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家楚图南简介资料生平经历 楚图南怎么死的夫人叫什么

　　投身革命

　　楚图南，1899年8月28日( 农历七月二十三日) 出生在云南省文山县( 原称开化，后废府置县更名为文山) 一个几代书香但家境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相传祖籍陕西，明代洪武时先祖随军入滇。祖父盛毓兰，是文山地区知名的塾师，颇重家教，深为乡人尊崇，因积劳早逝。父素盛福祥，因见先祖盛、楚两姓并列同用，为嗣先祖楚姓，更名为楚宝，( 字晓棠)。父亲自幼豪爽仗义，乡里强人对他皆敬而远之。后来在母亲规劝下，闭户苦读并应童试夺魁。他早年不满清政府无能腐败，丧权辱国。立志以学识图富国强民之路。清末废除科举制后，离乡赴昆明。涉薪学，始笃信康、梁改良学说，后服膺孙中山民主、民族学说。辛亥革命后，更以开发民智为己任，与友人在昆明创办《云南旬报》宣传新知，反对袁世凯复辞帝制，主张共和。云南成立护国军后，曾加入蔡锷第一军入川。父亲的人生选择和理想追求，对楚图南涉世之初的发蒙产生很大影响。

　　1905年楚图南六岁时，母李氏病逝。父亲长年在外谋生，童年失恃的楚图南只得依附亲属，先在一家私塾陪读，后入文山一所新办小学读书。1913年，楚图南怀揣一位亲戚送给他的几个银毫子，离开文山，远去昆明寻找父亲，继续求学。

　　楚图南天资聪颖好强，到昆明后先就读于兴华小学，后考入昆明联合中学。昆明联合中学是一所由云南11个县筹资联合在昆明开办的学校，教学质量和师资力量在当时的昆明堪称一流。该校主要培养省内边远县份的优秀学子。规定年考成绩前三名的学生可以免交下一年的学费。由于经济上的窘迫以及他争强图进的性格，楚图南连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令众学子眼热的殊荣，受到校方以至省内高层人士的注目和蜘曲。课余时间，他还找些誊写文稿工作，以取得一些额外的微薄收入补贴生活或购书之用。

　　1919年前后.随着北京出版的一些刊物杂志传入昆明，学生中提倡白话文的主张日盛。更有许多学生自发组织读书会，学习和研究提倡科学、民主的新思想和新观点。图变革、求发展的思潮在当时昆明学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后，昆明的中学生也走上街头。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并到日本在昆明的一家大商行“保田洋行”门前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凭着一股爱国热情。楚图南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并在《云南旬报》发表了一些爱国文章。

　　1919年夏，楚图南在昆明省立联合中学毕业后，顺利通过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现北京师范大学前身) 的预考，取得了云南省教育厅官费资助的初步资格。楚图南父亲坚决支持他进京求学，并多方为儿子筹措路费。当时昆明一位家业殷实的老者得知此情后，立即慷慨解囊，拿出60块大洋资助楚图南北上应试。楚图南从昆明出发，经越南海防，乘船转道香港到上海，继由上海北上。待赶到天津时，所带盘缠全部用完，行程难继。多亏下榻的一家小客栈老板同情他的境遇，不仅免收住宿费，还借给他三块大洋，这才辗转赶到北京。由于行程路遥，在天津耽搁，到京后，原拟报考的高师英语复试已经结束。楚图南凭藉扎实的基础，经过几天重点复习，参加了史地部的复试，并顺利被录取。

　　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筹划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并带来了一些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书刊，高师工学会由此分到一些书刊，于是，立刻组织成员翻译学习。楚图南开始得以初步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理论。

　　经许兴凯介绍，1921年楚图南结识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1922年春，楚图南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年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蔡和森来到北京开展革命活动，并参与指导北方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楚图南等高师青年团组织的负责人曾向蔡报告了该校团组织的工作和活动情况，并接受开展宣传活动的指示。

　　随后，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协助下，楚图南等人创办了一份宣传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小报，取名《劳动文化》。每期小报出版后，楚图南即送给李大钊，聆听李大钊对改进文章内容的意见和建议。李大钊对该报给予积极评价，并曾于1923年初，介绍两位自莫斯科回国途经北京的日本共产党员与楚图南等座谈。《劳动文化》是一份不定期的八开本铅印小报，共出版了四期，为该报撰稿的有蔡和森、向警予、施复亮、许兴凯等人。创办《劳动文化》对开阔楚图南的政治视野产生了积极作用。例如，蔡和森为该报撰文，介绍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领导、组织“工学互助会”经验，提出马克思主义要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走俄国工人阶级道路，发动劳工运动的观点。施复亮用“一知”笔名在小报上介绍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发展之路。此后，楚图南在与许兴凯等人创办的《教育新刊》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分析中国教育现状，认为“命令不能出国门”的中央政府只会下命令压制学潮，无力振兴中国的教育，惟李达、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摆脱社会制度的束缚，脱离金钱臭味”，“一洗数千年来中外教育界之污点与耻辱”[1]。中国应创造劳动阶级所需的新文化，高唱“劳动神圣”赞歌，“突破黑暗，创造我们的新理想[2]，“联合起来，作武力革命，推倒这个旧社会的死尸，建设未来的新中国”。[3]

