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简介资料生平 陶行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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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行知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著名的人民教育家,他本着唤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宗旨,终生兴办人民教育。他数十年如一日为中国的救亡事业、民主事业和教育事业奋斗。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被誉为“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一

  陶行知,原名文濬,后改知行,复改行知。1891年10月18日(农历九月十六日)生于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父亲陶位朝,学徒出身,曾在休宁县万安镇经营酱园,倒闭后返乡务农。母亲曹翠仂是普通的农家妇女,做过佣工。陶行知少时敏而好学。6岁入家乡蒙童馆伴读,15岁就读于歙县崇一学堂,17岁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因该校歧视教会外学生,愤而退学。 1909年,18岁的陶行知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在校倡办《金陵光》学报中文版并任主笔,宣传民主共和思想。

  1914年6月,陶行知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在以《共和精义》为题撰写的毕业论文中,他主张在中国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共和国和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治体制。同时,他十分重视教育在实现民主共和及推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指出:现在“共和之险象”在于“国民程度不足”,“民苟愚劣,社会绝对不能兴盛”;“社会欲求兴盛,必负改良个人之责”,而“改良个人”,舍教育别无选择。“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人民贫,非教育菲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1]。这种当时先进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教育救国思想,对陶行知影响很大。

  同年秋,陶行知赴美留学。先入伊利诺大学学市政,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师从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获该校“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

  1917年秋,陶行知学成回国,抱着“要使全中国的人都受到教育”的宏愿投身教育,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科主任,南京安徽公学校长等职,并曾担任《新教育》杂志主编。是时,正值五四前夕,国内发起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陶行知积极呼应,主张改革旧教育,探索民主的、科学的新教育。他既反对“沿袭陈法”的传统教育,又反对“仪型他国”的洋化教育,致力于探求“适合国情”的教育“新路”。在大学任教期间,他改“教授法”为“教学法”,采用“选科制”,实行“学生自治”,进行考试改革,等等,对革新教育贡献殊多。

  1919年3月,陶行知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普鲁士教育之基本改革》一文,向中国教育界、思想界介绍马克思和社会主义。他指出:德国自从拉萨尔、马克思提倡社会主义以来,五六十年间,社会民主党逐渐成为德国最大的政党。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民主党一跃而为全国政治的中枢”。而在普鲁士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还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教育政策,在教育宗旨、教育行政、学校组织、教员、课程和社会教育等方面都实行了彻底的改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学内添设社会主义一科”[1]。

  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南京学生上街散发传单,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在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举行的有6000余人参加的大会上,陶行知等人发表演说,痛斥卖国的“二十一条”,表明誓雪国耻的决心。南京学界联合会成立,陶行知被选为会长。稍后,南京学生单独成立学生联合会时,陶行知因其支持学生和反帝爱国的立场坚定,又被聘为顾问。

  五四时期,陶行知始终坚持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努力探索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道路与方法,并希望能从社会主义中吸取一些有利于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思想。1921年,在他担任主编的《新教育》杂志上,曾载文介绍社会主义俄国的政治、军事、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况,并刊登过列宁的照片。

  20年代初期的陶行知,刚刚30出头,既是沐浴过欧风美雨的大学教授,又担任着高师教务长的要职,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生活也很优裕,为一般人所艳羡不已。但人各有志,陶行知并不满意自己的处境。他人在高等学府,身居“象牙之塔”,心里想着的却是全社会的劳苦大众。他觉得:只要有一个中国老百姓未受到教育,就是自己未尽到一份责任。他在给妹妹文渼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心迹:“我本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的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2]

  1923年夏,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教授和教育科主任的职务,与朱其慧、袁观澜、晏阳初等人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同时担任中华教育改进会主任干事,并与朱经农合编《平民千字课》,推行平民教育,足迹遍及冀、察、苏、浙、皖、赣、豫、鄂等省。

  陶行知从此开始注意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问题。1924年3月,他在总结平民教育运动时就提出平民教育“下乡”的问题。他说:“中国以农立国,十有八九住在乡下。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还指出:“利用寒暑假去进行乡村教育,是平民教育运动中的最好方法。”[1] 陶行知提出的平民教育到乡间去的号召,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注意。同年5月,共产党人恽代英发表了《预备暑假的乡村运动》一文,提出应当利用假期开展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乡村运动,而平民教育则是最好的乡村运动。他还写信给毛泽东,提出“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2]。

  由于社会条件不成熟,尽管陶行知作了巨大的努力,但平民教育运动并未获得应有的成功,到1926年基本告一段落。陶行知开始意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中国教育的改造必须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当时正值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江南农民运动汹涌澎湃,陶行知鲜明地提出了要以“教育革命”配合“国民革命”的主张。他指出:“我们中国现在正是国民革命的势力高涨之秋。唯既有国民政治上的革命,同时还须有教育上的革命。政治与教育原是不可分离的,二者能同时并进,同时革新,国民革命才有基础和成功的希望。”[3]

  1927年3月,我国第一所试验性的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师范,在南京郊外劳山之麓诞生。陶行知以乡村教育是“立国之大本”的高瞻远瞩,怀着“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的农人”的崇高感情,辞去月薪500块大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的职位,来到荒山僻野担任每月薪俸不足100元的乡村师范校长,成为我国农村教育的先驱。

  晓庄师范的办学特色是非常鲜明的。它是陶行知本人提出的“生活教育”理论的首次实践。从教学原则到教学方法,遵循的都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新的教育原理。学校以生活为课程,以万物为导师,以宇宙为教室,以中心小学为教学中心。陶行知为学校规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造就有“农人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和改造社会的精神”的新型的乡村教师。

  曾经吃过黄油面包并当过多年大学教授的陶行知,来到晓庄以后,脱去西装革履、长袍马褂,与师生共甘苦,同农民交朋友。晚间,他在茅屋里铺着稻草就寝,与老水牛为邻;白天,他打赤脚穿草鞋,同学生一起挑牛粪,参加劳动实践。当时有人叫他“挑粪校长”,他很高兴。后来他在诗中写道:“一闻牛粪诗百篇,风花雪月都变节。”陶行知还是一位杰出的大众诗人,来到晓庄以后,他的诗风大变,写出了诸如《锄头舞歌》、《镰刀歌》那样的豪迈的革命诗篇。

  晓庄时期,陶行知直接从事农民运动,支持国民革命。晓庄师范诞生时,正值北伐战争向南京胜利推进。当由中国共产党人林伯渠、李富春参加领导的北伐军挺进南京时,陶行知带领晓庄师范的师生们,组织救护队、慰问团,同南京人民一道走上街头,欢迎北伐军;同时,还积极协助组织农民协会,支持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陶行知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他在《新教育评论》上刊出两则重要启事,讣告天下,悼念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1928年5月,正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他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一个提案,明确表示马克思的学说“有超越之见解”,主张科学的社会主义也可以在中国实验。1929年初,陶行知作了题为《完于一》的讲演,旗帜鲜明地拥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抨击国民党反革命派。他指出:“只有真的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真的三民主义只有一本,只有中山先生所遗留的一本,其余什么解释都是假的,都是靠不住的。”他还以是否“为民众办有益的事”、是否“为民众解除痛苦”,作为衡量真假三民主义信徒的标准[1]。

  在晓庄师范,陶行知实行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容纳各党派人士在校内活动。中国共产党鉴于陶行知的办学方针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陆续派遣党团员到晓庄师范学习和工作。1928年夏,在中共南京市委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共晓庄学校地下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刘季平任党支部书记,徐明清任团支部书记。陶行知对革命青年十分爱护,积极支持他们的革命活动。

  1930年1月,中共晓庄学校支部联络南京其他学校的党支部,动员数百名师生在晓庄召开南京中国自由大同盟分部的成立大会,陶行知主持大会并宣读了《中国自由大同盟宣言》。

  同年4月,晓庄师范师生举行反帝反蒋的游行示威。国民党当局要陶行知开除闹事的学生,交出共产党员名单,而陶行知坚决拒绝反动当局的无理要求,并积极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4月13日,国民党政府用武力封闭了晓庄师范,逮捕屠杀革命学生,并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的罪名通缉陶行知。

