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良才上将简历生平经历 朱良才的子女后代

时间:2017-02-26 17:04:00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朱良才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和军事指挥员”①。他1925 年投身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的全过程,参加和指挥过千余次大小战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一)

  朱良才,原名朱姓明,字少时,号振声,湖南省汝城县外沙村人,1900年9月27日出生于一书香门第。其父朱邦藩以教蒙馆(即私塾) 为生。时家有田20余亩,房7间,因无劳力,雇人耕种,生活较富裕。朱良才有兄长二人,他排行第三。他周岁时,父亲病逝。此后,家境日益艰难。

  9岁时,朱良才在村中蒙馆读私塾。因家中贫困,仅读两年书便辍学了。他酷爱学习,利用放牛拾草间隙,继续读书习字。14岁时,县里新办的高等小学招生,榜文贴到了外沙村村头。朱良才想去报考,但因家里无力供养,母亲和兄长都不同意。他求学心切,便背着母亲、兄长,跟着同学和村中教私塾的先生到了县里,在叔父朱邦垣的支持下参加了考试,并被录取了。当时,学校对于家境贫寒的学生给予补助,每年只交10 元膳费,并补贴衣服和书籍等。这样,其母和兄长也就允许他读书了。朱良才入学后,学习十分刻苦。高小毕业时,考了个第三名,算术考得最好,学校张贴了红榜。外沙村有人到城里办事,见朱良才名字上了红榜,回到村中,便对良才母亲说: “恭喜恭喜,你家老三中了 ‘探花’ 了。”母亲和叔父不胜欢喜。

  当时汝城县没有中学,要上中学只有到衡阳。朱良才高小毕业后,先入私塾,读《四书》、《五经》,后不顾家中阻拦,只身到衡阳,考上了衡阳诚德中学。

  诚德中学是个新式学校。朱良才在这里了解了国内外的许多事,开阔了眼界。不久,爆发军阀战争,学校停课,学生们纷纷离校。朱良才也只得离校回乡,当了乡里的小学教员。

  1925年,中共郴县委员会根据湖南省委、湘南特委的指示,派汝城籍青年朱青勋、李湘民等回汝城发动农民运动。朱良才积极地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之中。他家中的一个亲戚是共产党员,从郴州回到外沙村组织农民协会,朱良才被推举为农民协会的组织委员。

  外沙村有300来户人家。朱良才因为在村中教过三年书,在村民中颇有一些影响。他根据当时农民呼声最强烈的“耕者有其田” 、“打倒土豪劣绅”的要求,从打土豪入手开展工作。朱良才生前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那真是一呼百应,农民们都行动起来了,一下子把村里的几个土豪都整垮了。农民协会的威信越来越高。当时有个姓黄的人做了些假药骗人钱财,一个叫朱纪恩的百姓向农民协会报告了此事,我立即带农民协会会员要他交出制作的假药和骗来的钱财。起初,黄还不认帐。后来承认了,罚了他200元的款。我们就用这笔钱当经费用于宣传工作。当时,还编排了话剧。一个内容是反财神的,一个内容是打土豪的。过春节时一连演了好几天,我们这些农协会的骨干都充当了角色。看的人很多,周围村子的人都跑来了,可以说是破天荒的。自那一回起,土豪们便更加仇视我们的农协会了。”①

  1926年,北伐军经过汝城之后,根据国共合作的精神,成立了国民党汝城县党部筹备处。共产党员朱青勋以个人名义参加了国民党,并被选为工农部部长。朱良才和农会中其他各委员也集体加入了国民党。

