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哲简介生平经历 王以哲的子女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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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以哲原名蓬峤,字鼎芳,1896年11月29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宾县(原属吉林省)。他生长在受列强欺凌的旧中国,自幼就有着爱国主义的思想。1916年,王以哲中学毕业后投笔从戎,1920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步兵科,与陈诚、何应钦等同学。由于他聪颖好学,刻苦努力,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他怀着报效国家、保卫家乡的赤子之心投奔张学良将军,历任排、连、营、团、师、军长等职。他在抗日救亡的征途上走过曲折的道路,终于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37年2月 2日在一次变乱中遇害牺牲。

  张学良整军治军的助手

  1922年暑假,王以哲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到沈阳参加东北军。在旧社会谋职业是很难的,他连日奔走,毫无结果,终于鼓起勇气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大意是: 目睹日寇横行,国势危殆,举凡有爱国心的青年,莫不愤激。个人身为军人,且系东北人,不忍坐视,故于保定八期步兵科毕业后,迳来沈阳投效东北军。孰料连日奔走,无人受理。似乎诺大的东北军已经人才济济,连一个小小尉官都容纳不下了。然而我看到的是: 东北军军纪不整,扰民特甚。为军官者不知兵,只知吃喝嫖赌;为兵者以老百姓为猪狗。个人固不敢自誉为贤者,但在正规军事学校毕业,学有专长,还抱着一颗杀敌报国、整军爱民的决心,回到家乡,自谓当一名下级军官尚可充数其间。不料今竟穷途潦倒于旅邸之中,食住皆成问题,望钧座量力而处之,能用则用,否则,即请速赐回音,以绝留连之意,俾别作打算①。信中字里行间流露爱国家爱人民的一片丹心。王以哲把信发出之后,心想这封指责东北军的信,不会带给他什么希望,整理行装准备回家。但张学良却召见了他,并派他为军士教导队(张学良兼队长) 第一期的中尉连副。王以哲对于张学良将军善于听逆耳之言的精神十分敬佩。他尽心竭力,兢兢业业抓好军事训练。4个月后,该连学员的各科考试成绩为各队之冠。

  军士教导队第三期于1923年12月开学,王以哲被提升为上尉连长。他以身作则,刻苦训练,严格要求,训练成绩显著。有人出于嫉妒之心,诬告王革新军队的作法为标新立异,把严格要求军士说成是虐待学生。张学良为了查明真相,于 1924年7月到教导队视察,对制式教练刺杀投弹演习等一一进行了测验。他亲眼看到王以哲的实地指挥相当出色,王以哲连的学兵成绩优异,半数以上的学生得了满分。张学良非常高兴地在总结大会上把诬告王以哲的信焚毁,并鼓励王以哲: “不要有所顾虑,你的成绩就是你工作的一面镜子,诬告你的信件就是对你的表扬书。”②

  教导队第四期于1925年1月开学,王以哲升为少校营长。 11月,郭松龄起义时,张作霖以教导队为基干编成一个补充旅,下辖三个团,王以哲升为上校团长。1926年,第三、四方面军联合军团司令部卫队长姜化南随张学良在张家口整饬军纪时,被枪杀遇难,张学良当即提拔王以哲为少将卫队旅旅长。由于王才能出众,短短4年中被张学良提升五级。

  张学良为提高部队的文化程度,1925年在第三、四方面军联合军团司令部卫队招考了一批15岁至18岁的高小毕业或肄业的学生成立学生队。第一期队长先由姜化南担任,后改由王以哲担任。学生队学习初中文化课和军事课,毕业后大部分升入讲武堂深造。第二期王以哲改任教育长,更加重视提高学兵的文化程度,并增加英、法、德、日四国外文,学制3年。从这期毕业学生中选成绩优秀者送海、空军学校深造和送出国培养,原台湾当局“国防部长”宋长志就是从学生选送到葫芦岛东北海军学校学习的。王以哲在此时期任十九师中将师长。年底,东北易帜,师改编为旅,王任第一旅旅长。

  1929年春,为了培养各级军官的指挥能力,适应战斗指挥的需要,王以哲在第一旅内自筹经费,办了一个步兵研究班,抽调上尉以下的各级军官,轮流受训,每期6个月,共办了两期,成绩很好。王以哲将情况报告给张学良,张学良决定在讲武堂内设立步兵研究班,将东北军的校、尉级军官加以训练。东北军的军事教育机关逐步健全,高级的相当于陆军大学的高等军事研究班,中级有步兵研究班、炮兵研究班,初级的有讲武堂普通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王以哲不仅重视军事教育,更重视政治教育。1929年他任第七旅旅长时,亲自书写“旅训”,自编“旅歌”,每天早晚点名时都由值星官领读领唱。他写的“旅训”是: “我民族受强邻之压迫,危在目前,凡我旅官、士、兵、夫等,务本总理遗嘱及司令长官旨意,牺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结成团体共赴国难。”他编的“旅歌”是: “痛我民族受强邻之压迫,最伤心割地赔款,主权剥夺,大好河山成破碎,神州赤子半漂泊,有谁人奋起救祖国,救祖国。我七旅士、兵、夫快快来负责,愿合力同心起来工作,总理遗嘱永不忘,长官意志要严磨,乘长风直破万里浪,救中国。”①

