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操简历生平经历 吕正操的子女后代

时间:2017-02-26 17:50:00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吕正操,早年加入东北军,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毅然参加中国共产党,率部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开创了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员抗日名将。建国以后,他长期负责和组织铁路的建设和管理运营工作,是新中国铁道事业的奠基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对中国的铁路建设和管理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在统一战线、和平统一中国的事业等方面有独特建树。吕正操为人耿介,爱好读书,视野开阔,富有创新精神。

  吕正操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顾委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

  一

  吕正操,字必之。1905年1月(清光绪三十年冬)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县唐王山后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吕正操祖居河北省清河县。后被官府发配东北,在海城县唐王山后村落了户。祖父当过长工,修过铁路,到晚年才有了几亩薄田。其父吕名禹,兄弟四人,除种地外,冬闲时外出拉脚,以维持生计。其母为人善良,能吃苦耐劳,很受乡里尊重。吕正操兄弟姐妹七人,他排行第二,上有大姐,下有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

  吕正操自幼性格倔强,好打抱不平。后山村里,有一条东西街。东街富,西街穷。每逢有钱人家的孩子欺负穷孩子,他就领着西街的穷孩子去打抱不平。

  他家的菜地紧挨着南满铁路。1904年日俄战争后,这条铁路被日本占有。农民们到村西种地,路过铁道,经常遭日本人的蛮横辱骂和毒打。吕正操的祖父、大伯都因过铁道而被日本人无端打伤。有的村民还被日本人用刺刀挑死后推到河里。年幼的吕正操常站在离家不远的南满铁路边上,目睹日本侵略者对家乡人民欺压与残害的惨景,打心眼里恨透了这些日本人。他由此产生了两个愿望:一是参军打日本,二是将来要是管铁路的话,一定要像东北火车一样正点到达,准确无误[1]。

  吕正操8岁起在唐王山后村上小学。入学时,教师给他起了个学名“正言”,并解释说是“言”语的“言”。吕正操听后感到不对心思,心里想:上学读书为的是求知识,长大要当兵,操练好了才能打日本侵略者。于是他自己改名为“正操”。吕正操在小学念了不到四年,因家庭经济困难,就中途辍学了。老师华荫南喜欢他记忆力强,过目成诵,觉得失学可惜,便在1917年初(12岁)开学时要他附课学习,义务为他补习国文、数学、英文等课,争取免费送入县立中学,又给他起号叫必之,说:“古书云,操之必正。”

  吕正操附学半年后终因家穷没能上中学,就在家里跟着大人下地干农活。 1918年春,由华老师介绍,吕正操到海城北关裕德号缫丝(柞蚕)厂当学徒。学徒生活很苦,起早贪黑地干重活,还得干杂活。但他仍坚持读书、练字、[1] 任晓路:《吕正操:人民就是上帝》(吕正操访问记),《中华英才》杂志1994年2月。打算盘,如饥似渴地读了《千字文》、《百家姓》、《论语》、《诗经》、《古文观止》、《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书,提高了文化素质。

  1920年冬,缫丝厂倒闭,吕正操被介绍到海城东站附近一家粮栈学徒。几个月后,粮栈因生意不好,把吕正操辞退,他又回家种地。

  1922年春,吕正操已满17岁。这时有一位在张学良部下当军医的远亲,向他介绍说,张学良的卫队旅是新式军队,重用识字的青年人。于是,吕正操果断地告别父母,参加了东北军,开始了他漫长的军旅生涯。

  二

  吕正操加入东北军后,先在张学良的卫队旅一团三营九连当兵。由于他精明强干,能读能写,勤奋好学,很快就考取了旅部的上士文书,到副官处工作。1923年,他又被张学良选送考入东北讲武堂[1] 深造。他以顽强的毅力和刻苦求知的精神,学完了几何、代数、三角及化学等课程。同时,他还利用课余时间到基督教青年会[2] 学习英语。这使他的文化知识水平又有了很大提高。

  在讲武堂学习期间,吕正操经常参加青年会组织的活动,开始阅读一些进步书籍,受到先进思想的影响。

  1924年秋,讲武堂停课,他随东北军入关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吕正操被分到由卫队旅改成的第二旅,在一团一营一连当排长,作战时代理连长。直奉战争结束后,1925年春,讲武堂复课,吕正操回校继续学习。同年10月,吕正操从讲武堂毕业,被任命为新兵营营长。其时正值郭松龄倒戈失败[3],他对郭松龄夫妇比较信任,寄以希望,遂因郭氏夫妇同遭惨死,产生消极失望情绪,于是愤而弃职回家。同年12月,张学良在锦州成立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派人召吕正操到锦州,担任他的少校副官。

