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王首道简历资料生平经历 王首道与王泉媛的凄美爱情[第3页]

　　七

　　王首道停留在中原解放区期间，国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1946年1月10日，国共停战协定签订，规定国共双方军队在1月13日晚12时以前一律停战，为切实执行停战令，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共产党代表(叶剑英)和美国政府代表(罗伯逊)三方代表在北平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军调部下成立各执行组。3月27日，国共《东北停战协议》签订，军调部随即决定在沈阳设立第27执行小组(简称“东北小组”)，执行停战情况。第27小组下设各分组。6月，王首道奉中共中央命令离开中原解放区，从汉口乘飞机到达北京军调部，接着与张经武、许光达、耿飚等人赴东北执行小组工作，负责调处沈阳西部地区国共军队冲突的调停与处理。当时国民党正规部队尚未大批到达，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收容的地方武装经常发生冲突，调处的小组会议为这些而经常争论。在沈阳期间，王首道为了解东北工业的情况，常常利用各种机会参观附近的工厂，还曾不顾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带着秘书李荣春到鞍山参观。

　　当时，我军在四平阻击国民党军队失利，主力部队撤往松花江以北。第27执行小组组长饶漱石调回北平，中央决定由李立三、伍修权、王首道负责第27小组中共方面的工作。小组也由沈阳迁到长春，扩大为“军调部长春分部”。不久，李立三调往哈尔滨，小组中共方便由伍修权、王首道二人负责。

　　王首道与伍修权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对于国民党军破坏东北停战协议的行径，作了坚决的斗争。当法库地区发生磨擦时，民主联军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一个师，国民党代表坚决要求去那里调处。王首道于是同国民党以及美方的代表立即乘吉普车赶到了那里调处，但因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没有什么结果。当时，阜新、鞍山、新民、铁岭等地执行小组亦大多没有取得结果。在长春期间，王首道、伍修权除了执行调处的有关任务，天天与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人打交道外，还受党的委托执行一些别的任务，如千方百计替驻哈尔滨的民主联军代购黄金、药品、通信器材等各种紧缺物资;利用一切机会了解有关的军事情报，通过电台报告给党的东北军事负责人。

　　当时，王首道等人的处境恶劣，行动极不方便。开始时三方人员统一驻在沈阳奉天北楼(即沈阳旅社)。但到长春后，国民党为了监视共方代表，把共方代表单独搬到长春的励志社去住。由于长春处在国民党军的控制下，国民党便衣特务几乎是公开跟踪共方代表，只要看到共方人员出去立即进行跟踪。对此，共方人员有事时有意多派几个人出去，到外边便分散行动，使特务不知跟谁为好。为了保证王首道的安全，他坐美国吉普车外出时，本来应坐前面的正座，但同志们总让他坐在后座，以防坏人打冷枪，这使美方代表很不理解。有一次，国民党借口共方利用联络电台搞他们的情报，突然把共方的电台连同报务员一起带走了，经王首道等强烈抗议后，他们才把电台和人员送了回来。

　　那时，执行小组一般很难达成协议，但也并非毫无成效。如当时的小丰满水电站在民主联军控制之下，给沈阳送电的线路已在战争中遭到破坏。国民党代表提出应继续向沈阳输电，经谈判协商，达成了协议，双方各自修好了自己控制地区的线路，顺利地实现了给沈阳送电的任务。

　　时至1946年7月，随着时局的恶化，伍修权、王首道根据组织安排，离开了第27组，均被调往东北解放区工作。由李初黎接任27组组长。同月，王首道到达已解放的城市哈尔滨。9月，为统一领导和协调东北党、政、军系统的财政经济工作，经中共中央东北局同意，成立了以王首道为主任的东北财经委员会，作为中共在东北的党政军民统一的财经行政权力机关。于是，为保障部队的供给，恢复发展东北解放区的国民经济和建设事业，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王首道肩负的任务更为繁重。