  王以哲还重视对部队进行爱民助民教育,要求部队搞好军民关系,克服军队扰民的恶习。他制定了士兵问答12条,还要求早晚点名时背诵。12条问答的内容有:1. 我们的父母是什么人?答: 是老百姓。2. 我们的兄弟、姐妹、亲戚都是什么人?答: 老百姓。3. 我们穿的衣服是哪里来的?答: 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4. 我们吃的粮食是哪里来?答: 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5. 我们原来是什么人?答: 也是老百姓。6. 我们和老百姓是这样的关系,应当怎样对待他们?答:应当爱护他们,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王以哲由于注重这方面的经常教育,他的部队军纪和群众关系都比东北军其他部队为好。

  王以哲不仅关心部队教育,对民众爱国运动也十分重视。他对杜重远、阎宝航、高崇民、车向忱等组织的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和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等爱国团体,都曾给予热心支持。

  九一八国耻铭刻在心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连续制造万宝山惨案、中村震太郎失踪事件,准备大举进攻中国。王以哲密切注视和搜集日军的动态,于1931年8月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请求张学良回师御敌。张即派人到南京向蒋介石请示。8月16日张接到蒋的铣电称: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即将此令转告王以哲①。9月18日夜,日军开始炮轰沈阳北大营王以哲旅的驻地。全营官兵无不气愤填膺,欲奋起抵抗。王以哲请示东北军边防司令长官部参谋长荣臻,荣说: “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不准抵抗,把枪收到库房,挺着死,为国牺牲”②。王以哲忍辱含痛执行了不抵抗命令。但是王以哲的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出于爱国主义义愤,率领全旅官兵冲出北大营,撤往山城镇。王以哲追上了部队,见到赵镇藩时向他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说: “当时听我的话就坏了,幸亏你把部队带出来了。”然后,他召集全旅人员讲话说: “我下令不抵抗是秉承最高统帅命令行事。我的错处是,既不抵抗,就应及早下命令突围,免遭许多无谓牺牲。对这一过错我负全责。我诚心诚意地向兄弟们表示歉意,承认自己在应变上的无能。现在请大家考虑,愿意跟我走,服从我的命令的举手。”③王以哲勇于正视自己的错误、严于责己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士兵。他讲完话后,全体官兵都举起手来。为了避开日本侵略军的追击,他率全军改道入深山密林,昼伏夜行,撤退至山海关内。当时日人办的《满洲日报》曾说: “王以哲旅全体士兵个个都怀着强烈的反日情绪,今已安然退出山海关,这是满洲治安的隐忧”。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导致了仅三四个月时间东北即全境沦亡。王以哲深悔自己执行了不抵抗命令,并引为奇耻大辱。他说,“我们自己受侵略而不去流血抵抗,却把希望寄托在别国的声援和干涉上,岂非等于傻瓜躺在床上等着天上掉馅饼吗?在沈阳北大营时,我下令打,就能立刻打起来,决不会让日本人轻易占领沈阳,但我没有那样做,时过境迁,失掉了大好机会,我成了民族的罪人。”①后来王以哲一再向张学良建议,别再听蒋介石“中央外交”的鬼话,东北是咱们丢掉的,咱们有责任收复东北。

  不久,日本侵略军占领了锦州,铁蹄踏上了长城各口。此时,王以哲任北平军分会军衡处中将处长兼一○七师师长。1933年初,王以哲率部出古北口抗战,全师将士奋勇杀敌,歼灭敌人一千五六百人,伤者不可胜数②。在当时不抵抗的政策下,王以哲率师苦战,给敌人以如此重大打击,大大鼓舞了士气,名闻全国,被誉为民族英雄③。但是,国民党最高当局却命令东北军各军退出长城各口,王遂遵命率部撤至滦东。1933年3月4日,承德失守。蒋介石为平息民怨,以张学良为替罪羊,逼张下野,出访西欧,张临行前将东北军编成四个军,提升王以哲为六十七军军长。

  1933年3月张学良下野,由何应钦取代北平军分会主任。4月滦河失守,5月签订了 “塘沽协定”。王以哲的六十七军在廊坊、武清、安次、黄村、良乡一带整训。6月下旬,蒋电召王以哲去庐山,对王勤于学习,备加称赞,然后对王说: “你要很好掌握东北军部队,直接听我的调遣,参加 ‘剿共’,我可以把东北军组成一路军,由你当总指挥”①。王以哲上庐山前对蒋介石的“香饵”政策即已有所准备,当蒋介石施展其计谋时,他从容不迫地说: “我是张副司令一手提拔起来的人,他出国前一再叮嘱我们,有关重大问题,务必和他商量后再做决定。请委座直接和副座商量,只要他同意把东北军调出来 ‘剿共’ ,我是绝对服从命令的,非然者,背信弃义,只图个人的禄位,我将不齿于侪辈,有人如此,委座又何取焉! ”②蒋介石满以为他这一套惯用手法可以奏效,但是遇到了讲道义重言诺正气凛然的王以哲,他的法宝就不灵了,蒋对王顿生忌恨。王以哲回到北平,于7月8日,邀请东北爱国名流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化一于北平北海公园仿膳进餐,向他们述说了蒋介石接见他的经过,大家一致认为这是蒋分化东北军的企图,应当加强团结,提高警惕。

