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刘子厚简历资料生平经历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贡献[第2页]

　　三

　　1949年5月20日，中共湖北省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省军区在孝感花园镇正式宣布成立。刘子厚任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根据当时干部队伍的状况和省委书记李先念的指示，刘子厚下大力量抓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培养训练新干部;二是贯彻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在干部政策问题上，他既严格按照党的干部政策办事，又注意处理具体问题的灵活性。在使用干部上不分亲疏，唯贤是举。8月13日，湖北省举行第一次党代会，刘子厚就干部分配使用问题发表了意见，合理地安排了南下干部与五师干部的任用，使干部分配达到了“三满意”，即各地、市主要领导满意，广大干部满意，省委满意。在对待知识分子和统战人员的问题上，刘子厚坚持既敢于批评他们的缺点，又不轻视他们，把曾经长期同中共合作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吸收到新的人民政权中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曾担任过鄂豫边区参议会副主席的涂之巷，长期与我党合作的知识分子柳舒青，分别安排为省法院副院长和省教育厅副厅长。

　　1950年12月，剿匪反霸刚刚结束，新区土改随即全面铺开。第一批土地改革开始后，刘子厚分工到黄冈县领导土地改革。刘子厚与工作队一起进驻林家大湾。林家大湾是林彪的家乡，他当时担任中南局书记、中南军区司令员。工作队进村后，群众很冷淡，不敢讲话，经过深入细致地调查，才得知林彪的一个哥哥拥有大量土地、房屋，剥削压迫贫苦农民。贫雇农要求首先分林彪哥哥家的土地，但又顾虑重重。鉴于这个情况，工作队首先向群众宣传党的土改政策，打消群众的顾虑。刘子厚还专程赶回武汉向李先念汇报。在李先念的支持下，按政策分了林彪哥哥的土地，使林家大湾土改局面迅速打开。1951年8月，刘子厚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副书记。为了使土改健康发展，刘子厚深入基层调查情况，研究问题。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连续两次给省委写报告，他就土地改革复查问题及经验，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意见。1952年1月18日和20日《湖北日报》分别刊载，对湖北省的土改复查起了有益的指导作用。

　　1953年统购统销开始后，刘子厚本着既向党中央负责、又向全体人民负责的精神，在全省财经会议上强调，分配任务的原则是从实际出发，发现有不合理的就要调整，力求做到公平合理。他建议省委负责人分头下去搞试点。他自己到浠水了解到，由于统购统销的实行，党和农民群众的关系有些紧张。于是，他在浠水县召开了干部会议，组织大家重新学习党的统购统销政策，在讲话中他强调了两点：一是统购统销必须结合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去进行，必须同巩固工农联盟联系起来;二是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统购统销政策，绝不能走样。会后，李先念对浠水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浠水试点后，刘子厚作了《关于粮食统购统销试点工作的总结报告》，就发动和教育群众、基层干部工作、政策与任务的关系、安排计划及发扬民主等问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刘子厚被增选为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以后，十分重视抓经济工作。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湖北省是国家经济建设重点投资省份之一。刘子厚负责抓农业，而农业生产的中心环节是水利问题。在省委统一部署下，他下大力气抓了水利建设，全省先后修建了10余处中小型排灌工程和10余处小水库，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为湖北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952年，他全力以赴，协助李先念修建了荆江防洪工程。这项当时全国最大的防洪工程在1954年抗御特大洪水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1954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长江上游及湖北全省连降暴雨，致长江、汉水水位猛涨。这是湖北省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洪水泛滥使全省61个县受灾，989万人成为灾民，全省冲毁塘、堰、堤、坝10余万处，倒塌房屋220余万间。7月2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紧急动员起来全力抓好防汛救灾工作的指示》，随即成立了省防汛总指挥部，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任总指挥，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刘子厚任副总指挥。在指挥长江堤岸的防汛中，刘子厚始终站在防汛斗争第一线，他和其他负责同志一起，指挥加固堤防，排积排涝;同时，迅速将人民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为了准确地了解灾情，正确指挥防汛斗争，刘子厚和省市其他领导人一起，亲临一线视察汛情，和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共同研究分洪办法，并将情况及时向中共中央报告。由于到处是一片汪洋，汽车无法通行，只能从中南军区调来两架飞机。刘子厚登上飞机，在距地面100米的低空冒险察看灾情。全省150万防汛抗洪大军前后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斗争，终于战胜了罕见的大洪水。9月26日，毛泽东亲笔题词：“庆祝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以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1]