  朱青勋将外沙村登记加入国民党的人员名单带回县里审查,村中恶霸、土豪朱义聘等未被批准。农协会在开大会时,朱义聘等到会场捣乱,扬言要杀农协会员的头。朱良才站出来斥责他们说: “现在世道变了,不是过去你想入就能入。现在的外沙村,不是你们耍威风的时候了。你们有手枪,我们有驳壳枪! 你们敢捣乱,我们绝不客气! ”②朱良才的话博得会场上一片掌声。会后,村农协会派人到县里反映土豪捣乱的情况,县农协会负责保卫的朱定方带着保安队来到外沙村,当晚把朱义聘等三个为首闹事的土豪抓了起来,并让他们戴高帽子游了街。这些平时趾高气扬的土豪恶霸的气焰,一下子就被打下去了。一时间,农协会的名声大震。这时,由朱良才参加领导的村农民协会,为农民群众办了十几件大好事。如打土豪,反封锁、反囤积居奇、反苛捐杂税,禁烟、禁赌、禁娼,办农民夜校,兴修水利 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号召妇女剪发放脚、参加政治、经济、文化斗争,减租减息,准备分田等等,基本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形势急转直下。8月15日,流窜在湘粤边界的土匪、恶霸何基朗,勾结驻粤北的国民党十六军范石生部的一个团,分几路向汝城县城进发,准备攻打汝城。其中一路的行踪被外沙村农协会侦知,朱良才急忙叫上国民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朱道行、宣传委员朱文斌和农协委员朱文亭等,连夜赶到县里,向县党部公安委员会的范大澄、朱青勋等人报告敌情。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防范,县农民自卫队被打败,朱良才等人被敌人抓捕。敌人向朱良才喝问: “你叫个甚?”

  朱良才顺口说: “朱良才! ”

  敌人说:“你这贱骨头,是什么良才?”

  朱良才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心里说:“我是革命的良才! ” 自此,他把原来朱少时的名字改为朱良才①。

  当时,国民党十六军政治部里有个叫赵薪传的,担任宣传部部长,是个秘密共产党员。他到汝城后,听说监狱里关押着不少农协会员,就关心地来到狱中检查工作。他问朱良才: “如果放你出去还干什么呀?”

  朱良才说: “还要继续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打倒土豪、打倒劣绅。不把他们打倒,中国就不能强盛。”②

  赵薪传看朱良才革命态度坚决,就暗中出主意,要他们写信控告何基朗,说他同土豪朱亦山一起,收缴民间的枪支图谋不轨。因范石生同何基朗有矛盾,范正想把何部枪支收缴,苦无借口。只要把何基朗等告倒,他们几个农协委员就能获释。朱良才等便依赵薪传之意,写了控告书,列举了何基朗一大堆罪状,由赵薪传将信转到范石生手中。

  范石生见信后,亲自进行了查问。不几天,何基朗被抓起来了,他的300多枝枪被收缴了两百多。朱良才等被释放。赵薪传向朱良才说: “对革命不要灰心,一个革命者入狱不算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革命一定会胜利! ”①

  出狱后,朱良才即与朱文亭、朱道行等回乡,继续组织秘密农会。不久,赵薪传随范部离开汝城。土匪何基朗收买狱卒逃出,又组织起人马卷土重来,开始大肆捕人,没收革命者的财产。朱良才家仅有的七亩地被没收了,大哥也被捕入狱。他只得东躲西藏,秘密地进行革命活动。

  1927年9月,共产党员何日升被中共湘南特委派到汝城任中共县委书记,胡伟章任组织部部长。何日升同朱良才是亲戚,见良才对敌斗争坚决,便由他和胡伟章二人介绍朱良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朱良才一起宣誓的还有其堂弟躬越 (朱赤) 。宣誓后,朱良才兴奋地说: “在我被捕时,差一点被敌人当做共产党员杀了,结果今天才真正做了共产党员。做共产党员死了也心甘,死了也光荣。”②

  是年冬,何基朗纠集的反动势力更加强大。胡伟章两兄弟被反动派杀害,形势紧张。县委书记何日升用明矾水写了一封密信,介绍朱良才和朱赤到耒阳找朱德、陈毅。朱良才和朱赤带着密信,经过资兴黄草坪、滁口到三都,骗过了敌人坐探的盘查,急忙赶往耒阳。