　　1923年，北京区党组织机关被敌人注意，被迫紧急转移。为躲避反动军阀的追捕，蔡和森只身一人来到高师，楚图南立即把他安置在编辑《劳动文化》小报的房间里，白天紧闭窗户，房门反锁，到深夜送去当天的报纸和一些刊物以及面包等一类的食物。期间，楚图南几次受蔡和森的委托到北方区党组织机关探听消息，并按照蔡给他的地址，通过接头暗号与宣武区冰窖胡同一所宅院内的“女佣人”取得了联系。后来他才得知，那个“女佣人”即是向警予。

　　在高师学习期间，楚图南勤奋读书，撰写了许多学术论文。1920年至1923年，他先后在《教育声》杂志上发表了《云南职业教育商榷》、《心理学上人性善恶之研究》、《怎样养成成功的习惯》、《教育之目的与原理》、《应用心理学述论》、《释劳动》、《美学新论》等文章，在《史地丛刊》上发表了《对云南少数民族的风土习俗、语言文学的考察报告》、《云南土人状况》等论文。 1923年春，楚图南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在北京高师的学业，到安徽省阜阳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实习。临行前，根据李大钊意见，他广泛接触青年学生，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进行革命宣传，赢得了当地学人的信任和尊重，结了不少朋友。同时，他还开展社会调查活动，对当地人民因水患和军阀混战生活困难、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勤劳、性格强悍、风气纯朴的民情有了深刻的了解。

　　1923年底，完成了在阜阳教学实习的楚图南回到北京，领到了高师颁发的毕业文凭。楚图南和北大毕业的陈小航(罗稷南)结伴于 1924年初回到昆明，在省立一中担任教师。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潮流推动下，昆明的形势同几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学生和青年运动得到了很大发展。回到昆明后，楚图南除在省立一中任职外，还到省立昆华女中和省立成德中学兼课，结识了一大批学生。他根据党的指示，介绍进步书刊，开展社会调查，团结进步学生，组织读书会，与学生共同研讨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和经验。

　　1924年6月，楚图南撰写了题为《师范生服务问题》一文，指出：现在的师范教育，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但改革“必须在新社会组织成功之后始能实现，绝不是现社会制度下所能做到的”，他主张，新师范教育，教师要具备广博的学识;要以人格的感化打破条文整缚，让学生如其所愿读古今中外各种名作，予学生陶冶性情和修养人格的机会;教师应视教育工作为“服务人类”的神圣事业，师范教育应“先教他们以怎样做人，然后才教他们以怎样教人。”

　　派往东北、山东、上海开展革命活动

　　1925年冬，根据李大钊的通知，楚图南赶到北京。李大钊告诉他：现在东北很需要人，你可以利用教师的公开身份，在青年学生和文化教育知识分子中间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大革命的形势。李大钊还就工作方法、策略、要求和接头人等事宜做了具体指示。

　　1926年初，由杜继增介绍并由李大钊批准，楚图南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2]。随后赶赴东北，与东北特区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出席了组建中共北满地委的哈尔滨特支扩大会议。此后，他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女一中以及长春二师学校担任教师，并经常在吉林毓学文中学，吉林一中、五中等校讲演。在教学及与广大青年学生接触中，楚图南组织学生成立读书会、学习会，举办文娱、体育和演出戏剧等活动，利用通授课和课余时间向学生介绍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介绍河上肇《经济学大纲》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

　　1926年6月，作为哈尔滨特区党组织承担文教和宣传工作的楚图南，参加创办了文艺刊物《灿星》(后改为《国际协报》副刊)。他在《灿星》上连续发表了十余篇杂文、诗歌、话剧和歌剧剧本、散文等文艺作品。这些作品或严厉抨击反动社会制度，或通过怀古抒发反暴政、争自由、求解放的渴望，或寄语有志青年奋发向上，或反映广大民众悲惨的生活境遇。

　　1926年底，楚图南受吴丽实的委派，回到北京，向李大钊报告了哈尔滨特区党组织在东北活动的情况和面临的严峻形势。李大钊指示说，随着北伐和大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活动还要扩大，东北地区也要成立新的机构。李大钊还告诉他，尽快返回东北继续开展扩大组织和宣传活动，但要注意隐蔽，不要过于暴露。已查封的报刊就不要恢复了，聚集力量，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1]。