  1926年,张学良的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迁到北平。1927年上半年,军团司令部进驻郑州。东北军先同吴佩孚的军队作战,后又同张发奎的军队作战,下半年又同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队作战。此时吕正操改任少校秘书,兼任宣讲队队长。1928年初,张学良派他回沈阳担任同泽俱乐部[1] 干事。这期间,吕正操开始受到共产党的影响,他看了法国共产党人巴比塞写的《斯大林传——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托洛茨基的自传、列宁的《两个策略》和《进一步,退两步》等革命书籍。他还结识了一批有志之士,其中有的经张学良派往日本留学后加入了日本共产党。这些志士向吕正操介绍共产党的情况,讲述革命道理,还开导他:“你不要在城里上层社会混了,要到下边去掌握部队。”问他:“你讲武堂毕业,为什么不去带兵?”这使追求进步的吕正操受到很大启发,他多次向张学良要求下部队去。

  1928年,皇姑屯事件发生,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张学良主政东北,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于次年春,派吕正操到十六旅任中校参谋处长。十六旅旅部驻新立屯,后移驻黑山县。1930年冬,十六旅入关驻防杨柳青。次年夏,又移驻北平南苑。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袭取沈阳。东北军接受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的命令,撤退至山海关以南。日军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东北军的广大将士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极为不满,强烈要求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

  1932年冬,十六旅奉命开赴热河抗日。不久,全线受挫,热河失守。 1933年3月,张学良电召吕正操连夜赶回北平,询问战况并征求下一步作战意见。吕正操回答说,我部据守长城各口,军队士气高昂,眼下日军后方空虚,我们完全可以打。张学良当即表示要有“不惜一切收复热河”、“东北军全部拼上也要打到底”的决心,并委任吕正操为一一六师六四七团团长。但第二天蒋介石就逼迫张学良出洋“参观游历”,并强令东北军撤离长城防线。 3月底,吕正操不得已率部移驻易县县城及附近农村。

  在易县,吕正操与黄显声常有来往。在东北军将领中,黄显声是最早主张而且坚决实行武装抗日的,他所率领的骑兵二师驻防易县西陵、良各庄一带。当时骑兵二师已有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吕正操在那里结识了刘澜波、孙志远。刘澜波、孙志远都是在东北军中工作的中共党员,他们曾先后在骑兵二师以黄显声师长的秘书身份为掩护深入开展兵运工作。此时,吕正操在实践中已经认识到,“要抗日不找共产党不行”。于是,他主动向刘澜波、孙志远请教,接受共产党人的帮助和教育,并与他们二人具体商讨在六四七团内如何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4年春,六四七团移驻北平,担任城防。这期间,吕正操领导的六四七团的抗日救亡活动搞得十分活跃。办救亡小报,开展抗日教育,并由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派来的东北大学的进步学生顾少雄、张绍清等协助宣传教育工作,在连队组织读书班,教士兵唱救亡歌曲。六四七团因此有“红色团”、“摩登团”之称。

  六四七团为保卫北平城防经常与日军发生冲突。当时驻东交民巷的日军,不断向六四七团城防部队挑衅,企图寻找借口侵占北平城防,屡遭六四七团值勤部队坚决抵制,一直未能得逞。1935年6月,石友三部叛变投敌的铁甲车队队长白坚武,勾结日军企图用铁甲车冲进永定门东边的城墙豁口。吕正操闻讯立即带领部队乘汽车奔赴该地堵击,又派出部队到丰台截断叛军后路。叛军全部被歼,六四七团却无一伤亡。市民亲眼看到六四七团官兵英勇奋战,严惩叛军,群情振奋,纷纷打电话、写信或到部队慰问。欧美驻华使馆的武官和记者也到永定门团指挥部参观、采访,美国驻华武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还当面向吕正操致意,对其出色指挥赞不绝口。

  随着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日益加剧,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在这种紧迫形势下,中共中央于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6000余人举行大规模的抗日救国游行示威,六四七团官兵主动配合学生救亡运动,给予同情和支持。当游行学生在西直门遭到警察拦截时,该团强令警察开门,援助学生进城。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黄华回忆说,在市区内,当游行的学生被警察追赶时,六四七团部队即装作把学生队伍包围赶到一所大院里,躲过追赶的警察以后,再把学生们放走。黄华还说,后来他才了解到,当时保护他们游行队伍的,就是吕正操率领的部队[1]。

  1936年初,六四七团移驻河北徐水一带。此时,张学良已回国统率东北军。他原拟加委吕正操任一一六师师长,但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表示反对,并背着张学良把吕正操送到南京陆军大学高级班学习。吕正操到南京后,和一个横行霸道的国民党特务发生冲突,打伤了这个特务。张学良得知后,随即电告何应钦调吕正操立刻回团。9月,吕正操回到北平,与东北抗日联合会(东北救亡总会前身)商讨筹组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简称“东抗”),并任总队长。

