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王首道简历资料生平经历 王首道与王泉媛的凄美爱情

　　一

　　王首道，原名王芳林，又名王一分、王守道，1906年5月(清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市张坊区上洪乡蟹形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王首道的父亲王问礼，为人忠厚，做事踏实。当时张坊一带山区盛产竹木，开设制造土纸的作坊甚多，王问礼常在张坊一带为纸坊老板挑纸到附近贩卖地，以赚点脚力钱来维持一家的生活。王首道的母亲李平贞虽然目不识丁，但十分贤良仁慈，勤劳俭朴，善持家务。王首道的父母共生育7个儿女，5男2女，王首道在男孩中排行第四。后来，因家中有人参加革命，王首道一家遭到反动派残酷迫害。大哥王芳庚，当过张坊工农义勇队队长，后来牺牲在江西宜春;二哥王芳臬、三哥王芳甫死于战乱;五弟因张坊团防局迫害，随父亲逃到江西一山中，父亲饿死在山上，五弟埋葬了父亲后，才回到家里;母亲到一个亲友家做家务，一直到全国解放才回家。

　　1915年，反封建的民主思潮影响到浏阳山区，为推行新式教育，浏阳各类学校改制，张坊区的上洪小学改为教新学，许多人家受新思潮的影响，纷纷送自己的孩子到该小学读书。此时，王首道已9岁，他的父亲王问礼见孩子们逐渐长大，希望有一个孩子能读书明理。他与李平贞商量，觉得王首道勤奋聪慧，便决定送其读书。懂事的王首道进入上洪小学读书后，知道自己是家里唯一的读书人，机会来之不易，因而读书十分认真刻苦，很受老师的喜爱，放学回家主动帮助哥哥姐妹们放牛打柴。小学4年，他年年考试成绩名列全班第一，给父母亲带来莫大的安慰。

　　王首道读完4年的初小后，由于老师的极力推荐，父亲的多方请求，加上族里一位穷苦出身的开明绅士王德吾的大力帮助，使王首道取得了族祠资助他上高级小学的机会。于是在1919年，王首道进入当时张家坊洞溪高级小学读书。此时，“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学生发动了爱国运动，长沙学生积极响应，成立湖南学联积极活动。洞溪师生闻知北京、长沙等地学生的爱国壮举后，也闻风而动，并在湖南学联的指导下，成立了洞溪高小学生会，经过同学投票选举，王首道被选为会长。[1]他满腔热情地投入这一工作，得到该校李仁溥、郑礼雄等进步老师的帮助指导，常常利用节假日在校园举行爱国演讲会、歌咏会，还组织同学上街下村进行化妆宣传，使学生会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也使他得到不小的锻炼。

　　1921年春，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新民学会”会员陈昌回到故乡浏阳，他以金江高小为据点，积极传播新思想。接着，夏明翰、陈作为也来到金江高小教书。陈昌还组织了“浏西文化促进会”，引导知识分子开展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学习和研究活动，王首道所在的张坊高小经常有进步师生或外来进步青年来校讲演，使王首道等师生深受影响，他们便学着举行同样的演讲，希望把自己才学到的一点新思想、新知识传播给同学们。

　　1922年，王首道读完高小，老师们都鼓励他继续读书，他自己也很想到省城长沙去读中学，但由于家庭贫困，只能放弃读普通中学的想法，选择长沙的“修业农业专科中学”报考，因为该校读书期间还要种实习田，学费低、花费少。结果他又以最高成绩考取了。偏僻的张坊山区竟然出了一个中学生，这在当时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村里一时轰动起来。他家乡的开明绅士王德吾认为族中出了个人才，极为高兴，又答应每年资助他八块银元读书。修业农校的英语老师雷惕存见其家困难，也主动帮助他向学校申请了一笔学费。一向支持他上学的父母、兄长及亲友都很受鼓舞，想方设法凑了一些钱，终于使王首道踏上了去长沙求学的路途。

