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郑位三简历资料生平经历因文革不被重用 郑位三怎么死的

时间:2017-10-31 16:29:25 来源:网络整理

  一

  郑位三,学名植槐,1902年10月21日(农历九月二十日)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檀树乡马鞍山村一个破落的地主家中。父亲郑维翰原在黄安七里坪镇开中药店,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革命,曾任过黄安县紫云区第六乡苏维埃主席,1929年参加红军,1933年1月病逝。他有四男一女,郑位三是长子。

  郑位三七岁时从郑锡云读书。郑锡云经常抨击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介绍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郑位三很受启迪。

  1918年夏,郑位三挑着行李到离黄安有三百多里远的武昌,考入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金工科。他读书用功,成绩很好,生活艰苦朴素,给人的印象是“不为时俗所染,不为富贵所移。精数学,寡言语”。 [1]

  1919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革命浪潮波及武汉后,郑位三积极地投入这一爱国运动的行列。他同其他学生一起,上街演讲、游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热情。

政治家郑位三简历资料生平经历因文革不被重用 郑位三怎么死的

  五四运动后,郑位三通过同乡、利群书社成员郑南宣的介绍,与书社发生了联系,因而有机会接触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书刊。从此,他的思想起了重大变化,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太落后,不改造不行” [2] 。

  郑位三在武昌读书期间,认识了萧楚女。在萧楚女的热心帮助下,他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1922年夏天,他在湖北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回到老家黄安。

  郑位三回黄安不久,就到离家两里多路的程门畈(现为檀树乡熊家嘴村)一个祠堂里教书。晚上,他同村子里的程绍续、程维荣、程楚光等几个失学失业的进步知识青年,到农民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斗争。

  1923年冬,中共黄安工作组成立后,郑位三、程绍续等进步青年很快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不买洋货,不穿洋布,不吸洋烟,反对赌博和封建迷信,提倡剪发、放足,等等。还在青年中建立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小组和青年夜校,进行宣传活动。

  1925年五卅运动的消息传到黄安后,郑位三根据党的指示,同其他进步青年一起,写标语,印传单,作演讲,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党的黄安工作组根据郑位三在斗争中的表现和他的请求,在1925年冬,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即派遣他和吴焕先等共产党员到七里坪一带开展农民运动。

  郑位三深入到七里坪及其附近的农民之中,通过开办夜校,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吴先恩后来回忆说:“郑位三同志经常利用晚上在农民中进行工作。有一天,他工作到深夜,吴焕先同志派我送他回家;一路上,他耐心地向我宣传革命的主张。他从问我家庭生活状况入手,进而谈到地主的残酷剥削,最后讲到要组织起来才能推翻地主剥削制度的道理。他说:现在全国都在闹革命,只要我们穷人团结起来,就可以把土豪劣绅打倒。” [1]

  经过郑位三、吴焕先等人的深入宣传发动,七里坪一带的农民群众很快地组织起来了。1926年8月,刘家园建立了七里坪区的第一个农民协会。接着,其它各区的农民协会也相继建立起来了。

  1926年冬,有共产党员参加领导的国民党黄安县党部和黄安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建立,郑位三担任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委员。

  1927年2月下旬,正式成立了黄安县农民协会,郑位三当选为县农民协会常务委员。他根据县农民协会的统一部署,同吴焕先一起,再次深入七里坪地区,领导农民开展打击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的斗争。

  1927年4月,中共黄安县委成立,郑位三被选为县委委员。不久,他又被推选为国共合作的黄安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委员,参与审理、判决了李介仁、阮纯青等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地主,打击了农村的封建势力。

  农民运动的兴起,对豪绅地主的惩办,使整个农村出现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好革命形势,大大鼓舞了广大农民的革命斗志。一些农民见到农会干部就竖起大拇指称赞道:“共产党是真正领导穷人革命的!”“现在揭了盖子,革命要革到底。” [2]

  二

  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黄安地区进行了疯狂的“清剿”,到处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郑位三也是被通缉的一个面对白色恐怖,中共黄安县委中一部分动摇分子先后脱离革命。郑位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改选了县委,并代理县委书记。他同戴季伦、陈定侯、曹学楷、吴焕先、戴克敏等共产党员一起,“继续领导各区的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 [1] 。

  1927年9月中旬,郑位三根据黄安县委的决定,同陈定侯等人一道去武汉,“找党的机关取得联系,接受指示”。 [2] 他在汉口法租界协和里五号,见到了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并向他详细地汇报了黄安县的斗争情况。罗亦农向他们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发动农民进行秋收暴动的决定。在谈话过程中,罗亦农还拿出“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和中央临时政治局通告及一份鄂南秋收暴动计划给郑位三等看,要他们“立刻返回黄安,参照鄂南的计划,组织暴动”。 [3]

  郑位三等听了罗亦农的谈话,明确了前进的方向,革命热情更加高涨。当时虽然正值中秋佳节,但他们“已没有心思过节” [4] ,不顾疲劳,日夜兼程,迅速回到了黄安。

  郑位三回到黄安后,立即在七里坪文昌宫主持召集留在黄安坚持斗争的县委委员曹学楷、戴克敏、吴焕先、吴先筹等人开会,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北省委拟定的武装暴动计划。大家听了深受鼓舞,高兴地说:“我们找到出路了!”“我们有奔头了!” [5] 在热烈的气氛中,大家对中共中央的决议精神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制定了中共黄安县委的暴动计划,并组织了新的县委,郑位三任县委书记,吴焕先任组织部部长。

