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简介生平经历 傅作义子女后代 傅作义资料

时间:2017-02-27 17:51:00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傅作义,中国著名的抗日将领,新中国水利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曾任晋军和国民党军的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战区司令长官。在长城、绥远、忻口抗战中,特别是在反击五原战役中击毙日军水川伊夫中将,威震敌胆。1949年1月,他以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的身份接受中共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率部起义。随后,又协助中共和平解放了绥远。全国解放后,他担任水利部部长和水利电力部部长20余年,为新中国水利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傅作义热爱祖国,为祖国统一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接受了毛泽东“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赠言,竭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肝胆相照,老而弥笃。

  『早年投笔从戎』

  傅作义,字宜生,1895年6月27日生于山西省荣河县安昌村(今属临猗县)。这是黄河边上的小村庄。他的祖上是农民,父亲傅庆泰先是做黄河渡船上的船工,后靠借贷租船在黄河上经营煤炭运输。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去西安避难路经潼关,煤价一时飞涨,傅庆泰获利甚丰。后来他又设立了若干商号,成为荣河县有名的富户。傅庆泰有三个儿子:长子作仁,次子作义,三子作良。傅作义幼年丧母,由继祖母傅王氏抚养。他6岁入本村私塾,11岁入新式小学堂读书,13岁考入运城河东中学。

  傅作义童年时记忆力过人。大约在他5岁左右,一天,叔父和哥哥听私塾教师讲《论语· 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1] 就是记不住,而当时在书房外玩耍的傅作义却能熟练地背诵。他入私塾后,老师发现他不仅记忆力好,理解力也很好,还很认真、好强。有一个时期,他珠算成绩不好,受到老师的申斥和同学的讥讽,为此他晚上从头学起,反复练习,直至以后考试都是满分。课余时间,他喜欢游泳、骑马,经常骑着没有鞍子的马奔驰于村东村西。他也喜欢带领同伴玩打仗的游戏。有一次,他打伤了一个张姓同学的头,他不逃避、不慌张,主动陪送这个受伤的同学回家,而且买了点心向张家赔礼道歉,保证不再伤人。张家消了气,也没有向他的家长告发。学校放假回家,他见活就干。农忙时节,割麦子、碾麦子、割谷子、打谷子、摘棉花,从不偷懒。有一种活儿,在打麦场上捡牲畜粪便,经常要直接用手抓,别人都厌烦、叫苦,他干了10年,从未说过脏。他父亲和祖父、母经常说“看来还是我老二好”。[2] 傅作义的少年时代,正逢清王朝衰朽没落,国家多难,人民尚武。他父亲感于时势,决心让作仁、作义二子投身军界。1910年,傅作义考入太原陆军小学。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太原响应,他毅然剪掉辫子参加学生军,任起义学生军排长。1913年,他考入北京清河陆军中学。从山西入北京,眼界大开,学习之外,他慷慨交游,在正常开支之处多花了20多两银子。假期回家,他向父亲说明多花的钱是向别人借的。他父亲一言不发,带他到黄河边,脱掉鞋袜挽起裤腿,让他也照样一起下到水中。当时正值黄河流凌,河水刺骨,他父亲说:“我的钱是这样挣来的”。他深感内疚。[1] 这件事深刻教育了傅作义,培养了他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后来虽官至国民党军上将,仍然是一身布军装,一床白布被褥,不吸烟,不喝酒,日常吃饭不过馒头、稀粥、几碟素菜,在国民党军中有“布衣将军”的雅号[2]。

  1915年,傅作义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在学校期间,他刻苦努力,凡步兵四大教程及典范令、射击、马术等,考试成绩全优。特别是射击技术,弹不虚发,曾获全校第一名。