  (二)

  朱良才、朱赤到达耒阳时,已是2月中旬了。在耒阳的敖山庙里,他们见到了朱德和陈毅。朱良才把何日升写的密信交给了朱德。朱德看了十分高兴,向他们询问了汝城方面的情况。两天后,陈毅对朱良才和朱赤说:“湘南党代表大会要在永兴召开,我跟省特派员杨福涛商量了一下,汝城没有人参加,你们就作为汝城的代表参加大会。”①

  1928年3月,湘南党的代表大会在永兴县苏维埃所在地太平寺楼上左边一间房里召开,出席的有郴县、耒阳、安仁、资兴、宜章、永兴、桂阳、汝城等县的代表20余人。会议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革命,对于应该“没收谁的土地,分配给谁”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虽然最后对土地分配的原则做出了决议,但具体分配办法仍没讨论出结果来。朱良才后来回忆说: “ ‘马日事变’ 后土豪劣绅的报复行为非常残酷,各县的党员、农协骨干都深受其害,所以,在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思想时 ‘左’ 得很,我记得会议作出决定: 把郴州到宜章大路两边的房子都烧光,其理由是使敌人来了没有房子住。开会时,天气还很冷,有的人提出是不是找个火盆取取暖,但马上就有人提出反对,说: ‘枪林弹雨都不怕,冷点怕啥! ’ 从这两件事中反映了一些人 ‘左’ 的情绪。”②

  会议之后,朱良才和朱赤被派到资兴县,去参加那里暴动的组织领导工作,然后再回汝城,发动和组织汝城的暴动。

  朱良才和朱赤找到了资兴县党组织领导人李奇中。李奇中安排朱良才任县委组织部部长,负责组织暴动的具体工作。3 月上旬,农民军占领了县城。资兴党组织在资兴的三都流华湾召开了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资兴县委员会,朱良才和朱赤都当选为县委委员。

  正值湘南的革命运动步步深入之际,反革命武装力量对湘南的“会剿”开始了。国民党军调集了九个师的兵力,直扑郴州。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湘南暴动队伍不得不向井冈山转移。

  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后改称红军第四军) ,资兴的农军被编为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李奇中任团长,黄义藻任党代表。朱良才因有文化,留在四军军部任秘书。十余天后,又调到三十六团任连党代表。5月下旬,由于没有粮食,部队缩编,朱良才又被调到四军军部任秘书。

  朱、毛两军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引起了反革命势力的惊慌,蒋介石命令赣敌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为粉碎敌人的“围剿”,组织上派朱良才到永新县的烟阁区任中共区委书记,任务是秘密组织群众暴动队,策应红军作战。朱良才到了烟阁,和区委的同志一起,经过近月的努力,终于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了暴动队。

  6月,赣敌杨如轩、杨池生两部分两路进逼井冈山。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红军将兵力集中在新、老七溪岭一带准备迎战。6月23日清晨,战斗打响。近午,敌人在二十八团正面强攻和袁文才侧后袭击下,阵脚大乱。这时,预伏在龙源口一带的朱良才等,听到老七溪岭的枪声由山上往下移动,知道二十八团已经得手,便带领数千名赤卫队员、暴动队员向龙源口冲击。霎时,漫山遍野红旗招展,杀声震天,暴动队很快抢占了老七溪岭东山。赣敌腹背受袭,军心瓦解,新老七溪岭之敌全线崩溃,大部分缴枪被俘,部分残敌向永新逃窜。红军和暴动队员、赤卫队员乘胜追击,一举占领了永新县城。

