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何长工简历生平经历 开辟鄂东南根据地[第3页]

　　开辟鄂东南根据地

　　1929年9月间，湘鄂赣特委和五军军委在铜鼓一座古庙里召开了联席会议，就扩大根据地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会议决定，何长工和李灿率第五纵队向北挺进鄂东南，开辟革命根据地。

　　鄂东南地区，包括通城、崇阳、蒲圻、嘉鱼、咸宁、通山、阳新、大冶、蕲春、浠水、黄梅和广济等湖北省东南部的十几个县份，周围700余里。控制了这一地区，不但可以扼控敌人东西、南北交通要道，直接威胁九江、武汉，对湘、鄂、赣3省的政治形势以强烈的影响，同时又可以成为联络各个苏区的交通枢纽。铜鼓会议后，何长工、李灿率第五纵队挺进鄂东南。当时，五纵队只有1000多人，500多条枪，远道行军，人地两生，任务十分艰巨。于是，部队在行进中，不打旗号，不亮身份，夜行昼宿，以极隐蔽的游击姿态前进。10月上旬，部队抵达祟阳附近。侦察员报告，崇阳城内守城敌军仅一个连。李灿和何长工决定消灭守城之敌。第二天拂晓，部队发起攻击，只打了两三个小时，全歼守城之敌。而后，部队在崇阳城里休整3天，仍继续以游击姿态沿幕阜山脉边缘向东北方向挺进。

　　10月中旬，五纵队进入通山县境，驻扎在一个大院里。该村党支部书记和中共通山县委书记叶金波找到何长工和李灿，部队与当地党组织接上关系。在当地群众和党组织的帮助下，何长工和李灿指挥五纵队，接连奇袭驻守横石潭、扶石、大畈三个集镇的反动武装“常联队”，缴获了300多条枪和许多弹药，胜利地揭开了进军鄂东南的战幕。

　　11月上旬，五纵队党委和大冶中心县委在黄沙镇举行了扩大联席会议。确定五纵队和地方党组织在鄂东南的中心任务是：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消灭本区的反革命武装;开辟和建立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主力，发展农民自卫武装，争取在鄂东南地区造成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会后，五纵队在黄沙镇休整半个多月，然后决定拿下通山县城，消灭守城之敌。当时，通山城内只驻敌夏斗寅部的一个营，他们与地方民团不融洽，与阳新城守敌范石生部也无联系，只靠驻崇阳、咸宁夏斗寅另一部出援。根据这个情况，何长工和李灿认为，一旦守城之敌溃败，必定会向咸宁或崇阳方向逃窜。于是，他们将部队主力和500名赤卫队员连夜埋伏在通山至咸宁、崇阳路旁茂密的山林中;另派两个连会同500名赤卫队员，趁月色悄悄开抵通山城东郊。翌日拂晓，开始攻城，敌人据城顽抗。打了3个多钟头，城门终于被红军炮火轰开，敌军伤亡甚重。敌军见势不妙，打开西门仓皇往咸宁方向逃窜。当敌人陷入红军的伏击圈内，突然一声号响，山林红旗齐举，杀声震天，时间不长，红军全歼逃窜之敌，捉了300多名俘虏，缴获300多支枪和许多弹药及一个小的修械所。

　　拿下通山城后，何长工、李灿指挥部队向通山城西北方向展开游击活动，又接连消灭了大冶、刘仁八、白沙铺、小箕铺、三溪口等十几个城镇的“常联队”，全歼驻守阳新县城范石生部的两个营。

　　仅仅一个月，第五纵队横扫了大冶、阳新、通山三县，将三县敌军和反动民团武装基本消灭。共缴获迫击炮10多门，重机枪30多挺，步枪1000余支，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大大改善了部队的装备。第五纵队也由原来的1000多人发展到4000多人，扩编为2个支队。部队的活动地区扩大了，鄂东南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已初步打了出来。

　　红旗漫卷鄂东南，敌人惊恐不已，急调独立十五旅唐云山部到鄂东南与红军作战。该旅3个团分驻在阳新、大冶、石灰窑一线，旅部驻石灰窑。12月上旬，第五纵队接到中共湖北省委指示，要五纵队设法与打入敌独立十五旅内部的中共党员程子华等同志取得联系，发动“大冶兵暴”，瓦解消灭敌人。

