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刘子厚简历资料生平经历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贡献[第3页]

　　五

　　1962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对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进行适当调查，将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刘子厚就开始思考农村干部和群众之间越来越尖锐的矛盾问题。由于农村生产关系变动过快，工作较租，多年积压下来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因此，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虽然已经下放到生产队，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仍处于困难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有相当一部分干部不同程度地多吃多占、损公肥私、铺张浪费，甚至贪污盗窃。不少生产队出现了“干部多吃多占，社员一年白干”的现象。刘子厚深深感到，要使农村经济管理工作适应变化了的生产关系，使社队集体经济得到巩固和发展，必须在贯彻执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件(草案)》的过程中，对生产队的全部财物及其管理、使用、分配等情况，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清查摸底，以便发现问题，加以解决，使农村社队经济发展步入正轨，使干群矛盾得到缓解。1963年1月间，刘子厚听了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于定县阜头庄大队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开展“小四清”的情况汇报。这个大队，根据群众要求，在县委工作组和生产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对生产的账目、工分、财物、仓库，进行了彻底大清查，并逐项逐条向群众作出交代。结果，全大队查出干部多吃多占粮食13879斤，干部贪污挪用现款9070元，并组织了退赔，使干部受到教育，群众受到鼓舞，群众与干部的对立情绪逐步消除，出现了干部群众团结一致，努力生产的新局面。这个经验立即受到刘子厚的肯定，他要求将阜头庄的经验在定县，进而在保定地区推广，并将“四清”的内容加以概括，明确为：(一)清账。清收入、支出和分配账。收入应特别注意办电、买机器、买牲口以及外出开支账。(二)清工。主要是干部的记工和补助工、副业用工、外出补助工以及记工员记工是否有丢漏。(三)清财。重点是农具、机械、机电物资、猪羊等牲畜、奖售物资、票证、农副业工具、办电用具等。(四)清库。主要是库存粮、棉、油、化肥等。“四清”的时间范围，要求以清理1962年的问题为主，对比较重大的问题，也可以清理到1962年以前。定县和保定地区的“小四清”，先后搞了3个月，到1963年3月底，整个保定地区的“四清”运动即告基本结束。4月4日，中共保定地委向中共河北省委写出了《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四清”工作向省委的报告》，中共河北省委把这个报告批转全省参照执行，并报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年初，刘子厚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阜头庄以至保定地区农村存在的问题和针对这些问题开展“四清”的做法和取得的成效。毛泽东对刘子厚的汇报表示赞赏。同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我跑了11省，只有子厚、延春滔滔不绝地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人都不讲。”[1]同年5月的中共中央杭州会议，通过了在农村开展大规模阶级斗争的纲领性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将中共河北省委报送的《关于保定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开展“四清”的情况报告》作为附件之一。随即在全国展开了“四清”运动。刘子厚是河北“四清”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他比较自觉地接受了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推广了“桃园经验”，亲自搞了试点，强调了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主张向下级干部原原本本地传达中央文件，以“左”的路线和政策指导了全省的“四清”运动。通过“四清”运动，虽然对改变农村干部作风、完善基层财务和保管制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就其主要方面来说，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误地打击了许多干部和群众，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并迅速下发全国，“五一六通知”成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就在这时，中共中央华北局通知所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县级以上负责同志到北京参加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学习中央“五一六通知”，开展“文化大革命”。河北组的会议，开始由省委第一书记林铁主持，也揭发批判了个别省委负责人和一些部门领导人的错误。会议开了近一个月，华北局主要负责人召集大会发表讲话，批评河北省委没有揭开盖子，并决定撤换河北组会议主持人。经省委常委讨论，推举第二书记刘子厚作为会议主持人，会议的重点也转向对林铁进行错误的揭发批判。刘子厚按照华北局的决定和省委常委的意见，把前门饭店河北组的会议继续主持下来。8月25日，华北局通知，经中共中央批准，撤销林铁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华北局第三书记职务，刘子厚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大学生的串连就开始了，中学生也走出了校门。刘子厚在北京、天津两地做学生的工作。为稳定局势，省委向一些大专院校派出了工作组。8月，保定、承德、张家口、唐山、石家庄、邯郸、邢台、沧州等城市的红卫兵涌上街头横扫“四旧”，波及城乡各地，造成极大混乱。这时，在天津市大街上已经出现“舍得一身剐，敢把刘子厚拉下马!”的大标语。10月，中央举行工作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刘邓路线”。由于刘子厚在这段时间主持工作，就成了在河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魁祸首”，成为受批判、受冲击的众矢之的。从11月到12月，刘子厚连续4次代表中共河北省委对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向省内干部、群众、学生、红卫兵作检查。在1967年1月夺权的声浪中，刘子厚被关进了“牛棚”，在全省范围内轮流批斗。11月参加了北京军区举办的河北省负责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968年2月3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子厚被结合为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李雪峰为主任。