　　为了打开局面，解决有关问题，经东北局批准，东北第一届财政经济联席会议于1947年1月在哈尔滨召开，王首道与彭真、林枫、李六如、吕正操、叶季壮等领导人听取了有关部门、单位关于财经工作的汇报，商讨了解决税收、贸易、农贸、征粮等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王首道在会上作了关于《发展经济建设东北解放区》的报告，对这次会议的精神与党的方针政策作了较全面的阐述。他说：“东北解放区财经工作的总方针是：抓紧贸易，发展生产，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厉行节约，支援前线，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建设东北解放区。”“我们要以打通贸易来解决目前的问题，然而，贸易还只是缓解目前经济困难的紧急政策。我们的长期方针，还是要靠发展生产，开辟财源。” 他还指出：“当前紧急的任务，是抓紧完成粮食计划。要动员党政军力量，组织大批干部，完成粮食的购买、运输、贸易计划任务。”[1]会议之后，王首道在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之下，在开展各项业务和突击紧急任务的同时，开始建立健全财经工作制度，整顿财经纪律。如预决算制度，对内、对外贸易制度、经济计划制度等，逐步建立或完善起来。

　　4月，为了加强财政经济管理机构的建设，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办事处成立，王首道任主任，从此，统一管理东北财经工作才开始由政府出面，而不再由东北局直接管理。9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开始设置一系列的财经办事机构，并正式任命了有关负责人，王首道任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当时各委员会机构不断扩大，王首道的经济委员会所辖处(或局)发展到将近10个。

　　在当时极为繁杂而紧张的经济工作中，王首道在东北局与东北行政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具体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采取措施，没收敌伪资财和发行纸币以解决当时十分紧迫的供给问题。

　　二是开展对外贸易和恢复生产。组织有关部门，用粮食(大豆、麦子)、肉类等向苏联换取布匹、食盐、药品、机器零件以及燃料油等各种工业产品。同时组织根据地群众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当时，因战争的需要，工业方面，主要是抓军事上急需的被服生产和军火生产。一个时期，各工厂矿山几乎都建立起了自己的军火车间，最主要的是生产手榴弹和修理枪械。

　　三是加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制订各种制度，将对外贸易、金融、大的公营企业、矿山以及税收等等，逐渐实现统一管理。当时规定实行统筹分管，财政任务分担的方针。粮食、被服、大的经济贷款由东北根据地政府统筹。野战兵团由政府直接供给。而各地区、各大单位则要做到自治。此时划分了西满、北满、东满、南满4个财政单位，要求在各分局的领导下，统一本单位的财经，并逐渐实现自给。同时根据特殊情况给予各种物资的补给。

　　1947年7月，由于东北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东北行政委员会将各委员会改为相应的部。王首道任工业部部长。当时，为了尽快恢复北满的工业生产，王首道几乎跑遍了北满所有的重要工矿企业，对基层情况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1948年春天，王首道与刘向三、陈康白又到吉林、通化、临江等地进行调查，回来后于8月18日向东北局的陈云、李富春进行了书面报告，提出吉林适于发展化学工业，而通化矿区因煤与铁矿石储量丰富，且品质好，“我们的方针应是努力把通化建成相当规模的钢铁生产基地。”[1]

　　当时，王首道在检查中发现，许多兵工厂为了赶制炮弹，用矿车的车轴和车轮锻化做炮弹的零件，用电车的摩电线、坑下防潮电力线和机件上的铜板，化成铜锭翻砂做炮弹尾管，用高压电线化成铝锭配装零件。他认为，这种有组织、有目标、有任务的经常不断地拆毁，虽然有些是因战争的急需而不得不采取的做法，但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禁止这种“拆破烂、卖破烂、买破烂的败家子气，以坚决保护工厂矿山免遭破坏。”[2]

　　1948年秋后东北解放军收复南满工业区以前，东北解放区的工业以北满为主。在王首道等人的努力下，北满工业生产的恢复取得了重大成就，煤、电、金矿、机械、水泥、造纸、橡胶、纺织、林木等工业的生产线逐步恢复，或产量大有提高，这对当时支援前线部队作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48年8月，在东北局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上，王首道做了《关于东北解放区国营工业概况与工业生产中的几个问题》的汇报，较详细地汇报了东北工业建设的许多便利条件，存在的问题，以及1948年解放区国营工业计划的执行情况;同时，针对工厂技术人员十分缺乏的情况，提出对技术人才要统一调配使用，要大胆使用旧有技术人员，提拔他们参加企业管理工作，并提高其薪金待遇，同时建议工业部和各工业区设立短期的工业技术学校，抓紧培养技术人才。他还提出应在工业生产中加强科学管理，实行经济核算制度。[3]

