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何长工简历生平经历 为地质事业殚精竭虑[第6页]

　　为地质事业殚精竭虑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人民共和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何长工根据中央指示，告别军旅生涯，脱下戎装，走上经济建设的岗位，调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负责重工业部的组建工作。

　　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国民党留下来一个烂摊子。针对这种情况，何长工召集各大区行政委员会工业部门负责人，商讨原有重工企业的生产恢复问题。接着，又先后召开了全国钢铁、化工、有色金属工业等部门工作会议，明确了管理体制，制订年度生产计划。他一手抓恢复生产，一手抓基本建设，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国重工业各部门的恢复工作全面完成。

　　1950年6月，美国政府发动了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还不断派飞机轰炸我国东北边境城镇。作为重工业部负责人的何长工，深感要取得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要想祖国的神圣领空不受侵犯，必须建立强大的空军，发展自己的航空工业。在一次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上，何长工谈了这些想法。陈云等领导考虑建立航空工业面临许多困难，还要花很多外汇，需要请示毛主席、周总理。何长工说：“只要毛主席点头，困难再多，我去找斯大林拜佛。”后来，何长工把这些想法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得到支持。毛主席知道后，高兴地说，何长工这一炮放得好啊!应早点抓。

　　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于1950年12月亲自主持组成赴苏谈判代表团，何长工任团长，于1951年元旦率团飞抵莫斯科。从1月8日开始，同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为首的代表团，历经18天艰苦谈判，达成《中苏航空工业技术协定(草案)》。在协定签字前，何长工从莫斯科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谈判情况。周恩来说，我们外汇不多，不能过多地把钱用在航空工业上，否则其他工业难以兼顾。当晚，何长工根据周总理指示，压缩了计划。第二天，他代表中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2月26日，何长工率代表团回国后，他集中精力抓航空工业建设。4月18日，中央发出正式成立航空工业管理局的通知，段子俊任局长。航空工业管理局设在沈阳。三个月后，也就是7月16日，政务院任命何长工兼航空工业管理局局长，段子俊、陈一民、陈平任副局长。不久，苏联政府根据协定，派来了70多位设计人员，送来一批设计器材、资料等。在苏联的帮助下，航空工业管理局先后在哈尔滨、沈阳、南昌、株洲等地建起了飞机工厂，为我国航空工业的起步奠定了基础。

　　1952年，我国三年恢复国民经济工作已经完成并超过了预计的目标。从1953年开始，将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央为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很多想上的项目上不了，原因就在于地质情况不明，矿产资源不清，拖了后腿。虽然1950年8月，已成立有政务院经济委员会和文教委员会共同领导的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但它难以承担发展和扩建地质队伍的任务。因此，中央决定成立地质部。地质部部长人选，中央选定了解放初期应召回国的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为保证李四光有一定时间从事科学研究，需要找一位阅历丰富，富有很强组织能力和管理经验的得力副手主持日常工作。毛泽东、周恩来选准了何长工。

　　1952年8月7日上午，时任中央财政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薄一波找何长工谈话。薄一波说：“组织上决定调你到即将成立的地质部去工作。”当时，何长工根本没有思想准备，听了很感突然。他心里想，自己不懂地质，早年学的是机械，隔行如隔山，搞工业还稍懂一点，搞地质上山找矿，那可完全是两回事，何况自己是个二等残废，要我这个跛腿去爬山越岭，确实也有困难啊!于是，他对薄一波说：“一波同志，这可为难喽，我一辈子对组织分配工作没有讲过价，这次可不可以讲个价，我这个跛子爬不了山，搞地质是要爬山的啊!能不能让我到机械部或别的部门去工作。”薄一波回答说：“变不了啦!今天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就要讨论通过啦!”他还说：“你这次调动是周总理向毛主席提的，主席说你有那么一股劲，同意你去地质部。事情决定得很急，也来不及事前和你商量。地质部部长由李四光担任，他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仍兼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要保证他有一定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地质部的日常工作，你和刘杰、宋应同志要多做一些，共同把地质工作抓好。”何长工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9月，地质部正式成立。何长工调地质部任副部长，后兼任部党组书记。

