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简历生平经历 李维汉的子女后代

时间:2017-02-26 16:55:00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一)

  李维汉,原名厚儒,字和笙,又名罗迈,笔名罗夫、佳水、 镜松。1896年6月2日诞生在湖南省长沙县蒪阳乡 (今高桥乡) 八斗冲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后来迁居阳家园子。父亲李运楷,字幼筠,一生以教书为业。他为人正派,鄙视趋炎附势,性情宽厚豁达,在乡里颇受尊敬,1930年去世。母亲孙氏,克勤克俭,操持家务,是位典型的家庭妇女, 1944年逝世。李维汉兄弟三个,长兄李厚焯,字菊笙,一生务农。次兄李厚霖,字澍笙,主要务农,曾织过袜子,做过生意,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失败后脱党,1962年去世。

  蒪阳乡位于长沙市东北100多里, 是一个较为平坦的丘陵地区,土地肥沃,雨水充沛,最适耕种。李维汉祖父时,家里有100多亩地,在当地可谓富裕家庭。后来因做红茶生意亏本,把房屋田地都当掉了。李维汉出生时家境已经比较贫寒,一家人只有父亲执教有一些微薄的收入,因而常常靠借债度日。

  7岁起,李维汉开始跟父亲读私塾。1909年入养正小学。 1910年进清泰乡作民学校,和邹彝鼎、陈启民、任弼时等是不同班次的同学。1912年,李维汉考进长沙湘军工厂艺徒学校,这是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李维汉开始学翻砂,后当铸工。和同学张昆弟、邹彝鼎很要好,后因领导反对工厂总办,都被迫退学。张昆弟、邹彝鼎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李维汉因没有正式文凭,没有能去投考。1914年,18岁的李维汉求学无门,生活清苦,常常每天只吃一顿饭,先后在县城华正小学和美算补习学校听课。1915年他父亲受聘到一所中学教国文,他随父亲补习国文,业余和假期则跟二哥打袜子,据他后来回忆说,这一年学习、生活很充实,得益不浅。1916年春,李维汉借用同乡一个同学的文凭,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第二部。1917年暑期以优异成绩毕业,留在一师附小教书。

  (二)

  李维汉考入一师时,正是一师实行民主教育时期。校长孔昭绶是一个具有现代民主教育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进步教育家,他崇尚民主办学,努力使一师的教育适应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学校还有一批热心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开明、在湖南教育界享有声誉的师长,如学监主任方维夏、教育实习主任徐特立、修身教员杨昌济等。李维汉进入一师后,充分利用这里的良好环境,勤于攻读,独立思考,不断吸收新思想。那时,邹彝鼎、张昆弟正在一师一部读书,他们朝夕相处,友爱互助,成为最亲密的学友。当时毛泽东也在一师一部读书,蔡和森在 1914年到1915年与毛泽东同学,此时虽已转至高等师范学习,但他同毛泽东仍然交往甚密。李维汉因邹彝鼎、张昆弟的联系,结识了毛泽东和蔡和森,并很快被他们对革新改良敏锐的鉴赏力和旗帜鲜明的态度所吸引。

  辛亥革命以后,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使许多青年从苦闷、消极、保守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他们向往科学和民主,努力学习新知识,寻求中国的光明前途。1916年前后,逐渐在毛泽东和蔡和森周围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人。他们经常聚会,抨击时政,立志改革。李维汉进入一师后就成为其中的一个。现实生活使他们认识到,改造社会的大业,不是少数几个人的力量所能办到的,必须有一大批志同道合、坚定不移的朋友,组织一个坚强的革命团体,汇集巨大的力量,才能有所作为。1917年冬,在毛泽东、蔡和森等倡议下,乃有组织学会之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取名“新民学会”。

  1918年4月14日,一个风和日丽、万木皆春的星期天,一群有志改造社会的中华儿女,聚集在岳麓山下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举行新民学会成立会。李维汉 (和笙) 等14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通过了由毛泽东和邹彝鼎两人起草的学会章程,规定学会宗旨是: “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①。会议选举萧子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

