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王首道简历资料生平经历 王首道与王泉媛的凄美爱情[第2页]

　　四

　　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为了加强湘赣边界苏区的领导，决定成立湘赣省委，并任命王首道为书记，甘泗淇为宣传部长。王首道与甘泗淇出发前夕，周恩来在一个旅馆里找他们谈了话，要他们二人先去苏区中央局，听取苏区中央局对成立湘赣省委有关工作的指示，同时由苏区中央局指派其他省委委员。最后交给他俩一份中央关于决定成立湘赣省委的文件。

　　1931年6月，王首道与甘泗淇经厦门、广东大埔等地安全抵达中央苏区。他们中途在赣南良口碰到代表湖南省委办事处来向毛泽东汇报和请示工作的张启龙，王首道提出要他与自己同去湘赣省委工作，他欣然同意了。中央本已决定张启龙和李宗白去湘鄂赣苏区组建中共湘鄂赣省委，但经王首道向中央局推荐后，中央表示同意。并决定加派林瑞笙、袁德生两同志一同去湘赣苏区组建湘赣临时省委。当时准备建立湘赣省的地区主要部分在江西，与中央苏区以赣江为界，与湘鄂赣苏区是以袁水和株萍铁路为界。在湖南的部分是由湘东南特委管辖(包括江西的莲花县)，在江西的部分是由赣西特委(又称“两路分委”)管辖。

　　于是在7月中旬，王首道等5人到达江西永新，召开了湘东南特委和赣西特委联席会议。会上宣布湘赣临时省委成立，并开始工作，以王首道为书记，林瑞笙为组织部长，甘泗淇为宣传部长，谭牛山为省保卫局局长。

　　王首道在湘赣临时省委成立后，立即组织湘赣军民投入紧张的斗争之中，其主要工作是发动苏区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发展苏区经济，发展党、团、工会、共青团、妇女、少先队组织，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以及开展肃反斗争等。8月中旬，王首道主持召开了湘赣省活动分子会议，贯彻临时省委的各项政策。会议结束后，临时省委仅留一名常委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其余工作人员全部下到各地去巡视工作，以推动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11月，王首道在江西莲花县的花塘村主持召开了湘赣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议总结了临时省委成立两个月以来的工作，正式成立了中共湘赣省委，选举王首道等11人为省委委员，王首道为书记。

　　1931年底，敌人集中了共约8万余人“围剿”湘赣根据地。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王首道发动根据地军民实行战争总动员，全力以赴投入反“围剿”战争，并组建了临时前敌委员会，以林瑞笙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统一指挥根据地的红军(主要为湘东南独立1师和西路地区的独立7团)和地方武装，并将独立7团与红色警卫团组成独立第3师，由冯建元任师长。接着红军在永新里团以西的傅家垅一带、钱市街，莲花的九都、涪塘等地多次打败来犯之敌，与中央红军紧密配合粉碎了敌人对湘赣根据地的围剿。

　　粉碎敌人的大“围剿”后，王首道与湘赣省委的同志除继续领导边境军民与敌人进行军事斗争外，还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1)改造与建立革命群众组织的工作，制定了赤色工会、雇农工会、互济会、反帝大同盟、贫农团、妇女代表会等群众组织的暂行组织法，并组织实施。(2)平均分配土地。当时，省委主张富农也按劳力和人口混合标准分田，但下边多是实行富农按劳动力分田。雇农、贫农、中农按人口分田。(3)贯彻党的经济政策。根据累进税征收条例进行征收土地累进税，并组成征收委员会，对苏区生产的棉花、豆子、烟、大米等农产品，以家庭为单位总价值超过100元以外的剩余部分，均要按条例征收累进税。土地税的负担主要落在富农和富裕中农身上。成立了湘赣省工农银行。发动群众储蓄入股，规定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各革命团体的公款都要存入工农银行。建立财政经济委员会，采取各种措施开源节流。创办合作社，组织农民从事生产。(4)加强妇女工作，省委制定妇女代表大会暂行组织法后，各乡、区、县直至省，普遍建立了各级妇女代表会，以发动妇女参加各种斗争，使苏区妇女在反对旧礼教、反对童养媳制、慰问红军、发动群众参军参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开展俘虏兵的教育工作。对捉过来的和拖枪反正过来的白军士兵进行短期训练，发动群众开欢迎会，给他们发欢送证和各种宣传品。

　　王首道与湘赣省委的同志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扩大并巩固了革命根据地。与北路苏区的联系已经打通，向东南发展有了部分成绩，创立了湘南游击区域和一些白区工作;巩固扩大了革命武装。一年间红军扩充了两倍以上，地方武装扩大了三倍，红军与各县武装的战斗力有所加强;赤卫队组织也有相当的进步;群众组织工作有了进展;省苏维埃和各级苏维埃工作逐步展开。

