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张闻天简历简介资料生平经历 张闻天对革命事业的贡献[第3页]

　　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

　　长征是一次举世罕见的伟大而艰难的进军。毛泽东担负军事领导以后，指挥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会理会议以后，又顺利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攻占天全芦山，于6月12日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胜利会师。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围绕着“北上”还是“南下”、“西进”的战略方针问题，党中央同张国焘展开了复杂而又尖锐的斗争。毛泽东是这场斗争的领导者，张闻天则积极予以配合。在两河口会议前，张闻天发表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1]一文，论述了在创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过程中争取“决战胜利”的战略意义和“运动战”的原则，并针对张国焘的主张，不指名地批评“避免战争”的“逃跑主义倾向”。这是最早的一篇系统阐述“北上”方针、批评张国焘右倾错误的文章，为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做了思想准备。6月26日，两河口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举行，他在会上作了总结性的发言，明确指出“北上”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西进”方针“是退守的，不适用的”，当前应“首先进攻或控制松潘”。6月28日发布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然而张国焘对自己在会上赞成的攻打松潘计划却极力延宕。他还仗恃人多装备好，在“组织问题” 上提出各种要求。为了团结北上，张闻天主动表示愿意让出党中央书记的职位，毛泽东从全局考虑以为不妥。后经芦花会议决定，红军总政委一职由张国焘担任，张国焘这才勉强率领四方面军北上向毛儿盖地区集中。可是，到了毛儿盖以后，张国焘又进行一系列反对中央、破坏团结的活动。张闻天协同毛泽东、周恩来等采取了特殊的、十分忍耐的方针。8月上旬，在沙窝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和组织问题。张闻天就第一项议程作了“报告”和“结论”，并起草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经沙窝会议讨论通过的这个决议，对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个月来出现的主要问题，作出了深刻而又具体的回答，有力地然而又是策略地抵制和批评了张国焘“西进”、“南下”的错误战略方针、枪指挥党的军阀主义倾向、破坏两个方面军团结的行为和避战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动摇，创造了在特殊情况下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一个范例。

　　张国焘又一次玩弄两面派惯伎。他在会上表面赞成沙窝会议《决议》，会后继续同中央“北上”计划对抗。为了克服张国焘新的阻挠，8月20日在毛儿盖举行了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向东(陕西)”发展的方针，反对“向西”。会后，张闻天带领党中央机关随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的右路军行动。8月下旬进入茫茫草地，行进5天，终于在月底胜利通过，到达四川、甘肃交界之班佑、巴西地区。

　　尽管张国焘执迷不悟，反对北上东出方针，张闻天、毛泽东等还是宽容忍让，耐心等待。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右路军即在这里进行休整，等候左路军到达。张国焘却坚持分裂党的错误和向川康藏边退却的“南下”方针。9月8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再次说明“南下”极端不利，希望左路军立即北上。张国焘置若罔闻。在接到中央此电之前，张国焘已致电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要他们命令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不听则将其扣留。在接到此电之后，张国焘于9月9日一面致电中革军委，坚持其“南下”的主张;一面背着党中央电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要他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毛泽东。在此危急时刻，张闻天同毛泽东、博古一起赶到红三军[1]驻地，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等举行中央常委紧急会议，决定党中央同四方面军暂时分离，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会后，张闻天向李维汉布置了任务，要他负责带领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等单位于次日(9月10日)凌晨开始行动[1]。部队从巴西出发后，张闻天策马前后照应，亲自向干部讲明当时的危险处境，还跟彭德怀一起布置红三军部队在山上警戒。

　　9月12日，张闻天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的错误及红军行动方针。他在发言中指出，张国焘错误的实质是“右倾的军阀主义”，“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但同时又指出“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9月20日左右，张闻天等到达甘南小镇哈达铺，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这里，从报纸上获悉陕北不仅有红军、游击队，而且有大块的苏区根据地。张闻天立即写下一篇“读报笔记”，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2]，表示了前往那里落脚的意向。到达直罗镇后，张闻天主持政治局常委会，正式作出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决定。

　　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跋涉了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到达这里终于完成。张闻天同红军指战员一起走过了这一艰难光荣的历程。

