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鹤寿简历生平生活经历 坚持白区斗争六次铁窗锤炼坚贞不屈

　　坚持白区斗争六次铁窗锤炼坚贞不屈

　　王鹤寿，1909年4月19日出生在河北省唐县。王鹤寿的祖父王子服，靠挑“熟食挑子”起家，在唐县南关外开了一家饭铺，取名“茂盛馆”。王鹤寿的父亲王彩臣在兄弟五人中排行第二。按照祖父的愿望，王鹤寿和他的两个哥哥王仁寿、王德寿小时都上了学堂。王鹤寿在唐县读完小学。1923年14岁时考上保定直隶第二师范学校。这时，直隶二师已经有了中共的秘密党团组织，在青年学生中传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王鹤寿很快接受了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的影响。1924年暑假，王鹤寿和同乡同学刘墨精按照学校党团组织的安排，回到家乡唐县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他们利用组织青年学生集中复习功课、举办故事会等形式，秘密散发《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新潮》等革命书刊，组织演讲会，宣传新三民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主张，为唐县后来中共党组织的建立做了初步的思想准备工作[1]。1925年4月，在保定第二师范，经黄钟瑞、崔长顺介绍，王鹤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5年秋天，中共北方区委即党中央北方局在北京秘密组织了一所党校，指示保定地委可派一名党员或团员到党校学习。王鹤寿被中共保定地委选派到中共北方区委党校学习。党校设在现北京市西城区蒋养坊，公开称“高等补习学校”，学员由中共北方区委所属的北京、天津、保定、唐山、张家口等地党团组织选派。当时中共的一些重要干部罗亦农、陈乔年、赵世炎、恽代英等，都曾先后到党校讲过课。经常讲课的是罗亦农。王鹤寿在党校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坚定了革命信仰。同年10月，经罗亦农、尹才一(北京大学学生党员)介绍，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1月底，党校学习结束的当晚，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来到党校和学员见面，勉励大家要站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前列，为革命成功做出自己的贡献[2]。

　　党校学习结束后，王鹤寿没再回保定直隶二师读书。1925年12月初，他受党组织委派到石家庄，任京汉铁路总工会石家庄分会秘书。这时，彭真已到石家庄任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他们一起开展党的工运工作。12月2日，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在石家庄建立特别支部。1926年1月，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陈乔年派王跃郁到石家庄，和彭真、王鹤寿共同组建中共石家庄特别支部，隶属中共北方区执委会，王跃郁任书记[1][2]。

　　中共石家庄特支成立后，迅速开展了宣传工作和党、团、工会的组建工作。他们按照1926年2月中央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议案的要求，深入接触铁路工人，发动和组织群众，为接应北伐军做准备。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晋系反动军阀部队进驻石家庄，立即取缔工会组织，并通缉中共石家庄特支领导成员。王鹤寿在石家庄已很难继续开展工作，经组织安排于5月份调到北京，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干事，负责铁总机关的事务工作。

　　王鹤寿在北京的公开身份是北京大学的旁听生。当时铁总机关就设在沙滩附近的一幢小房里。为了便于工作，王鹤寿和铁路总工会的主要负责人罗章龙[3][4]同住在铁总机关。这一时期，王鹤寿经常到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去联络工作和取送文件。中共北方区委设在东交民巷远东银行旁边，铁总的通信处设在北京大学一院和西城平民大学两处。他还经常去北京大学和同乡、同志相聚，和一些学生党员交往。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铁路工人运动逐渐展开，引起了北洋军阀的恐慌。段祺瑞政府下令搜捕铁总的负责人。8月下旬的一天，王鹤寿和罗章龙一道从东安市场返回住所，在路上被郑州铁路一名失业工人魏某发现。魏某尾随他们到达住所，要求经济上给予帮助。罗章龙在把他应付走之后，觉得可能出现危险，立即转移，迁住到前门附近的一家旅店，住所里的文件也立即由王鹤寿送到中共北方区委机关。魏某果然告了密，王鹤寿刚转移完，警署就搜查了罗章龙住所，既没有抓着人，也没有发现什么可供他们利用的线索。与此同时，负责印刷铁总文件《铁总报告》的印刷所被告密，也受到警署搜查。由于王鹤寿经常去送印刷稿件，这个印刷所不少人认识他。8月30日。王鹤寿在北京大学红楼(沙滩)，被印刷所一名小学徒认出，遭侦缉队逮捕。