　　当时的长沙是全国重要的革命活动中心之一。民主思潮十分高涨，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新思想的研究和传播十分活跃。坐落于长沙市兴汉门外的私立农业修业中学又多是穷人家子弟求学的地方，他们对于各种进步思想的探求更为急切。王首道在这里受进步思潮的感染，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也读到了他从前一直想读的陈天华写的《警世钟》、《猛回头》等宣传革命思想的小册子。王首道当时十分喜欢读书，但因经济困难，无力购书，便常常利用假日与课余时间去潮宗街一号的文化书社去读书。这个书社是由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等人筹办的，由易礼容负责经营，同时也是湖南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外地同志秘密联系的地点，它存有各种各样的进步书刊。文化书社离修业农校很近，王首道到该书社读书十分方便。

　　当时，浏阳籍青年学生田波阳和潘心源等共同主编的《新民》是王首道最喜爱读的杂志之一，特别是刊发在创刊号上的《共产党宣言》和郭亮写的《列宁记》，对王首道触动很大，他感到自己前面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对未来充满向往。浏阳人陈昌、陈清河等人创办的刊物《浏阳周刊》也是王首道喜爱的刊物，正是通过这些刊物，王首道开始有了关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党等概念，有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知识，而他的觉悟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不断提高。

　　1923年，湖南劳工会与湖南学生联合会为了反对赵恒惕的军阀统治发动了长沙纱厂的罢工运动，结果赵恒惕派军警将工人代表黄爱、庞人铨枪杀于浏阳门外，从而激起长沙工人和学生大规模的罢工、罢课以及示威游行等抗议活动。王首道积极参加了罢课与示威游行活动，并和修业农校学生会会长廖长顺等人草拟传单，连夜油印，在学校内张贴，以抗议赵恒惕的暴政。

　　是年6月，停驻在湘江上的日本军舰一水兵，公然上岸枪杀一名长沙学生，制造了“六一惨案”。省学联在中共湘区区委的领导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王首道在这一斗争中表现积极、坚定，受到校学生会的表彰。但此时赵恒惕再次出兵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通缉郭亮、夏曦、夏明翰等人，长沙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于是，王首道等浏阳籍的进步同学便利用暑假回到家乡，在东乡官渡镇成立了外交后援会分会，以田波扬、潘心源为主要领导人，以王首道为主组织了旅省学生演讲团。他们在县城、古港、官渡、张坊等地发表演说，编唱文明戏，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痛斥赵恒惕的可耻行径，号召家乡人民起来与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

　　暑假结束后，王首道回到学校，学生会会长廖长顺找他谈话，向他介绍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宗旨、性质和任务，不久就吸收他加入了团组织。此后，王首道参加社会活动更积极了，成为了学生会的骨干，对社会上的许多问题逐渐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觉得自己整个生命有了依托。

　　王首道在修业农校读了三年后，于1925年下半年毕业。这时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的国民革命进一步发展，大革命的烈火已在广东熊熊燃烧，湖南团省委接到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要在青年学生中挑选35名优秀分子赴广州农讲所去学习，修业农校的团组织根据王首道的表现，立即将其进行了推荐。正在为前途而茫然的王首道接到正式录取通知书时，兴奋不已，认为自己今后就是革命的一分子，从此将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一定要为革命事业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于是他改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叫“王一分”。是年，他刚好20岁。

　　1926年3月，王首道一行共35人秘密从长沙到武汉，转经上海，来到了当时革命运动的中心广州。

　　王首道进入的这届农讲所属于第六届，是毛泽东亲自主办的。这届农讲所共招收了学员327人，来自全国20个省、区。各地学员陆续到校后，4月举行了入学考试，5月3日正式开学。王首道在这里共学了25门课程，主要是关于农民问题方面的，也包括了中国革命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毛泽东亲自讲授了《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等3门课程，还特意讲授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及农民参加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等专题。由于毛泽东在讲课中常常使用他亲自调查得来的第一手材料和群众语言，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给王首道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同时，王首道在这里还听了周恩来的《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彭湃的《海丰及东江农民运动》、萧楚女的《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和社会主义》，恽代英的《中国史概要》，阮啸仙的《广东农民运动状况》，张秋人的《各国革命史》等课程。通过学习，王首道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明白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为了使学员毕业后回到农村能成为农民武装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第六届农讲所十分重视学员的军事训练。王首道与其他学员们每天清晨听到军号声一响，便在5分钟内穿好军装，带好军帽，打好绑腿，背起汉阳步枪到东校场进行操练，并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工农兵大联合，齐奋斗”的《国民革命歌》，还经常到黄花岗、白云山等地练队列、射击、刺杀和各种战术动作。有时毛泽东亲自到操场勉励学员练好杀敌本领，打倒地主和军阀。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课程，占了全部课程三分之一的时间。

