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闻一多资料简介生平事迹故事 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第4页]

时间:2017-10-26 17:42:09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

  觉醒后的闻一多,自觉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到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及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群众斗争中去。由于党和进步力量的作用,也由于云南地方势力与蒋的矛盾,使昆明当局对民主运动一般采取不干预的政策,昆明于是成了大后方著名的“民主堡垒”,闻一多则是这个民主堡垒中的一位十分出色的斗士。他积极参加民盟活动,曾担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省支部宣传委员。根据党的意见,他和楚图南、吴晗、李公朴等民盟其他领导人一道,促成了昆明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

  1944年,国民党政府突然宣布3月29日为青年节,这引起了联大师生的一致愤慨。闻一多更是怒不可遏,他说:“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干!”[1] 于是,他们在红五月里组织了一系列纪念五四运动25周年的活动。与此同时,联大校园内的“民主墙”也更加活跃起来,各种壁报吸引了校内外的许多学生。5月3日,历史系在联大最大的南区十号教室举行“五四”座谈会,到会者三百余人。闻一多在会上谈了自己当年参加五四运动的情景。这使广大学生非常吃惊,才知道闻先生原来还是五四运动的一员健将! 于是更增添了对他的敬仰之情。闻一多说:“五四时代我受到的思想影响是爱国的,民主的,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团结起来救国。”[2]

  5月8日晚,中文系在民主广场召开了主题为“五四运动与新文艺运动”的文艺晚会,由系主任罗常墙和教授闻一多联名发起,还邀请了冯至、朱自清、孙毓棠、沈从文、卞之琳、闻家驷、李广田、杨振声八位教授发表演说,到会者近3000人,比历史系的规模要大得多。当大会进行时,突然下起雨来,大多数学生坐在草坪上未动,但也有少数人站起来去躲雨,混在会场中的一些特务和三青团分子想乘机捣乱,但不敢贸然行动。这时,只见闻一多站了起来,极其坚定地说:“当今暴风雨来临的前夕,这一点点毛毛细雨,就可以让一部分人躲避在墙角下,那些不怕下雨的人,请走回群众当中来!”[3] 在他的号召下,一些躲雨的学生纷纷回到草坪上。晚上十点多钟,天上的月亮从云中钻了出来,皎洁的月光给整个草坪镀上了一层银色,闻一多正在做总结发言。他指着初从云中钻出的满月说:“月亮出来了,乌云还等在旁边,随时就会给月亮盖住。我们要特别注意……要记住我们这个五四文艺晚会是这样被人阴谋破坏的(中文系本来在5月4日晚上就召开了一个晚会,但会议刚开始,国民党特务分子就割断了电线,造成整个会场一片黑暗,使会议不欢而散——引者注);但是我们不用害怕,破坏了,我们还要来! 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干! 我们还要科学,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势力!”[4] 闻一多的精彩演讲,把晚会的气氛推向了最高潮。

  1944年纪念“五四”的活动既是联大民主爱国运动的新起点,也是闻一多由一个诗人、学者变成民主斗士的转折点。

  同年7月7日是抗战七周年纪念日,党决定通过纪念抗战的活动,来推动民主运动的开展。这天晚上,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省立英语专科学校的学生联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时事报告晚会。这是“皖南事变”以后在昆明召开的第一次公开讨论现实政治问题的群众集会。消息传出以后,群情振奋,特务恐慌。开会时间还没有到,至公堂内外已经挤满了学生和市民,估计约有近4000人。国民党军政当局想要取消这次集会已经为时太晚,于是只好让云大的特务训导长出面宣布:教授们演说时只能谈学术问题,不得涉及现实的政治。晚会开始时,闻一多听说这个会是讨论政治经济问题的,他自认为没有发言权,只是想来听听。这时,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数学家)登台大讲数学,说什么无论数学多么复杂,都可以按规律演算出来,但如果随意改变公式,就会错得一塌糊涂。据此推断,他得出的结论是:国家大事要听从政府指挥,不可乱变,学生要念书,不应谈什么政治。熊庆来的这一番显然是受人指使的“高论”,着实惹火了台下的听众。闻一多“嚯”地站了起来,要求发言,全场顿时报以热烈的掌声。他控制了一下自己被激怒了的情绪,尽量平静地开始发言:“今天晚会的布告写得很清楚,是时事报告晚会。我对政治经济懂得太少,所以是特来向诸位有研究的先生请教的。但是看得很清楚,有人却并不喜欢这个会,不赞成谈政治,据说那不是我们教书人的事情。”[1]

