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张闻天简历简介资料生平经历 张闻天对革命事业的贡献[第2页]

　　“我要加入CP!”

　　张闻天废寝忘食地埋头文学创作，势必影响正常的编辑业务。中华书局的主持者啧有烦言了。这时恰好有朋友邀他入川，张闻天乃应约前往，11月起在重庆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担任英文教员。

　　在重庆，张闻天完全以新文化运动战士的姿态现身，利用学校讲坛和报刊，鼓吹五四精神，推动重庆的思想启蒙运动。在斗争中，张闻天同中共在四川的领导人萧楚女、杨闇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点燃起的革命火焰，引起了反动军阀和守旧势力的憎恨和恐惧。“萧楚女播弄风潮”、“张闻天提倡自由恋爱”，成为两个主要的攻击目标。旧势力集结力量，造谣诬蔑，迫使张闻天难以在二女师执教，乃于1925年3月应聘到川东联合县立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

　　在旧势力的攻击面前，张闻天没有丝毫动摇退却。他同进步学生一道，于1925年3月30日创办《南鸿》周刊，亲任主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南鸿》以杂感、短评、散文诗、小说等活泼的新形式，抨击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深刻批判旧制度、旧思想、旧道德，热情宣传以“人”的觉醒为中心的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男女平等等思想。张闻天用本名和笔名在《南鸿》上发表了十八九篇文章，约占该刊全部篇幅的1/4。《南鸿》的战斗火焰简直把死气沉沉的重庆变成了一个大造反的世界。这就引起了反动势力更大的忌恨。4月初，顽固守旧势力发动了一个诬蔑张闻天没有“人格”、鼓动学生予以“驱逐”的谣言攻势，妄想将张闻天赶走。然而事与愿违，他们的造谣激起了川师学生的强烈不满，酿成了“川师学潮”。在这场短兵相接的斗争中，张闻天不避锋芒，用杂文作武器，揭露与回击对他的攻击。萧楚女、杨闇公则到处动员青年支持张闻天。斗争延续到5月中旬，反动军阀伸出了压迫的魔掌。重庆卫戍司令以“败坏风俗，煽惑青年”的罪名，封禁《南鸿》、《爝光》，并勒令张闻天、萧楚女等两周离渝。[1]

　　经过这一场同旧势力的正面冲突，张闻天的思想取得了突飞猛进。他在离开重庆时表示，自己的理想是“反抗”，职务是“战斗”，要“替被压迫者喊出不平的呼声”，“努力求人类的解放!”[1]。这时，他“深深觉得要战胜这个社会，必须有联合的力量，单靠个人的文艺活动，是做不到的，而共产党是反抗这个社会的真正可靠的力量”，产生了加入共产党的强烈的愿望[2]。

　　张闻天回到上海不久，五卅惨案发生。他立即汇入了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5月31日，张闻天在南京路上与友人郭绍棠不期而遇。郭问张“为什么不参加国民党?”张闻天脱口答道：“我要加入CP!”郭绍棠立即将张闻天的这个心愿告诉沈泽民[3]。沈泽民听到这个信息十分高兴，就同董亦湘一道介绍张闻天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时，张闻天创作了书信体抒情小说《飘零的黄叶》[4]。小说主人公长虹对他母亲说的那些话，简直就是张闻天对党立下的誓言：

　　我亲爱的妈妈，你的长虹，将认真的要开始做一个无私的光明的找求者了。他将把那一点光明拿来，高举在无穷的黑暗中间。妈妈，他更将借你的精神上的帮助，自己变做光明，照澈这黑暗如漆的世界!

