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张闻天简历简介资料生平经历 张闻天对革命事业的贡献

　　农家学子

　　1900年8月30日，张闻天诞生于江苏省南汇县六团乡张家宅(今属上海市川沙县)一个家境富裕的农民家庭。取《诗经》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诗意，起名应皋，字闻天。

　　张家宅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紧贴着一道海堤“钦公塘”。塘东一片荡田，到东海边不过十几里。沿浦东运河西行三十多公里，就是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张闻天的童年是在一种淳朴自然的田园生活中度过的。父亲张芹梅，以勤劳能干闻名乡里。张闻天是长子，从小跟随父母参加劳动，养成了勤勉、俭朴的习惯。双亲体贴入微的关怀爱抚，江南水乡清新秀丽而又繁富多变的自然景观，陶冶了他温和自由、细致绵密的情致。张闻天生在世纪初新旧交替之际，时代风雷的激荡，欧风美雨的吹打，自然在潜移默化中给他以刺激和影响。

　　张闻天六岁发蒙，进设在张氏宗祠的私塾，第二年(1907年)私塾改名养正小学，开始接受新知;1912年8月1日，入南汇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成为肇建中华民国后该校的第一届学生。南汇“高一”是一所新式学堂，全部采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最新编辑出版的课本。学校教学认真，管理严格，教师中不乏新派人物。张闻天在全班年纪最小，功课出类拔萃。深思好学，讷于言而长于文，是他留给同学们的突出印象。他有一弟三妹，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时大哥完全是一个读书人了。假日归来，他独自在房里念书，还常常将房门反锁起来，不让弟妹打扰。过于用功的结果是眼睛开始近视。父母见他读书专心，不是农忙季节，也不再叫他下田干活了。

　　1915年夏，张闻天从南汇“一高”毕业;8月，就近考入设在宝山县吴淞炮台湾的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他在这里学习了两年，由于身体不能适应海上捕捞作业，只得转学。1917年7月，他以“相当学历”的资格报考全国水利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三天后，7月20日的《申报》上就登出上海考区录取名单，“张闻天”的名字赫然在目。于是，他成“河海”正科第三届学生。

　　参加五四运动

　　“河海”是张謇创议、黄炎培具体负责，于1915年春在南京开办的，目的是为治理水患、兴修水利培养中国自己的专门人才。在这里，张闻天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培养了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熟练地掌握了英文，接触了欧美的政治思想与文化思想，受到了民主、自由的熏陶。特别是《新青年》杂志，对他思想的觉醒起了决定的作用。他在40年代初回顾个人经历时写道：“‘五四’前《新青年》的出版给了我很大影响，我的自我觉醒也于此开始”。[1]“1917年在学校中看到《新青年》，我的思想即起了很大的变化，我开始对中国旧社会的一切发生了怀疑与反抗，而景仰欧美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与生活。”[2]然而家中对他婚姻的包办和强制，却无情地摧残着他那觉醒了的“自我”意识，在他心里激起了对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极端憎恶。

　　正在1918年二、三月间张闻天最为苦闷的时候，十月革命的胜利愈益引起中国舆论的关注。张闻天深受“劳农革命”胜利的鼓舞，在黑暗中依稀见到了曙光。他开始尝试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十月革命的实践中去探求改造中国的新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张闻天立即投身南京学生运动，成了“河海”最为活跃的几个学生之一。6月23日，《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创刊，张闻天是它的编辑科科员、重要撰稿人，开始了最初的政治、社会活动。他在这份日刊上发表了不少政论、杂评和随感录，表现了他渴望解救中国的爱国感情，进行思想启蒙的热忱，特别是对改造中国的道路的苦心探索。

　　五四爱国运动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学生、罢免国贼、拒签和约而告结束。在所谓“薄海同欢”的情况下，张闻天清醒地反复申说：“吾们要晓得，不声不响、电报战争、切实劝告、奔走呼号、奔都请愿，对于现在政府都是没用的”，“这无用的，现在吾们不要去做他”，要“想别的法子”。在当时关于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应取“激烈的”还是“温和的”法子的辩论中，张闻天肯定前者。他写道：“武力政治、强横的中央集权、卖国贼、安福系、腐败的政党，一切废除，然后建设这民主共和国。”[3]