　　何长工、李灿接到指示后，将部队开到大冶附近的韦源湖东岸兴隆铺、曹家大院一带，在阳新县苏维埃主席曹德全家召开大冶中心县委与第五纵队党委的扩大联席会议，共同制订了里应外合，夺取大冶城，消灭敌人的计划。

　　次日，派郭子明进大冶城与程子华接头，由程领导秘密党员发动兵暴。晚上五纵队乘坐300条小渔船，迎着凛冽的寒风，趁朦胧星光偷渡韦源湖，在湖西岸登陆，直插大冶城下。何长工、李灿令第二支队向西警戒，控制公路，阻击从石灰窑方面增援之敌。他们带领第一支队埋伏在夏陆车站与大冶城之间的山上，担任主攻。第三天拂晓，红军派一个排佯攻，敌人团长朱麻子见红军人少可欺，便亲自带一个营出城反扑。红军边打边退，敌人紧追不舍，刚好落入红军伏击圈。刹时间军号声响，两边山上的机关枪、迫击炮、步枪齐开火。接着红军战士杀下山来，把敌人全部歼灭，敌团长朱麻子负重伤被活捉。红军命令被俘敌军司号长吹号调动城内敌军增援，城内敌军果然中计，两个营的敌人跑步赶出城来，当即遭到红军炮火的夹击，为了瓦解敌军，红军命令俘虏向被围困的敌军喊话：“你们不要打啦!朱团长都在这里呀!”敌人军心动摇，红军趁机冲上去，敌人全部缴械投降。与此同时，程子华在敌人内部发动兵暴，拉出两个连撤到了城郊山上。大冶兵暴，红军俘敌1000余名，活捉了大冶县县长吴屏阶，解救了饶正锡等一批同志，缴枪900多支，红五军第五纵队也迅速扩大到6000多人，取得了“大冶兵暴”的全面胜利，军威大振。

　　12月下旬，大冶中心县委在刘仁八镇召开扩大会议。五纵队党委派何长工和陈奇、郭一清前往参加。会议根据湖北省委的指示，讨论了当时鄂东南的斗争形势，决定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鄂东南革命根据地。

　　会后，何长工、李灿将部队分为十几个突击小组，于1930年春节前后，分路向长江北岸和粤汉路沿线出击，奇袭了金牛、保安、柏墩、汀泗桥、马桥、贺胜桥、官阜桥等集镇的反动地方武装，共歼灭几个反动民团，缴获400多条枪和大批给养，筹得大洋3万多元。接着，五纵队于3月18日向粤汉路沿线城镇举行了大规模武装示威，袭击了据守咸宁城的夏斗寅2个团，再一次扫荡了贺胜桥、官阜桥、马桥、汀泗桥等地的反动民团，破坏了几十公里的铁路，使敌人在粤汉路上的交通停顿了十几天。这两次大规模的游击斗争，就是当时在鄂东南有名的“年关斗争”和“三一八咸宁和汀泗桥的大示威”，扩大了红军的影响，鼓舞了根据地和敌占区人民的斗争精神，震惊了武汉、长沙的国民党反动派。鄂东南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与湘鄂西、鄂豫皖根据地形成犄角之势。

　　1930年3月下旬，何长工作为鄂东南地区军事代表和红五军代表，前往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及鄂省党的代表大会，会议由李立三主持。5月6日，何长工在全国苏区代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汇报红五军第五纵队开辟鄂东南根据地的情况。

　　5月中旬，上海会议结束。何长工带着中央派到红五军第五纵队工作的十几名干部乘船由上海返回鄂东南。何长工到了三溪口，会见了彭德怀。

　　6月16日，红五军在大冶刘仁八镇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会上由何长工和滕代远传达上海三个会议精神。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将第五纵队扩建为红八军，何长工任军长兼军委书记，邓乾元为政治委员，柯庆施任政治部主任。这时红八军已发展到8000多人，下辖3个纵队。同时宣布成立红军第三军团，下辖红五军、红八军和红十六军，彭德怀任总指挥，黄公略为副总指挥，滕代远为政委，邓萍为参谋长(兼红五军军长)。同时还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红三军团军事委员会和前敌委员会，彭德怀任书记，何长工为军团军事委员会委员。

　　军委扩大会议还根据党中央上海会议精神，决定采取积极进攻的战略战术，扩大苏维埃区域，扩大红军。会后，三军团第三次解放了大冶城，相继打下黄石港、石灰窑、鄂城、金牛、保安等重要城镇。在攻打黄石港时，长江上的日本舰艇向岸上的红军开炮示威，何长工立即命令用迫击炮向敌舰还击，将敌舰击伤。