  新民学会成立之后,如何发挥团体的作用,如何创造新的环境,使大家积极向上,以及如何向外发展等,成为会员们共同考虑的主要问题。这时,已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原一师教师杨昌济来信,转告了北京正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情况。毛泽东、蔡和森等得到消息后,即同新民学会会员筹议响应。李维汉积极协助毛泽东、蔡和森进行筹备工作。8月15日,在毛泽东率领下,李维汉和萧子昇、张昆弟、萧子暲、邹彝鼎、罗学瓒、罗章龙、贺果等20几个准备赴法同学,从长沙启程去北京。到北京后,李维汉和贺果等住在湖南会馆。大家为联系赴法事宜到处奔波,得到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的支持,很快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蠡县布里村三处分别成立了留法预备班,以后又在长辛店铁路工厂增设了一个班。

  李维汉被安排在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学习。和李维汉一起到保定育德中学的还有张昆弟、李富春、曾以鲁、贺果、任理等。李维汉同张昆弟、贺果三人同住一间房子,过着清苦的生活。他们一面学习法语,一面学习机械学、机械制图。每人学一种工艺,如钳工、木工、铸工等。李维汉学的是铸工。 1919年初,邹彝鼎肺病严重,李维汉和张昆弟护送他回湖南。不久,邹彝鼎病故,他们也没有再回保定。

  这时,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湖南的青年学生,情绪激昂,纷起响应,已于4月返湘的毛泽东和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成为湖南运动的骨干力量。当时毛泽东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 《湘江评论》,李维汉曾协助发行。他按照第一师范第二部毕业同学录上的地址,把《湘江评论》分寄给他们。并给他们写信介绍五四运动的情况。与此同时,李维汉还为筹措赴法经费到处奔走。他家乡乡下祠堂送他30元,一个远房族兄借给他10元。回到省里,一师教师朱炎送给他100元,易培基老师拿出一张名画送给他和张昆弟,并介绍他们到上海当卖,得50元,两人藉此做了服装,作好了出国的准备。

  1919年10月31日,李维汉、张昆弟、李富春、李林、贺果以及各地赴法同学共162人,从上海乘法国邮船 “宝勒加”号启航。在海上航行37天,于12月7日抵法国马赛,旋即到巴黎。华法教育会把他们安置在巴黎西郊哥伦布的华侨协社。在那里,他们一边等候工作,一边自学法文。

  1920年2月,李维汉同李富春、张昆弟等组织了“勤工俭学励进会” (简称“工学励进会”) 。其宗旨是: “在积极方面,想联络一班人共同做事,如储金、订书报,互相勉励,疾病求助,工学交互,及为将来别种建画之预备。在消极方面,可以免除孤独生涯之烦苦,及环境诱惑之堕落,及懒惰之预防等事。”①

  1920年初春,李维汉被介绍到施乃德钢铁厂勒哈佛尔分厂做工,同他一起去的有李富春、贺果、李林。工厂给他们三等工人的工资。做了大半年工,由于钢铁厂的劳动强度很大,李维汉的身体渐不能支,经大家劝说,他应张昆弟、任理的邀请,到圣伯尼休息了一段时间。

  李维汉通过这一段的学习与实践,认识到改造社会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剥削制度,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他在一篇研究勤工俭学的论文中说: “我们理想的要求,是要解除一切不平等,成为没有阶级的社会。”②但是,如何改造社会以及走什么道路,他还没有跳出工学主义的幻想。他接着写道: “真正的、彻底的改造,必从经济解放、教育解放下手,一扫旧时不平等的生活,而归于平等的生活,一扫旧时不平等的教育,而归于平等的教育,使精神界、物质界同时发展。”“人类平等的实现,在勤工俭学普遍于人人之时。”①1920年 8月28日,李维汉给毛泽东写信说: “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就反映了这一点。但他接着又说: “但也不反对人家赞成他,或竟取法他,说来很长,且待研究。……要多读书,多考察,多与友人研究后,再说”②。

  1920年7月中旬,李维汉搬到了蒙达尼,在附近一个胶鞋厂做工,工余学习。蔡和森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比较早,是留法同学中的革命先驱者。到蒙城后,李维汉同蔡和森接触的机会多了,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在8至9月的时间内,李维汉集中阅读了蔡和森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关于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并将这些书大量介绍给工学励进会会员。