　　1955年，刘子厚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2月3日，刘子厚被国务院任命为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委员。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任命刘子厚为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局长。1956年1月3日，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在北京正式成立，并开始办公。三门峡工程的筹建工作千头万绪，刘子厚一面找中央有关领导汇报请示工作，寻求支持;一面组建所属机构的领导班子，调集施工队伍。同时，到当时已经完工和正在施工的其他水利工地调查研究。他和王化云、张铁铮等人几次到三门峡工程的施工地点，调查了解情况，筹划购置物资、设备，安排大规模的临时或永久性住房建设，把职工生活区和后勤服务设施尽快地建设起来。7月27日，三门峡工程局移驻三门峡工地办公。1957年4月13日，举国瞩目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典礼正式举行，刘子厚向新闻界发表讲话，并发布了开工命令。三门峡工程正式开工后，工程局的工作头绪更多更杂，机关干部和施工队伍又是来自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省份。刘子厚与工程局党委，坚持“五湖四海”和“任人唯贤”的原则，按照工作需要，量才使用，因而，各级领导岗位上的干部心情舒畅，团结一致，互相支持;机关和工地，一片生机勃勃。

　　三门峡工程是边设计、边施工的。工程设计由苏联水电设计院列宁格勒分院负责。按照他们设计进度安排，满足不了中方的施工进度要求。此外，在具体施工中，中方技术人员和苏联专家的意见也不尽一致。为了解决矛盾，刘子厚深入实际，找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了解情况，摸清底细;然后耐心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并将双方的意见沟通，使之互相理解;通过反复细致的工作，中方和苏方基本上达成共识。为了争取苏方的合作，1958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刘子厚率团前往苏联，与苏方进行反复磋商，圆满地解决了加快设计进度的问题。

　　对三门峡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国内的专家、学者及工程涉及的上下游省份也有不同的看法。上游地区主张按350米高程施工，以确保西安和关中平原的安全;而下游地区则主张按360米高程设计施工，以利于防洪、灌溉和航运。刘子厚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他一般每周都要主持两个会议，一个是局长、书记和总工程师的碰头会，研究讨论重大问题，确定重要部署和重大事项;另一个是生产调度会，对总工程师提出的生产调度意见，他总是给予大力支持，以不断增强工程技术人员的责任感，并及时掌握工程进度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处理意见。刘子厚对工程局的各级领导干部不仅在政治上严格要求，而且要求他们认真学习和掌握科学技术。他以身作则，同干部工人打成一片，一有时间，就到工地上巡视，向业务干部和工人群众学习有关业务知识。在他的带领下，工程局各级干部经常参加跟班劳动和义务劳动，各级领导干部学习业务知识蔚然成风。1958年4月，刘子厚奉命离开了三门峡工程局。他在三门峡工程局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三门峡工程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

　　195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刘子厚担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中旬，在河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刘子厚被选为河北省省长。5月份，刘子厚参加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会后，他到河北上任。

　　当时，全国正在积极贯彻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河北省同全国各省一样，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刘子厚到河北后决定先到下面去看一看。他先后到了衡水、邢台、保定、邯郸等地区进行调查，所到之处，深为广大干部、群众高昂的革命热情所鼓舞。之后，他在几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要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坚持群众路线，要敢于争上游，争第一。同时，他又鼓励大家要敢于讲话，敢于提困难，不要认为一提困难就是干劲不足，问题是对困难采取什么态度。

