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王首道简历资料生平经历 王首道与王泉媛的凄美爱情[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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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正当交通部的调整、整顿工作在一步步进行时，一场意想不到的事故发生了。1963年5月1日，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万吨货轮“跃进号”在驶往日本途中，因擦触苏岩暗礁，在东经125度11分、北纬32度07分海域全船连同货物13461吨全部沉入海底，船员59人全部脱险回国。此一重大事故立即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当即指示有关部门迅速组织联合调查组，对沉船事故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身为交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的王首道深感事态严重，立即按照周总理的有关指示，制订、落实有关措施，组织有关人员奔赴现场进行调查。他自己亦亲自赴上海参加调查工作。经过约20天的联合调查，证明“跃进号”确系触礁沉没。事后，王首道先以个人名义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作了书面检讨，接着在多次召开交通部党组会议、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以党组名义写出了《关于“跃进号”货轮沉没事故的检查报告》、《关于远洋货轮“跃进号”沉没事件教训的基本总结》，报送党中央、国务院。王首道个人的检讨和交通部党组的集体检讨，言词都十分恳切。王首道对自己应负的责任毫不推卸，并请求中央给自己以处分。

　　沉船事件发生后，为吸取教训、整顿工作，王首道将“跃进号”沉没事件应吸取的教训在交通战线广泛传达，直至每一个基层单位。他自己在交通部有关会议上，亦反复陈述自己的缺点和应负的责任，沉痛检查事件的惨痛教训，表示自己今后将尽可能多地为党工作来弥补国家的损失。

　　1963年秋冬之交，王首道响应周总理关于“领导干部不能当官做老爷，要深入下去”的号召，深入到上海港视察工作，对上海港开展的堆码标准化、管理制度化、装卸机械化、操作工艺化的“四化”竞赛活动给予了具体指导，并亲切会见了上海驳船运输公司上海市劳动模范林八小。

　　1964年秋，鉴于“跃进号”沉船的责任，根据王首道的请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免去他的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的职务，调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

　　王首道来到中南局所在地广州，向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出回湖南参加“四清”运动，在农村搞调查研究的请求。经中南局批准后，他于1964年初冬化名方林，来到湖南常德县郭家铺公社红色大队，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期间，他注意根据具体情况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四清队员一定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不要怀疑一切，草木皆兵，而要相信绝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是好的，对干部的处理更要持慎重态度，一定要重证据，实事求是。对个别有过左思想的群众想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狠批狠斗”时，他便以多种方法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从而使他所在大队的“四清”运动没有出现偏差。

　　常德县属洞庭湖水系，常有水灾。因此，王首道在常德期间，特别重视引导当地干群兴修水利。他亲自筹措资金，购买水泥，发动群众整修河道，提高抗洪能力。当时，当地农民大多贫穷，严冬时，许多社员没有棉衣棉被御寒，他便到常德军分区，向军区领导说明群众困难情况，筹集到数十床棉被、数百件棉衣送到了困难群众的家里。

　　常德县的第一期“四清”运动结束后，王首道又来到湖南澧县澧西公社群星大队搞第二期“四清”运动。在这里，他鼓励干群想方设法，开展多种经营，大搞养殖业。

　　1965年初，王首道搞完第二期“四清”运动后回到广州市，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分管组织、干部、纪检等方面的工作。他对自己负责的工作尽职尽责，任劳任怨，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与陶铸、王任重、陈郁、吴芝圃等领导同志相处十分融洽。此间，他与中南局第三书记陈郁(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省长，对广东情况十分熟悉)常常结伴同行，深入广东实地考察，共同提出了整治北江航道，提高内河航运能力的方案与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王首道213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广州局势日趋紧张。不久，陶铸奉调北京，王任重调往湖北，于是中南局由王首道、陈郁主持日常工作。为了控制过火行动，他不厌其烦地给“红卫兵”做各种解释工作。当湖北的“造反派”来到广州要他表态“打倒王任重”时，他坚定地说，王任重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毛主席也讲过要保护他。当湖南的造反派要他表态“打倒张平化”时，他说张平化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县委书记，对党一贯忠诚。此时，局势越来越混乱，王首道由于对运动不理解，精神抑郁苦闷，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