　　省革委会建立初期，刘子厚作为第一副主任，主要是处理日常的事务，更多的是抓工农业生产。1969年4月，刘子厚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之后，按照党的“九大”确定的任务，在全省参与领导了“斗批改”运动，执行“左”的错误。

　　1970年8月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林彪一伙突然发难。毛泽东当机立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地批判陈伯达搞政治欺骗和政治阴谋，实际上也是对林彪一伙的打击。在庐山会议期间，刘子厚同华北组的同志出于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没有识破陈伯达、林彪一伙的政治阴谋，对“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表示拥护，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庐山会议以后，12月22日，中央召开华北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刘子厚在会上作了揭发和初步检查。会议于1971年1月24日结束。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会议总结讲话时，宣布撤销李雪峰的职务，任命刘子厚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郑三生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华北会议以后，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与河北省军区共同召开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一共开了47天。刘子厚在多次参加小会、中会听取批评的基础上，于3月19日向大会作了检查，并通过综合简报及时报送中共中央。毛泽东看到这份简报，作了以下批示：“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上了陈伯达的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1] 在最后一页上还指示：“这还只是申明，下文如何，要看行动。”[1]4月15日到29日，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子厚检查的批示，刘子厚当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再次作了检查。毛泽东看到信后很快批示“很好”，印发给会议。当年5月，中共河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二届一次全会在石家庄举行，经过选举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刘子厚担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随后恢复了工会、共青团、妇联会等群众组织，调整充实了省直机关的工作机构，重新建立了常的工作秩序，各项工作基本上纳入了正常运转的轨道。毛泽东对刘子厚的批评，更大程度上看，是对林彪一伙的一种斗争策略，敲山震虎。8月中旬至9月中旬，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沿途同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浙江、上海、北京等省、市、区的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多次讲到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对林彪一伙采取了三项办法：一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接连批发许多文件，就是甩石头;派几位同参加被林彪、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控制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就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毛泽东在刘子厚检查上的批示，也是针对林彪一伙的，是向他们甩的一块石头。8月25日，毛泽东在武昌同华国锋谈话，在讲到解决九届二中全会出现的问题的措施时，毛泽东说：“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头、挖墙角、掺沙子。看到三十八军的报告很高兴，当即批了。把二十四军、二十一军、三十八军整得厉害，特别是把三十八军整得苦。还批了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文件和刘子厚的检查等文件，这是打石头。”[2]这样的话，在半个多月里先后讲了4次。[3]

　　1971年1月，刘子厚出任河北省党政的主要领导职务后，面对“文化大革命”给全省造成的混乱动荡局面和由于林彪、陈伯达反革命集团的破坏给河北遗留下来的种种严重问题，同郑三生和省委一班人一起，集中精力抓稳定、抓团结、抓整顿，促进了全省安定团结局面的形成。陈伯达1967年底到河北的保定、石家庄、邯郸、唐山等地乱跑乱说，支一派压一派，造成了严重后果。在批陈整风开始以后，刘子厚连续主持召开河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会议，统一认识，形成决议。一方面责成保定地、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抓紧为受压的一派群众平反;另一方面派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分赴原省直干部学习班，传达中央和省委的精神，具体落实平反事宜。有关这方面的个人检查、组织鉴定、处分决定以及揭发批判材料一律当众销毁;扣发了工资的予以补发;各地、市在批陈整风中，仿照省直的做法，抓紧解决了正确对待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的问题。这样，就使全省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逐步消除了对立情绪，缓解了人民内部分裂的紧张局面。