　　1948年10月15日，东北解放军攻克锦州，19日收复长春。10月27日，东北局决定抽调4000名新老干部由陈云率领接收大城市，王首道亦在其中。他们28日从哈尔滨出发，于11月2日在解放沈阳战斗结束的当天即进入沈阳市。进入沈阳后，王首道所在的工业部改为沈阳军管会的经济处，负责接收国民党的四大企业系统，即：原资源委员会所属28个工厂、资委会东北电力局、生产管理局所属的1307家工厂和单位，以及中纺公司所属的5个工厂。根据陈云和军管会的统一部署，王首道与其他同志首先保存了原来的各级管理机构，并立即通过军代表以及电话向有关单位了解情况，布置有关事项，使各系统的接收工作大体都做到了有条不紊地进行。

　　1949年2月10日，王首道按照东北局和沈阳军管会及沈阳市委的要求，将接收沈阳市的工业情况作了全面总结，认为在接收工作中取得的经验主要有：“集中统一领导与分工负责接收”;“工业部充分执行了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受的方针”;“接收要抓住时机”;“接收工作应有步骤有计划”;“在接收阶段亦要注意做好职工群众工作及宣传政策”;“在接收工作中必须及时注意解决目前职工生活问题”。[1]在陈云直接领导下，王首道的接收工作实践，为此后新解放区接收工矿企业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1949年3月，迎接全国革命胜利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胜利召开。王首道以候补中央委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增补为正式委员。会后，中共中央鉴于人民解放军将横渡长江，进军江南，湖南解放在即，决定组建湖南省党政领导机构，并决定王首道随军南下到湖南工作。他在离开东北前，对当时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特别是国内独一无二的重工业依依难舍，因而在出发前，为了将来投身到工业建设事业做准备，特意又到沈阳附近的各工业区视察了一遍。

　　八

　　1949年3月，准备南下的湖南省委(含省政府)在天津组成，中央决定由黄克诚任省委书记，王首道任第一副书记，兼省政府主席，金明、高文华任副书记。王首道将妻儿留在东北，自己在3月底从沈阳出发随军南下。5月上旬，王首道到达河南省会开封市，正式组建湖南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机构，中原局从华北抽调到湖南工作的干部，均先后到开封集中整编，学习待命。

　　5月中旬，武汉市获得解放，王首道随新组建的湖南省委机关移驻武汉，与第四野战军总部驻在一起，随即在党中央和华中局的直接领导下，参与指导长沙的和平解放工作。在当时紧张的协商过程中，总部和湖南省委经常需要与长沙地下党组织进行联络，在最后一次联络时，组织上派王首道的秘书李荣春携林彪的信赴长沙湘雅医院进行联系，了解有关情况。

　　8月4日，程潜、陈明仁起义，长沙宣告和平解放，中共中央随即宣布陈明仁任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程潜任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11日，王首道随四野十二兵团司令部抵达长沙，受到程潜、陈明仁的热烈欢迎。王首道同萧劲光、金明、高文华、周礼等同志商定，按照中央政策，一方面着手建立中共湖南省委机关，一方面开始建立湖南省的新政权。为迅速建立新的秩序，8月19日长沙市军管会成立，萧劲光任主任，王首道、陈明仁任副主任。由军管会统一领导全市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管制事宜。8月2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南下湖南省委与长期在湖南坚持地下斗争的湖南省工委合并，成立了正式的湖南省委，黄克诚为书记，王首道为第一副书记。由于黄克诚忙于天津市委的交接工作，并准备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而暂留在北京，中共湖南省委便由王首道暂时主持工作。直到10月，黄克诚来到湖南，王首道的工作才主要转到政府方面。

　　王首道进入长沙十余日后，于8月20日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进入长沙后的情况报告，他在信中说：我军进入长沙后，秩序良好，日夜市面如常，几乎听不到枪声。认为“此次造成顺利地和平解放长沙的新局面，除各种有利条件外，主要是由于执行了毛主席指示，用和平方式，争取了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与地下党配合。”[1]他在信中同时称赞程潜开明，并对湖南的地方工作提出自己的建议。毛泽东在收到王首道的情况报告后，在24日作了如下批复电：“首道同志并告林邓：八月廿一日电收到。我们欢迎此类简单明了的报告，而不欢迎冗长的沉闷的报告。”[2]

