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刘子厚简历资料生平经历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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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刘子厚,原名刘文忠,化名马致远,1909年12月27日(农历十一月十五日)出生于直隶(今河北省)任县刘屯一个农民家庭。这里位于河北省有名的洼淀大陆泽境内。洼淀之内各县许多村庄靠熬小盐为生。刘子厚家境贫寒,读完小学后即在家务农。这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1926年起,任县一带组织农民协会、红枪会等活动,刘子厚是任县农协会负责人之一。1927年6月,南和、任县等县红枪会协助邢台县红枪会攻打邢台县城,占领了邢台地区,并在第三女子师范校址设立“冀南农民运动办事处”,刘子厚负责维持治安与联络。后来,由于反动政府派出军队镇压,冀南的红枪会运动流产了。1928年,刘子厚等人又在村中建立了“互助会”,当时有40多名贫苦农民入会,这些人均成为后来冀南暴动的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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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刘子厚同从外地回来的任县农协负责人刘振江、常子敬3人商议,在刘屯兴办了一所圣阳小学,由刘子厚出任校董;同时,继续发展扩大“互助会”组织。他们的活动,引起了中共党组织的注意。秋后,中共任县党组织负责人陈存仁找到刘子厚,经过几次接触,介绍刘子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任县成立简易师范,经党组织同意,刘子厚考入任县简师第一期,同时考进的还有几名中共党员,在学校里建立了党支部,刘子厚任支部书记。开课不久,刘子厚领导任县简师学生为驱逐一名反动教员闹起学潮。学潮持续到1931年,还是僵持不下,中共任县县委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调刘子厚去磁县六河沟和临城煤矿做工运工作。后来,临城煤矿因矿井出水而停产,刘子厚又回到任县。1932年至1933年,刘子厚任中共任县县委书记和冀南特委特派员。他除了在学校继续活动,吸收先进的知识分子入党外,还把发展组织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到1934年4月,刘子厚、乔增堂带领南留寨、辛益、小东吴等40余村盐民,打跑了盐务缉私队。5月,刘子厚又率领盐民游击队,到洪康、杨庄一带,配合盐民斗争,组织建立“民族自卫会”。这年冬,中共以巨鹿、南宫、威县为中心,在中共南宫县委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冀南特委,刘子厚调任冀南特委组织部部长。

  9月,中共河北省委根据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宣言和中共中央要求开展民族自卫运动的精神,正式向冀南特委作了开展农村游击战争的部署,要求冀南特委发动游击战争,用民族自卫的武装斗争开创新苏区,进行抗日反蒋斗争。年底,中共北方局、河北省委着手在河北农村发展武装斗争、组织游击队、开辟游击区域、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工作。1935年初,中共冀南特委先后在巨鹿二郎庙和任县刘屯召开会议,具体研究举行暴动和建立武装游击队问题,确定刘子厚担任滏阳河以西地区的暴动指挥。他率领党团员20余人,到程庄、高庄、马庄、尹庄等村庄缴了地主的枪支。3月,游击队员达百余人。7月,在刘子厚、刘振帮带领下,武装暴动首先在滏西地区打响。接着,滏东地区的武装暴动也在平乡、巨鹿一带搞了起来。八九月间,冀南地区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滏西地区刘子厚带领,滏东地区由王光华负责。年底,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到冀南地区指导工作,同滏西、滏东地区负责人商定,将“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扩建为“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由刘子厚任师长,王光华任副师长。此时,“救国军”人员近千,枪支近800条。到1936年2月,武装暴动扩大到100多个县,巨鹿、平乡、内丘东部、南宫西部、任县南部、隆尧南部和威县全部成为游击区。

