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简历生平经历故事 李克农的子女后代/戴笠

　　李克农，民主革命时期长期主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情报工作，是中共和人民军队情报、保卫工作的卓越组织者和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在隐蔽战线上的杰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其从事的工作岗位上，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卓越才能，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建立了伟大勋绩。

　　一

　　1899年9月15日(阴历己亥年八月十一日)，诞生在江南古都安徽芜湖。李克农的父亲李哲卿对这位能“传宗接代”的长子的降生颇感惊喜，按照芜湖李姓的辈分，当即取名克农。“克农”一名和他曾用过的“泽田”、“稼轩”等名，都无不寓意着他曾是一位中国农民的儿子。

　　李克农少年时期曾就读于安徽辛亥革命的发源地——芜湖圣雅教会中学，受到进步思想的教育和熏陶，同时，也耳闻目睹了外国列强的侵略行径和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从而萌发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意识。1917年初，李克农决然退学，只身来到北京城，在《通俗周报》社做发行工作。《通俗周报》是一份具有激进思想、反映时代潮流的刊物，对年轻的李克农产生莫大的吸引力。这年7月，因张勋在京都玩起“宣统复辟”的把戏，形势急转直下，革命党人纷纷遭坐牢杀头的厄运，北京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通俗周报》属于查禁书刊，李克农只好被迫离开北京，星夜乘车南下，绕道上海返回芜湖。

　　1919年由北京掀起的五四运动的狂飙席卷全国，也波及到芜湖。李克农以极大热忱全身心投入到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中。他刻小报、发传单、作演讲，成为芜湖地区有影响的“激进人物”。是年6月，经芜湖安徽省立第五中学学监高语罕和教师刘希年的介绍，他曾一度告别芜湖，来到安徽省首府安庆，任《国民日报》副刊编辑。

　　1925年，在五卅运动的推动下，芜湖地区也掀起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李克农积极参加和领导了这些斗争。1926年，经杨士彬、余昌炯(准)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芜湖县党部宣传部部长。李克农利用国民党同共产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有利条件，不分昼夜地奔波于工人、农民和学生中间，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扩大其政治影响。李克农曾根据组织决定，参与创办了民生中学，吸收那些在学潮中被开除的进步学生和社会上的有志青年继续学习、深造。民生中学成立后，身兼事务主任的李克农除了忙公务外，还经常给师生们讲课，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讲俄国的十月革命，讲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等。

　　1926年9、10月间，北伐军一举攻克武汉三镇，革命风暴席卷大江南北。民生中学的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有了较大发展，中共外围组织也经常以民生中学为据点，在这里秘密活动。从1925年至1927年间，民生中学的学生曾以 “纠察”和“殿卫”的面目，也出现在芜湖历次政治示威游行队伍中。在李克农等人的训练下，他们纪律严明，敢打敢冲。在此期间，还输送了几批学生参加北伐军。随着民生中学的影响日益扩大，当地的土豪劣绅和封建军阀势力竭力诬蔑民生中学“先生是强盗、学生是土匪”，江城的民众则视民生中学为“水泊梁山”。

　　1927年2月初，北伐军占领芜湖，李克农带领民生中学的师生们走向街头，夹道欢迎北伐军，并在民生中学的操场上召开了欢迎北伐军的祝捷大会。主席台上方高悬着“热烈欢迎国民革命军进驻芜湖”的横幅。民生中学的师生们与前来参加大会的北伐军将士及当地群众，振臂高呼：“打倒列强，打倒军阀!”

　　北伐军进驻芜湖后，民生中学在李克农等的组织下，密切配合北伐军开展了一系列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他们将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潘伯和、陶玉堂和一些与列强勾结的奸商拉出来，戴高帽子游街示众。他们还在街头演出活报剧，揭露封建军阀、土豪劣绅的种种罪行。

　　在这期间，李克农还组织开展了对安徽军阀陈调元的斗争。陈调元1925年投奔孙传芳，被任命为皖军总司令，率部进驻芜湖，占民房、劫商店，无恶不作，芜湖的繁华地段几乎被抢劫一空，直到芜湖商会会长将十万元支票送往陈的司令部后，陈部才停止了抢劫。因此，芜湖人把陈调元鄙夷地称为“票匪”。这个“票匪”在1927年3月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军长兼北路军总指挥和安徽省政务委员会主席。

　　1927年4月6日，在李克农的率领下，一队威武雄壮的学生军走上大街，打出了“打倒票匪陈调元”等标语。队伍中还有几个学生抬着一个篾扎纸糊的大棺材，吸引了大批的人群围观。人们看到，棺材内一个纸人伸出一双枯瘦的黑手，上写“陈调元”三个大字，无不拍手称快，责骂“陈调元就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游行队伍中还抬着一块大黑板，上面醒目的白字写着陈调元在皖省三年来通过抢劫搜刮而来的个人财产统计表，总数达2000万元。一时，观者如潮，“票匪”陈调元被弄得臭不可闻。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反革命大屠杀，公开背叛革命。不久，芜湖地区便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芜湖市党部被查封，有些来不及撤离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捕入狱或惨遭杀害。4月18日，陈调元的一份通缉李克农的密电飞抵芜湖。在这份通缉令上，陈调元悬赏5万元大洋缉拿李克农。李克农和同时被通缉的宫乔岩、阿英等人共乘一条小船，趁夜幕锁江之际，潜离芜湖去了江北。

　　李克农等“要犯”的潜逃，使国民党新军阀十分恼火，国民党芜湖市公安局侦缉处立即派出大批“猎犬”四处侦寻。他们探听到了李克农等人的隐匿地址，下令在4月20日晚派一队人马，过江围捕。