  在度过八年的军校生活后,1918年傅作义回到山西参加阎锡山的晋军,初任第十团见习官,不久即转任排长、连长。1922年升任少校团副兼团技术队长,负责全团体操、射击、劈刺、投弹等方面的技术训练。该团曾在山西全省军事技术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傅作义因此受到阎锡山的赏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阎锡山派张培梅任总指挥率四个旅出娘子关占领石家庄阻击直系援军,傅作义受命负责警戒石家庄,因部署严谨、有章法,得到张培梅嘉许,张保荐他任第四旅第八团团长。1926年,晋、奉、直系军阀联合反对冯玉祥的国民兵,傅作义率领第八团在晋军大部撤守雁门关后死守平绥铁路要点天镇三个月,以少胜多,因战绩卓著被提升为第四旅旅长。1927年傅又升任第四师中将师长,时年32岁。

  『涿州之战 』

  1927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公开反共。一贯见风使舵的阎锡山与汪、蒋联系改挂青天白日旗,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9月中旬,阎锡山誓师北伐,派左、右两路大军分别沿京绥铁路和向京汉铁路突袭奉军,同时派傅作义的第四师和李服膺的第十四师为挺进军向京汉铁路截击奉军。傅作义第四师附山炮一营,从晋北广灵插入河北,经易县山路向京汉铁路前进,中途与晋军总部失去联系。10月上旬,傅部到达涿州附近。此时左、右两路晋军已败退约一星期,李服膺部也因遭到阻击撤回山西,傅作义仍按原计划先派一个团为先遣队乘奉军换防混乱之机,袭占涿州火车站并进入涿州城,14日完全占领涿州。

  涿州是北京的屏障,京汉铁路的咽喉。坐镇北京的张作霖接到涿州被晋军偏师袭占的报告后,非常震怒,严令驻保定的奉军军团长张学良限期收复。张学良调四个步兵旅及重炮、野炮各一团、工兵一营、坦克一队由万福麟率领开到涿州,另派曹耀章带铁甲车一列协同,先攻下了涿州火车站。傅作义面对奉军大部队的压迫,令城外部队退入城内固守待援,一面发布安民告示,一面指挥赶修工事。从10月15日至11月30日,奉军以炮兵、步兵、工兵相配合,对傅部发动了七次大规模的进攻,甚至施放了燃烧弹和少量的瓦斯弹,都未能破城。张作霖见劳师无功,传令奉军:“不用打了,把涿州四周都挖上壕沟,架上铁丝网,傅作义不投降,就把他们饿死在城中!”[1]

  傅部9月离晋,穿的是单衣,经过两三个月已近隆冬。饥寒交迫的傅师坚持固守待援,但援军始终不见踪影。

  12月中旬,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前国务总理王士珍、孙宝琦等人先后到涿州,或慰问或劝和。在涿州督战的奉军高参于国翰与傅作义在保定军官学校有师生之谊,专门致书劝降,傅作义回信说:“先生教我们的课目中没有‘投降’这一项,故学生不敢从命。”[2] 此时涿州城中,许多人因病饿而死,街巷号哭之声日夜不绝。12月24日,城中妇孺百余人环绕傅作义的司令部伏地哭请罢战。傅既不忍此惨状,也不敢擅自弃守。

  12月下旬,在几乎弹尽粮绝、广大中下级军官认为无法再守的情况下,傅作义决定一面派人与奉军议和,一面派人联系增援。12月30日,双方停战。

  傅作义和奉军将领万富麟分别发表通电宣布和议告成。傅作义在通电中说:“……何忍以爱民之心,反而害民……谨将所部挺进军改为国防军,不再参加内战,以遂初愿。惟遇国际战争、地方剿匪,当听中央命令,竭力应付。盖军人之天职,固在此而不在彼也”。[3]1928年1月6日,待援绝望的傅作义乃只身赴保定与张学良商议善后办法。1月12日,傅师残部7000人出涿州接受奉军改编。[4]