  1936年10月,张学良调吕正操临时到西安张公馆服务。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抗日救国等主张。事变期间,吕正操在张公馆担任内勤工作,和应邀来西安共商大计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的随行人员罗瑞卿、许建国常有接触,和参加西安事变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宋黎朝夕相处。吕正操“亲身经历了西安事变前后那些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亲耳聆听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和教导,亲眼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作的艰巨的努力”[1],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和正确,从而更加信赖党,热爱党。此时,吕正操便郑重地通过刘澜波向中共提出了自己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

  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12月25日上午,张学良身着戎装,来到张公馆东楼二层吕正操等人的住处,说他即将伴送蒋介石回南京。吕正操等人听后都感到很惊讶,劝他不要去,但张坚决不听。为防不测,吕正操在张学良走后立即赶回徐水团部掌握部队。孙志远也赶来团部,通知吕正操,中共北方局已同意他加入共产党。

  1937年初,孙志远受周恩来、叶剑英的派遣,与林铁等组成中共五十三军工作委员会。孙志远负责吕正操部的联系工作[2]。经中共五十三军工委会介绍,胡乃超、杨经国、戈亚明等学生党员六七人,到六四七团下连当兵。为了便于开展党的工作,吕正操很快将他们提升为班、排长。2月初,中共北方局派李晓初来六四七团任中共总支书记,对外名义是上尉书记长。李晓初代表中共组织通知吕正操,由李晓初和胡乃超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

  同年1月,万福麟借口开会把黄显声扣留在保定,撤销了黄的师长职务。这时,吕正操对万福麟已有戒备。万福麟多次召开团长会议,吕正操都托病不去与会。万福麟为扣押吕正操,乘铁甲车前来徐水车站,但因吕正操早有防备,他察觉形势于己不利,便无可奈何地败兴归去。不久,万福麟又趁蒋介石缩编东北军的机会,把六四七团拆散,分编到两个师的3个旅里。宣布命令时,六四七团全体官兵群情激愤,反对改编;团内的共产党员、“东抗”队员纷纷要求把队伍拉出去,西渡黄河去找红军。吕正操和李晓初当即召开共产党员和“东抗”干部会,决定派李晓初到北平请示中共北方局。李晓初请示后很快赶回部队,向吕正操等传达了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六四七团千万不能拉出去。因为,第一,那样做会破坏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队伍拉不到黄河边就会被打散;第三,要服从改编,分到各师去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发展革命力量。吕正操拥护中共北方局的指示。5月初,吕正操带一个营到石家庄,出任合编后的一三〇师六九一团团长。

  在赴石家庄的途中,5月4日的晚上,李晓初代表共产党组织,在一个帐篷里,庄严地为吕正操举行了入党仪式。

  三

  “七七事变”爆发后,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很快溃退,中共北方局指示六九一团趁机挥师北上,留在敌后,找地方党,开展抗游击战争。吕正操和李晓初,坚决遵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于1937年7月中旬,率六九一团从石家庄出发到任丘一带设防,他们提出了“向敌后退却,北上抗日”的口号,并经过共产党员和“东抗”组织分头向战士进行思想动员,还成立了抗日俱乐部,创办了《抗日旬刊》。

  8月底,六九一团又开到安次、永清附近设防,一三〇师师长周福成有意把六九一团部署在永定河一个三面受敌的突出部位,企图借敌人的力量削弱这个团。吕正操把团部设在曹家务,率领全团担任永定河右岸的防守,与日军隔河对峙。日军于9月15日正午12时许开始进攻,吕正操命令部队死守阵地。后来,日军从六九一团和六九二团的结合部突破了防线,置六九一团于不顾,毫无顾忌地长驱直入。到18日晚,略加休整的六九一团沿河堤尾随日军南撤。

  永定河战斗后,六九一团官兵一致感到不能单纯防御,久守必败,只有打运动战和进攻战,才能主动地打击和消灭敌人。团内广大士兵的不满情绪迅速滋长,纷纷要求走抗日救国的道路,寻找共产党的领导。一天晚上,沙克去找吕正操反映情况,还没等沙克开口,吕正操就说:“你看,这样跑下去就要过黄河了,咱们不能只顾跟着他们逃跑,应该另想办法。”沙克反映了士兵的情绪和要求。吕正操沉思片刻,说:“我们和上级党失掉了联系,目前应先抓紧‘东抗’,团结群众。一面做好留在敌后打游击的准备,一面寻找党的关系。”李晓初此时不在团内,部队路过任丘时把他留下来去找地方党。