　　毕业前夕，王首道与这届农讲所学员专门赴海丰县进行了两星期的实习，他们从广州乘船到达汕尾登陆，然后连夜行军到海丰，受到当地农会的热烈欢迎。彭湃给他们介绍了海丰农民运动的情况，他们分头到当地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驻地进行了访问。通过这次实习，大大增强了王首道等学员们从事农民运动的信心和勇气，同时也学会了从事农民运动的许多具体的方法。

　　在农讲所这所革命的熔炉里，王首道的思想觉悟得到迅速提高。这年5月，他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服从纪律，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严守机密，永不叛党。”[1]从此，他成为了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

　　二

　　1926年9月末，王首道从农讲所毕业后回到湖南，被国民党省党部和中国共产党湖南区委以省党部农运特派员的身份，派到祁阳县负责农运工作。于是，王首道穿着一件细布长衫，手提一只盛放衣物的藤篮，来到祁阳县原来文庙的旧址，找到了县农会筹委会的办公地点，在与中共祁阳县特别支部和县农会筹委会的几位同志取得联系后，便脱掉长衫，换上白布短衣，改装成农民打扮，下乡去做调查。在调查中，他发现农民对地主恶霸的残酷剥削与虐待十分痛恨，了解到当时祁阳已有5个区成立了农运筹委会，还派有农运特派员。于是当即决定由国民党祁阳县党部出面，开会正式成立了祁阳农民协会，选出了第一任县农会委员长雷晋乾。雷是祁阳本地人，原省立第三师范学生，1921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此后他又在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人运动，在广州农讲所第五期学习过。1925年奉党的指示回祁阳工作。当时共产党的组织是秘密的，打的公开招牌是国民党，因而他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在祁阳县立第一高小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党的革命工作。1926年6月，中共祁阳特别支部成立，雷任特支书记，特支代号为“雷希阳”。王首道来祁阳后，组织上便安排他接替了雷晋乾的特支书记职务，直至1927年3月这一职务由湖南大学回到祁阳的李镇球担任。

　　县农会成立后，为了扩大影响，培训骨干，王首道与雷晋乾仿照广州农讲所的模式，于1927年1至2月，开办了一个党务训练所，地址设在县城模范小学里，有学员200多人，教职员17名，开设了13门课程，讲三民主义，也讲马列主义，王首道与雷晋乾常抽时间去上课，主讲农运问题。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掀起农运高潮，彻底摧垮农村的封建势力，实现一切权力归农会，王首道和县农会的同志深入西乡和东乡各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在西乡，王首道等主持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农民代表大会，控诉恶霸地主刘梅轩的罪行。在东乡，王首道了解到蒋衍曾是团总，手里有武装团丁，在当地作威作福，便组织农协会员，将恶霸地主蒋衍绑押解至县城，由县“惩办土豪劣绅特别法庭”[1]公开审判。根据区农会的控诉和有关证人的作证，当庭核实了蒋衍的罪行，判处死刑，经报请省农会批准，在县城的王府坪将其当场枪毙。不久，西区三官塘的恶霸唐月如，被数百农会会员押送到县城，也被特别法庭判处死刑。

　　王首道等农运领导人通过这一系列斗争，大大推动了祁阳的农民运动，广大农民群众的觉悟得到空前提高，他们认识到了共产党是带领他们翻身解放的引路人，于是纷纷加入农会，祁阳农运很快掀起高潮。为了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应群众的强烈要求，祁阳特支报请上级组织批准，于1927年5月5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09周年的大会上，王首道和县农会委员廖康国正式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当他俩走上主席台时，“中国共产党万岁!”“农民协会万岁!”的口号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会后，祁阳的中共党团组织迅速发展，县总工会、县妇女联合会、县学联等各种群众团体相继成立，并组建了农民自卫军。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还在城郊建立了消费合作社。