　　1967年春，周恩来总理来到广州，王首道和陈郁将有关情况向周总理做了全面汇报，周总理要他俩团结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稳定广州的局势，把各方面的工作搞好。王首道牢记周总理的嘱咐，为了稳定大局，尽职尽责地做有关“造反派”头目和群众的说服解释工作。

　　1968年2月，广东省革委会成立，黄永胜任主任，孔石泉、王首道、陈郁等任副主任。

　　1970年12月，王首道任广东省委书记。此时的王首道已60多岁，但他不顾高龄，仍然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无论是大海之滨还是偏僻山区，都留下过他的身影。为培养人才，他与省革委会副主任陈郁商量后，经省委常委会集体同意。决定在广东省一些高校恢复招生，招收优秀的工农兵大学生入校就读。这样，1970年秋，在停办了多年的广东一批大学校园里，又走进了一批新学生，广东也因此成为最先恢复大学招生的省份之一。

　　1971年，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王首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在批林整风运动中积极开展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1973年11月，王首道在广东省土肥建设现场会上，作了以《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为题的报告，他指出：“农业‘八字宪法’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重点在土、肥、水、种，这是农业增产的基础。土、肥搞好了，加上水利过关，就可以做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他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能否大上快上，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全局，是个战略问题。各行各业都要关心农业，支援农业。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要坚持农、轻、重的次序，把农业放在第一位，首先考虑农业的需要。”在谈到农业要因地制宜，全面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时，他强调“各县、社、队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做出农、林、牧、副、渔的全面规划。既要坚持以粮为纲，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又要因地制宜种好经济作物，发展畜牧业、林业、渔业、副业，积极开展集体的多种经营。”[1]王首道的讲话有理有据，给与会者以极大的鼓舞。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王首道大刀阔斧地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为那些受打击、迫害的同志恢复名誉。在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中，他特别强调要注意党的政策，他对主管政法工作的省委常委、政法委主任寇庆延一再指示，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要再搞新的冤假错案，不冤枉一个好人。

　　粉碎“四人帮”后，工作千头万绪，但王首道更重视广东当时粮食生产发展缓慢的情况，十分注意抓粮食生产。为此，他与省委副书记张根生，于1977年初带领由各地、县委书记组成的参观团，到湖南、山东、广西参观学习水稻杂交、冬种小麦、电网排灌、植树造林等经验。回广东后，他又带领一批人深入南海、东莞、增城等县的社、队，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以便进一步了解广东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在此基础上，他主持广东省委于1977年9月召开了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分析广东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的原因，总结和研究如何把全省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搞上去的办法。会后，各地层层召开会议，贯彻省委把粮食生产搞上去的指示精神。10月，为搞好全省的冬种工作，王首道在广东省六县冬种现场检查会议上作了题为《搞好冬种，争取农业大丰收》的报告，对广东全省的冬种工作进行动员。他说，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保证把晚稻丰收拿到手的同时，抓紧季节，大搞冬种。他具体讲了四点，一是“大搞冬种，大有可为”，认为发展冬季粮食作物，可以增加变种指数，迅速提高产量;二是“要切实把冬种当作一造(方言：一季——引者)来抓”，要提高干群对冬种的认识，各级领导要亲自抓;三是“要认真开展农业科学研究”，培育良种，改良土壤，培养地力等;四是“要加强领导，统筹安排”。[2]王首道代表广东省委所作的报告，对当时广东的农业生产，尤其是冬播任务的完成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王首道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重视知识，尊重人才，众多知识分子曾得到他的关心。广东中山医科大学的陈心陶、邝公道、陈耀真、毛文书等教授，中山大学的蒲蛰龙教授，华南农学院(现为华南农大)的副院长李沛群以及著名的粤剧演员红线女都得到过他的爱护与关怀，留下众多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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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3月，王首道离开工作多年的广东，到北京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此时他已年逾古稀，但仍壮心不已，积极参加全国政协的领导工作，与党外民主人士风雨同舟，肝胆相照，为巩固和发展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不知疲倦地工作。

