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张闻天简历简介资料生平经历 张闻天对革命事业的贡献[第4页]

　　整风前后

　　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号召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赞成清算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到遵义会议以前的错误。他说，对主观主义，“要作彻底清算，不要掩盖，不要怕揭发自己的错误”;并就怎样从根本上克服主观主义提出“补课”的要求，说：“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3]会议期间，他还集中研究了许多党的历史文件及毛泽东的全部著作，在9月29日的会上作了系统的发言。他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确认土地革命后期“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1]。他再一次诚恳检讨错误，承担责任。

　　会后，张闻天即主动要求下乡。在得到中央同意后，他亲任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团长，于1942年1月26日，奔赴抗日前线的晋西北根据地，以向群众学习的谦虚精神和从实际中求真知的科学态度进行农村调查。张闻天不仅主持调查会，而且挨家逐户同农民、干部促膝交谈，同各种人物谈话，一丝不苟地记录下素材、数据，并和调查团成员一起收集、核算了各种历史账簿，查阅了大量文字材料。经过分析和综合，他亲自或指导其他同志写出了19篇调查报告。可惜现在找到的只有三件(20万字)，其余的都在1947年从延安撤退时销毁了。

　　调查团2月到达陕甘宁边区神府县。张闻天在当地最大的自然村贺家川调查，其他同志分别到另外几个自然村调查，各自整理出调查材料，然后由张闻天写成《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调查报告以充分的数据精细地记录并透辟地分析了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各种具体因素及其结合成的社会生产状况，认为“以后农村经济的发展，将是中农经济的继续发展”，其前提是“充分发展大多数农民的生产力”。并指出，新民主主义政治应该是“发展他们的生产，改善他们的生活的政治”。1942年4月中旬，调查团又渡过黄河到兴县，在晋西北区党委驻地碧村附近的村庄调查。张闻天亲自调查了碧村和任家湾，写成《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提出“以后土地问题的解决，除继续采取‘迫’、‘挖’的方法外，还应采取‘拉’的方法，即转变其生产方式的方法。这就是提倡资本主义式的经营，使地主(部分的富农)分散使用土地的吃租子的经营，转为集中使用土地的雇工经营。”9月，调查团又西渡黄河到陕北米脂县。张闻天在杨家沟调查了马姓地主集团，完成了一份地主经济典型调查的报告——《米脂县杨家沟调查》。它以大量翔实可靠的材料，说明中国地主阶级如何以地租剥削为基础，结合高利贷和商业资本，对农民进行三位一体的残酷剥削，从而更猛烈、更大规模地兼并土地。

　　1943年3月初，张闻天正带领调查团在陕北米脂、绥德和晋西北兴县等城镇继续作公私营工商业调查，接到中共中央要他回延安的通知。于是，他中断持续了一年两个月的调查，赶回延安。

　　回到延安后，张闻天写了《出发归来记》[1]，向中央报告一年多调查研究的体会。他认为最重要的收获在于“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认识到“以后有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不断努力的必要”。他体会到，只有同实际、同群众保持经常的联系，才能把握生动活跃的、变化多端的现实生活，正确地决定我们的任务与政策。张闻天还从这次下乡调查的实践中概括出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实现自我改造的途径：首先是彻底击破阻止他们走向实际的思想壁垒，然后是在行动上真正同实际、同群众接触起来。他认为延安一年来的整风运动已经做了第一步工作，现在必须以第二步的工作来充实。张闻天还进而指出：任何共产党员，“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张闻天还结合解剖自己，论证“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从实际出发’，首先应该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结合成的社会生产状况出发”，并阐述了“着重典型”、“分析与综合”的原则及调查工作的方法。《出发归来记》表明张闻天完全接受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他思想上、理论上完全成熟的标志。

