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马寅初简介资料生平经历 嫉恶如仇痛斥权贵[第3页]

　　嫉恶如仇 痛斥权贵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拉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7月中旬，马寅初以经济界名流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政府在庐山召开的谈话会。

　　战争初期，由于敌强我弱，也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实行单纯防御的片面抗战路线，中国军队节节败退。继平津沦于敌手后，11月，上海、太原失守，12月，南京失守。马寅初在从汉口向重庆转移途中，看到老百姓流离失所，大批伤兵拥挤不堪，一片混乱，感到极其痛心。1938年初，马寅初抵达重庆，受聘于重庆大学，任商学院院长兼教授。同时，他与国内经济学者共同研究，提出实行“战时过分所得税”的主张。1939年在一次立法院会议上，他又提出一个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的议案。凡此种种，都直接触及了“四大家族”的根本利益。于是，蒋介石即以派他赴美考察为名，企图将他驱之国外。马寅初看穿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遂毅然表示：“当此国难之时，决不离开祖国。”

　　1939年，是马寅初政治立场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他通过和共产党人周恩来等的接触，通过反对“四大家族”的斗争，逐渐摆脱了资产阶级的影响和羁绊，开始对共产党有了一定认识，使他在人生道路上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1940年春，马寅初应邀到国民党陆军大学将官班演讲。他对这些从抗日前方调来受训的将官们说：现在全国一致抗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是“下等人”出力，农民和劳动人民在前线浴血抗敌;“中等人”出钱，后方广大人民受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之害，减少了实际收入，为抗日负担了财力;“上等人”既不出钱，也不出力，还要囤积居奇，高抬物价，从中牟利，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他们的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顷刻之间就获巨利，存到国外，大发超级国难财。马寅初说：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马寅初接着说，要做到有钱出钱，就要搞一次资本捐或临时财产税，就要首先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的不义之财拿出来做抗日经费。1940年5月29日下午，马寅初在基督教各大学旅渝校友联谊会上演讲指出，前方千万将士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流血牺牲，而后方许多奸商、部分达官们反而利用这民族危机的千钧一发之时，大发国难财，这不但对不起前方流血的将士，而且也是不顾民族之生存。他再次强调，要由政府用革命手段强迫这些发国难财的大亨们购买相当于其横财数量的公债，以支持抗战。他反复强调指出：“中国的几户‘大贪污’，其误国之罪，远在奸商之上”，决不能让“一个握财政之枢纽，一个执金融之牛耳”，操国家经济命脉的“大贪污”再倒行逆施下去。[1]

　　马寅初的主张，在各界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响应，得到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但这种正义的呼声，也使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胆战心惊，深恶痛绝。1940年秋，蒋介石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一见面，就面带愠色地说：“你真糊涂，怎么能让马寅初做院长?你知道他在外面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蒋要叶元龙找马寅初去见他。马寅初知道后，果断地说：“叫叶元龙陪我去见蒋介石?我不去! 要宪兵来陪，我才去。”过了一些日子，中央银行奉孔祥熙之命，派人邀马寅初出任财政部长或次长。马寅初听后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对他的污辱。他当面回绝说：“你们想弄个官把我的嘴巴封上，办不到!”

　　1940年11月10日，马寅初应黄炎培邀请，在重庆实验剧院演讲。他登上讲台，劈头就说：“如今国难当头，人民大众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浴血奋战，但是那些豪门权贵，却趁机大发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浴血奋战，后方和平满贯。真是天良丧尽，丧尽天良! 英国有句俗话：一个人站起来像个人。而今天有许多人却不像人。”“要抗战，就要这帮人拿出钱来。”最后，马寅初慷慨激昂地说：“今天，我的儿女也来了，我的讲话，就算是对他们留下的一份遗嘱。为了抗战多少武人死于前方，文人在后方无所贡献，该说的话就应大胆说出来。蒋委员长要我去见他，他为什么不来见我?……他不敢来见我，就是因为他害怕我的主张。……有人说委员长领导抗战，可以说是我国的民族英雄。但是照我看，只能说是家族英雄。因为他包庇他的家族亲戚，危害国家民族啊!”“在后边的警察们，要逮捕我马寅初吧，那就请耐心一点，等我讲完后，再下手不迟!”在以后的讲演中，马寅初都作了类似的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