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周立波简介资料生平经历 周立波一生的革命活动和文学成就

　　一

　　周立波，原名周绍仪，字凤翔，又名周奉梧，笔名有张尚斌、雅歌、张一柯等。1908年8月9日(即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三日)，诞生在湖南省益阳县资江畔邓石桥清溪村。

　　周家世代务农。祖父周垂绅，除种田以外兼做米生意;父亲周仙梯，是周家祠堂少有的读书人，当过私塾先生、学堂庶务、学校校长。周仙梯为人正直、老成，思想开明，对辛亥革命很表同情。这些都给幼小的周绍仪以积极的影响。那时，周家十几口人，仙梯公靠着祖辈遗留下来的贫瘠田地、小块油茶山、几间竹木老屋和自己一点微薄的薪俸养家糊口。尽管辛苦劳作，精打细算，全家仍然是不得温饱。幼年的周绍仪，很小就跟叔叔、哥哥和姊妹们一起放牛砍柴，参加农田劳动。

　　5岁时，周绍仪在父亲任教的私塾发蒙。两年后，正式进周姓祠堂私塾就学，先生是他的堂哥周炳卿。1918年秋，插入县立第一初级小学二年级读书。 1921年秋，周绍仪考入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即龙洲书院)，编在14班[1]。1924年秋，在1000多名考生中，周绍仪以优异成绩考入长沙省立第一中学，编入30班。因时局动荡，一中三年换了三个校长。周绍仪印象最深的是王季范(毛泽东的表兄)校长。王校长亲自发给了他初中毕业文凭。在教师中，给周绍仪以重大影响的是徐特立、周谷城先生。徐特立、周谷城两先生积极传播五四新思想，带动其他教员给学生们选讲鲁迅的《故乡》等新文学作品。在先生的鼓动、启发和教育下，周绍仪自1926年开始注重新文学，接受五四革命思潮的熏陶。他和班上同学吴培元、张金阶、唐之华、刘宗汉等一起，发起组织了进步读书团体“夜钟社”。

　　1926年秋，周起应(即周扬，时与周绍仪的表哥林伯陶同是上海大夏大学与国民大学的学生)经长沙去上海。周绍仪由其表哥引见，结识了周起应。周起应给他谈尼采、庄子等的哲学思想，向他介绍五四以来的新思想、新文学，讲述鲁迅、郭沫若等进步作家的作品。这些都大大开阔了周绍仪的视野，进一步激发了他对新思想、新文学的兴趣和热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湖南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此起彼伏，热火朝天。周绍仪的大哥参加了当地农会组织，周绍仪也离开书斋，走向社会，积极投身到斗争的洪流中。他参加过街头集会和游行示威。在“又一村”教育会坪听过郭亮、夏曦、徐特立等共产党人和革命家激动人心的讲演，并广览《湖南通俗日报》、《向导》、《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报，从中接受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他热烈追求真理，立志献身革命。1927年四五月间，长沙教育会坪公开招收共青团员。周绍仪闻讯后立即去签了名。可是，还没来得及谈话和填表，5月21日，许克祥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把长沙投入到血雨腥风之中。

　　大革命失败后，长沙一片白色恐怖，学校被迫停课，周绍仪辍学离开长沙，回到家里。因家庭经济拮据，无力供他继续上高中。他遵父嘱，一度在县立第一高小和第二高小任算术教员，聊补家用。其间，表哥带他再度看望周起应。周起应劝他去上海，但因无路费，未成。他又听说在《湖南通俗日报》上发表进步文章的曾三是共产党员，于是在周起应陪同下，去找曾三，但曾早已离家他去[1]。在县立第二高小任教期间，他曾公开表示对刽子手、县团防局局长曹明阵的不满，大骂其屠杀工农的罪行，因而被人告发为赤色分子，受到曹明阵的严厉追查。后由校长张尚斌亲自作保，周绍仪才免遭杀身之祸。此后，周立波一直念念不忘这位师长，并在发表文章时，用张尚斌的名字作为自己的笔名，以示敬意。