　　从瓦窑堡会议到西安事变

　　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张闻天在1935年11月3日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提议中央“分两部分”行动。会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部队南下到前线指挥作战，张闻天率党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革命有了落脚点，张闻天这才成了家。他同长征中接替邓小平担任过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结为终身伴侣。

　　1935年11月13日，张闻天主持中央会议，提出扩大与巩固陕甘苏区，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战略任务。11月17日，他又写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3]，提出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中心问题，就是经过一些转变的环子，灵活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包括上层社会与某些军阀)的策略，导致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就在这时，张浩到达瓦窑堡。张浩曾作为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在1935年七、八月间出席了共产国际“七大”，但会议中途即被派遣回国。一路走了三个月，终于寻找到了同国际失去电讯联系的中共中央。他向张闻天传达了国际“七大”关于转变策略、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等精神。当时毛泽东正在前线，凡策略转变中的重要问题，张闻天都同毛泽东函电商量，征得同意。在11月2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就会议的议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报告，对广泛的统一战线作了全面的解释。指出“今天提出统一战线，与过去有很大不同”，“按照六大纲领，我们可以和国民党的队伍结成反日反蒋同盟”，提出“要反对主要敌人”，“坚决同关门主义作斗争”，就是“只反日不反蒋”的武装队伍，我们“也可以”与之联合。12月6日，张闻天又主持政治局会议，就改变对富农策略的问题作“报告”和“结论”。会议作出了《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提出在白区“联合富农”;在苏区，“只取消富农的封建剥削”，使其采取善意中立的态度，纠正了“加紧反对富农”的“左”倾错误。11月底与12月初，张闻天主持的这两次政治局会议，拉开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民族革命战争伟大策略转变的序幕，为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做了准备。

　　毛泽东、周恩来在直罗镇战斗胜利后于1935年12月中旬与另一部分中央领导人在瓦窑堡会齐。从12月17日起张闻天主持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就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政治形势与策略，作了报告。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在历史大变动的前夜，《决议》提出“党的政策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为此，必须运用“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决议》要求全党“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实际的群众的斗争中去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指出：必须同党内的主要危险关门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同时要警惕“1927年时期的陈独秀主义，在新的大革命中，在部分的党部与党员中的复活”[1]。

　　12月27日，张闻天主持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毛泽东系统地、深刻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传达了瓦窑堡会议决议的精神。

　　瓦窑堡会议以后，张闻天立即进行具体部署，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在12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提议“为加紧对北方的领导”，派刘少奇到天津任北方局中央代表。会前他先同刘少奇商量，得到了刘的同意。1936年4月，又派冯雪峰前往上海担任中央特派员。9月，又派潘汉年重返上海。很长时间，白区工作一直由张闻天分管。他同胡服(刘少奇化名)、李允生(冯雪峰化名)、小开(潘汉年)函电往还，频频不断，推动了全国青年学生与社会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张闻天非常重视并始终关注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联合工作。他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制定了联合东北军的方针，亲自指导过联合西北军的工作[2]。他还首先建议指派一批干部专门从事这项工作。1936年2月底，受托为南京方面送信的人员到达陕北，传递了与共产党商谈联合抗日的意向。张闻天同毛泽东、彭德怀联名复电，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等与南京当局谈判的5点意见。

　　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发动抗日，毛泽东提出过黄河东征的决策，张闻天坚决支持。为表示东征决心不动摇，张闻天在1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上代表中央常委提出：“中央领导随主力行动，到红军中去。”2月20日部队过河东征，张闻天一直随军行进。途中得到共产国际“七大”的正式文件。张闻天乃于3月下旬在晋西交口至石楼县一带召开政治局会议(即晋西会议)。张闻天在会上作报告，论述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方针[3]，提出对国际“七大”决议，“我们应该使之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党的“中心任务是抗日”，“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我们现在主张国内和平，联合抗日”，“朝统一战线的政权(抗日联军、国防政府)的方向发展”。经过充分讨论，会议肯定了瓦窑堡会议对形势的分析和策略的转变以及东征的决策。5月初，中央决定结束东征，撤回河西，5日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这个口号，集中体现了晋西会议决定的方针。