　　但是，当时正值中央左倾错误思想流行期间，王首道等中共湘赣省委的一些同志亦受其影响，在工作中提出了一些过左的口号，采取了一些过左的措施。在肃反问题上，当时中央错误地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大批领导干部当做所谓“AB团反革命分子”列入肃反名单，责令临时省委审理，临时省委在方针政策上盲目地接受了党中央的错误指示。在组织上按照中央的规定，设立了脱离党委集体领导、脱离群众监督的肃反机关，秘密地进行肃反，犯有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1]在整顿党、政、军等组织问题上，过分强调在成分上“巩固无产阶级基础”，无情洗刷“阶级异己分子”，结果错误处理了一些好同志。[1]1932年二三月间，王震从中央苏区开全苏大会后回到湘赣苏区，传达了反对肃反中扩大化、简单化的意见，于是湘赣苏区的肃反“稳了一下”。但是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因为中央关于反对扩大化的意见也不明确，只是说要走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

　　中共湘赣省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王首道领导湘赣苏区进行了第三次大分田分地斗争(前两次分别在1928年和1930年)，到1932年夏天，包括根据地边沿地区在内都重新分配了一次。这次分配土地是按照全苏大会土地法草案进行分配的，分配的标准，有些地方，中农贫农雇农按人口分配，富农则按劳动力与人口混合标准分配。但在这次分田运动中，由于贯彻执行了左倾路线的土地政策，对地主不给以生活出路，对富农打击过重，同时还侵犯了中农利益。如提出“收回地主家属土地，没收其财产、房屋、山林，分给以较坏的土地”，驱逐豪绅地主及其家属出境等过左政策[2]。在是年秋季的“查田运动”中亦出现过一些过左的做法。

　　为了贯彻中央指示精神，总结前阶段的工作，布置下一阶段的任务，1932年11月7日至16日，湘赣省委在永新孔圣殿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会议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给湘赣省委的指示信与各种新的决议文件，这次会议主要精神是“集中火力反对右倾”，中心口号是：“实行战争的总动员，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争取大规模革命战争的完全胜利，实现江西和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因此，王首道在传达中共苏区中央局给湘赣省委的指示和有关决议时，肯定了一年来的成绩，但因受中央左的思想影响，对省委工作也提出了一些不适当的批评，并根据中央的指示，提出有力地配合中央苏区红军向北发展，争取吉安、赣州、樟树、南昌等中心城市，迅速完成江西及其临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等不切实际的所谓“中心任务”。

　　湘赣省委第二次党代会之后，由于国民党军在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大“围剿”的同时，对湘赣根据地也加紧进攻，致使湘赣苏区敌情日益严重。为了粉碎“围剿”，王首道与湘赣省委的同志全力以赴投入了紧张的战时工作之中。省委只留下两名常委和两名干事主持日常工作并兼办党校，其他常委、秘书、干事全部深入基层检查督促党代会决议的贯彻执行和开展各项工作。当时王首道主要抓了四项工作：(1)进行战争总动员，积极编制训练赤卫军和少先队，组织精干的游击队向外发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红军主力消灭进攻根据地的敌人。(2)扩大红军，发展壮大地方武装。(3)筹备战争军费。组织群众购买湘赣苏维埃发行的8万短期公债。同时开展节约运动和统一财政、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千方百计把更多的财力、物力用来支援前线作战。(4)开展反对敌人“改良欺骗”的斗争。当时敌人或胁迫农民群众领取白符号，组织“守备队”和“反共自新团”，或用金钱收买老人小孩妇女进行各种反宣传。为此，省委采取了种种措施，加强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5)大力加强地方部队、游击队、赤卫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纯洁其队伍。

　　正当王首道集中力量动员湘赣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反“围剿”的革命战争时，中央在1933年2月11日做出了《关于湘赣省委的决议》，《决议》认为，为了保证中央与中央局的路线坚决执行，必须改组湘赣省委，决定撤销王首道的省委书记职务，以刘士杰为省委书记，陈洪时负责组织工作、张子意负责宣传工作。

　　当时，湘赣省委虽然执行了中央一些左倾错误政策，但中央认为执行不够，因而认为湘赣省委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动摇”的错误，于是就做出了改组湘赣省委的决定。刘士杰没有到职前，中共苏区中央局特命陈洪时代理省委书记，赶赴湘赣省执行改组中共湘赣省委的决议。

