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马寅初简介资料生平经历 民主斗士愈战愈勇[第5页]

　　民主斗士 愈战愈勇

　　1944年12月22日，马寅初刚获得自由没几天，他就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出席了“星五聚餐会”。这是他恢复自由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他发表了《中国工业化与民主不可分割》的著名讲演，指出：抗战十之八九是农民兄弟，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大后方那些“吃的是鱼肉，穿的是丝绸，住的是高楼，坐的是汽车”者，“卑鄙不堪”，“其不肖者反当存亡危急之秋，大刮民财，大肆囤积居奇”，是“狼心狗肺，可恨亦可杀”[2]。他呼吁，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就必须实行民主”，“就必须实行土地改革”;而要实行民主和土地改革，就非要出来一个不是为一人、为一党，甚至不是为一国，而是为全世界的政治家不可。

　　1945年3月4日，他在中国回教协会讲演时，充分阐述了上述观点。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马寅初神采奕奕地走上设在露天的讲台。他首先从分析美、苏富强的原因引发开来，说“20世纪下半纪的政治家，就是这样的政治家。谁想做汉高祖，想做明太祖，那是一百年前、几百年前的脑子，现在不行!”并指出，这个政治家“不能是一个‘真空管’”。他接着又解释说：“‘真空管’是脑子里空空，没有东西，对外面的东西却又坚决地抗拒，不让进来，告诉给他，他不听，还要骂你一顿，‘你不对，我的对’，这是不成的!”马寅初唯恐他讲的话观众不明白，又补充说：“你们人人将来都有做大总统的机会，人人可以做什么领袖、做什么长的机会，但是诸位将来千万不可做‘真空管’。”“‘真空管’说的就是他——蒋介石”。会场爆发出会心的哄笑。马寅初认为，战后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一个是民主，一个是和平，不民主的就是反潮流，是反动分子。他警告反动当局说：如果继续坚持只顾自己和私党，让他们弄几十万、几百万元到美国去享福，违反了这个潮流，几十年几百年后，那历 史上写着“祸国殃民、万世罪人”[1]。同年4月30日，马寅初在交通大学的演讲中进一步指出：“战后世界的经济趋势，是明显地在走经济民主的道路，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美国，还是半封建的中国，都得循着经济民主的方向前进”，“战后中国的建设问题，必须有一个健全的政府、民主的政府作为前提”，否则，没有出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实现和平和民主，毛泽东亲自飞往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在紧张的谈判中，中共代表团和毛泽东特意抽时间会见各方著名人士。马寅初参加完同毛泽东、周恩来的会见后，高兴地对家人说：“我见到毛先生、周先生了，国共两党进行和谈，就要开政治协商会议了。”表现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对民主政权的渴望。

　　为了督促蒋介石履行政协决议，扩大政协会议的影响，1946年2月10日上午，重庆各界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这天上午，穿着蓝布长袍的马寅初，手持一根黑色手杖，很早就来到了会场。接着，出席政协的代表郭沫若、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施复亮、史良等知名人士，也来到了主席台上。正当大会即将开始时，一些来历不明的人突然冲上主席台，夺过话筒，并将一名自称代表农民的人推出来致词。对此野蛮行径，大会筹委会总指挥李公朴及主席团成员章乃器、马寅初等当即严词抗议。施复亮更是忍无可忍，遂大声向台下宣布：“请大会总指挥李公朴讲话。”李公朴刚走到台前，早已站在台下的十几个暴徒蜂拥而上，大打出手。李公朴的胡子被扯掉半边，血流不止。郭沫若、施复亮等急忙上前劝阻，也遭到毒打。马寅初也被打伤了，马褂及长衫被暴徒撕破，文稿被抢去。这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反革命暴力事件。“校场口”事件后，马寅初不仅不气馁，不畏缩，相反，在周恩来和各界代表的鼓励下，伤势未愈就到艺术专科学校去演讲，揭露、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罪行。