　　这年春天，由于大力兴修农田基本建设及头脑发热，一些人认为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偏小，全国不少地方开始或者酝酿并大社。夏季，河南一些地方率先办起了人民公社，并得到毛泽东的肯定。8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了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并于8月29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在这一段时间里，刘子厚对农村问题也很关注。8月下旬，到唐山地区调查研究，出席中共唐山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22日在会上发表讲话，着重讲了并社和建立人民公社问题。他强调，建立人民公社要分三步走：第一步先搭起人民公社的架子，从组织上解决统一领导问题，同时，统一规划种麦，劳动力实行统一调配，其他问题放到秋后去解决。第二步，解决穷社、富社问题、公共积累比例问题，干部调整问题，自留地问题等。第三步，进一步解决所有制、工资等问题。人民公社建立后，社员的生活资料、社员个人的小农具、社员饲养的家畜、家禽以及房前屋后的树木、宅旁小片地仍归社员私有。中共河北省委采纳了刘子厚的这些意见，并召开电话会议向各地、市委作了传达。但在实际工作中，河北省的人民公社同全国一样还是一哄而起。

　　10月中旬，毛泽东到达天津，先后听取了中共保定地委和徐水、安国、定县、唐县4个县委第一书记的汇报。毛泽东让陪同视察的汪东兴把刘子厚找来。毛泽东问刘子厚：“你到徐水去了没有?”刘子厚回答：“还没有去。”毛泽东笑着说：“你去徐水调查一下吧!”刘子厚问：“调查什么问题?”毛泽东说：“你想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刘子厚又问：“用一个星期行不行?”毛泽东说：“用不了，三天足够了。调查完了到北京向我汇报。”[1]刘子厚接受了任务，连夜组织省委、省政府有关负责人和正在参加地、市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人员共70多人，于10月18日到达徐水，分别住进农户做调查。经过3天调查，相互碰了碰各自的所见所闻，便和省委的几个同志于10月21日赶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刘子厚弄不清毛泽东的用意，也揣摸不准调查的主题，于是就决定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当汇报到一亩甘薯亩产不过2000斤，却说可以产8000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到一个村以供参观等浮夸和弄虚作假现象时，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接着又汇报了徐水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情况，毛泽东听得很认真，还不时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谈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并明确指出要发展商品生产，对分配问题不要搞平均主义，对私人之间的债务不能一风吹;对作风问题提出不要讲假话，不要压服，要去掉封建残余。毛泽东对刘子厚等敢于如实反映情况表示很满意，以后在郑州会议上还引用过刘子厚汇报的情况，批评弄虚作假现象。

　　由于大炼钢铁过多地占用了农村的劳力、运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平二调”，1958年农业丰产而没有丰收，再加上大办食堂对粮食不加珍惜，“丢烂糟”现象非常严重。因而，从1959年的春天开始，河北的粮食供应日趋紧张。这一年高估产、高征购，购了过头粮。1960年河北省300天没下透雨。到秋季，河北的粮食极度紧张。由于全国自然灾害比较严重，靠中央调进粮食很难指望。面对这种严重局面，从8月开始，刘子厚就提出抓农业、抓粮食、抓生活，及早做生产渡荒的准备。8月下旬，他到昌黎县调查研究，在昌黎县小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提出了五条政策问题：第一，允许有差别，大队与大队、小队与小队，允许有不同程度的差别;第二，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至少五年不变;第三，自留地要研究一下留多少好，留下的自留地长期不变;第四，养猪方式是队养为主，户养为辅，目的是多养、养好;第五，积肥，两条腿走路，一条是集体积肥，一条是户积肥，对户积肥要依质论价付钱。同时，还提出坚持勤俭建国、勤俭办社，非生产性建设从省到社在三五年内一律不搞，干部与社员一定要打成一片，一是和群众同劳动，二是在食堂与群众吃一样的饭。8月31日，刘子厚在中共河北省委召开的电话会议上，发表了“抓好粮食、抓好生活是搞好生产的关键”的讲话，提出各级党委第一书记要抓粮食工作，抓生活、抓食堂、抓种菜、抓养猪，从现在起，一直抓到第二年6月、9月、10月，刘子厚和省委、省政府的负责人几乎天天抓粮食，抓群众生活。这种紧张状况一直持续到1962年春天。