  8月上旬,在蔡和森的积极帮助和影响下,“工学励进会”改名 “工学世界社”③。12月27日至30日,李维汉召集工学世界社社员开会,住蒙达尼的新民学会会员也大都参加。蔡和森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热忱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和俄式革命,认为无政府主义是空想的乌托邦主义。李维汉在会上谈了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体会,对蔡和森的讲话表示了理解和赞同,同时提出一些尚不明白的问题,表示要进一步的学习和研讨。

  这次会后,李维汉同蔡和森进行了多次内容广泛的长谈,包括欧洲革命斗争形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区别、共产国际的性质与任务、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决裂等。这些谈话对李维汉的思想触动很大。加上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悉心研究,以及欧洲工人运动的熏陶,李维汉逐步由工学主义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1921年2月初,在巴黎近郊有数百名勤工俭学生候工不得,生活无保障。而华法教育会发出通知,声明与他们断绝经济关系,并要把他们“遣送回国”。他们中的一些活动分子与蒙达尼的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联系,要求援助。李维汉和蔡和森、张昆弟、向警予、蔡畅、贺果等大部分会员、社员去巴黎参加斗争。2月28日,他们率领巴黎近郊400多名勤工俭学生向北洋政府驻法使馆请愿,提出争取“生存权、工作权和求学权”的口号,要求进入即将开办的里昂大学学习,发给每人每月400法郎的补助等。学生们的正当要求和请愿活动,遭到了中法反动派的镇压。李维汉和蔡和森等十余名代表被警察局囚禁两个多小时。这就是勤工俭学史上著名的 “二二八运动”。

  “二二八运动”以后,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人为解决勤工俭学生入学问题,用庚子赔款及各方筹集来的经费在里昂办了一所中法大学。8月份,华法教育会却发出通知,不收勤工俭学生。留法勤工俭学生对此无不愤慨。在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赵世炎等的领导下,他们组织了 “勤工俭学生代表大会”,并通知各厂各校的勤工俭学生代表组成116人的 “先发队”,分头赶赴里昂参加斗争。李维汉和向警予等组成十人代表团留驻巴黎,负责联络和争取声援。9月21日,“先发队”队员进占里昂中法大学。北洋政府驻法使馆勾结法国政府,派来大批武装警察,进行镇压。10月18日,法国政府强行将104名学生,包括蔡和森、张昆弟、李立三、陈毅等武装遣送回国。

  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失败后,李维汉到哈佛雷,在一个小城镇的旅馆里住下来。1921年底,他收到周恩来、赵世炎托人转给他的信,信中约他到巴黎会面,商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周恩来在德国柏林,赵世炎在法国北方做工。不久他们都到了巴黎,在一个旅馆里见了面。他们商定分头进行筹备。1922年6月,由旅欧共产主义同志通信社、工学世界社、勤工俭学互助社三个团体中信仰坚定的分子共20多人,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里召开大会,宣告旅欧少年共产党正式成立。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他们三位分别以乐生、伍豪、罗迈为代号。党部设在巴黎意大利路戈德弗鲁瓦大街17号。

  “少共”成立后,周恩来去了德国。李维汉和赵世炎、陈延年等留巴黎,在勤工俭学生和华侨中进行联络工作。

  1922年下半年,已回国在中共中央工作的蔡和森给李维汉来信,要他回国工作。此时,周恩来从柏林来到巴黎,和在巴黎的“少共”其他成员研究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发展组织等问题。决定派李维汉代表旅欧少年共产党,回国联络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20日,李维汉携带“少共”给中共中央的信件回国。至此,李维汉结束了将近三年的留法勤工俭学生活,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三)

  1922年底,李维汉回到北京。经毛泽东、蔡和森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遵照中央决定,去湖南接替即将调中央工作的毛泽东,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3年2月初,李维汉到湖南后,将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入发动群众,培养党的骨干,发展党的组织,为革命的高涨准备条件作为这一时期的中心工作。他以秘密活动为主,同时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的条件,通过办夜校、读书班、组织社团等方式,发动群众,培养党的骨干。