　　抗战胜利后，立法院通过了一个《新公司法》，其中有“外国公司必须在其本国营业”的条款。蒋介石集团认为这一条对官僚买办资本不利，由美国人提出意见，通过国防最高委员会取消了这一规定。马寅初对此坚决反对。 1946年2月4日，他应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邀请发表讲演。一开始，他就说：“十八年训政的结果，若干官僚们由穷光蛋变作大富翁，财产像天文数字一样多得难以计算，今天政府既然要还政于民，首先就应该没收这些官僚们的财产。”马寅初又说：“打倒官僚资本的另一个方法，就是从法律上限制官僚资本的发展[1]。”他针对美国出面要求取消“外国公司必须在其本国营业”条款的做法，反问道：“日本人要我们的土地，可以使我们亡国，美国要我们的经济命脉，难道就不会使我们亡国吗?”1946年5月，马寅初又在上海佛慈大楼工业界“星五聚餐会”上演讲，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经济危机，就是官僚资本与买办资本相勾结造成的，挽救当前经济危机，非打倒官僚资本不可。同年9月30日，马寅初在上海商务经济团体联谊会上发表演说，进一步痛斥官僚资本、封建买办和洋人勾结在一起，摧毁国内一切私营企业的生产，是走向“工业美国，农业中国”的殖民地老路。他告诫国人，要认清这班民族败类和帝国主义的真正面目。1946年11月4日，美蒋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马寅初在《条约》秘密谈判期间，就不断进行揭露，告诉人们这个条约的签订，“将给中国经济上莫大的祸害，使中国变而为美国的附庸”，“为我国民族资本工业之致命伤”。马寅初认为，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政治干涉，是其“寻觅”战后过剩“制造品”的出路，是其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

　　1946年下半年，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公然撕毁了墨迹未干的政协决议，破坏停战协定，调集大批军队进攻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反革命内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内战、争民主的热潮，马寅初积极投身其中。这年6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当局为了使运送武器的美国兵舰能直接开到内河来帮助蒋介石打内战，遂决定“开放内河航行权”。消息传来，杭州各界愤然。6月13日下午，杭州20所大中学校的近万名学生集会抗议。马寅初不顾伪保安司令部的限制，不仅参加了集会，还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说，中国为什么这么糟?是因为这些人“贪污的贪污，做强盗的做强盗”，“官做的越大越贪污”。他深入浅出地说：人民“没有饭吃，是因为物价太贵，通货膨胀，而根本原因在于内战，军费开支大。内战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内战是一切灾祸的根源”。他说：“我们最积极的办法是反对内战，停止内战。”会后，年届65岁的马寅初冒雨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游行。

　　对蒋美勾结发动的反革命内战，马寅初义愤填膺。1947年1月11日，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抗战八年，牺牲巨大，结果不仅统一与和平无望，反而造成一个经济上的大矛盾。极大多数人民，流于赤贫，终日在生活线上挣扎而不得一饱，而极少数发国难财、胜利财、接收财、内战财的富人，骄奢淫逸，荒唐出奇。”现在，他们又“不惜以全国老百姓的权益向美国交换精锐的武器来屠杀同胞”，“忍心害理，莫此为甚，此可忍，孰不可忍?”[1] 同时，他在《经济周刊》上发表文章指出，蒋介石靠“抛弃民族独立、政治民主来交换精锐的武器、物资援助”来打共产党，“这正是‘宁赠外人，毋予家奴’的陈腐不堪的思想”。他呼吁，“至此时，只有百姓罢税，兵将罢战”，问题才能解决。

　　1947年初，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公布宪法，一方面又大举向解放区进攻，在国民党统治区更是肆无忌惮地镇压人民的民主运动，任意抄家捕人，弄得暗无天日。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两面三刀，视自定宪法为儿戏的行为，马寅初于1947年3月26日在《文汇报》发表了《人权》一文，指出“宪法是规定国家根本组织的法律……最重要的一章，理应是关于人民之基本权利”，“这种权利是不可割让的，亦是不可侵犯的。查近在北平、青岛和上海所发生的(任意抄家捕人)事情，上层阶级的豪门权贵，竟可违反已经制定的所谓宪法，利用以民脂民膏支持的秘密机关，任意在深夜持武器侵入人民居所，逮捕拘禁无辜人民，俨乎其然地行使封建时代专制君主及贵族们生杀予夺之大权，故所谓宪法保障人权者，欺人也。”他警告反动当局，“要以德服人，不能再以力服人，不能再用轰炸敌人的炸弹来炸农民。”与民更始，才有出路，否则，只能自取灭亡。