  守涿州是晋奉战争中一场有名的局部战争。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称颂说:“傅师长神勇无比,各将士忠义绝伦,国内报章以至海外人士,无不惊服,传颂不置。弹丸涿邑,将因傅作义伟大之战功而成为战史上最著之名城矣!”[1] 寓居天津的著名诗人樊增祥写了一首被广为传颂的七言绝句:“新收涿邑七千人,百日燕南立大勋。十六年来千百战,英雄我爱傅将军。”[2]

  张作霖在北平专门召见傅作义,要委以军长职务,傅以“束身引退,以谢天下”为辞拒不就职。老张大怒,幸得张学良惺惺相惜帮助求情,傅才被准许离开北平、软禁于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在保定的家中。

  注释

  [1] 傅作信:《回忆青少年时期的傅作义》,《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2] 董其武:《傅作义先生生平概述》,《傅作义生平》。

  [1] 王畅、桂郁:《晋奉涿州百日攻守记》,《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二卷》,中国文史出版社。

  [2] 王畅、桂郁:《晋奉涿州争城战役纪实》,《傅作义生平》。

  [3] 孙兰峰:《随傅作义将军坚守涿州亲历记》,《内蒙文史资料》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16辑。

  [4] 王畅、桂郁:《晋奉涿州百日攻守记》。

  [1] 王畅、桂郁:《晋奉涿州争城战役纪实》。

  [2] 李竭忠:《略述傅作义将军的为人》,《傅作义生平》。

  『参加中原大战 』

  1928年2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3月,国民革命军组成四个集团军,准备开始针对以张作霖为首的奉鲁军阀第二次北伐战争。阎锡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任务是负责截断京汉铁路。阎部5月下旬占保定,6月8日进北京。在开展军事行动的同时,阎锡山派部下南桂馨赴天津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秘密商定,阎如攻下保定,日军将协助阎部取得天津。[3] 年初被奉军软禁在保定的傅作义5月上旬乘隙脱身潜赴天津,参与了南桂馨的活动。驻守天津的奉军残部在日本“中国驻屯军”的胁迫下被晋军收编,于是南、傅不发一枪就接管了天津。6月10日,国民政府发布南为天津市长、傅为天津警备司令的命令。此后,傅的旧部陆续汇集到天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四师。

  天津是一个工商文化都很发达的大都会,当时又是一个纸醉金迷的消费城市。傅作义一方面注意约束部下不受安乐生活的影响以保持良好的作风和旺盛的战斗力,一方面充分利用接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机会积极学习,充实自己。他不仅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大公报》总编张季鸾等人过从甚密,而且经常请其他学者、专家给他讲政治,这些名流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28年底,东北易帜,改挂中华民国国旗。蒋介石遂召开编遣会议,以整军为名行削藩之实,引起各方实力派的反抗。阎锡山于1930年3月21日联合冯玉祥等人通电讨蒋。5月11日,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揭幕。晋军担任陇海线正面和津浦线方面的攻势作战,初期使用在津浦线方面的部队分两路: 第二路辖三个军,以张荫梧任总指挥;第四路辖两个军,以傅作义任总指挥。该方面晋军的前敌司令部以张、傅分任正、副总指挥。6月28日,晋军攻占济南后,傅主张迅速南下,直捣徐州;而张则坚持先沿胶济线肃清敌军残部。阎锡山命令张、傅按各自的方案分兵进击。此时蒋介石从陇海线和大后方急调大军增援津浦线,阎锡山也急令张荫梧部的两个军驰赴津浦线。因为连续暴雨,道路泥泞,两部分晋军未能按计划集结,遭到蒋军的分割打击,于7月底全线溃退。

  中原大战之前,傅作义曾和72位将领联名致电张学良,促其就任反蒋方面所委任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当时张学良正忙于处理东北的内部事务,对中原战争各方取中立的观望态度。在晋军败退过黄河以后,阎锡山又派傅作义去沈阳联络张学良,此时张的趋向已定,傅作义回天无力。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呼吁各方停战罢兵,静候中央处置。张电一出,局势立即明朗,阎锡山、冯玉祥相继下野。