  在县委的领导下,从9月下旬到10月间,黄安各区先后多次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八七”会议精神,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号召广大农民实行土地革命,举行武装起义。广大贫苦农民热烈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纷纷拿起大刀、长矛,扛起锄头、扁担,架起土枪、土炮,到处搜捕土豪劣绅,掀起了著名的黄安(农历)“九月暴动”。暴动农友没收地主财产,打击反动势力,仅七里、紫云两区,在三四天内便打死几十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

  当时,县委其他同志都分别到各区去发动群众,郑位三留在县城主持县委日常工作。县城敌人活动比较猖狂,郑位三又没有自卫武装,有些同志劝他早点转移。他说:“职务在身,不能离开。” [1]

  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在国民党反动派和豪绅地主的疯狂进攻下,“九月暴动”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为了继续领导人民进行斗争,县委又决定派郑位三和戴季英等再到武汉向省委“请示工作” [2] 。郑位三因身体不好,加上20多天的旅途奔波,刚到武汉就病倒了,由戴季英一人向湖北省委汇报情况。省委根据戴季英的汇报,决定组建鄂东特委,统一领导黄安、麻城地区的革命斗争,并派王志仁任黄安县委书记。郑位三因病卧床40多天,未能参加1927 年11月1 3日的黄麻起义,但他在病中仍然很关心这次斗争。

  郑位三病愈后,国民党反动派正在武汉大肆搜捕共产党员。他在武汉地下党的掩护下,隐蔽在武昌流芳岭一个老中医舒少轩的药铺里。不久,通过舒少轩的介绍,他又被转移到江西省九江市一个药店里当店员。1928年夏,郑位三打听到参加黄麻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已返回黄麻老区开展游击战争,便于同年7月经过长途跋涉,从九江回到了黄安柴山保。从此,他与吴焕先、戴克敏、吴光浩、吴先筹、王秀松、戴季英等在柴山保地区,为创建工农红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1928年7月下旬,工农革命军和黄麻地方党的领导人在柴山保的尹家嘴开会,决定将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郑位三被推选为军政治部秘书长。尹家嘴会议还决定恢复中共黄安、麻城等县委和区委,以改变军队和地方党组织不分的现象,郑位三兼任黄安县委委员和县委秘书长。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同年10月重建了鄂东特委,郑位三担任鄂东特委宣传委员会的委员。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任务是搞政治宣传,日常工作是“规定宣传口号标语,撰写宣言,印刷并分发宣传品” [3] 。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刻印标语、传单常由他一人承担,印好后再交给群众到处散发张贴。那时,“在黄安,我们的传单标语是贴满了各乡村的墙壁” [4] 。他还发动部队战士,“经常三五人组成一组,分散在鄂豫要道的凉亭、茶棚等歇脚处,向赶集的农民和行商、摊贩宣传革命道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工农革命军是穷人的军队”。 [1] 郑位三特别重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根据鄂东特委的意见,对一些比较开明的上层分子争取他们中立,对于同情革命的分子则争取他们支持;对红枪会,则派人打入其内部,争取一般成员。经过艰苦的工作,上层分子逐渐分化,红枪会成了有利于革命的武装,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

  1929年春,鄂东特委举办了党务干部学校,抽调县委以下干部进行训练,每期20余天。郑位三担任训练班的教育主任,多次向学员讲课,结合当时的革命斗争实际,生动具体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受到学员们的欢迎。

  郑位三对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非常关心。他在1929年6月12日先后起草了《鄂东北地区特委苏维埃问题决议案》和《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等解决土地问题的文件,对党在土地革命中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问题作了正确的说明。他还针对当时出现的侵犯中间阶级和中农利益的“左” 倾错误,提出了许多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具体政策。如:规定中小商人得享其资本企业,有营业自由权;凡豪绅反动派的家属,经当地革命团体证明无反动嫌疑者,也可以分配土地;没收分配土地时不得侵犯自耕农利益;等等。它“是土地革命前期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中比较早的区域性的土地法令” [2] 。

  郑位三还特别关心根据地的政权建设。1930年2月7日,作为黄安县委书记的郑位三,为了贯彻鄂豫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作出的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定,主持召开了黄安县七里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七里区苏维埃。接着,黄安各区、乡的苏维埃纷纷建立。在此基础上,1930年春,正式成立了黄安县苏维埃政府。

  为了统一党对鄂豫皖边区的领导,1930年3月成立了中共鄂豫皖特委。同年秋天,在特委领导下成立了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至此,鄂豫皖边区党、政、军的领导完全统一起来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从这时起直到1932年10月,郑位三先后担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特区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和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等领导职务。他在苏维埃政府内主要分管财政经济工作,为红军解决给养问题。为此,他狠抓了农业生产,并组织苏维埃政府机关和部队的工作人员投入生产,帮助农民抢种抢收。此外,他还发动群众因陋就简办起了兵工厂、红军缝纫厂和被服厂等军用工厂,不少地方还建立了盐厂、染坊、五金制造厂、造纸厂、铁工厂等。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投机商人的破坏活动,郑位三通过各县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商业合作社,负责组织物资交流,开展商业贸易,还用免税、贷款、武装护送等方法,鼓励小商小贩通过各种渠道,从白区输入食盐、布匹和军用品,解决苏区军民的物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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