  作为消灭异己的一种手段,蒋介石总是让嫡系军队先撤,杂牌军殿后。六九一团奉命掩护五十三军,处于危险的境地。然而,万福麟作梦也没想到,他的这个安排,又恰好为六九一团脱离五十三军提供了方便条件。六九一团撤到饶阳城北渡口,过了滹沱河,赶上了五十三军大部队,仍继续南撤。10月10日下午,六九一团先头部队进抵束鹿半壁店时,突然发现五六十名日军骑兵。尖兵连果断地跑步抢占村庄,发起进攻,经过激战,将敌击溃,毙少尉队长一名,士兵八九名,缴获一批军用品及战马多匹。六九一团无一伤亡。当晚,六九一团第一营进入藁城梅花镇,第三营随团部进入附近的四德村。夜里10点多钟,约有一个营日军进攻梅花镇。激烈的战斗持续到第二天下午黄昏时分,敌军大部被歼。但日军的后续部队陆续增加,将六九一团第一营团团包围,形势十分严峻。这时,万福麟已率五十三军跑得很远,师长周福成和旅长丛兆麟分别给六九一团打来电报,叫吕正操丢下一营,带三营去追赶他们。吕正操坚决不同意把一营丢下,立即派部队去接应一营突围出来。这次战斗,敌人伤亡七八百名,六九一团官兵士气大振,当地人民群众也受到很大鼓舞。吕正操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果断决定“就此脱离五十三军,北上找地方党,打游击去”。他在四德村召集营、连长开会,商议部队下一步的行动。大家都同意吕正操的决策。

  当晚9点,吕正操率领全团悄悄穿过敌人控制的沧石路向晋县东北的小樵镇前进。

  部队到达小樵镇已是深秋的后半夜。天气已经很冷了。由于战乱,四面城门早已紧紧关闭。为了不影响乡亲们的睡眠,吕正操命令全体官兵爬过城墙,秩序井然地睡在街上。第二天早晨村民们一开门,都十分惊讶,还以为是“天降的神兵”呢[1]。

  六九一团来小樵镇,目的是进行休整改编。为了保证计划的顺利实现,吕正操下令对外严密封锁消息,在镇子进出的地方派兵把守,只准进,不准出。按照原来的安排,先召开了党的会议。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北方局的指示精神,讨论了部队目前处境,具体研究了部队整编和北上行动的计划,并作出了决议。大家还作了明确的分工,分头去做工作,为召开有士兵代表参加的官兵代表会议作准备。

  全团官兵代表会议在一所小学校的教室里举行。会议由吕正操主持,他环顾了一下与会的代表,然后用平静而严肃的语调说道:“今天不是普通的会议,而是商讨决定我们大家的前途命运。近来时局变化很快,还不到半个月,日本侵略军就占领了华北大片土地,可是中央军还是一味撤退。如果我们继续跟着跑下去,不但打不了日本,我们部队还有被断送的危险。我们每一个爱国军人,都负有保卫国土、收复失地的责任。”吕的讲话,使与会代表更加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和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接着,吕正操追述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悲惨遭遇,又介绍了自己在西安耳闻目睹红军的情形。吕正操现身说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吕正操注视着大家,把话题扯回到“现在”,最后说道:“五十三军既把我们甩下,不要我们了,形势已经不允许我们有任何别的选择,面前只有一条路:回师北上,像红军那样,到敌后打游击去。不知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吕正操的讲话,像是在干柴上加了一把烈火,大家激昂慷慨,争相发言,表示拥护吕正操的决策。吕正操见大局已定,便趁热打铁,庄严地宣布:“全团立即回师北上!”并说:“从今天起,我们脱离五十三军,成为抗日的革命队伍了!”他还宣布将六九一团改称人民自卫军,吕正操任司令员,李晓初任政治部主任;指战员佩戴长方形臂章,白底,蓝边,上面为“人民自卫军”五个蓝字,中间是一颗红星。他宣布了四条军纪,要求部队严明纪律,官兵平等,不准扰民,发动群众抗战。代表们回去传达后,全体官兵欢欣鼓舞,一致拥护。

  1937年10月14日,吕正操率领人民自卫军继续北上,每到一处,都和当地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在沿途宣传中共抗日救国的主张,建立中共县委组织、抗日民主政府、人民自卫队及抗日救国团体。在安国,中共保属特委派侯玉田、刘亦珺等前来迎接人民自卫军。这样,人民自卫军和中共冀中地方组织正式接上了关系。经与冀中中共组织商定,吕正操率人民自卫军取道博野、蠡县,向中共保属省委活动的中心地区高阳进军。路过博野时,吕正操会见了博野民军司令张仲翰,约定双方同心协力,联合抗日。到蠡县后,与中共保属省委领导下的一批地方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部分抗日武装会合,并会见了正着手组织抗日武装的孟庆山。孟庆山向吕正操介绍了高阳城里的情况。10月31日,人民自卫军进抵高阳城下。吕正操指挥人民自卫军向高阳城发起进攻,迅速炸开城门,占领了高阳城,全歼了盘踞县城的冀东伪保安队尹松山部1000余人,缴获了全部枪支。人民自卫军入城后,当众枪决了土匪头子、汉奸尹松山。打开高阳城,震动了整个冀中。人民自卫军官兵士气高昂,军威大振。由于与地方中共组织会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护和支援,吕正操率领的抗日武装,在冀中地区,迅速发展到5000多人,编成3个步兵团,1个特种兵团,1个特务营。