　　7月初，三军团在通山县召开前委会议，研究下一步军事行动。会议分析了敌情，认为岳州钱大钧部已调到武昌，中央要求攻打武汉已不可能，岳州城内空虚，红军应趁机攻占岳州城，尔后相机行动。

　　会后，部队随即向岳州进发。当时，岳州城还有敌王东原旅部及一个多团的兵力。何长工身先士卒，带领八军一个小分队趁敌人不注意，隐蔽地从北门搭人梯爬上城楼，用机枪从城墙上向下俯射，城内敌人顿时乱作一团。接着，他们又乘机搞到几节火车皮，大部队乘火车涌入城内。战士们一下车就向敌人猛打猛冲，经过几个小时巷战，消灭了敌人一个多团，残敌乘船仓皇逃往后山。红军攻占岳州后，江面上的英、美、日兵舰向城岸开炮乱轰，红军战士奋起还击，打得敌舰狼狈逃窜。此战缴获了一火车武器弹药和大批大米、服装，及5万多块银元。

　　7月中旬，部队开到平江，红三军团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当时正处于蒋阎、蒋张(张发奎)等军阀混战之际，长沙何键的主力已离开长沙去打桂军，城内只剩下7个旅，其中5个步兵旅，1个炮兵旅，除何键的女婿李觉旅战斗力较强外，其他都是杂牌军，决定趁虚袭击长沙城。7月22日，红三军团在平江举行了平江起义两周年纪念和进攻长沙的誓师大会。

　　7月22日，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派3个旅，由师长刘建绪指挥，从长沙先向平江的红三军团发动进攻。敌人分两个梯队进犯，当第一梯队两个旅进至距平江城15公里的瓮江时，何长工率八军正面阻击，死死顶住敌人的疯狂进攻。彭德怀率五军迂回到敌军两侧。这次战斗消灭敌人近2个团，俘虏敌人1000多人，缴获2000多支枪和一些弹药。接着，红军乘胜向敌人的第二梯队发起进攻，在金井消灭敌人二梯队近一个团，活捉敌人一个团长，敌人全线溃退。至此，击溃了敌人向平江的进犯。在这次战斗中，八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何时达、政委郭一清不幸牺牲。

　　拿下金江，红三军团进到长沙近郊永安市。在永安召开各军负责人紧急会议，会上进一步分析了敌情，根据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对比，认为夺取长沙城的条件已经成熟，应乘胜打下长沙城。会议还研究了攻城的战斗部署，决定何长工率红八军作为总预备队，相机迂回策应，五军担任主攻。

　　7月26日上午10点左右，彭德怀指挥红五军向长沙近郊朗黎市浮桥发起猛攻，继而又强攻敌人主阵地乌梅岭和七里港。八军从侧面迂回包抄。何长工组织了300多人的敢死队，沿河搜集了几十条小船，船的前面用铁皮、沙子、棉花等搞了几层像坦克炮塔一样的掩体，保护机关枪手的射击。战斗发起后，在第三纵队司令员谢振亚统一指挥下，敢死队驾驶着小船猛烈地向岸上的敌人扫射，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二、三纵队在他们的掩护下，利用船渡、游渡，紧紧在后面跟进，很快便达到对岸的杉木港。战士一上岸就勇猛地冲入敌人阵地，猛打猛冲，消灭了敌人的一个团，很快就夺取了阵地。接着就向七里港、乌梅岭敌主阵地攻击。红军战士边打边向敌人喊话：“湘军弟兄们，我们都是工农出身，我们都是一家穷人，你们不要为何键刽子手卖命啦!”“何键主力已被打垮，长沙城很快将被攻破，你们赶快起义立功吧!”经红军一打和政治宣传，敌人纷纷投降，有的就拼命向城里逃跑。八军指战员发现敌人进城逃命，就按照原来命令，立即换上白军衣服一起混进城。这时，五军和敌人争夺很激烈，何长工和军参谋长到朗黎市浮桥一侧高地向阵地观察时，发现五军几次冲进阵地又被反击下来，部队有的已经溃乱向浮桥撤退。何长工立即带领第一纵队跑上浮桥增援，并对往回撤退的五军战士大声喊：“五军同志注意，我是八军军长，八军已占领杉木港迂回到敌后，敌人全线动摇，很快就要被打垮，你们不要紧张，一切听我指挥，向城内进攻。”这时，敌人的射击果然逐渐稀疏，有的敌人已向回逃跑。何长工知道这是二、三纵队按计划攻击奏效了，于是，他立即指挥战士向城里进发。在前进中何长工遇到彭德怀，彭说：“长工，你来得正及时，赶快指挥部队占领城市向南追击敌人。”何长工说：“城内已经有了部署，请你赶快下命令，五军归我指挥，随我进城扩大战果。”彭德怀表示同意。何长工就继续指挥一纵队和五军少数部队进了城。