　　长沙刚刚解放，工作千头万绪，十分紧张，王首道与其他同志一道，第一步是组织接管，在接管工作中，根据以前接收大城市的经验，按每个系统组成军政、财经、交通、文教等接管部，各接管部向各接管单位派去军代表进行接管。在此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对群众意见很大而又必须立即改变的不合理规章制度作出适当的调整和改进。然后按照中央和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对原有机关、企业、学校进行有计划有步骤地民主改革。对于企业的接收，王首道指出：“采取自上而下移交的和平接管方式。有些还经过再三协商与慎重考虑始予接管。但我总的接管原则是以我为主，保证执行我党政策，经过暂时过渡阶段，以逐渐达到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及公共资财与反动派财产统归人民政权接管的目的。”[1]他说，根据长沙的经济特点及目前交通未畅通等情况，主要是恢复发展商业和运输业，同时不放松恢复和发展必要的工业。接收工作因湖南各城市解放时间有别，因而完成时间亦有先有后，长沙在9月底就基本上完成了接收工作，开始进入加强管理与改造的阶段。

　　在接管的同时，着手建立新政权。在长沙军管会，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临时政府成立的基础上。随着湖南解放地区的不断扩大，省委、省临时政府陆续派班子进入各地区、各县，相继成立地、县、乡等领导机构。到1950年10月，全省建立了湘西行署、10个专署及2个省辖市、77个县、5个专署所辖市的政权机构。同时还建立了一批区、乡政权与人民法院。[2]这些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主要是随军南下的北方干部。由于他们长期生活战斗在北方，许多同志不习惯南方的工作环境与生活习惯，而要求回北方工作。王首道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注意搞好内部团结，主要是湖南省委与湖南省临时政府内部的团结。王首道号召解放区来的同志要虚心地向在湖南坚持地下斗争的同志们学习，学习他们长期英勇斗争的精神，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要求全体同志在实际工作中相互学习，同时向群众学习，向生活学习，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多做调查研究，在省委的领导下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组织领导……克服当前胜利发展中的困难，为建设一个人民的进步的繁荣的新湖南而奋斗。

　　在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中，每天都有老乡、亲友、同学以及沾亲带故或同革命有过联系的人来找王首道，或要求安排工作，或要求解决生活困难，或证明其参加过革命的历史等。为此，王首道花了大量时间做各种解释工作，酌情处理。

　　长沙和平解放时，湘南、湘西以及西南尚有广大地区未解放，人民解放军正向这些地区进军。因此，组织人力物力支援解放大军南下，是当时湖南省委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对此，王首道提出了三点要求：首先，号召长沙及各大小城市的工友和各界同胞们组织起来，恢复生产，恢复交通，恢复工商业，组织城市的人力物力支援前线作战;其次，号召农友和农村的各界同胞们团结起来，迅速恢复社会秩序，肃清土匪和特务武装，完成秋收秋征工作，踊跃交纳公粮并借粮给人民政府;再次，号召湘南、湘西目前尚未解放地区的人民要马上觉悟起来，团结起来，配合解放军迅速彻底地消灭白崇禧残余部队，并保护好城市、工厂、矿山、铁路，以便人民政府接收。总之，要鼓动人民、教育人民，组织一切人民的力量，争取解放湖南全省及西南各省，争取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建设一个繁荣的新湖南。[1]

　　当时，长沙同许多刚解放的城市一样，物价飞涨，人们对人民币不了解，拒绝使用，而仍然习惯于用银元做流通货币，结果对新政权的巩固极为不利。对此，王首道极为重视，他提出必须发动一个禁用银元、拥护人民币的运动。一是从现在起，进行党内思想教育，使全党同志认识目前巩固人民币、禁用银元是稳定物价、恢复生产、建立城市贸易关系、巩固民生、安定社会的关键环节，军、政、党、民、机关、学校、团体，全体动员，作这运动(的)工作。二是要求长沙市委很好地布置这项工作。要动员地下党、机关、部队作宣传教育动员工作，到街头、商店进行宣传。三是市府、工商局要分别召集各行各业的座谈会，利用旧的组织宣传党的政策。四是组织(写)通讯，写社论，报道各地禁用银元的消息。王首道的这些指示立即在长沙等已解放的地区推行，对于巩固新政权，稳定金融物价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49年11月，根据上级组织的安排，陈明仁不再任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由王首道兼任。1950年4月1日，正式成立了湖南省人民政府，王首道任主席。此后，王首道与湖南省委、省政府的同志一道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清匪肃特，镇压反革命分子。湖南刚解放时，全省土匪和游杂武装共约达20余万，通过军事清剿与政治争取，至1950年4月尚有27000余人。王首道认为，消灭土匪，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首要任务。他指出，“我们必须运用灵活的策略和斗争方法来对付他们。”“要把镇压与宽大结合起来”，“坚持贯彻‘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宽大政策和劳动改造办法，防止乱打、乱杀和乱捕、乱扣的现象。”[2]在清匪肃特的激烈斗争中，王首道殚精竭虑进行了十分紧张的工作。