　　张闻天入党后，即以私立乐益女中教员的公开身份在苏州参加开辟党的工作。1925年9月，张闻天同侯绍裘、叶天底、徐诚美等一起建立了中共苏州独立支部。在苏州，他以新文学家、留美归来的学者的公开面貌宣传新文化、新思想。10月2日中国济难会发表“发起宣言”，张闻天和于右任、杨杏佛、陈望道、恽代英、沈雁冰等同为主要发起人。正在这时，董亦湘来苏州巡视工作。他带来了一个消息：苏联上个月(9月)在莫斯科创办了一所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通称“中山大学”或“中大”)，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现正招生。董亦湘问张闻天是否愿意去学习一个时期，张闻天欣然同意。不几天，就得到党组织派他前往学习的通知。1925年10月28日，张闻天登上了一条返回海参崴的苏联运煤船。同船赴苏的有100多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首批学生。

　　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

　　1925年11月下旬，“中大”首批学生到达莫斯科。办理入学手续以后，每个学生都得到一个俄文化名，张闻天叫伊凡·尼古拉耶维奇·伊思美洛夫(别名“思美”、“洛甫”由此而来)，学号42。他被编入英文班，同班有沈泽民、吴亮平、朱务善、杨放之、李敬永(稍后到达)等。张闻天一面在英文班听苏联教员用英语授课，一面担任学校的英文翻译。4个月后，他就掌握了俄语，又任俄文翻译。他除在课堂上、大会上充当口译以外，还笔译学校的各种讲义和一些马列著作。

　　以张闻天原有的学识和名望，再加上他的勤奋、坦诚、谦和，很快就成为“中大”的突出人物，为学生们钦佩，校领导重视。学校开设的各门课程他都学得很好。关于进校后学习情形，他在1928年填写的一份表格中写道：“对于学习，极感兴趣。各种功课都能引起我的注意。最初两年内，极努力一般政治经济知识的发展。对于中国革命，及俄国党内争论，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曾特别用过功。”“学习中最感兴趣者，即为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实际。”[1]。1927年9月，张闻天毕业留校，被分配在列宁主义教研组，先后讲授“列宁主义”和“联共党史”。这时他虽然没有时间对中国问题详细研究，但还是密切关注。在那份表格中，他对学校的教务工作提出“各种材料应尽量中国化”，对党务工作，也建议“多讨论中国党内的现状，及最近发生的问题。”在“中大”三年间，张闻天还先后担任过中大支部委员会候补委员、宣传部委员、指导员、翻译委员会主席、《国际一周》编委会主席、班长等党内外职务。他以刘云的笔名同吴亮平合译了《法兰西内战》，还校订了李敬永译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当时译名)。这两本书当时都在莫斯科出了中文版。

　　为了给中国共产党造就高级理论人才，共产国际东方部与联共中央于1928年9月选送几名中国同志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张闻天即为其中之一。旅莫青年称他和同时入院的王稼祥、沈泽民、郭绍棠为“四大教授”。红色教授学院规定，学员都要担任一项党的工作。张闻天在该院历史系学习的同时，参加过共产国际东方部研究院的工作，经常任务是到东方部阅读中国报纸和中共文件，将重要者译成俄文或用俄文写成综合报告供共产国际领导参阅，参加过共产国际主席团及东方部的一些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为中共代表团当翻译。同时，还到“劳大”讲授“中国阶级斗争史”、担任工人班的指导员，并参加一些活动[1]。张闻天对进红色教授学院很感兴趣，但他对一直“苦无时间”加以特别研究的“中国革命问题”更感兴趣。他写出了一些论文，论题涉及中国革命性质与动力、中共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国富农问题、中国革命的具体策略等。当然，由于共产国际是以“第三时期”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张闻天当时在学习与研究中又缺乏从中国实际出发、“学以致用”的深刻的观念，他的论文脱离中国实际，若干观点打上“左”的烙印也是不奇怪的。例如，他认为中国土地革命中应该加紧反对富农，就是不正确的。