　　当时，我国地质工作基础极其薄弱，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地质专家只有200多人，新中国建立后，陆续增加了一些新从大学毕业的地质专业学生，但到建部前，能归到地质部的新老地质人员一共也才300来人。勘探钻机等主要勘探设备也几近没有，旧中国留下来的钻机只有8部，建部初期才达18部，后来又陆续购置，到1952年6月底全国才开动钻机40部。更主要的是，旧中国地质工作程度很低，具有工业意义的地质工作几乎没有开展。“地质勘探工作是目前我在实行计划经济建设中工作最薄弱的一环”[1]。为了尽快扭转地质工作的薄弱局面，何长工将工作中的问题和困难反映到周恩来、陈云那里。周恩来对他说：“主席说了，只要资源能够保证建设的需要，你要什么给什么。”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提示，部党组制订了《一九五二年工作概要和一九五三年方针任务》，确定全年两大中心任务：完成地质勘探任务，保证工业建设对矿产资源的需要;做好教育训练工作，培养地质工作的后备力量。陈云副总理对地质教育训练工作非常重视。1952年12月4日，他在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上指出：“明年地质工作的工作量，比今年要增加10倍至23倍。”“为了完成地质工作的巨大任务，还要用有效的办法训练新的地质人才”。“这项训练任务，是地质部的重大任务，也是中国地质界的重大任务”[2]。

　　按照陈云副总理讲话精神，何长工断然采取非常规的、创新的办法大抓地质教育和培训工作。他在1953年10月20日召开的全国地质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必须用最有效的办法培养大批人才，提高现有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督促转业干部加紧学习业务，以迅速壮大地质力量，而不能慢慢地增加力量，推迟国家建设的速度”。今年我们地质部的工作方针是：“大力培养力量，提高业务水平，实行计划管理，为完成与超额完成一九五三年的国家勘探计划任务而斗争”。[1]

　　旧中国百业凋零，地质教育更甚，没有一所地质院校。解放后，许多院校设置了地质系，到1952年，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组建了北京、长春2所地质学院，招收了2000多名学生，但是，当时两院尚没有自己的校舍，困难很多。何长工从选定校址，确定建校规模，调配师资力量，解决紧缺物资，聘请苏联专家，乃至教育计划实施，都会同部教育司、学校讨论，并亲自奔走，利用自己的特殊关系，争取所在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使建校过程中的许多难题迎刃而解，从而推动了建校进程。一年之后，北京地质学院和长春地质学校教学楼拔地而起，1954年学生们开始在新校舍上课。从1952年秋始，先后筹办南京、武汉、重庆、长春、西安、宣化、北京、郑州、广州、昆明等地质学校并陆续招生，地质教育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由于对学校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学校扩展上过于猛烈，准备工作不充分，教学计划订得较高，对教学质量要求不严，等等，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1953年2月，何长工亲自带领检查组到长春地质学院，进行一个月左右的调查研究。1953年9月，他主持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地质教育会议。何长工在报告中指出：“学习苏联先生经验绝不是形式主义或教条主义的机械搬运，而应有准备，要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今后地质干部培养方面的工作，必须继续贯彻‘整顿巩固，重点发展，保证质量，稳步前进’的文教建设方针”[2]。这次会议修订了各专业的教学计划，初步确定了对教材问题的解决办法，推动了地质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何长工亲自请李四光部长及一些老地质学家给部司局领导干部讲课;在北京地质学院开办了“老干部班”;地质部各业务司局举办了各类短训班，在函授大学、夜大学学习的职工近万人，不少老干部逐渐由外行变成了内行。

　　在地质事业发展中，建设新中国自己的地质探矿工程装备和地质仪器制造工业，是地质部另一项重大任务。1949年前，中国没有探矿工程装备和地质仪器制造工业，直到地质部成立前，仍没有工厂，没有技术人员，没有技术工人，没有管理工厂的经验，地质勘探装备全部靠进口。地质部成立后，何长工指示供应司司长：“你这个供应司不能只管供应一般材料，要做到供应地质勘探装备，要自己搞设备，靠自己生产。”他又说：“有困难告诉我，我去拜访解决。为了地质事业，要我亲自磕头，也可以做到。”

　　如何去建立中国的地质装备和仪器制造工业，去满足飞速发展的地质事业急需?何长工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了“借鸡生蛋”的办法。1953年，他亲自找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商谈，把张家口铁路工厂一锅端地抓过来，并亲自指导工厂的改造扩建。1954年便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地质探矿装备制造厂——张家口探矿机械厂，结束了我国没有地质勘探装备专业生产厂家的历史。