　　(2)恢复并发展经济。1949年，湖南大水成灾，受灾地区广，加之国民党军队的破坏、掠夺，湖南农村在1950年普遍出现了灾荒。因此，恢复和发展湖南经济尤其是农业是湖南省委、省政府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王首道认为，恢复农业，必须抓住以下几个重要环节：一是兴修水利，结合救灾向水患作斗争;二是贯彻生产自救，社会互助，政府扶助的方针;三是宣传政策，稳定情绪，防止敌人破坏;四是从实际出发，加强领导生产，并组织具体检查，以贯彻党的各项政策。对于工商业，王首道提出，“湖南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业”，不但要注意发展煤、锑、钨、锰等矿业，还应当把生产人民必需品的轻工业放在重要地位。同时在一定范围内恢复湖南的竹、木、陶瓷等手工业，以方便人民生活。大力发展商业与交通运输业，以繁荣经济，发展城市。鉴于当时湖南私营工商业占很大比例的现实，王首道提出：应根据目前的具体实际情况，贯彻共同纲领的基本精神，有计划地有领导地恢复发展私人工商业，“应充分利用私人资本的人力与财力，因为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加国家的税收，解决失业等社会问题”。[1]

　　在当时严重的灾荒形势下，王首道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尤为重视。为此，1950年2月，他带领有关负责同志深入常德、沅江等洞庭湖周围地区，考察修复堤垸和整修大通湖的情况。当他发现湖区居民生活相当困难时，当即与当地政府领导商议了救济办法。在各级政府的关怀下，使湖区受灾地区在修堤防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当地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3)执行全国财经统一的政策和调整工商业。王首道指出必须实行财政开支紧缩、货币回笼的统一全省财政。同时，进行“调整工商业与调整负担的工作”，“主要是向私营工业订货和收购成品，规定适合市场要求的产品标准，帮助其改善生产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其次是合理调整价格”，贯彻对生产者、贩运者和消费者三方面兼顾的原则;同时加强各地工商局或工商科对私商转变业务经营方针的指导，“严格取缔城乡物资交流的障碍，取消城乡贸易的不合理检查制度与烦琐手续”;并“实行必要的贷款及代销、代购加工等”。[2]

　　为了解基层情况，1950年八九月间，王首道深入到安江纺纱厂、资兴煤矿等地参观考察，督察检查工作，深感湖南工业设备陈旧，管理落后，远不及东北，认为要发展湖南工业，必须花费很大的力气。于是他与省委、省政府其他领导一道，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湖南工业的政策与具体措施。

　　1950年冬至1951年，在党中央的指示下，王首道与黄克诚等共同领导了湖南的抗美援朝运动，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以及“三反”、“五反”运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王首道与湖南省委、省政府的同志，积极动员湖南人民参加抗美援朝运动。他说：“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相关的，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只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是和我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分不开的。救邻即是自救，抗美援朝即是保家卫国。”“我谨向一切以积极行动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人民致敬!”[1]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湖南人民为抗美援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自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侵入朝鲜以后，湖南潜藏的土匪、特务以及其他各种反革命分子十分猖獗。对此，王首道强调指出：“人民公安机关和公安部队应组织一切社会力量，限期肃清土匪特务，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背叛祖国、反对人民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罪犯和其他十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他强调指出，应“发动群众性的锄奸肃特斗争，提高群众的革命警惕性，反对任何轻敌麻痹和腐化松懈的自由主义思想。”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则应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严格地分清敌我友界限”，“以便集中力量镇压反革命，不让反革命有任何生存和滋长的空隙”。[2]