　　当王首道正在为自己领导的祁阳农运不断高涨而欢欣鼓舞之时，革命形势却突然出现了逆转，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5月21日，长沙反动军官许克祥又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全省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就在“马日事变”的当晚，共产党员彭树德跑来敲开了王首道的门，带来了湘潭、宁乡、湘阴等几处农会给祁阳拍来的急电，告知长沙形势。王首道阅电后立即找来雷晋乾、蒋毓华等共产党员研究对策。此时，又得到驻祁阳的国民党军队正准备捕杀共产党员的紧急消息。于是特支研究决定，为保存革命力量，已公开身份且系外乡人的王首道必须立即转移。

　　这时祁阳县城各城门已岗哨林立，城内开始戒严，悬榜缉拿王首道等中共党员，一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城。王首道在群众的掩护下，于深夜来到县城龙山后面的城墙上，从几丈高的城墙上冒险跳下，逃出县城，跑到离县城十多里的二区农会所在地龙口源，通报县城及全省情况，要求他们立即通知各区农会干部，准备应付事变，然后他与几个农会干部逃至一个只有几户人家且交通闭塞的小山冲龙塘冲躲藏。接着得知共产党员农会委员长雷晋乾已经被杀，形势越来越紧，王首道便与两位区农会干部转移到了附近东安县白牙市镇一户人家里，与同样逃至这里的彭树德相汇，大家悲喜交集。但因好几个人住在镇上不安全，便又一起来到了横塘一位可靠的乡亲家里。横塘也是小山冲，村落稀少。王首道在这里布置了营救革命同志和今后秘密工作的计划。此间，他们白天下田干活或上山打柴，挑粪种菜，晚上给农民讲为什么穷人受压迫等革命道理。这样住了近一个月，王首道认为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应该分头去找党组织，以便重新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工作。于是他首先与彭树德商量后，经大家一致同意，几个人便分头出发了。王首道则决定直奔长沙。

　　几经周折，王首道在1927年10月初来到了曾经熟悉的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他一边翻阅书籍，一边有意地寻找熟悉的人。停留许久，终于见到了以书店经理身份作掩护的省委联络员。接洽后，党组织告诉他浏阳党的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但有隐蔽下来的党员，要他立即到家乡浏阳去，重新建立党组织，发展秘密农会和秘密武装，并告诉了他的联络点和联络暗号。

　　王首道接受任务后，怀着急切的心情，仅用一天多时间就从长沙赶回了家乡浏阳。他先到浏阳东乡永和镇，找到了那位邮差联络人张启昌，张启昌告诉他永和区小板桥乡几名幸存下来的党员成立了一个临时支部，书记是一个叫李贞的女同志，建议他先去那一带开展工作。

　　翌日，张启昌领着王首道见到了李贞。她是一位十分泼辣、胆大、机敏的农村姑娘，一见面，她便风风火火地谈了自己的想法，提出要赶快恢复党组织，与敌人真枪实弹地干，并告诉王首道，她这个临时支部只有4个人，其余3个都是男的，大家十分赞同李贞的主张。此后，王首道有时穿长衫，打扮成教书先生，有时也穿农民短衫，在永和区方圆几十里内开展地下革命工作。

　　不久，王首道在张启昌的介绍下见到了潘心源。王首道早在长沙读书时，就与这位浏阳学友相识，并一起搞过学生运动。大革命时潘心源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浏阳、农民运动，驱逐了反动县长肖骧，解除了县警备大队长康秉藩的武装，随后在浏阳参加秋收起义，随王新亚第二团行动，因王新亚不听其劝告，轻敌导致失败，队伍被打散，他追到文家市，毛泽东已率部队南下江西铜鼓。他便接受党组织的新指示，返回浏阳从事地下斗争。王首道与其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相见，分外亲切。潘心源说：我被浏阳反动派列为“十大暴徒”的第一名，他们正悬赏缉拿，我行动不便。并说，现在决定成立浏东特别支部，由你担任书记。这样，经请示县委后，以王首道为书记的中共浏东特别支部成立了，为了保密，支部代号为“王守道”，于是，王守道也便成为王首道的名字。