　　此事恰巧被李克农之妻赵瑛家一位在公安局内作文案的亲戚听到，他急忙向赵瑛透露了这个恶讯。此时，赵瑛正患病在家，持续高烧，并怀有身孕。但为了丈夫的安全，她拖着极度虚弱的身体，冒雨过江，终于赶在敌人的前面，通知了李克农，使李克农等脱离了险境。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曾一度下野，陈调元也被挤出安徽，皖省的形势稍有好转。李克农又返回芜湖，担任了民生中学董事会主席和第二任校长。他以民生中学为据点，以共青团员为骨干，继续开展斗争。这时，中共安徽省临委机关由安庆秘密迁往芜湖，民生中学就成了省临委的干部训练中心和安徽省济难会(中共的外围组织)的大本营。此时，民生中学的绝大多数师生也都加入了济难会。1928年1月27日，济难会的负责人王少虞不幸被捕，国民党反革命派搜出了济难会名单和一些传单标语，随即又有了甘野陶等30人被捕，民生中学再度被查封，李克农便成了国民党芜湖市公安局重点缉捕的“元凶”。

　　在群众和亲人的掩护之下，李克农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疯狂搜捕，潜入南京。可来南京没多久，李克农又被国民党芜湖公安局、南京公安局联合组成的侦缉队盯上。

　　一天，李克农有事来到下关码头，突然，伴随着一阵刺耳的警笛，从身后传来“抓李克农”的叫嚷声。李克农见事不妙，拼命奔跑，七八个持枪的军警穷追不舍。当他横穿一条马路时，由于奔跑过猛，与一辆快速行进的黄包车相撞，李克农险些跌倒在地。黄包车上坐着一位佩戴上校军衔的国民党军官，见有人撞上，十分生气，他刚欲发火，忽而又转怒为喜：“曼梓(李克农笔名)是你?快上车!”李克农定神一看，原来是老友王振武。他迅速上车，朝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六军驻京办事处飞奔而去。

　　时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六军政治部上校主任的王振武，于1925年与李克农相识。那时，李克农为创办民生中学一事常跑安徽省教育厅，与军人出身的王振武相遇。后来经李克农邀请，王振武曾一度脱旧军服来到芜湖，担任民生中学军训课的专职教师，训练出了一批又一批能文能武的学生军，一时曾威震江城。从此，李克农与王振武便成为至交。1927年4月，当“白色恐怖”向芜湖袭来之时，两位老友被迫分手。

　　这次意外相遇，两人都很高兴。王振武为保护李克农，特下令卫兵守好大门，未经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得擅自闯入。几天后，在王振武的精心安排之下，李克农身着一套毛料的中校军服，并由王振武护送，悄然离南京，奔赴上海，去迎接一场新的更为惊心动魄的战斗。

　　二

　　1928年春，李克农到上海后，很快在北四川路春野书店与阿英(钱杏邨)接上了关系。经组织安排，李克农成为中共春野支部的一名成员，负责文化工作和工运工作。为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李克农等人创办了《铁甲车》报，他不仅担任报社经理，而且还亲自撰写文章。由于《铁甲车》抨击反动统治当局，不久便被国民党军警查封。但李克农并未停止活动。他与潘汉年一起，将《铁甲车》报改名为《老百姓报》，继续坚守党的宣传阵地。这个小报办的时间不长，又遭反动军警查封。1928年底，经组织决定，李克农调到沪中区，担任中共沪中区委宣传委员。

　　李克农由于没有一个公开职业，党的活动经费又十分紧张，这一时期他经历了一段食不果腹的日子，有时为了应急，便把呢子大衣送进当铺。由于经常饿肚子，李克农的身体曾一度极为虚弱，本来就高度近视的双眼，视力又下降了，周围的同事和好友都风趣地称他为“瞎公”。后来李克农又多了一个笔名——“侠公”。

　　由于环境恶劣，为防不测，李克农等人还时常搬家。一个时期，他带着宋治家(又名宋季仁，芜湖民生中学的学生，曾做过李克农的秘密交通)，搬进了爱尔近路春辉里535号。这是一幢二层小楼，李克农与宋治家住楼下，楼上住着上海北站站长的一位情妇，名叫秦惠兹。她原是杭州乡下的一位贫穷女子，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看到李克农二人过着贫困的生活，常将剩余的米面和食物送到李克农的住处。受李克农的影响，秦惠兹还利用她的身份，主动帮助李克农。有一次，她冒着生命危险，用站长的专车，秘密将一批武器送往浦东。对此，李克农很感激，直到解放后，李克农重返上海时，还通过市公安局查找秦惠兹的下落，听说她已回杭州老家，未能联系上，这成为李克农心中的一件憾事。

　　李克农担任中共沪中区委宣传委员时，遵照上级的部署，经常组织飞行集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后来，他渐渐对组织飞行集会之类的过激行为产生了忧虑。一天晚上，李克农带着宋治家到老靶子路(现在是吴经路和江西路)百星大戏院看苏联电影《单人魂》，内容是描述伏尔加河纤夫们的生活与斗争。当电影刚开映不久，突然白纸印的传单满场飞舞，场内口哨声、警笛声骤起，数十名警察急速赶来。趁众人慌乱之际，李克农与宋治家夺路逃出。返回途中，李克农对这类举动所带来的后果颇为不快。他面带怒色地轻语道：“这不知是谁干的，苏联电影应该让大家看，不要撒传单。”[1]

　　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陆续从汉口秘密转移到上海。白色恐怖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到，要想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求得生存与发展，不建立一个特殊机构是根本不行的。为此，中共中央机关一到上海，便在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的基础上，于1927年11月建立了党的政治保卫组织——中央特科。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是：获取敌人情报、营救被捕同志、设立秘密交通、惩办叛徒铲除奸细、保卫中央领导同志和驻沪机关安全。同时，为能及时准确地掌握敌人动向，以更好地保护自己，打击敌人，中央决定：拟派一二名忠实同志，潜入国民党反动机关及要害部门。恰在这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CC 特务组织)为加强其情报机构，正准备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之名，招聘一名广播新闻编辑。此情报被先期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所获。