  说到这里,闻一多停了一下,提高了嗓门继续说:“我的修养不好,说话容易得罪人。好在大家都是老同事,老朋友,虽然意见有不同,可以提出来讨论。”接着,他的眼光扫了一下熊校长,不客气地说:“深奥的数学理论,我们许多人虽然不懂,这哪里值得炫耀?又哪里值得用来吓唬人?今天在座的谁没搞过十年二十年研究?谁不想安心研究?但是可能吗?我这一二十年的生命都埋葬在古书古文字中,究竟有什么用?究竟为了什么人?不说研究条件,连起码的人的生活都没有保障,怎么能再做那自命清高,脱离实际的研究?”闻一多越说越激动,长胡子气得直抖。他忍不住大声吼道:“国家糟到这步田地,我们再不出来讲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管,还有谁管?”[2] 闻一多就是这样,用“学生要管事”的论点有力地驳斥了“学生要念书”的论点,使全场听众欢欣鼓舞,也使胆小怕事的熊校长在台下坐立不安,他不时地小声辩解:“闻先生,你误解我了,你太误解我了!”事后,昆明地下党的同志请华罗庚去做熊庆来的工作,熊庆来表示理解地说:“是训导长让我去的。我上了特务的当。我不该去,你见到一多,帮我解释一下。”闻一多得知此情后,也不无歉意地说:“当时不得不这样啊。自然,我讲话太嫌锋利了一些。”[1]

  闻一多积极投身到民主运动中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假献殷勤,千方百计地想利诱收买他。国民党西南联大中央直属区分部委员陈雪萍几次想拉闻一多加入国民党,对他说:“你这二年来喜欢公开讲话,加入了国民党后,讲话更自由了,成了自己人,更可以随便讲话了。再说入了党,生活上也会得到一些帮助。”闻一多敏感地意识到这是国民党害怕他讲话,企图封住他的口的一个阴谋。他义正辞严地说:“他们想封住我的口是封不住的,人民需要我讲话。这班腐烂透顶的垃圾,大后方的人民迟早会起来清除他们的!”至于说到什么“生活上的帮助”,闻一多更是气得脸色铁青,他认为:“这简直是对我的污辱!”[2]

  1944年暑假的一天,进驻昆明的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在北校场军部举行时事座谈会,邀请了闻一多、吴晗等11位教授参加。闻一多在耐着性子听了几位高级军官的发言以后,实在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他无所顾忌地站起来说:“刚才听了诸位的讲话,特别是军部几位先生的讲话,知道了不少情况。以前我们看到各方面都没有办法,总以为军事上或者好些。现在才知道军事上也并不妙。这种现象如果继续拖延下去,国家前途如何得了?抗战前途更是不堪设想! 看来,现在只有一条出路了,那就是——革命![3]”闻一多在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部里高谈“革命”,使全场顿时哑然。

  闻一多在民主运动中,还积极帮助那些仍旧埋首书斋的知识分子觉醒,投身到爱国的斗争中。那时有一些教书人面对“国破山河在”的局面痛心疾首,但又找不到出路,因而陷入极大的苦闷彷徨之中。费孝通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一篇题为《鸡足朝山记》的游记中,借景抒发了这样的心情:面对日寇飞机的轰炸,家庭生活的重压,“心里好象有着刺,拔不出来;要哭,没有泪;想飞,两翅膀胶着肩膀;想跑,两肩上还有着重担。我沉默了,话似乎是多余的。光明在日子的背后。”闻一多看到这些话,感到作者过分的消极。一年后,费孝通从美国讲学归来,闻一多对这种情绪提出了诚恳的批评意见,指出:“这往往是知识分子对现实无可奈何的一种想法,我自己过去就有过,而且钻进故纸堆,就象你们知道的,听任丑恶去开垦,看它造出个什么世界!结果呢?明哲可以保身,却放纵反动派把国家弄成现在这样腐败、落后、反动,所以我们不能不管了,决不能听任国民党反动派为所欲为了。”[1] 一席语重心长的肺腑之言,温暖了费孝通的心。费孝通作为民主运动的一个“新兵”,决心向闻一多等先进同志“学步”[2],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利诱收买闻一多的阴谋失败后,就放出空气,说什么教育部将解聘闻一多,特务也将暗杀他和别的民主人士。面对反动派的威胁、恫吓,闻一多的亲属、师友、学生都替他担心。有的学生恳求他“爱护自己一点,因为今天讲真理的人太少,我们经不起敬爱的长者们的损失”。闻一多听后十分激动,噙着热泪表示自己绝不能因为反动派的恫吓就退出战斗,“这是做人的态度,……我不懂政治……可是我还要做人,还有良心……”[3],听者无不动容。

  1944年12月25日,是云南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起义三十周年纪念日。党决定通过纪念活动,组织发动广大民众,把民主斗争推向新的阶段。闻一多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他在群众大会上问道:“30年了,居然国家还像30年前一样,难道袁世凯没有死吗?”

  群众一起回答:“是的,没有死!”

  闻一多接着回头对坐在主席台上参加过当年护国起义的老先生们说:“你们比我们清醒,你们知道应该怎样对付袁世凯! 护国起义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民主就必须打倒独裁。”

  纪念会后举行了空前规模的大游行,闻一多和吴晗等进步教授走在队伍中间。“继承护国精神”、“扩大民主运动”的口号声,响彻在昆明闹市的上空。游行队伍解散后,学生们又将闻一多等围住。他看到民主力量日益高涨,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用诗一般的语言对同学们说:

  我们胜利地纪念了“护国纪念”三十周年。

  你们看,我们的队伍这么长!

  这是人民的力量。

  因为是人民的力量,所以它是伟大的,谁也不敢抵挡!

  这是时代的洪流,它要冲垮一切拦在路上的障碍。

  1944年就要过去了,我们要更好地迎接1945年!

  让那些嫉妒我们,害怕我们的人发抖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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