　　1933年4月，陈洪时到达湘赣根据地后，于下旬召开了中共湘赣省执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传达了苏区中央局《关于湘赣省委的决议》，接着当众宣布对解除了职务的王首道和张启龙(时任湘赣军区总指挥)要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首道受到撤销省委书记和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后，被下放到袁州、永新一带搞基层巡视工作。

　　5月，中央委派任弼时担任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陈洪时、刘士杰在任弼时面前提出要开除王首道的党籍，要将张启龙打成反革命，送保卫局法办。任弼时一时未表态，接着在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认为王首道、张启龙不是反革命，尽管工作中有一些缺点错误，但在湘赣省委几年工作中还是有成绩的，对敌斗争还是英勇的。他亲自找王首道谈话，要他总结经验教训，不要灰心丧气。由于环境艰苦，王首道手脚生疮，又患了疟疾，骨瘦如柴，任弼时便要其妻子陈琮英去看望他，还在经济上给予了一些帮助。

　　1933年11月，在永新县城召开了中共湘赣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后，王首道要求到中央根据地去工作，得到任弼时的同意。

　　五

　　1933年底，身处逆境的王首道回到家乡。回乡不久，接到了苏区中央局通知，他于是离开家乡，迅即赶到中央局报到，被安排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此时毛泽东已遭到排挤，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毛泽东想多了解苏区基层组织的状况，便派王首道到兴国、瑞金两县进行调查研究。王首道在调查了一个多月时间后，将调查情况写了一个详细的报告，毛泽东阅后很是高兴。

　　不久，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把王首道从苏维埃政府调到瑞金附近做扩大红军的工作。一段时间后，李维汉见王首道有一定工作能力，又委派他为中央组织局秘书长。当时，正在开展响应中央人民委员会关于裁减官员、节省行政费用以支援战争的号召的工作，1934年3月21日，王首道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裁减人员节省经费支援战争》一文，对瑞金县苏维埃政府在裁减人员、节省经费的做法及其所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与赞扬。8月16日，他在中央苏区《斗争》杂志第70期上发表《模范红军家属运动》一文，提出要把“模范红属”运动变为一个广泛的政治教育和群众运动，把所有红属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使之成为苏维埃的模范公民，为支前和保卫苏维埃做出更大的贡献。

　　此时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不断失利，中央决定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时，将中央机关缩成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又名“红星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总指挥部。王首道被编在第二纵队，这一纵队又名“红章纵队”，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共约有一万人，以李维汉为司令员兼政委，邓发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王首道为政治部主任，主要负责保卫和照顾有关中央首长。当时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以及蔡畅、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在第二纵队。王首道随第二纵队从江西出发，经湖南渡过了湘江后，再经湘桂边境的苗族、壮族居住的越城岭山区，进入贵州。

　　1934年12月黎平会议后，部队进行整编，一、二纵队改编为三个梯队，直属军委。进入遵义后，经蔡畅介绍，王首道与相识已久的、在地方工作部工作的女红军王泉媛结为夫妇。他们在结婚后的第二天便分别，各自随自己所在的部队出发。王首道随军委纵队经贵州、四川，渡过金沙江后，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当时，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中央红军先遣队已先期到达这里，认真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刘伯承与彝族部落沽基家首领小叶丹结拜金兰之盟，使先遣队顺利通过了彝区。这时，中央派王首道和李井泉带领一部分干部和一个独立营的武装，试图在刘伯承结盟之地冕宁地区开辟一块根据地。但因当地彝族允许红军通过，却不欢迎红军停留在那里。因此，红军主力北上后，当地彝族头人就千方百计赶王首道等红军走，甚至企图缴红军的枪。于是，中央决定放弃在此建立根据地的部署，命令王首道等撤离冕宁。随罗炳辉、何长工指挥的红九军团北上。北上途中，王首道曾帮助九军团政治部做扩红工作，因此，中央发给九军团的电报报头一般也称“罗、何、首道、井泉”。

　　1935年6月下旬，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一次会议，王首道参加会议的秘书工作，会议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做了报告。会议决定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不久，中央又调王首道到国家保卫局任执行部部长。