　　1929年11月间，李克农在上海一家电影公司摄影棚内遇到了旧友胡底。胡底在大革命失败后也被通缉，并随钱壮飞一道秘密来到上海，1928年入上海影片公司当了演员。李克农通过胡底介绍认识了钱壮飞，钱向李克农介绍了国民党正在招兵买马扩大特务组织的情况，并希望组织上利用他们招聘广播新闻编辑之机，打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

　　李克农迅速将这一情况通过中共沪中区委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中央特委对此非常重视，立刻开会研究。周恩来认为，对国民党特务组织，应该“把它拿过来”[2]，为我所用。他的意见被与会者接受。后由钱壮飞安排，李克农经过一番认真准备之后，以优异成绩连过几关，考入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又经过敌人的严密考查，终被委任为该局的广播新闻编辑。李克农才华出众，思路敏捷，文笔流畅，凡是他经手整理的调查材料，CC 派特务组织的头目徐恩曾都十分赞赏。为了使李克农取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信任，中共组织将一些过期的文件转交给李克农，李克农则以“缴获共党文件”为名送往南京，徐恩曾看过这些材料，连声称赞李克农：“你真有办法”[1]。此后，李克农就时常找些假情报或已过时失去价值的文件交给徐恩曾，因而便越来越受到徐恩曾等人的信任，被提拔为电务股股长，官位虽不大，但却统管着全国的无线电报务员，是获取情报的极好位置。不久，胡底也趁机潜入国民党内部，根据钱壮飞的安排，被派往天津，参与创办国民党在北方的情报机构，打出的招牌是“长城通讯社”。经中共有关组织批准，李克农与钱壮飞、胡底三人组成中共特别小组，李克农任组长，由中央特科指派情报科科长陈赓(曾化名王庸或王老板)负责与他们联系。从此，他们在敌人心脏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战斗。

　　李克农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站稳脚跟之后，便由春辉里535号搬到唐山路元吉里，后又迁到元裕里。频繁的搬家主要是为防不测，同时也防止家乡熟人不慎说出他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中央特委对李克农的安全也异常关注，几乎每天都派出同志在他的住处观察。每当李克农离家之前，总是在窗边放上花盆之类的物品，以示安全。为照顾李克农的生活，同时也为了便于掩护，周恩来还特意派人将赵瑛母子从芜湖秘密接到上海。上海的三明照相馆是中共的一个重要秘密据点，陈赓以该馆老板的身份常在这里活动，李克农若获有重要情报，便来此地与陈接头。为使情报能及时送到中共中央手中，组织上还派宋治家担任李克农的地下交通员。宋治家则以“佣人”身份给李克农送饭。局内“同事”都知道这位李股长派头十足，脾气特大，常因送饭太迟或做得不好，把宋斥骂一顿，正是在这斥骂声中，神不知鬼不觉地传递了情报。

　　有一天，李克农又对宋治家大发雷霆：“你知道我胃不好，要吃软和些的饭，你倒好，送来这生不生、熟不熟的夹生饭，你怎么这样笨，连饭也烧不好!”训斥声惊动了周围的“同事”，有的见状便产生了同情心理，忙过来对宋治家说道：“还不快上街去给李股长买饭。”李克农便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钞票递给宋治家，宋则装得唯唯诺诺，哭丧着脸转身离去。在一个僻静的里弄内，他迅速展开卷成一团的钞票，只见上面醒目地写着四个字：“会不能开!”宋立即向上级报告了这一情况。原来这期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准备在上海秘密举行，但被国民党南京特务总部侦悉，已密令上海方面军警特联合行动，欲将中共首脑一网打尽。接到这一情报之后，中共中央决定会议延期举行，地点也作了变动，从而粉碎了敌人的围捕计划。

　　从1930年12月开始至1931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对苏区发动的第一、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反“围剿”的胜利，固然是毛泽东等英明指挥的结果，但这里也有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这就是钱壮飞从徐恩曾那里事先获取了国民党发动第一、二次军事“围剿”的命令、兵力部署等绝密战略情报，并由李克农及时交给了陈赓和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这些情报准确及时，使工农红军对敌军的部署、兵力调动了如指掌，因此，才在战场上争取了战略主动，保证了作战的胜利。

　　中央特委深知李克农这个特别小组地位的重要，周恩来曾告诫他们：“我们得到这块阵地不容易，要尽可能守住它，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1] 同时，为便于长期隐蔽，还再三嘱咐他们，表面生活要过得去才行。因此，当李克农出入于国民党上层及军警之间时，他总装出一副傲慢冷漠的绅士派头，或西装革履，或长袍马褂。为迷惑敌人，他甚至出入于跑马厅、大世界和赌场。因而李克农也很熟悉上海滩黑社会的一些内幕。有些不知底细的人对李克农“投靠了国民党，摆起了阔架子”困惑不解，因此他常遭一些人的冷眼，甚至责骂。以这一切，李克农只好忍辱负重。他曾对钱壮飞说：搞咱们这一行的，就要能受委屈。

　　在无线电管理局，李克农的薪俸是相当优厚的，但他每月除了留下一家人基本的生活费外，其余全部交给中共组织，按李克农的话说，这叫吃曹操的粮，管刘备的事。在外人眼里，李克农是“国民党的官”，一定发财了，可有谁会知道李克农一家常常是伴着稀粥咸菜度日。正因为如此，李克农一家在吃饭时一般是不会客的，担心暴露了这样的“生活秘密”。

