础上的创新则更是难能可贵的。
李四光在英国学习期间,正遇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时经济困难,物资缺乏,学生生活,尤为艰苦。李四光常利用假期下矿井,当临时矿工,赚点钱改善学习条件和弥补生活费用的不足,并帮助别人解除困难,坚持完成学业。
1918年5月,李四光完成了题为《中国之地质》的毕业论文。全文分地形、地质概况和经济地质三大部分。地质概况部分较长,地层资料占了较大篇幅。在论文的绪言中,他列举了20多位知名的地质学家的成就,其中有中国的丁文江和翁文灏。反映了他对前人的实际工作十分尊重。文中特别指出:“今天,我们要求新兴一代的‘黄帝’子孙,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也许并非为时过晚。一方面要为纯科学的发展而尽力;另一方面,要用得来的知识,直接或间接地去解决有关工业的问题。就地质学而言,需要的是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去倾听和研读自然界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的‘古树残叶的语声和古河道的瘗文’。”[1]6月,李四光通过论文答辩,取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他一心要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意图施展他的学识才干,振兴祖国实业,改变祖国落后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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