　　中共中央调张闻天回延安，是为了参加3月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的决定》。张闻天离开中央书记处，担任中央组织委员会成员。10月，张闻天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央高级干部的整风运动和关于党内历史上路线是非的学习讨论。通过学习和反省，他于1943年12月写出了长篇笔记(后来被称为《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叙述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发展，无情地解剖自己，系统地深刻地批判过去犯过的“左”倾路线错误，对曾经参与的历史事件和与此相关的同志，都负责地说明自己的看法，评价其功过是非。张闻天写好后，首先请毛泽东过目。毛泽东看后立即到张闻天的窑洞来，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2]。

　　1944年5月起，张闻天参加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他参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工作，为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毛泽东领导下进行整风和两条路线学习的产物，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反复修改的“决议”稿本上，留下了不少张闻天的手迹。1945年春，毛泽东就是在张闻天的修改稿上着笔对历史决议作修改的。

　　与此同时，张闻天又兼任中央政治材料室主任，主编党内《参考资料》。他确定将研究美国(特别是美国经济)和研究国民党分别作为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重点。在这个铅印的内部刊物上，他以“记者”名义发表了《最近美国对华动向》、《十二中全会后国民党的动态》等9篇文章，为中共中央和党内高级干部及时提供了对于国内外形势与动向的有分析的材料。

　　在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闻天作了长篇发言，受到大会代表的欢迎。他虚心诚恳地对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检讨，对自己3年来参加整风运动的收获和体会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而且以切身的体验，深刻地解剖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阐发了毛泽东代表的党的理论和实际结合、联系群众以及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对全党三年来的整风运动给予了科学的概括与评价。在“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上，他继续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创建合江根据地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张闻天主动要求到东北做地方工作。

　　经中共中央批准，他于10月下旬离开延安，11月26日到达中共北满分局所在地哈尔滨。

　　在陈云主持下，张闻天参与起草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于29日和30日用陈、高(岗)、洛(甫)名义致电东北局并中央。电报对东北工作方针问题提出建议，认为我党独占东北的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不要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三大城市，而要在东北广大城乡地区放手发动群众，在长期战争中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最后夺取东北全局的优势。对这一建议，中共中央很快复电“完全同意”。

　　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张闻天担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北满分局委员。12月中旬，张闻天赴佳木斯，途中因土匪叛乱在林口受阻，遂折回牡丹江。他化名张平之，以北满分局代表的名义，到宁安县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在短短四五个月时间里，领导了反奸清算、清剿土匪、分配土地、建立政权等工作。从宁安的实践中，张闻天具体了解了东北的情况，取得了在东北建设根据地的初步经验。

　　1946年5月中旬，张闻天到达佳木斯，就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通过调查研究，他提出全省工作应是“一个中心，三项任务”，即以发动群众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为中心，完成剿匪、生产、支前的任务[1]。他要求抛弃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做长期艰苦斗争的准备。

　　剿匪斗争是建立合江根据地的首要任务。合江境内的土匪都是接受了国民党委任的政治顽匪。在两个中国命运决战的形势下，张闻天指出，对土匪采取收编加委的办法是错误的，沿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反摩擦的“打拉政策”也是错误的。我们的剿匪方针应是消灭不是争取，是“杀头”不是“洗脸”。在战术上，他主张以穷追堵击相配合，采用猛打、猛冲、猛追的“三猛战术”，实行以毙俘匪首、消灭股匪为目标的歼灭战。合江军区司令员贺晋年执行了张闻天制定的清剿方针与战术，率领部队在林海雪原中战斗，前后不到5个月，基本上消灭了匪患。