　　河北地处首都周围，驻军较多，搞好军队之间和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是保持河北稳定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刘子厚同郑三生、马辉、曾美于1972年4月12日至18日，同保定驻军几位负责人一起，先后到曲阳、阜平、涞源、易县、安国和保定市做促进军政、军民团结工作。号召广大干部、群众要尊重、支持、信任保定驻军，强调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给党政工作和社会生活造成很大混乱，成为河北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批林整风和批陈整风中，刘子厚虽然处境相当困难，但他还是采取当时允许的方式，适当地有重点地抓了整顿工作。他针对河北省许多企业生产、管理中的混乱的现象，于1972年7月委托省直有关部门加强了对企业管理情况的调查研究。省委于9月8日至28日召开了以整顿企业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全省工业会议。会议确定：(一)健全加强集中统一的生产指挥系统，调整充实职能管理机构，把生产、后勤两大块机构改为计划、生产调度、技术工艺、产品设计、财务成本、质量检验、设备维修、劳动工资、安全生产、供销、行政等职能机构，将连、排、班改为车间、工段和班组。(二)建立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岗位责任制、劳动考核制、质量检查制、设备管理维修制、技术操作规程、安全生产制和经济核算制等8项规章制度。(三)认真搞好企业的经济核算，班组虽不是一级核算单位，也要搞好原材料消耗和工时定额核算。(四)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这次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对于企业克服无政府主义和管理混乱现象，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冲击下，许多老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被关进“牛棚”或靠边站。1972年3月6日，刘子厚在中共河北省委召开的全省计划会议上的讲话中，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河北解放干部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指出：有些地方和单位资产阶级派性还没有消除，有些应该解放的干部没有解放，或者解放以后不使用，或者使用了但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有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改行转业，还有的作为一般劳动力来安排。他要求各级党委，要消除资产阶级派性，正确对待革命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干部。经过省委的大力推动，全省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大多数干部得到解放并安置了适当工作。到了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领导全党开展全面整顿，刘子厚抓住这个大好时机，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放开胆子，开展了全面整顿工作。省委在这一年的3月和6月连续两次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贯彻邓小平有关全面整顿工作的讲话精神，明确了整顿的重点。刘子厚在讲话中说：各级领导要“敢”字当头，对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教育批评仍不改的领导干部和头头，要采取组织措施，坚决把他们调离，派得力干部充实加强那里的领导班子，对仍无故不上班、不劳动和不服从调动的，不发工资。省委全面整顿措施的迅速落实，使全省形势越来越好。

　　六

　　大力发展农业，实现粮食自给，是刘子厚在河北工作20余年来所追求的目标，也是省委常委一班人的共识。他在河北工作的后期，这个目标基本实现了。河北自然灾害多，农业生产条件差，历史上是缺粮省份。党中央对于河北粮食严重不足的状况十分重视和关怀。毛泽东每次到河北，都要询问农业生产情况。1959年9月毛泽东到邯郸地区成安县视察的时候，明确提出了河北省“粮食自给”的问题。1964年，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即确定把发展农业、实现粮食自给作为全省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和主攻方向。1965年11月，毛泽东到天津找河北省委几位负责人谈话，再一次谈到河北省粮食自给的问题。林铁、刘子厚汇报了省委计划5年实现粮食自给，想尽量上得快一些，争取3年解决。毛泽东思考了一下，很慎重地说搞成了才算数。林铁、刘子厚汇报到各地上报的当年产量和来年的计划时，毛泽东又说：粮食拿到手才算数。以此提醒省委粮食自给一定要实实在在地搞。1972年，在全国加强战备的形势下，河北被视为全国的战略要地。周恩来提出华北要成为粮棉的主要产区，在粮食上河北省要保天津，供北京。这一切使刘子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切切实实地实现粮食自给和自给有余，不仅是河北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当时全国战备形势的需要，是党中央的殷切期望。