  当天正在南京为学校筹款的陶行知,得到学校被封和自己被通缉的消息,义愤填膺,奋笔疾书《护校宣言》。他写道:“这次当局断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停办晓庄学校,远因近因虽多,归总起来只是因为我们不肯拿人民的公器,做少数人的工具,不肯做文刽子手,去摧残现代青年之革命性。”[1] 他以斩钉截铁般的语言表示:“晓庄是封不掉的!”这个“宣言”,实为“中国革命教育的檄文和对法西斯政治的讨伐书”[2]。

  当晚,陶行知怀着满腔义愤,被迫离开晓庄,先秘密逃往上海,在租界地区隐蔽,后东渡日本避难。

  二

  30年代初期,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国共产党上海中央局被破坏殆尽。是时,异军突起,出现了一批非党的共产主义者,不遗余力地宣传共产党的救国主张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陶行知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3]。

  1931年3月,陶行知从日本潜回祖国,匿居在上海法租界,为商务印书馆翻译世界名著,同时应《申报》馆经理、著名的爱国报业资本家史量才之聘,秘密担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与同时被聘的黄炎培、戈公振一道,成为该报的智囊决策人物。

  担任顾问之后,陶行知为《申报》的革新出力颇多。有关办好《申报》的大政方针,他向史量才提出三项建议:一是《申报》言论态度必须鲜明,尤其是每日一篇社论实为报纸灵魂,必须精心撰写;二是增辟“读者通讯”,刊登读者来信,倾听人民自己的声音,以利于发扬民主,使《申报》真正成为人民的喉舌;三是副刊必须和《申报》整体密切配合。这三项建议均被史量才采纳。为推动革新,陶行知还向史量才引荐人才,介绍李公朴主持《申报》流通图书馆并创办《申报》业余实习学校,支持黎烈文主持《申报》副刊《自由谈》的编辑工作;同时还参与筹备出版《申报》丛书,约请知识界进步人士撰稿。《申报》有关重要社论、时评的发表,陶行知均参与讨论决策。此后的一段时期内,《申报》旗帜鲜明地支持进步势力和救亡运动。

  1931年6月,蒋介石置“攘外”于不顾,而倾全力于“安内”——发动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当此之时,史量才与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黄炎培等分头商谈后,一致认为《申报》应对此表示鲜明的立场,即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主张实行民主,共同抗日。史量才又专门约陶行知作了一次彻夜长谈,当场拟定若干要点,组织专人写成文章,再由陶行知修改完稿。修改时,宋庆龄也在场,并提出修改意见。最后以《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为题,以时评形式,分别在1931年6月30日、7月2日和7月4日的《申报》上发表。由于《申报》在舆论界执牛耳的特殊地位,这三篇文章具有十分明显的舆论导向作用,引起当局的惊恐,蒋介石亲批“申报禁止邮递”的手令,《申报》因此被禁邮长达35天之久。

  从1931年9月2日开始,陶行知以“不除庭草斋夫”为笔名,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开辟“不除庭草斋夫谈荟”专栏,逐日刊发时评文章,到次年1月31日止,一共发表时评文章104篇。在“九一八”到“一·二八”这一重大历史时期内,陶行知凭借观点鲜明、文笔犀利的时评政论文字,充分展示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时评中的许多篇章,猛烈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政治。《颠倒的逻辑》一文,痛斥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和孙科的“救国必先救党”的谬论,直言这是由于逻辑的颠倒而导致国事的颠倒,力主把颠倒的事情再颠倒过来,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安内必先御外,救党必先救国”的主张[1]。《军阀的镜子》一文,则专为那些僭主自立而又开门揖盗的新军阀们写照:“压倒主人自作主,挥霍兵饷如粪土。强盗进门不抵抗,主人赶贼他不许。”[2]

  1932年2月,国民党特务在上海炮制了一个所谓《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申报》在陶行知的影响下,接受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采取巧妙而有力的辟谣措施,使国民党反革命派的阴谋遭到全部破产。

  30年代前期,陶行知在政治上开始迅速进步的同时,在教育理论上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和开拓。陶行知择定了自己以后的政治航向和教育目标,开始把教育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从1931年到1935年的几年间,陶行知发表了《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等,探索中国教育出路和普及现代生活教育问题的论文数十篇,在这些论文中,陶行知从总结自己从事普及教育工作的经验教训入手,对普及教育问题和“生活教育”理论的性质作了更加系统的阐述,对传统教育作了更加深入的再批判。他把传统教育斥之为“少爷的手杖,小姐的钻戒,政客升官的梯子,书呆子的轮回麻醉的乌烟”,提出要一改作为少数人的“奢侈品”、“装饰品”的教育,变成“每个人都能享受的阳光,呼吸的空气和饮用的甘泉”[1]。他断言,用传统的“老法子”不可能在中国普及教育,要想在中国普及教育,一是必须“把国情看准”,二是必须“把传统教育看破”,三是必须“把大众的力量看清”[2];他主张在中国普及现代生活教育,把普及教育运动的目标重新规定为:“教时代落伍的人一起赶上时代的前线来,做一个与时代俱进的现代人。”[3]

  在深入探索的基础上,陶行知找到了在中国普及教育的一种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形式,并且投入了新的教育实践——创办工学团。从1932年起,他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劳工幼儿团等,同时发明并推广“小先生制”,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

  陶行知为工学团确定的宗旨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目标是普遍施行军事、生产、科学、识字、运用民权和节制生育六大能力的培养,以增强工农大众生存、战斗的活力,并唤起他们抗日救国争取民权的觉悟,把“生活教育”纳入抗日救亡运动的轨道。

  这一时期,陶行知所创办的各种教育社团,既是普及教育运动的开路先锋,又是中共地下党进行革命活动的据点和反文化“围剿”的前哨阵地。这些教育社团,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时期,隐蔽了一批共产党人,掩护了“左联”、“教联”、“剧联”、“中青”等革命组织中的地下党员。此时,陶行知已完全知道,在他身边开展革命活动的大多是共产党人,其中他的学生刘季平、张劲夫、王洞若、徐明清等也都是共产党人。对于这些共产党人,他非常自觉地给予关心和爱护。他曾经当着学生们的面,声称自己乐意做保护青年共产党人的“篱笆”[1]。他还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大力营救遭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932年“教联”负责人刘季平被捕后,他在短短的四个小时内,便筹措500块银元,代请律师出庭为刘辩护,使其幸免被害。当“教联”的中共地下党员徐明清被捕后,他巧作安排,三次派人去苏州监狱送寒衣。对关在漕河泾监狱已被判刑的陆维特和张敬仁这两个共产党员学生,他每年都要张劲夫和王洞若设法去给他们送钱、送衣、送物。

  这一时期,陶行知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帮助和影响。“文委”成员田汉,很早就开始与陶行知密切接触,介绍陶行知阅读英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如《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还派“剧联”的田源到晨更工学团帮助工作。1934年,钱俊瑞到上海参加“文总”的领导工作后,也一直很注意做陶行知的工作。他曾与陶行知、曹亮等人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外围组织苏联之友社,团结爱国进步人士,开展革命活动。从这时起,陶行知开始接受“文总”的直接领导。他曾参加“文总”召集的工作会议,听取过江西苏区来人所作的关于苏区情况的报告。在陶行知身边工作的一些年轻的共产党人,既是他的学生,同时也给予他很大的帮助和影响,他也长期依靠这些共产党人开展生活教育运动。

  1933年5月,陶行知和蔡元培、陈望道、李公朴等人共同发起组织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大会,专门宣传马克思和提倡研究马克思主义。5月14日,上海市青年会举办科学社会主义讲座,尽管到处布满暗探,陶行知依然毫无畏惧地赴会。次日,晓庄学校在沪学生集会纪念创校日,陶行知到会讲话,并为自己在晓庄时期创作的、以“革命的成功靠锄头”为基调的《锄头舞歌》,增写了一段歌词:“光棍的锄头不中用呀,联合机器来革命。”陶行知后来说:“《锄头舞歌》之所以赶得上时代的精神,更重要的还是后头这一段。”[2] 此后,《新锄头舞歌》广为传唱,成为时代的强音。这时期,陶行知在参与政治活动和教育实践中,开始认识到工农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重要性,他的教育视野开始向工人扩展,并深入到沪东、沪西工人地区,创办工人夜校,经常接近工人,和工人交朋友,在工人中间开展生活教育运动。