　　土地改革是建设根据地的中心任务。在这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中，张闻天深入实际，亲自蹲点，注重调查研究，广泛发动群众，稳健地掌握政策，使合江土改避免了“左”右摇摆。1946年冬，他在桦川县会龙山村蹲点，发现“反奸清算”不彻底，假分地、瞒黑地、转移浮财等各处都有。他向陈云汇报以后，即提出重新广泛发动群众，煮熟“夹生饭”，消灭“半生不熟”地区的任务。全国土地会议以后，1947年冬曾刮起一股“扫堂子”风，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都挖出来分掉。合江有些干部责问省委为何不发动“扫堂子”，甚至埋怨省委“右倾”。张闻天坚决顶住了这一“左”的做法。这时又有部分地区发生平分中农财产、侵犯中农利益的情况，张闻天知道后连夜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在农民发动起来平分地主土地与浮财的同时，他们还要到城镇挖浮财和平分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张闻天得悉后，立即召开城乡干部会议，指出进城“挖浮财”的做法是同党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相违背的，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支援前线与满足农民本身的需要都是不利的。统一认识后，省委发布了张闻天起草的《在平分土地运动中保护城市工商业》[2]的指示，严禁农民随便进城抓人、捕人和起浮财。在张闻天正确领导下，合江土改于1948年春基本结束。张闻天又及时提出从平分土地运动转入生产运动。

　　在城市工作中，张闻天同样注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制定和执行正确的工商业政策。在领导城市开展反奸清算斗争后，张闻天指示各地适时地把注意力转到工商业的恢复与繁荣上去。1946年11月7日，合江省委通过张闻天起草的《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1]的决议，提出“为繁荣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支持长期战争，必须承认，大量的吸收私人资本，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任务”。这一“决议”正确处理了贸易、税收、信贷、物价和劳资关系等问题，并规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私营工商业的具体政策。在张闻天领导下，合江省在发展国营和公营经济的同时，私营工商业也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张闻天在领导合江工作的复杂斗争中，仅两年时间，就团结干部，发动群众，把一个政治混乱、土匪猖獗、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合江省，建设成为东北的一个巩固的战略后方，以人力、物力、财力有力地支援了东北的解放战争。

　　探讨经济建设基本方针

　　1948年5月，张闻天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948年春张闻天就提出地方党的工作重心应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上来，要将生产、支前作为两大中心环节来抓。他思考的重点已经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的问题了。他到哈尔滨就任新职以后，在7月18日各县组织、宣传部长联席会议上的报告中，就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式”为国家经济(或叫公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小商品经济、合作经济，指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合作化方向。8月31日，张闻天在东北城市工作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指出当前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应由农村转入城市，因为城市代表更高的生产力，代表工业、技术、科学与文化，代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他还说明“城市领导乡村”的实质就是“工业领导农业”，“工人阶级领导农民”。他分析了城市的阶级关系和经济结构，提出党在城市工作中的政治路线是：依靠被压迫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团结独立劳动者和知识分子，联合中、小资本家，反对和打倒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1]。

　　在上述报告与总结的基础上，张闻天在9月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2](以下简称《提纲》)。指出“东北经济在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取消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特权以后，基本上是由5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提纲》具体分析了这5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地位、发展方向及其相互关系，阐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对各种经济应该采取的政策，并提出东北经济建设中的阶级路线：“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容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和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这个《提纲》立即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肯定这个《提纲》，说问题提得很好，内容正确[3]。《提纲》经刘少奇、毛泽东先后作了修改于11月印发征求意见，准备改定后转发全党，进行教育，并作为各解放区经济建设的方针[4]。在1949年1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论述经济建设方针时就采用了张闻天对5种经济成分的概括[5]。在不久后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纲》中的思想被吸收到毛泽东的报告和会议的文件中去。

　　1948年12月，张闻天改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他继续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进一步从不同角度丰富和深化了对各种经济成分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对正确执行经济建设方针提供了新的依据。1949年5月他到安东(今丹东)担任中共辽东省委书记后，又主持起草了有关经济建设方针和做法的一些决定。从1948年12月至1949年7月，他先后就供销合作社的方针、土改后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等问题，向党中央和东北局写了4个文件[6]，对东北经济工作中的各种矛盾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政策建议。如：发展合作社的道路，应该是从供销到生产，通过供销合作发展到生产合作;合作社应为群众服务和盈利，利润的一部分应该按股分红;农村生产合作必须坚持自愿两利原则，采取多种形式，“不能千篇一律硬搬硬套”，“不能主观地任意提高”;应该允许少数新富农的存在和某种程度的发展，但农村党员应该为合作化事业奋斗，不能当新富农;在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方面，应该根据实际出现的偏差，及时克服右的或“左”的偏向，等等。