　　那时，党的活动经费非常紧张，作为共产党员的李克农，从不因某种理由占党的一分钱财。据李克农的长子李治回忆说：一次，有一位扮作货郎的同志来到他们家，只有六七岁的李治看到这位叔叔挑的货郎担里有很多玩具，便凑了过去，这位同志顺手拿出一件给了李治。当这位同志要走时，赵瑛要李治将玩具还给叔叔。可李治没有玩够，硬是不给，在这位同志的劝说下虽然把玩具留下了，但事隔不久，李克农又设法把玩具转交给了那位“货郎”。

　　李克农不仅要为中共中央收集和传递情报，而且还对那些有威胁的敌人采取巧妙手段将其除掉。

　　李克农曾回忆说：“有一个国民党公安局的督察队长，对共产党非常凶狠，抓了我们很多的人。我们进去以后，设了计，把他除掉了。”他记述当时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租了一处房屋，布置我们的人在那里住，在那里放一些已经被国民党搜捕到的我党文件，后来故意让他们侦知这一线索，不过又告诉他们说，为了某种理由，可以暂缓不捉，以待来日捕获更多的人，就这样过了一些日子，再去抓人时，我们的人都走空了。那里住的原来都是些平日路过上海的人，如去苏区的人等。等到扑空以后，上面的人就问他：‘为什么让共产党漏了网?’这个督察队长被上面审查一段后就锄掉了，他还不知道这就是共产党搞的”[1]。

　　1930年初，刚从苏联回国的刘伯承，接受了中共中央布置的在武汉发动武装起义的重要任务。从上海到武汉，敌人封锁很严。为使刘伯承安全抵达目的地，中央特委决定由李克农利用特殊身份作掩护，护送刘伯承去南京。

　　身穿蓝色绸缎长袍的李克农，按照约定的时间，手举一把黑色雨伞，冒雨来到外滩公园接头地点。他不时看看表，表情显得很镇静，内心却踌躇不安，警惕的目光投向公园的入口处。

　　一辆雪佛莱轿车从远处驶来，停在公园边。车内下来两个人，径直朝公园走来。李克农见状便朝这两人迎面走去。当离这两人还有几米时，他止步摘下眼镜哈哈气，掏出手帕擦一下又戴上，这是事先约好的暗号，表示身边没有“尾巴”，一切正常。李克农和这两人相遇时一言未发，只是用眼神向其中一位熟悉的人——李立三示意了一下，三人先后钻进车内。

　　汽车启动后，坐在前座的李克农这才转过身来和李立三握手问好。李立三指指坐在身边的人说：“老李，这位就是刘伯承同志，交给你，好好送去。”李克农急忙伸过手来紧紧握住了刘伯承的手说：“久闻大名，没想到在这里和你幸会。”刘伯承不动声色地微微一笑说：“我也是今天才识庐山真面目啊。”

　　在火车的头等车厢里，由于李克农持有特种证件，因而巧妙地应付了特务的监视和军警的搜查，终于顺利抵达南京。事后，蒋介石和他的特务机构虽然也掌握刘伯承离沪的情报，但他们万万未想到，是李克农只身一人将刘伯承送往南京的。

　　由于李克农为首的特别小组控制着敌人的情报机构，使蒋介石几次欲破获驻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企图均告失败。可就在他们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之际，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严重事件。

　　1931年4月26日凌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李克农惊醒。他急速开门，一位气喘吁吁、神色紧张的年轻人跌撞进来。

　　此人是钱壮飞的女婿刘杞夫，也是位秘密交通。他速将几封电报密文抄件和钱壮飞的亲笔信交给李克农。李克农疾阅信件，惊悉协助分管中共保卫工作、掌握大量中共中央机关核心机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

　　顾顺章被捕不久便供出中共驻武汉交通机关等秘密据点，使十余人被捕入狱。这个叛徒还提出只有亲自会见蒋介石，才肯提供破坏中共中央机关的具体情况，并且强调在他未到南京前，千万不要报告他被捕叛变的事。但国民党武汉行营中将主任何成浚和在汉口的国民党特务黄凯、蔡孟坚等，抓到顾顺章如获至宝，竞相邀功，已迫不及待地给徐恩曾、陈立夫发了电报。

　　这一天是4月25日，星期六，徐恩曾已去上海度周末，只有钱壮飞一人值夜班。他一连收到武汉发给徐恩曾转国民党党部秘书长陈立夫的六封特级绝密电报，每封电报上都写有“徐恩曾亲译”的字样。钱壮飞一边签收电报一边心中思忖：武汉方面究竟发生了什么重要事件，值得如此急不可耐地连发急电?这一反常情况引起他的高度警觉。他反锁上门，用先前偷摄到的国民党高级官员专用的特级密码本，迅速将电报的内容破译出来，结果使他大吃一惊。

　　第一封电报的内容便是：

　　“黎明(这是钱壮飞早已知道的顾顺章的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共党中央机关全部肃清。”[1]

　　其他几封都是有关此类事件的电文。

　　事不宜迟。钱壮飞敏捷地抄下电文，连夜派刘杞夫乘火车赶赴上海。次日早晨钱壮飞也坐火车撤离南京到上海。

　　接到钱壮飞这十万火急的情报，李克农十分明白顾顺章的叛变意味着什么：不要说宁、沪之间历尽艰险建立起来的情报机构会遭到彻底破坏，整个中央领导机关也将面临灭顶之灾。他暗暗发誓：“时间刻不容缓，务必要抢在敌人动手之前!”由于妻子钱椒仍在家中，刘杞夫完成任务后提出应立刻返回南京接应。

　　李克农开始“很难下决心”，最后还是同意了。他把仅有的三块银元拿了出来，赵瑛也毫不犹豫取下自己仅有的戒指和耳环递给了刘杞夫。临行前，李克农一再叮嘱：“此行凶多吉少，遇事要沉着。”[1]

　　送走刘杞夫，李克农敏捷地将房间临街的窗帘全部打开，在竹竿上垂直地挂上一块雪白的毛巾以示报警。出门前，李克农急切地提醒赵瑛：“中央危在旦夕，在未转移之前，你们不要离开这里，千万记住!”