  傅作义从沈阳回到天津,灰心丧气,精神恍惚。当时晋军中有些人将战败的责任归咎于他。他羞惭愤怒,痛不欲生,曾举枪自杀,得其家人及时制止。[1]

  1931年初,经主持华北军政的张学良推荐,国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绥远省政府代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同年8月又正式任命他为绥远省政府主席。这一年傅作义36岁。他对属下讲:“一个人事业成就的大小,与选择地区有非常大的关系。历史上许多精明强干的人,如班超、张骞、霍去病、范仲淹等,都是在边疆上建功立业的。”[2] 那时的缓远,土匪横行,农牧业萧条,金融混乱,民不聊生。傅作义上任,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剿匪。经过一年的围剿、追歼,先后消灭了以王英、杨耀峰(杨猴小)、苏雨生、李根车四人为头子的四大股土匪数万人。又举办“区长训练班”,招收青年学生,经半年训练,派往各县担任区长,巩固清剿成绩。经过这样一番洗礼,绥远方始恢复秩序,人民才有安居的条件。接着,他整顿财政,稳定物价,开源节流,很快使绥远省财政扭亏为盈。

  注释

  [3] 赵瑞:《阎锡山勾结日军的活动》,《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五卷。

  [1] 潘纪文:《跟上时代的步伐——记傅作义将军走过的道路》,《傅作义生平》。

  [2] 李竭忠:《略述傅作义将军的为人》。

  『英勇的长城抗战 』

  在傅作义正式就任绥远省主席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在守军奉命不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东三省。傅作义预料日本人不会以此为满足,势必得寸进尺,绥远是边疆省份,必须加倍警惕。他经常在各种军民集会上发表抗日救国的主张。每日早晚部队点名时,让官兵高喊:“保卫祖国,誓雪国耻”、“守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等口号。练习劈刺用的草人上写着日本侵略军将领的名字;在练习射击用的标靶上画着日本军官的形象。他经常给部队讲:“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死敌。必须坚决抗日,消灭日本侵略者,才能保卫祖国。为了抵抗侵略,我们必须加紧锻炼各种战斗技能,时刻准备开赴前线。”[1] 他常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号召大家练一双铁腿、练一双夜眼。

  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并进袭热河省。中国共产党和各界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纷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包括傅作义在内的一批国民党爱国将领也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日。

  1933年1月25日,傅作义奉命率第三十五军由绥远开赴抗日前线。因该军第七十二师在山西归阎锡山直接指挥,阎另派第六十八师(师长李服膺)与骑兵司令赵承绶部以及炮兵二十一团归傅指挥。2月上旬,傅部在张家口编组为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三十五军番号暂改为第五十九军,第六十八师番号暂改为第六十一军,傅作义任军团总指挥兼第五十九军军长。

  3月上旬,日军占领热河后,即以两个师团、两个旅团及飞行队配以数万伪军向长城各口推进。3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秉承蒋介石“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政策,以八个军团(13个军)约25万人沿长城一线作防御性布防。傅作义率第七军团负责察哈尔省长城独石口的防务。

  在长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中国守军商震部、宋哲元部和中央军徐廷瑶部对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由于敌强我弱,还是被日军从冷口突破。为加强北平密云之间的防务,何应钦4月30日急调傅作义部开往昌平一带增防。傅令第六十一军留在家哈尔担任独石口防务,亲率第五十九军(共一师三个旅)及炮兵团以20小时急行军200余里于5月1日下午4时前到达昌平附近集结待命。在徐延瑶部退至密云后,何应钦令傅部由昌平向怀柔出击。傅即率部迅速赶至怀柔牛栏山一带面对古北口进入北平的必经之道构筑工事。傅作义告诉部下,欲以武器装备居劣势的中国军队战胜装备精良的日军,除要注意运用“近战狠打”的战法外,还必须有“七分用土(即构筑工事),三分用枪弹”的意识。在傅的指令下,第五十九军官兵和近万名支援的老百姓一起很快完成了三线纵深的阵地工事。5月19日,日军在占领密云县城后,继续向怀柔、顺义方向追击中国军队,傅部奉命侧击日军。5月23日,日军西义一师团的铃木旅团及川原旅团的福田支队,向傅部发动正面攻击,同时以铃木旅团的早川联队迂回到傅部后方实施抄袭。傅作义指挥所部利用工事掩护,对抗日军飞机大炮的反复轰炸;以地雷和集束手榴弹对付日军的坦克;以机枪、步枪对付冲锋接近工事的日军骑兵和步兵。傅部官兵同仇敌忾,誓死保卫北平。