　　对在1950年冬至1951年春的湖南土改运动，王首道亦极为重视，他说：我们应“团结与组织广大人民，广泛团结一切反封建力量，组织反封建统一战线，根据‘土地改革法湖南实施细则’及‘湖南今冬明春实施土改计划’大力展开土改宣传，总结土改试点经验，整理农协组织，完成土改干部训练，按照预定计划有领导有秩序地实施土地改革，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消灭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社会基础，巩固湖南人民民主专政”。[3]为取得土改经验，王首道在1950年冬还亲自到湘阴、长沙、益阳、常德、湘西等地区实地考察各地土地改革的进展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在1951年至1952年初湖南的“三反”、“五反”运动中，王首道特意设省人民政府主席31号信箱，接受人民的检举。王首道接信269件，他根据这些信件，派人分头处理。他在《谢谢各位检举人》的信中说：“你们勇于检举的行为，是热爱祖国的正义表现，对于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纯洁革命队伍、保证国家建设事业的顺利开展(的作用)是很大的。”“希望你们更加积极地参加反贪污、反行贿等爱国斗争，并希望全市各界人民、各机关工作人员也和你们一样大胆地、积极地检举一切不法分子和一切违背人民利益的行为，使我们伟大的爱国斗争取得彻底的胜利。”[1]为了保证“五反”运动的健康发展，1952年2月27日，湖南省委发出了《关于城市五反问题的规定》，确定所有县城包括专署所在地之县城，目前一律不搞群众性的“五反”运动，已发动者一律逐渐收缩，少捕少没收，这样湖南的“五反”运动便开始逐渐收缩，到6月底基本结束。

　　王首道与黄克诚等在领导湖南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与“五反”运动的同时，对湖南的其他各项建设事业亦十分重视。为发展湖南的教育事业，王首道指出：我们必须反对忽视教育工作的错误，要团结、改造与使用旧的知识分子。为此，他综合其他同志的意见，作出了12条具体规定，主要内容有：责成各地专署和县政府保护现存的中等学校，不许再垮，垮掉的要追究责任;必须提高私立中等学校教师的生活待遇;责成省人事部门在3个月到半年内配齐各级政府直到区的教育行政干部，今后文教工作干部与学校教师不能随便抽调或长期担任其他工作;责成文教厅与省财委订出计划，适当增加教育经费;发动一个尊敬人民教师的运动，今后各级代表会议应有人民教师代表参加;一切轻视与侮辱人民教师的态度与行为，应受到批评处分，以至法律制裁;提高小学教师的待遇。[2]当时，湖南一些地方轻视教育，对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的情况十分严重，王首道提出的这些规定，对于建国初期湖南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湖南在革命战争年代，有许多地区是革命根据地，根据地人民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因此，王首道在主持湖南省政府工作期间，对老区的建设十分重视。他代表湖南省政府指出：(1)要提高老根据地人民及烈军工属的政治地位，适当选用或安置遗留在老根据地的旧工作人员，以充分发挥老根据地人民在革命事业中的作用。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与措施;(2)恢复老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应根据不同情况，确定具体的方针和计划，有重点地解决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生活与生产问题，在恢复农业的同时，逐步发展林副业;重点恢复交通运输，进而恢复山区贸易，同时积极组织建立供销合作社。(3)恢复卫生事业与文化教育事业。重点是建卫生所，恢复和巩固现有小学，创办新的中学，推广识字运动。(4)各老根据地要制定一个三年或五年的恢复建设计划，以专门的机构来完成这一艰巨的工作。王首道还强调指出：必须克服少数干部对老区人民采取冷淡歧视的态度和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同时克服老区少数的烈军工属和遗留在老区的旧工作人员中存在着以“老革命”自居的骄傲思想，单纯依赖政府救济的思想以及对当地政府的工作帮助少而指责多的错误行为。[1]王首道的这些讲话，对湖南老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1952年3月，王首道奉调北京履新，任交通部第一副部长兼党组书记。由程潜兼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金明任省政府第一副主席。

　　王首道在湖南工作近三年，为湖南人民做了很多工作，在他与其他领导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两年多时间里，湖南省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为湖南此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九

　　王首道在赴京就职前，为了解基层交通战线的有关情况，于1952年3月下旬特意赴广西、广东考察，直至4月中旬才抵北京上任。

　　当时正值交通部开展“三反”运动，由于部长章伯钧是民主人士，其中一位党组副书记在运动中因推行了过左的政策，搞得部内人心惶惶。王首道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决定首先调整充实领导班子，党组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重大事情由党组集体研究决定。对在“三反”运动中受委屈的同志，他亲自找他们谈话，为他们恢复名誉。对数名挨整的部、局领导干部，恢复原有的领导职务，并使他们真正有职有权。在整顿队伍基础上，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把交通法规汇编成册，并组织大家学习，督促执行。

　　其时，交通部不仅部长和一位副部长是民主人士，而且中层干部中许多也是民主人士，因而做好统战工作，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十分重要。为此，王首道多次登门拜访章伯钧部长，找他促膝谈心，以诚相待。同时，他还要求人事司代司长兼任机关党总支副书记的田光涛加入农工民主党，以便做好统战工作。对于他自己主管的人事工作，他也要田光涛向章伯钧部长多汇报，注意听取他对人事工作方面的意见。