　　这天并不是李克农与陈赓接头的日期，但找不到陈赓就无法向中共中央报告这个“十万火急”的情报。在这万分紧急关头，李克农不顾个人安危，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千方百计地设法与中共中央联系。几经周折，他终于通过中共江苏省委，在中央刚刚建立的一个紧急备用的联络站找到陈赓。李克农又随陈赓一起，马不停蹄找到了周恩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采取断然措施：一是立即通知中央机关、江苏省委机关、共产国际驻沪机关全部紧急转移;二是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中共党内一切秘密工作方法，掐断顾所能接触的所有关系和线索，由各部门实行紧急应变。

　　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中共中央实行了历史上少有的秘密大转移。李克农也迅速投入了掩护中央领导安全撤离的战斗中。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在他的护送下转移到安全地带的。同时，李克农还用“克潮病笃”的暗语，给天津的胡底发电，通知他事态严重，速返上海。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当大批国民党军警在顾顺章的引领下赶到时，中共中央机关已全部转移。蒋介石企图利用顾顺章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罪恶阴谋彻底破产。

　　在中共中央面临危难之时，李克农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确保中央机关安全转移出去，因而未能顾得上赵瑛母子，后来，是组织上派人通知她母子立即转移的。赵瑛曾一度与李克农失去了联系，流落街头，甚至曾夜宿菜场，辗转一个多月，才被特科的同志找到。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撤离上海，去江西苏区。 李克农是最后一个离开上海的。他打算将隐患除掉后再走，又多呆了两天，最后由陈赓出面，通知李克农必须马上离开上海。在动身之前，赵瑛母子也告别上海，返回芜湖老家。西安事变后，李克农才和家人恢复联系。

　　李克农怀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心情，与陈赓、周恩来依依惜别，离开了曾与敌人殊死搏斗过的上海，踏上了去中央苏区的艰难历程。

　　三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李克农的身份已经暴露，途中随时可能遭到不测。为防止发生意外，他作了精心化装：西洋包头变成了平头，西装脱下换上了粗布长衫，连眼镜也换了一副。这一打扮若不仔细辨认，很难看出他就是李克农。

　　李克农带着一位名叫陈阿金的上海工人，还有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搭乘轮船悄悄离开上海。

　　经过几天几夜的海上颠簸，李克农一行绕道到香港，同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络人、一位叫阚大姐的取得了联系。经她的安排，李克农暂时在一家商行里做生意，伺机再离港进入苏区。他一边做事，一边焦急地等待着，足足等了三个月，总算离开香港。这一次，他们装扮成做布匹生意的商人，李克农则扮成布匹公司的经理。经过一天的航行，到达汕头。汕头有一个进入苏区的秘密交通站，交通站的同志接待了他们，并在中共东江特委交通员的引导下，向苏区进发。开始几天没遇到什么麻烦，顺利到达潮州，但从潮州行至大埔附近时，他们在村头被一伙地主武装包围了。幸亏李克农身上还带着一张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身份证，又是一副富商打扮，只是被搜去了身上的钱财，便放他们走了。

　　李克农等继续进行，抵达闽西。在进入苏区前，要经过荒凉的20公里的无人区，路很难行，本来李克农还带着行李和箱子，但为了轻装，他只好把行李和箱子统统扔掉了。

　　经过一连数月的长途跋涉，一进入苏区，李克农便病倒了。他浑身乏力，疲惫至极，而且发着高烧，行走困难。陈阿金等先去报信，不多时，两位苏区妇女抬着担架飞快地赶来。让妇女抬着走，这还是李克农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他还真有些不好意思，强打精神坚持说：“我自己能走。”可两位热心的妇女硬是不由分说地把他连拉带扯地扶上担架，抬起便走。躺在担架上，遥望着这晴朗的天空，看看周围那别有一番景象的苏区和爽快体壮的苏区妇女，一种新奇感油然而生。忽然，他望见村舍边上的树梢上飘着一面标志着镰刀斧头的红旗，这面红旗似乎是红军伸出的欢迎的双臂，是党向他发出的召唤。此时，李克农全身的热血一下沸腾了，他猛然从担架上坐起，庄重地向红旗行了个军礼，心里在喃喃自语：“我李克农回到家了，回到家了!”[1]

　　由于兴奋，吃饭也格外香甜。虽然没有菜，吃的又是红米，但他却越吃越想吃，还把旅途上剩下的一点牛肉罐头取出，与大家一块吃。进入苏区吃的第一顿饭虽然极其简单，但对李克农来说，印象却很深。

　　吃完饭，他才意识到，四周十分恬静。他转身环顾，只见家家门户紧闭，没有狗叫，没有鸡鸣，也没有行人。

　　“怎么这里都没有人哪?”李克农问抬担架的妇女。

　　“坚壁清野!”她们回答。

　　李克农一听“坚壁清野”，心想：苏区的人就是不一样，连妇女都好像见过大世面似的，说话都这么在行。

　　到了汀州，他远远地望见村口站着两个人，好像是迎接他的。走近一看，他顿时喜上眉梢，原来其中一个不是别人，正是钱壮飞。这两位曾令他们的对手心惊胆战过的龙潭斗士久别重逢，分外激动，一时间虽然没有话语，但有多少要说的话都倾注在这拥抱之中了。

　　伫立一旁的那位陌生人只是默默含笑没有作声。经钱壮飞介绍，才知就是邓发同志。

　　李克农忙与邓发握手：“久闻大名。”