　　进城后，八军军部设在小吴门外韭菜园圣经学校。何长工即指挥二纵队派一个大队占领伪省政府，缴获所有反动文件;一个大队占领3个城门，与五军东南面部队取得联系，监视增援敌人，并派部队占领荷花池武器库，组织群众协助红军把武器搬运至城外保存。三纵队派一部分部队占领发电厂、面粉厂、米厂，封锁米船不许逃走;一部分部队占领坡子街闹市，封闭一切银行、当铺和金银铺，不让资金外流，并负责维持社会秩序，严防坏人捣乱。按照军团统一意图，何长工和军参谋长、政治部负责人迅速拟了一个安民布告，布告以八军革命委员会主任何长工的名义签发。8月1日，军团在教育坪召开长沙市各界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李立三任主席，执行委员有彭德怀、何长工等，何兼任军事部长。彭、何在大会上讲了话。会后，何长工专门召集各国驻长沙领事馆、教堂、医院、商团和记者等外国人士约三百多人开会。会上何长工用法语和英语向他们宣传红军的各项政策，要他们不要惊慌，红军保护外国人合法的经济利益和贸易信贷自由，并明确告诉他们，不准做危害红军的事情，通知本国兵舰迅速撤离湘江。各国记者要如实报道消息，不能反宣传，各教会只能正当传教，否则就是敌意，红军将采取严厉措施。最后何长工还详细地阐明红军宗旨和纪律，并请他们监督。后来，英国路透社发了一个英国主教目击红军占领长沙的消息说，有一个青年军人，看起来像班长模样，给外国人讲话，外语流利，讲得不错，有人说红军是无组织没文化的一群粗暴队伍，其实大谬不然，实际上他们是一支有文化、纪律严明的军队。这个“青年军人”就是何长工。

　　此次红三军团攻打长沙，何长工指挥的红八军率先攻入城内，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通讯器材，筹款40万银元，解决了红军被服和医药困难，扩大红军七八千人，解救了向仲华、许建国等一批关押在狱中即将被杀害的同志，建立了第一个全省的苏维埃政权和总工会，威震湘鄂赣，红透江南半边天，影响到全国，大长了红军的志气。但何长工认为：“攻打长沙，虽然不是按照立三同志的直接命令去打的，但却不容否认，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它的胜利，在客观上又助长了‘左’倾冒险主义的推行。”[1]

　　红军占领长沙的第八天，何键主力由桂林向长沙急进，分别在衡阳、益阳集结，尔后占领了长沙西郊岳麓山，红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于8月5日撤出长沙。

　　8月下旬，红一、三军团在永和市会师，召开了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组成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方面军总政委。并建立总前委，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何长工任总前委委员，兼前敌总指挥。会议奉命决定第二次攻打长沙。

　　8月底，第一方面军兵分两路攻打长沙，数攻不克，围城半个月撤退。红军撤离长沙后，反动军阀何键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报复，何长工的妻子孟淑雅和两个儿子也惨遭杀害。

　　1931年，何长工受命在瑞金创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总队长，萧劲光校长调走后，负责学校工作。不久，返回部队。

　　1931年12月14日，由北方调往江西“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在宁都举行起义，参加红军。起义后的第三天，中央军委就宣布了成立红军第五军团的命令，并编为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军。1932年1月的一天，毛泽东在瑞金叶坪找已调到中央军政学校工作的何长工谈话。毛泽东很诙谐地说：“你的工作需要变动一下，为了加强对宁都起义部队的领导，帮助他们整顿和改造，准备调些骨干去。但他们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压压台，你到十三军当政委，邓莲到十四军当政委，黄火青到十五军当政委。”

