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辱负重 自强不息
自从康生于1959年12月15日声称马寅初的“校长不能做了”之后,马寅初在学校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1960年1月4日,他被迫向教育部正式写报告,辞去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此后,马寅初的名字在学术论坛上就消失了。
马寅初被迫辞去了北大校长职务,但他并没有改变坚持真理、维护学术尊严的决心。他说:“在北大,政治上我是不能领导,可是,在学术上我是可以领导的吧! 我的人口理论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可是有人硬把它扯成政治问题,我当然不服。现在北大的空气太沉闷了,谁也不敢发表意见,没有学术空气。”马寅初深信,他的理论终究会得到世人的公正评价。在以后的近十年里,他虽然知道自己的文章不可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但还是孜孜不倦地学习,认真研究问题,并利用一切机会发表自己的见解,积极向各级领导提出自己的建议。
1960年3月至10月,马寅初先后参加了政协北京东城区小组学习会十多次,在会上多次阐述自己对人口问题的主张,表示要至死不渝。他说:我提出人口问题,“是为了国家命运和人民利益的,所以,我什么都不怕。我是坐过蒋介石的监狱的,坐监狱我已经有些经验了,我不怕孤立,不怕坐牢,不怕油锅炸。”他还数次在会上就当时刚刚出现的对毛泽东个人迷信问题、反右派扩大化问题、经济建设上违反客观的经济规律问题,以及对干部中出现的特殊化问题,提出了诚恳的忠言和尖锐的批评。但令人遗憾的是,马寅初在会上发表的正确意见,不仅不被采纳,反而遭到了各种责难和批评。1961年后,马寅初连这样的小组会也只好不参加了。
1962年1月,马寅初又回到浙江嵊县老家调查访问,他仍然关心人口问题,坚持他的正确主张。在一次基层干部座谈会上,他强调指出:“我国目前存在两大问题,一个是人口太多,增长太快;一个是科学技术落后。如果这两个大问题不加以解决,经济就上不去,人民生活也改善不了。”他有个侄子生了九个孩子,他当面批评说:“你这样是不负责任的,生了这么多孩子,教育问题、健康问题如何解决?”回到北京以后,马寅初常以自己这个侄子孩子多,给家庭带来困难,大人孩子身体都不好为例,说明控制人口,确实是个利国利民的好事。
马寅初认为,我国除人口问题外,今后的经济建设,农业问题和财政问题应及时研究,“早为之图”。于是,他在“人口理论”受到冷遇,被迫辞去校长职务后,便深居简出,专心一意潜心于农业经济专论——《农书》的撰写工作。他为此积累了不少资料,并动手写出了不少章节。他把写成的书稿铺在地板上粘起来,成为“长幅巨卷”,然后又反复修改。年复一年,他的“长卷”塞满了书柜。可谁曾料想,对马寅初的不公平批判还未结束,祖国大地又遭受了毁灭科学、毁灭文化的十年浩劫。马寅初珍贵的《农书》手稿在这场浩劫中,也遭到了付之一炬、统统销毁的命运。以后,马寅初再也不能写作了,他立志为国为民的豪情壮志再也不能实现了。
马寅初一生恪守早年参加蔡元培发起的“进德会”戒条,不喝酒,不抽烟,以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学来的健身方法——洗冷水澡、爬山为唯一嗜好。
几十年来,无论寒暑,一直坚持,在耶鲁大学攻读时坚持,在息烽囚禁时坚持,在歌乐山软禁时也坚持。50年代回到北京,他仍坚持爬景山、爬西山。直到1959年,年近80高龄的他,还爬上了北京香山之巅的“鬼见愁”。
几十年不间断的健身锻炼,使马寅初获得健壮的体魄,能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精力充沛地去工作。同时,也使马寅初炼就了坚持真理、不屈不挠的崇高品德和顽强精神。马寅初对自己这一收获颇为自豪。50年代末,他在回击无理批评者时说:“泼冷水是不好的,但对我有好处”,“对我泼冷水,是最受欢迎的。”他甚至这样说,正因为他坚持了长年洗冷水澡的锻炼,才有了宜作科学研究的“冷静头脑”。
马寅初解放前学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解放后,他克服重重困难,努力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了直接阅读外文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他在71岁时开始学俄文。他常利用到北大上下班的时间在车上背诵单词,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基本上能阅读俄文版《联共党史》、《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书刊。马寅初在谈到他学俄语时说:“我学俄文,是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学会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马寅初不仅自己努力学习,还不断鼓励学生努力学习。他经常教导学生:“研究问题大部分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只有苦干,此外别无捷径。”
1962年冬,马寅初在去浙江调查时,不幸得了急性肺炎。病愈后,他一条腿瘫痪了。1972年,马寅初又得了直肠癌。直肠癌只有手术切除才能根治。但是,当时马寅初已91岁高龄,医生们担心他承受不了这样大的手术,对采取此方法犹豫不决。心急如焚的家属只好就此写信请示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接到报告即批示:“本人有动手术的要求,家属又坚持手术,医院应当从手术着想,组织会诊,议后望告。”周总理的批示,给了医生们和病人很大鼓舞,手术方案很快定了下来。手术前,马寅初激动地说:“我不怕手术,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有总理的支持,我身体素质又好,我要和病魔作坚决的斗争。”5月30日做完第一次手术,一切正常。十多天后,在做第二次手术的前一天,总理办公室又用电话传达了周总理的三点指示:“手术前要作好充分准备,术中要慎重细致,术后要严防一切不良后果。”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医院集中了最好的医生,准备了最好的药物,研究采用了最好的医疗方案,终于使手术获得成功。
直肠癌切除手术后,马寅初两条腿都瘫痪了,只好在家中安心静养。冬去春来,三年过去了,马寅初已逐渐恢复了健康,可周总理却积劳成疾,躺在了这家医院的病榻之上。患病住院的周总理,惦记着马寅初的病情。1975年春节,周总理亲自指派北京医院两名医生专程到马寅初家探视检查。医生向周总理汇报了马寅初的病情和检查结果后,周总理又指示他们再打电话询问马寅初现在吃什么药。
1976年1月9日,周总理不幸逝世的噩耗传来,马寅初悲痛欲绝,放声大哭。他坚持要去医院向周总理遗体告别。考虑到马寅初年老体弱,家属和亲友们强忍悲恸,想劝说他不要亲自去。可万没想到,当他年近半百的儿子刚劝一句,马寅初就恼怒地一甩手打在儿子身上。马寅初生气地说:“我死了也要去!”那天临去之前,马寅初整整一个上午滴水不咽。下午,当坐着手推车走近周总理遗体时,马寅初眼眶含满泪水,无声抽泣。因向遗体告别的人很多,别的人绕完一周就按顺序走出大厅,马寅初绕完一周后却坚持再绕一周。然后,他又坚持由家属搀扶着向周总理遗体行了三鞠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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