  蒋介石在庐山为了拉拢王以哲,给了他比别人加倍的礼仪 5万元。王以哲离开庐山后,到景德镇瓷器厂参观,给全军少校以上的官佐每人定做一套茶壶、茶碗,并烧制上了受赠官佐的姓名; 买了200套曾国藩全集,发给校以上军官每人一套; 又派人到上海买了咔叽布300匹,给全军官佐每人制作一套军服;又买了派克笔200支、华孚金笔1 400支、日记本2 000 本,发给全军官佐和受训学员; 余款发给生活困难的家属,每户由50元至100元不等,王以哲自己则分文不要。他的这种高风亮节,在东北军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部队整训期间,王以哲将全军所有连以上军官加以集训,另在军部召集团长以上军官举行了10天会议,座谈国内外形势、东北日军的动态与今后企图,以及带兵方法、治军方策、对日作战战术、夜袭攻坚、做人做事的基本道德、目前本军各部队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方法等等。他要求部队做到三公开:意见公开,财务公开,功过公开。王以哲还对集训人员作个别谈话,了解他们的情况,坚持每天同集训学员同吃同饮一起过生活。集训结业时,王以哲题赠给每人一句话: “要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做一新的革命军人”。经过集训,全军士气大振,官兵团结,军民团结,抗日情绪大为高涨。

  六十七军的士兵大都是从东北带到关内的,在长城抗战中有不少士兵负伤致残,生活难以维持。王以哲在北平时,就成立了残废军人工厂,任命关恩九为厂长,安置伤残的子弟兵,生产生活日用品,使他们能够维持生活,也有利于部队之巩固。在巩固部队工作方面,他不仅抓官佐的教育,还对官佐家属进行集训。军部驻在河南潢川时,他对集训的家属说: “随军眷属是亡省亡家的流浪者,离开部队就无法生活,如果不是家乡被日寇占领,何至如此跋山涉水,你们大家千万别忘了国耻家仇,支援丈夫,协助丈夫,披甲还乡,早日收复失地。”他以军长身分向眷属们提出四点要求: 一,生活上要克勤克俭;二,天天看报,看看本军的《东望》杂志;三,劝阻丈夫赌博,劝阻不了,向我检举,我是不客气的,除没收、焚毁赌具,还要处罚;四,戒烟戒酒。他说: “大家背井离乡,逃难而来,我是部队领导,东北同乡,我有责任帮助大家”①。王以哲还经常作家访,问寒问暖,家属们很受感动。家属风气较好,受到官佐们的赞扬!

  1932年,王以哲为了扩大六十七军的实力,收容了退入关内的部分义勇军,又招收了一些青年学生,组成六十七军特务大队,驻廊坊附近,任命杜长龄为大队长。此时,杜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大队中秘密建立了中共支部。特务大队抗日宣传十分活跃,发展了不少共产党员,张学思就是王岳石任特务大队支部书记时发展的党员。中国共产党这时正处在王明 “左”倾错误指导之下,指令杜长龄搞兵变。杜长龄率部于 1933年8月起义,准备将部队拉到马兰峪一带打游击。不料此事事前已为国民党特务侦知,密报给何应钦。何应钦严令王以哲查办,并“剿灭”该部。王以哲即让其参谋长赵镇藩告知杜长龄预做准备,离开部队,但特务队终被包围缴械,起义失败。

  不徒东望 必须东归

  1932年,为了鼓舞士气,树立雪国耻、收复东北失地的决心与信心,王以哲在北平西单皮库胡同成立《东望》周刊社,最初由赵尺子主编,以后由卢闿主编,王还派了参谋处少校参谋王士达(中共地下党员) 、副官杨之彦及续友益、吴江天等兼任编辑。

  当年,国民党屈从日帝的要求,“取缔全国抗日运动”,凡有“抗日”字样的期刊名称,都不予注册。关于刊名,王以哲说,“东望”总可以吧,故取名《东望》,意为:东望家乡的苦难,东望日寇的罪行,东望国土的沦丧,东望义勇军的战绩。《东望》创刊号于九一八一周年纪念日出版,内有于学忠、何柱国、高崇民等人的题词,王以哲写了发刊词。这个周刊是东北军中唯一的军刊。以后由于部队调动频繁,受条件所限,改为半月刊,一直坚持出版到王以哲牺牲之时。