  从1934年起,陶行知热心于推广“小先生制”。小先生成了普及教育和宣传抗日救国的一支生力军。当时出现在江淮大地、后来闻名中外的新安旅行团,就是把“小先生制”运用于抗日救国运动的一次伟大实践。新安旅行团是在陶行知积极支持和直接指导下建立的。陶行知还用自己母亲的人寿保险金,买了一台电影放映机,赠送给旅行团的孩子。陶行知为旅行团提出的任务是:一边宣传抗日救亡,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放电影、卖书报等,自己养活自己),一边当小先生,普及教育。新安旅行团在团长、晓庄师范毕业生汪达之的率领下,在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中,足迹遍及祖国半壁河山,学习社会,宣传抗日,成为抗日战争前夕和抗日战争时期宣传队伍中的一支劲旅。陶行知则热情地称赞这些孩子是“民族小号手”。皖南事变后,新安旅行团撤退到解放区,成为新四军军部领导下的一支宣传队伍。

  这个时期,陶行知的哲学思想产生了一个飞跃。在认识论上,他已由“知—行—知”转变为“行—知—行”。他写过一首题为《三代》的小诗:“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1] 可为佐证。1934年7月,陶行知还发表了《行知行》一文,声明要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并讲了更名的缘由。23年以前,也就是1911年,他开始研究王阳明的学说,信仰“知行合一”的道理,故取名“知行”。而今他自己提出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理论,正与阳明先生的主张相反。倘若继续挂着“知行”的牌子,销售“行知”的货物,实有名实不符之嫌,因此更名为“行知”[2]。

  三

  1935年,民族危机更趋严重,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庄严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一二· 九”学生爱国运动的爆发,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国难当头,陶行知挺身而出,接连发表文章,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热情支持学生的革命斗争。

  1935年12月16日,陶行知发表《两天内两大洲上的民族革命》一文,高度评价“一二· 九”运动的重大意义,指出:“‘五四’学生运动只是对国贼反抗,这次北平的学生运动是对汉奸和帝国主义的双层反抗。”[3] 稍后,陶行知发表了题为《十二月运动与五四运动》的重要文章,从分析五四到“一二· 九”运动历史发展的特点着眼,论述了他对新的历史时代的认识。他指出,十二月运动和五四运动相比较,有六个根本不同的特点。一是五四运动是德谟克拉西(即“民主”)向旧礼教斗争,现在则是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对垒;二是五四和“一二· 九”运动都要打倒卖国贼,但五四运动没有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而现在打倒帝国主义已“成了中华民族解放十分明确的目标”;三是“一二· 九”运动的参加者有了更高的觉悟,“勇敢精神比起‘五四’来是起了质的变化”;四是五四运动“是得了大商人的拥护”,而“现在学生运动的后盾则是中国被压迫的大众”,“不但学生要知道自己的使命是唤起大众,而且大众也要知道自己是民族解放的主力”;五是五四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那时“科学”只是“自然科学”,现在的“科学”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确切地说是“社会科学高于自然科学”;六是五四运动还是“小众的新文化运动”,现在所酝酿的是“大众的新文化运动”[1]。这里,陶行知明确地指出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基本任务,以及青年学生和人民大众相结合的方向。他所说的高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显然是指具有指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再稍后,陶行知发表《战斗》一文,阐述战斗对于民族生存的意义,痛斥种种亡国的谬论。他写道:“黄金! 美人! 醇酒! 大官! 还有比这些麻醉力量更大十倍一百倍的,是那些许许多多的歪曲理论:博爱! 爱敌! 明哲保身! 听天由命! 等待五十年! 三天亡国论! 不抵抗主义! 长期抵抗主义! 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主义! 武器不够,不能抵抗主义!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主义!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主义! 攘外必先安内、安内才能攘外主义! 读书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建设救国,币制救国,本位救国,英雄救国主义等等!我们必须把这些有形无形的麻醉品一扫而空,那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战斗力便如千军万马向前冲来,谁能抵挡!”[2]

  “一二· 九”后的第三天,即1935年12月12日,陶行知和马相伯、沈钧儒、李公朴、周建人等在上海发起救国运动,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宣言》由德高望重的97岁老人马相伯领衔,来自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法律界、文学界、电影界、戏剧界等328位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在《宣言》上签名。这个《宣言》提出了八项抗日救国的主张,要求当局坚决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完整的条约和协定,出兵讨伐冀东及东北叛国组织,严惩一切卖国贼并没收其财产,用全国的兵力和财力一致抗日。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陶行知当选为执行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具体主管教育界的救亡运动。救国会发表第二次救国运动宣言,再次提出八项抗日救国的主张。

  上海人民的救国洪流一浪高过一浪。1936年1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上海大学教授救国会等爱国团体,共同发起在市商会大礼堂举行“一· 二八”事件四周年纪念大会。公推马相伯、何香凝、陶行知等人组成主席团。大会先由沈钧儒报告开会宗旨,次由青年歌咏团领唱《义勇军进行曲》和《一· 二八纪念歌》,再由陶行知、李公朴、史良等人发表演说。当陶行知用热烈、悲愤的语调讲到“我们今天损失的国土,有现任行政院长蒋介石先生老家浙江省二十八个大”的时候,群情激愤,当场高呼“打倒卖国贼”、“国人团结起来抗日救国”等口号。会上,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会后,陶行知和沈钧儒等人,带领上海近万名群众步行20余公里,到宝山庙行公祭抗战死难烈士墓,呼吁团结抗日。

  在这次会上,还通过了筹备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提案。会后,陶行知便投入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参与大会宣言、政治纲领的讨论起草。纲领中的“教育”和“儿童”两个部分,就是由陶行知执笔起草的。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陶行知因已去香港做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的准备工作,没有参加会议,但仍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成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延安《解放日报》曾对作为救国会领袖之一的陶行知,作过中肯的评价:“‘九一八’后,他不仅积极地用他那生动的笔呼号抗日救国,而且在实践上,他和沈钧儒先生、邹韬奋先生等成立了人民救国会,组织和领导了全国人民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1]

  在国难当头、民族垂危之际,陶行知清醒地看到了时代赋予教育的使命,对教育的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早在1931年,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向中华民族伸来的时候,陶行知就尖锐地指出:“若是一双眼睛望着弱小民族被人侵略,东三省被人夺走,小孩子被人撕掉,不教人民学些真武艺,偏偏还要学生们坐在讲台下死读书,像这样的教育便叫奴隶的教育、亡国的教育、灭种的教育。”[1] 随着形势的日趋恶化,在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陶行知特别强调充分发挥教育作为“民族解放大众解放斗争的武器”的重要作用。从1936年初起,他陆续发表《民族解放大学校》、《国难教育方案之特质》、《大众教育和民族解放运动》等重要文章,强调把生活教育运动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他指出,教育部通告里所说的“教育之生命即民族之生命”这句话,应当颠倒过来才是真理,即:“民族之生命即教育之生命”,要“救教育之生命”,必先“救民族之生命”,主张教育要为“拯救民族”以使“整个民族起死回生”服务。[2] 他还指出,“民族之生命非‘小众’所能救。国难教育的任务,是唤醒大众组织起来救国”,大众教育要以当前这“非常的生活”即“民族解放、大众解放的战斗生活”为课程[3]。在《民族解放大学校》一文中,他充满激情地宣称:“我们的民族解放的证书是用血写的,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是打出来的。我们所纳的学费不是金子银子,乃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所要得到的不是方块帽、漏斗袋,乃是万万年的整个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4]

  与此同时,陶行知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拟定《国难教育方案》,开展国难教育运动。他为国难教育规定的目标非常明确:推进大众文化,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保卫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他进一步强调:“只有民族解放的实际行动才是救国的教育”,“为读书而读书、为教书而教书,乃是亡国的教育”。[5]