　　王首道领导的浏东特别支部开始在浏阳东乡永和一带活动，接着向张坊镇一带开展，发展了一批党员，组成一个支部。此时参加秋收起义半路失散回家的刘少龄带回了一支驳壳枪，他曾是东乡纸业工会的委员长，还有一个叫刘先洵的因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失散回家，王首道很快与他们建立了联系。接着，参加秋收起义后因病掉队的原永和区委书记张启龙也辗转回到了张坊，此时病还未痊愈，也参加了浏东特支的工作。经过他们的努力，党的组织一步步壮大，很快就成立了10个支部。

　　随着革命力量的不断凝聚、壮大，大家搞武装斗争的心情也日趋迫切。当王首道听说罗纳川在平江成立了游击队，有300多条枪后，便决定亲自去借枪，因为罗纳川不久前当过浏阳的农运部长与工农义勇军的参谋长，又和潘心源一起指挥过浏阳农军进攻长沙，马日事变以后根据党的指示才从浏阳调回平江县的。他于是带着两名同志，穿一身老布棉袄，扛上扁担绳索冒着凛冽的寒风出发了。两天后到达了平江游击队驻扎的地方，此时身为平江县委书记与游击队司令的罗纳川年仅29岁，戴一副近视眼镜，身材高大的他十分豪气，向王首道痛快地讲述了自己从3支半枪起家发展到现在已有三四百条枪的过程，并答应送20支枪给他们。王首道说：我们一定争取用十倍的武装来答谢你们!随即他们3人把枪藏在柴担中，连夜翻山越岭到了浏阳边境，李贞和张启龙带着好几位同志在平浏交界的祖师岩热烈地接下了王首道3人担来的枪支。接着，经浏东特委同意，这年底正式成立了浏东游击队，把东乡十几个支部的党员都组织起来了，下设游击一队、二队、三队。

　　1928年3月，在王首道直接领导下成立的浏东游击队决定发动武装斗争。游击一队决定攻打张家坊团防局，为慎重初战，他们发动了100多名农民参加，游击队一举攻入团防局，夺得了3支步枪和一些子弹，但由于轻敌和缺乏经验，在撤退途中休息时，遭到永和区联防队的突然袭击，游击一队队长刘少龄和4位游击队员牺牲，党代表陈硕英被捕，王首道等想尽办法营救失败，被反动派杀害于浏阳状元洲。接着，王首道又获悉游击二队在大围山地区斗争亦告失利，枪支全部丢失。只有游击三队人枪未失。至此，游击队20支枪仅剩下3队保存的7支枪，王首道当即决定把7支枪埋藏起来，游击队转入地下活动。就在这时，平江罗纳川举行的“扑城暴动”消息传来，王首道等人大受鼓舞，便开会决定把7支枪取出来，分头到江西黄茅去集中，然后在黄茅打土豪、筹光洋买枪。但不料张启龙在去黄茅的途中被反动分子抓住，被关押在观音堂乡的街上。王首道得到李贞送来的确切消息，当即组织13个同志携带7支枪摸近观音堂街口，并要李贞和其他游击队员尽可能多地串连群众，还借来了两把铜号，当晚，突然两支军号吹响，分散在四处的群众一齐呐喊冲啊!杀啊!7支枪也一齐开火。看守张启龙的团丁吓得丢掉钢刀慌忙逃跑了。张启龙得救后感激不已地说：“为了感谢党和同志们的救命之恩，我以后要改名为张变生，以示不忘!”王首道领导游击队救出张启龙后，放火烧了观音堂团防局，接着又准备去黄茅打土豪筹钱买枪，当得知黄茅的团丁已有了提防后，王首道便与张启龙将游击队带往金钟湖山上，然后又转移到大众岭深山里。