  王以哲时刻不忘抗日救亡的政治态度十分鲜明。《东望》第六卷第四期上,发表了他的题词: “所欲告我武装同胞者,不徒东望,必须东归,不达不止,誓必我身而完成之,方不愧为东北健儿,方不愧为现代革命军人。”这个题词明确表示,不仅是怀念东北,一定要打回老家去,收复全东北,而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还在《东望》上发表文章说:“国难愈趋严重了! 绥东频传警讯了,整个的国家,行将席卷而去了!整个的民族要戴上亡国奴的面具了! ”① “东望关山,忧心如祷。甚望我全国同胞同志,一致奋起,本着总理打倒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的主张,踏上先烈的血迹前进,打回家乡去,救我三千四百万命在倒悬的同胞! 收复我四百四十余万平方里的国土! ”②忠义之气,光溢于篇章。

  王以哲把《东望》视作他和全军战士交流思想的阵地,为其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在与中共交往中,接受了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思想,在《东望》上刊登了许多以反对内战为主题的文章,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予以有力的抨击。《东望》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呐喊,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战斗性。在《东望》的原有文章中找不到一个“匪”字,国民党曾一度将《东望》列为禁刊。

  坚定忠实的统战工作者

  1934年1月,张学良将军回国,3月就任鄂豫皖“剿总”副司令。接着,六十七军从河北抗日前线调到大别山参加 “剿共”。王以哲对于内战感到厌倦,一心想保存实力,对红军作战采取消极态度。1935年夏,蒋介石又驱使六十七军尾追红二十五军,由河南信阳一带开赴陕南。王以哲在尾追红军时总保持相距一、二日行程的距离,没有与红军发生战斗。 1935年9月,他率军部和所辖的一○七、一一○、一一七、一二九步兵师,进驻洛川、甘泉、富县、延安等地。9月底,一一○师在甘泉县大小劳山中红军埋伏,全师覆灭,师长何立中被打死。10月26日,固守在榆林桥的一○七师六一九团被红军包围歼灭,团长高福源被俘。11月22日,五十七军的一 ○九师在直罗镇战役中被红军全歼,师长牛元峰丧生; 一○六师的一个团也在黑水寺被歼。这三次战役,对张学良和王以哲震动极大。红军的胜利除了红军指挥英明、战士英勇善战外,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发挥了很大威力。红军的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日本帝国主义才是我们共同敌人”、“枪口对外,团结抗日”、“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等等,不但打动了东北军广大战士的心,也勾起了王以哲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新仇旧恨,内心深处更加不愿意打内战,自残骨肉。

  1935年11月,正当王以哲苦闷徘徊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派来了共产党员孙达生和王的老朋友高崇民。孙除了高的介绍外,还带来因“《新生周刊》事件” 而坐牢的杜重远写的一封信,让王以哲安排孙在东北军中作抗日救亡工作。王给孙安排了少校秘书的职务。王以哲和高崇民交情甚笃,无话不说。他知高此行的任务是说服张学良退出内战,联共抗日,很是羡慕,说: “我若不是军人,我情愿同你一道搞救亡工作! ”高对王说:“你有人、有马、有枪炮,你的作用大有可为”;“蒋介石命东北军 ‘剿共’ 是一石两鸟政策,既想‘剿灭’红军,又想消灭东北军这个杂牌队伍。东北军应当保存实力,打回老家去。”王以哲深以为然,他深悔九一八时盲目服从,一枪不发,对不起东北父老。高认为这都是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卖国政策的结果,东北军要想抗日,非脱离蒋介石,自己独树抗日旗帜不可。王以哲说:“我倒很想这样干,也给张副司令建议过,东北军保存实力,独立自主,联合北方友军 (红军) ,联合民众救亡团体,组成抗日联军,摆脱蒋介石,打到哪,算到哪,可是经费军需就是个大问题,副司令也是有这个考虑! ”高崇民告诉他: “抗日是人心所向,只要我们抗日,人民会拥护我们,我们可以取之于民,同时打通苏联的关系,苏联也会援助我们。”王以哲也深以为然,认为:“等 ‘剿共’ 完了再抗日,则抗日永无实现之期,实在不应再上蒋介石的当了! ”①

  1935年12月,王以哲收到蒋介石发来的一份中国共产党 “八一宣言”的法国《救国时报》。这是蒋作为研究共产党的反面材料发给他的高级将领的。王以哲把“宣言”交给孙达生和高崇民,并针对“宣言”把张学良同蒋介石、阎锡山都列为卖国贼一事认为:共产党对张学良很不了解,但关键问题是红军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是否真心?孙达生和高崇民对他说,张学良一枪不发丢掉东北,又追随蒋打内战,因而形成历史的误会,只要东北军改变态度,误会不难消除。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是他们的政策,是真心实意。王承认这是历史的误会,对于他的部队被红军消灭,他从大局出发,也不抱私怨。

  这时候,王以哲向张学良请求抚恤在“剿共”前线死亡的官兵家属和补充被歼灭部队的损失。张学良转报蒋介石每个师长抚恤10万元。蒋介石不但不批准抚恤,不补充被红军歼灭的部队,反而把一一○师和一○九师的番号撤销,说,两个师已全军覆没,不好补充,值此缩减军费开支的时候,也不好重建。这件事使张学良和王以哲认识到,蒋介石驱使东北军打内战,是妄图达到既消灭红军又借机消灭东北军的阴险目的。与此同时,红军对待东北军的态度却与蒋介石形成明显的对比。三次战役俘获东北军官兵近4 000人,红军对他们政治上进行抗日教育,生活上予以优待,留去自由,要求回家的发给路费。对回来的官兵,王以哲下令不加盘问,各回原部队工作。这些人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他们把在红军中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讲给大家,宣传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宣传红军的官兵平等、团结一致的优良作风。官兵们就更不愿打内战了。