　　王鹤寿被捕时已有思想准备，决心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动摇变节。因此，在警署过堂审讯时，他按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敌人，有关铁路总工会的情况一概不讲，也没有说出罗章龙的真名，只伪称他叫周立刚，是哥哥的朋友，自己是住在周家的房客。警署抓不着他任何把柄，也无法定罪，又看他年纪不大，在关押了两个多月之后，裁定他可以取保释放。11月下旬，由北京大学一位化名郭春涛的地下党员担保，王鹤寿被释放出狱。

　　王鹤寿出狱后，北京市委报告了北方局。第二天，王鹤寿就应召到了北方局并暂时住在北方局内[1]。范鸿杰、陈乔年先后与王鹤寿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不久，王鹤寿第二次见到李大钊。李大钊问他：“你想做些什么具体工作?”王鹤寿回答：“想去莫斯科学习。”李大钊说：“好吧!你先等一等。”过后不久，王鹤寿被组织送到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召开。会后又召开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王鹤寿由出席党代表大会的罗章龙推荐出席了这次共青团的代表大会。团代会结束后，党组织派他回国。于是，在中共六大满洲代表唐宏经带领下，王鹤寿秘密回到奉天(沈阳)，在共青团满洲省委工作。10月，王鹤寿由团省委派到当时全国最大的兵工厂——奉天兵工厂做党的地下工作[2]。

　　不久，王鹤寿在兵工厂建立了一个共青团支部。从团的工作入手，进而开展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又在奉天兵工厂建立了共产党支部。这年秋天，周恩来从苏联秘密回国途经沈阳，向中共满洲省委传达中共“六大”会议精神。听说奉天兵工厂建立了党团组织，他十分高兴，不顾当时环境的危险，表示一定要亲自和那里的同志见面。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王鹤寿和另外一名党员做了周密的布置，采取了严密的保卫措施。11月的一天晚上，周恩来在省委书记陈为人陪同下，会见了奉天兵工厂的党团员，并给大家讲了革命形势和革命道理。会见后，王鹤寿很快就护送周恩来安全转移[3]。

　　1928年11月下旬，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派王鹤寿到抚顺市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4]。12月底，王鹤寿参加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在奉天大东边门外黄土坑地下党员牛嗣玉家里召开。由于当晚开会时间太长，保密工作不够周密，被警察发觉。王鹤寿和与会的省委书记陈为人、组织部长吴丽石、职工部长唐宏经等十几个人都被警察厅逮捕[1]。敌人用皮鞭拷打、压杠子等酷刑逼供，都没能使他们屈服。后将他们解押到东北军司令部军法处审问。为了获取口供，敌人除了用刑讯手段外，还对王鹤寿和吴丽石两人搞假枪毙。但是，死亡的威胁并没有吓倒他们。在狱中，大家最担心的是被捕人员中有兵工厂一个年仅18岁的共青团支书王化民，怕他顶不住敌人严刑拷打。王鹤寿恰好和他关押在一间牢房候审，便热情地关心他，从思想、感情上和他交流。王化民在王鹤寿的鼓励下，坚定地表示自己决不叛变。他虽然被打得遍体鳞伤，衣服与浑身血污贴在一起无法脱下来，但始终没向敌人吐出半点真情。由于当时东北军阀在政治上对共产党还不很敏感，又得不到任何可判罪的确证，所以被捕后关押到1929年7月就都取保释放[2]。