　　在两河口，王首道与王泉媛又一次相聚后，第二天又匆匆出发，各自回部队去了。因王泉媛被调回中央卫生部，接着随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四爬雪山，从此，他们数十年失去了联系。王泉媛历尽艰难结束长征后，接着奉命随西路军西征，并任妇女先锋团团长。西路军失败后，王泉媛进入祁连山打游击，于1937年春被俘。1939年逃出虎穴，历经磨难至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因当时规定“一年收回，两年审查，三年不留。”王泉媛离开部队已三个年头了。于是她沿着曾经走过的长征路沿途乞讨，于1942年回到江西吉安老家，种田营生。直至1981年12月，才在北京与王首道相见。[1]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在陕北吴起镇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王首道随中央红军历尽艰辛终于结束了长征。此时，毛泽东得知陕北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陕甘边根据地的主要干部已被拘捕。中央得此消息后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党中央在下寺湾召开了一次会议，分析了陕北根据地内外的政治形势，决定王首道与洛甫、刘少奇、邓发、董必武率中央机关直接去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并要王首道等先期到瓦窑堡查处肃反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则率红军南下直罗镇迎战。毛泽东当时对陕北的肃反问题十分重视，他在下寺湾的一次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王首道等人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成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王首道于11月初到达瓦窑堡后，立即着手处理刘志丹案。当时，原直接审理刘志丹案件的是陕甘边后方军事委员会主席兼边区保卫局局长的戴季英，刘志丹案卷上的罪名是“右派”和“反革命”。王首道在调查中了解到刘志丹从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在陕北人民中拥有很高的威信。但戴季英顽固坚持有案卷、口供为据，不同意推翻原定“罪状”。

　　当时，中央已成立由董必武(主任)、王首道(红军保卫局长)、张云逸(代表军委)、李维汉(中组部长)、郭洪涛(陕甘晋省委副书记)五人组成的审查肃反问题的“党务委员会”，负责处理此案。11月下旬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等人来到了瓦窑堡，王首道等人立即将刘志丹案的情况向党中央、毛泽东进行了汇报，党中央肯定了王首道等人的看法，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于是在11月底，由中央组织部召开了一次平反会，洛甫、博古、刘少奇以及5人委员会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过去陕甘晋省委领导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1]王首道代表5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立即释放，并且分配工作。会上宣布了党中央对戴季英的“最后警告”处分和对聂洪钧的“严重警告”处分。

　　刘志丹等同志的冤案解决不久，王首道被调至红十五军团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5月，为迎接二、四方面军，王首道随十五军团参加西征。部队从延川王家坪出发，经安塞、靖边，进驻宁条梁，相继攻克定边、预旺、同心城和韦州。7月底，王首道来到预旺县城，部队亦在预旺地区休整。

　　对于西征开始后十五军团的政治工作情况，王首道在是年7月7日所写的《西征中党的工作与地方工作》一文中有所记述。该报告肯定了十五军团自3月21日全面执行军团党代会决议以来所取得的成绩，认为“党员的质量比从前确实提高了一步”，同时指出十五军团党的工作存在一些明显的缺点与不足。[1]因此在预旺休整期间，王首道与军团其他领导为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重点采取了四项措施：加强部队基层的支部建设，提高支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加强部队的宣传教育工作;严密与发展党的组织;支部及时反映与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使支部成为巩固部队的堡垒。这对加强部队建设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这时，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开始在红军中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王首道在西征中亦开始贯彻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他与十五军团领导共同抓了四件工作：一是组织停战抗日促进会;二是写标语散发宣传品;三是召集白军家属会和停战抗日宣传会等;四是战时喊话优待俘虏。这些工作在当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王首道在7月21日写的《西征中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一文中总结了四条经验：(一)开展群众运动是促进与实现停战抗日目的的好办法。(二)要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三)“抓住每个时期的工作重心，灵活地采用有效方法，是打开工作新局面的重要保证。”(四)关于“克服工作中的弱点”。[2]

　　9月初，王首道随军团总部仍然留在预旺县城，部队开始向兰新公路挺进，10月2日，徐海东率部队攻入甘肃会宁城，接着，陈赓率一方面军部队，徐向前率四方面军部队相继进入会宁城。22日，贺龙和任弼时等率二方面军也与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完成了长征的伟大使命。

　　红十五军团西征的地区，大部分是回民聚居区，为了开展回民的工作，十五军团特意组建了一个回民师，任命政治部的一位回族干部马青年为师长，开始时只有二三百人，但很快发展到800人左右。在此基础上，王首道与程子华政委多次联合致信给西征军的领导人彭德怀、杨尚昆和陕甘宁省委的李富春，汇报十五军团对回民工作的政策、成效与存在的不足。并在8月份与程子华、黄镇、唐天际、马青年等人一起成立了预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筹备委员会，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于10月20日成立了正式的预海回民自治政府。