　　1960年12月开始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1961年1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制定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同时研究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进一步解决“一平二调”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刘子厚把工作的着重点放在解决平均主义问题上，主要的工作方法是深入调查研究，向实际寻求真理，向群众寻求真理，一年的时间，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农村食堂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由于错误地实行“吃饭不要钱”，一度受到群众的欢迎。1959年春季粮食紧张时，群众对公共食堂颇有微词，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那一年5月前后，中央对农村公共食堂的政策有所放宽。刘子厚在中共河北省委召开的地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也明确地指出要从困难出发，作长远打算，农村食堂能长期搞下去的就搞下去，有的愿在食堂吃，有的愿在家里吃，都可以。庐山会议以后，在反右倾形势的压力下，中共河北省委9月份发出《关于积极办好公共食堂的指示》，强调成立食堂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食堂的领导。1960年，特别是生活困难时期，又不适当地把农村食堂夸大为“社会主义阵地”，对办得不好的食堂要从阶级路线上查找原因，于是，农村食堂无形中成了无人敢碰的禁区。 1961年3月，正在北京参加由刘少奇、周恩来主持的工作会议(即“三北”会议)的刘子厚，收到了毛泽东《关于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问题的一封信》[1]。会后，4月中旬，刘子厚带领工作组到他的故乡任县城镇公社，调查农村食堂问题。4月29日至5月1日，他到邯郸向正在当地作调查的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刚好在武安伯延调查过公共食堂问题，对于群众的好恶，心中已有了底数。他指示，这个问题要让群众充分讨论，党委走好群众路线，要把调查结果向毛泽东主席报告。5月9日，刘子厚专门就农村食堂问题给毛泽东写了报告。他认为，食堂是平均主义的一个集中所在地，越是大力支持，平均主义越多。他举例说，岭南第十四生产队，食堂劳力占劳力总数的36.3%，生活用工占劳动日总数的43%;永福庄第九生产队，食堂用工占全队用工总数的47%。由于生活用工过多，降低了工分分值，把劳动所得的一半按人平均消费了。由于食堂做饭，分户吃饭，两头起伙，户户冒烟，仅岭南村一年就多用煤180多吨。经过50多个食堂入伙群众的讨论，多数人都愿退出食堂;愿意继续人食堂的，永福庄占总户数的1.9%，占总人数的0.8%;岭南村占总户数的7.2%，占总人数的5.4%。5月10日，中共河北省委将这个报告印发到全省各地、市、县委。毛泽东收到了刘子厚的报告，同时也收到了中央领导人和其他省委的类似内容的报告，在5月14日作出了“食堂散得越快越好”等重要指示。农村食堂很快地解散了，供给制也被取消，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得到了部分解决。

