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马寅初简介资料生平经历 新人口论为国为民[第7页]

　　新人口论 为国为民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到1953年基本解决了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大量城镇人口失业问题。由于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发展，人民生活的温饱问题也在大多数地区迎刃而解。失业和饥饿的解决，使中国人民过上了幸福生活。然而，也正因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上医疗事业的发展，人口的发展也相应地加快了。1953年6月，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全国总人口已由解放前的4.7亿发展到6亿多，人口自然增长率达20‰。

　　人口年增长20‰，这是个不低的速度。但当时的学术界，却囿于苏联学者“社会主义不存在人口问题”、“人口的不断增长是社会主义社会人口现象的基本特征”的认识，加上实际上存在的人口问题还被大好形势掩盖着，处于潜在状态，所以没有引起多少人的重视。相反，一些人一味地强调人愈多愈好，人愈多愈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提早实现共产主义;甚至认为，人口高速度增长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头脑冷静、治学一向注重实际的马寅初，却在这时果断地否定了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人口问题的教条主义观点，及时地发现了中国人口问题的潜在威胁。

　　1954至1956年，马寅初以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先后三次视察浙江。1954年春，马寅初在家乡嵊县视察期间对浙江省领导人多次讲到：中国人口多，土地少，人口这样发展下去，多少年以后，如果生产跟不上，国家就很难富强起来。1955年，他写了一份《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提案，准备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提出。正式提出前，他先将自己的提案交浙江人大代表小组会征求意见。但是，浙江小组除少数人表示赞同外，大多数对之不表示意见，认为“苏联没谈，我们也不能谈”。也有一些代表坚决反对，甚至认为马寅初的主张就是马尔萨斯那一套。看到这些反应，马寅初虽然知道多数人只是“见风使舵”，反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也感到正式提出人口问题“时机不很成熟”，便主动收回了提案。提案未成，马寅初并未灰心。会后，他在广泛征求专家学者意见的同时，于1956年再去上海、浙江视察。

　　1956年中共中央制定了《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其中第29条规定：“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儿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同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大的报告中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1957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也说到：“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马寅初受到极大鼓舞，于3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马寅初的发言，当即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寅初讲得很好。”

　　发言得到毛主席赞赏，这使马寅初非常高兴。他认为，认真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时机已经到了。于是，他为人口问题到处奔波，多方呼吁宣传。

　　1957年3月31日，马寅初在中华医学会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成立会上发言指出：浙江每年人口增长率平均是2.5%～ 3%，有的地方高达5%，如果全国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以3%推算，10年后人口将达到8亿多，50年后将增加到26亿。即使按有人说的2.2%增长率算，一年也要净增1300万人。人口过多与机械化、科学发展都有矛盾。马寅初说：我们的经济是计划经济，生育也必须有计划。他认为控制人口必须由政府来做，而要做这件事的政府，必须有两个条件，即强有力和受人民拥护。马寅初自信地说：“我们的政府是有这两个条件的。”

　　1957年4月初，马寅初又就人口问题向《文汇报》记者发表了谈话。他高兴地对记者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人口问题早就认识到了，“过去所以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可能是时机不到”，“时间过了两年，现在人口问题可以公开谈了，这说明我们国家进步真快”。马寅初认为，过去帝国主义和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固然是造成我国贫困的根本原因，但是人口众多这个事情的本身，也是贫困的原因。解放后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改善了，但是这个改善受到很大限制。他说，现在粮食紧张、猪肉紧张、布匹也紧张，煤也不够烧，这一切都牵连着人口众多的问题。他指出：我们的社会是集体的社会，集体的社会要有集体的生活，因此不能够认为结婚生孩子仅仅是私人的事情，它牵涉到我们集体的利益。他说：“我国提出的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有本质区别，马尔萨斯理论的出发点是反动的，是维护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利益的，我们是为人民的政府，我们不要战争，更不能想象用战争消灭人，我们从爱人出发，要人民生活得幸福。”

　　紧接着，马寅初又自己贴出海报：4月27日在北京大学就人口问题发表演讲。这是马寅初解放以后第一次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发表公开演讲。这天下午，能容纳数千人的北京大学大饭厅挤满了人，厅外树荫下也有不少静听者。

　　马寅初在演讲中说，我国目前有一个新的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当然是要提高生产力水平，但光这样做不够，如果对人口的增加不加以限制，生产力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马寅初的演讲，在北京大学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在演讲中的个别提法，也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如他说：“在国际关系上，我们要和平共处，但是，如果是26亿人，请问如何和平共处?德国要空间，日本要地方，都是前车之鉴。”这个观点没有把社会主义中国同帝国主义加以区别，显然是错误的。会后，马寅初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转身一想，知道大错特错了。”他欣然接受了大家的批评意见，并在后来形成文字时删去了那句话。以后，他又以当时盛行的“大字报”形式就此作了公开检讨，并请求将其检讨刊登在北京大学校刊上。

　　1957年6月，马寅初将他数次演讲的稿子加工成一篇书面材料，作为一项正式提案，提交给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然后又在7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这就是他著名的《新人口论》。

　　在《新人口论》中，马寅初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的人口问题。首先，他提出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认为1953～ 1957年，我国人口可能已超过1953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年增殖率为20‰的结果。他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的七个因素之后说：如果按1953年统计的20‰的增殖率估算，“30年后同实际人口数一比，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其次，他还分别从加速积累资金，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及增加工业原料等角度，对控制人口的必要性、迫切性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因为我国人口多，消费大，积累少，只有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比例降低，才能多积累资金。搞社会主义，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多搞大工业，搞农业电气化、机械化。然而，为安排众多人就业，不得不搞些中小型工业，并在农村搞低效率劳动，这实际上是拖住了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大办轻工业可以有效地积累资金，但是，轻工业原料大多来自农业，由于人口多，粮食紧张，腾不出多少地种棉花、蚕桑、大豆、花生等经济作物;同时，也由于农产品出口受到限制，不能进口很多的重工业成套设备，也影响重工业的发展。全国人均不到三亩地，大面积垦荒短期又不可能，“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马寅初通过对以上矛盾的分析，尖锐地指出：“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政府对人口问题若再不设法控制，“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

　　1957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八届三中全会。会上决定成立中央节制生育委员会，由陈云任主任委员。陈云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节制生育对加快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这个决定的作出，无疑包含了马寅初的一份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