　　1936年11月中旬，红十五军团在完成西征使命后奉命全部撤离预海地区。

　　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为抗击国民党军向潼关进犯，王首道所在的十五军团奉命从甘肃海源急行军向陕西进发。此次由于是进入东北军、西北军的防区，准备与友军配合作战，负有统战工作的重要使命，因而在沿途，王首道与十五军团领导反复分析了东北军、西北军上层的各种情况，并研究了对待的原则和方法。不久，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押，蒋介石随即派大军压向陕西，形势骤然紧张，为阻止内战的发生，王首道随十五军团指战员奉命迅速开到商州，抢占了城北高山构筑工事，严阵以待，担负起商、雒方面的防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根据国共谈判划定的防区，红军仍回陕北。因此王首道随十五军团指战员过渭水，经邠州，回到甘肃庆阳驿马关整训。

　　六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不久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王首道奉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先后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秘书处长等职务，虽然职务时有变动，但工作性质都是负责中共中央机关的秘书工作，包括文电的收发、保管，会议筹办和有关记录、行政性服务工作，以及机关事务管理等工作。有时也随中央领导同志下去视察。

　　王首道在中办工作期间，工作具体而繁杂，但十分重要，原则性、纪律性极强，因此他总是任劳任怨，把每项工作做得井井有条。毛泽东在写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初稿后，曾批示：“首道同志，此件请油印二百余份，发与各重要干部，阅后定期收回。”[1]

　　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其他许多重要著作，都是这样把初稿发给有关同志阅读，多方听取意见，经反复修改后才公开发表的。而每当这时，王首道往往要亲自一遍一遍地校对，反复征求修改意见，然后向毛泽东汇报。在中办工作期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高尚的品格给王首道以深刻的影响。

　　王首道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期间，有时亦撰文介绍八路军抗战的一些情况，宣传党抗日的有关方针政策。1938年1月30日，他在《出动中的八路军》一文中，对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全军掀起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的情况进行了介绍。4月5日，王首道在《八路军的新胜利》一文中，介绍了八路军自开赴华北大战平型关以来的战斗业绩。“七七”抗战周年纪念前后，前线八路军胜利的捷报不断传来，王首道怀着激动的心情，在《敌人后方游击战争的扩大》一文中记述了八路军一年来的抗战成绩，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1938年7月15日，全国人民热望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闭幕。王首道为此写了一篇《敬祝国民参政会会议的成功》一文，刊登于当时的《解放》杂志上。他说：“这次参政会的成功证明，只有建立真正的民意机关，实现民主制度，才能适合全国抗战的需要，才能真正团结与发挥全民族力量去战胜全民族的敌人”。并说：“我们庆祝这次参政会议的成功，希望我们中国从此能够向着民主政治的方向大踏步地前进。”[1]

　　1938年农历除夕，毛泽东邀王首道、谭余保和张启龙到自己家里做客，要他们说一说湘赣边区的有关情况，王首道等人承认在湘赣苏区工作时是有错误的，但犯的是左的错误，不是当时批判他们的“右”的错误。对此，毛泽东说，当时对你们的处分是错误的，我现在替你们平反了。当王首道等人谈到还有许多同志被错误路线打击、诬陷、杀害，还未得到平反时，毛泽东当即指示：你们提出一个名单来，凡是过去搞错了杀错了的，都应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毛泽东这种对错案平反的坚决态度，使王首道等人深受感动。

　　时至1939年，王首道在延安等待王泉媛的消息已长达3年之久，最后得到的消息却是：西路军女子先锋团全军覆没，王泉媛壮烈牺牲。王首道强忍悲痛，只好以更加努力的工作来冲淡心中的痛苦。也就是在这一年，经中央土地部部长王观澜和夫人徐明清介绍，王首道与中央党校的学员易纪均结为夫妇。

　　1939年以后，由于日伪顽的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日趋困难，为了发动军民渡过难关，党中央在延安发动了生产自救运动。此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王首道兼任了党中央直属机关生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主任，他以高度的责任感，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有关生产运动的指示，组织部署所属单位开展大生产运动，并与有关领导制定周密的生产计划，落实具体措施。他还经常赤脚草鞋参加生产劳动。经过10个月的生产战斗后，王首道在1940年1月在《我们是一支新的劳动军》一文中，全面总结了中央直属机关、学校10个月来参加生产运动的成绩与经验。

　　194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保护好党的干部的身体，以便使这些干部能够坚持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已成为当时中共中央的共识。为此，王首道于是年6月15日在中共中央主办的《共产党人》上撰文指出：由于长期残酷的斗争，使许多同志的身体极其虚弱。而且大批新干部中，也有许多同志在这几年艰苦复杂的斗争中，因积极工作和英勇奋斗而损害了健康。因此，加强对这些同志身体的保健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他还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