  23日上午8时,傅部正与日寇激战,何应钦命令傅作义立即停火。原来,早在5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即决定成立“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亲日派黄郛为委员长,与日本办理交涉停战,至22日晚,日方已向中方提出停战办法。傅作义给何回电,说前线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无法撤退。后来何应钦下了手令:“第五十九军立即停止战斗,向高丽营附近集结撤退。”傅作义接到停战命令后,异常悲愤,说“牺牲了这么多的官兵,他们以自己的生命换来的却是妥协停战,战士们能死而瞑目吗!”参谋长劝说:“别人都已停战不打了,仅我们这一点部队也难以战胜日本侵略者。既令停战撤退,只有服从。”傅作义坚持在日军先撤后,才动员部队于当晚12时前后向指定地点撤退。

  傅作义指挥的怀柔战役,被当时国内各报誉为长城抗战“最后有力光荣之一战”。各界爱国人士对傅部表示了热烈的慰问和嘉勉,称誉其“为国干城”、“气壮山河”、“战史流芳”。[1]

  5月25日,按照日方提出的停战办法,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谋徐燕谋前往密云日本关东军第八师司令部请求停战。5月31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天津塘沽签订了《塘沽协定》,以中国军队撤至长城以南、以西等屈辱条件结束了长城抗战。

  傅作义返回绥远后,第五十九军仍恢复平时的番号第三十五军。为纪念长城抗战中阵亡的将士,他派人到怀柔作战地寻找官兵遗骸与撤退时运回的遗骸一起埋葬在归绥城北大青山下,建立抗日战死将士公墓和烈士灵堂,并树立一座“华北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请胡适之撰写碑文,请钱玄同书丹。碑铭是这样的:

  这里长眠的是367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1]!

  注释

  [1] 苗玉田:《长城抗日的最后一战》,《傅作义生平》。

  [1] 苗玉田:《长城抗日的最后一战》。

  [1] 董其武:《长城抗日的最后一场恶战》,《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三卷。

  『绥远守土抗战和百灵庙大捷 』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人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和暴露,他们通过策划阴谋事件,逼迫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同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于1935年7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这个《协定》生效后,驻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和中央军、宪兵、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均陆续从该地区撤出。

  1935年秋,日本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联合派羽山喜郎到归绥[2] 设立特务机关。日本人向傅作义提出:1. 驱逐国民党绥远省党部;2. 赶走蒋介石派来的特务人员;3. 取消归绥市一切抗日标志;4. 设立沈阳—天津—归绥的日本航空线。

  绥远省当时属阎锡山主持的太原绥靖公署辖区,按照阎的统一部署,除设立航空线一事绥远省政府未予同意外,其余要求均照准:国民党绥远省党部自动撤销;省党部的《国民日报》改为《西北日报》;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调查人员调离绥远;归绥市的“九一八”纪念堂、怀柔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和烈士公园都加以改饰。

  在这样复杂而被动的局面下,傅作义提出了“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方针,教育他的干部忍耐、坚持,巧妙地开展斗争。日本特务羽山喜郎不断以要求绥远省政府与日本订立《防共协定》为名,挑拨傅 作义脱离阎锡山、反对蒋介石,实行“绥远自主”。傅作义始终虚与委蛇,不上圈套。