  不久,朱良才调到三十一团一营一连任党代表。三十一团是由毛泽东组织的秋收起义部队组建起来的。连长是王良,副党代表是刘型。

  一个初秋的早晨,毛泽东将全军集合在一个北山脚下,讲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他说: 有人嫌井冈山高,嫌井冈山大,今天东山,明天西山,爬山爬厌了,不愿意再爬它,想打到城市里去,这种思想错了。要知道,井冈山,虽然它磨破了我们的脚,爬酸了我们的腿,但是,它给我们粮食,给我们做根据地,便于我们机动,便于我们打击敌人。同志们不是都有了一条经验吗?我们每逢爬它一次,就打一次胜仗,消灭一些敌人;如果我们多爬它几次,就会多打几次胜仗,多消灭一些敌人。所以说,这座山,它革命。这座山是革命的山①。

  毛泽东的讲话,鼓舞了朱良才的斗志,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记忆。30年后,他在《这座山,它革命!》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毛泽东的讲话,对于后来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及十年土地革命运动的展开,对于抗日战争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稳固的思想基础。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讲话。”②

  当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在军事上取得一次次胜利,根据地一天天扩大的时候,中共湖南省委却采取了错误的冒进政策,强迫红军大队从酃县拉往湘南。结果,先胜后败。朱德、陈毅、肖克等被迫退至资兴一带。毛泽东得知红军大队在郴州失利的消息,当即留下三十一团一营坚守井冈山根据地,亲自率三十一团三营前往湘南迎接红军大队。

  湘赣之敌乘红军主力远走之际,大举向井冈山进犯。湘敌吴尚第八军一个师的兵力抢在赣敌之先,从酃县直趋黄洋界。朱良才所在的三十一团一营得此情报,日夜兼程,从永新经宁冈的茅坪,赶到小井。团党代表何挺颖、团长朱云卿部署了作战任务,决定由第三连警戒遂川和永新方向赣敌; 由一、二连扼守黄洋界。朱良才向一连的干部、战士做了保卫井冈山的战斗动员,参与了黄洋界保卫战的指挥。关于这次战斗,刘型在一篇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战斗动员后,一、三连到了黄洋界做工事,我们一连在山的左边,三连在山的右边。做工事就是用竹子插着做围墙,另用些竹钉钉在山坡和山下敌人必经之路。挖战壕哇! 连夜干哪! 我们两个连忙得不亦乐乎。第三天,敌人就来了,开始来得还蛮凶,我们已下了决心,敌人来了,就不让他们回去。战斗打得很激烈。战斗中,我们有的战士的帽子被打掉了。我们连还分出了两个班,隐蔽在工事外敌人来路两旁,从侧后出击。敌人攻了几次都攻不上去,还死了一些人。每次击退敌人的冲锋后,我们就趁机把那些死人身上的子弹抢回来自己用。当时,每人只有一排子弹。就这样,凭险守住了阵地。敌人攻了两天,没有攻上。当时,我们井冈山的后方有修理枪械的,刚把一门迫击炮修好,运到了我们工事后头的山上,对着敌人指挥所开了几炮,把敌人给炸跑了。我们趁势追击,缴获了不少辎重。后来,毛主席写了诗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①。

  当时,井冈山根据地的经济十分困难。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高级干部和战士一样,同甘共苦,同穿粗布衣,同吃红米饭。毛泽东还亲自向部队宣布了使用油灯的规定: 连以上机关办公时用一盏灯,可点三根灯芯;不办公时,即应将灯熄掉,连部要留一盏灯,供带班、查哨用,但只准点一根灯芯。朱德虽然已40多岁了,仍和大家一样从宁冈茅坪挑粮到五六十里外的茨坪山上,干部、战士们生怕累坏了他,便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他却另找来一根扁担,并在上面写了“朱德的扁担” 五个字。朱、毛等以身作则的高尚品德、高大形象,深深地教育着朱良才。为了时刻激励自己并教育后辈永远继承红军时期这种官兵一致,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他写下了《一根灯芯》②、《朱德的扁担》③两篇回忆文章。