　　1942年，延安开展了一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王首道在这场运动中，通过学习整风运动的有关文件，对自己以前的工作做了全面认真的检查，进行了严格的自我批评与反省。1943年夏秋间延安审干过程中兴起了“抢救运动”，出现了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倾向。王首道由于在湘赣苏区肃反工作中有过教训，因而对中办秘书处的审干工作十分慎重，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认为秘书处的同志都是经过党组织严格审查和挑选出来的，并且在工作中表现不错，因而认为他们都没有问题，从而使中办秘书处的审干工作在稳健中结束。

　　1944年，中共中央鉴于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决定派一支部队挺进华南，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8月间，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长的王首道获此消息，便向中央请求参加这次军事行动，很快获得批准。9月1日，中央在杨家岭开会正式决定，派遣王震、王首道、谭余保等同志率十个连及四到六个干部连挺进华南，建立抗日根据地。10月31日，党中央又召开了一次书记处会议，参加南征的主要领导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以王首道、王震等8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王首道为书记，统一领导这次南征，并决定增派三五九旅七一八团随同出发。当时王首道患有慢性盲肠炎和痔疮，为了南征，他特意到医院进行了割治手术。

　　11月1日，王震、王首道等率由5000余人组成的“南下支队”在延安东关机场庄严宣誓，并接受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军队领导人的检阅。是夜，王首道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提笔凝思写下了几行抒发胸臆的诗句：“北塞嘶战马，挥师斩敌顽。任凭风浪险，何惧行路难。南征拯父老，壮志凌云端。誓以身许国，破敌凯歌还。”[1]

　　11月10日，南下支队在司令员王震、政委王首道等人率领下从延安正式出发，经延川县到达清涧城。在此，王震向全体指战员正式宣读了中央军委关于南下支队军政委员会等各项任命。接着王首道把毛泽东临别时关于“栽松树，插柳树”的赠言传达给了全体指战员。部队行进至绥德时，王首道向大家布置了部队行军中的三大任务：一是准备打仗;二是宣传群众;三是搞好团结。并强调，每到一地，尤其要注意搞好同地方党政军的关系，不能以为自己是从延安来的，多走了一些路，就把地方同志看成是“土包子”，而要虚心拜他们为师，向他们学习。在此，王首道等支队领导人创办了一份油印的《前进报》，以加强支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王首道还委托周立波编写了一本战士政治读本。

　　11月20日，部队从绥德东进，接着渡过黄河，告别了河西的陕甘宁边区。在黄河岸边，王首道怀着深厚的革命感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在这几年中，我参加了您亲自领导的学习运动、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深切地感到您是我们党的伟大的领导者，又是我的严师良友。当我离别您进行远征的时候，好像有千言万语说不完啊!……”[1]

　　王首道让人把信送走后，立即随队进入吕梁山区，这时，天上飘着雪花，加上山势陡斜，不时有人摔倒，但王首道与支队指战员仍然踏雪疾行。当时为保密，领导机关和首长都规定了代号，司令部称“松庄”，政治部称“柳庄”，王震称“一号”，王首道称“二号”。为了快速通过汾河与同蒲铁路，军政委员会命令部队精减行装。12月7日夜，王首道与王震率部分左、右两路纵队向东南汾河平源行进，跨过汾河便桥，冲过同蒲铁路，然后在平遥武工队的接应下沿山边通过了敌人的又一道封锁线。这样，王首道与支队指战员以一夜急行军约180里，穿过了敌人的五道封锁线。越过同蒲铁路不久，王首道与支队指战员向南进入云雾缭绕的太岳山区。这里是八路军根据地，部队在此休整了3天，得到了当地军民的大力支持和亲切关怀。12月27日，支队冒着严寒顺利渡过黄河。

　　12月29日，王首道随南下支队从黄河西南的袁山村出发，分两个纵队向前进军。当先头部队遭到顽军张荫梧的阻击时，支队被迫自卫，一举打下千秋镇，缴获军用物资甚多。然后，支队顺利通过了陇海铁路，继续向南进军，涉洛河、伊河，越汝河，在沙河岸边奋力击退日伪军的阻挡，并击毁日军坦克、装甲车4辆，然后安全通过了鲁山至叶县的公路，渡过了沙河。