  为了便于工作,李维汉到长沙自修大学补习学校任教务主任,又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兼课,作为公开职业。李维汉在学校讲授哲学和心理学。他自编讲义《观念史观批判》,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家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李维汉十分注意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他先后深入到粤汉路、铅印厂、第一纱厂、面粉公司、黑铅炼厂等举办工人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资本家剥削的罪恶,启发工人的政治觉悟,逐步发现骨干,发展党员,建立和扩大了一批党的支部。这年暑假,他还到长沙清泰乡、东乡等地,帮助这些乡建立了党的支部。

  11月,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取消,李维汉和何叔衡领导筹建湘江学校,并在该校担任教员。湘江学校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办校四年多,培养了众多的革命骨干。

  这年冬,赵恒惕逼走一师具有进步思想的校长易培基,委派政客李济民为校长,到校推行限制学生进步活动的《学生管理规则》,并取消学生自治会。李维汉发动一师学生掀起了 “驱李”风潮,赶走了李济民,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年底,李维汉和何叔衡、姜梦周等创办了 《湘江》 半月刊。1924年,李维汉又创办了《新民周报》,担任主笔。他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在《湘江》半月刊、《战士》 周报、《新民周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70余篇,主要内容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反动军阀的卖国罪行; 总结工人运动中的经验教训; 鼓励青年学生投身革命实践等。

  1923年11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为加速国共合作的进程,决定在国民党尚无组织之湖南等省市,为国民党创建组织。李维汉领导中共湘区党委积极贯彻中央的指示,和何叔衡、夏曦、易礼容、戴晓云、夏明翰、郭亮、肖述凡等一批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并根据全会的指示,帮助国民党建立了湖南省党部。他还亲赴衡阳、宁乡、衡山、湘潭等地,具体指导这些地方国民党党部的建立工作。

  1925年1月,李维汉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

  5月25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岳麓山蔡锷墓庐秘密召开。大会选出了省党部的9名执委,体现了统一战线的精神,其中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老同盟会员; 有工商界、农界代表,又有知识界代表。李维汉被选为执行委员。

  6月,正当全国人民反帝反军阀的浪潮由于五卅运动的发生而更加高涨的时候,北洋军阀吴佩孚出兵湖南,企图联合川、滇、黔、桂等地军阀,围攻广东革命根据地。湖南军阀赵恒惕取下“联省自治”的招牌,充当吴佩孚控制湖南的工具。李维汉及时发表了《湖南反革命势力的结合》、《西南团结声中的湖南》等文,揭露和批判南北军阀相互勾结的阴谋,中共湖南区委提出了“反英、讨吴、驱赵”的号召,推动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1926年3月8日,赵恒惕与唐生智矛盾尖锐化,唐以“郴宜米贵,给养困难”为由,率部向长沙逼近。李维汉写了《湖南政变之由来及其意义》一文,提出了争取唐生智、驱逐赵恒惕的基本政策。6月2日,唐生智在衡阳正式宣布加入国民革命军,为北伐军取道湖南创造了好的局面。

  7月,中国共产党四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李维汉出席了会议。他从上海返湘后,北伐军进入湖南。李维汉领导湖南区委发动和组织广大工人、农民,支援北伐。

  随着北伐军进入湖南,湖南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波澜壮阔,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早在中共四大召开以前,湖南省的党组织已开始发动农民运动。1925年毛泽东回韶山,组织起20多个秘密农协。1925年10月,李维汉主持起草了中共湖南区委《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提出: “农民运动,实为本区目前急切重要的工作。”农民运动“对本党将来革命运动的发展,尤为重要。”决议提出了农民运动的基本内容和宣传方法。北伐军进入湖南后,中共湖南区委先后三次发表《对湖南政局的宣言》,作为湖南工农运动的纲领。在中共湖南区委的领导下,千百万农民群众组织起来了,到11月底,在全省 75个县中,65个县有农民协会,会员总数达120余万人。