　　张闻天旅莫期间，中国经历了从大革命胜利发展到遭致失败的重大反复，中共和联共党内斗争都很尖锐。国内和苏联的狂风巨浪自然会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激起层层波澜。张闻天观点鲜明、态度坚决地参加了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托洛茨基派等斗争。在一系列斗争中，莫斯科中国留学生中确实有一批人比较一致，他们是坚决拥护共产国际，坚决贯彻“国际路线”而同中共代表团不一致的。这批人后来被称为教条“宗派”。党的历史上形成的“宗派”这个词的概念，不是指秘密小组织，而是指在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一些思想观点，乃至策略、纲领上同志之间意气相投即结合、不投即反对的关系。人们的思想是发展变化的，因而“宗派”也是不稳固、不长久的。[2]按张闻天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之一。虽然他同为首的王明个人之间没有私交，在品格和作风上更是大相径庭的。

　　张闻天积极参加了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在“立三路线”形成过程中，他就写了《论两条路线的斗争》[3]。文章分析了中共“六大”以后盲动主义在党内的主要表现，由此提出中国共产党要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主张“在反对党内主要的危险右倾时，党是一刻也不能放松反对‘左’倾的”，“对于这种‘左’倾，我们的党必须给以严重的打击。”在米夫认为中共在“六大” 以后“‘左倾’已经失去了一定的土壤”[1]，共产国际执委认为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在中国“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基础”[2]的情况下，张闻天公开指出“中国共产党一刻也不要忘记‘左’倾的危险”，显示了他政治上的敏锐与勇气。然而，张闻天这时没有也不可能越出“第三时期”理论和“进攻”路线的樊篱。他对中国共产党当前状况的估计也认为“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和对于右倾取调和态度的危险”;他列举所谓右倾的种种表现时，也都是用集中力量打击中间势力、加紧反对富农、夸大革命高潮等“左”倾策略与观点来观察形势，因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

　　1931年1月，张闻天与杨尚昆一起回国，于2月17日(辛未年正月初一)到达上海。这时，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党中央已经以“反右倾”、“改造各级党的领导”为名向各地派出干部，沈泽民被派往鄂豫皖，他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由张闻天接替。从3月2日起，张闻天即以中央宣传部部长身份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接着又兼任党报委员会书记和苏区委员会负责人。编党中央的机关报《红旗周报》和《斗争》，成了他的主要任务。

　　当时，党在思想理论战线上面临的紧迫任务是驳倒取消派取消革命的谬论，反击取消派对党的进攻。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中国取消派，为了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首先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社会性质及由此决定的革命性质上做文章，鼓吹取消革命的观点。这就势必受到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反对，从1930年春起展开了一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在论战进行的同时，四个取消派小组织于1931年春又统一组织，通过了由陈独秀起草的“统一政纲”，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和苏维埃运动是“官僚的冒险主义政策”，鼓吹他们的所谓“国民会议”策略。1931年4月底至6月初，张闻天写了《是取消派取消中国革命，还是中国革命取消取消派?》[1]和《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2]，参加批判取消派的斗争。这是两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前者从政治上、策略上较系统地批判了“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痛斥这批自称“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角色，“已经右到不能再右”，“是脱离，惧怕，并反对工农群众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革命集团。”后者批判任曙和严灵峰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著作，通过中国社会性质的学术论辩驳倒取消派政治策略所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

　　张闻天指出，任曙等人离开剥削关系和阶级关系，离开中国经济的客观现实，论定中国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是“建筑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上”，其用心“无非要经过这一桥梁，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来证明中国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以发挥他所崇拜的‘世界大革命家’托洛茨基所说的中国目前的革命不是民主资产阶级的而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伟论”，以便“拿将来社会主义革命的空话，取消目前中国的革命”!张闻天通过具体细致的分析阐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只能使中国的经济殖民地化，而不能使中国的经济独立发展”;帝国主义“并不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要使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变成它的附庸。”而在中国农村，“封建的剥削占统治地位”，土地仍然集中在地主手里。所以，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目前中国的革命还是民主资产阶级性的”;“土地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在打倒帝国主义与消灭封建剥削”;工农民主政权“不但不阻止资本主义发展而且给资本主义的发展肃清道路”。张闻天针对取消土地革命的主张，特别强调“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目的之中国无产阶级，绝对不能跳过这一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他说，“谁想跳过这一阶段，谁就会使中国目前的革命遭到严重的失败，谁也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张闻天的文章捍卫了中共“六大”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正确论断。