　　过了鲁山，王首道与南下支队就驰骋在辽阔的黄淮大平原上，他们在确山附近的瓦岗寨歼灭正在此地烧杀掳掠的一部日军，在豫南的雷家寨与当地游击队会师。此时，已是1945年1月18日。接着，支队在平汉线附近打退了约2000余日伪军的进攻，于23日涉过淮河，27日在三里城与新四军五师部队胜利会师。在此，王首道向南下支队的指战员们宣布了有关注意事项，要求大家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要注意向五师的战友们学习，搞好团结，并肩战斗。29日，在两军会师大会上，王首道在李先念、王震讲话后，对在场的指战员们说：“新四军五师战斗在日伪顽军的腹心地带，创造了丰富的经验……果然名不虚传，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我们衷心感谢五师战友和边区人民对我们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我们用什么来感谢你们呢?最好的礼物就是胜利地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我们的任务，这就是高举抗日的旗帜，实行抗日的政策，以抗日的实际行动，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继续创造和发展抗日根据地。……”[1]王首道与南下支队在豫鄂皖休整期间，向边区和五师移交了随军南下的干部，取消了干部大队的建制，研究和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准备踏上新的征程。

　　2月14日，王震、王首道率休整了17天的南下支队又起程向鄂南挺进，沿途打退顽六十五军和鄂东挺进十六纵队的堵击和夹击，随支队主力前进到了蕲春县田家镇一带。23日夜，王首道随南下支队第一大队在亚口渡胜利渡过长江，第二大队亦在次日夜顺利过江。他们很快向延安报告了这一胜利的喜讯。

　　王首道与南下支队指战员渡过长江后，为了争取时间，冒雨行进。经张家湾、石盆头、汪屋镇，向三溪口地区前进。在大田畈，南下支队与前来进攻的1000多名日伪打了一场大恶战，结果歼敌500多名，缴获各种军用物资无数。战斗结束后，南下支队按预定计划，继续向鄂南大幕山挺进。当时盘踞在大幕山区的是国民党地方顽固势力周九如、熊彪等部，他们在此长期勾结日军，游而不击，凶残盘剥和蹂躏当地人民。于是在3月初，王震、王首道率南下支队与随支队行动的新四军五师张体学部打败熊彪、周九如部后，接着对盘踞在大源、金塘、高枧、九宫山一带的反动顽军予以坚决打击，为建立鄂南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3月上旬，南下支队进抵通城、崇阳地区后，王首道随支队主力进入江西修水的全丰。在此，他与王震等同志决定，为了体现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决定凡主动与我联系之顽军一概不打，并决定入湘前后，要在全军开展一次关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教育，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杜绝各种违反纪律的不良现象。

　　3月23日，南下支队进入湖南平江沙铺里，为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和扩大部队的政治影响，经报告中央批准，南下支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下辖各大队改为支队，组织领导一概不变。26日，王震、王首道率部继续南进，夺取平江县城，颁布了《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布告》，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与政策，以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孤立敌人。在平江景福坪体育场的群众大会上王首道讲解了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的意义，他说：“现在的形势，越来越有利于坚持抗战的中国人民，不利于侵略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这次回来，就是要和全国民众在一起，把日寇赶出去，解放全中国!”[1]接着，由王震宣布“平江县抗日民主政府”光荣诞生。

　　4月初，国民党顽军向南下支队大举进攻，王震、王首道随即率部投入了紧张的反顽自卫作战，在南江桥打退了顽军的进攻。4月13日，王首道与王震等人在汪坪召开了一次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建立湘鄂赣边党、政、军统一的领导机构，以更好地开展湘鄂赣边的对敌斗争。后经报请中央批准，于4月底正式成立了湘鄂赣边区党委会、湘鄂赣边军区和湘鄂赣边区行政公署，王震为军区司令员，王首道为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此时，国民党顽军仍疯狂地向南下支队进攻。4月15日，南下支队被迫撤离了平江城，向侯家坪一带转移。经激烈战斗后，26日，王震、王首道率部跳出顽军的包围，转移至鄂南。接着由王首道率军直机关以及第三、四、五、六支队留守鄂南，王震率部向江西修水、武宁地区推进，以调动顽军主力东移。

　　5月4日，毛泽东来电指示：“顽方既以六个师向你们进攻，你们可以采取机动作战”;“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必须建立，以为南北枢纽。”[2]此时已回到鄂南的王震，当即与王首道等人开会决定，由王震率主力向湘北挺进;王首道随军直机关以及三、四支队偕张体学部坚持鄂南斗争，以此南北配合，进一步巩固、发展鄂南根据地，为建立湘鄂赣边根据地打下基础。在王震率军向湘北挺进期间，王首道与张体学指挥在鄂南的部队，不断向周围发展。5月中旬，他们攻克了樊湖，向梁子湖地区推进。下旬，他们越过崇阳和通山之间的公路北上，进抵崇阳、蒲圻和咸宁一线，发动群众逐步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

　　6月中旬，红色电波传来了党的“七大”闭幕的喜讯，王首道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他兴奋不已，立即在鄂南组织指战员们学习七大的有关文件，并要周立波主办的油印《解放报》专门出版了一期庆祝“七大”的专号。