  由于人民自卫军是从旧军队脱胎而来,没有来得及进行改造,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共地方组织输送来的兵源和刚入伍的新战士,又普遍地存在家乡观念,纪律性也较差。因此,人民自卫军亟需提高军政素质,使之成为八路军式的革命武装和坚持敌后抗战的主力军。在此关键时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派孙志远来人民自卫军工作[1]。人民自卫军和晋察冀军区正式建立了联系。1937年冬,经请示聂荣臻司令员同意,由吕正操、孙志远率领的人民自卫军两个步兵团、特务营和抗日义勇军的两个支队,开到路西整训。吕正操、孙志远到了阜平,同聂荣臻商讨将部队改编成八路军的问题,并研究了整顿和训练方面的计划。聂荣臻对吕正操的印象很好,12月14日,他在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的报告中说:“吕正操率领到路西的部队约2300人,步枪约1200支,轻重机枪60多挺,各种炮16门,骑兵1个连,在谈话中,我对吕的感觉很好,政治上很开明,对党的工作、部队的改造、群众工作都很注意,该部党员甚多……原来即有组织,最近由地方党介绍了一批党员进去,此部队的成分和质量均好。”在参加晋察冀军区政治工作会议时,聂荣臻勉励吕正操说:“你带领部队脱离国民党军参加八路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和地方党的同志开创了冀中抗日的新局面,这第一步就搞得很好嘛!”他用手指着地图对吕正操和孙志远说,“你们就在平津路、平汉路、津浦路之间,南边以滏阳河为界,搞冀中根据地吧!”冀中,作为一个正式的军事、行政区,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聂荣臻说:“你们的实践是有深远意义的,这是我们党在平原上开创的第一个根据地,你们成功了,对于全国其他平原地区的抗战,将提供有价值的经验。”[2] 这些话,使吕正操很受鼓舞。吕正操、孙志远率领部队返回冀中后,在河北省委领导及河北游击军的配合下,迅速解决了几十股汉奸土匪武装,先后收编了各路杂牌武装。

  吕正操还领导冀中军民开展了破路、拆城,改造平原地形的规模巨大的运动,在冀中平原建成一个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敌人的作战战场。1938年3月,吕正操组织北上先锋队,赴大清河北开辟工作,在平、津、保三角地带展开游击活动。同年4月,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并肩作战,胜利地粉碎了日军第一次春季“扫荡”,使根据地得到了很大的扩展。西起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至平津路,南达沧石路,整个平原的广大农村,几乎都为抗日武装所控制。各县建立了抗日政权和各种群众性的抗日组织,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群众纷纷参军参战。冀中抗战进入“黄金时代”。

  1938年4月21日,在安平县城召开了冀中区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冀中区党委,黄敬任区党委书记,鲁贲任副书记。接着成立了冀中军区和冀中抗日民主政权——冀中行政公署,吕正操任军区司令员兼行署主任,孟庆山任军区副司令员,孙志远任军区政治部主任。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整编冀中部队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吕正操任司令员。至1938年底,冀中军区下设第一、二、三、四、五军分区,所辖部队号称10万人,控制了24个县城,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蓬勃发展起来。聂荣臻于1939年5月1日撰文指出:“在吕司令指导下,这个部队学习八路军的传统精神,学习八路军的经验,迅速提高和发扬战斗力,成为支持冀中军区的伟大中心力量。”[1]

  在抗战一周年的时候,吕正操应邀为驻重庆的东北救亡总会撰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对在冀中区开展平原游击战8个月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初步总结。文章在毛泽东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理论指导下,对在辽阔的平原上开展游击战争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并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能长期坚持和取得胜利的必备条件。文章还介绍了在游击战争的实践中人民群众创造的许多宝贵经验[2]。

  此后不久,吕正操又专门撰写长文,进一步具体论述平原游击战争,并归纳出总的结论是:“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积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紧团结,力求进步。”[3] 他认为,“这样便能够发展与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使敌人“陷入油干火灭的绝境”,“就一定能够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4]。

  1938年秋,国民党抬出了早已不存在的河北省政府招牌,委任鹿钟麟为主席,张荫梧为民政厅长,成立所谓冀察战区,企图分割和瓦解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年9月底,冀中军区驻在蠡县附近。此时,邱立亭以冀察战区司令长官鹿钟麟代表的名义,到中共冀中区委黄敬处来见吕正操。邱立亭曾是吕正操在东北讲武堂的同学。他说,鹿钟麟派他来商谈有关冀察战区统一作战指挥的问题。吕正操当即表示:“我是冀中军区司令员,又是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归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指挥,聂司令说了算,我无权决定。”晚上,邱立亭又到吕正操住处对他讲,蒋介石可以委任你一个军长,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饷有饷。吕正操斩钉截铁地回答说:“蒋介石是什么人? 张学良大仁大义送他回南京,倒被他扣起来,直到现在抗战了,还不放出来。你也是张学良的学生,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一席话使邱立亭败兴而归。