　　张闻天最为引人注目的文章是《社会问题》[1]。在这篇文章中，他紧紧围绕中国革命这个根本问题阐述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他尝试运用唯物史观来考察中国的社会问题，指出：“按马克思唯物的历史观”，社会发展经历了四大变动。张闻天运用这种科学的世界观来“进窥”中国当代社会，认为辛亥革命取得的进步被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废弃了，中国依旧退回到封建专制时代去了。出路何在?他的回答是唯有“革命”。革命的目标是“铲除士大夫阶级”;革命的方式“大约是同欧洲旧式的革命差不多”;主要的区别在发动革命的主力不同：“起革命的”主力“要是劳农界人(就是工人和农人)”。张闻天阐述的革命主张，显然是总结了辛亥革命的教训又学习了十月革命的经验而得到的。张闻天还认为中国革命需分两步走。他指出，“劳农界人去士大夫阶级的革命”取得成功，“实行普选的民主政治”，“这是吾们第一步的办法”;在这之后，“再进第二步”，即社会主义革命。文章相当具体地对比介绍了无政府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并以肯定的态度全文摘录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的十条纲领，突出地宣传了共产主义理想。

　　张闻天此文发表于1919年8月，是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篇重要论文。

　　选定社会主义

　　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大潮退落以后，张闻天经历一段“向光明的地方摸索的时期”。1919年9月11日，《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因“重组会务”而“暂停”。张闻天乃实行当时青年中流行的激进行动：脱离家庭，脱离学校，脱离婚姻，在工读主义思潮影响下，投考了上海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9月下旬被录取。从10月5日起，他开始“日间习法语，夜间习工艺”的工读生活。但两个月后，张闻天离开了留法预备班。[2]他认为现在还不是到法国去的时候，要将学问和事业“从根本上筑起”，必要时进社会这个“大研究室”之后，“方才到外国去”。他还说，“要读社会主义，不能不读哲学心理学等。”因此，他与同学刘英士租了一间小屋，潜心读起哲学来。

　　就在这时，一个刚诞生的进步青年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又吸引着他。这个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会员以“纯洁、俭朴、实践、奋斗”为信条。它的南京分会在1919年11月成立，张闻天的挚友沈泽民就是会员之一。张闻天在12月由左舜生、黄仲苏介绍入会。1920年初，张闻天同沈泽民一道，住进上海华山路上空着的蔡锷住宅“松圃”[1]，试验过工读生活。他们一面负责《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的校对、出版事务，一面读书和著译。

　　这一时期，张闻天在《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评论、通信、散文、杂感和诗篇。他视野开阔、意气恢弘，劳工问题、农村问题、文化问题、青年问题、妇女问题、家庭婚姻问题等各种社会问题，无不在他观察审视的范围之内。

　　张闻天和沈泽民在“松圃”过工读生活不到半年，又感到很不满足了。这时，“少中”会友纷纷出国留学。张闻天同沈泽民相商，决定一起前往日本。1920年7月中旬，他们到东京进了一所日语学校，同时自学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2]在东京半年，张闻天结识了田汉、郑伯奇和康白情等文学青年。他对文学的兴趣也从这里萌生。

　　1921年1月，张闻天同沈泽民又一道回到上海。3月，张闻天移居杭州里西湖边上的一个寺院里读书和写作。在近三个月的隐居生活中，他读了不少托尔斯泰、泰戈尔等人的作品，还研究“圣经”、“佛学”，几乎完全沉浸在对泛爱哲学的崇尚中，相信托尔斯泰“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无抵抗主义是实现“泛爱”的一种救世新术。六、七月间，张闻天发表了一些文章，宣传这些思想。对于张闻天在这段时间内思想认识上的偏颇，沈雁冰、陈望道先后著文提出批评，指出无抵抗主义在现实生活中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到自由之路”就是俄罗斯人造下来的这一条。[3]

　　就在张闻天因探求改造社会的途径而陷入烦闷的时候，1921年8月，他经左舜生介绍进入中华书局，当了“新文化丛书”的编辑。这套丛书以选译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欧美社会科学学术名著为宗旨。其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也在中华书局任职，对张闻天多有指点、鼓励。[1]在“新文化丛书”社同坐一室工作的还有沈泽民和田汉。职业和环境，给张闻天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和思考的条件。经过对各种思潮的比较和鉴别，经过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习与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到1922年初，张闻天思想上完全倾向于科学社会主义了。他这样叙述“我个人思想的变迁”——