  1935年底在西安,1936年春在洛川,张学良将军注意研究李达写的几本社会科学书籍,王以哲也积极参加阅读,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1935年12月,榆林桥战役被俘的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回到洛川,带去了彭德怀给王以哲的信,表示愿意和东北军共同组织抗日联军。高福源向王以哲报告了他在红军中的情况,高要求面见张将军,张学良在此之前曾嘱咐王以哲在前线找共产党的线索,王以哲立即向张学良报告,张学良接见了高福源。高福源向张学良讲了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真诚的,红军愿意和东北军联合起来驱除日寇,张学良得知共产党真心愿意和他联合的消息,十分高兴,立即派高福源回到苏区。王以哲让高福源带给彭德怀的信中表示,愿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并告知日本退还了没收万福麟的财产,蒋介石对于学忠以甘、青为诱饵阴谋分裂东北军等情况。彭德怀将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表示可以将瓦窑堡政治局会议的文件送给洛川王以哲。1936年1月19日彭德怀给王以哲发了第一封电报,开始通讯联络,告知李克农即去洛川。1月20 日李克农到洛川,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交给了王以哲,充分表示了共产党的诚意。第二天,张学良与李克农会谈了三小时。李克农再次表示了红军的诚意后提出,东北军只有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才有生路,如愿意,可以在西北先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张学良表示愿为此奔走①。为保守秘密及受本身环境限制,张学良表示,东北军在作战方面将采取消极态度,并提出两方就原境划界。红军决定李克农继续担任红军代表长驻洛川王以哲军部。至此,王以哲成为张学良联合红军的桥梁和信得过的助手。

  李克农于1月21日从洛川返回,向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汇报并准备进一步会谈。2月20日彭德怀给王以哲来电通知:红军代表李克农、钱之光(苏维埃贸易总局局长) 、戴镜元(军委二局机要员)等四人于21日从瓦窑堡动身,25日可抵洛川,望妥为接待,并保证安全②。他们到洛川后,王以哲热情地接待,安排住在军部后院,和自己的住室比邻而居,对外绝对保密,只让他的亲信参谋长赵国屏、副官长宋学礼、参谋处长佟铁肩和副官王政招待红军代表。还组织了一次野外战术演习,把军部其他成员都派到现场参加演习。王以哲安排好李克农等之后,电告张学良。张学良回电说他有事去南京,要王以哲先同李克农等商谈六十七军与红军局部合作问题,其余重大问题待他回来时再谈。

  在1月会谈的基础上,从2月26日到28日,双方顺利地达成了六十七军与红军订立的局部口头协定四项: (一) 为巩固红军与六十七军共同抗日,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 (二)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富县、甘泉、延安之线的公路运输及经济通商;(三)延安、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秣、柴草、蔬菜等物,可向当地农民群众购买。红军为便利延安、甘泉友军起见,可转告并发动苏区群众运粮、柴等物送进城,恢复寻常之关系;(四)恢复红、白通商;红军采办货物前往洛川、富县等地,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 六十七军入苏区办货,红军有保护之责。为临时保密起见,红军去白区办货,东北军入苏区办货,均须穿便衣出入。

  当时苏区物资奇缺,急需从国民党地区购买。会谈期间,王以哲曾派人两次掩护,着六十七军军装符号的红军采购员到西安去采购西药、布匹等物资。王以哲还派人收集了一批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出版的报纸、杂志,连同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各省的军用地图,赠送给红军。红军也应王以哲的要求,对其驻在延安的一部分部队的粮、草、盐等给予支持,帮助六十七军解决粮秣、柴草等困难。

  3月4日,张学良自己驾飞机到洛川。他听了王以哲的汇报,对前一段王和李克农达成的口头协定表示完全同意。接看,在王以哲的陪同下,张学良和李克农会谈,双方诚恳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张学良首先征求中共对抗日战争的看法,然后提出红军东征抗日,不应该走山西,说这必然会遇到阎锡山的抵抗,中央军也会借机打进山西,所以红军应该走宁夏接近绥远。同时,他认为共产党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不行,蒋介石有国家政权、军队、财权,实力雄厚,应该争取他抗日。还说经过他去南京奔走,停战议和也有可能。

  王以哲同意张学良的意见,并且在张学良来洛川之前已经向中共代表提出这个问题。他认为,对付日本强敌,非发动全国力量不可。他说: “我们必须同心合力,化除私见,结成雄厚庞大的抗敌战线。”中国共产党应当争取与国民党谈判①。

  这期间,李克农利用王以哲的电台,经常把会谈情况向在山西石楼的中共中央领导汇报。3月5日,彭德怀、毛泽东把向南京代表提出的五条谈判意见致电李克农转王以哲,其内容大致是:(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 (二)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抗御日军迈进; (四) 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 (五) 内政与经济实行必要的改革等,希望王以哲转达张学良先生。