  冀南暴动引起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不安,蒋介石火速电令宋哲元,限期消灭眼皮底下的“赤祸”。1936年初,宋哲元开始部署“围剿”冀南游击区,调集两个师和两个旅的兵力,同时进行“清剿”。在这紧急关头,高文华再度来到冀南了解情况,研究对策,回天津后向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汇报了冀南的危急局面。刘少奇提出3个处理方案:一是照现在的搞法继续打下去;二是坚持不下去就拉队伍上太行山;三是就地插枪,化整为零,疏散隐蔽。高文华返回冀南传达了刘少奇的指示。4月间,中共冀南特委在巨鹿县召开会议,研究游击队的去向、斗争策略等问题,最后通过了“插枪”的决定。刘子厚转移到了磁县,其他几位主要领导人也都先后离开了冀南游击区。

  刘子厚转移出来以后,与直鲁豫特委委员陈少敏取得了联系。陈少敏让他到天津向省委汇报。刘子厚向省委汇报后,省委派他到北平找北方局,北方局派他到北方局军委任兵运领导小组副组长。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三下河南:一是与东北军一○九师万毅团属下的学兵连取得联系,建立了与“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关系;二是去洛阳从事兵运的同时,也做联系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三是与遭到破坏的陕西省潼关的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这时,正遇到万毅这个团奉命西调,北方局军委指示他跟着万毅的部队,把关系交给陕西党组织。刘子厚完成这个任务后,即与随他同去河南的刘居英一起回到北平。

  二

  七七事变以后,刘子厚奉中共中央北方局之命,化名马致远,担任中共鄂豫边省委统战部长。中共鄂豫边省委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活跃在桐柏山区的地下党组织。1934年11月,鄂豫皖、湘赣边的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以后,他们奉命留守这一地区坚持革命斗争。7月中下旬,刘子厚辗转到达省委驻地河南泌阳县邓庄铺村。此时,全国团结抗日的形势虽开始好转,但在鄂豫边区的国民党当局仍继续执行秘密“清剿”计划,妄图以武力消灭桐柏山区的红军游击队。刘子厚到来以后,与省委领导人研究确定了工作方针:第一,积极争取与国民党军队停火谈判;第二,猛烈扩大抗日武装力量;第三,深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第四,将省委所属的红军游击队正式更名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7月至9月的3个月中,独立团英勇反击国民党军的“围剿”,出击并攻占了泌阳的一些地方,打掉了数处的地主的围寨与联保处,人员也壮大到600余人。10月,信(阳)、确(山)、泌(阳)、桐(柏)等县的国民党地方政府被迫与中共鄂豫边省委领导的独立团进行了首次谈判,口头上承认了独立团的合法地位。但不久,河南省第九区专员武旭如又纠集信、确、泌、桐、随5县的保安团,对独立团进行“围剿”,鄂豫边省委将部队转移到邢集镇西北的铁幕山。刘子厚与独立团一营政委张明河奉命同对方进行火线谈判。谈判桌上,刘子厚揭露了武旭如等利用和谈玩弄阴谋的行径,并大讲全国的抗战大局与中共团结抗战的主张。当时,全国国共合作的大局已经形成,北方的红军已整编为八路军,南方8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的番号也已正式公布,对方觉得理屈,口气终于软了下来,提出要独立团派人去开封,直接同国民党河南省绥靖公署主任刘峙谈判,并承诺在此期间,暂时停止对独立团的军事进攻。

  那时,刘峙因在日军的进逼下,不战而走,放弃平汉线上的重要城市,招致人民群众乃至国民党内部的尖锐指责,蒋介石对他也极为不满。刘峙正处于十分窘迫的境地,这给谈判造成了有利的条件。11月初,刘子厚与张明河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来到绥靖公署,受到了刘峙的接见。刘峙将谈判事宜批交国民党第一战区预备军总司令张钫办理。张钫当时还是个空头司令,正打着预备军的牌子招兵买马。第一次谈判,刘子厚提出省委议定的受编不受调、干部自配和提供给养三条原则,张钫认为条件都对共产党有利,他的参谋长是个顽固反共分子,更是从中作梗,第一次谈判搁浅。正在这里,刘子厚得到一个新消息,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刘子厚立即派张明河返回省委,汇报这一重要情况,并建议省委尽快与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11月底,刘子厚与张钫又进行了两次谈判,双方达成了合作的协议,张钫当即拨给抗日独立团1000套军装和3000块银元,派专车送往住在确山的鄂豫边省委,并派一名参议随行。就在刘子厚满载而归的时候,鄂豫边省委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指示,将省委领导的“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事后,周恩来亲自电告张钫,解释了独立团不能接受他们改编的原因,取得了张钫的谅解。[1]