　　6月下旬，王震率主力部队二返鄂南，与鄂南留守部队会合后，移驻咸宁县境休整。此时，党中央在不到10天三次来电，征求王震、王首道等人的行动方案，并指示，或仍在原地坚持斗争;或向南发展，主力以3个月时间，一直进到湘粤边区，与广东部队直接配合，打开南方局面。中央军委并将已派第二、第三支队南下的消息电告了王震、王首道。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7月7日，王震、王首道率主力从咸宁县冒着酷暑南下，直至长沙以北福临铺。7月21日，王首道随部队乘着夜色掩护继续向南急进，在长沙铜官、下洞子一线强渡湘江。在宁乡新田湾，王首道、王震又收到毛泽东的来电，要南下部队下决心以最快速度挺进，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并劝王震、王首道等同志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被一时的现象所迷惑。为执行毛泽东的指示，王震、王首道随部队冒雨南行。8月1日到盐埠的黄家湾时，湖南省工委书记周礼和张春林亲自来和南下部队接头，在一起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遵照党中央决定，南下支队到达湖南后，即成立湖南省委，由王首道任书记。根据省工委提供的情况，王震、王首道当即决定把徐国贤、廖明等同志领导的第四支队留在这一地区，以便宣传组织群众，团结争取当地自卫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经与湖南省工委的同志共同研究，决定由周礼兼任第四支队政委。

　　8月5日，王震、王首道率部继续南下，11日，收到中央来电：苏军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的任务仍然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因时局急剧变化，王震、王首道乃命令留在湘潭地区的第四支队火速南下，跟随部队前进。8月12日，部队进入安仁，因遭国民党军队围攻，即以平均70里的速度急行军南下，进入桂东的八面山中，由于部队连日急行军，进入山中已是人困马乏。而国民党反动派得知南下支队进入八面山中，立即派8个团将八面山团团包围，企图一举围歼南下支队。

　　当时，部队所带粮食早已吃光，进入山中时，有些指战员饿得走不动，只得采野菜充饥，更为险恶的是，部队进入荒芜几十里的山中迷路了，不知从哪条路才能走出这大山。王震和王首道商定，一定要英勇战斗，突破重围，随即以马刀开路前行。因敌情紧张，王首道不得不把从延安带来的毛泽东著作和其他革命书刊作了紧急处理。在十分艰险的情况下，侦察员找到了一位曾当过赤卫队员游击队员的老向导，最后在这位向导的带领下，终于转出了大山，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进入汝城、江西崇义一带。与国民党军周旋转进。在崇义文英圩，王首道看见一堵矮墙有土红色的标语：“实行分配土地!”久久不忍离去，原来十年前长征时，王首道到过这一带，睹物思旧，感慨万端。不久，部队在且战且走中进入粤北山区，极力争取与广东东江纵队会合。但此时，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形势十分严峻。于是在8月29日，王震、王首道召开了一次军政委员会会议，会议最后议定，为避开顽军优势兵力的围歼，同时避免内战，配合全党、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决定立即北返，以摆脱目前极端不利的局面，并立即将此决定电告中央。

　　不久，王震、王首道接到了中央军委的复电，同意他们率军北返，向鄂豫皖边区的新四军五师靠拢。于是，王震、王首道对部队立即进行了北返的政治动员，提出“走到五师根据地就是胜利”的口号。并命令部队彻底轻装，砸毁缴获的无子弹的重机枪和电台，全体指战员立即北返。这一果断的军事行动，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攻计划。王震、王首道则率部变被动为主动，在湘赣粤边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一路向北转进，并在沿途与第四支队会合。

　　时至9月初，王震、王首道率领部队已摆脱10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追击、堵截，一路钻缝，奋勇向前，从湘南进入湘东北。当地群众听说当年的红六军团回来了，纷纷提饭送给部队。接着王震、王首道率领部队挺进至湘北，渡过汨罗江，越过通城至桃林的公路封锁线，进入鄂南，穿过梁子湖，于9月27日渡过长江，终于进入鄂豫皖边区。10月3日，王首道在会师大会上说道：“英勇善战的指战员同志们：为时将近一年的南征北返，现在已经胜利地告一段落，……我们这次深入敌后，打击和杀伤了敌军，减煞了日本侵略军在正面战场上的气焰，解放了敌后广大人民，创造了湘鄂边抗日游击根据地，粉碎了日伪顽军的围追堵击，胜利地回到鄂豫边区，这次行动是一个壮举，是一奇迹。这个壮举和奇迹是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下实现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