　　1946年5月，马寅初66岁寿辰之际，上海市经济学术文化团体联合会等18个单位，特意为他举行欢庆茶会，并在会上联名向马寅初献纪念旗。锦旗上写着“马首是瞻”四个大字。这一方面表达了对马寅初的敬仰深情;同时，也驳斥了一些官僚政客说马寅初是学生“尾巴”的谰言。

　　1946年9月以后，马寅初到上海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12月24日晚，北平发生了女学生沈崇被美军强行奸污事件。事件发生后，马寅初在上海和陈叔通等38位知名人士联合发表声明，坚决支持北平、上海学生的抗暴斗争。他公开发表谈话指出：美军的暴行“是对中国的一大侮辱，现在美国已经把中国当作殖民地，打死人不要紧，调戏女子不要紧，假如这种事情也能忍受，中国做奴隶的资格就养成了，我们决不能忍气吞声”，他呼吁各界决不能对此袖手旁观。他质问国民党政府：“到底是中国人的政府，还是美国人的政府?假如是中国人的政府，应该迅速提出抗议，严重交涉，否则就应该下台，愧对国人，还有什么面目坐踞高位?”马寅初最后说，“现在一有人仗义执言，就有人说是‘尾巴’。我是大学教授，我愿做学生的‘尾巴’，做人民的‘尾巴’，所以出来说话。倘使为外国人掩饰过失，做外国人的尾巴，那才可耻。”[1]1947年元旦下午，上海学生两万余人，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示威，马寅初精神抖擞地走在中华工商专科学校队伍的最前列，和同学们一起高呼口号，号召全国同胞联合起来，为沈崇同学雪耻报仇。游行中，马寅初对记者发表谈话说：美国兵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中国女学生，不仅是侮辱沈崇个人的人格，而且是侮辱中国的国格，中国老百姓决不允许将我们的国家当别人的殖民地，受人侮辱。对此暴行，我们的爱国学生、教授，就是要抗议，要求政府当局严惩凶手。

　　马寅初愿做学生的“尾巴”，是因为他与进步学生的爱国之心，心心相印。 1947年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学生代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去南京请愿途中，遭到了国民党军警、宪兵、特务的冲击和棒打。为了声援“五二○”惨案，上海学联决定5月23日全市罢课。马寅初知道后，当日即在学校贴出布告声明：“本教授遵照上海学联决定，罢课一天。”以实际行动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1947年初的一个晚上，马寅初在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作反美演讲，他面对抄黑名单的特务毫无惧色，反而理直气壮地说：“有人说我做学生的尾巴，我认为学生抗议美军暴行，反对内战，反对饥饿，反对迫害的行动是正义的，爱国的，我做这种人的尾巴是光荣的，而有些人在做美帝国主义的尾巴，那才是可耻的。”[2]

　　马寅初不畏强暴，不信邪，使国民党当局束手无策，只好于1947年公开宣布开除他的国民党党籍。而实际上早已脱离国民党的马寅初，则愈战愈勇。他不仅自己甘愿做学生的“尾巴”，还积极主动邀请更多的知名人士，支持学生反美的正义斗争。

　　1948年下半年，在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抗击之下，国民党政权呈现土崩瓦解之势，解放战争胜利成为定局。为了防止正在准备逃跑的国民党反动派狗急跳墙，加害民主人士，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及时安排了马寅初及其他与中共合作多年的民主人士借道香港，北上解放区。中共地下组织特意给马寅初弄来了一张香港轮船上大菜师傅的身份证。扮成厨师的马寅初，顺利地混过了码头上特务的视线。马寅初到达香港后，即应周恩来请他回国参政的电召，于1949年3月18日抵达已经和平解放的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