　　1936年8月8日，潘汉年到达延安，汇报了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指示。在这之前不久，中共中央收到了南京方面提出的关于国共谈判的新的条件，潘汉年传递了南京急于要求答复的消息。张闻天于8月10日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新形势下统一战线策略，特别是对蒋介石方针的转变问题。根据会议决定和8月15日“国际电报”(即“政治指示”)精神，8月25日发出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直接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组织国共两党共同反日的坚固的统一战线。9月1日，中央书记处又下达了张闻天写的《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适时改变了“抗日反蒋”的口号。接着，在8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作“报告”和“结论”。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决议》正确地估计了在新形势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因而及时地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民主共和国”这一更为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口号。

　　张闻天还同毛泽东、张浩等一起，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与耐心的教育。1936年6月张国焘不得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后又被迫同意北上。

　　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1936年12月13日，张闻天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发言中对会上“以西安为抗日中心”、“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以至“除蒋”等主张，用正面阐明自己意见的方式，表示了明白的反对。他提出“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对妥协派(指蒋嫡系势力——引者)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经过会后六天的发展变化，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认识趋于一致。在12月1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在发言中赞同毛泽东关于和战两种前途的分析和争取“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的主张。他提出：“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强调我党“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主张“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并在会上对“公审蒋介石”这一口号提出了批评。会议通过了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两个文件，即《对西安事变通电》(公开)和《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党内)。12月25日蒋介石获释，但回南京后，即扣留张学良，派重兵进攻西安。西安上空战云密布，内战又有一触即发之势。在危急关头，张闻天于1937年1月25日离开延安，27日秘密到达西安，同周恩来、博古和彭德怀、杨尚昆、任弼时、王稼祥等多次紧急会商解决危机的对策。他们作出的决策得到毛泽东、朱德的赞同，被概括为“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后终因2月2日发生枪杀王以哲的不幸事件而失却了“三位一体”(指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的局面。

　　张闻天返回延安，正值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他即主持起草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国策，并表示在确定五项国策的前提下中共作出相应的四项保证。此后，国共两党即重开合作抗日的谈判。周恩来一直是同国民党代表和蒋介石面对面进行谈判的主将，张闻天则自始至终同毛泽东一起领导了这一持续半年多的紧张曲折、波澜起伏的谈判过程，使谈判取得国共第二次合作成立的结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建立的同时，共产党有了公开合法的地位又保持了独立性，保持了党对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绝对领导。

　　跨入新阶段

　　1937年3月，张闻天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国民党三中全会后的形势与我党任务》的报告，指出国民党的三中全会，说明它已基本上结束了动摇，开始转向抗日;三中全会后，国内形势由停止内战进到准备实际抗战的新阶段;完成巩固和平、准备抗战任务的关键是实现民主权利;国共合作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争取领导权。他在4月发表的《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1]一文中，将这个新阶段的任务概括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并指明抗日战争“必然是一个持久的战争”。5月在延安召开苏区党代表会议，张闻天致开幕词，指出：为了完成目前的迫切任务，“党必须大大加强白区党的组织与领导，使特区成为抗日的模范区”;“红军必须成为模范的抗日军，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的核心”。他强调“取得共产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是目前一切工作的中心”。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做了重要准备。

　　接着，张闻天又主持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刘少奇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讨论中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论。6月6日，张闻天根据6月初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在会上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1]。这个报告同他1936年10月18日写的小册子《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2]精神是一贯的，在国共两党走向合作之际，总结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规定了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方针。张闻天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清算了过去10年来在策略上所犯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这次会议着力引导全党冲破“左”的思想禁锢，彻底否定错误的工作指导方针，明确了新阶段白区工作的策略任务，正确地决定了具体工作的转变。

　　七七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战开始。张闻天在8月9日中共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作《天津失守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指出目前形势的发展将从局部的应战转变为全国性的抗战，目前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失败主义，并提出实现全国抗战的“八条纲领”。讨论中，他又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修改成为“十大纲领”。可以说这是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草案。在8月22日至8月25日于洛川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发言并作关于政治形势的“补充报告”和“结论”。他赞同毛泽东报告中阐述的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等重要思想;同时，在3次讲话中都论及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他指出：“抗日是持久战，即使部分妥协发生也仍是持久战”。在“补充报告”中张闻天对“持久战”作了论述。他说：“要强调持久战的问题，不因胜利而骄傲，不因失败而丧气。”“持久战，包含进攻、防御与退守，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是一个艰苦斗争的过程”，其间“可能发生挫折、失败、妥协、叛变的事件”，“战争的坚持就是有许多困难在其中”。并指出，“在此过程中，共产党必然取得领导权。”