　　王首道到北京不久，正值我国进入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他回到广东，与当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交谈，一致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是正确的。于是，1978年9月《人民日报》刊登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公开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公开表态，按表态顺序广东名列全国第二。王首道为此兴奋不已。

　　同年11月至12月，中央召开了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陈云、胡耀邦等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提出拨乱反正，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遗留问题。王首道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华北组发言，坚决主张把遗留问题解决好，把一些重大的冤假错案彻底纠正过来，恢复那些受迫害、受冤屈同志的名誉，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他的发言对大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王首道在全国政协主要分管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其时，瘫痪多年的文史资料研究工作刚刚恢复，王首道为搞好这项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他与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不仅全国政协很快重建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各省、市、自治区的政协也先后恢复或重建了文史资料的相关组织机构，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王首道在1980年11月对这一工作做了阶段性总结，1978年5月至1980年10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共征集史料2700余篇，2800万字(包括地方政协提供的在内)，出版《文史资料选集》15辑，《西安事变资料选集》2辑，文史资料丛书5种，各地编辑出版《文史资料选集》和《革命史专辑》的有29个单位。[1]

　　王首道一再强调抢救文史资料的重要性，他说：“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涉及戊戌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工商、科教、民族、宗教、文艺、社会和革命史等各个方面，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所以要高瞻远瞩，视野开阔，广征博采，顾及全局。”他指出：“特别是经历了十年浩劫，一方面，很多宝贵史料遭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很多老人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因此，抢救史料，显得更加紧迫，如果再不抓紧，势必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1]

　　对于如何写好文史资料，王首道强调“要存真，实事求是”。写自己的亲历、亲见和亲闻，一是一，二是二，不夸大，不缩小，不溢美，不贬损，不臆度，不杜撰，不因当前的需要而取舍历史资料，要对历史负责，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对一时难以判断的史事，我们主张多项并存，不强求一致，不搞一言堂。

　　王首道认为，在文史资料工作中，要坚决克服左倾思潮和封建意识的影响，不要把有关革命人物写得一切都正确，把反动人物写得好像生下来就该是反动。

　　1980年12月，在第三次全国文史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王首道在致闭幕词时，再次强调撰写文史资料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原则。他说：“我们征集文史资料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它们藏诸名山，秘而不宣，而是要通过整理、研究、编辑、出版，为历史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丰富的史料来阐明我国近、现代史和革命史各方面历史的生动具体情况，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他同时强调在文史资料工作中，要进一步克服各种左倾思潮和封建意识，坚持“存真”、“实事求是”这一根本原则。[2]

　　1981年2月19日，湖南省委党史委邀请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参加过湘赣、湘鄂赣和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革命斗争的部分老同志和党史工作者，座谈有关这三个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史，王首道应邀出席并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回顾了湘赣、湘鄂赣、湘鄂西这三个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最后提出在写这三个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时，一定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要坚持实事求是，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写，不允许虚构和编造。强调“要多宣传群众的力量，少宣传个人。领袖人物对革命是有重要作用的，但不要把他变成‘神’。”[1]

　　王首道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时，除了分管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有关工作外，他还不顾年老体弱，经常深入基层作实地考察，写出了不少重要的调查报告，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1981年3月至4月，他在湖南桃源、益阳、株洲、攸县、岳阳、宁乡等地考察调查后，在所写的《责任制给广大农村带来蓬勃生机——湖南几个地县的调查》报告中，肯定了责任制是真正适合中国农村实际的管理形式。同时指出，责任制实行后，有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亟待研究处理，如生产过程中的分工与协作，大型农机具的使用管理，农用水利设施的维护和使用，种植计划的合理安排等等问题都要我们在实践中摸索解决。所以，“责任制建立起来以后，我们干部肩上的担子不是轻了，而是重了。我们各级干部都要勇敢地负起责来，努力提高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用积极的态度解决各种矛盾。”[2]