  李维汉和湖南区委的同志在斗争实践中认识到,要彻底铲除封建剥削,把国民革命引向深入,必须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 ——土地问题。1926年12月上旬,李维汉去汉口参加中共中央的特别会议,在会上汇报了中共湖南区委“应立即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的意见,遭到陈独秀、鲍罗庭的反对。会议基本上按照陈、鲍的主张通过了决议,错误地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民众运动的勃起而日益向“左”,对工农运动要采取限制的政策。会后,中共湖南区委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执行了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一度出现了“洗会”的做法,给土豪劣绅破坏农协以可乘之机。1927年初,毛泽东到湖南视察农民运动后,湖南区委很快纠正了这种错误做法。2月,李维汉在向中央《关于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的报告》中说: “在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限制区乡农协执行委员,皆须现在耕种之农民担任,对于发动罚款、逮捕之人,皆须扫除,几乎不自觉地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到贫农猛烈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之封建政治。”①3月12 日,他主持起草了 《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宣言》 ,驳斥了 “左社”、“怀疑派”、“稳健派”的各种谬论,赞扬农民革命是“由土豪劣绅专政的乡村到民主政治的乡村” 的必经阶段。

  1927年4月17日,李维汉在《战士》周刊上发表了 《湖南革命的出路》一文,文章深入分析了湖南政治、经济状况,阐明了农民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必然性。他提出: “湖南革命已发展到了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要求我们确定新的策略。这个时期的中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解决了土地问题,便是解决了我们革命的出路问题。”②在中共湖南区委的领导下,省农民协会和省总工会开始着手筹备县民会议和省民会议,组织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夺取团防武装,镇压反革命,并开始清丈田亩,准备分配土地。

  1927年春季,在全国革命猛烈发展的形势下,统一战线的内部矛盾日益暴露,无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的斗争日趋激烈。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共湖南区委通过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组织了声讨运动。4月26日,长沙各界举行讨伐蒋介石和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李维汉和谢觉哉等在会上讲话,揭露了蒋介石叛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罪行。

  4月下旬,李维汉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他组织湖南代表团起草了一个以分田为基本内容的土地问题提案,但被陈独秀扣压下来,没提交大会讨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李维汉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五届一中全会后,中共中央调李维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1927年5月初,李维汉返湘,向新任湖南省委书记夏曦移交了工作。当他正准备回武汉时,发生夏斗寅叛变。他和湖南省委的同志估计湖南有发生反革命事变的可能,遂召开省委会议,做了应变准备,成立秘密临时省委。不久,“马日事变” 发生,许克祥公开叛变革命。李维汉按照省委预先布置,在长沙近郊隐蔽了一些天,于6月下旬从洞庭湖水路回武汉。

  (四)

  1927年6月下旬,李维汉到武汉就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此时,武汉的形势十分紧张,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加速了叛变革命的步伐,反动势力非常嚣张。在中共党内,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继续对国民党妥协退让,革命危机日益严重。

  7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陈独秀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国内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五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

  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开叛变革命。七一五以后,李维汉参与了政治局常委决策的三件大事:一,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起义前敌委员会; 二,决定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三,决定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

  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召开,会议由瞿秋白主持,李维汉担任会议主席,毛泽东、蔡和森、张太雷等21 人参加了会议。李维汉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宣布了这次会议的三项议程。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党员书》,在中国革命的危机关头,坚决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对动员、鼓励全党在革命面临失败的形势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起到重要的作用。在这次会议上,李维汉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在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和瞿秋白、苏兆征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

  10月初,中共中央迁往上海。是时,党的组织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李维汉积极协助瞿秋白,进行恢复、整顿和重建党组织的艰苦工作,使党的组织从大革命失败后的散乱状态迅速恢复组织起来,重新开始了革命斗争。

  八七会议以后,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恨而加强起来的急性病,使党内的“左” 倾情绪很快发展起来,到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展成为在党的实际工作中的“左”倾盲动主义。

  在“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使中国革命不断遭受损失的情况下,1928年1月上旬,李维汉受中共中央委托,去湖北、湖南巡视工作,传达中央关于停止年关暴动计划的指示,以避免革命力量遭受进一步损失。在汉期间,他还召集了京汉、粤汉铁路党的负责同志以及湘、鄂、赣、豫四省党的代表开会,重新部署湘鄂赣总暴动计划,改变过去在中心城市搞暴动、企图夺取长沙、武汉的盲动计划,要求四省党的组织在大城市以外的地区发展革命力量,创造割据局面,包围中心城市,同时加强城市工作。这些对于在实际工作中纠正“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具有积极意义。