　　1933年夏秋之交，中央军委决定扩编改组红军学校，又命何长工筹建红军大学。红军大学校址设在瑞金西郊一个名叫大树下的山沟里。何长工亲自参加设计，不久，在苍松翠柏环抱下，一栋栋两层楼的校舍拔地而起。经过短短几个月的筹建，这年冬天，红军大学便正式开学，中央军委任命何长工为校长兼政委。在何长工的领导下，红大正确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内容，克服人力、物力、财力和办学经验不足等困难，使红大在与困难搏斗中成长壮大，成为红军培养干部的熔炉，为巩固和扩大中央苏区，为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培养了大批党政军人才。《红色中华》、《红星报》曾对红军大学的工作进行了报道。

　　1934年初春，何长工参加了在红都瑞金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4年1月，正当第五次反“围剿”紧张时，何长工被调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粤赣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当时，粤赣军区只有二十二师一个正规军和三个军分区下辖十来个县各一个独立团的地方部队。而南线之敌陈济棠派李扬敬的第三军为骨干组成南路军，有两个纵队，投入六个师、一个航空大队、一个重炮团的兵力，向苏区寻乌、安远、重石、清溪、筠门岭等地进攻。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上级领导却命令部队修筑碉堡“死守筠门岭”，结果，红二十二师在澄门、岔口、盘石隘等地节节失利。最后，筠门岭也被粤军占领，红军付出了重大牺牲。就在南方战线形势严峻的时刻，4月下旬，毛泽东来到了赣南会昌。为了工作方便，何长工和毛泽东住在一起。何长工向毛泽东汇报了南线军民反“围剿”的情况及他自己的看法。何长工说，领导不从实际出发，命令部队在筠门岭一带修筑堡垒，但都是土造，没钢筋水泥，一摧就垮，贻误战机，不仅毫无用处，反而捆住了我们的手脚。何长工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还是要搞老套套——游击战法，家家是堡垒，户户是哨所，没必要修人为的碉堡，在乌龟壳里怎么能打游击?尽挨人家的揍!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点点头表示赞同。毛泽东指导何长工等军政领导制订了南线作战计划与部署。他说：总的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要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就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敌人内部的争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不能只知道“御敌于国门之外”，也要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派化装的小分队，潜入陈济棠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促使粤军反蒋抗日。根据前线实际情况，可以把筠门岭一带的部队抽下来进行整训，缓和前线的局势，并可积蓄我军力量，以备不虞。何长工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开展斗争，粤赣省党政军工作开始有了新的转机，从部队到群众，从对敌斗争到统战工作和根据地建设，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中央苏区南线出现相对稳定的局势。

　　1934年9、10月间，何长工接到周恩来的通知，要他急去瑞金有要事相商。在瑞金，周恩来对何长工说：“南天王”陈济棠电约我们，举行秘密军事谈判，这很好。我们可以利用陈、蒋之间的矛盾。朱德同志已给他们复信。根据目前党的统战策略思想及政策，我们准备与陈谈判。我们商定，派你和潘汉年为代表，到陈管区寻乌附近和陈派来的代表——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杨幻敏及黄质文等两位师长举行密谈。周恩来又亲切而郑重地对何长工说：“长工同志，这是中央给你的重任，望你勇敢沉着，见机而行。”

　　何长工接受任务后，便和潘汉年(健行)上了路。临行前，朱德写了封介绍信交与何、潘：

　　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公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幻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予接洽照拂为感!

　　专此，顺致

　　戎祺

　　朱德手启

　　十月五日

　　何长工与潘汉年来到筠门岭赤白交界处的羊角水附近，前来迎接的是陈济棠独立一师二旅旅长严应鱼，特务连连长严直率全连人员，并派旅参谋长韩宗盛负责接待和保卫。严连长同何长工一见面就悄悄地讲：“何先生，我听到了你们的宣传，看到了你们的宣传材料，是啊，我们与贵军都是炎黄子孙，真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为掩人耳目，他们还为何长工、潘汉年专门准备了两顶花轿，每遇岗哨盘问，连长就高声说：“这是司令请来的贵客”，把他们喝令回去，故一路畅通无阻。到了独立一师二旅所在地罗塘镇，何长工他们被安排在楼上，对方谈判代表住在楼下。翌日开始密谈，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终于达成了五项协议：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3.解除封锁;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谈判达成协议后，何长工、潘汉年立即离寻乌返回会昌。当时，中央军委机关已从瑞金的白石山转移到于都去了，周恩来特地派人等候何长工他们，并留下了一封信。信中简略地说：“长工同志，我在于都等你们。”于是，他们立即动身前往于都，向周恩来汇报谈判情况。周恩来听了异常高兴。这次谈判成功，为随后的党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顺利突破第一、二道封锁线，实现战略转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