　　我们对于这种不合理的社会，情意上早感到不安。因不安也早产生改造的决心。不过用什么方法来改造呢?应该改造成什么样呢?这些问题常常横在我胸前而一日不能去的。无抵抗主义呢?反抗主义呢?无政府主义呢?社会主义呢?如江河流水，不绝地引起我底烦闷，但永久不决定是不能生活的。那么，取其长，舍其短，自然不能不走社会主义一条路了。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够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做一个小卒。[2]

　　这种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思想，在《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3]中得到充分的阐发。在这篇文章中，张闻天相当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学说来解释社会矛盾，分析中国的乱源，并指出矛盾冲突必然导致革命。他明确指出，解决中国乱源的根本办法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实行社会主义”。他反对“照抄西洋镜”，走“西洋人走过的老路”。指出时下那种将提倡资本主义的人恭维为“有造于社会”是糊涂观念，向资本主义走只能把中国引向“灭亡”。

　　他认定中国可以有自己独特的道路，即不一定先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赴美勤工俭学

　　不过，那时张闻天的志趣还在个人的文学爱好上。他的文学事业以译介外国文艺理论为发端。1921年春，他翻译了《托尔斯泰的艺术观》，同年冬又译完了柏格森专论喜剧的《笑之研究》[4]。1922年起，张闻天译介的重点从文艺理论转到著名作家作品。在《小说月刊》第13卷第2号《泰戈尔研究》专辑中，闻天的译作居半。四、五月间，他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了长篇论文《王尔德介绍》[1]，对这位众说纷纭的新浪漫主义作家进行辩证的分析，作出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到八、九月间，《东方杂志》又发表张闻天为纪念歌德逝世90周年而作的长篇论文《歌德的浮士德》。这是中国人写的最早一篇研究《浮士德》乃至歌德的论文。他有意将外国文学名著的介绍同中国社会现实联系起来，指出：“执著人生，充分地发展人生，我以为就是《浮士德》中所包含的根本思想!”启发读者冲破思想牢笼，为创造合理的人生而不倦奋斗。

　　张闻天在译介外国文学中显示的识见与才华受到社会的瞩目。远在美国的“少中”会友们于1922年5月底正好同致公总堂签订了合办《大同报》(中文)并实行改革的合同。他们要在致公总堂“发达实业，振兴教育”的宗旨里，加上“增进工人幸福，实现自由平等”[2]的内容，并推定张闻天担任该报编辑，要他早日前往旧金山就职。张闻天乃于1922年8月20日从上海乘“南京号”轮赴美，9月中旬到达大洋彼岸。他主要利用设在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图书馆进行自学，下午或晚饭后渡过金门海峡，赶到坐落在旧金山委巴利街18号的《大同报》社上班，任务是从各种英文报纸选择并编排好“本埠新闻”在《大同晨报》上刊出。

　　在美国最初几个月的工读生活，使张闻天感到非常失望和颓丧。从他写给郁达夫和汪馥泉的两封信[3]来看，几乎可以说经历了一次精神的危机。对当时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当代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使得张闻天的生活充实起来。到1923年春天，他摆脱了孤独、伤感、浮躁的心绪，离开《大同报》社，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文学翻译上面。短短八九个月，贡献了三十多万字的译作。其中包括俄国作家柯罗连科的长篇小说《盲音乐家》，安特列夫的四幕剧《狗的跳舞》，意大利作家邓南遮的名剧《琪娥康陶》(又译《江孔达》)，黎巴嫩新诗人纪伯伦的散文诗以及当时就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西班牙作家倍那文德的剧本——描写爱情对于传统道德巨大冲击的《热情之花》和尖锐讽刺旧道德、旧习惯的《伪善者》。[1]从这时写的“译序”、“评传”中可以看出他对国内反封建斗争的关注，觉察到他的情绪从抑郁低沉转而为乐观高昂了。张闻天称赞倍那文德“对于西班牙社会上种种旧道德与旧习惯的攻击，非常厉害”，揭露“过去的本身的崇拜，结果不过阻碍生命的向前发展罢了”，颂扬倍那文德“这一种发展生命为第一的精神”。在文艺论文《生命的跳跃》中，张闻天重又强调“人生的意义只在发展人生”，生命的可爱就在“变动”、“创新”，在为了一种理想贡献一切中间，“生命才达到最高潮”。他呼唤青年朋友们，“投到人生的急流中去奋斗吧!”[2]