　　邓发连声说：“欢迎，欢迎，你们三位龙潭英雄的名字早已传到苏区了。”[2]

　　当天，李克农就穿上了红军服，戴上了红军帽。几个月的日夜奔波，尽管显得还有些疲劳和消瘦，但本来就颇英俊潇洒的李克农，一穿上这身军服，除了愈加年轻和精神之外，又增添了几分刚毅和威武。

　　从1930年10月起，苏区已在错误地开展以打“AB 团”为主要目的的肃反运动。李克农来到苏区时，正是打“AB 团”的肃反运动如火如荼之际。 “AB 团”原是大革命失败后，以段锡朋为首的一伙反共学生在江西南昌组成的一个反共组织。它既不是国民党内的一个系统的特务组织，也没有在苏区形成什么气候。但是由于“左”的错误影响所致，从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慢慢诱发出打“AB 团”的肃反运动，使得人人自危，空气相当紧张。某某被抓，某某被杀的消息不断传来。面对党内这种肃反运动扩大化不断蔓延的势头，李克农确有些茫然失措。

　　李克农病愈后，被任弼时分配到江西省保卫分局任执行部部长。

　　1932年初，李富春找到李克农，派他去执行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指示——纠正错案。周恩来先于李克农到达苏区，并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在他的主持下，通过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否定前中央领导在肃反问题上的错误做法。

　　李克农奉命到江西的石城、广昌、于都、兴国、平安寨等地，怀着对党对同志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深入细致地审查了这些地区积压的大批的“反革命嫌疑犯”，把整错了的所谓“AB 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及托派等冤假错案澄清和纠正了过来，让那些受冤屈的同志得到昭雪。

　　任务完成，李克农返回瑞金时，周恩来正在组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由于周恩来的信任，李克农担任了该局的执行部部长。尔后，他又被派往红一方面军担任保卫局局长。李克农以雷厉风行的作风，在不长的时间内，先后在红一方面军所属的一、三、五、七等五个军团建立起政治保卫分局。

　　除了干保卫、搞情报是李克农的拿手戏外，他还有很多专长和业余爱好。在江西苏区，他编过剧本，做过导演，还亲自演出过话剧和双簧。有一次，李克农与钱壮飞、胡底三位龙潭战友一块登台演出由李、钱编写的独幕话剧《秘书长万岁》，李克农扮演“秘书长”陈立夫这个角色，钱壮飞则扮演蒋介石。由于剧本写得好，又加上他们惟妙惟肖的表演，曾轰动了瑞金的红军剧场。

　　1933年10月，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前线“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在中共团结抗日政策的感召下，曾秘密派代表与红军谈判，双方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相隔20天之后，便爆发了震撼南京政权的福建事变。负责这次谈判安全保卫工作的就是李克农。当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蔡廷锴决定派两名代表来苏区与红军谈判后，李克农奉中共中央之命对谈判代表所经之地进行了严密布置。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国民党军与红军交错的游击区，

　　李克农派出了数十名政治保卫局的侦察人员，一律便衣打扮，或化装成挑夫，或化装成农夫，或化装成乞丐，暗中保护十九路军谈判代表。两位谈判代表于10月14日从福州出发，经漳州、龙岩到达蛟洋，在李克农所派人员的秘密护送与接应之下，安全通过国民党占领区和游击区，顺利抵达苏区边镇新泉。进入苏区之后，李克农仍未放松警戒，一直护送到瑞金，完成了中央交给的这一重要使命。

　　1934年10月起，李克农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他率领侦察部队沿途进行地面侦察，并担任中央纵队驻地的卫戍司令，对保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长征中的安全，起了重要作用。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就是在他这位“卫戍司令”的严密警卫下胜利举行的。李克农还协助叶剑英，同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四

　　经过一年的长征，从江西出发的红一方面军八万之众以仅剩六千人的沉重代价，终于到达陕北。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日，正是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时。为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确定把统战工作的重点放在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上。会后，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的李克农，担当周恩来的助手。

　　1936年1月25日，在由毛泽东等人联名发出的《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中，表示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真诚愿望，并具体制定了争取东北军与西北军的策略方针。

　　为了争取东北军抗日，李克农奉命在瓦窑堡举办训练班，对在劳山和直罗镇战役中俘虏的120名东北军中下级军官进行教育。他请博古、彭德怀、邓颖超等著名共产党人和红军将领到训练班讲课，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抗日的方针，讲解“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向他们指出：“东北军的出路是抗日，是打回老家去!”耐心的讲解和一曲《打回老家去》的救亡歌曲，激发了这些被俘的东北军军官那一颗颗因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而使自己的家乡东北三省沦入敌手而倍感屈辱的心。他们被感动了，有的垂下了头，有的泪流满面。在中共抗日救国方针的教育下，他们自发成立了抗日同盟会，有的还跑到李克农那里，要求加入红军，参加抗日;有的则表示回去后做东北军的工作。

　　有一位名叫高福源的青年军官，是张学良的亲信，曾留学日本，担任过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深得张学良的器重，后被提拔为东北军“尖子团”——第六十七军六一九团团长，在榆林桥战斗中被俘。李克农多次做他的工作，使他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由原来沮丧、不言语，甚至抵触，转变到悔恨自己，愿意与共产党合作。高福源向李克农坦率直言：“为了东北军前途，为了抗日救国，我自愿回去做张副司令和其他人的工作。”[1]

　　李克农并没有立即答复。高福源见李克农未作声，便进一步问道：“是不是怕我回去就跑了。”李克农摇摇头解释说：“高团长，我们同意派你回去，只是考虑这样做对你会不会有危险，我有些担心。”高福源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你放心，我有把握。再说，为了抗日救国，就是死了也值得。”并进一步说：“你们可以派一人与我一起回去。”