  1929年年初,红四军主力近4000人,在毛泽东率领下,向赣南挺进。这时,朱良才调到营部当书记,旋又改任该营二连党代表。

  红四军主力于3月11日入闽。14日,在长汀以南的长岭寨,歼灭了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3000多人,占领了长汀县。此时,红四军整编为三个纵队。朱良才调任第三纵队七支队政委。

  1929年底,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 ,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即 “古田会议决议”) 。决议为红军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军路线,从根本上划清了红军与旧军队的界限,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朱良才参加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他结合自己切身体会,认真学习《决议》,并在以后的各项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对此,宋任穷后来回忆说: “我和良才同志相识于1930 年5月,当时,我由红四军三纵队政治部调到七支队二十五大队任政治委员……他讲的最多的,就是他亲自参加古田会议的情形。当他讲到古田会议之前红四军中存在的削弱党的领导,取消政治工作,部队思想混乱、平均主义、官僚主义、军阀作风、单纯军事观点和极端民主化等种种问题时,忧虑之情凝于眉间; 当讲到古田会议后,红军在党的旗帜下达到了空前的思想和政治统一,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时,良才同志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向我比比划划地介绍道: ‘古田会议胜利结束的那一天,毛泽东同志非常高兴,大会一宣布胜利闭幕,毛泽东就兴奋地站了起来,满面春风地带领我们呼起了口号,那是因为拨正了红军革命方向,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我们心里,都充满了云开雾散的晴朗感觉。’ ……良才同志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讲,古田会议从根本上划清了红军与一切旧军队的区别,纠正了党内的错误思想。决议中规定的红军性质、宗旨和任务,都是非常正确的,一定要坚决执行。在实际工作中,他更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决议精神。他深入基层,检查《决议》落实情况,特别是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废除军阀残余,实行官兵平等和加强党支部建设,加强政治工作的情况。在古田会议精神的指导下,我们这支红军部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①

  1930年10月,三纵队七支队在攻打长沙后返回的路上,改为八十五师一○三团,奉命攻打吉安。夜间接敌后,担任团政委的朱良才亲自组织突击队架梯攻城,并身先士卒,冒着枪林弹雨,第一个爬上城头,率领全团一举攻入吉安。

  同年12月,朱良才调到红三军九师任政委,时第一次反 “围剿”开始。红九师和红八师奉命于龙岗附近阻击孤军冒进的敌军张辉瓒师。阻击战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2时,整个战线成拉锯状态。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敌特分子从侧后面向正在指挥战斗的朱良才打起了黑枪,周围同志十分紧张,立即还击。朱良才毫无惧色,顽强沉着地指挥部队击退了敌人一次次的进攻,直至红四军、红十二军赶到,一举全歼了张辉瓒师。此役共缴敌枪8000余枝,其中朱良才所在的九师缴敌枪2000 余枝;还缴获大炮一门、电台一部,并全俘敌电台工作人员。从此,红军建立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台。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朱良才率领红九师奉命进入东固、潭头、藤风一带,一面从事苏区群众工作,一面积极准备第二次反“围剿”。

  1931年5月,蒋介石调动了20万大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朱良才在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和政委蔡会文的指挥下,参加了在将军帽全歼敌公秉藩第二十八师的战斗后,挥师向北,配合红四军夹击敌人,把王金钰的第四十七师干净彻底地歼灭在九寸岭。随后,他又率红九师随主力东进,打垮了郭守华的第四十三师。从5月16日到30日,红军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痛快淋漓地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围剿”。

  7月,当蒋介石发兵30万,亲任总司令,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时,朱良才率领红九师根据毛泽东确定的 “避实就虚”的作战方针,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敌人据点中穿插前进,配合红军主力歼灭了敌两个师,而后又向北佯攻龙岗,使兄弟部队出敌不意地消灭了毛炳文的第八师。接着,朱良才又率九师冒着酷暑,急行军到了永丰、宁都、兴国三县交界的崇山峻岭中,在兴国县北部边缘的高兴圩、老盘营一带,和红三军的七、八两师一起,只用了40分钟,就全歼了蒋鼎文部一个旅。红军乘胜追击,在方石岭又消灭了韩德勤师。一时间,军心大振。