  1928年4月底,中共许多重要领导人陆续赴苏联参加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央指定任弼时、李维汉留在国内,组成留守中央,领导国内各项工作。在这一期间,李维汉和任弼时继续纠正党在组织武装暴动问题上的错误,改进党的组织建设和党的工作方式,并发出《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的文件。留守中央还利用济南惨案,动员和组织城市工人、小资产阶级进行爱国反帝运动。

  9月,中共六大结束,李维汉未当选中央委员。11月,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康生、李维汉、李子芬组成巡视委员会,去巡视上海党的工作。李维汉负责巡视上海七个区的区委和下属数十个党支部。他不顾个人安危,往来各区区委和工厂、车间,对党的区委和支部工作给以指导。

  1929年1月底,中共新的江苏省委成立,李维汉任组织部长。他主持起草了《组织计划决议案》、《上海工作方针计划决议案》,提交省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决议案提出江苏党要克服“盲动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非集体的手工业式的个人指导方式”、“命令主义”等错误思想,推动了江苏党的工作的开展。同年4月,李维汉深入沪西区委、闸北区委、法南区委,与林育英、李富春等一起对工人工作进行调查,提出争取黄色工会的群众,建立赤色工会的方针。6月,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李维汉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后,他代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六大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李维汉在上海、江苏做了大量工作。虽然在指导思想上仍有“左”的错误,但成绩是主流。在这一时期,上海、江苏两地党的组织得到整顿和发展,工人运动得到复苏,农民武装斗争也逐步开展起来。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提出的《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标志着李立三 “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李维汉对这个决议虽然曾有怀疑,但会后仍然执行了 “立三路线”的各项部署,直到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均遭到失败以后,他逐渐对“立三路线”的一套做法采取了消极的态度。

  193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 “立三路线”的错误。会后,江苏省委改组为江南省委,李维汉任省委书记。

  1931年2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会上,李维汉对执行“立三路线”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会后,他离开了中央委员会,不久,又离开了江南省委书记的职务。执行“立三路线”的错误对他思想震动很大,他开始认识到,要在复杂艰巨的斗争中把握正确的方向,光靠革命意志和热情是不够的,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李维汉提出去莫斯科学习的要求,党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6月4日,他和陈郁一起,从上海乘船前往苏联。

  李维汉在苏联国际列宁学校短训班学习八个月,正准备转入为期三年的理论班学习。一天,王明来找他,说国内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要他回国工作。1933年3月,李维汉从苏联回国,4月到达中央苏区,开始时任中央组织部干事,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年下半年任中央组织局主任,兼中央党校校长。他到中央苏区时,正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处于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央苏区正在开展“反江西的罗明路线” 的斗争。他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对的,在宁都会议以后,他参加了反对邓(小平) 、毛(泽覃) 、谢(唯俊) 、古(柏) ,出席了反邓、毛、谢、古的会议,发表批判邓、毛、谢、古的文章和讲话,犯了“左”的错误。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长征,李维汉在长征中任中央机关第二纵队(即红章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央机关梯队队长,还兼任军委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分管长征途中的白区工作与地方工作。他在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和长征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路线的正确。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他完全拥护遵义会议决议,开始转到毛泽东正确路线上来,随后,积极参加了长征途中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的斗争,紧跟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胜利长征到达陕北。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共中央派李维汉、贾拓夫组织一支有100余人的先遣队,携带电台,去寻找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先遣队到达甘泉下寺湾时,找到了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郭洪涛,得知陕北苏区正在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李维汉和贾拓夫立即向党中央汇报了这一情况。中央立即下令陕甘晋省委,停止逮捕、停止审查、一切听候中央来处理,迅速停止了陕北苏区的肃反。不久,李维汉参加了西北中央局组成的以董必武为首的党务委员会,参与审查肃反问题,做了许多工作,对于纠正这次错误肃反,加强党和军队的团结,起了积极作用。