　　临行前，李克农又向高作了交代：“你回去后，先用个人身份试探一下张学良将军的态度再深说。如果他有意，红军愿意派正式代表前去谈判。”[2]

　　高福源回去见了军长王以哲，王以哲将高回来之事及时报告了张学良，然后由王以哲带高福源去见张学良。张学良对高福源先来个下马威，拍案怒斥：你还有脸回来见我，还敢让我“通匪”，声称要将高拉出去枪毙。

　　高福源毫不畏惧，冲着张学良嚷道：“你算什么英雄好汉，你还有脸去打抗日的红军，把自己的家乡让给日寇，却在这里打内战!”张学良闻言大喜，忙上前握住高福源的手说：“你果然有胆量，刚才我不过是试试你。”迫切想与共产党接上关系的张学良和高福源整整谈了一个通宵。

　　高福源带着张学良的意见，重返瓦窑堡，立即向李克农作了详细的报告。

　　中共中央决定委派李克农为正式代表与东北军谈判，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便由此迈出了重要一步。

　　把首次与东北军谈判的使命交给李克农，对他来说既感到兴奋，又感到责任重大，因为此次谈判能否成功事关团结抗日之大局。李克农慎重地向中央表示：尽自己最大努力，完成党交给的这一艰巨的任务。

　　李克农一行于1936年2月21日从瓦窑堡出发，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向洛川行进。出发前，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学良、王以哲，电文内容如下：

　　“我方代表李克农等四人于2月21日，由瓦窑堡启程，25日可抵洛川，望妥为接待，并保证安全。”[1]

　　周恩来特别嘱咐李克农：“这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大，不成功的可能性小，但有一定的危险，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谈崩，一定要谈好。”[2]

　　东北军内混有不少蒋氏奸细，为防止泄密，李克农等人午夜入城，并被秘密安排在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十分僻静的院内，由王以哲的贴身警卫把守。李克农到达洛川的当晚就电告中央：“李等四人已安抵洛川。”

　　王以哲也于当晚电告张学良，禀报李克农一行抵洛川的情况。张学良在回电中称，因有事去南京，要王先同李克农商谈六十七军(即王以哲军)和红军之间的局部合作问题。其余重大问题等他回来再谈。

　　会谈于2月26日开始。李克农首先陈述了中共提出的大敌当前，应停止内战，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等主张，接着双方就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交谈。

　　经过李克农与王以哲两三天的会谈，达成如下口头协定：(1)为巩固红军与六十七军共同抗日，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地之原则(包括六十七军在陕甘边区及关中地区之防地);(2)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富县、甘泉、延安之线的公路运输及经济通商;(3)延安、甘泉两城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秣、柴草、蔬菜等物，可转告并发动苏区群众运粮、柴等物进城出售，以恢复正常通商关系;(4)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围半年之久的东北军两个营换防;(5)恢复通商：红军采办货物前往洛川、富县等地，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为临时保密起见，红军去白区办货，东北军去苏区办货，均须穿便衣出入[3]。

　　3月3日，张学良乘飞机从南京回到西安，次日，未等消除疲劳，便自己驾机秘密飞往洛川与李克农会晤。

　　李克农见张学良穿一套银灰色长袍，黑丝绒马褂，头戴礼帽，架一副墨镜，手持文明棍，酷似富商，便风趣又不失礼地问道：“张将军，你解甲从商啦?”

　　张学良被问得先是一愣，又很快反应过来，边笑边回答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1] 言下之意他与王以哲所谈六十七军之事不同。

　　头脑敏捷的李克农是不难理解此话的含意的，随即也会心地发出一阵豪放的笑声。

　　虽然两人都胸怀联合抗日，共赴国难的大局，但会谈的气氛开始并不轻松，有时甚至针锋相对。若稍有不慎，就有陷入被动的可能。

　　张学良不愧是位颇有谋略的军事家，快人快语：“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克农亮出此时的公开身份。张学良又问：“组织部长是对敌人的吗?”

　　“不是。”张学良话音未落，李克农已简练地作了回答。

　　“你到这儿来，毛先生知道吗?”

　　“我正是奉他的命令来的。”

　　张学良站起离开座椅，边踱着方步边说道：“那就请解答几个问题：1. 你们红军是不是抗日?你们说的抗日是一个幌子呢还是真的? 2. 红军内部是不是团结? 3. 你们说抗日，为什么一定要反对蒋介石?……”

　　李克农坦然地说道：“红军当然是抗日，要不为了抗日，何必走二万五千里来陕北?”

　　“你们到了宁夏还准备开到前方去抗日，是否?”

　　“是的。”少顷，李克农又继续答道：“张先生，你是一个军事家，抗日这件事，要有后方，不要说有总部后方，至少有运输后方。至于第二个问题，红军是团结的，的确有些争论，这你晓得，张国焘跟我们已经分了家，这是我们党内的斗争，张先生你不是共产党员，不可能体会到。”

　　张学良点点头，表示赞同。

　　“抗日为什么要反对蒋介石呢，就是因为他不抗日嘛!凡是抗日的，我们就团结，这是我们的方针。”

　　李克农解释得天衣无缝，张学良无话可说。

　　一直谈到中午，李克农看看表说：“张先生，你休息休息，等你休息好了，我们再谈。”

　　王以哲忙挥挥手：“等一等，少帅请你吃饭。”

　　张学良也接着说：“李先生请吃饭，抗日时期，我这里饭菜不好。”

　　午饭果然很简单，一个炒肉片，一个鸡蛋汤。

　　饭筷刚落，张学良又问：“我不知道李先生能不能负责?要能负责再谈下去。”

　　“当然能负责，既然派我来，我就是代表。”

　　李克农回答很果断。

　　张学良又用试探性的口气问道：“那么，我要问一问，你们红军能不能放下武器，接受政府的改编?”