　　要发展农业，实现粮食自给，首先需要调整全省的农业种植结构，1964年经周恩来亲自安排，河北省每年少种400万亩棉花，少给河北省调入5亿公斤粮食。1965年，中共河北省委、省政府在周恩来的直接帮助下，确定以水、肥、机为重点，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快发展粮食生产。从这一年冬季开始，省里组织了“机井大会战”。周恩来总理坐镇邯郸，亲自抓河北的打井，掀起了有计划地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高潮。刘子厚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实现粮食自给始终作为他思考问题和部署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四清”中，他积极贯彻中央的搞运动不能影响生产的精神，强调搞“四清”不忘生产建设，搞好运动的标准之一是要增产。他多次主持召开县委书记或基层干部座谈会，研究加快机井建设，扩大水浇地和稳产高产田的问题。在根治海河中，他亲自审查建设项目确定工程重点，安排劳动力问题，研究民工报酬问题，并多次到工地察看。“文革”期间，治理海河工程始终按计划进行。1973年10月在全省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根据各地的情况和经验，刘子厚提议并经省委常委同意，确定了全省机井建设的合理布局;制定了尽快使农机修配工作自上而下形成系统、网络的措施;决定继续搞好水利专业队并建立平整土地专业队，实行专业队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要求各地在冬季要举办训练班，把农机手普遍培训一遍，等等。从而把机井和农田基本建设从全局到局部纳入了有序发展的轨道。

　　农业要大上，离不开工业的支援。为此，刘子厚从河北省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围绕发展农业的需要，确定工业布局的构想。1973年6月14日，他在中共河北省二届五次全会(扩大)上说，两年来抗旱斗争中，群众打井积极性很高，打井进度很快，但配套的进度远不能适应打井的进度。工业部门要采取积极态度，加速机泵管带的生产，千方百计为农村生产机井配套设备。他还提出一个设想，通过大搞机井配套，狠抓水利机械，促进整个农业机械的发展，成批生产大中小型柴油机，不仅可以解决机井配套的问题，而且可以解决农业机械的动力问题。在争得国家计委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首先围绕打井配套的需要，发展排灌动力机械和水泥生产，进而发展了钢铁、煤炭、化肥、拖拉机、农产品加工机械和汽车工业，逐步形成了比较配套的支农工业体系，从而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农用排灌机械，1965年只有10.29万台、82.3万千瓦，1978年发展到89.12万台、737.2万千瓦，分别增长了7.6倍和7.9倍。全省水浇地面积，1965年只有2503.3万亩，1978年达到5324.09万亩，增长了1.13倍。农用化肥产量，1965年只有3.38万吨，1978年达到80.11万吨，1980年突破100万吨，增长了28.5倍。基础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地方小钢铁、小水泥、小煤矿、小化肥、小机械等五小工业的发展，为农业大上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支持。同时，农业的发展，粮食的丰收，又为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了工业的发展。1980年同1965年相比，全省原煤产量，由2492万吨增加到5353万吨，增长1.2倍，其中地方煤矿原煤产量，由170.9万吨增加到1328.6万吨，增长6.77倍;生铁产量，由38.46万吨增加到251.57万吨，增长5.54倍;钢产量，由29.25万吨增加到190.59万吨，增长5.54倍;水泥产量，由82.2万吨增加到549.82万吨，增长5.69倍。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工业对农业坚实有效的支援，使河北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局面大为改观，粮食自给率逐年提高。从1970年至1979年整个70年代，全省共产粮食1446.67亿公斤，收购粮食204.06亿公斤。10年间，有4个年份粮食自给有余，3个年份缺粮不到0.5亿公斤，只是遇到大灾之年才需要调入较多的粮食。这同1953年至1969年每年平均缺粮5.48亿公斤相比较是个明显的进步。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7.8级的强烈地震。刘子厚于唐山发生地震当天的13点30分，同马辉、马力及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肖选进、副政委万海峰一起，从北京乘飞机奔赴唐山。