　　王首道遵照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精神，与主管政治工作的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一道，根据交通部工作的特点和需要，迅速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和政治工作系统，在上海海运局、广州海运局、大连海运局、长江航运局等单位设立政治处，并在上述单位所属的分支机构各装卸作业队、工作船队、勘察队等单位或设立政治处，或设立政治协理员、政治指导员;在公路局所属较大的施工局亦酌情设立政治部;海上、内河运输较大的船队亦设立相应的政治工作者。为有效地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王首道强调政治工作者必须在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上，努力学习各项专业技术，将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落到实处，及时发现与解决问题。

　　当时交通部的工作，包括公路运输、海上运输、内河运输以及相关的工程建设等，工作十分繁杂。王首道提出，必须重视水、陆、空各种运输方式的综合运用和发展，提出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以现代化工具为主的四通八达的运输发展目标而奋斗。

　　从1953年起，全国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王首道领导交通运输、邮电部门的同志，遵照中央领导把交通运输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指示精神，经常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部署新建铁路干线，改造公路、水运，组建民航管理机构，增添民航设施，培养专业技术人员，使我国的交通运输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1954年10月，王首道调任国务院第六办公室主任，但仍兼任交通部副部长、党组(委)书记，负责全国公交、铁道、邮电、民用航空等四大系统的领导工作。对此，他向国务院提出，为适应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搞综合运输体系，长途运输要发挥铁路优势，短途运输要发挥公路优势，同时要发挥水运、航空运输的优势。邮电要搞综合通讯体系，总之，要综合考虑，总体部署。

　　根据中央的指示，在过渡时期，王首道与其他同志领导全国交通运输部门，在巩固和扩大国营运输力量的同时，对私营资本主义运输业实行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对它们实行了“三统”政策(统一运价、发派、调度)。1955年底至1956年初，随着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王首道与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对我国资本主义运输业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王首道在长期为党的工作生活中，一直养成了调查研究的习惯。因此，尽管他身为国务院第六办的主任，仍忘不了经常到地方去检查工作，掌握有关情况。他任六办主任时，带领六办和有关部门的同志，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青藏高原、天山脚下都留下过他的身影和足迹。为了修建兰新、鹰夏、康藏、青藏等公路和武汉长江大桥，他多次深入现场，解决有关实际问题。1956年春，他与六办副主任郭洪涛一起实地考察武汉长江大桥修建的情况，他平易近人的作风和求真务实的态度，得到了现场工程技术人员的在华苏联专家的好评。

　　在王首道与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铁路、公路、民航、水运、邮电等方面的工作在“一五”期间取得显著成绩。

　　1956年6月23日，王首道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为发展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而奋斗》的报告。他在该报告中全面总结交通运输部门完成“一五”计划时的情况时说：根据1955年完成计划的情况(货运周转量铁路完成当年计划的102.5%、水运100%、汽车运输为104%)，“一五”计划所规定的运输任务不仅能顺利完成，并将大大超额完成。关于运输和邮电的基本建设工作方面，王首道总结说：过去近三年半共修建新铁路线约3071公里，完成了五年计划的75%。公路自1953年至1956年4月底，共修建公路37310公里，全国公路通车里程到1956年4月底止已达183000公里。船舶载重吨位至1956年5月底，已完成了五年计划的60.9%，民用航空至5月底，民航里程已达17194公里。邮电基本建设投资1955年完成了计划的95%。全国长途电信线路至1955年底已完成五年计划的96.5%，同43个国家建立了国际通邮通电关系。

　　王首道在肯定1953年来，尤其是1955年来我国运输、邮电事业所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不足：一是运输过程中，货物短少份量、污损、毁坏、丢失、差错等现象不断发生;破损事故严重;一些地方铁路运行秩序混乱，主要技术指标下降;少数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生硬;一些部门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过严过死”，或“过松过宽”;施工过程中亦有为图快而忽视质量的倾向等问题。因此，他要求交通、运输、邮电等部门的同志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发扬成绩，克服缺点与不足，“各项基本建设工作，既要考虑客观需要求多、求快，同时又要把多、快放在积极可靠的基础上，并在好、省和安全的前提下求多、求快。”[1]