　　由于张坊一带形势紧张，王首道、张启龙、李实行等人研究后便决定到东门一带专打土豪。游击队来到红苇假山后，群众举报李家大屋有个团总叫孔昭四，又狠又蠢，王首道便先派人打入李家大屋当团丁，接着游击队员便在一个深夜里应外合冲进李家大屋，缴了团防兵的枪，杀了孔昭四，打开李家大屋的粮仓，要附近农民将所有谷子挑走，然后放火烧了李家大屋。这样，王首道率领游击队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到处打击土豪劣绅，影响迅速扩大，浏东游击队也在几个月之中就发展成了近100人的队伍。

　　在当时的游击队员中，有一个名叫王绍坤的17岁女孩。她在浏阳洞溪小学读书时就加入了青年团。1926年考入浏阳县女子师范学校。北伐军进入湖南时，她和同学们走出学校，协助农会做妇女工作，并公开向旧礼教宣战。她一家兄妹9人，其中5人参加革命，4人为革命牺牲。马日事变后，她参加浏阳工农义勇队，随十万工农围攻长沙城。失败后，组织上派她回浏阳东乡担负接待过往地下党员的联络工作。王首道也是在这时认识了她。后来游击队成立，王首道和李贞、李志民到了马坳，在她家里住过。在多次的接触中，王首道与她相爱了，她便随王首道来到了游击队。

　　随着游击队的壮大，王首道等人决定再次攻打张家坊。他们在反复考察了张家坊附近的地形后，决定智取。他们将游击队员分成三批，第一批扮成秋收扮禾的短工，将武器藏在挑禾工具里，首先混进张家坊;第二批武装扮成迎新娘娶亲的队伍，抬着花轿，混过岗哨;王首道则与张启龙带着另一部分游击队员埋伏在张家坊镇外面的山坡上。当时张家坊的团丁因怕游击队晚上袭击，便全体团丁整夜站岗，到第二天吃过早饭后便大多都去睡觉。是日，正当这些团丁庆幸一夜平安下来，正准备吃早饭时，突然枪声大作，游击队员们以迅雷之势冲进了团防局，仅仅用了20分钟，王首道和张启龙便率领游击队员缴了所有联防队员的十几支枪。战斗迅速告捷。

　　浏东游击队的声威一时大振，并惊动了省城。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蒋长卿与湘鄂赣特委书记滕代远特意翻山越岭，来到浏阳东乡张家坊和永和之间丙子岭的游击队驻地，看望了王首道与其他游击队队员。并当即在丙子岭召开了党代会，滕代远决定改组浏阳县委，原县委负责人潘心源调湘东任特委书记，由张启龙任县委书记，王首道调任县委组织部长，负责县委日常工作，张启龙负责游击队的武装工作。1928年下半年，组织上又任命王首道为浏阳县委书记。

　　在县委工作期间，王首道仍然以东乡山区为依托，一边发展党的组织，开展群众工作，一边开展游击战争，以武装斗争推动农民群众的抗租抗税斗争，使浏阳的革命形势迅速向前发展，在相继占领了张家坊、沿溪桥等地后，在大光乡建立了第一区苏维埃政府，为浏阳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打开了局面。

　　三

　　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1929年4月初，王首道被党组织调至湘鄂赣边区特委工作。于是他离开战斗中的故乡，来到当时特委所在地江西省万载县的小源。湘鄂赣是三省交界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主要包括平江、浏阳、岳阳、临湘、铜鼓、修水、武宁、万载、宜春、通城、崇阳等，最大时达12个县。

