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马寅初简介资料生平经历 坚持真理维护尊严[第8页]

　　坚持真理 维护尊严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公开发表不久，席卷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在运动中，有的报刊上出现了一些不点名地批判马寅初的文章。1957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署名文章，作者说：有一位经济学家，算了一大堆账，结论是：因为人口过多，资金积累太少，不敷分配，所以不能搞很多的大型工业，而只能多搞中小工业。然后，作者引用列宁关于“没有大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论点来说明马寅初这些话的含意是说，中国因为人口太多，所以搞不成社会主义。文章武断地说：“可见，资产阶级右派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个时期中，他们谈的并不是人口问题，并不是什么节育问题，并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现实的阶级斗争问题，严重的政治斗争问题。”

　　《人民日报》署名文章发表后，有人就主张把马寅初定为右派。周恩来及时了解到这个情况，曾明确地对当时中央统战部的负责人说：“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在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下，马寅初平安地度过了1957年。

　　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基本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有人对他的学术观点有意见，当然可以进行讨论、商榷。但是，正在有人想将马寅初划成右派而未能得逞之时，号称党内“理论权威”的陈伯达、康生又直接插手了对马寅初的批判。

　　1958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全校师生喜气洋洋聚会庆祝，马寅初校长也兴高采烈地登上主席台。可就在这次大会上，陈伯达在讲话中突然点了马寅初的名，并说“马老要作检讨”。同年7月1日，康生在向北京大学师生作报告时，竟睨视着坐在他旁边的马寅初，阴阳怪气地对台下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在陈伯达、康生的直接插手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马寅初的运动开始了。1958年下半年，北京大学校刊和学报连续发表了18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文汇报》、《北京日报》、《新建设》、《经济研究》等报刊，陆续发表了近60篇对马寅初的批判文章，《光明日报》于5月份开辟专栏，更是连篇累牍地发表所谓批判文章，据估计，当时批判马寅初学术思想的不下200人。随着“量”的增加，文章的调门也越来越高，简直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讨伐马寅初的运动了。

　　面对康生、陈伯达的诬陷，马寅初气愤地说：“有人称我是马尔萨斯主义者，我则称他是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面对全国黑压压的一片文字，马寅初更多的是抱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细心阅读。看到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文章，他高兴地对秘书说“这里补充得很好，我没有想到这一点”，表示认真接受。对于一些纯属谩骂的文章，他看后对秘书说：“这些文章不好，没有理，没有节，没有多少内容。”对于那些纯属不顾事实的恶意攻击，马寅初则毫不客气地起而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论战。1958年至1959年，马寅初连续在《北京大学学报》、《新建设》、《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了十余篇说理性文章，他说：在人口题上，“不管怎样的艰难险阻，决不后退半步”。

　　1959年12月，马寅初在给《新建设》杂志写的《重申我的请求》一文中说：“我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书。我说：这个挑战是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谁能想到，马寅初这篇申辩文章还未及发表就被康生看到了。1959年12月15日，康生气势汹汹地对北京大学的领导人说：“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写了《重申我的请求》，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批判，把大字报一直贴到他门上去。”康生还指示：“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在康生的煽动下，从1959年12月24日到1960年1月上旬，北京大学又掀起了全校规模的批判、斗争马寅初高潮。数九寒天，九千多张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北大校园。全校性的批判大会就开了三次。有人还别出心裁地组织了有二百多人参加的“面对面批判会”，把年近八十的马寅初折腾得头晕目眩。不久，他就因血压增高而住进了医院。

　　由于康生定了调子，校内外各种报刊发表的八十多篇批判文章，不仅公开点马寅初的名，还硬说马寅初的“人口论”是“马尔萨斯主义在中国的翻版”，是“假学术为名，向党内社会主义进攻”;说马寅初的“综合平衡论”是“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攻击社会主义经济，歌颂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攻击人民公社”、“攻击大跃进”等等。有的文章甚至说：马寅初“解放前至现在一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历史上几十年一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面对一顶顶吓人的帽子，上百篇以势压人的文章，马寅初胸怀坦荡，毫不畏惧，仍据理力争。他说：“我研究人口问题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是为了自己，现在有人却说我是想出风头，其实风头我几十年前就出过了。有人说我是在用人口问题来反对共产党，共产党几十年前救了我，使我多活了几十年，我怎么会反对共产党?我是为党为国家着想的，正因为相信党、拥护党，我才这样重视人口问题。”

　　当对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批不倒、压不服时，有人又异想天开，想用“揭老底”、“算旧账”的办法来压服他。马寅初对这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做法嗤之以鼻。他说：“有的人还把我三四十年前的老文章拿出来作为我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证据。挖老根，那是挖不胜挖的，这笔账是算不清的，可以不必费心。不错，1939年以前，我是不与共产党在一起的，我也作过文章批评过马克思，但在那年我以实际行动否定了我自己的阶级，否定了过去的我。所以对1939年以前的老文章，我不负责任了，我自己亦不引用了，正如马克思否定了自己的阶级一样。自那年起直到现在，我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挑拨离间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1]

　　马寅初虽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但实际上并不孤立。《新人口论》发表不久，他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支持者的来信。直到1959年末，还有不少读者来信表示支持，只是有一些不敢签名，只写“读者谨上”字样而已。读者来信不敢署名，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当时对马寅初的围攻之烈。

　　在论战激烈的时候，有几位好心的朋友劝马寅初“检讨几句，运动就过去了”。有的甚至当面说：“凭你马老的威望和影响，只要公开认个错，就可以很容易地过关，不然的话，难免影响您的政治地位。”这些好心人中，有他的亲属、杭州大学校长陈立，有他的老友邵力子、张治中，也有周恩来总理。对于这些朋友真心诚意的劝告，马寅初感激不尽，但他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在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况且，“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他明确表示：“只得拒绝检讨。”他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宝贵生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