　　对于张闻天的创见和他所支持的新生事物，中共中央领导人大多是赞同的。但对某些具体做法意见也不尽一致，如供销社实行盈利分红，有的同志就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一直争论到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当面表态支持张闻天的意见，才告终了。

　　驻苏大使

　　1950年1月，张闻天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和安理会首席代表，于2月中旬离开安东赴北京。后因美国等阻挠，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未能及时恢复，中央乃改派张闻天为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于1951年4月到任。

　　张闻天就任驻苏大使后，即对使馆进行思想整顿，建立政治学习制度，统一认识，增强团结。在此基础上，大胆改进使馆工作，进行组织建设与业务建设，使整个使馆井然有序。他提出研究驻在国情况和国际关系是驻外使馆的一项根本任务，立即建立研究室，写出很多有价值的书面报告，开了大使馆设研究室和大使亲自领导调研工作的先河，使大使馆真正发挥党和国家耳目的作用。1951年4、5月份朝鲜战场上第五次战役正激烈进行之际，张闻天分析了整个世界格局和交战双方经反复较量大体相持在三八线上的现实，看出“美国当局在目前有在三八线求得停战的趋向”，便指导研究室写出调研报告，及时送回国内，建议中央领导作好谈判准备[1]，受到周恩来和外交部赞扬。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以后不久，张闻天就注意到了苏联党内开始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指导驻苏使馆研究室连续向国内有关部门送去多篇调研报告。1953年12月的两份报告，着重介绍了7月以后苏联反对党的宣传中的个人崇拜，揭露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中个人崇拜的表现，从理论上批判个人崇拜，强调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和党的领导的情况，苏共“十九大”以后苏联宣传工作中反对教条主义等情况。1954年3月的一份报告较有分析地介绍了一年来苏联宣传中对于斯大林提法的一些改变，提出这种改变从1953年4月起已露端倪，至7月后十分明显。毛泽东对张闻天报告中央的上述材料十分重视，认为“都是重要文件”，于1954年4月28日告刘少奇将这些材料“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在京及各地的中委、候补中委”[1]。据统计，在1953—1954年两年内从莫斯科发回国内的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共有25篇，大部分转载刊登于内部刊物。

　　张闻天在驻苏大使任内的主要工作，是根据中央当时方针，发展中苏经济贸易关系和科技合作关系，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集中力量搞好苏联帮助设计和建设的“156项工程”，以建立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之一。张闻天为之倾注了心血。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是“156项工程”总的主持人，张闻天则是在苏联具体落实的主要负责人。他以大使身份参加了与苏方进行的有关“156项工程”的谈判。为了加强组织领导，经他建议，加强了驻苏使馆商务参赞处的领导力量，国内冶金、机械、采矿、电力等各有关工业部门派来重要技术负责干部作为各该部的总定货人也参加商参处工作，并同各部派出的专家组成定货小组，同苏方相应部门进行对口谈判。确定项目后，从初步设计到技术设计及施工图，从工厂规模、选址到未来发展以至工艺流程等等都要商谈。各个项目谈判的情况，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张闻天都亲自过问，有的直接处理，重要的向中央请示或提出建议。1952年6月，中国航空工业将步入自己制造飞机的阶段，张闻天建议中央“应采取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大规模地建设飞机制造工业”的方针，并提出飞机制造厂设计的两种办法，请中央及早确定[2]。1953年底，张闻天发现在委托苏方设计我国项目时，我方存在着不能如期提交设计任务书和设计资料的突出问题，便立即于1954年初向国家计委负责人并周恩来、毛泽东发出“特急”电报，详述情况，指出：“这种情况很可能造成设计工作的普遍延期”，“如不尽速采取有效措施，将会影响到我国五年计划的完成”，郑重建议国内 “加以催促”[1]。