　　当时，任哈尔滨市委负责人的任国桢没有固定住址和公开身份， 1927年至1928年间，任国桢和鲁迅之间的书刊和信件往来都是通过楚图南转交的。 1928年春，鲁迅在一封经楚图南转交任国桢的信中，流露出在上海受到不公正围攻的不满，表示要读一些马列关于文艺理论方面的书刊，并希望任国桢介绍一些书目给他。为此，任国桢与楚图南商量后，与中东铁路局在哈尔滨附设的一个图书馆馆长季托夫取得联系，并撰写了一个书目(包括中文、英文、俄文)寄给了鲁迅。后来，鲁迅在一些书刊介绍和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作品，其中有些就是这份书目中提供的。1928年秋，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闭幕后，周恩来、罗章龙、王德山等一部分代表取道西伯利亚，从绥芬河秘密过境，到达哈尔滨。楚图南即将所知的上海文化界，特别是鲁迅信中反映的情况，通过暂住在楚图南家中的王德山向党组织作了汇报。据说当时周恩来明确表示：鲁迅是一个有影响、不满现实但一时又找不到正确出路的作家，党应该团结、争取他，并说，组织上对鲁迅的工作会有考虑和安排[2]。

　　1929年，东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楚图南只得暂时撤离东北，前往山东省泰安省立第三中学教学，后通过党组织与当时山东省教育厅督学的关系，被介绍到曲阜省立第二师范任文史课教师。他以钻研业务为由，组织青年学生开展读书、学习讨论活动，辅导进步学生分析中国和世界革命形势，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引导学生更好地了解国内外的革命，楚图南从上海买回满满两柳条箱进步书籍，给青年学生传看。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布置安装，楚图南在曲阜二师任课工作期间，不直接参与发展组织工作，重点在青年学生和部分教师中进行宣传和教育工作。国民党当局很快注意到楚图南在曲阜的活动，并指示曲阜县党部抓捕。闻讯后，楚图南在曲阜二师校长的帮助下，于1929年下半年离开曲阜，到济南省立第一高中任国文教师。1930年5月，他先后两次向全校师生作了“五四运动、十月革命对我们的影响”和“在中国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割据的任务”的演讲[1]。鼓动广大青年起来，反帝反封建。国民党当局侦知楚图南在泰安、曲阜等地活动，下令通缉。楚图南和胡也频、丁玲等济南一中的教师遂离开济南至青岛。再经北京北上哈尔滨，在哈尔滨第一女子中学任教。

　　1930年底，楚图南在哈尔滨被捕，作为当时东北地区的“共党要案”。在受审过程中，楚图南坚守党的秘密，不向敌人提供任何不利于同志和组织的供词，使敌人抓不到任何证据。他在提交的“供状”中写道：“……虽有时含痛含哀，言多悲沉;有时意气蓬勃，言多快意;以此间有不谨之言，出之口头，流于笔端，至社会上，友朋间，疑忌丛生，误会叠出。然实与任何团体，任何组织，任何党派，了无关系……”[2]。由于反动当局没有从楚图南口中抓到任何“共党活动”的口供和证据，特别是案发后东北社会各界纷纷声援，连天津的《大公报》也载文对此案受害者表示同情和声援，迫于压力，反动当局只好将拟判的死刑改判为有期徒刑。吉林省临时军法会审处于1930年12月以“灌输背戾之学说”，“误尽青年，反背党国”，“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罪名，判处楚图南9年零11个月有期徒刑，关押在吉林监狱。入狱不久，在党组织和朋友的帮助下，楚图南等“政治犯”从普通牢房转到一间较为宽敞的“优待号”。在那里，楚图南开始了铁窗生涯。