  (五)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李维汉列席了会议。他衷心拥护这次政治局会议所确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且积极地为把党的政策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而努力。他受中共中央委托,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参与制定了《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西北苏维埃选举法》、《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哥老会宣言》等重要文件。这些文件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纠正了长期以来 “左”的错误做法,对于团结各阶级、阶层参加抗日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6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陕甘省委,由李维汉任省委书记。年底,他与张邦英带着一支游击队通过敌我交错地带,到达关中特委驻地淳化桃曲河。他与特委负责人任弼时、习仲勋等一起研究制定了向南发展的计划。不久,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军民上街游行,喊口号、贴标语,群情激愤,要求公审、枪毙蒋介石。李维汉贯彻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精神,做了大量解释教育工作。同时,他指导关中特委利用西北军、东北军向西安撤退的有利时机,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苏区周围各县组织起抗日救国会,解放了延安南面的门户甘泉、鄜县,恢复和发展了原关中苏区的栒邑、耀县、赤水、正宁、宁县的革命政权。不久,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的谈判取得进展,中共中央决定取消陕甘省委。李维汉于1937年4月回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他深入研究了陕甘宁特区及周围区域的统一战线工作,写了 《特区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 等文章。文章研究分析了特区统一战线的环境及特点,提出了统一战线的任务,包括争取抗日自由与民主权利,争取民团成为抗日武装,利用各种可能的形式最广泛地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斗争。文章还提出了改善群众生活与巩固各阶级、阶层统一战线关系的原则。这些文章对推动统一战线工作与群众工作的开展,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六)

  1937年5月,李维汉接替董必武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1938年4月,调任陕北公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同年8月,他去栒邑看花宫创办陕北公学分校,并任分校校长。在陕北公学工作期间,他和成仿吾一起,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的方针和毛泽东提出的教育与政治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指示,制定了陕北公学的教育方针: (1) 使学员获得革命的宇宙观、社会观与人生观,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知识; (2)使学员获得当前革命运动发展规律的知识,获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3)使学员获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知识,首先是游击战争的知识; (4)培养学员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民众运动工作者和文化教育工作者; (5)培养学员敢于斗争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培养革命的实际主义与民主作风。使学生成为忠实于民族与国家,坚持抗战的先进战士。为实现这个教育方针,学校废除了不急需和不必要的课程设置,以教授战争所必须的知识和技能为主,并注意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发扬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的校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在陕北公学,李维汉特别注意以优良的作风影响学员。他工作一丝不苟、严谨缜密,对人对事要求严格,发现学员学习不认真,或者工作人员工作不细致,批评起来不讲情面。学员们背地里称: “成校长(仿吾) 是 ‘慈母’ ,罗校长(罗迈,即李维汉) 是 ‘严父’”。他精力充沛,作风深入。课后的排球场上,有他活跃的身影,傍晚的校园里,常常看见他与学员促膝谈心。他生活极其简朴,所有的行李家当只装了一个马搭子,里面一半是书籍。办分校时,他打起绑腿,和学员们一起步行700余里。在分校的建校劳动中,他和学员们一起荷锄下地,谈笑风生。他爱学员,爱青年,他晚年曾多次说: 陕北公学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期。

  1939年初,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干部教育的领导,成立了中央干部教育部,张闻天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他参加制定《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明确规定了在职干部教育的目的、方针、内容、学习方法。他配合张闻天,为推动在职干部教育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同年8月,中央干部教育部并入中央宣传部,李维汉任副部长,继续抓干部教育工作。1940 年6月,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一年学习总结大会上,他作了题为《延安在职干部一年来学习经验总结》的报告,总结出了干部教育以自学为主、深入领会教材、提倡独立思考、开展讨论与辩论、发扬挤与钻的精神等宝贵经验。这一期间,李维汉还负责中宣部创办的《共产党人》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

  在这段时期,李维汉根据毛泽东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指示,创建了共产党第一个教育科学研究机构——中国教育研究室,他自兼主任。并和董纯才、李心清等合编了敌、我、友三方有关教育情况的三本资料书,主持编写了《中国现时教育问题》一书,还系统研究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对如何在解放区开展群众教育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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