　　洛川会议以后，张闻天在《解放》周刊第17期上发表《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一文。文章通过中日两国人力、物力、军事力量、国内矛盾、国际关系以及战争性质等的对比，说明日本很难实现其速战速决的战略，中国也很难在短时期内战胜日本，“中日战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是不能在短时期内解决的。中日两国的战争，将带有持久的性质”，中国“必须用持久战以战胜日本”。文章指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关键，是动员全中国人民参加全面的抗战”，“四万万中国人民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力量的泉源。只有依靠这一伟大力量，我们才能进行持久战，才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张闻天在《解放》周刊上还接连编发了彭德怀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第25期)、周恩来的《怎样进行持久抗战》(第30期)等研究和指导抗日持久战的文章。所有这些，都为持久战理论体系的形成，为毛泽东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的诞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开始占了主要地位。张闻天于11月15日作《把山西成为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一文[1]，指出山西“开始了广泛的游击战争的新阶段”，呼吁“将政府的军队的抗战彻底转变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1937年11月底，王明从苏联回国。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他抹煞国共两党的原则分歧，在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张闻天虽然一时没有看透王明鼓吹的统一战线策略的右倾实质，但是在总的路线、方针上没有动摇。他在12月12日的发言中肯定：“对统一战线问题，自西安事变以来，统一战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并获得很多成绩。”张闻天又肯定：“洛川会议的方针用(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是正确的。”张闻天还肯定：“洛川会议决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本上是正确(的)。”并指出：“今后红军游击战还是主要的，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他还肯定：“华北工作一般路线是正确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统一战线是有进步的。”对此，王明批评他没有指出中心问题是“对国共合作了解不够”。张闻天在“总的结论”中进一步明确肯定，从《八一宣言》至今“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他特别强调，虽然我们目前主要的任务是“求得统一战线更加扩大与巩固，但并不放弃我们自己的基本原则——党的独立性。对八路军与新四军，不仅要扩大，而且要保存党的领导。我们必须扩大三五十万党能直接领导的军队，统一战线才能更有力些”。[1]在1938年2月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又进一步强调，在国共合作中“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要与国民党合作，但也必须时时保持戒心”，同时也要“求得我党力量的巩固和扩大”。他还提出，党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发展游击战争，创造许多根据地。他说：“像晋察冀边区的那种形式的政府，其他各地也要组织，也要采用这一形式。”[2]王明到武汉后，张闻天配合毛泽东在中央内部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进行了必要的斗争，直到六届六中全会。

　　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致“开幕词”并作组织报告——《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3]。同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相呼应。张闻天的组织报告强调了同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强调战区、敌后的工作，强调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独立性，反对投降主义的倾向;强调独立自主地建立根据地和民主政权，发展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

　　在组织报告中，张闻天提出了“组织工作中国化”的方针。他说：“将外国党的决定搬到中国来用，是一定要碰钉子的。所以不仅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且要在民族环境中来实现这些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是国际性的，但我们是在中国做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正确认识这些特点，再来决定我们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我们要的是国际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在谈到宣传教育工作时，张闻天又提出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方针。他说：“宣传马列主义，提高全国的理论水平，特别要注意于以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革命方法去教育共产党员与革命青年，并以此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各方面。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他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针对当时复杂的环境与党内的实际情况(如张国焘叛逃、王明违犯组织纪律等)，张闻天提出了“提高党的警觉性”、“发展党内民主与巩固铁的纪律”、“巩固党内团结”等重要任务。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几个组织建设方面的重要文件，作为党的法规，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统一和团结。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时刻，六中全会统一了全党的步调。