　　4月12日，中共湘鄂赣边特委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在平江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贯彻中共“六大”精神，选举成立了新的特委，由王首道任书记，并成立了以赖汝樵为主席的湘鄂赣边境暴动委员会，作为边区统一的临时政权组织。留在边区的红五军一部改编为湘鄂赣边境支队，支队长为黄公略。新特委成立后，王首道团结机关同志，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使湘鄂赣根据地的范围不断扩大。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坐立不安。六七月间，湘、鄂、赣三省反动当局调集5个团的兵力，加上平江、浏阳等7个县的反动武装，对湘鄂赣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会剿”，使根据地遭受严重损失，被敌人屠杀的群众总数在三万以上，史称“六、七月事变”，使边境斗争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王首道怀着沉重的心情，积极组织全区军民奋起反击。8月，红五军主力回师湘鄂赣，与湘鄂赣边境支队在平江会合，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两部合编，仍称红五军，以彭德怀为军长，黄公略为副军长，滕代远为党代表。王首道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动员边境群众积极主动配合红五军开展武装斗争。

　　9月2日，王首道主持的中共湘鄂赣边特委扩大会议在平江芦头召开，红五军军委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认真总结“四·一二”扩大会议以来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针对新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新的策略原则，决定苏维埃政权组织由公开转为半公开形式，尚未公开的地方则注意秘密割据。在土地问题上，提出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纠正过去没收一切土地、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错误做法。会议选举了特委第二届执行委员会，仍由王首道任书记，并决定在边境暴动委员会的基础上组织湘鄂赣边境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后，王首道领导边境群众大力配合红五军作战，并紧抓边境内的政权建设，使根据地获得很大发展。9月25日，王首道接到中共中央指示，湘鄂赣边特委管辖平江、浏阳、铜鼓、修水、武宁、万载、宜春、通城、崇阳9县，特委由湖南省委领导，红五军接受江西省委指示，同时与湘赣边特委发生关系。至年底，经边境军民的共同努力，根据地从平江、浏阳、铜鼓扩大到万载、宜春、宜丰、通城、通山等县，特委机关迁至平江长寿街。

　　当时，尽管湘鄂赣边党组织与中央及湖南省委有些通信联系，但因白色恐怖严重以及交通阻隔等原因，中央及湖南省委对边境地区的具体情况了解很不全面，边区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因此，1929年12月2日，王首道给湖南省委并中央写了一个《湘鄂赣边斗争形势及目前状况》的书面报告，全面总结了湘鄂赣边3年来的斗争经过及经验教训，指出一些地方“发生党包办苏维埃或党与苏维埃对立的错误;无鲜明的政治主张和土地革命纲领，有些军事行动也无目的，过早地公开苏维埃形式与组织”;“忽视群众工作和群众的实际利益”;“征税过重”;“苏维埃是空招牌”;“军事上盲动冒险，过分夸大自身力量，孤军作战”，“缺乏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土地问题上，实行共耕制等不正确之方式。”[1]王首道的报告使中央与湖南省委对湘鄂赣边的革命形势及情况有了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1930年3月，为援助全国工人阶级总同盟罢工，进一步打开根据地的局面，王首道领导下的湘鄂赣边特委在平江、浏阳、修水、万载等县，组织30万军民武装大示威，进一步发动了群众，提高了群众觉悟。5月，王首道等湘鄂赣边特委的同志与“红五军”的领导人发动边境军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红五月大暴动”。红五军在赤卫队的配合下，先后攻克平江、修水、万载等县城，游击于萍乡、醴陵、浏阳一带，为湘鄂赣边区的发展打开了新局面。

　　5月底，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在湘阴遭到破坏，11人被捕。6月，省委在益阳建立新的机关，调整了领导成员，由宁迪卿任书记，蒋长卿负责宣传，王首道奉调到湖南省委负责组织工作。

　　6月初，王首道准备由湘鄂赣特委所在地平江长寿街赴长沙负责湖南省委组织工作时，正赶上红军准备进攻长沙之时。当时，根据中央指示，红五军军委于是月初在湖北大冶县召开扩大会议，将红五军第五纵队扩编为红八军，军长李灿(后改为何长工)，红五军军长邓萍。并将红五军、红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军团前委书记兼总指挥彭德怀，政委滕代远，全军团17000余人。7月下旬，红三军团根据中央命令进攻省城长沙，27日下午占领全城。7月30日，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在长沙成立，主席李立三，王首道随攻城部队进城后任协助后勤的行动委员会主任，因李立三未到职，便由他用“王一分”的名字，作为代理主席。王首道在任代理主席期间，省苏维埃政府宣布了苏维埃政纲，颁布了《暂行劳动法》，创办了《苏维埃日报》。8月2日，组织10万群众冒雨集会，纪念“八·一”和庆祝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并在这次集会上处决了叛徒苏先骏，会后举行了浩大的示威游行。在这紧张而又兴奋的日子里，王首道不知疲倦地工作着，释放政治犯，镇压反革命，协助红军筹粮筹款，工作卓有成效。他们在10天中，征集银元30万元，动员组织4000多人参加红军，成立赤色工会五六十个，还在长沙近郊召集农民开分田会……