  中日战争瞬息万变。11月底,当刘子厚陪送张钫参议重返开封之时,河南已成为沦陷区的前沿。开封各界群情激昂,纷纷组织起来,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由中共河南省委发起,通过河南大学教授嵇文甫、范文澜以该校文学院的名义主办的“抗训班”,是当时河南影响最大的抗日救亡组织。因为刘子厚在冀南打过游击,又以中共党员的公开身份在开封谈判,很有影响。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找到刘子厚,要求他担任游击战术教员,并参加领导工作。刘子厚讲课生动活泼,很受学员们欢迎。课堂之外,还组织学员进行实战演练。在此期间,其他学校和各界代表不断请刘子厚去作报告。省委的意思是请者不拒,尽量让刘子厚以中共党员、八路军军事教官的公开身份多做宣传工作。

  12月底,济南失守,徐州吃紧,敌机开始轰炸开封。根据中共河南省委的意见,刘子厚与嵇文甫、范文澜等人研究决定,抗训班提前毕业,成立“农村工作服务团”,深入农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1月1日,刘子厚与范文澜一起,在许昌主办第二期“抗训班”。“抗训班”改称为“河南大学战时乡村教育工作促进团”(简称战教团)。与此同时,还组织战教团团员就地开展救亡宣传活动,收到了较好效果。此后,刘子厚返回到河南省委与豫南特委所在地确山县的竹沟镇,以主持开展豫南的统战工作为主,兼顾战教团的工作。同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开始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实施集中、编组与整训。3月,整编后的八团(原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奉命东进,奔赴抗日前线。根据中共河南省委指示,刘子厚与豫南特委及少数便衣武装留守竹沟。而竹沟完全处于国民党军队与地方实力派的包围之中。为了尽快改变竹沟的孤立境地,豫南特委根据省委指示决定对竹沟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地方实力派、地方政府官员、特别是中上层官员开展统战工作。根据“河南省统战委员会”规定:中上层官员的统战工作由统战委员会掌握,县一级的统战工作由刘子厚负责。[1]4月,刘子厚首先到遂平县,争取国民党遂平县长袁森。袁森思想较为进步,对刘子厚的到来十分欢迎,并主动提出要战教团到遂平办抗敌训练班。刘子厚很快与范文澜取得联系,调战教团到遂平办训练班。刘子厚的住处成了联络各方力量和指导遂平党的工作的办公室,经常有国共政要、地方名流、救亡团体在他那里联络议事,遂平县很快呈现出轰轰烈烈的抗日大好局面。

  9月初,刘子厚又到泌阳县对王友梅开展统战工作。王友梅是泌阳县的大地主,自己有庄园,有武装,能左右泌阳的政治局势。抗战爆发以后,王友梅仍然坚持反动立场,一再多方煽动,企图将新四军留守处从竹沟挤走。对这个棘手的人物,刘子厚经过反复思考,请出唐河县名人、进步知识分子、与王友梅素有交往的冯友兰出面斡旋。尽管这样,刘子厚到他的家里去谈判时,还是遭到了软禁。刘子厚不慌不忙,通过王友梅的侄儿和侄女,将王友梅拉到谈判桌上。刘子厚坚持要王友梅无条件停止对竹沟的骚扰与进攻,双方团结抗战。王友梅无奈,只好勉强答应。省委负责人彭雪枫此时又亲自去做了王友梅的工作,终于与王友梅达成了停止武装磨擦的协议。