  张学良通过宋庆龄向国民党进行斡旋,国民党同意和共产党谈判。这个信息是经由牧师董健吾向共产党传递的。中共上海组织派到南京和曾养甫接触的张子华和董健吾在国民党区和苏区之间来回,都是经过张学良和王以哲的防地,由王以哲派人护送的。据《晋绥宁陕四省边区的密报》载:本年(1936 年) 3月间,张派机载自称中共代表之高福源偕董健吾、张文 (子)华由省到肤转瓦窑堡同毛接洽,十日,高、董回肤,乘机返省,又月余,张潜回,经驻军派人护送回省①。董、张又与张学良商谈,并把红军提出的“五条谈判原则”交给宋庆龄。至此,国共两党中断了十年的联系,由于张、王的协助和宋庆龄的斡旋又恢复了。张、王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了重大贡献。

  3月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王以哲分别把口头协定通知所属部队。为了保密起见,王以哲对广大官兵说,红军是中国人,我们不应箕豆相煎,遇到红军的时候,务必采取友善态度。王以哲对于入境的红军人员,名义上施以检查,暗中保护;他把驻甘泉、富县和榆林桥间的部队换防都及时通知彭德怀,以防发生误会。蒋介石于3月23日下令给张学良,让其迅速完成延长、延川一带黄河的封锁任务。堵截东征红军的归路。这些地方均属王以哲的防地,王以哲消极应付,按兵不动,忠实地履行了“口头协定”。红军对东北军驻地解除了包围,对于东北军换防,红军使其顺利通过。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红军和东北军由过去的两军对峙,逐步变成了合作的友军关系。

  3月6日,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去西安采购物资。王以哲为了掩护他,让他换上了六十七军的军装,改扮成东北军军官,又派一名亲信副官随行。王以哲还为钱之光此行做了精心安排,让他到西安后,住在自己副官的宿舍里,不要轻易上街,以免暴露;需要买的东西开出单子,交给副官去办理;买货的钱不够,由副官长(兼六十七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宋学礼给垫付。钱之光在西安住了两个多月,从上海买来了印钞票的石印机,无线电器材,烈性炸药,贵重药品,高级纸张等物品,都由六十七军的汽车运到洛川军部,然后调集了20多匹牲口,并派人把钱之光送到与苏区交界处。

  3月6日李克农和戴镜元也从洛川出发,16日到石楼,向中共中央汇报洛川谈判情况,反映了张学良要跟彭德怀、毛泽东或周恩来会谈的希望。彭、毛当即给王以哲复信:得悉吾兄张先生对于抗日救国有进一步之计划,甚以为慰,对于惠赠之图书甚为感谢。中央决定派周同志为全权代表到肤施与张将军会面,共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根本大计①。王以哲为周恩来、张学良会谈作了周密的安排。他首先派驻延安之一二九师师参谋处长乌庆霖、副官处处长吕伟绩率部队抢修延安飞机场;接着,对延安城内至川口地区都布置了亲信和卫队人员执行警卫任务,保证红军代表的安全。4月9日上午,张学良偕同王以哲、刘鼎带领随员刘云卿、李永志飞到延安。因为天气不好,通电不方便,王以哲放心不下,一到延安便派参谋去川口迎接周恩来等。下午2时,他写信给周恩来、李克农: “兄等平安到川口,弟闻之,慰甚、慰甚! 为避人耳目计,可简从进城,是祷! 一切面谈。面谈时间亦可作竟夜,未尝不可,于明午前4时离城即可也。一切安全不成问题,弟均负责,谨请放心!”②王以哲为保证这次会谈顺利进行,作了最大的努力。

  当天晚上,周恩来与张学良作了彻夜长谈,讨论了国内外形势和中国的出路以及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张学良仍然认为抗日应当联蒋。周恩来认为,能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是有好处的,但是蒋氏的指导思想是 “宁予外人,不予家奴” ,所以他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 的方针,对外节节退让,使我无数人民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对内残酷镇压抗日民众,“围剿”抗日红军。不过我们为了抗日大计,可以不咎既往,愿意争取他抗日,但是只我们让步不行,会使他认为我们软弱可欺,所以还得斗争,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最后商定: 由张学良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内外夹攻,逼蒋抗日。

  王以哲对于周恩来的谈话深为感动。他曾对人说: “若果全国各党派皆能如中国共产党以救国为先,我们便用不着对日寇怀什么恐惧了,我们中国也就可以得救,我们流亡的东北人也就可以回老家了!”①经过延安会谈,红军与东北军联合的局面已经形成。王以哲对张学良逼蒋抗日的思想是完全赞同的。会后,他忠实地为实行这一政策而努力。当他知道国民党的马鸿宾师长表示愿与红军结为友军关系时,即向红军反映。中共中央当即采纳了他的建议,对马部改取友好态度,并和马鸿宾建立了联系。这也是王以哲热心于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而取得的成果之一。