　　在党的机关迭遭破坏、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上海，张闻天不怕艰险，坚持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于9月下旬成立，他担任政治局委员、常委。其时反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他写了很多文章，及时地揭露“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号召全党发动群众开展反日反蒋斗争;分析各国的态度，教育人们抛弃对“国际联盟”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幻想;注意研究和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党尽量利用公开活动，同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结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为中国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斗争。但是，张闻天同整个临时中央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下，对日本进攻的新形势下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缺乏认真的分析和清醒的认识，看不到民族矛盾正在上升为主要矛盾，看不到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因而无法提出适合当时新形势的统一战线策略，而执行了“左”倾的路线和策略。张闻天所犯“左”倾错误首先在于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接受斯大林一贯的观点，把中间派别看作最危险的敌人，采取揭露、打击的方针。这种错误，到“一·二”淞沪抗战后仍未转变。张闻天的另一错误是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当前主要问题是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的错误指导思想，阐述和发挥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观点，批评乃至打击党内对于“左”倾观点持不同意见的组织和同志。他的《满洲事变后各个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1]、《烟幕中的“民主政治”》[2]以及《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3]等文章，集中表现了上述错误。

　　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是：一方面是在“左”倾错误下实际工作的不断受挫，党内许多同志的不满，一方面是全国各阶层反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这就促使反对“左”倾的思想，开始在张闻天的头脑中萌生和发展。在1932年10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在《目前形势》报告中，第一次将“左”倾作为一个突出的、严重的问题提了出来。他指出：“党内‘左’倾情绪的增长，自北方会议后，的确值得我们注意的。”“在革命危机在全国增长中‘左’倾是易发生的。”他特别强调这次提出“左”倾问题“的确与过去提出的是不同的”[4]。会后，张闻天因住地被破坏而匿居“摩律斯新村”将近一个月。在此期间，他写出了两篇反对“左”倾错误的重要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与《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用“歌特”的化名在《斗争》上发表。

　　《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批评了党领导文艺工作中策略上的宗派主义和理论上的机械论，鲜明地指出：“使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留在狭窄的秘密范围内的最大的障碍物，却是‘左’的关门主义。”“这种关门主义不克服，我们决没有法子使左翼文艺运动变为广大的群众运动。”张闻天尖锐地指出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有两种表现。第一种表现是否认“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存在。“认为文学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或是无产阶级的，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文学，其中不能有中间，即所谓第三种文学。”另一种表现是认为“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留声机’的理论。照这种‘理论’看来，凡不愿做无产阶级煽动家的文学家，就只能去做资产阶级的走狗。”张闻天分析了文艺界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排斥这种文学，骂倒这些文学家，实际就是抛弃文艺界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强调“坚决的打击这种‘左’倾空谈与关门主义，是绝对必要的。”张闻天在理论上、策略上的批评，促使领导左翼文艺运动的党的干部比较自觉地采取了团结中间作家和争取公开的策略，文艺界逐步形成了以左翼作家为核心的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从政治上看，《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表明张闻天已经从文艺这个局部，开始承认中间力量的存在及其进步作用，开始否定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打击中间力量”的策略。

　　《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在反倾向斗争问题上迈出了更大的步子。张闻天对当时奉为神圣的“右倾是主要危险”的公式公开表示怀疑和不满。他尖锐地批评宣传鼓动工作中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等教条主义的“左”的毛病，并概括其特点“就是‘党八股’(又名‘十八套’)”。他写道：“笼统的一百零一次的背诵‘右倾是主要危险，但是不要忘记左倾，这一套党八股，并不能丝毫帮助我们去同‘左’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张闻天没有把对“左”倾的批评限于宣传鼓动工作，而是从事实的教训中对思想方法、群众路线、党内斗争、白区工作等方面的“左”的倾向都表示了很大的不满甚至反对。