　　对于今后的工作，王首道提出，必须“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以铁路为骨干的铁路、水路、公路、民用航空互相联结的交通运输网和现代化的邮电通信网而努力”，为此，他提出要大量发展西北、西南及边疆地区的铁路和全国地方道路;增加水运通航里程，开辟运河;把我国的内地和边疆、城市和乡村连为一体;采用各种先进技术，逐步实现铁路电气化、自动化;在邮电方面，大量铺设长途电缆，装设多路载波机，增加城市自动电话容量，逐步普及乡村邮政、县内电话和有线广播，做到城乡间邮电畅通。他指出，对运输、邮电部门的事业，企业系统应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分工管理。“必须在计划、财务、人事和经营管理方面给所属事业、企业以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还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倾听职工群众的意见”，“重视职工的合理化建议和创造发明，继续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王首道的这些意见，对推进当时交通运输、邮电部门的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958年8月，国务院第六办被撤并，章伯钧被打成右派，被撤销了部长职务，王首道于是被调回交通部，任部长兼党组书记。此时，我国正处于“大跃进”年代，于是在交通运输战线提出了“全党全民办交通”的口号，王首道认为：“全党全民办交通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必须正确认识交通运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充分发挥它的‘先行’作用。”[2]在当时“千军万马运粮草，保证高炉吃得饱”的全党全民办交通以支援钢铁生产的运动中，挤掉了一些一般商品物资的运输，致使某些工业产品和农副业产品的交流受到影响，造成了一些物资供应的紧张状态。对此，王首道提出，“今后在安排物资运输时，仍应注意按照‘保证重点、照顾一般’的原则，妥善安排运输任务。”他在这场全党全民办交通的运动中，总结的经验是：一是党委挂帅，全民动手。“所谓党委挂帅，就是要各级党委正确处理交通运输与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关系，在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的同时，抓起交通运输工作，在部署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同时，把交通问题加以全面安排。”“所谓全民动手，是指工农商学兵和各行各业都要关心交通工作，共同办好交通事业。”二是用两条腿走路。实行现代化运输工具和民间土法制造的小型运输工具并举。三是“大闹技术革命”。“应该逐步寻求各种适合于我国具体条件的、符合多快好省要求的、新型优良的车辆、船舶和飞机，力争达到当前先进水平。”王首道认为：“交通运输大跃进是由交通建设、群众运输和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三个方面的群众运动组成的。只有将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推动交通运输事业的快速发展”。[1]

　　1959年，王首道根据党的号召，在交通运输战线开展了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红旗竞赛运动，以进一步推动当时轰轰烈烈的“全党全民办交通”的运动。

　　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王首道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认为交通战线的主要任务是，“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把保养维修工作提到首位;切实加强运输组织工作，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改善运输秩序，继续深入开展技术革新运动。”“同时要求交通战线要做到确保安全，提高质量，降低成本，节约原料、材料，节约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开展整风运动，整顿和纯洁队伍，保证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物资的运输需要，全面完成国家的计划任务。”[2]为此，在调整、整顿的1961至1963年间，王首道着重抓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1)集中力量，做好保养维修工作。他要求每一个运输企业的人员和各级领导人一定要坚决执行各种例行的保养制度，学习先进的保养技术，对需要处理的运输工具和设备，要采取先易后难、分期分批的办法，限期修复。为此，他要求全体职工广泛开展爱车、爱船、爱飞机、爱道路、爱牲畜的“六爱”运动。

　　(2)改善运输秩序，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他要求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要综合利用各种运输方式，提高工作效率;所有运输企业的职工，应积极参加企业管理，领导干部要深入生产第一线解决问题，以改进和健全各项管理制度，深入贯彻执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以“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增加企业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3]

　　(3)确保安全，提高质量，树立安全生产第一的观点。他要求严格贯彻执行各项技术安全的操作规程，加强新职工的安全生产教育和技术教育，不断总结安全生产的先进经验。各地运输企业必须加强运输质量的检查，要防止运输过程中损坏、丢失等现象，对旅客则要确保安全，做好服务工作。

　　(4)继续开展以“四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运动。王首道提出，首先要把已有的革新成果认真做好鉴定，用于生产，坚持使用;其次要尽可能改进劳动工具，以逐步实现养路、养河工具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三是节省燃料和各种配件、材料;四是推广“滑溜化”、“拖劳化”、“胶轮化”和“胶皮化”[1]。

　　(5)抓好职工生活。他要求各级企业领导同志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一切企业都必须贯彻有劳有逸的劳动制度，保证职工身体健康。

　　这些措施的推行，对调整、整顿期间全国交通运输事业实现制度化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