　　对于国内经济建设基本方针问题的研究，张闻天花了很多精力，提出了重要建议。1952年1月16日，他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信，提出实行中国工业化要以“稳步前进”为指导思想，说明如果离开中国现有的各种条件而要加速工业化“是一种急性病”。信中指出，要“把我国工业化的基础放在现代化重工业之最新的科学技术的成就的水准之上”，“一开始就真正建立起最新式的、最进步的、最现代化的工厂之工厂”。并说，看起来这样做需要较长的时间，实际上“是中国工业化的真正捷径”。他在信中还提出许多具体建议。关于钢铁工业的布局，他提出要在进一步建设东北钢铁中心的同时，“立即在西北开始建立第二个钢铁中心，并准备在西南和中原方面建设第三个钢铁中心”。关于如何把自力更生同取得外援“正确结合起来”方面，他根据当时中国的条件，主张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各种日用的机器与工具的生产，“应当尽量自力更生，自己设计，自己生产”，而现代化重工业项目的建设，则要取得苏的援助[2]。周恩来接读张闻天此信后，立即将信送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同志传阅，并在2月8日电复张闻天，说来信“所提的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方针及许多具体意见都是很好的，我们正在为此方向努力”[3]。1953年初，张闻天同李富春、叶季壮、李强等一起，认真研究了当年中苏贸易总货单，联名向毛泽东、周恩来和陈云等写了详细报告[4]。报告反映了在谈判中苏方的意见，对“一五”计划的建设方针提出了重要建议。张闻天、李富春等认为，按照我国确定的“稳步前进”的方针，我们正在讨论、编制中的“一五”计划“发展速度太快”，“要注意成比例地发展，不可跳跃过大”，这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性。

　　1954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五年间外交工作最为活跃的一年。4月，张闻天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他的工作逐步从中苏关系转向整个国际交往。在这一年里，张闻天除1月28日回国参加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他在会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揭露与批判了高岗在东北和调中央后的错误)，9月在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以外，可说是整年活跃在我国外交战线上。4月至7月，张闻天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随同周恩来出席了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这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国际会议。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他又随周恩来到民主德国、波兰、苏联访问。11月，张闻天受中国政府委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11月29日至12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讨论保障欧洲和平和安全的欧洲国家会议。11月至12月间，张闻天还受命代表中国政府同南斯拉夫驻苏大使进行了建交谈判，并使谈判于12月中旬顺利达成中南建交协议。

　　在外交部

　　1955年1月19日，张闻天离莫斯科回国，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先后协助兼任外长的周恩来和其后担任外长的陈毅工作。

　　张闻天主持部务以后，作了一个《加强调查研究，提高业务水平》的报告[1]，号召全体干部钻研业务，加强形势和政策研究，以便更好地执行中央的对外政策。外交部加强了专管形势政策调查研究的机构，各有关司也相继设立了综合小组。他经常主持或参与主持外交部的形势讨论会、“务虚会”，倡议实行形势通报制度，倡议出版交流调研成果的内刊和促进学术交流的杂志，使外交部和各驻外使馆调查研究蔚然成风。为了推动国际问题研究，他筹建了国际关系研究所，筹办了外交学院，还同有关部门商量，恢复和加强了世界知识出版社。他原来计划创办一座国际关系的专业图书馆，可惜没有如愿。外交部对驻外使馆的领导，也在他的主持下进行了切实的改进。1951年，他曾巡视过我国驻东欧六国使馆。期间，他体会到巡视考察是对驻外使馆实行具体领导的有效办法，也是外交战线领导干部把调查研究与指导工作结合起来的好形式。他到外交部后继续运用这种办法，并加以发展，将巡视使馆与使节会议联系起来。1956年3月，张闻天在北京主持了第二次使节会议，总结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经验，并就“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以及亚洲各使馆的“调查研究工作”、“交际工作”，形成了三个指导性的文件。1957年3月至7月，张闻天用近四个月时间巡视了我国驻印度、巴基斯坦、印尼、缅甸四国使馆和驻孟买、雅加达两个领事馆，针对这些使领馆面对的驻在国复杂的政治、经济情况，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的、指导性的意见。1958年7月，张闻天在布拉格主持了我国驻欧洲及埃及等16国使节会议。会议前后，他视察了驻匈牙利、瑞典、芬兰三国使馆。他认为巡视使馆可以“了解情况，联系群众。这比写官样文章好得多”[1]。