  9月中旬,刘子厚又与中共河南省统战委员会副主任刘贯一一起,成功地争取了国民党汝南专员张振江。豫南的统战工作,曾受到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的肯定,他在1938年12月给刘少奇及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豫南统战以信阳最好。”[2]

  1938年春夏,刘子厚利用指导战教团工作之便,曾两度到信南山区活动,调查了解了信南的地形、民情和党的工作情况。信南不仅具备开展游击战争的自然条件,又具备深厚的群众基础。刘子厚向主持省委工作的组织部长陈少敏汇报了信南的情况和他的想法,陈少敏非常赞同他在信南山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意见。11月初,刘子厚受省委派遣,与危拱之、王海山带领一支队伍(计60余人、30余条枪)从竹沟出发,到信南开辟抗日根据地。刘子厚等领导部队先到信阳县城西南的北王岗,联合驻扎在那里的国民党信阳县县长李德纯,共同组成抗日武装。李德纯与中共素有良好的统战关系,联合抗战的谈判很快有了结果,双方确定了建军方案,实行八路军、新四军的制度,合编的队伍定名为“信阳挺进队”,李德纯任司令,副司令、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由共产党员朱大鹏、王海山、危拱之分别担任。李德纯在信阳县县政府内特设了“第一科”,任命刘子厚为第一科科长,在随军活动中代行县长职权。

  1939年元旦前后,信阳挺进队按计划向四望山区进发。沿途召开士绅会议,动员团结抗战,筹措给养,同时广泛宣传组织群众,以模范的纪律扩大了部队的影响。由中国共产党掌握的几支武装也陆续前来会合,挺进队增至600余人。这时的四望山,形势复杂。武汉会战退守大别山的几十万国民党军,为控制这一地区,积极怂恿支持地方顽固势力与国民党散兵组织各式游击武装;当地土匪势力猖獗,占山为王,自称司令,各色武装不下数十股。针对这种局面,刘子厚与挺进部队司令部决定采取大胆联合与坚决斗争的方针。先以信阳挺进队和县政府的名义,将小股游杂武装收编;对危害群众十恶不赦的土匪武力解决;对投靠日军的汉奸维持会、皇协团给以严厉打击。经过一连串的斗争,挺进队有效地控制了四望山地区的局势。挺进队的党组织又组织服务团,深入四望山附近村寨,和当地群众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一批抗日救亡组织如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迅速成立。刘子厚等领导人昼夜办公,安抚流亡难民,整顿地方组织,恢复农业生产,建立教育机构,组织财政收入,整顿社会秩序。经过两个月的工作,信阳挺进队在信南地区已初步创建了以四望山为中心,东西40华里,南北50华里的根据地。

  正当信阳挺进队在四望山刚刚站稳脚跟之时,赴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中共河南省委领导人返回竹沟,立即调整了领导机构,大力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省委确定把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和发动群众更广泛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豫鄂边区党的工作方针和迫切任务。为了适应紧急任务的需要,1939年1月,中共河南省委决定成立由朱理治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的军事委员会,当即从竹沟抽调人员组成“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由李先念率领南下,开展全面创建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20日,李先念与刘子厚等会合。2月12日,刘子厚陪同李先念徒步百余华里到大洪山争取国民党抗敌委员会负责人李范一,达成了合作抗日协议。同时与鄂中党的负责人陶铸等取得了联系。