　　王鹤寿出狱后，即参加满洲团省委的工作，任满洲团省委组织部长。1929年6月，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沈阳主持满洲省委工作。1929年7月10日，东北军政当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利用苏联主动放弃原俄国在中国的特权这一时机，打着“驱逐苏俄势力出东北”的幌子，出动武装人员接收中东铁路，苏方铁路正、副局长以下300多人被驱逐出境，制造了轰动一时的“中东路事件”。中共满洲省委和团省委就此发表告满洲民众书[3]，号召工人、农民、士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团结起来，反对军阀强占中东路，反对国民党卖国，反对日本侵占满洲，反对武装进攻苏联。王鹤寿跟随刘少奇等人亲自组织中东路罢工，并在各地组织中东路罢工后援会，组织罢课和游行示威，进行募捐和宣传活动。9月26日，他们一起去哈尔滨，加强对“中东路事件”工人斗争的领导[4]。

　　1930年初，中共党内出现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苗头，王鹤寿因不赞成白区“工人总罢工，学校总罢课，地方搞暴动”的“左”倾口号，被视为“右”倾、“立场不稳”，受到批评。饶漱石和新来的满洲省委书记李子芬商定派王鹤寿到基层去锻炼，于是王鹤寿就被派到哈尔滨[1]。

　　这年4月19日，满洲党团省委在沈阳召开联席会议。由于杜兰庭和陈尚哲叛变告密，敌人逮捕了出席会议的党团省委主要领导，党团组织因此遭到严重破坏[2]。

　　为了尽快恢复满洲党团省委的工作，组织上通知哈尔滨特委书记张豁然，转告王鹤寿速回奉天工作。王鹤寿于1930年5月回到沈阳，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由于党团机关都被破坏，王鹤寿只好暂时住进一家小旅店，与刚从外地调整来的中共东满党委书记廖如愿住在一起。5月2日，王鹤寿、廖如愿、郭隆真和迫击炮厂一名党员，四个人到沈阳南关外郊区的一个小树林中开会。正巧，这个郊区一家农户头天晚遭强盗抢劫，一队警察为搜捕强盗冲进了这个小树林，把他们四人当作强盗嫌疑犯抓了起来，带到那个被抢劫的农户家里，要农户指认此四人是否强盗，农户说：“不是他们。”但警察错抓人并不马上释放，仍把他们带回奉天沈阳警署扣押审问。几天后被认为错捕才释放[3]。

　　王鹤寿不久又担任了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候补委员。他了解到当时大连市的党团组织因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团的基础工作很薄弱的情况，确定重点开展大连的工作，便到大连去指导工作，大连党团工作迅速恢复发展起来[4]。

　　1930年夏天，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满洲的党团省委被撤销，成立了“满洲总行动委员会”，执行“左”倾暴动计划。王鹤寿任南满行动委员会书记，他在工作中，仍坚持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主，除了亲自抓大连等中心城市的工作之外，还深入到南满农村和朝鲜族农民集中居住地去做贫苦农民的发动工作。

　　1930年9月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白区也恢复了党团组织的正常工作。中央派陈潭秋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0月，陈潭秋主持满洲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撤销总行委，恢复满洲省委。王鹤寿从南满调回团省委，陈潭秋指定王鹤寿任满洲团省委书记[1]。

　　11月底，为了筹办“广州暴动”纪念，陈潭秋和王鹤寿一起到哈尔滨去布置工作。12月7日，他们在哈尔滨特委书记孟坚的住处召集党团特委成员开会研究工作。由于会议开的时间太长，被敌人发现。会议刚结束，陈潭秋、王鹤寿、孟坚和朝鲜族的特委委员老金、中东铁路工人党员葛新民、团干部小郭等还没来得及离开，警察就闯进了会场，把他们逮捕，关押在哈尔滨“道里特区警察署”。[2]

　　陈潭秋和王鹤寿被关押在地狱室。地狱室暗无天日，阴森潮湿，臭气熏天，关押的都是“重犯”。由于被捕前没来得及商量好彼此之间的关系称呼，审讯时相互间的口供也就对不上号。因此，敌人的刑讯更加残酷。敌人对王鹤寿除了严刑拷打之外，还横绑在长凳上，向鼻孔里灌水，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始终得不到口供。陈潭秋年老体弱，受尽酷刑，也顽强不屈。陈潭秋、王鹤寿、孟坚的坚强不屈，也感染了年轻的小郭，使他变得坚强起来。敌人关押审讯了两个多月，未能得到任何口供，只好移交法院，凭搜查时获得的两份文件为证，判孟坚7年徒刑，陈潭秋、王鹤寿各5年徒刑，金、郭、葛各3年徒刑。他们被判刑后关押到监狱，囚禁在同一牢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政局一片混乱。趁此机会，东北党组织积极活动营救陈潭秋、王鹤寿等人。最后通过孟坚的家庭关系，由当时的“互济会”出面活动在哈尔滨的军阀官僚张大头。孟坚首先出狱。嗣后，陈潭秋、王鹤寿等人相继在1932年5月中旬出狱。