  1936年2月23日,国难教育社召开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不仅有教师、学生、教育界人士,还有工人、农民、商人、店员、科学家、艺术家、律师、宗教界人士、新闻工作者、出版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等,大家一致推举陶行知为理事长,张劲夫为总干事。大会发表了由陶行知起草的宣言。宣言重申:“我们除了反抗敌人的侵略,无法获得民族解放;除了流血,不会获得民族自由”;宣言疾呼:“警钟响了! 危机迫在眼前了! 从今日起,我们应该总动员,奋勇地执行国难教育的工作,坚决地担负起国难教育的工作,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自由。”[1]

  1936年6月,陶行知赴英国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途经香港时,参加了由胡愈之起草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即《团结御侮宣言》)的讨论和修改,并首先在宣言上签名。随后,邹韬奋将宣言带到上海,与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及其他诸同志再作详尽研讨。7月15日,这份由救国会四领袖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联合署名的重要文件,在各大报刊上公开发表,引起全国各方面的重大反应。事后,陶行知写诗一首以志感怀,题为《团结御侮文件》,诗曰:“大祸已临头,萁豆忍相煎。摩登万言书,我名最先签。”[2]

  8月1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团结御侮——复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四先生的公开信》,对《团结御侮宣言》给予高度的评价。信中说:“我们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我代表我们的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表示诚恳的敬意,并向你们和全国人民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地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组织或个人合作,以便如你们的纲领与要求上所提出的一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这封公开信,除在国内发表外,还刊登在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海外公开发行的机关报——巴黎的《救国时报》上。这一天是1936年10月30日。是时陶行知正在巴黎,读了毛泽东的公开信以后,激动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3]。

  四

  1936年7月到1938年8月的两年间,陶行知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去国外宣传抗日救国和考察教育,足迹遍及欧美亚非4大洲28个国家和地区。他曾先后出席了世界新教育会议、世界青年和平大会、世界和平大会、世界反侵略大会,并被推为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执行委员。他更多的是往来于欧美亚非各国各地,奔走呼号,或发表演说,或撰写文章,或参加集会,或访问侨胞组织,或联络国际名流,为宣传抗日救亡和推动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及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遗余力。

  陶行知曾五次进英国。1936年7月在英国伦敦,他出席了世界新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年会。会上,他介绍了“小先生制”和中国的大众教育运动,受到热烈欢迎。这次会议以探讨“如何用教育的工具去改变现实,创造新世界向前发展的条件”为主要议题,“教育是创造新世界的一种工具”的结论成了与会者的共识。这一结论同陶行知的观点极其吻合。他在大会上特别报告了中国的新教育者,如何在艰难困苦中,用教育的工具改造中国的实践经验。他的报告博得了与会者的赞扬,印度、墨西哥、加拿大等国代表当场邀请陶行知到他们国家去访问和作报告。

  在英国期间,陶行知曾三次去伦敦海格特公墓瞻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墓。第二次瞻仰是和吴玉章一同前往的。那是1938年2月,他和吴玉章一同出席在伦敦召开的世界反侵略大会。那一天,当他们在一片荒冢里,寻找了几遍,才找到恩格斯为马克思所题写的墓志的时候,不禁惊叹:这一旷世伟人之墓,竟这样平凡。这象征着生要和大众打成一片,死也要和大众打成一片,才是真正的伟大[1]。为了表达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崇敬和信仰,陶行知曾写诗一首,题为《马克思墓》,诗曰:

  光明照万世,

  宏论醒天下。

  二四七四八[2],

  小坟葬伟大。

  两次瞻仰以后,陶行知每每想起那座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24748”号墓地,总是激动不已。1938年7月,当他已完成环行世界的使命,即将返回祖国的前夕,他再次带他的一位朋友去瞻仰马克思墓。他再次当着同行者的面说他原来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一代伟人竟会葬在贫苦人民的义冢地上,而且坟墓同周围普通老百姓的一般大小;他说这表示马克思活着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死后也要同他们长眠在一起;他说他相信真正的丰碑,总是树在人民的心中[3]。他还曾经对他的朋友讲过他三次瞻仰马克思墓的体会:20年代末,他为乡村师范生题过“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勉词,瞻仰马克思墓以后,他觉得更应该将这一题词作为自己的座右铭[1]。

  陶行知曾七次进美国。1936年冬,正当陶行知抵达美国时,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七君子事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等七人,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非法拘捕入狱。陶行知则被列为通缉的“在逃犯”——“七君子”之外的第八人。身在美国的陶行知闻讯后,万分愤慨,立即为营救“七君子”多方奔忙。他一边向世界和平大会常务理事会写信呼吁,一边向自己的美国老师杜威和孟禄求援,促使杜威、孟禄动员美国的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联名通电蒋介石。

  陶行知在美国获悉,美国的军火商人与日本帝国主义狼狈为奸,把大批军火运到日本去。于是,他不顾风险,到洛杉矶等地,向美国的码头工人作宣传,揭露真相。码头工人觉醒了,发动了罢工,拒绝搬运军火。

  在美国期间,陶行知还推动杜威、甘地、罗曼· 罗兰、罗素、爱因斯坦五位世界知名人士,发表联合宣言,谴责日本侵略中国,并号召世界各国人民,以实际行动制裁日本侵略者。

  1937年元旦,陶行知是在美国度过的。这天,他写了一首题为《倒退十年歌》的长诗,意在“追思以往,启示未来”。他把十年前的国共合作称之为“黄金时代”。他在诗中写道:“新年新岁,我愿倒退。倒退十年,也不懊悔。十年之前,要好十倍。”那个时候,“国共合作,样如姊妹。工农商士,联合军队。全民阵线,力量最伟。动员北伐,军阀崩溃。汉口租界,一天收回。内蒙无恙,满洲无伪。华北无私,冀察完备”。而今,“将今比昔,地图破碎。对内残忍,对外下跪。汉奸升官,忠义有罪。”陶行知最后呼吁:“莫再徘徊,也莫流泪。走错了路,赶快倒退。退到生路,再向前追。”[2] 一位诗人和政治家的忧国之情跃然纸上。

  陶行知曾六次进法国。1936年9月21日,他在巴黎出席《救国时报》巴黎发行部举行的招待会,支持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政治主张,并即席赋诗颂扬《救国时报》,其中有“大报不像大报,小报不像小报,主张国共合作,乃是救国之道。大家要想救国,人人须看好报,什么好报可看,请看《救国时报》”[3] 的诗句。他还将他在国外的演讲费,捐献给《救国时报》,支持这份中国共产党当时唯一一份在国外公开发行的报纸。

  在巴黎,陶行知还特别考察了法国穷苦儿童和华侨子弟的教育。法国是一个重视国民教育的国家,但由于受到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包括巴黎在内的许多城市,失业工人越来越多,失学孩子的队伍也越来越大。巴黎市政府为穷苦孩子开办暑期教育,免费供应午餐,使数千名失学儿童获得学习的机会。在考察中,陶行知看到,在一些放了假的学校里,热心的教师在给衣着破旧的穷苦孩子上课;在风景区和公园的草坪上,也有三五成群的孩子,或由老师领着唱歌,或席地而坐听老师讲课。此情此景使陶行知激动不已。他从中获得启发,也让他想到那些连暑期免费教育也享受不到的中国贫苦儿童,心里感到难过和不安。在考察华侨子弟学校的时候,他建议学校自己编一套中文课本供孩子学习。他当场朗诵了一首自己写的题为《中国人》的小诗:“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并建议将这首小诗编到课本中去。他殷切希望华侨学校能对学生多进行一些长中国人志气、永远将祖国铭记在心的教育。

  陶行知在巴黎,还有一次使他终生难忘的经历。在一次演讲会上,陶行知认识了一位名叫阿仙的姑娘。这位自称是中国姑娘的阿仙,从服饰、手势,直到走路的姿态,都已经“欧化”了,一看便知她是在国外出生和长大的。

  陶行知故意问她:“我讲中国话,你听得懂吗?”姑娘竟用带闽南口音的国语回答道:“懂的。我家父母有个规矩,进了家门,不许讲法语,要讲闽南话,讲国语。谁忘记了,就要挨爸妈揪耳朵。”她把耳朵根的头发撩开,调皮地说:“你看,我的耳朵是不是长了一些?”在座的人都被她逗笑了,而陶行知的眼眶却湿润了。他感慨万端地说:“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华人绕地球一个圈,来到欧洲谋生,繁衍后代,却总忘不了自己是炎黄子孙。他们用各种办法,甚至用叫人觉得奇怪的方式,来使后代不要忘记祖宗。足见,爱国之心,人皆有之。”这件小事给陶行知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后来每每想起、说起此事,他总是掩不住内心的激动[1]。