　　1956年4月，地质部召开了机械工作会议，何长工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机械工作是地质勘探工作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兵种，而目前是一个薄弱环节。”“根据地质勘探工作的发展，明年将需要更多的机械专用设备、工具和零配件。过去是依赖苏联进口，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因此，今年确定在衡阳、沈阳、重庆、成都等地建立几个制造工厂与修配工厂”。“探矿机械一厂今年要着手新型钻机的试制工作，为明年生产做好准备”[1]。他还号召全体机械人员、工厂职工提高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上下一致共同努力克服困难，打破常规常例地进行工作，务必使机械工作迅速赶上地质勘探工作的发展需要，以保证国家地质勘探任务的胜利完成。

　　从1955年至1966年，何长工继续求援于兄弟部门和有关省市领导，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地质部先后建起了衡阳、上海、北京、天津、重庆等五个探矿机械厂和无锡钻探工具厂，以及北京、上海、重庆3个地质仪器厂。

　　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地质部拥有各类钻机2199台，是解放初期的140多倍。此外，还拥有磁力仪、重力仪、电法仪、地震仪、测井仪等先进地质仪器。

　　地质博物馆、地质资料馆和地质图书馆俗称地质“三馆”，是随着地质工作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被认为是地质工作发展的标志。“三馆”发轫于我国地质初创时期，其中地质博物馆始建于1916年。地质图书馆始建于1922年。由于当时馆舍简陋，地方狭窄，许多有价值的地质资料和图书未能保存下来，影响了地质事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何长工提出把“三馆”建设提上议事日程。1956年1月，何长工召开地质部党组会议，决定在北京建立规模宏大的地质博物馆、地质资料馆，还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对地质图书馆进行了全面检查，并以地质部党组名义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建立全国地质图书馆的报告。经过何长工的努力，一个宏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三馆”建设计划开始实施了。

　　“三馆”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何长工在地质部召开的资料工作和博物馆会议上，反复强调“三馆”的重要性，要求各级领导与工作人员应给予高度重视。为加速“三馆”的基建工作，他亲自找有关部委，甚至还找周总理求援，解决基建材料问题。到50年代后期，“三馆”大楼终于在北京繁华的闹市建成。资料馆和图书馆的建成，大大改善了地质资料、图书的保管与借阅条件。博物馆收藏了丰富的国内外各类地质标本和各种图表照片模型，为各方面参观学习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三馆”对促进地质事业的发展，加强国际合作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三年困难时期，有的地方关闭了地质陈列馆，连南京地质陈列馆这样的大馆也被挪作他用了。何长工在全国地质博物馆会议上严肃指出：“这是和当前博物馆大发展的形势相矛盾的。我这里要大发展，你那里关闭，这不是唱对台戏吗?南京地质陈列馆历史很久了，国际上都有名望。你们挪用又不向部里请示，这是个原则问题。回去要马上恢复原状。需要房子，等新馆盖好了才能迁移，不能停止开放。”他还明确表示，如果要动北京、南京、北京地质学院的地质博物馆，必须征得他的同意。这样才使这些地质陈列馆没有下马。现在全国各种类型的地质博物馆已发展到近百座，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地质博物馆体系。

　　矿产资源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被称为“工业的粮食”。建国初期，由于我国矿产资源“家底”不清，国家经济建设处于等米下锅状态。毛泽东、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多次垂询李四光、何长工。毛泽东说：“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1]要求地质部党组切实加强地质工作，有关矿产资源情况，要按周向中央主要领导报告。

　　何长工临危受命，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全国广大地质工作者艰苦奋斗，不到4年时间，我国地质资源“家底”不清的现象初步改观。1956年9月，何长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他自豪地说：“国家要求地质部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探明十几种——矿产储量，而实际已探明三十几种矿产储量，基本上保证了煤炭、黑色冶金、有色冶金等工业建设的需要”[1]。地质部探明的这些主要矿产的储量，连同其他部门探明的储量，不仅解决了鞍钢、包钢、武钢等重要钢铁基地“一五”期间急需的矿产原料，而且保证了“二五”期间开始新的企业对矿产原料的需要。