　　1982年春天，王首道在广东考察了广州、深圳、珠海、中山、新会、佛山、南海、从化等市、县，对广东几年间在经济建设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了高度赞扬，同时指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决不可忽视任何一个”。“建设精神文明要突出抓好党风、社会风尚和社会治安的问题，要大张旗鼓，大造舆论，要做到群众化、经常化和制度化。在广泛发动群众，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制订一些切实可行的、关于精神文明总的方面或某一个方面的公约、民约、管理条例、守则、规则等等。”[3]

　　1982年，在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策下，王首道还视察了东北的丹东，四川、湖北的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第二汽车制造厂、武钢等地，对祖国在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1982年中共十二大前夕，王首道向党中央主动提出辞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的请求，得到党中央批准。同年9月，中共十二大后，他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后，他继续当选为中顾委常委。

　　王首道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不顾年事已高，仍然经常外出视察工作，深入祖国的大江南北调查研究，及时向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提出自己宝贵的意见。1983年3月，他在参观了湖南南山牧场后，写成《高山牧场——湖南南山牧场的初步调查》一文，提出应综合开发牧场的好建议。接着，他在考察了湘西、张家界等地后，极力支持湖南在湘西建设小水电站的主张，并写成《湖南小水电建设中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积极为湖南人民在湘西慈利等地建设水电站出谋划策。对湘西张家界的旅游开发建设，平江、浏阳、衡阳等地的有关建设项目，他都不遗余力地支持，并想方设法为当地人民政府解决有关实际问题。1984年，王首道在考察了宁夏、内蒙等有关地方后，相继写成了《塞上江南满园春——银川市郊区满春乡“两户”发展概况》、《鹿城新貌——包头市经济改革见闻》两篇调查报告，在报告中提出了有见地的主张。

　　王首道曾任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担任中顾委常委时，他仍然身兼多种社会职务，他作为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的名誉会长，花了很大的精力关心和指导中共党史和党史人物研究的工作。1989年，湖南省委批准成立毛泽东思想研究所，他欣然在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认为“中心”应系统研究毛泽东思想，服务于现代化建设。他还强调指出，关于从严治党与廉政建设的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研究和改革开放实践中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应认真研究，为我们党的廉政建设贡献一份力量。[1]从1980年5月开始，王首道兼任全国计划生育协会会长，直至1990年10月，中央同意他因年事已高，辞去会长的请求，由宋平接任，但他对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工作仍很重视。1990年10月26日，他写信给中央负责同志，说自己在实际工作中深感有些亟需解决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因而提几点建议，希望中央给予更多的重视。王首道提出的建议是：一是加强对人口工作的领导，有关部门要团结协作，齐抓共管，才能奏效;二是加强计划生育的群众工作，转变干部的思想作风，改进工作方法，真心实意地相信和依靠群众，实行领导、群众相结合，切实把基层工作做好。认为这样做对于“进一步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三是恳请帮助解决计划生育协会几个实际困难。[2]中央领导同志收阅王首道的报告后，先后于1990年11月10日、16日作了重要批示。

　　王首道晚年，为国家做出过许多有益的事情。深圳盐田港的建设、北京的民办大学中国科技经营管理大学的建成等都花费了他大量的心血。他还一直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回忆录和有关纪念文章。主要有：《他是我们党的骆驼——回忆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任弼时同志》(1983年11月)、《谈谈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1984年)、《平江起义和湘鄂赣边特委幽居、台庄会议》(1984年11月)、《东北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建立及财政经济工作》(1984年11月)、《一朝闻声终身不渝——怀念张闻天同志》(1985年3月)、《白首壮心松柏操——怀念伟大的革命战士林伯渠同志》(1986年1月)、《怀念叶剑英元帅》(1987年2月)、《在湘西剿匪的日子里》(1988年6月)、《忆南征》(1989年8月)、《红五军返回湘鄂赣和长寿街会议》(1990年2月)、《回忆湘赣苏区》(1991年3月)、《从战争走向建设》(1992年5月)、《廉洁奉公的楷模秉公执法的典范——纪念谢觉哉同志诞辰110周年》(1994年7月)、《前事不忘后世之师——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1995年3月)等等，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

　　王首道一生对党忠诚，对党的事业鞠躬尽瘁，因长期操劳，旧病复发，于1996年9月13日凌晨在北京病逝，时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