  不久,粟裕调任红三军政委。这期间,朱良才率领红九师参加了漳州战役、南雄水口战役。在南雄水口战役中,由于敌人进攻猛烈,师长带一个团擅自后撤①,使红军阵地出现缺口,形势十分危急。朱良才立即派作战科科长耿飙任该团团长,停止后撤。他自己赶到最危险的地方指挥战斗,守住了阵地,与后来赶到的援军红四军一道,击退了敌军。

  8月17日,朱良才又率红九师随主力围攻乐安。由于准备充分,战术正确,指挥得当,九师无一伤亡便一举攻破城防,进入市内,协助主力歼敌3000余人。

  9月,朱良才在指挥部队掩护军团转移时,被敌人冷枪打断右臂。他被抢救下来后,用土法接上断臂,在病床上整整躺了三个月。12月,他伤未痊愈,就到总部要求工作。总政治委员周恩来说: “红十五军的领导力量太弱,军长不会指挥打仗,有几仗没有打好,你去那里当政委。”①朱良才立即赶到红十五军。由于臂伤没有完全恢复,致使此臂终生残废。

  朱良才到红十五军后,按照毛泽东关于建设红军的原则,着重抓了部队中各级党组织的建设,开展三大民主运动,加强政治教育,使指战员军政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1933年初,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朱良才奉命率十五军参加草台冈战役。敌人凭借优势装备,一直冲到军部。朱良才和军长李清云临危不惧,抄起大刀、短枪,率军直机关和勤杂人员将敌兵击退,并乘胜反击,配合主力,全歼了敌第十一师。

  1933年夏,中革军委决定以少共国际师为基础,组建一个师。为纪念牺牲的赵博生同志,命名该师为博生师。8月5 日,博生师在乐安县组成。朱良才被调到该师任政委,唐天际为政治部主任。当时,师里干部只有他们两人,也没有经费。朱良才找到周恩来,按照周恩来指示,先从红军学校调来一批干部,又从乐安县借了一笔款子,解决了临时吃饭问题,一个师就这样成立起来了。这个师归属红五军团,番号为第十四师。开始没师长,朱良才兼职。后来,程子华任该师师长。因为部队都是由农民赤卫队组建的,基础较差,几次仗都没打好。不久,程子华被调走,由张宗逊任师长,朱良才仍任政委。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战役中,林彪指挥十四师一个团守广昌城前的一座山,因兵少武器差,没能守住,林彪向朱德告状。朱德讲: “你队伍用的不对头么,人家团是新组建的。”①广昌战役没打好,一、三军团伤亡很大,就把十四师拆散了,兵员补充到一、三军团。朱良才调到五军团三十四师。因为师里已有师长和政委,遂任命他为政治部主任。

  (三)

  长征开始后,朱良才所在的红五军团担任掩护大军突围西进的后卫。长征不久,朱良才在一次战斗中腰部负伤,坐着担架随队突围。当时,红五军团已编成两个师。三十四师又是五军团的后卫。征途中,前面部队行进,他们就行进,前面部队停下来,无论敌人尾追多么危险,他们也要停下顶住敌人。这样一来,几乎天天与尾追之敌打仗,加上给养困难,部队中各种想法都有。朱良才在担架上安排政治思想工作任务,教育干部战士增强战胜敌人的信心,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面对一系列困难,三十四师的师长和政委,产生了悲观情绪,对工作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参谋长姓袁,工作十分认真,上边发来的电报、命令,不管什么时候收到,再疲劳也及时提出处理意见,但师长和政委连看都不看。朱良才以党务委员会书记身分召开会议,一方面表扬参谋长,一方面批评师长、政委。师长和政委不但没有接受批评,反而以朱伤口未愈,不适于在后卫行动,应和军团一起行动为借口向军团报告,要朱良才离开三十四师②。朱良才奉命赶到军团,随军团部刚过湘江,三十四师就被敌人切断而打散了。