　　张闻天在美国生活得愈久，就愈加感觉到精神上不堪忍受。美国确乎有先进的物质文明，但都市生活的纷乱，人们热衷于金钱、享乐乃至肉欲的追求而精神贫乏、颓废，令张闻天生厌。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冷漠，特别是中国人受到的歧视与轻蔑，更常常刺痛他的民族自尊心，反激出一种强烈的爱国感情。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出了中国，我觉得中国是可怀的。”在美国，“总之，都看不惯!”[3]在一篇论文中，他说：“我不相信中国人会这样的不争气为人家的奴隶的。我相信不久中国将为一个光明灿烂的大国!为并世以来所未有的大国!并且弱小的民族，也都要跟着起来。”[4]

　　张闻天对祖国满怀希望。他虽然身在异邦，却时时关注着国内的情况。他“觉得在国外有点虚浮”[5]1923年冬决定回国。他告诉在家乡的弟弟：“我大约今年年底就想回国，人家都厌恶中国，而我却不是这样。”[6]

　　1924年1月，张闻天重又踏上黄浦江畔这块养育他的故土。

　　“少年文学家”

　　张闻天回到上海后，继续在中华书局担任编辑，但他的兴趣已经集中到文学创作上去了。1924年四、五月间，他完成了在美国就已酝酿的两部作品：长篇小说《旅途》和三幕话剧《青春的梦》，赢得了“少年文学家”的美名。

　　《旅途》从1924年5月起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到12月登完并由商务印书馆出单行本，是《小说月报》革新后连载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它通过中国青年工程师钧凯先后同中国少女蕴青和两个美国姑娘安娜、玛格莱恋爱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五四退潮时期青年知识分子从苦闷、徬徨中振作起来，继续为改造中国而奋斗献身的历程。小说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力量。钧凯和蕴青灵肉分离的爱情悲剧，深深地打上了五四时代的烙印。通过它，作者批判了以封建礼教为准则的中国封建主义文化。玛格莱因贫富悬殊而失恋的痛苦，则深深笼罩着美国生活的阴影。通过它，作者批判了“一切以金钱为标准”的美国资产阶级文明。而钧凯与玛格莱建立在反抗现实、投身革命的共同基地上的爱情，则成为作者的理想。小说形象地告诉读者，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是青年“大失望、大烦闷”的根源，“这种社会除了用强烈的革命把它全部推翻之外，还有甚么方法?”(小说中主人公语)小说虚构的钧凯回国，成为革命军的主将，在击败外国联军的战场上牺牲的情节，正是作者对于革命武装斗争的呼唤。《旅途》可以说是“恋爱与革命”小说的滥觞。当时灵敏的文学家感受到国共第一次合作后的革命发展，在小说创作中，把“人生究竟”的探究扩展到“社会革命”的领域，整个现代文学也由主要是反映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的“人的文学”演变到更加政治化、社会化的“革命文学”。张闻天的《旅途》正充当了这种历史演变的“中介”。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构成《旅途》艺术上的显著特色。小说分为上、中、下三部，活动的主要空间从中国到美国回到中国，分别写出主人公人生旅途苦闷、振作和革命三个阶段。

　　当《旅途》开始连载时，《青春的梦》也在5月出版的《少年中国》上发表，引起颇为强烈的反映。《旅途》中青年男女爱情的悲剧命运，在充满青春理想的这个话剧中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剧本描写一对青年男女发动反抗运动，冲决封建罗网的故事，较为深广地揭露和批判了20年代初期中国的黑暗社会和封建家庭，为广大青年男女指出一条走向光明自由的道路。在艺术上，重在心灵震动的人物刻画，与之相适应的富有诗意的语言，愈演愈烈的戏剧冲突，使这个戏有着自己的特色。当然，总的说来，这个剧本也还未能完全摆脱当时“小说式戏剧”的通病，人物的长篇议论难免成了“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