  延安会谈后不久,中共中央派刘向三接替李克农驻洛川负责联络工作。因刘向三是南方人,王以哲让他穿上军装,住在军部,对外就说是他的同学。为了保密,他不让刘与外人接触。这期间,王以哲知道红军生活困难,枪支弹药也很缺乏,决定给以支援。有一次他把亲信军械处处长范长庚找去,让范把存在洛川的2000多支步枪用六十七军的汽车运送给红军。类似的事还有多次。一天,王以哲还派人给刘向三送去一个大麻包,告诉他是10万元钞票,让他送回苏区。

  为了和红军保持经常的联系并掩护红军的过往人员,对付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王以哲建立了一条从洛川到西安的交通线,还在西安设立了两个联络点。一个联络点是六十七军驻西安办事处,王以哲让亲信宋学礼负责。在天津、上海给红军采购的东西经过西安,都由宋学礼以运给六十七军为名运至洛川;很多中共的干部如刘向三、孙达生等都曾被掩护在六十七军驻西安办事处; 从各地经西安到苏区去的人员,如上海的周建屏、张子华,还有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等,也由宋学礼掩护并送往洛川。另一个联络点是王以哲的副官王政和刘向三在王政家中 (西安市安居巷乙17号)建立的地下机关,代号叫 “六国饭店”,负责人是王政的爱人于文英。在这个秘密联络点住过的人很多,计有来往于上海、苏区之间的梁明德、卢玮良、金敬英、施月琴、丁玲,还有吴自立(红军的供给部部长) 、吴德峰(铁铮) 、王立人等。10月初,叶剑英从苏区来到西安,也住在“六国饭店”。王以哲事先还交给王政一部电台,供叶剑英与中共中央通讯用。

  延安会谈以后,张学良加紧了东北军的改造工作。首先是吸收青年学生到东北军中来。中共东北军工委的孙达生与在北平的东北特支书记张希尧联系,曾有计划地介绍三批学生来东北军①。这些学生分别来自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和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民先队员。分到六十七军的学生,被王以哲安排到军教导团学习军事,以后当班、排长。不久,王以哲接到南京的一封密电,说: 北平共产党张希尧派遣大批共党分子潜入东北军,务望严密搜查,并附有20多人的名单。王以哲为防备南京方面查问,立即把这批青年分配到部队,并让他们改了姓名。四五月间,张学良为避开特务监视,在洛川设立前进指挥所,名义为指挥“剿匪”,实则为了“联红”方便。这时,洛川王以哲的军部成了抗日活动的中心,聚集了不少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如高崇民、栗又文、宋黎、孙达生等。他们在洛川辅导军官们学习辩证法,到部队去作形势报告,介绍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等,进行团结抗日的教育。但是,洛川的特务也很多。一天,南京又给王以哲来了一封电报,说: “不得在军部窝藏共党分子”。王拿来给高崇民等人看了,也都予作了准备。特务们还发现了由高崇民、孙达生和栗又文合编的主张西北大联合、联共抗日的小册子《活路》,并密报给蒋介石。蒋下令通缉高崇民。此事为张学良所知,乃告知王以哲。王以哲星夜派人将高崇民护送到天津英租界,使他安全脱险。

  6月中旬,张学良采纳周恩来在延安会谈时提出的东北军要自己培训抗日干部的建议,在王曲镇开办了长安军官训练团,训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连以上军官。训练团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分任正副团长,张学良任命王以哲为教育长。王以哲按照张学良的意图,对这些军官进行抗日教育,提倡民族气节,颂扬史可法、文天祥和岳飞。在王曲军官训练团第二期的一次纪念周上,王以哲沉痛地说: “现在值此寇仇垒垒,耻侮重重的时候,我们中国当前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有人说,如果对日宣战,用不了七天就可亡国,这是汉奸理论,其恶毒比日本人还甚”。他说: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打内战不行,我们永远打不回老家去。我们现在都应肝胆涂地,紧密团结在张将军的领导下,努力实现他的团结抗日的主张,我们才有出路! ”①在王以哲领导下,军训团抗日情绪十分高涨,这又使特务们惊慌不安,贺衷寒在给蒋介石的密报中称: “长安军官训练团自王以哲军长主办以来,以联俄容共相号召。”②

  王以哲与红军订立了停战的口头协议后,前线的东北军与红军化敌为友,已成休战状态。就在王以哲忙于筹备长安军官训练团干部连开学时,“剿总”参谋长晏道刚命令吴克仁和刘多荃两师向蟠龙、瓦窑堡、安塞前进。这次行动使红军的医院和工厂受到损失,造成一些伤亡。周恩来急电询问王以哲。王以哲复电说: “此次部队前进,弟确不知,兄我两方精诚相见,事实俱在。但法西斯利用张不在西安,弟不在洛川,急催前进,现在急电前方负责者令前进部队停止前进撤到蟠龙以南”,“尚请谅之”,“对兄方伤病员待遇已令前方负责者转令各部队优待之,请放心”。“弟认为此一点小误会障碍不了兄我大体之方针,望兄宽恕并向各方多作解释,尔后行动,弟决负责”③。王以哲很快收到周恩来的电报: “知此事出于法西斯之捣乱,兄我两方关系决不因此事件有所损失。弟与兄方已是一家,休戚与共”,“无事不好商量也。” “吾兄为东北军之柱石”,“刘、吴两部经出示兄电,始获释然,今日未进,观此兄我两方关系似宜详告兄部各师、团长中之优秀者,以便联系。”①王以哲回电说,千万不要再对任何人提及,以防泄密,有事和他直接商量,他以行政命令行事。