　　王鹤寿等人出狱后，在党组织安排下，到了上海。王鹤寿被分配在愚园路的中央团校任主任。他主持了一期团校后，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王鹤寿除了负责联系各省团委，接待各省组织派来的人，交谈工作之外，还负责沪东各工厂团支部联系工作。1932年11月，团中央一个机构的负责人胡均鹤被捕，形势骤然变得非常严峻。团中央各部立即采取措施，转移地点。王鹤寿也迁离了住所，暂时以旅客的身份住进公共租界内的一家旅馆。一天早晨，王鹤寿去给住在公共租界四马路旅馆的河南团省委两位同志送路费。不知道他们已经被捕，但是，凭着他长期做地下工作的经验，在进入旅馆来到那两位同志的房前时，没有贸然进去，只是斜眼向这个房间扫视一下看有无异常。可是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还是被坐探发现了，立即把王鹤寿抓捕到公共租界工部局。在审讯时，王鹤寿机智地说是到隔壁房间看望朋友的，你们可以查一查，隔壁房间是否曾经住过某某人，旅馆的茶房确实也看到王鹤寿曾来过隔壁房间。工部局经查证后判定是误捕把他释放。

　　王鹤寿回到团中央。由于当时形势仍很严重，团中央决定王鹤寿暂时离开上海躲避一下，以团中央巡视员身份去河北。当时正值河北、天津团委遭敌人破坏，河北团省委建议中央批准由王鹤寿暂时出任天津市团委书记。半年多后，1933年7月初，他又调到北平任河北团省委组织部长。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之后，日寇的铁蹄踏向华北大地，并占领了察哈尔和热河。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对日节节退让，对内加紧镇压。为了镇压河北日益发展的革命力量，蒋介石派国民党宪兵三团进驻北平。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是蒋介石的亲属，他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北平实行大搜捕，一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反帝同盟会会员、进步人士和进步学生等遭捕入狱。1933年8月25日晨，王鹤寿去找北平团市委组织部长张秉钧，准备商量北平团市委的工作。王鹤寿不知道张已被捕，而且张供出了自己的住址。王鹤寿来到张家，一推开张家房门，就看见等候在那里的两个宪兵特务，他马上回头就跑。但他是光脚穿一双皮鞋，拼命跑也跑不快，很快被两个特务追上，被带回张家等候。20多分钟后，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刘宁一来到张家，也被逮捕。王鹤寿、刘宁一被押解至宪兵三团，关押在拘留所。

　　国民党宪兵三团对王鹤寿和刘宁一在刑讯中实行了残酷阴险的两手：身体上的摧残和心理上的折磨。在对王鹤寿实施酷刑时，让刘宁一陪审;在刘宁一受刑时，让王鹤寿陪审，企图在精神上压垮他们。但敌人还是打错了算盘。

　　9月间，王鹤寿和刘宁一被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先关押在拘留所。当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也被关押在这个拘留所。邓中夏就义前高呼口号走出囚室赴刑场，给王鹤寿和其他难友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王鹤寿在这里被判监禁7年，转入南京军人监狱。

　　敌人为了瓦解狱中的革命者，另办了所谓“反省院”，以减刑出狱来引诱动摇分子叛变。当敌人问王鹤寿是否愿意去“反省院”时，王鹤寿回答：“不去。”“为什么?”“我没有什么可以反省的!”王鹤寿说。由于王鹤寿表现“顽固”，监狱当局又给他增加7年徒刑。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党政府释放全国政治犯时，王鹤寿才得以获释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