　　主管宣传和干部教育

　　在王明回国后召开的12月会议上，决定对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和人员分工进行调整。张闻天是新成立的中央书记处5名书记之一。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召开了9月政治局会议，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空气。”诚如毛泽东所说，“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1]张闻天根据上述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在六中全会时，即首先向毛泽东提出，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总书记。当时毛泽东不主张这样做。张闻天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此议[2]。张闻天虽然没有把书记一职让掉，但会后即主动地将工作转移给毛泽东。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转到毛泽东住处开，一切重大问题都由毛泽东定夺。不过，一段时间内会议仍然由张闻天主持。实际上，六中全会前后张闻天的主要工作就是主管宣传和干部教育了。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37年12月起)、干部教育部部长(1939年2月起)和两部合并后的宣传教育部部长(1940年初)，《解放》周刊主编(1937年5月起)、《共产党人》编辑(1939年2月起)、马列学院院长(1938年4月起)、中央研究院院长(1941年7月起)等职。

　　张闻天主编《解放》和《共产党人》，亲自执笔撰写了大量论文，阐发、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讲演《论青年的修养》[3]、《论待人接物问题》[4]和《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5]、《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6]等一组论思想品德修养和党性锻炼的文章，使延安和全国各地许多当时刚刚走进革命队伍的同志深受教益。他还亲自指导和组织力量，于1941年初出版了一种兼用英、俄、法三种文字的油印刊物《中国通讯》，以开展国际宣传。

　　他领导筹办马列学院并兼任院长，这是党在延安创建的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理论的比较正规的学校。学员一部分是前方和机关的干部，大部分是从国统区来延安的年轻的党员。按照由浅入深、由近到远、由具体到抽象、教学内容少而精的原则，头几个月学列宁主义基本问题、中国近代革命史、党的建设，后几个月是政治经济学、西方近代革命史和哲学。张闻天常主持星期六下午的课堂问答，使所学内容融会贯通。他亲自约请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同志来院作报告。从前方或大后方回延安的领导同志，也都被邀讲演。3年间，马列学院共办了8个班，学员500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一直活跃在党、政、军各级领导岗位或理论宣传战线上。确如李先念所说，这所学校“对提高党的理论水平作出了很大贡献，培养了一批具有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干部”[1]。1940年2月用中央书记处名义发的《中央关于办理学校的指示》，强调办理党校的目的是“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教习的目标是“求得理论与实践的一致”，要发扬民主学风，并提倡自习为主、循序渐进的方法。

　　他十分重视教材建设，认为“供给教材”是党内教育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党中央与中央宣传部应负的责任。刚到陕北，张闻天就指导宣传部编写过一本简明通俗、图文并茂的《党员课本》，亲自修改定稿。他甚至还亲自组织与指导编写了一套抗日根据地小学语文课本。当然，最为著名的是他在“抗大”讲课，亲自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这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党史的开创之作之一。它从1840年鸦片战争写到1927年广州起义，内容生动具体，文笔流畅，深刻地总结了鸦片战争以来历次革命运动和重大政治事件的经验教训，讲清了近百年来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过程，使人们对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原因及历史演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背景、性质和意义，有清晰完整的认识，对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的道理，有较为深刻的理解。这本书1937年冬在延安出版以后，立即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上海、武汉等地都相继翻印，流传全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根据地和解放区各种干部学校都用它作教材。到全国解放时，这本书先后出了10多个版本，深受读者欢迎。

　　张闻天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编译和重要读物的编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亲自兼任马列学院编译部主任，主持编译出版《马恩丛书》(10册)和《列宁选集》(20卷)，扩大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广大干部提供了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精神食粮。在张闻天倡导下，延安出版了《抗战中的中国丛刊》、《西北丛书》、《文化教育丛书》等知识读物。他还提倡读鲁迅的杂文和小说，认为这是“每个干部所必须研究的读物”[1]。为此，他提出并指导刘雪苇选编出版了《鲁迅论文选集》和《鲁迅小说选集》。

　　在指导文化工作方面，张闻天作过不少报告，起草过不少政策性文件。他是首先提倡“民族化、大众化”的中央领导人之一。他认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他主张“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2]。在总结新文化运动历史经验和分析文化人特点的基础上，张闻天提出的关于发展文化运动、正确处理党同文化人和文化团体的意见，促进了文学、艺术、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