  10月间,鹿钟麟又要吕正操到南宫与他商谈河北省政权“统一”问题。事先,吕正操与黄敬商定了谈判原则。吕正操到南宫第二天,鹿钟麟约吕正操到他的省政府去谈判。鹿钟麟首先提出,统一河北省的政令,要给冀中各县的县长加委,要发公文到各县去。吕正操回答说:“我这个行署主任是晋察冀边区政府委任的,我得听晋察冀边区政府的。你想向冀中各县发委任和公文,得首先统一发给我,我再向晋察冀边区政府请示如何处理。”这时,鹿钟麟的部下河北民军总司令张荫梧站起来猖狂地叫嚷,不但“政令要统一”,军队也应“统一”,不能搞封建割据。还说他在冀中留有民军,要带部队回到冀中去。吕正操当即驳斥说:“日本鬼子来了,你们丢下人民,丢下大好河山,都跑了。你是河北民军司令,跑到太行山去干什么? 现在冀中人民从日军手里收复了失地,要说割据也是人民从日军那里割来的。你们要想从人民手里收复失地,冀中人民决不答应!”他正告张荫梧:“你如果一定要来冀中,就必须服从冀中军区的统一指挥,叫你到哪儿,你就到哪儿。我对你和冀中的其他部队可以一视同仁,但随便闯入冀中不行! 你随便闯入冀中,后果由你自己负责。”就这样,吕正操当场把鹿钟麟和张荫梧都顶了回去。

  12月初,张荫梧亲自率领三个核心团向博野进犯,并在冀中二分区制造摩擦。吕正操指挥二分区所属部队,将张荫梧的三个核心团包围,拂晓打响,很快解决战斗,予以全歼,取得了反摩擦斗争的胜利。

  中共中央非常关心冀中根据地的建设,及时向冀中军区各种武装提出进行整训的要求。还做出决定加强冀中军区的领导力量。1938年11月2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给聂荣臻发出了《关于巩固冀中部队,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出:(1)估计今后华北形势的进展,冀中区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现有武装部队,依靠群众力量,坚持长期游击战争;(2)为完成以上任务做如下决定:第一,派程子华带一部分干部去冀中,子华任吕(正操)纵队政治委员,加强该部之正规化是目前中心任务;第二,决定贺龙、关向应率一二〇师主力去冀中,争取扩大一二〇师;第三,一二〇师到冀中,可以推动和影响当地部队正规化的过程,冀中党应以极大力量帮助扩大一二〇师,具体计划由关向应到五台与聂荣臻、彭真依据实际情况商酌办理[1]。

  1939年初,程子华来到冀中。接着贺龙率领一二〇师也来到冀中。同年2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冀中军政委员会,由贺龙任书记。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成立冀中区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吕正操任副总指挥,统一指挥一二〇师和第三纵队。吕正操同贺龙此前虽未见过面,但两人一见如故。在他们相处的8个月内,两人朝夕与共。贺龙临别时,吕正操惋惜地说:“贺老总,你知道过去我是个旧军人,没有经过长征锻炼,也没有搞过土地革命,对咱们八路军这套东西还没有学会,还需要你继续帮助,你却要走了!”贺龙听后,哈哈大笑:“你常说是个旧军人,就算个‘小军阀’吧,那算啥! 我在旧军队里当过镇守使、师长、军长,可是个‘大军阀’呢。但一找到共产党,跟上毛主席,有了觉悟,就有个‘突变’嘛! 过去的事提它干啥,要紧的是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干革命,风吹浪打不回头!”还鼓励他说:“八路军这套东西,都是毛主席教会的。你现在正在学习《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就好嘛! 另外,有事多向聂荣臻司令员和区党委请示报告,一定可以把冀中搞得更好。”最后还特别嘱咐说:“毛主席对冀中很关心,你现在就写信给毛主席,把这里情况汇报一下。”吕正操随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还特地提到,贺龙和一二〇师在冀中的8个月,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起了重大作用。

  贺龙对吕正操和冀中部队很赏识,他说:“老吕这个人首先有一条,他对党的任务、决定是坚决执行的,对党相信,组织观念强;第二条,打日寇是坚决的;第三条,有群众观念。”

  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巩固,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李公朴从1939年10月28日起,“6个多月的时间在晋察冀边区共历15县,500余村。遍访军政民各界同志,参观了许多工作”,他“把自己看到的或听到的事实及所搜集到的各项可靠的材料组织起来”,写成《华北敌后——晋冀[1] 《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53页。察》一书。书中称赞晋冀察边区,包括冀中区,是“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形成了一个新中国的雏形”[1]。最早来冀中根据地的国际友好人士,有英国学者林西(以后改称林迈可),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后来又有美国记者韩森(实际是美国使馆武官)、原美驻华使馆武官卡尔逊等人到过冀中。他们参观了冀中根据地,访问了八路军部队和民兵,还访问了日军俘虏。吕正操对这些国际友人的来访很重视,亲自接见,介绍根据地的建设情况。此后,这些国际友人分别在美、英有影响的报纸上报道了冀中根据地,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极大关注。