　　石油作为重要的能源矿产，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为了加速石油资源的开发，国务院决定从1955年起，由地质部、燃料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共同协作，地质部负责石油与天然气的普查工作。当时，就全国形势看，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勘探工作只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要求探明储量的一小部分，所以作为一个急迫和繁重的任务，地质部将其列为工作重点。从此，何长工集中主要精力协助李四光部长抓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勘探工作。

　　1955年1月20日，地质部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制订了年度石油天然气普查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决定组织几十个地质队，分赴西北、西南、东北等地区进行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工作。年底，地质部又作出“关于目前石油普查工作的指示”，要求“各队必须周密考虑，认真计划室内工作量，定出每月、每旬乃至每日的室内作业计划来，组织好力量，严格按照计划进行工作”，“保证按时提交报告”。

　　1955年的石油普查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翌年2月26日，何长工副部长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地质部工作情况时说：“在1955年初，地质部开始担负石油普查任务，组成了24个地质队，18个物探队，20个地形大地测量队。做石油普查工作的职工达到1200余人，其中地质人员200余人。此外还使用了大专学生生产实习的力量。共发现了171个可能储油的构造。”“过去某些地质人员认为中国是缺石油的国家，事实证明，我国石油的希望是很大的。我国有许多适于储油的构造和地层，如柴达木盆地、华北平原、四川盆地等”[2]。

　　1956年初，陈云副总理召见了何长工、李人俊和康世恩等，研究李四光关于加强石油勘查的意见，并指出要在两三年找到一两个广大的油田。

　　遵照陈云指示，从几年来所取得的地质成果出发，并根据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地质部党组于1957年底作出战略东移的决策。何长工紧急部署，石油地质大军千里转战，挥师东进松辽平原。几个月之后，松辽平原前线报捷。

　　1958年6月24日，何长工怀着喜悦心情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报喜。他在报告中写道：“石油最近又有新的发现，我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最近在辽宁公主岭发现了一个比四川龙女寺还大的构造，在1001号钻机钻到1700公尺处见到了3公尺很好的含油层。据苏联专家的推断，可能是第二个巴库。”

　　1958年，地质部与石油部共同作出了3年(1958～1960)攻下松辽的战略部署。由于两个部的找油队伍团结协作，并肩战斗，松辽盆地的油气勘探工作进展很快。1959年9月26日，石油工业部在中央坳陷的大庆长垣高台子构造上钻进的第三口基准井(松基3井)，喷出了工业油流，翌日，地质部在扶余构造进行钻探的27井也获得工业油流。松辽油区地质勘探取得了重大突破。

　　1960年4月，何长工到松辽平原视察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安达同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商谈了松花江以南以北两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的部署。在吉林省委领导下，以地质部为主组成了江南指挥所。何长工统一指挥江南两部力量，开展松花江以南的石油普查勘探工作，为下一步组织新的会战准备新的基地。

　　在地质部参加大庆石油会战的同时，李四光于1959年10月在听取松辽石油普查大队成果汇报时指出：“看来松辽油区，大局已定，今后该是跳出门坎向南移动的时候了(指下辽河、渤海及华北平原)”。“燕山(纬向构造带)这个门坎，阻止不了我们进军华北平原的步伐”。

　　按照李四光部长的意见，1960年，地质部石油地质队伍主力从松辽南下，以华北平原为重点开展石油普查工作。10月，何长工在天津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华北石油勘探会议，决定首先在河北黄骅凹陷和山东济阳凹陷开展工作，并以山东广饶县的东营、沾化县的义和庄、河北黄骅县的羊三木、盐山及天津东北的北塘和马头营六地为突破点。

　　1961年10月4日，何长工以部党组名义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地质部开展华北石油地质工作的计划，说，根据李四光部长的意见，地质部今后一两年仍须以华北为重点，然后逐渐南移，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地区的工作[1]。