  日本人为实现其控制蒙古地区实行所谓的“日满蒙合作”的战略野心,下大力气物色和扶持蒙奸。1933年,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兼苏尼特右旗“札萨克”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人称“德王”)在绥远百灵庙召集西蒙古部分王公举行“自治会议”,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在西蒙古实行高度自治。国民政府为防止其同日本人合作,同意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以德王任秘书长。1934年4月,蒙政会在百灵庙正式成立,该会实权落入德王之手。1935年8月,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征四郎亲自飞往内蒙,与德王密谋建立“蒙古国”的问题。12月,德王赴长春与关东军司令官商定,先在内蒙西部搞一个独立局面,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蒙古国”,以实现“日满蒙”合作。

  对德王的卖国行径,傅作义早已洞察。为争取爱国的蒙古王公和内蒙古地区的爱国武装力量,傅作义一方面请准南京国民政府于1936年1月将百灵庙蒙政会根据省界一分为二,即分为察哈尔省境内各蒙旗自治政务委员会和绥远省境内各蒙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另一方面派爱国抗日的蒙古青年策动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于1936年3月宣布脱离卖国的百灵庙蒙政会。经此两方面打击,德王被迫迁至察哈尔化德县的嘉卜寺。

  1936年2月,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德王在自己的王府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同年5月12日,德王勾结日军,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公开投敌叛国。在关东军和伪满洲国的资助下,德王编练了两个军约1.3万人的军队,以李守信任第一军军长,自兼第二军军长。经日本人撮合,德王与察哈尔北部的伪军“大汉义军司令官”王英(即傅作义在绥远剿匪时仅以身免的大土匪)合流,准备联合进攻绥远。1936年8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坂垣征四郎到绥远拜访傅作义,他先是向傅宣扬中国应当分治、鼓吹割据;继而强调所谓“关东军对满蒙治安责无旁贷,傅应与德王合作,共同防共”。傅作义回答:“中日两国应当友好,万一不幸出现中日战争,必然造成空前的灾难。而且战争的结果很难说谁胜谁败。”坂垣离绥前,赠傅作义望远镜、军刀各一,傅作义回赠端砚一方、四书一部,以文对武,不卑不亢。[1]

  10月29日,日本驻嘉卜寺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与德王确定了犯绥计划,决定一举打倒傅作义。10月25日,傅作义到太原向阎锡山请示机宜。阎锡山在中原大战失败后避居大连时即与日本人有勾结,但目前日本人将战火烧到他的辖区,威胁到他的根据地山西,所以他也提出“收复失地固非当时之力所能,而守土抗战则为军人应尽之天职”。他向傅作义许诺:必要时将驻在绥远的赵承绥、王靖国以及驻在雁北的李服膺部归傅指挥。阎锡山同时嘱咐傅作义,不要主动出击,以免触怒日军大举来犯,将战火烧到山西。

  此时蒋介石正在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向红军进攻。10月30日,傅随阎见蒋,蒋仍强调“攘外必先安内”,指示对日本的侵略要以不卑不亢的态度相机应付;对德王以忍让为重,必要时给点地方也可以;如日军大举来犯,届时将派第十三军汤恩伯部前往支援。

  11月上旬,由日军提供武器弹药,日本特务组织指挥以汉奸王英所率伪“大汉义军”为前锋,以李守信率伪“蒙古第一军”为左翼,以伪“蒙古第二军第七师”为右翼三路进攻绥远,拟以先锋进攻红格尔图,然后左右翼一起发动,会师归绥。11月12日,王英率骑兵两旅、步兵一旅及炮兵两连向绥远东部的红格尔图进犯。当时红格尔图守军只有两个连和100多名自卫队员,依靠工事固守待援。至15日,伪军虽有七架日机助战,始终未能得逞。此时傅作义派绥东防守正副总指挥彭毓斌、董其武率步兵三个团、骑兵四个团、炮兵一营,向红格尔图伪军实行分进合击,另派一部抄袭敌后。随后又派一个团增援。阎锡山也派独立第七旅开到绥远增防。18日上午,傅作义的部队向王英所率5000伪军发动总攻。伪军原系乌合之匪徒,一击即溃,四散逃遁。红格尔图一战,歼灭近千人,俘敌300人。此战告捷,灭了日伪军队的威风,长了中国军队的志气。