  陶行知曾四次进加拿大。1937年7月30日晚,在美国洛杉矶医疗局举行的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的宴会上,陶行知结识了加拿大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胸外科专家白求恩大夫。充满着国际主义精神的白求恩大夫听说陶行知来自中国,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并表示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至为关注。陶行知向白求恩介绍了中国的抗日形势,希望得到国际友人的援助。白求恩深受感动,当即表示:“如果需要,我将愿意到中国去。”1938年3月,当陶行知第四次访问加拿大时,白求恩已率领医疗队奔赴中国革命根据地延安,在抗日烽火中抢救中国的伤员了。听到这一消息,陶行知的激动之情无以名状。在加拿大医疗援华委员会举行的演讲会上,他含着热泪说:“我真诚地感谢白求恩大夫,感谢加拿大人民和医疗援华会。你们募捐和征集了许多医疗物资支援中国抗战,这是正义的行动! 中国为之奋斗的理想和加拿大的理想是共同的,这种理想就是和平、自由、正义和民主。”他的演说博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人们对他这位“架设中加友谊桥梁的使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在加拿大期间,陶行知还用自己演讲的收入购置了医药器材,通过宋庆龄转交八路军白求恩医疗队。

  陶行知毕生所奉行的人生哲学,是花费老百姓的钱越少越好,为老百姓带来的益处越多越好。这一信条就是他身在国外也奉行不悖。对于环行世界的使命,陶行知本人说得很明白:“我不是大财翁般的到外国去游玩散心的浪费钱,也不是大商业家一般的到外国去做生意;我的出国周游世界的事情,都是为了教育的事情,都是为了大家的事情。”他恐没有把“大家的事情”办好,出国前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问自己》。文中讲到,他仔细算了一下,这次出国考察要用的旅费大约是6000块钱。“我是个穷光蛋,哪里来这些钱?这些钱都是老百姓那里来的。老实说,我这次要花掉200人的全年的粮食。”他接下去这样写道:“我们的老百姓有的是吃着早饭愁着中饭,有的是当掉冬衣来取夏衣,有的简直是吃着树皮草根到处逃难。我乃花费他们的血汗钱来周游世界……倘使我没有好的东西带回来,我能对得起大众和小孩吗?”[1] 他似乎还觉得言犹未尽,又以《问自己》这个同样的题目写了一首诗,诗曰:“花费许多人的血汗钱,说是要看看世界。我不问你别的,只问你有什么东西带回来?带来给中国的大众,带来给中国的小孩。”[2] 在国外考察期间,他“天天都拿这些问题来引导自己的行动”,不但卓有成效地完成了抗日救国的宣传任务,而且将所到之处有价值的所见所闻,随时写出来寄回国的,在《生活教育》上发表,“报告给中国的大众和小孩”。他念念不忘的是“公家一文钱,百姓一身汗”,对老百姓的“血汗钱”珍惜异常,从不乱用分文。他身为国民外交使节,甚至连一双新皮鞋都舍不得买。1938年他从加拿大写给友人(即后来的夫人吴树琴)的信中讲了这么一件事:“我在美国买了一双黑皮鞋,穿了一年,忽然左脚裂了一个小洞,其余还是很好的,丢掉可惜。拿去给鞋匠补,鞋匠说:‘没有救药’。我仔细地想一想说:‘把脚背处的鞋舌剪去小块用橡胶粘在洞口试试看。’他说:‘行的,你可以做鞋匠师傅了。’果然,我一直穿到现在还是很好。”[1] 这件小事被传为佳话。

  陶行知还曾三次进比利时、德国、锡兰,二次进埃及、印度、新加坡,到过一次的国家和地区有墨西哥、爱尔兰、荷兰、瑞士、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希腊、巴勒斯坦、黎巴嫩、吉布提、艾登、越南、马来西亚等。

  1938年8月底,陶行知完成出访任务回到香港。9月2日,宋庆龄在香港接见了他,高度赞扬他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国际反法西斯运动所作的贡献。

  五

  1938年9月,陶行知在香港对记者及各界人士发表了“回国三愿”:一是创办晓庄研究院,培养高级抗战人才;二是创办难童学校,收容教养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人才幼苗;三是在港创办店员职业实习学校,动员侨胞抗日救国。其中第三愿立即付诸实施,中华职业实习学校很快在香港创办起来,并明确以向香港青年灌输新的进步的思想,增进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和提高他们对抗日救国的认识为其教育宗旨。

  同年10月,陶行知经武汉去重庆,在武汉,他谢绝了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士请他出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武汉大学校长等高级职务之聘;对蒋介石拉他加入国民党,宋美龄请他担任三青团中央总干事,他也都表示拒绝。他与共产党人和救国会领袖刘季平、钱俊瑞、王洞若、胡愈之、邹韬奋、沙千里、沈钧儒等人会合在一起,共商抗战建国大事。他还专门拜会了周恩来,听取周恩来介绍陕北中共中央的情况。事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拜会周恩来,“蒙其指示甚多”[2]。自此以后,陶行知一直与周恩来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0月27日,陶行知抵达重庆。后两日,他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提出了《推行普及教育以增强抗战力量而树立建国基础案》等提案。提案提出,“要用全面教育来配合全面抗战,以造成全面的军民合作与各党派、各阶层、各宗教、各民族之全面团结,以争取最后之全面胜利”[1]。

  1938年12月,陶行知到广西考察战时教育。12月15日,生活教育社在桂林正式成立,陶行知被选为理事长。他在讲话中,号召生活教育者“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提出生活教育目前的任务是“把自己的团体变成抗战建国的力量”,“影响整个教育界共同进步”,参加普及“抗战建国的、反侵略的生活教育大运动”[2]。稍后,陶行知全面总结了生活教育运动12年的历史,撰写了《告生活教育社同志书》,希望新教育者继续以一颗虚心“探求真正适合中国向前进取的教育”。指出生活教育运动在12年里做了三件事:一是“反洋化教育”,二是“反传统教育”,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建立争取自由平等之教育理论和方法”。他进一步阐明,反对洋化教育“并不是反对外来的知识”,而是反对“办学校一定要盖洋楼,说洋话,用洋书”,不顾“中国是个穷国”,结果把教育办成了“少数人的教育”;反对传统教育“也不是反对固有的优点”,而是反对“升官教育”和“超然教育”,反对一般老百姓“出钱给人家读死书,自己一个大字也不识”的不合理现象;反对洋化教育、传统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要开辟出一条大路,让这半殖民地争取自由平等的教育可以出来”[3]

  长期以来,一个重大的教育问题在陶行知的脑海里萦绕,那就是:他常常发现许多穷苦孩子和一些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难童,具有特殊才能,却因得不到培养的机会而枯萎了。他感到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是“民族的损失、人类的憾事”[4]。他决心要弥补中国的这样一个“缺陷”。1939年7月,他在重庆创办了一所以难童为主要招生对象的学校——育才学校。

  陶行知为育才学校确定的办学宗旨,是“为国家民族培养人才幼苗”,也就是“用生活教育的原理与方法,培养难童中之优秀儿童,使成为抗战建国之人才”[1]。

  育才学校始终受到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及广大进步人士的关怀和支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北碚中心县委,从建校之日起,即在校内建立了两个平行的地下党支部,学校的教学行政工作和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一直都由共产党人负责。皖南事变后,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校内两个党支部合并,由南方局徐冰直接领导。周恩来对中共育才支部作过指示:“首先要搞团结工作,首先要帮助陶先生把育才办好。”[2] 在育才学校,党支部的负责同志向陶行知公开,党内的一些重要会议也请他参加。1940年9月,周恩来、邓颖超还到育才学校参观,与全体师生见面,并代表南方局向学校捐款。当时在重庆的文化界、学术界一些著名人士,诸如翦伯赞、郭沫若、茅盾、贺绿汀、邓发、艾青、何其芳、曹靖华、刘白羽、周而复、邵荃麟、胡风、夏衍、阳翰笙、华岗、戈宝权、任光、水华、丰子恺、叶浅予、华君武、戴爱莲等,或应陶行知邀请或由南方局推荐,都曾到过育才学校,或任教,或讲学,或辅导少年研究生。