  从大洪山返回以后,刘子厚又受李先念的派遣,以新四军中校军官的身份到湖北襄樊,向李宗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新四军在鄂活动的合法权利。同时与鄂西北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春节以后,李先念离开四望山,向信罗边进发。28日,领导中原局工作的刘少奇到达竹沟,他非常关注信阳挺进队这支抗日武装,30日,亲自向党中央报告了信阳挺进队的组建经过与人员状况。2月初,刘子厚奉命到竹沟向刘少奇详细汇报工作,受到刘少奇的肯定。6月上旬,省委决定在四望山成立豫鄂边地委(12月以后改称信(阳)应(山)地委),由刘子厚、文敏生、王海山3人组成,刘子厚任地委书记。地委成立以后,刘子厚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根据地中心区的四望山地区,经地方各界代表协商选举建立了“信阳三区军民联合办事处”这一过渡性质抗日民主政权。军事工作方面,组建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的第二、第三、第五团队,各县也发展了地方武装,积极打击日军。各地相继建立了群众组织。10月,中原局把豫鄂边敌后抗战指挥中心从竹沟转移到四望山。11月11日,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竹沟惨案”。刘子厚当即派出部队接应我失散人员,把他们安全转移到四望山。11月中旬,边区在四望山召开了豫鄂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决定对豫南、鄂东、鄂中的党和军队实行统一领导,筹建新的豫鄂边区党委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会后,刘子厚任豫鄂边区党委委员、信应地委书记、信应游击总队政治委员。

  1940年1月,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第五战区的鲍刚率领顽军一部进攻并侵占了四望山。信应地委奉边区党委之命,从维护统一战线,争取对方共同抗日这一大局出发,忍痛撤离四望山,转移到四望山南麓的信南区。信南区原是信应根据地的一个区,这时成为处在敌伪顽夹缝之中的弹丸之地。日军为了加强对信应的统治,普遍设立维持会,建立据点百余个,交通干线7条,支路如网,把信应划成8个大格子和许多小格子。

  从1940年初开始,刘子厚领导的信应地委一面积极打击日军、汉奸和顽固派的进攻,一面开始了信南根据地的发展与建设工作。很快建立起大王冲、台子畈、青石桥、十三里桥、大庙畈5个区委,成立了信南县民兵部队,信南基本区由此奠定了基础。3月,又组建了信罗边工委,在严家楼等地建立了区警备队。为开辟鄂北应山县的工作,刘子厚率领地委工作队,在信应部队的配合下,到应北的李家新湾和应南的吉羊山活动,创建了寿山和吉羊山两小块根据地。7月,一度被隔开的豫南与鄂中根据地又连成一片,原已缩小的信应敌后根据地又得到恢复,重新创建了长约70华里、宽约50华里的信应根据地。为了彻底摆脱旧政权的联保制,刘子厚领导信应地委在根据地所及的范围之内,采取了划小区乡的形式组织战时政府体制。这年6、7月间,相继成立了5个乡30多个保的抗日民主政权。12月,选举产生了信阳县抗日民主政府。

  在刘子厚与信应地委的领导下,刚刚成立的抗日民主政权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广泛动员民众组织抗日群团,恢复和发展生产,组织财经收入,筹措军需给养,开办文化教育,实行减租减息。在发展经济方面,刘子厚领导地委提出自给自足,把生产提到战前水平的号召,带领群众开荒种地,鼓励群众发展工副业生产,动员商家集资开办特种合作社,包销工副业产品,所获利润按股分红。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根据地中为解决军需民用的修械所、毛巾厂、被服厂、印染厂、造纸厂、锅厂、墨厂、烟厂纷纷办了起来。有些产品不但自给,还销往外地,开辟了财源,增加了收入。李先念、陈少敏到修械所视察时,对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

  1940年秋,边区党委实行减租减息的试点工作,首先在信南的中山乡、中正乡和民治乡展开。刘子厚与在信南影响颇大的地主聂绍五接触,通过多次说服教育,使他主动让租和减租,在双减运动的初期,取得较好的效果。在刘子厚的领导下,信应根据地的群团组织、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工作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武装斗争工作中,根据地多次反击日军的“扫荡”和“清剿”,配合友军主动出击敌人;对日伪军、伪政权的分化瓦解工作也做得十分出色。

  1941年初,李先念领导边区统一了各地区的正规兵团和地方武装的指挥权,建立了豫南等4个指挥部,黄林任豫南指挥部指挥长,刘子厚任政委,统辖纵队第七团、经扶独立营、信应和罗(山)礼(山)经(扶)光(山)的地方武装,坚持和发展豫南的游击战争,牵制顽军南下。4月,新四军五师组建以后,纵队第七团和信应地方武装合编为新四军五师第二纵队,黄林任司令员,刘子厚任政治委员。他们领导信应的武装对日军、顽军进行了多次战斗,扩大巩固了根据地,镇压了土匪汉奸,安定了地方。