　　这次唐山地震包括天津在内共有242419人丧生，164581人受重伤，轻伤需要治疗的达36万多人。唐山市共震亡135919人，占总人口的12.8%。唐山市、丰南县的地面建筑几乎全部倒塌，周围各县重的倒房90%以上，轻的倒房50%以上。唐山市及附近各县电源被切断，水源和供水管网被破坏，通讯联络中断，工矿企业全部停产。震中地带铁路、公路遭到严重破坏。农田水利工程严重损毁，内涝积水，沙压耕地120多万亩，毁坏农业机械55000余台(件)，砸死大牲畜36000多头。抗震救灾工作千头万绪，必须分别轻重缓急。7月29日，刘子厚在听取救灾前线及后勤工作的汇报之后，强调指出：这次地震灾害是毁灭性的，救灾的工作量很大，首先要抢救被埋压的群众，抢运伤员，掩埋死者，解决震后余生的群众吃饭、饮水、医疗及物资运输问题。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和调度下，11万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2万多名医务工作者，3万多名工业、交通、铁路、邮电等各方面的抢险救灾队伍，迅速赶到唐山，参加紧张的抢险救灾工作。灾区人民也强忍失去亲人的悲痛，积极投入到抢险救灾、恢复生产中去，使抢救伤员、医疗救护、掩埋尸体、抢修抢运，安排生活、恢复工农业生产，恢复文教卫生事业等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震后20天的8月17日，刘子厚在唐山主持了中共河北省委召开的唐山地区地、市、县委负责干部会议。会议总结了抗震救灾20天来所取得的巨大成绩：8万多重伤员转运到外地治疗，第一批伤员已痊愈返回。全国调集的大批抢险救灾物资，正在陆续发到灾民手中，灾民的吃饭、穿衣、用水等问题已基本解决。《唐山劳动日报》已经复刊。城乡有线广播正在逐步恢复。供电工作恢复很快，唐山电厂两个机组开始发电，对大厂矿企业已经送电，唐山市主要街道照明问题已基本解决。京山、通坨铁路已修复通车。公路已经畅通。电讯得到初步恢复。唐山市的工业生产正在开始恢复。开滦马家沟矿已部分出煤。由于卫生防疫工作抓得紧，在炎热潮湿、灾民密集的情况下，没有发生大规模传染病，防止了大灾后的大疫。治安保卫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保证了抗震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随之而来的还要做好继续转运伤员，盖棚过冬、清理被压物资和恢复工农业生产的工作。刘子厚在抓抗震救灾各项紧急工作的同时，一直在考虑唐山市的恢复建设问题。8月9日，他即提出：唐山怎样重建，是在地震破坏废墟上重建，还是另选地址新建?工矿企业怎样恢复，哪里恢复?应当摆到日程上来了。10日至12日，中共河北省委在唐山召开全省地委书记会议，在研究帮助地震灾区恢复农田水利工程问题的同时，就重建新唐山问题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关于如何重建唐山，曾有两种设想：一种是，放弃唐山市旧址，易地建设，把原来市内的工厂、企业事业单位迁到唐山地区各县;另一种是，立足唐山，适当外延，就地重建。经过反复酝酿、比较，刘子厚倾向于后一种设想，并在17日的唐山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上，提出了唐山分为老市区、东矿区、新市区三大片的设想，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随后由唐山市拟订出了唐山市恢复建设的初步规划设想。30日，又就这个设想征求了全省地、市委书记们的意见，并于9月8日向国务院联合工作组作了汇报。25日，经过吸收各方面的意见，由唐山市拟出了《关于恢复和建设新唐山初步规划的汇报提纲》，以划分三大片为基础的规划设想被基本肯定下来。

　　粉碎“四人帮”后，刘子厚从唐山回到石家庄主持中共河北省委的日常工作，但他始终关心着唐山的恢复建设，多次听取有关专家、学者论证《初步规划》情况的汇报。1977年2月3日，以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唐山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报告》。5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对这个报告作了指示：“中央、国务院原则同意你们的意见报告，可照此实行。”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决定从全省抽调建筑队伍，同时还决定停止省内一切大型建设，已经动工的省体育馆也停止下来，以便集中财力、物力投入唐山的重建。全省各地的建筑队伍，齐集唐山，加上全国的支援，共有66个建筑施工企业、近3万人参加了重建新唐山的会战。在此期间，刘子厚多次到唐山了解重建情况，同唐山地、市委研究解决重建中的问题。当他看到一座座厂房、一栋栋住宅楼房在震后的唐山拔地而起的时候，感到无限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