　　1928年2月3日，为避曹明阵等国民党反动派加害，周绍仪抛妇别家，离开故乡，随周起应夫妇到了上海。

　　二

　　1928年，经过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洗劫后的上海，一片肃杀凄冷。最初，周绍仪住在公共租界劳勃生路东海里(后搬至北四川路余庆坊)，一边在亭子间里自修英文，一边留心职业广告，曾投考商务印书馆校对、电影演员、煤球公司跑街，均不中。后考取一家搪瓷公司的练习生，又让给了像他一样困苦的朋友刘宜生。1929年秋，他考取江湾劳动大学，被分配到该校经济系学习。因为他思想进步，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被学校地下党组织当作培养对象，并吸收他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同年11月6日晚，周绍仪受共产党员任浩璋和共青团员杭东流之约，一起在通往学校的煤渣路上，散发传单，被校方走狗发现。任浩璋和杭东流被校方开除。1930年2月和3月，周绍仪连续参加了上海南京路、法租界的游行示威，因而4月底，被校方以“品行不良”的罪名开除。

　　1930年5月初，周绍仪从上海回到了家乡。远离革命和斗争，使他痛苦非常。9月，他不甘寂寞和沉沦，再返上海。这期间，他和周扬合译了一部苏联小说——《狗胡同》(又名：《苏联大学生私生活》)。从此时开始，为表达自己立志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决心和热情，周绍仪正式启用英语Liberty(自由解放的意思)的译音“立波”作笔名。同时，又翻译了苏联卢卡契论小说的论文，以周绍仪原名在《北新》半月刊上发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经“劳大”同学夏传介绍，周立波到神州国光社当校对员。1932年上海“一· 二八”事件后，神州国光社爆发了工人的自发罢工，要求年关发双薪。周立波在张贴罢工宣言时，被工头汤福彪抓住，扭送到戈登路捕房拘留，三天后转至上海提蓝桥(西牢)监狱。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三次审理，4月以“煽动工潮”罪，判处周立波三年半徒刑。5月5日，国民党当局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其后遇大赦，减刑十个月。1933年11月20日刑满时，因周立波拒不接受官方让其自首坦白的劝告，又被送到苏州反省院继续服刑，直至1934年7月中旬才交保获释[1]。

　　经过两年铁窗生活的磨炼，周立波不但没有消极、感伤和颓唐，反而斗争意志更加坚定。狱中共产党员的英勇事迹深深教育了他，他的心和党贴得更紧了，他要求投入党的怀抱的愿望更迫切了。

　　出狱后，周立波先到上海，再回家乡休养了两个月。1934年9月又回到上海。在上海，周立波积极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5年1月，由周扬等介绍，周立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周立波一人担当了编辑“左联”秘密会刊的工作，并为会刊写了悼念瞿秋白烈士的文章和后记。由于经费紧张，会刊仅于6月出版一期，周立波就调任参加“左联”党团(时周扬任党团书记，何家槐是成员之一)，做过一些组织发展和联络工作。其间，又与王淑明、徐懋庸一起任《每周文学》(《时事新报》副刊)的编辑)[2]。

　　自1934年秋到1937年夏，周立波在参加“左联”活动的两年半中，一方面积极从事左翼文艺运动，写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评介我国左翼作家及作品，论述苏联进步作家及作品，介绍外国文学情况，探讨艺术规律的理论文章60余篇，翻译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秘密的中国》等外国革命文艺作品近百万字;另一方面，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现实面前，他又写下了一批洋溢着强烈爱国主义热情的诗歌和散文作品。在《可是我的中华》一诗中，他反复吟诵“我的中华，我的慈爱的母亲大地”，“我生是你的! 死也是你的”，他向祖国发出誓言：

　　我知道，

　　这是我还报母亲大地的爱的时候。

　　向苍天，我

　　默默的誓言：“用我所有一切的血和精力，

　　献给她，

　　去医治她的伤体，

　　去消灭她的仇敌!”[1]