　　李克农断然回答：“张先生，你误会了，我不是投降代表，是谈判代表，这一点你可不要弄错了。”

　　说毕他起身就要往外走。

　　张学良连忙说：“不，不要走，不要走，谈下去。”

　　表情严肃的李克农缓缓转身坐下，竭力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以平和的语气讲道：“张先生也许还没有吃过亏的，请你回想一下，你的部队东进时，一共是多少?现在是多少?一部分叫蒋介石缴过去了，又有一部分跟我们抗日的部队互相抵消了……”

　　“好了，不谈这些了，再说另外一件事。”张学良故意把话题引开，他指了一下地图说：“能不能把瓦窑堡让给我。”

　　在后来达成的协议中就有了此内容，1936年6月红军让出瓦窑堡，中共中央机关搬迁到保安。

　　我们做出一点让步，是为了帮张学良个忙，他可以用所谓“剿共”的“战果”去堵蒋介石的嘴，减轻蒋介石对张学良施加的压力。

　　会谈持续到次日清晨。

　　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张学良说，经过考虑，他要自己驾飞机到延安与周恩来见面。此话说出，他又担心会引起李克农的误解，便忙解释说：“这样做并不是不相信李先生，我早听说还有一位周先生，而且很有学问，我是很钦佩他的，是不是可以见见面?”

　　“怎么见面?”李克农问他。

　　张学良说：“在延安见面，我还带了一个你们愿意见面的朋友，你们一见面就知道了。”[1]

　　会谈一结束，李克农就将这次达成的协议内容和张学良的请求立即起草电文报告了中共中央。

　　3月6日上午，中共中央复电嘉奖，对会谈结果和口头协议表示完全同意，并要李克农到山西石楼汇报。

　　3月7日，李克农一行在王以哲等人的秘密欢送下，悄悄离开洛川，昼夜兼程，3月16日到达石楼。石楼是坐落在山西西部边陲的小县城，红军抗日先锋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下，于1936年3月驻扎此地。

　　李克农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领导同志汇报了洛川会谈的详细经过和张学良提出的条件。毛泽东听完汇报，颇为满意，当即评价说：

　　“李克农单枪匹马，搞得很好。”[1]

　　经中共中央会议研究决定，由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偕李克农去延安，同张学良继续会谈。

　　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给张学良发出电报：

　　“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延安)，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抗日救国大计。7日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北20里之川口，以待张学良先生派人到川口来引导入城，并请张学良先生妥为布置入城后之安全。”

　　电文还指出：

　　“关于双方会商之问题，我方拟定为：(1)全国军队不分红白，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救国;(2)为抵抗日帝侵略，全国红军集中河北;(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4)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5)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双方需要商谈的其他问题。张学良先生有何提议，即祈预告为盼。”[2]

　　从这封密电中，张学良摸清了李克农在中共方面的地位及与中共首脑人物的关系非同一般，以致他在后来的自述中十分感慨地说：“使我惊讶的是，李回去后不久，中共即通知周将来谈。”[3] 在他看来，李克农是中共方面一位有权威性的使者，只要有他的穿针引线，事情就有成功的把握。自此，李克农在张学良心目中的分量愈加举足轻重了。

　　4月7日，周恩来和李克农带着电台和一个警卫班从瓦窑堡出发，奔赴延安。

　　4月9日下午4时，张学良乘飞机到了延安。随张学良一起下飞机的除王以哲以外，还有刘鼎，他就是张学良所提及的“我还要带一个你们愿意见面的朋友。”刘鼎是从上海到西安的，张学良知道他是共产党人，原先张学良一度认为中共首脑机关还在上海，因此，视刘鼎为上宾，目的是想与中共接上关系。现在他已知中共首脑抵陕甘，便请刘随他一并前往延安。这次会谈结束后，刘鼎就作为红军方面的联络代表长住西安。

　　这次张学良一改便装的打扮，穿一身整洁的东北军军服，头戴东北军军帽，脚蹬马靴，军容整肃。

　　9日晚8时会谈正式开始。参加会谈的有周恩来、李克农、刘鼎和张学良、王以哲。会谈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红军对抗日的态度;国际形势与红军的主张;会后怎么办。

　　会谈中，张学良态度诚恳地谈到：“红军的骨干分子，我是亲眼所见。方志敏当年英勇赴死，真是一条好汉，感动得我当时的眼泪流个不住，而南京政府里面‘土豪劣绅’当道……”

　　这几句话足以表现出张学良心直口快的性格。在关于共同抗日等许多重大问题上，周恩来和张学良之间基本趋于一致。但对中共“反蒋抗日”的提法，张学良也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蒋介石是实际上的统治者，中国大部分地盘由他统治，他又掌握着军事、财政、外交大权，现在不宜提反蒋抗日，他认为联合抗日、统一战线，应把蒋包括在内。

　　周恩来思考了一下说：“张先生提得很好，我们回去报告中央郑重考虑，这是大政方针，我现在还不能马上答复你。”

　　百闻不如一见，张学良虽然已久闻周恩来的大名，并未亲见其人，这次会谈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对周恩来很钦佩。同时，此次会谈也促使他下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正如他在自述中所写的：“当时，我慨然接受周的观点，并表示我对日复仇意愿，不仅是为了报家恨而且也是为了雪国耻。我决心追随抗日。”

　　延安会谈一直持续到次日拂晓，周恩来与李克农带着疲倦而胜利的笑容与张学良握手告别。

　　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与李克农作了全面汇报。经过广泛而深入讨论，中共中央先后将“反蒋抗日”易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

　　在延安会谈相隔八个月之后，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应张、杨二将军之邀，作为中共代表团秘书长的李克农又随周恩来赴西安，参加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从而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