  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很关心朱良才的伤势,过湘江后,就让他跟随中央卫生部走。朱良才在中央卫生部得到了较好的治疗,伤势逐渐好转,就帮着做些工作。卫生部部长贺诚见朱良才很能干,遂向上级打了报告,让他担任卫生部政委。朱德同意了卫生部的意见,这样,朱良才就留在了卫生部当政委。

  当时卫生部所辖的单位有医院和几个伤病员连,还有一个由中央部分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和中央领导同志家属组成的特殊连队。朱良才担任这个特殊连队的党支部书记,董必武为副书记,徐特立为组织委员,谢觉哉为宣传委员; 林伯渠以及邓颖超、贺子珍、刘仁莹等,都在这个连队内。

  由于老人、妇女和伤病员、担架队走得慢,每到一宿营地,好房子都被别的部队占了。一次宿营,伤病员没有房子住,朱良才和先头部队领导商量,无结果,他只好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听了朱良才的汇报,马上叫人找来总部管理科的负责同志,说: “他们那么多伤病员,没有房子怎么行啊?大家挤也要挤出来。”这样,总部各部门挤出了一些房子给了卫生部的老同志和伤病员住。

  1935年8月初,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决定分左右两路经草地北上。这时朱良才被任命为红军总医院政委,因院长杨立三去军委汇报工作未能回来,整个医院的领导担子都落在了朱良才的肩上。

  医院有伤病员几百名,没有粮食,缺少药品,环境恶劣,并且大都是重病号,比一般人员过草地的困难更大。朱良才为此想尽了办法。断粮以后,朱良才心急如焚。他派人四处寻找食物,好不容易找到一条狗,煮了狗肉给大家吃,救了许多人的命。医院政治部干事范朝福,没了粮食,朱良才知道后,把自己干粮袋里的粮食倒了两碗给他,使他过了草地。傅钟在过草地时,突然患了重病。当时,一没担架,二没牲口。朱良才找了把椅子,用棍子捆起,让他坐在上边,把他抬过了草地。

  由于张国焘搞分裂,迫使左路军南下,二过草地。南下后,成立了一个大金省,调朱良才任大金省军区司令员。朱良才去后才知道这个职务是个空架子,不久,他被调任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对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朱良才是很气愤的。他后来回忆: “由于自己认识到中国革命有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才能战胜任何困难而取得胜利。这个认识使我在四方面军工作时没有受到张国焘的蒙蔽,未倾向张国焘,而成为受其打击的根本原因。”①

  朱良才到三十一军后,十分尊重军长王树声、政委詹才芳的领导。每次开会布置工作,都请詹才芳参加。詹才芳对朱良才的工作很满意,曾向陈昌浩反映说,朱良才“这个主任不错”②。

  张国焘于10月5日公然在金川东北的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后,左路军的干部战士思想比较混乱。1936年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准备北上前,三十一军召开军政干部大会,朱良才在会上报告红一方面军已经与陕北红军会师和东渡黄河后的战绩。没想到惹了大祸。这天晚上,在帐篷里开会斗争朱良才,并准备斗完之后把他干掉③。幸亏朱德得知消息后要徐向前去参加会议,徐向前在会上表了态,才保住了朱良才的性命。

  第二天,三十一军向草地行进,进入甘肃,部队计划休整两天。刚住下,谢富治来到政治部,接替朱良才职务,让朱良才到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报到。三天后,朱良才被分配担任宣传部副部长。因为分配了工作,朱良才心里踏实了,知道不会再被枪毙。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会师后,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军政干部学校,朱良才被调去担任校长兼政委。不久,军政干部学校改名为教导团,朱良才被任命为教导团团长兼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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