　　8月5日，国民党军队向长沙反扑，形势逆转，省苏维埃机关随红三军团撤往平江长寿街。王首道在撤退途中，顺路回浏阳看望了家乡的干部群众代表，了解了相关情况，对浏阳县委和县苏维埃的工作给予了指导。

　　8月28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按照中央的指示，决定组织省行动委员会，统一指挥全省工作，行委由宁迪卿、王首道、蒋长卿、张学琅、余牧民5人为常委，宁迪卿任书记，王首道负责组织兼管军(委)事工作。此时又接到中央来信，指定宁迪卿、王首道、张学琅等人组成新的湖南省委，并指定湖南省委暂由长江局管辖，工作任务主要在非苏维埃区域发动工农和士兵运动，以配合红军的进攻。

　　10月，湖南省委机关由长沙榔梨迁至长沙县铜官。为隐蔽省委机关，王首道在铜官镇上开了个米铺。当时机关人手少，危险大，为了方便工作，他将刚刚伤愈的妻子王绍坤接了过来，王绍坤的堂妹王绍兰也跟着来了。王绍坤表面照顾米店生意，实则负责保管党的机密文件和接待联络工作。王首道则以米店老板的身份处理党的工作。不久，因叛徒告密，国民党决定派一个特务连来抓捕王首道等人。为了保证分散转移安全，王首道决定让王绍坤姐妹与他分开走，王绍坤含泪与其堂妹离开铜官到靖港上轮船时，被人发现告了密，这时靖港稽查处的敌人已得知派去铜官抓人的特务连扑了空，认为王首道也可能在这条船上，于是派一条小火轮紧跟轮船到了益阳凌子口码头，没有搜到王首道，就将王绍坤姐妹逮捕押到长沙第四路“剿匪”总司令部军法处，经半个多月毒刑逼供，王绍坤与其妹妹始终坚贞不屈，结果被敌人同时枪杀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

　　王首道与其他一些同志坐长途汽车前往常德时，上车后即发现有敌特跟踪。汽车走了一个多小时后在一个公路边的小镇忽然停下，王首道立即冲出汽车，省委委员刘革非接着也跑了下来，那个特务慌忙大叫：“那个就是王首道!共产党!抓住他!”随即紧追不放，王首道与刘革非连忙把十几块银元撒在路面上，当那特务去捡时，王首道与刘革非乘机拐进一条小巷摆脱了敌人。然后抄小路赶到了常德，按照预先约好的地点，见到了省委书记蒋长卿。约半个月后，省委重新分工，王首道仍然负责组织工作。实际工作主要是恢复建立各地遭到敌人破坏的党组织，并建立从常德到长沙、衡阳等城市以及到各赤色地区的地下交通站，工作十分繁忙紧张。

　　1931年1月，湖南省委书记宁迪卿在汉口中山马路一家某记百货店楼上(湖南省委设在武汉的秘密联络站)被捕，与他同去的省委秘书长张学琅连夜逃至常德向王首道汇报。王首道当即通知下层地方组织转移，以免意外。并决定由蒋长卿夫妇在常德另建地下机关，张学琅到益阳做善后工作。因省委书记被捕，事关重大，需要向党中央报告，王首道便化装成商人，去上海找党中央汇报。

　　王首道到上海找到党中央后，在报纸上得知蒋长卿因宁迪卿叛变而牺牲的不幸消息，他按照党中央安排到一个短期秘密学习班学了一段时间，即被派往湘赣根据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