  攻占红格尔图的阴谋破产后,日本人向百灵庙运去大量武器弹药和面粉,作了大战的准备。

  此时,蒋介石所派汤恩伯部也陆续开赴绥远平地泉一带驻防。傅作义面对企图卷土重来的日伪军,决心以攻为守,收复百灵庙。他选派手下干部化装侦察敌情,然后确定以绥北防守正副总指挥官孙长胜、孙兰峰率步骑兵四个团及炮兵一营、装甲车四辆,奇袭百灵庙。11月23日,趁着月黑之夜,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踏着积雪,傅军对百灵庙实施了包围。夜12时,攻击开始。守庙伪蒙军因有日本特务督阵,负隅顽抗。傅军决心在天亮敌援军赶到之前解决战斗,乃以山炮营摧毁机枪阵地,掩护步兵前进。经七次冲锋,攻破敌阵进入庙内,与敌展开巷战。百灵庙日本特务机关长胜岛角芳、日本军事顾问与伪第七师师长穆克登宝见势不妙,寻机逃窜。伪蒙军残部群龙无首,大部溃逃。24日上午9时30分,傅部收复了百灵庙。

  此后,因原驻百灵庙的伪蒙军第七师残部又盘踞锡拉木伦庙(俗称大庙子),傅作义决定乘胜追击,收复大庙子。此时伪军旅团长派人向傅作义表示要求反正,傅乃决定收复大庙子尽量用政治手段解决,必要时再使用军事手段。守庙的伪军金宪章部杀死日本顾问,反戈一击,伪蒙第二军猝不及防,死伤惨重,残部溃逃。12月9日上午,傅部收复大庙子。

  历时数月的绥远抗战,前后共歼灭和瓦解伪军一个步兵师、两个步兵旅(包括反正的部队),肃清了绥远境内的日伪军,挫败了日伪妄图建立伪“蒙古国”的阴谋。

  傅作义领导的绥远抗战,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国内各大城市相继发起了如火如荼的援绥运动。11月21日,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袖毛泽东、朱德给傅作义发贺电说:“足下孤军抗日,迭获胜利,日伪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1] 中国共产党派南汉宸率代表团赴绥远慰问。在南京救国会的推动下,国民党上层人士孙科等人于11月21日发起了援绥抗日运动。国民党内一些抗日力量和地方实力派也明确表示支持抗战。包括西安在内的各大城市也爆发了坚决要求抗日的学生运动。正在陕西为蒋介石所逼参与“剿共”的张学良,于11月27日致电蒋介石,提出“希望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一鼓而挫敌气”,为蒋所拒绝。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驻归绥的日本特务羽山喜郎求见傅作义,呈送关东军致傅的电报一份,内容是:蒋介石被扣,中国内战即将爆发,限你部于三日内撤出绥远,开回山西,否则日军将进攻绥远。限24小时答复。

  傅作义阅电后说:“现在即可签复:我是绥远省主席,也是边防将领,守土有责,绝不能轻易放弃国家一寸土地。即使兵戎相见,也在所不惜。请你答复关东军。”[2] 关东军接到羽山的报告后,拟派驻热河的日军第七师团配合德王的伪蒙军向绥远发动进攻。后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日军乃改变了计划。

  注释

  [2] 归绥,即今呼和浩特市,当时是绥远省省会。

  [1] 樊真:《抗日战争中的傅作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2] 樊真《抗日战争中的傅作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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