  陶行知对中国共产党人也特别尊重,不断从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董必武等身上吸取力量。每遇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时,陶行知便不顾特务盯梢和暗探监视,出入于曾家岩50号周公馆或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董必武、徐冰等谈心,有时多到每周两三次。陶行知曾对同事们说:“去时腹中空,回来力无穷。”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赖和依靠之情。陶行知对校内党支部也完全信任,凡研究学校重大问题,他都要请支部负责人参加。对为学校教学作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尤其是中共党内的专家、学者,陶行知更是异常敬重,并倍加爱护。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为贫病所迫,常有断炊之忧,生命之危,但仍多次抱病到育才讲学。陶行知对他的关怀和爱护,无微不至,甚至连他爱吸纸烟的嗜好也牢记在心。有一次,一位美国友人来访,递了一支香烟给陶行知。陶行知想到翦伯赞终年买不起好烟抽,而社会却希望他写出好文章。于是,他虽素不抽烟,却回美国友人一声:“请您把它放在桌上吧!”待美国友人走后,他从桌上拿起一看,不是别的,乃是大名鼎鼎的骆驼牌,喜不自禁,便附诗一首,装在信封里寄给翦伯赞。诗的题目是《送翦伯赞先生骆驼牌香烟一支》,诗曰:“抽一支骆驼烟,变一个活神仙。写一部新历史,流传到万万年。”[1] 陶行知的诚挚友情,使翦伯赞激动不已。

  陶行知把育才学校作为一块新的“教育试验基地”。在这块基地上,他把生活教育理论应用于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进行了丰富多彩的探索和创造。使得旧教育传统学校的陈腐气息为之一扫,整个学校充满向上的勃勃生机,成为“黑暗大后方一盏光明的文化教育灯塔”[2]。育才学校培养早期专门人才的成功尝试,被誉为“我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株奇葩”[3]。

  由于育才学校坚持革命的教育方向,日益受到国民党政府政治上的迫害和经济上的封锁。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不但政治形势日趋恶化,而且经济困难给育才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那一年,米价高涨到开办时的50倍,学校的经费来源发生极大困难,面临断炊之忧。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乘机向陶行知提出,倘若同意他们向育才学校派训育主任,即可拨给全部经费,却被陶行知断然拒绝。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陶行知决心学习武训,写了一首题为《武训先生画赞》的诗自勉,其中有“朝朝暮暮,快快乐乐。一生一世,到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这样的诗句,并向全校师生发出了“做一个集体的新武训”[4] 的号召。

  此后,陶行知一边像武训那样,用“行乞兴学”的精神四处“化缘”,一边带领全校师生开源节流,自力更生,节衣缩食,共渡难关。在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全校师生每天改吃两餐,后又一度改为一天三顿稀饭。陶行知和全体师生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有时一顿饭就是一碗稀饭和一小把盐巴煮的胡豆。夏天,陶行知只有一件衬衫,因无衣替换,每次洗衣的时候,就光着背坐在屋里写文章,待衣服干了再穿上。他把募捐来的钱和自己的稿酬收入,全都用到了大家的身上,自己从不动用一分一文。就这样,陶行知凭借顽强的毅力,同时依靠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坚持把育才学校办了下来。育才学校办学八年间,把一大批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才幼苗,培养成为既有政治觉悟、又有专业特长的专家和革命工作者。

  中国共产党为了支持陶行知所从事的人民教育事业,于1941年,在延安成立了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1942年3月17日,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和延安新教育学会在延安举行“生活教育运动”15周年大会,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特立、李维汉到会并讲了话。李维汉号召大家在整顿“三风”[1] 时特别要学习陶行知坚持民主与科学,反对老八股、洋八股的精神。徐特立、范文澜还致信陶行知,称誉陶行知的教育事业“在中国教育史上,实占了光辉的一页”,“这不仅是对摧毁中国传统教育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同时也为中国新教育树立了一块基石”[2]。

  1938年到1942年的几年间,陶行知作为第一、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与中国共产党密切配合。当亲日派汪精卫公开叛变投敌时,陶行知在国民参政会内支持中共参政员所提出的声讨亲日派的叛变投敌,呼吁全民族紧密团结,坚持持久抗战的议案。1939年,当国民党掀起反共逆流时,他以参政员的身份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他说:“在抗战处于困难的现阶段,精诚团结应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有少数人还不懂得这是国家民族存亡的关键。因此抗战已有两年多了,还有人喊着反共或排除异己。”[3]1940年,当国民党为发动皖南事变制造舆论时,他与邓颖超、许德珩、陈嘉庚等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发表谈话,呼吁“抗战必须精诚团结,停止摩擦”,反击国民党的阴谋。在皖南事变即将爆发的严重关头,他对国民党“制造分裂,准备投降”的行径予以痛斥。皖南事变后,他积极帮助中国共产党掩护和疏散育才学校的共产党员,自己则表示要留在重庆坚持斗争。

  1943年5月4日,内迁到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举行五四运动纪念会,邀请了许多官员、名人到会讲话,陶行知被邀在会上发表了以《反对三寸金头》为题的演说。他说:“现在有人主张思想统制,到处宣传,实在时髦得很。中国人过去最时髦的是妇女裹脚,裹得越小,越被认为美,还美其名为三寸金莲,竟是美极了。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在玩弄妇女,摧残妇女。现在最流行的美,从脚上发展到头上了。所谓思想统制,就是把人民的头都裹到规定的范围。旧时代的裹脚布,如今用来裹头,把中国人的头裹得紧紧的,越小越好,最终成了三寸金头。”[1][2]

  同时,陶行知还在重庆《新华日报》的“青年教育与思想问题”专栏发表文章,进一步阐述实行“思想统制”的危害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思想统制,其结果,并不能如独裁者所希望的那样达到思想统一,而是相反,只能是思想消灭、智慧消灭,最终统一于愚。”

  六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陶行知加入民盟,并主编《民主教育》月刊和主持《民主》星期刊。当时民盟还有一个宣扬民主的阵地,那就是《民主报》。陶行知与郭沫若、邓初民、马寅初等同为《民主报》社论委员会委员,同声为民主而呐喊。

  陶行知参加民盟工作后,始终坚持追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他曾对楚图南说过:“民主党派中间,有不少人抱着‘中间路线’和‘第三条路线’的想法,这是绝对走不通的。中国的革命路线只有一条,只有一个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革命路线和正确方向。否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路线和反人民方向。非彼即此,不左即右,毫不含混。要想左右逢源,两边取巧,抬高身价,别寻政治出路,是不可能的。这既违背历史发展的方向,也违背中国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他还指出,搞民主党派工作,“在策略上可以有着各式各样的做法,但绝对不能有着各式各样的看法”[3]。陶行知遵循这一原则立场,为民盟的建立和促使民盟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从而成为“民主党派中左翼进步人士的旗帜”[4]。

  1945年9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胜利后的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一种命运,是走向和平、民主、独立、富强和光明的新时代;另一种命运,是走向分裂和内战的黑暗深渊。陶行知认为,走向光明的唯一保证是民主,避免走向黑暗的唯一保证也是民主,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于是,他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去。

  同年11月,陶行知在《民主教育》上发表了《民主》一文,全面地阐明了自己的民主观。他指出:“旧民主是少数资产阶级作主。为少数人服务;新民主是人民大众作主,为人民大众服务。”他认为,民主应当包含五个方面,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这是全面意义上的民主,是他心目中的“真正的民主”。他进而指出:“民主是中国之起命仙丹。民主能叫四万万五千万老百姓团结成一个巨人。民主能给我们和平,永远消除内战之危机。民主好比是政治的盘尼西林,肃清一切中国病。民主又好比是精神的维他命,给我们新的力量,来创造一个自由独立进步的新中国和一个富足平等幸福的新世界。”他确信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道路,是“实行真正民主的路线”[1]。