　　1963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宣告，“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从此，中国摘掉了贫油帽子，结束了依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石油的增产对国民经济调整、恢复和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诞生后，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加强国防建设，发展核能工业，中央对原子能原料资源铀矿的勘查工业非常重视。1954年4月，地质部普查委员会成立了第二办公室，专事铀矿资源的普查勘探工作。1958年，地质部成立了铀矿专业队，与此同地，何长工还在当年9月召开的地质部局长会议上，要求各地质局、野外地质队：“对于建立与发展尖端工业所必需的稀有金属、分散和放射性元素等应广泛开展工作”。为此，1960年地质部及各省(区、市)地质局都成立了管理铀矿地质工作的机构，地质科学院成立了铀矿研究室。1963年，地质部又分别在广东韶关和甘肃永登成立两个铀矿专业实验室，从事铀矿的选冶研究。地质部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也担负部分铀矿选冶研究任务。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地质部的广东七零五地质队勘探了南雄201矿、仁化211矿，四川四零五队勘探了若尔盖501矿等大型铀矿床，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为国家核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铀矿资源。

　　地质工作以其知识密度高，劳动强度大，成为我国最艰苦的行业之一，不仅长年野外作业，工作流动性、分散性大，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而且地质人员找矿勘探多在荒无人烟的高原戈壁，深山老林，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地质职工正是在这种艰苦的工作环境中，不仅为国家找到了丰富的矿产资源，而且历经40多年风雨锤炼，形成了一种行业精神，这就是“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的“三光荣”精神，何长工既是这种精神的首创者，又是实践者。

　　何长工以自己丰富的革命经历首先认识到，要在广大地质职工中树立一种信念和精神，保证地质队伍革命化。他号召地质职工艰苦奋斗，努力工作，以苦为乐，以苦为荣。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政治工作机关“在思想建设上，除进行基本的理论、政策教育外，要经常掌握各类人员的思想动态，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生动活泼的思想教育工作”。“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启发觉悟，要培养锻炼职工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具有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具有大公无私、忘我劳动、认真负责的优良革命品质……建立起国家主人翁的态度”。这就是“三光劳”精神的由来。

　　地质队流动性大，基地问题，职工户口和粮食副食品供应问题，子女上学、就业问题，婚姻问题等，都是地质队经常面临的难题，这些难题解决不好，直接关系到地质队伍的稳定和国家任务的完成。在职工生活福利方面，他要求领导干部“督促有关部门搞好职工物质、文化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他指示部供应司，要搞好生活用品的供应，说：“这一点是由地质工作的特点决定的。地质工作者长年爬山涉水，野外作业，没有一定的生活装备作保障，就不能适应艰苦环境，队伍的巩固和发展就有困难”。[1]何长工亲自找地质队队伍所在的省、区、市的负责同志陈述意见，争取就地解决。当地解决不了的，便及时向中央、国务院报告，有时他还直接找到李富春、薄一波等同志，甚至找到周恩来总理那里争取支持和解决。譬如，他通过到野外地质队调查，发现一些公安、粮食部门不了解地质工作的流动性，为了减少本地的人口粮食销量，以不在本地长住为由，要求把户口迁出，或限期把粮食关系转走，有全国粮票也拒绝售粮。于是，地质部与公安部、粮食部于1961年11月4日联合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地质、测绘野外队勘测人员的户口和粮食供应问题的报告》。同年12月30日，国务院批复同意，使问题得以解决。接着于1964年，在全国地质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集中地、系统地讨论研究解决野外地质职工的劳保、生活福利待遇问题，并代国家经委起草了《关于解决野外地质职工劳保、生活福利等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经委、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国务院财贸办公室联合向全国颁布实施，从劳保用品、粮食供应、家属基地、子女入学就业和医疗卫生等方面，解决了野外地质职工的生活困难问题。此外，在何长工的悉心关注下，地质部和各省区地质局克服种种困难，逐步筹建了地质职工疗养院、地质队后方基地和地质文工团等。

　　何长工同李四光部长坦诚相待，亲密合作，成为在党的领导下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合作的典范。他非常尊重李四光，遇到专业问题虚心请教，并带领其他部领导向李四光学习地质知识。在政治上和生活上，他十分关心李四光，于1958年12月介绍李四光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帮助这位辛亥革命的老战士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何长工对地质事业殚精竭虑的精神，以及他对地质事业的贡献和对地质职工关怀至深的事迹，广大地质职工铭记在心，有口皆碑。1980年4月14日下午，地质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地质系统评功授奖大会，何长工以老一辈地质工作领导者身份应邀出席会议。这次大会非常隆重，邓颖超、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地质职工对何长工的到会报以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广大地质职工对何长工由衷的敬爱和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