  1940年夏季以后,豫鄂边区的军事斗争形势越来越好,根据地逐步得到巩固与扩大,但随之而来的是财政开支与日俱增,全边区又连年遭受了特大旱灾,加之管理不善,边区财政发生了极大的困难。1941年秋,刘子厚调任豫鄂边区行署财政处处长。他到任后,根据边区党委与行署的指示精神,具体领导了增调干部、调整机构、建章立制、征收田赋公粮等工作,使边区财政工作很快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首先是统一全边区财政机构,在边区行署设立财政处,专署设立财政科和财政特派员,县设财政科,区设财政员,乡镇设财政股,直属机构有税务总局、粮食总局和建设银行。对所设机构明确责任,各司其职,保证财政工作有序地进行。其次是建立规章制度、条例办法、纪律守则等。同时,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充实到财政的核心——粮食战线工作。到1942年上半年,实行了县级财政的财粮分管制度。财政科主管财政,负责全县的财政收入,执行县区预决算制度和财务的监督检查。粮食局主管公粮征收、保管、运输、支付。建立健全了从边区粮食局到各县粮食局的组织机构,形成了从粮食的储运、分配、供给到统一收支等完整的工作系统。粮食供给以“部队第一,机关第二”为原则,由部队机关按人员编制和有关规定递报每日预决算,由粮食部门统一计口授粮。其次,征收方面实施田赋公粮的制度。把对军粮的征收方式从购粮募粮改为征收农业税,即田赋公粮。刘子厚到任以后,认真地执行了这一政策,参照陕甘宁与晋察冀根据地征收公粮的办法,制定了比较符合豫鄂边区实际情况的《鄂豫边区救国公粮征收办法》,实行累进税制,做到合理负责,同时,把抗日月捐和一切临时摊派全部取消,不仅减轻了人民负担,还增加了政府的收入。1942年8月,为确保秋季征收落实,刘子厚专门召集了边区财政会议,训练干部,指导他们做好累进计征的宣传。秋后,共征收公粮20万石,占全边区财政总收入的70%以上,完全改善了入春以后边区的缺粮状况,并把春前向人民预借的粮款全部还清。

  1943年是鄂豫边区根据地大发展和进一步巩固的时期,边区党委作出“一切服从战争”的战略部署。刘子厚领导边区财政处,全力以赴地进行田赋公粮的征收,地方财政的整顿,公营事业的发展,促进商业与税收,培养财政干部。春季,刘子厚亲自树立了发展合作社的典型,总结推广了信南合作社的经验。4月,边区发布《合作社组织规程》,提倡群众以公助自办、民众集资、商人合资等多种方式开展供给、运销、生产、信用四大业务相结合的合作社。刘子厚还主持领导物资统制局(又称税务局)建立一系列法规制度,如《关税税则》、《关税征收办法》与《缉私办法》等,鼓励和吸引商人到边区经商。当新四军五师在3月打开了物产丰富的襄南,再次恢复了襄南根据地以后,刘子厚立即组织得力干部设立襄河贸易分局,陆续派出百余名专业税收干部,设卡收税。由于政策合理,治安有序,成千上万的客商把各种物资运到襄南,所收税款源源不断地运往边区。