  1941年上半年,日军对冀中区展开了全面的“蚕食”进攻,采取了由点线扩展为面的占领方式,与向抗日根据地内压缩相结合;以“蚕食”为主,与“扫荡”相结合。为坚持和保卫根据地,吕正操率领冀中平原抗日军民针锋相对地与日军展开了反“蚕食”斗争。这次斗争的基本方针是,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武装斗争和其他各种斗争相结合,巩固基本区,突击落后区,缩小敌占区。

  4月,吕正操带着一个工作组到十分区去检查工作,并慰问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的抗日军民。吕正操一行到安新、容城一带时,碰上敌人天天“拉网扫荡”,他们便进入十分区二十九团驻地三台。在那里,他们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进到徐水的崔庄,他们又和敌人接触了一次。吕正操等人夜行军穿过白洋淀,拂晓时到达北冯村。休息一天,当晚出发,下半夜到达桑园。吕正操等人正在入睡,突然听到枪响,发觉已被日军包围,警卫连掩护吕正操等人突围,边打边走,终于从敌炮楼下擦身穿过公路,回到军区司令部驻地安平义里。当日正赶上庆祝五四青年节和八路军三纵队成立三周年纪念日。吕正操兴致勃勃地参加了纪念活动。为庆贺八路军三纵队成立三周年,中共中央专程派人送来了毛泽东的亲笔题词:“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坚持人民武装斗争的模范。”

  这年,日军对冀中进行秋季“扫荡”,“扫荡”的重点是寻找冀中区党政军的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在反“扫荡”中,军区司令部遇到了一次极大的危险。9月,军区司令部住进安平宗佐一个紧靠村边的大房子,程子华、吕正操刚进屋,跟踪而至的日军就直冲他们的住房用炮轰击。一个炮弹打中了正房。紧接着又用机关枪扫射。吕正操和程子华都趴在床底下躲避,才免遭于难。

  在反“扫荡”斗争中,吕正操领导冀中军民开展地雷战和地道战。地雷战,在整个冀中区广泛开展,收到了显著成效:保卫了生产和村庄,限制了敌人的活动,使之心惊胆战。地道,在村庄与村庄之间贯通,纵横交错,自成系统,在地下创造了新的阵地,攻不下的堡垒,使敌人一筹莫展。白洋淀人民则组织起水上游击队,同敌人进行战斗。群众称这支队伍为雁翎队,雁翎队像一把锐利的尖刀,插在日军津保水上航线的咽喉上。李公朴在他的书中,记载了一些“神话似的英雄们的传说”:

  冀中的第五军分区的防地是安次、永清、固安、新城等县,天津与北平之间的一些地区。那儿的一些子弟团,老乡们讲就像铁打的神兵! 有一次日本鬼子发动了好几万人,还有几百辆坦克车、天空嗡嗡的尽是飞机,分了七八路进攻第五军分区。一连打了好几天,最后把五军分区司令部的人都包围在永定河北岸的一个村子里了。日本鬼子几股大兵合起来一打,却自己跟自己打到一起了。彼此打得头破血流,自己的坦克车,也跟自己的坦克车碰了头。结果五军分区的子弟兵团一个也没有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吓得鬼子们都跑了。

  敌寇对五军分区的扫荡不只一次了,每次都是声势浩大。老乡们传说的那一次,子弟兵团的大部分在敌人合击之前已经运动到别的地区,剩下的来不及脱离包围圈的便都把武器埋藏起来,化装成了老百姓。敌人进村之后,看见没有一个中国兵,便狡猾地集合起全村的老百姓,让小孩子去认他家的人,于是一个个的子弟兵便被小孩子叔叔、舅舅、表哥、大伯的认完了。结果敌人毫无办法,悻悻而去[1]。

  作者说,“这一些神话似的传说,并不是无中生有,相反的都是事实。”

  1942年,冀中区的斗争形势就更为严峻了。据当时《华北治安战》记载,此次日军对冀中区“扫荡”的作战方针是:“对吕正操为司令的冀中区的共军主力,进行突然袭击的包围作战,摧毁其根据地,同时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采取各种措施,以便将该地区一举变为治安地区。”中共冀中区委和军区对敌情变化十分清楚。4月下旬,吕正操便同黄敬、沙克、卓雄、张学思等人,在全面分析研究、掌握日军“扫荡”的意图和谋略的基础上,制定了反“扫荡”的具体方案。4月底,冀中区党委召开干部会议,吕正操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号召党政军民一齐行动起来,进行空前未有的反“扫荡”。