　　楚图南被关押在“优待号”，狱外的同志和朋友设法打通各种关系，辗转托人，不断把收集到的一些外文书刊、报纸送进牢房，其中有高尔基、托尔斯泰、罗曼·罗兰、涅克拉索夫、萧伯纳、屠格涅夫、布哈林、尼采等人的著作，还有英文版的《莫斯科日报》、美国共产党出版的周刊《新群众》等。为此，楚图南一面不失时机地指导同监的青年学生学习这些读物，每天给他们授课讲解，并且规定要完成的“作业”，一面也得以较系统地阅读一些外国名著，并且着手进行翻译。没有纸张，他就把译稿抄录在用收集来的烟盒纸装订成的小本上。在狱中的几年，楚图南翻译了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自传体文学作品《看哪，这人》和反映尼采哲学思想的格言语录体作品《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等作品。在白色恐怖中，死神随时都可能闯入充满令人窒息的牢房，身陷囹圄的楚图南曾一度笼罩在无助、孤寂、幻灭乃至失望的重雾下，他不时以鲁迅在《唐宋传奇集》序列中流露的“顾旧乡而不行，弄飞光于有尽，嗟夫，此岂所以善吾生，然而不得已也”、“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的心境对照自己。当他“扪着铁的严肃，在死的战栗，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1] 翻译尼采的作品时，对尼采作品中那种反对社会现实，冲决一切罗网羁绊的呐喊，那种对未来“超人”世界的渴盼产生了强烈共鸣和无限联想。他赏味了尼采所张扬的对时代叛逆的精神和侮蔑世道的勇气，“度过了一段绝望和幻灭的生活”，终于冲破了“死和黑暗的严肃与无助”，如涅架中更生的凤凰，“由毁灭到创造，经过战栗和斗争，渡到更遥远的未来，光明的未来……”[2]

　　在狱中的几年间，楚图南笔耕不辍。1932年，经朋友介绍帮助，他在狱中创作的论文集《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该书共收有七篇散文，其中《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一文，作者运用假梦寓意的表现手法，用诗一样的语言，叙述了一个人驭梦巡游崭新国度的故事。

　　1934年6月，伪满洲国“政府”宣布全境“大赦”，楚图南因此获释出狱，在友人的帮助和安排下，出狱第二天便离开长春，回到北平。

　　出狱后，楚图南暂时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过去一同工作的同志、教师，有的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和绞架下，有的落荒而颓唐。楚图南怀着沉重而压抑的心情，于1934年夏走进了河南开封北仓女中(现为河南大学附属中学)的校园。为教好该校高中的历史和国文课程，他精心选编了一套国文教材，深受学生欢迎。他要求学生多读古今中外名著，启发青年用书中高尚的情操陶冶心灵，潜移默化地对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在险恶环境下，他巧妙地利用合法手段开展进步宣传，例如，为参加开封市举行的演讲比赛，他亲自为参赛的学生撰稿，歌颂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人物热爱祖国，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气节。他的教学和革命宣传活动赢得了一大批进步青年的拥戴，使得许多青年开始自觉地思考人生价值的意义，追求美好新生活[3]。进步师生把楚图南等教师聚居的小院誉为“储存着火花，护卫着火花，又在传播着火花”之地。在北仓一年多的教书生活，使楚图南精神境界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净化过程，一次充满活力的进取过程。“我好像一匹落荒的战马，以偶然的机会，闯进了人间最美的花园”，在美好与丑恶、光明与黑暗的对峙中“不敢有一刻的苟安和懒忽……我们的生命总得是无尽的创造和征战。”[1]

　　1935年冬，组织上拟派他前往莫斯科因故未果，随后改名楚曾，经郑振铎介绍到上海暨南大学任史地系教授。在上海工作期间，他写出了包括六篇散文在内的《开封随笔》，根据英文版翻译了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集《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翻译了美国平民诗人惠特曼的诗集《草叶集》和《大路之歌》，编译了《苏俄的诗歌》和《德米尔诗抄》等。

　　楚图南在担任暨南大学史地系教授期间，撰写、翻译了大量关于地理学理论方面的书刊。1936年他在《地学季刊》上先后发表了《人文地理学之发达及其流派》、《近代地理测绘术及地图学之发达》、《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凡》等论文，还翻译了瑞士地理学者迪金森等人所著的《地理学发达史》一书。他在这些论著中，“从地理的研究，触及了中国历史的文化、社会和民族的各方面，并可以得到解释和处置了这些问题的重要而有价值的结论”[2]。在《人文地理学之发达及其流派》一文中，运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人类历史和社会因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的观点，强调“自然环境是终决的规定，但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影响，则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发生的经济关系为媒介而主要地影响于人类”的见解[3]。他在批判近代地理学理论中关于唯崇环境万能观点和视人类活动为自然之王观点的基础上，揭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大旗，指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更应当应用了这个观点，避去地理唯物论者的武断和鲁莽的灭裂，也消除了唯心论者的揣想和附会。这样的历史地理学才能指示出人类自然环境中的辩证的发展，和社会未来的创化和进化的途径。”[4] 为此他提出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范围应包括地史和地形，历代建都考、历代政治区划、历代争战地理研究、海陆通道、河道变迁之势、历代水利和土地政策和历史地理所涉及的中国历史问题和历史地理学与中国现代政治社会发展等九个方面的内容。

　　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占上海。年底，楚图南携妻彭淑端和年仅九岁的长子楚泽清(后名楚庄)离开上海，取道香港和越南海防、河内等地，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