　　1961年春节过后，刘子厚先后到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保定、石家庄、邯郸几个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保定地区唐县峒炭公社有几个生产大队，实行了生产队“分配大包干”的办法，即生产大队向生产队下达征购和上交任务，生产队完成征购和上交任务后，完全由生产队自主分配，生产大队不再过问。这样，生产队的积极性提高了，社员生活安排得比较好，没有因缺粮而发生疾病、逃荒的问题。这个发现，引起了刘子厚的注意和深思，他觉得这是解决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的好办法。3月份他在参加“三北”会议时，汇报了这个情况，并表示同意这个做法。不久，“三北”会议同毛泽东主持的“南三区”会议合并，在广州举行中央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如何纠正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并确定将这个工作条例(草案)发给农村支部和全体社员讨论，征求意见。会上，刘子厚再次讲了河北有些地方试行“分配大包干”的做法和效果，主张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到生产队。但是，由于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不同意这个做法，会议没有采纳这个意见，也没有就这个问题作出结论。7月初，毛泽东外出视察路过天津，刘子厚向他汇报工作，又讲了“分配大包干”的试行情况。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这个办法好，可以继续试行下去。9月底，毛泽东南巡回京路过邯郸，约见了刘子厚和省委候补书记王路明及石家庄、邯郸、张家口、邢台、保定地委第一书记，山东省委书记周兴及省委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毛泽东先问刘子厚，你们想谈什么问题?刘子厚说，还是上次谈过的“分配大包干”问题。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闹平均主义，脚在生产，腰在分配。毛泽东向周兴问了山东的情况之后说，我在济南时说，河北唐县有一个公社几年来连年增产，并不闹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他们叫“分配大包干”。年年增产，不死人，生活好，也能完成征购，真正调动积极性靠这一条。毛泽东又问河北实行“分配大包干”试办了多少，听刘子厚作了回答后说，你们为什么试办这么少?应该多一点，普遍试办嘛。他又问了反对这样办的都有什么理由，并一一加以分析说，这都是可以解决的嘛!他又谈了山东、广东、湖北也在试办，接着说，你们河北最好写个报告，我批给他们去试试，省、地两级去调查研究一番。这次汇报之后，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整理成《邯郸谈话会记录》，并于10月7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附上了邯郸谈话会记录和河北省的5个材料。到1962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以生产队即初级社规模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改变了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的状况。

　　1963年，河北的农业生产刚有所恢复，夏秋之交，却遭到了历史上有记载以来空前的洪涝灾害。自8月1日起，在河北的西部南部地区连降暴雨，雨量一般为500至800毫米，有些地方达到1000至1400毫米，最大的暴雨中心达到2000多毫米，而且集中降在上游和山区，造成山洪暴发，河水泛滥，洪水凶猛下泄，具有极大的毁灭性。8月6日，刘子厚立即在省会天津主持召开中共河北省委常委会议，研究防汛救灾问题。会议决定成立“河北省防汛救灾指挥部”，在省委常委领导下，负责防汛救灾具体工作。8月7日，谭震林到达天津，代表国务院对抗洪斗争作了重要指示，确定了“在确保天津安全的条件下，尽可能缩小受淹面积和受淹程度”的方针。这个方针提出两大任务，而这两个任务恰恰是一对矛盾。从保卫天津考虑，越早扒口早分洪，多扒口快分，天津市越安全。但是，这样做势必扩大受淹面积和受淹程度。相反，如果尽量缩小受淹面积和受淹程度，分洪稍晚稍慢，一旦错过时机，使凶猛的洪水冲进天津市，其后果不堪设想。刘子厚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冒着极大的风险，掌握着一次又一次抢险分洪的适当时机。