　　在中央苏区

　　1932年冬，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继续立足，遂决定迁到刚刚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根据地。1933年1月中旬，张闻天到达瑞金。没过几天，博古、陈云等也陆续到达，随即召开了一个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合并的会议，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局。博古是中央局书记，张闻天被推选为常委兼宣传部长、党报委员会书记。

　　1月下旬新的中共中央局刚一成立，就面对着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四次“围剿”。中共中央领导人以一种狂热的态度来领导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在2月8日作出的决议中，提出了“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借二十万担谷子”等显然过高过急的任务。为了推行“左”的政策，发动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错误斗争，张闻天参与了领导。3月下旬，又发动批判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张闻天在开始阶段也作了报告、写了文章。不过由于他的工作很快转向政府方面，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就由中央局别的同志负责了。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得到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大约持续了半年光景。在此期间，张闻天在中央局常委内分工管理政府工作，着重研究解决根据地中涉及的各种方针政策问题。由于较多地接触与了解实际情况，张闻天在理论与实践的碰撞中逐渐觉察错误，吸取教训，对不少“左”倾错误的具体表现有所纠正;在经济政策、劳动政策、政权建设、文化教育、宣传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比较正确的观点和比较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

　　张闻天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摆脱“左”的桎梏，这就不可避免地同迟迟没有觉悟的博古产生分歧。争论首先发生在对“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上。张闻天与博古不同，认为“三条件”体现了统一战线策略的变化，“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不仅是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也是对上层军官讲的”[1]。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主张也大相径庭。博古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工农民主专政“无情斗争”的目标，主张对资本主义“系统限制”[2];张闻天则提出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苏维埃经济的观点，主张采取利用、限制、竞争、斗争的政策[3]。博古、洛甫之间更大的分歧产生在福建事变前后。针对博古对于十九路军与福建事变采取的关门主义方针，张闻天写了《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1]，从反倾向斗争的高度，予以严肃的批评。在军事行动上，博古采取“完全不配合”的策略;张闻天则完全相反，“主张积极配合”，明确“反对”红军西调而主张“东调”援助十九路军[2]。在广昌战役之前，张闻天就反对在广昌同敌人决战;广昌战役失败后，博、洛之间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在1934年5月召开的一次军委会议上，张闻天批评广昌战斗中“不该同敌人死拼”，说这种拼消耗的打法，使红军主力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博古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过来指责洛甫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两人在会上争执起来，结果不欢而散[3]。

　　张闻天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接着举行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随着同博古分歧的发展，在实际上他受到了一些排挤。1934年六、七月间，在项英刚从闽赣巡视回来不久又派他来到闽赣巡视工作。张闻天意识到，这是不让他与闻重大决策的一个由头，但他还是服从中央的决定。

　　党内矛盾促进了张闻天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怀疑和否定。他搬到沙洲坝人民委员会工作，同毛泽东合作共事也增进了对毛泽东的了解，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这样，张闻天反对“左”倾的思想逐步占了主导地位。《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闽赣党目前的中心任务》[4]等文章就是明显的标志。他在政治上批评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说明这是“机会主义另一种形式的表现”，提出“不要惧怕‘左倾革命家’的威吓”;在军事策略上批评“分兵把口，困守堡垒的办法”，提出“这种公式必须立刻粉碎”，闽赣党的第一任务是“武装广大群众，发展游击战争”。张闻天到8月下旬才返回瑞金。这时他实际上被剥夺了参与最高决策的权利。