  5月1日,日军“扫荡”开始了。就在这一天,冀中区党委和总工会,召开了直属机关干部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吕正操和黄敬都讲了话。纪念大会正在进行时,日军的飞机便来盘旋侦察。吕正操抬头望望天空,然后又向会场环视,自信而风趣地说:“也许是冈村宁次坐飞机来看望我们了。好,那就让他看吧! 晚上再演场戏给他看,然后开始行动。”当晚果真演了戏,演的是曹禺的话剧《日出》。

  在这次反“扫荡”中,吕正操和黄敬率领领导机关和随行部队,从5月2日起,转战冀中各地,在威县境内的掌史村指挥部队坚守阵地,并适时突出重围。参战的二十七团,指挥员英勇果断,沉着应敌,使日伪军的伤亡高达守方七八倍,使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安全突围,取得了反“扫荡”的重大胜利,因而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电令嘉奖,被誉为“平原游击战坚持村落防御战的范例”。掌史突围后,吕正操和黄敬率部队顺利地走到冀鲁豫军区驻地,受到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等的热情接待。8月底,他们向太行区转移。到涉县时,刘伯承、邓小平亲自来迎接。在八路军总部期间,吕正操、黄敬向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汇报了冀中“五一”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和冀中广大军民英勇抗敌的光辉事迹。

  冀中八路军各部队指战员,坚决贯彻执行区党委和军区的指示,在当地广大群众的配合下,避实就虚,内线与外线结合,积极地打击敌人。从5月1日到6月底,在两个月的“扫荡”中,冀中部队共作战272次,击毙日伪军3891名,击伤日伪军7521名。冀中边区军民也受到很大损失,八路军主力部队伤亡指战员4671名,区县游击队损失5300余人,被杀害、抓走的群众达五六万人。

  10月下旬,吕正操等人离开八路军总部回到晋察冀边区的平山、阜平一带。1943年1月15日,在阜平温塘召开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参议会。吕正操作为一名参议员,参加了大会。会后,他回到当时的冀中军区驻地唐县张各庄。吕正操认真地回顾总结了冀中区军民反“蚕食”、反“扫荡”、反“清剿”、反封锁及坚持对敌斗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撰写了两篇文章:《在敌寇反复“清剿”下的冀中平原游击战争》(《战线》第113期,1943年7月出版) ;《穿插在沟线中的游击战争》(《解放日报》1943年7月16日)。

  1943年8月,中央军委来电,调吕正操带冀中军区6个主力团去延安。 9月初到达晋西北兴县时,贺龙在那里等候,告以中央电令吕正操留在晋绥军区任司令员。于是,吕正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冀中。吕正操带部队刚到晋西北,就遇上1943年秋季反“扫荡”。为了粉碎敌人“蚕食”根据地的阴谋,晋绥边区的党政军民,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广泛地开展了“挤”敌人的斗争。

  同年9月上旬,晋绥分局召开群众工作会议,吕正操在会上介绍了冀中区开展爆破运动的经验。晋绥分局代理书记兼军区政委林枫号召通过爆破运动来扩大民兵队伍,提高民兵的战斗力,培养智能双全的民兵英雄。各级党组织和各地民兵坚决贯彻执行了晋绥分局的这一方针,开展了群众性的爆破运动,取得了显著战果,对敌人造成严重的威胁,把敌人的凶焰打了下去。太原出版的日文《东亚新报》在1943年11月18日的报道中惊呼:“凡有民兵的地方,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晋绥边区军民为把敌人“挤出去”,最大的一次战斗,是1944年9月14日至17日进行的汾阳战斗。当时中外记者参观团正好赶到这里,他们登上靠近汾阳的山上,俯视城关战火,拍下了激战的情景。吕正操在军区司令部会见过中外记者代表团,并同他们亲切交谈。这些记者在晋绥进行了一个多月实地考察并加以如实报道,反映了晋绥军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实况。

  1944年冬,吕正操和林枫作为晋绥边区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到了延安,毛泽东很快就接见了他们,并留林枫和吕正操全家在他的窑洞里吃了午饭。两天后的一个下午,毛泽东又派人用一辆大汽车把吕正操和林枫接到枣园。吃晚饭时,他们边吃边谈,一直谈到深夜。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冀中、晋绥,用“挤”的办法,快把日本人挤出去了。现在恐怕要有人来挤你们了。”吕正操说:“再把他们挤出去”。毛泽东说:“对! 你们冀中有800万老百姓,晋绥有300万老百姓,加起来力量可不小呢”。吕正操和林枫告辞出来,毛泽东还亲自端着蜡烛照明,送他们走下山坡,上了汽车。

  在延安,吕正操还由林枫带着去见过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陈云、李富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吕正操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会议期间,在七大东北组召开的东北工作会议上,吕正操和刘澜波、李延禄、李范五、解方等东北干部,讨论了打回老家去的问题。吕正操与林枫、孙志远等一起,形成了关于东北工作的领导中心。

  形势发展很快,日本即将投降。8月14日,吕正操和孙志远匆忙离开延安,奔赴绥远前线,准备率部向东北挺进,实现“打回老家去”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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