　　从8月7日以后，降雨中心由南向北发展，差不多一天蚕食一个专区。到8日，降水总量已达400多亿立方米，径流量178亿立方米。涌到天津的洪水大约有32亿立方米，而天津的下泄能力每天只有2亿多立方米，情况十分危急。这时京广铁路已被冲断，铁道部要求河北确保津浦路这个唯一的南北通道。这就更增加了河北抗洪斗争的困难。为了使保卫天津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加及时有效。9日，成立了“保卫天津市小组”。鉴于只靠民工护堤抢险，已感人力不足，经省委决定报告中央，请求军队支援。此后，接连打了4个硬仗。第一仗是白洋淀。10日后，白洋淀水位猛增至10米以上。与此同时，一是漳河在北善村漫堤决口，连同滏阳河水共约29亿立方米的水直奔贾口洼;二是衡水吃紧，衡水湖、子牙河，滏阳河以西的水连成一片，形成了3股水一齐冲向天津。在这种情况下，刘子厚提出要把3股水排排队，采取措施使它不要一齐来。为了让大水分开下泄，决定从衡水以西扒开口子，牺牲局部，保卫天津市。同时，要求天津地委需要再选比较高的地方扒开。刘子厚指出，白洋淀要早些迅速些动员分洪区的群众转移，并做好思想工作和安置工作。采取了以上措施后，白洋淀水位仍在上涨。10日晚，千里堤有3处地方发生漫溢。头天晚上在安新向北扒了口子，但解决问题不大。为了使白洋淀的水位降下来，刘子厚提出同时采取5项措施：一是小点扒口子要再加宽;二是在容华树扒口子分洪;三是打苇子疏通水道;四是上游水库关闸，缓解下游压力;五是上部队坚守。他还强调要引水排队，流往天津的水控制在3600个流量以下。经过采取五大措施，到14日，白洋淀水位上涨到11.53米之后，缓缓下降。第二仗是东淀。白洋淀水位刚开始回落，东淀又开始告急。至14日晚，水位已达8.36米，而且还在继续迅速上涨，已逼近天津市的西河大堤，情况十分严重。刘子厚主持的中共河北省委常委会议果断决定，从赵王新渠扒开口子，把东淀的水引入文安洼。第三仗是贾口洼。东淀的水势刚刚有所缓和，贾口洼又紧张起来。冲向贾口洼的水头有两米高、12000米宽，流量约有3000至4000秒立方米。贾口洼水位每小时上涨9厘米，19日晚8时，水位已达6.94米。水位一旦超过8米，运河堤和贾口洼北堤都会出危险，直接威胁天津市的安全。面对这种紧张形势，中共河北省委常委于19日通宵开会研究保卫天津市的措施。刘子厚指出，这次洪峰因为来路远，上游宽，下游窄，所以持续时间要长。要下决心打开25孔桥泄洪，同时，要从贾口洼向文安洼分洪，缓冲一下水情。至于扒铁路，中央虽已把权交给了河北，但我们要缓一下再考虑。如果水漫了铁路，从哪里漫水就在哪里把铁路扒开，使洪水东泄入海。现在要把南运河防守好，力争既保住天津市，又保住铁路。至21日凌晨，贾口洼水位猛涨的势头减缓，危机有所缓和。第四仗是贾口洼、东淀、文安洼三洼联合战。当贾口洼的水的涨势稳住之后，水位高达8.62米，还在向东淀、文安洼流，这样就使三洼的水很快达到了饱和，然而后续的水还会涌来。上边来水总量为8000个流量左右，下边泄水总共只有4400至4500个流量，入超3000多个流量。在这种情况下，刘子厚主持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研究决定，由黄骅县负责，扩大北大港出水口门。随后又扩大了马厂减河和海河大道的出水口，加快了泄水速度。刘子厚坚定地指出，现在不能轻易分洪了，只有严防死守，打高水位持久战，下定决心，全力以赴，把堤防保住。然而，由于洪水的长时间浸泡，各堤和铁路路基已十分松软，随时可能发生溃决。28日，津浦铁路出现漫水、管涌、沉陷、裂缝、滑坡、倾斜6大险情，水漫路基一尺有余。刘子厚冒着随时被洪水卷走的危险，顺着铁路涉水察看险情，就地确定了修筑防水墙、填石压坡、反滤导渗等措施进行抢护，并决定暂时关闭独流减河进洪闸，以减轻洪水对铁路的压力。经过50万军民在250公里的堤防上日夜奋战，终于治服了洪水的肆虐。到9月6日，各洼水位均下降至保证水位以下，成功地保住了天津，保住了津浦路。9月7日，刘子厚赶赴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到会后，当周恩来问到防汛抗洪情况时，刘子厚眼含热泪讲了两句话：“水位已降至保证水位以下;天津市保住了，津浦路保住了。”1963年11月17日，毛泽东为河北省抗洪斗争展览会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1]经过连续15年的奋战，到1980年，根治海河工程取得了巨大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