　　在长征出发之前，张闻天做出的重大贡献是在9月29日《红色中华》上发表了署名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从理论上对红军战略大转移作出解释。同六届五中全会断定中国存在着“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等观点完全不同，张闻天清醒地指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他写道：“这种国内战争是整个时期的长期的死战，而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完成的。在这种决战中，我们在某些区域得到空前的伟大的胜利，在有些区域内则可以遭受部分的挫折。”张闻天还提出并阐明了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方式，尤其是退却、缩短战线、转移地区的方式，以保存有生力量争取胜利的观点，从而肯定了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以“缩短战线”，突破封锁线“转移地区”，是在敌人优势兵力压迫、堡垒重重封锁之下，保存红军有生力量、粉碎“围剿”的可取的方式，不应该因此“悲观失望”，“失去了革命的信心与前途。”这篇社论实际上成为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宣言书和动员令。社论发表以后，红军总政治部发布《政治指令》，要求根据这篇社论，“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董必武在1936年写的回忆录《出发前》中，称它是“一篇关于红军战略的社论”。

　　遵义会议

　　1934年10月10日，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道从瑞金的梅坑出发，突围西征。他们一起行军，一起宿营，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通过行军路上的交谈、讨论，张闻天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有了进一步理解，对李德、博古军事领导的错误认识更加清楚了。

　　11月底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错误指挥使红军遭受惨重损失。12月初过了老山界后，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就在政治局内公开批评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在12月12日通道会议上，李德、博古不顾变化了的于我不利的情况，仍坚持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张闻天支持毛泽东向贵州进军的主张，为多数人赞成，然而博古、李德还是坚持向湘西行动。于是在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上，张闻天同毛泽东一起，又一次就行军方向同博古等展开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毛、张、王提出，周恩来支持的“转兵”方针，决定向贵州前进。但在进军途中，李德、博古仍不放弃他们的错误方针。1935年1月1日的猴场会议坚决执行黎平会议的方针，决定强渡乌江;在以后的行军路上，又停止了李德对于红军的指挥。这一切，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历史转折的关头，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和党与军队的许多领导同志一道，跟错误领导展开了尖锐的思想斗争，发挥了别人所无法取代的作用。在博古的报告和周恩来的副报告以后，张闻天首先起来作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他手里拿着一个提纲，侃侃而谈，旗帜鲜明而有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途中的错误的军事领导，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这个提纲是张闻天按照会前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写成的。毛泽东接着作长篇发言，对错误军事指挥进行了切中要害的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军事上应取的方针。“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在遵义会议上得到周恩来和除博古、凯丰、李德以外的其他同志的“完全同意”。

　　遵义会议最后决定，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洛甫起草决议，常委中再适当分工。1935年2月5日，在一渡赤水后向扎西(今威信)集中的途中，中共中央到达水田寨附近一个村子，在这里常委讨论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张闻天就职以后，从2月5日当天到2月9日，在由水田寨到扎西的行军途中主持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了军事问题，作出了“回兵”黔北和“缩编”的决议;讨论了全国各苏区和红军的战略方针及组织问题，作出了重要决定，特别重要的是讨论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立即首先由张闻天在2月10日向中央委纵队党员干部会作了传达。

　　《决议》通过反“围剿”战争中正确的与错误的两种战略战术的对比，论证了第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是“对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并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创造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战略战术原则。主要是：在运用兵力上，不应“分散兵力”而应“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粉碎堡垒主义的方法，不应采取“阵地战”，不应用“分兵抵御”、“短促突击”的方法，而应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运用“诱敌进来给以消灭的战法”;对付敌人持久战的方法，是整个“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而不是相反;应“保持有生力量”、“等待有利时机”，而不能采取“拼命主义”。《决议》还对实行战略转移与突围的过程作了系统的总结，对其间博古、李德的原则错误作了深刻的批评。《决议》是反 “围剿”战争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是党和军队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的第一次系统论述。《决议》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它反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认识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所已达到的比较成熟的水平。

　　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书记以后，更加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地位，从遵义会议后“军事上的帮助者”，到重占遵义后就任前敌总指挥，到撤销攻打打鼓新场计划后进入重新建立的三人军事小组，直至5月会理会议进一步巩固，经历了一个逐步确立到巩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张闻天是有力的支持者。张闻天同毛泽东配合合作，是毛泽东军事指挥顺利进行的可靠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