　　同时，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现实下，周立波适时参加了倡导“国防文学”的运动，为宣传“国防文学”、促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写了大量的文章。这些文章，着重强调了“国防文学”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强调了“勤劳大众却是他们的主体”[2]。

　　三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周立波参加了郭沫若等发起的“文艺界战时服务团”，与左翼文艺界人士一起到街头募捐。9月，遵照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周立波与第二批文艺工作者一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途经西安时，与舒群转赴华北抗日前线任战地记者，并先后为我国采访的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与美国参赞卡尔逊做翻译。其间，周立波走访了晋察冀边区。边区军民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深深吸引了他，他在西安给周扬的信中，激情满怀地表示：“我打算正式参加到部队去，烽火连天的华北，正待我们去创造新世界，我将抛弃纸笔，去做一名游击队员。我毫无顾虑，也毫无畏惧，我要无挂无碍地参加华北抗日战争。”[1] 虽然周立波的这一愿望后来没有能实现，但却充分表现了他献身于民族解放斗争的赤诚之心。

　　同年10月中旬，周立波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向他和史沫特莱全面讲述了抗战以来的斗争形势。他又陪同史沫特莱一行抵达山西五台山地区八路军前方总部，会见了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任弼时总政治部主任。三位军政首长亲切地给他们讲解了八路军的战略战术及平型关大捷的辉煌战绩，同时，详细地给他们解释了中共中央刚刚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尔后，彭德怀又在万安单独接见了他们，再一次向他介绍了抗战的敌我斗争形势。周立波曾据此写成《彭德怀将军论抗战形势》一文，发表在汉口《新学识》杂志上[2]。

　　尤其使周立波不能忘怀的是，他和史沫特莱一起随同八路军前方总部南移的一段斗争经历。他们离开五台山，经太原，沿昔阳、辽县一带崎岖山路行军，进入汾河两岸平原，然后到达洪洞县。一路上，戎马倥偬，艰苦备尝。周立波不但很快学会了骑马，而且很快适应了战火硝烟，风餐露宿。部队常常是在日寇鼻子底下转，周立波多次亲临战斗前沿，和史沫特莱、舒群一起奔波在枪林弹雨之中，有时还帮着包扎救护伤员。

　　12月，周立波再次受任弼时派遣，陪同美国武官卡尔逊上尉到晋察冀边区访问。在50多天里，他们多次冲破敌人封锁线，几经辗转，先后走访了晋察冀边区的广阔战场，拜会了正率部与日寇殊死搏斗的我八路军著名将领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王震、徐海东、陈赓等，亲眼看见了根据地军民同日寇浴血奋战的动人场景，广泛搜集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些都为他后来的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素材。

　　次年春，周立波从晋察冀边区回到洪洞县八路军前方总部，朱德总司令接见了他，鼓励他写文章，向大后方的国统区人民介绍、宣传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接着，周立波到汉口写作。抗日军民的火热斗争生活给他写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被一种昂扬的革命激情驱使着的周立波，挥笔疾书，很快写出了报告文学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散文集《战地日记》。作品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歌颂了英勇的八路军前方将士和不屈的边区人民。

　　1938年夏秋之际，周立波受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委派，陪同苏联塔斯社军事记者瓦里耶夫到了江西国民党军顾祝同司令部，后再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会见了项英。11月，周立波调至八路军长沙办事处。长沙大火后，他受周恩来派遣，到湖南沅陵地区担任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并和廖沫沙、欧阳山、草明等一起编辑《抗战日报》。《抗战日报》在沅陵复刊后，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和统一战线政策，转载了毛泽东《论新阶段》等重要文章，在国统区读者中及时传播了党中央的声音[1]。这段日子，他还以《抗战日报》记者的身份，走访了湘西山区，对湘西抗日运动和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写了《湘西行》和《湘西苗民的过去和风俗》等作品。

　　1939年5月，周立波接周恩来电，调他到桂林《救亡日报》任编辑。到桂林后，他还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筹备会，被选为筹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