  陶行知在为民主政治呐喊的同时,以更大的热情,发起了民主教育运动。他相继发表了《民主教育》、《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民主教育之普及》等多篇文章,阐述民主教育的思想。他强调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的教育,他断言民主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民主教育的任务,“一方面是教人争取民主,一方面是教人发展民主”[2]。他清醒地认识到,没有政治民主就不可能有教育民主,民主教育必须建筑在民主政治之上。只有实现了政治民主的理想,才有可能实现“各尽所能,各学所需,各教所知,各得其所”的教育民主的理想[3]。他还把生活教育运动的方针重新概括为“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四大方针,并提出开展民主教育运动的“全民教育”的宏伟计划[4]。

  如何实现民主教育的普及,陶行知重申了他的“穷国办大教育”的一贯主张。他说:“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国,大家靠着一双手和锄头斧头生产,所以生活是穷苦得很;尤其是经过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三十多年的内战和八年的抗战弄得万分穷苦。我们要在穷社会里找出穷办法来教一切穷人都得到教育,得到丰富的教育,得到民主的教育。”[5]

  为适应实施民主教育的需要,1946年初,陶行知又发起了“社会大学运动”。

  社会大学是一种业余性质的高等教育。它实际上是当时教育制度之外的一种继续教育,也是结合生活实践和现实斗争的需要使成年人“活到老,学到老,进步到老”的终生教育。陶行知设想中的社会大学有两种:一种是“有形的社会大学”;一种是“无形的社会大学”,诸如函授大学、广播大学等。社会大学运动,是要把有形的社会大学普及开去,同时使无形的社会大学得到社会的承认。

  陶行知认为,社会大学作为大学,要有一个明确的“大学之道”。他把孔夫子的“大学之道”稍加修改,作为社会大学的“大学之道”,即“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他进一步阐释说:“人民大德”有四,即“觉悟”、“联合”、“解放”和“创造”。所谓“在明民德”,就是促使人民大众尽快“觉悟”,以便“联合”起来,争取“解放”,共同“创造”新的中国和新的世界。“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就是亲近人民,和人民大众打成一片,以人民大众的幸福为最高目标[1]。

  1946年1月,陶行知与李公朴、史良等共同创办重庆社会大学。这是一所旨在对进步青年进行革命的政治教育和专业知识教育的文科夜大学。它得到中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支持和帮助,中共中央南方局还拨给了开办经费。社会大学招生不拘学历、资格,以具有一定基础知识和学习能力的职业青年为主体;设有政治、经济、文学、新闻、教育等专业,课程有各系的专业课,有公共必修的中国历史、政治,还有各种专题讲座。教学的内容和方法密切结合实际需要,“自学为主,教授为辅”。1月15日,重庆社会大学在重庆管家巷28号正式开学。中共中央南方局极为重视,周恩来亲临开学典礼,表示祝贺与支持。当时在重庆的许多社会知名学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民主人士,诸如吴玉章、郭沫若、翦伯赞、邓初民、王昆仑、华岗、许涤新、何其芳、张友渔、沙千里、侯外庐、章乃器、马寅初、胡风、田汉、孙起孟、潘菽以及邓颖超、秦邦宪、邓发、乔冠华等,都曾来校讲过课或作过讲演。重庆社会大学的教育,紧密联系社会政治,学生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培养和锻炼出一批革命干部,对当时的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重庆社会大学实际上成了“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传播革命思想和马列主义的一个阵地”[1]。

  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岁月,陶行知以更大的革命热忱和非凡胆略,站到了革命的风口、投入了斗争的漩涡。

  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陶行知为争取国共两党谈判的成功而奔走呼号。陶行知与毛泽东多次会晤,共商国是。他亲自组织育才师生,参加重庆民众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毛泽东的庆祝会。毛泽东飞返延安时,陶行知前往机场送行,并与毛泽东、陈诚、张治中等在机场上合影留念。

  1945年11月,陶行知和民主人士在重庆成立了反内战联合会。同年12月1日,昆明大、中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大示威。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队,对手无寸铁、赤心救国的学生进行了血腥的镇压,造成了震动全国的“一二· 一”惨案。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12月9日,重庆各界人民团体举行公祭“一二· 一”死难烈士大会。陶行知是抱着为民主而牺牲的决心去参加公祭大会的。大会前夕,他给妻子和生活教育社同志留下了两份遗嘱,鼓励他们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继续奋斗。出发前,他在育才学校的晨会上作了动员,号召“有正义感、有爱国热忱”的革命师生都去参加公祭大会。然后,他带上自己写的祭文、挽诗,视死如归地向公祭会场走去,育才师生紧紧跟随。大会上,他代表中国救国会宣读了沉痛的祭文,愤怒地谴责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法西斯行径。

  1946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为了确保会议的成功,陶行知、李公朴等人联络各界进步人士,组织了政治协商民主促进会。2月10日,政协会议闭幕。因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决议,重庆各界数万人在较场口集会,表示庆祝。为开好庆祝大会,陶行知组织育才、社大师生负责纠察工作和宣传工作。当集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主持大会的郭沫若、李公朴等人以及育才、社大师生被打伤时,陶行知无比沉痛地说:“民主是需要用血、用生命去争取的!”[2]

  七

  从1946年开始,随着国民政府的还都南京,机关、团体、学校、工厂东迁,各界人士东下,政治重心和全国民主运动的中心也开始由川中而东移沪、宁。1946年4月11日,陶行知也离开战斗和生活了七年的重庆,前往上海。途中,他专程去南京梅园新村拜会周恩来,接受中共的领导。

  陶行知来到阔别十年的上海后的第三日,上海千余名教师集会欢迎陶行知归来。在欢迎会上,陶行知作了题为《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的演讲。在演讲中,他猛烈抨击国民党的训政是“有系统的、反民主的、变相的法西斯蒂训政”,号召教育工作者“为教育招兵”、“为民主募马”、“为民主奋斗”。他重申“民为贵,人民第一,一切为人民”和“天下为公,文化为公”这些基本信条,指出第一流的教育工作者应当具备“有真知灼见”和“肯说真话”这两种基本素质,主张教师要拜老百姓和自己的教育对象——小孩子为老师。最后,他特别指出: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他希望每个教育工作者都把“教人求真”铭记在心[1]。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是陶行知的一句名言,也是他的教育思想和精髓。他的一生,就是“教人求真”和“学做真人”的一生。 “教人求真”,是他的教育目标;“学做真人”,则是他自身的追求。从青年时代起,他就以“行出一真是一真,谢绝一伪是一伪”[2] 这两句话,作为指导自己行动的准则。后来,他又把自己的人生目标概括在一句话里,那就是“追求一切真善美和真善美的一切”[3]。他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假丑恶”。那是1940年夏天,他的二儿子陶晓光去成都的一家无线电修造厂工作,需要资格证明书。陶晓光没有正规学历,于是瞒着父亲,要育才学校副校长马侣贤代开了一张证明,证明自己是晓庄师范的毕业生。当时在重庆的陶行知得知后,立即打电报去成都将假证明要回,并开了一张真实的证明寄去。陶行知还同时给儿子写了一封信,指出儿子这样做不符合“做人的大道理”。信中说:“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宁可不工作,也不可用假证明。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个真正的、光明磊落的人,都不可丝毫向虚伪的社会妥协和向社会上的虚伪学习。他送给儿子七个字,叫做“追求真理做真人”。他勉励儿子“努力朝着这一目标修养,决不向虚伪妥协,这才是真学问”。他要儿子牢牢记住“追求真理做真人”这七个字,记住了“必将终生受用无穷”[4]。从此以后,“追求真理做真人”成为陶晓光的座右铭。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陶晓光便从内心深处敬佩父亲:父亲本人的一生,堪称“追求真理做真人”的典范。

  回上海后,陶行知几乎将所有精力,都倾注到反内战、反独裁、争和平、争民主的宣传工作上。他应学校、机关、工厂和各群众团体之邀,到处发表演讲。在他生命的最后100天中,他演讲100多次,有时一天多达两三次。他不遗余力地为争取民主而大声疾呼。

  6月,全国人民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运动已风起云涌。陶行知和马叙伦、周建人、马寅初、章乃器、沙千里、沈雁冰、郑振铎、许广平、巴金等160多名在沪的文化界人士,联名致书蒋介石、马歇尔、中共代表团以及各党各派、社会贤达,呼吁和平,反对内战。