  当年夏秋,刘子厚又组织推广“公行”的经验。“公行”是由过去的牙行改造而成的。为了限制牙行操纵价格、垄断市场的消极作用,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由边区政府投资牙行商集资相结合,组成公私合营的公行制。公行改变了原来的囤迟卖快的做法,根据市场供求吞吐物资,调剂余缺,平抑物价,打击投机倒把,稳定市场秩序,促进买卖双方成交,对边区商贸市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刘子厚在财政处专设了调查统计科,吸取一批知识分子参加财政工作。1943年底,边区实现了对华中重镇武汉的战略包围。边区发展到拥有51个县、1020余万人口的广大地区。新四军五师兵员从1.5万发展到4万,对日顽作战各200余次。边区的财政工作,有效地保证了“一切服从战争”与建设独立战略单位任务的顺利完成。同时也使边区的财政工作由发展与建设阶段转入巩固与健全阶段。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5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撤出江南8个解放区。10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部队、新四军第五师与河南省军区所属部队在桐柏山区会师,就地坚持了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1946年6月底,中原部队在进行了8个月的战略坚持后,面对着国民党军队阴谋发动的大举进攻,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决策,毅然决然进行突围。突围前夕,刘子厚受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局军区的委派,越过平汉铁路,到江汉军区传达关于突围的命令,并与江汉军区部队向西突围。7月,江汉军区突围部队胜利渡过襄河(汉水)后,向鄂西北、川东北进发,后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于8月27日与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会合,开始了创建鄂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46年9月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鄂西北区党委和鄂西北军区正式成立。王树声任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刘子厚任党委委员。在鄂西北区党委第一次会议上,刘子厚被任命为鄂西北区第四地委书记兼第四军分区(荆当分区)政治委员。同月中旬,刘子厚与军分区司令员李人林率江汉军区的一部分部队和一批地方干部奔赴南漳、荆门一带,组建起荆(门)当(阳)远(安)和荆(门)钟(祥)南(漳)宜(城)两个中心县委。10月,鄂西北区行署成立,刘子厚又担任了行署副主席兼第四专署专员。由于敌强我弱,鄂西北根据地在国民党军队的“清剿”下不断地缩小。1947年2月,经中共中央中原局批准,军区主力部队转向外线作战。刘子厚因健康原因,化装转移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夏初,人民解放军不仅基本上遏制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而且还使国民党军队的所谓重点进攻屡遭挫折。

  1947年6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晋冀鲁豫野战部队南下,进行战略进攻。6月,刘子厚参加南下干部工作团随军南下开辟中原根据地,8月27日,刘邓大军主力胜利进入大别山地界,并将部队和地方干部分成4个工作委员会,展开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9月初,刘子厚奉命到鄂东工委任副书记,参加领导建立地方革命政权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11月,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鄂豫、鄂东两个工委合并的中共鄂豫区党委、行署和军区正式成立,刘子厚任区党委副书记、行署主任。他与区党委书记段君毅、军区司令员王树声等人密切合作,在中原野战军主力部队的支持下,积极领导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到12月底,鄂豫区已成为南至长江、北临淮河、东到安徽、西至平汉铁路,纵横300余公里的根据地。

  1948年3月底,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原野战军主力全部转出大别山开辟中原战场。国民党军队立即组织20多个整编旅并辅以大批反动地方武装,向大别山根据地开展残酷的“清剿”。根据地沦为游击区,斗争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面对严峻的形势,段君毅、刘子厚等鄂豫区党委主要负责人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坚持大别山斗争为中心,一面指挥根据地武装与敌人巧妙地周旋,一面大力贯彻党的新区政策,纠正根据地初创时期“急性土改”的过火做法,号召全区军民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共度难关。11月,随着淮海战役开始,鄂豫区也开始了收复失地的战略攻势。“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鄂豫区成了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的前哨阵地。为了支援渡江战役,1949年2月,鄂豫区成立支前司令部,刘子厚任第二司令员。不久,由于开辟新区工作的需要,段君毅等被先后调走,鄂豫区的工作由刘子厚和王树声负责。针对人民解放军的大规模地南下和支前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刘子厚指示全区党、政、军机关干部,不仅自己全力支前,还要利用原保甲人员、开明士绅,吸收知识青年以及各种人才参加支前,鄂豫区广大军民的支前热情顿时高涨起来,仅1949年三四两个月,全区就征粮2500余万斤,雨伞2.5万把,食盐12万斤,食油3.5万斤,有力地支援了南下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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