　　张闻天在国际问题研究中，不唯上，不唯书，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独立思考，勇于发表科学的创见和新颖的建议。他既注重当前国际形势发展动向的研究，又很重视对国际关系和外国的系统研究，特别是战略性问题的研究。他的不少见解为中央赞许和采纳，许多论断为国际关系的发展所证实。

　　张闻天多次指出，和平与战争问题，是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在谈到战争问题时，他总是把战争与和平联系在一起，而没有把战争与革命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战后的世界没有出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形势，在相当一个时期里世界革命还不可能提到日程上来。他深刻地分析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当时国际间力量的对比，认为在总的和缓趋向中，局部战争仍然存在，新的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争得相当长时间的和平国际环境[2]。1954年周恩来代表我国与印度、缅甸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张闻天在此后许多不同场合作了深刻的阐述、发挥。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是不可避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而不是一时的策略措施，倡导和恪守五项原则是我国坚定不移的、长期不变的国策[3]。他还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适用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而且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他就社会主义体系中各国关系作出解释说，这是因为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独立和主权国家，独立自主的执行着自己的对内和对外政策，解决着自己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而且每个国家有它的许多特点，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有着各种差别性”，因此，在它们之间，“同样地也不容许把一个国家的意志强加于另一个国家”[4]。1956年3月，张闻天为提供外交使节会议讨论写了一个文件《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5]，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经验总结为12条，全面、深刻地阐述和发挥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怎样认识和对待民族主义国家，是50年代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问题。张闻天指出，“反对殖民主义，走民族独立、和平中立和发展经济的道路，已经成为亚非各国的普遍要求，成为亚非当前形势发展的总趋势”[1]。应该看到，由于各种历史条件，这些国家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和国家独立后，“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居于领导地位，并且执行着民族改良主义和和平中立的政策”;同时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一般的还不大可能在短期内树立起政治上的领导，因而难以在短期内经过人民革命胜利的道路而进入社会主义;“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它的重要作用，民族改良主义还有它一定的发展前途。”[2]因此，我们对亚非国家的基本方针是，“同一切亚非国家加强或建立友好关系，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发展同它们的经济合作和文化关系;同情和支持亚非国家和人民的反对殖民主义，要求民族独立，发展经济，实行工业化的愿望和它们为此所进行的斗争。”张闻天还特别强调，“要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就必须支持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其他阶级的民族主义者也包括在内)。”[3]他还有针对性的指出，“革命决不能输出”[4]，“不应当企图把它们拉到社会主义阵营中来”，“要向它们证明，我们并不想挖它们的墙角。”[5]

　　外交工作实践中，张闻天非常强调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要使主观的需要和客观的可能结合起来”[6]。他反复提倡“勤俭办外交”的原则，反复强调首先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要搞一点”，但要“量力而行”[7]。张闻天在外交战线10年的实践活动，生动地体现了他所论述与倡导的新中国外交风格的主要特点：“立场明确，旗帜鲜明，说理透彻”;“合乎实际的谦虚和深刻的自信相结合”;坚持原则性而又“力求灵活，争取主动”;“朴素大方，既不寒酸，也不豪华”[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