  6月下旬,波澜壮阔的上海人民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达到了高潮。上海人民组织了以马叙伦为首的“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请愿团”,到南京请愿,要求延长国共和平谈判,力争和平,制止内战。23日,上海10万人民在北站集会,为马叙伦一行送行。陶行知明知会场四周布满了国民党特务,但他早已将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毅然走上大会主席台发表演讲。他振臂高呼:“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 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 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制止内战,争取永久的和平;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争取真正的民主!”紧接着发生了南京“下关事件”。预先埋伏好的国民党特务、暴徒,对刚下火车的马叙伦等11名和平代表大打出手。下关事件发生后,国民党的各种宣传舆论工具诸如中央社、《中央日报》等,立即进行歪曲事实真相的报道,把特务说成是“苏北难民”,把特务殴打和平代表说成是“民众冲突”。国民党当局的丑恶行径激起京、沪各界的严正抗议。25日,上海市各人民团体联合会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陶行知作为上海和平运动的代表在会上发表谈话,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下关事件”的真相。他指出:殴打民众代表,是政府中某团体所主使。这次的殴打,同在昆明、重庆、成都等地对待学生的办法是一贯的、相同的。反动的力量已逐渐变为法西斯的组织。他还指出,如果美国仍继续支持国民党,那么只能鼓励法西斯分子打内战。他要求美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铲除中国法西斯的斗争[1]。第二天,上海的英文大报《字林西报》,以《陶行知博士为下关事件等问题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为题,发表了陶行知的谈话内容。

  与此同时,陶行知还为《文汇报》撰写了《走向殖民地》一文。文章尖锐地指出:中国走向殖民地是因为反民主好战分子想借助外援,以取得在内战中的优势。根本的救国之道,在于停止内战,实行民主。只有永远停止内战,真正实现民主,中国才能避免殖民地的厄运。

  7月间,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民主战士李公朴。消息传到上海,陶行知得知后怒火中烧。他满蘸血泪,奋笔写了一首挽诗献给老友,题为《追思李公朴先生》,作为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控诉和讨伐。诗中写道:“你争取民主,反对一党专政。你争取和平,反对中国人杀中国人。杀你的人是杀民主,杀和平,杀害中华民族的生存! 这一颗凶恶的子弹不是打你一个人,是打在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心身。”[1] 激愤之情,跃然纸上;浩然之气,充塞天地。

  紧接着,民主战士闻一多又在昆明惨遭杀害。白色恐怖弥漫上海,陶行知被反动当局列进暗杀的黑名单。朋友们得知后十分担心,郭沫若、翦伯赞等人都提醒陶行知当心国民党特务的黑枪。而陶行知毫无惧色,坦然地对朋友们说:“我是黑榜探花”,“我等着第三枪”。

  7月16日,陶行知写信给育才师生,信中说,他的生命有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但他深信,他的生命的结束“不是育才学校和生活教育的结束”。他提议“为民主死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来顶补”,因为“只有肯为民主牺牲,中华民族才能活得下去”。他告诫育才师生,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才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的美德相勉励。他教诲育才师生要加强“五项修养”,即“一为博爱而学习,二为独立而学习,三为民主而学习,四为和平而学习,五为科学而学习”[2]。

  这封信成了陶行知的最后遗言。九天以后,即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抢救不及,在上海与世长辞,终年55岁。

  弥留之际,周恩来闻讯赶到,俯身握着陶行知的手,流着泪说:“陶先生,放心去吧! 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未了事业,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开展下去的。你放心去吧!”[1]

  8月11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陶行知大会。毛泽东亲笔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朱德亲笔题词:“学习陶行知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为独立和平民主而斗争的精神。”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主祭,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悼词说:“陶先生从九一八后参加救国会起,他的政治立场就很鲜明了。在政治上,他与中国共产党成为民主运动的亲密战友”,“他是从他的多年实际经验中,深切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中坚,了解了共产党的大公无私,共产党的主张正确,共产党在为人民和民族的利益奋斗时的坚强不屈,所以不怕一切诬蔑压迫,与共产党携手奋斗”[2]。陶行知逝世当天,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3]

  注释

  [1] 《陶行知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

  [1] 《陶行知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05—108页。

  [2] 《陶行知全集》第5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页。

  [1] 《陶行知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94页。

  [2] 转引自《周恩来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3页。

  [3] 《陶行知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

  [1] 《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140—141页。

  [1] 《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219页。

  [2] 许宗元:《陶行知》,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3] 陆定一:《全党要重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1982年12月18日《光明日报》。

  [1] 《陶行知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47,451页。

  [2] 《陶行知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47,451页。

  [1] 《陶行知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87页。

  [2] 《陶行知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18,782页。

  [3] 《陶行知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18,782页。

  [1] 张劲夫:《和陶夫子相处的日子》,1993年10月5日《文汇报》。

  [2] 《陶行知全集》第4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98页。

  [1] 《陶行知全集》第4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

  [2] 《陶行知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87—688页。

  [3] 《生活教育· 行知行谈》第2卷,第20期。

  [1] 《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3—4页。

  [2] 《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12页。

  [1] 《悼创造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1946年8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

  [1] 《陶行知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45页。

  [2] 《陶行知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9页。

  [3] 《陶行知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9页。

  [4] 《陶行知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9,10,17,755页。

  [5] 《陶行知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9,10,17,755页。

  [1] 《陶行知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9,10,17,755页。

  [2] 《陶行知全集》第4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67页。

  [3] 周毅著:《陶行知环行世界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 吴玉章:《回忆陶行知先生》,1946年9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

  [2] 陶行知原注:“二四七四八系马克思墓号数”。此诗见《陶行知全集》第4卷第414页。

  [3] 李信慧:《陶行知崇拜马克思》,1949年7月25日《新闻报》。

  [1] 周毅著:《陶行知环行世界录》。

  [2] 《陶行知全集》第4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21—424页。

  [3] 《陶行知全集》第4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05页。

  [1] 周毅著:《陶行知环行世界录》。

  [1] 《陶行知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页。

  [2] 《陶行知全集》第4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70页。

  [1] 《陶行知全集》第5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32页。

  [2] 《陶行知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53页。

  [1] 《陶行知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338页。

  [2] 《陶行知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页。

  [3] 《陶行知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338页。

  [4] 《陶行知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76、366页。

  [1] 《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376、366页。

  [2] 张癸:《陶行知与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教育改革探路》,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1] 《陶行知全集》第4卷,第631页。

  [2] 李鹏:《陶行知先生与育才学校》,1946年8月15日《晋察冀日报》。

  [3] 郭笙:《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4] 1951年因错误地批判武训,并使陶行知受到株连。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陶行知又获得新生。近些年,教育理论界对武训和武训精神的评价越来越高,有的论者甚至称武训是“忘我办教育的民族英杰”,与陶行知的说法,即称武训是“中国老百姓兴办教育的开山祖师”,相形之下,有过之而无不及。陶行知因推崇武训而被强加的种种罪名,均不攻自破,完全推倒。

  [1] “三风”即党风、文风、学风。

  [2] 1942年3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

  [3] 1939年9月10日重庆《新华日报》。

  [1] 朱泽甫:《陶行知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2] 陶行知的演说,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当局的独裁政治。

  [3] 楚图南:《关于陶行知先生赞扬武训的看法》,1951年7月15日《光明日报》。

  [4] 张癸:《陶行知与中国共产党》。

  [1] 《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67—568页。

  [2] 《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69,540,554,571页。

  [3] 《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69,540,554,571页。

  [4] 《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69,540,554,571页。

  [5] 《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69,540,554,571页。

  [1] 《陶行知文选》,第345页。

  [1] 郭笙:《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

  [2] 《陶行知一生》,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1] 《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603—608页。

  [2] 《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28页。

  [3] 《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700,827页。

  [4] 《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700,827页。

  [1] 《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616—618页。

  [1] 《陶行知全集》第4卷,第743页。

  [2] 《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965页。

  [1] 《陶行知年谱稿》,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2] 1946年8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

  [3] 《周恩来选集》上卷,1980年12月第1版,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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