  1936年6月中旬,蒋介石下令六十七军进攻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王以哲和周恩来商量红军如何撤出,六十七军即去占领,由于王以哲迟迟未进,汤恩伯给王以哲来电拟自20日起开始向瓦窑堡推进,王以哲一方面告知周恩来,一方面电告汤恩伯,六十七军现正修碉筑路,又因给养困难,待后方交通巩固后即向前推进,王以哲估计汤军见电后即不会急进,周恩来告知王以哲把刘翰东和吴克仁两师暂驻永坪、蟠龙待机,万一汤敌以全力前进瓦市,周必事先通知吴、刘两师先占瓦市。红军在东线集结于老君殿附近准备打击汤敌,不料石弯之高双城部队竟突然袭击进占瓦市一角,红军奋力夺回;6月23日王以哲令刘师进占瓦市,红军安全撤出②。

  通过党对东北军进行统战工作的实践,1936年6月20 日,“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中,提出了 “上层统战工作在东北军中有特别重要意义”。在王以哲与红军合作的推动下,红军在王所属的一一七师和一○七师都派人建立了工作关系,在六十七军中形成了上下左右的与红军的联络网。中共中央在“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中说: “东北军内部转变的速度是不平衡的,有的部分则处于最先进的地位”③六十七军就是东北军中联合红军最先进的单位。这一年的八九月份,王以哲奉命西调时,中共中央特别提出,六十七军调防之后,要保证双方交通不受阻碍,最好保持肤施一线于一○五师之手。刘多荃的一○五师,是仅次于六十七军联合红军的单位。10月间,该师也通过王以哲的电台与彭德怀总部建立了联系。

  联俄联共政策之首先提倡与首先实行者

  1936年8月9日,红二、四方面军翻过腊子口,到达甘肃境界,准备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蒋介石立即调集胡宗南、王均、毛炳文等部十余万人组成左路军,又令王以哲指挥东北军七个师 (骑兵第三师、第十师,一○七、一○八、一一五、一一七、一二九师) 组成右路军,对红二、四方面军实行围追堵截。王以哲为配合红军行动,1936年10月间,每天均与彭德怀交换函电。他冒险把自己所部与胡宗南的左路军的行止、驻地、行军路线等都通报给彭德怀。红二、四方面军长途跋涉,行军困难,他应彭德怀的要求,想尽一切办法迟滞胡军和东北军的前进。当他得知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宁夏高原还穿着草鞋和单衣时,立即动员西安的军需被服厂赶作棉衣、棉鞋和皮帽子,以供六十七军为名,运送给红二、四方面军。红军战士穿上了暖和的棉衣,都说东北军是雪中送炭。

  红二、四方面军到甘肃以后,何柱国的骑兵部队尾随红军,与红军有过接触,周恩来致电王以哲提出何柱国部屡与红军为难,建议王以哲部进驻固原,何部改驻平凉,王以哲10 月16日告知彭德怀,张先生已调何军长离开固原,以刘多荃师长暂为代理,这可以充分证明王以哲和共产党的关系,同时王以哲到西线,对何柱国进行劝说工作。何柱国是王以哲在保定军官学校的老师,一向受王以哲的尊重。这次,何柱国的骑兵军在甘肃,王以哲对他说:“中央逼我们 ‘剿共’ 这一手很厉害,是不怀好意”,“是一石两鸟政策。”还说: “副司令讲, ‘共产党是真抗日的,周恩来是了不起的人物。共产党是打不倒的,将来能救中国;打日本,收复东北,要依靠共产党”。“副司令讲得对,我们应听副司令的”①。王以哲终于说服了何柱国。红军经过何的防地时,何柱国也给红军让路。

  王以哲部队到西线,除了配合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任务外,还有另一个重要任务,那时中共中央与张学良有一个大的战略计划,为了团结杨虎城,准备把陕西让给杨,东北军和红军则在甘、宁、青建立抗日根据地,西联新疆,建立与苏联联系的通道,东进绥、蒙抗击日寇。张学良认为王以哲最能领会这个战略意图,遂将他派往西线②。不了解实情的人以为张学良不信任王以哲,撤了他王曲军官训练团教育长的职务。但王以哲心里明白,西面战场的任务,要比王曲军官训练团的任务重要得多,他决心要为实现张学良的战略意图而努力。毛泽东曾于1936年8月致函王以哲赞扬说: “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之主张,并非少数人的主张,实全国爱国同胞的主张”,“目前蒋氏及其一派亦正在开始进行联俄联共政策,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首先实行者”。毛泽东在信中又说:“近日外间谣传蒋氏于西南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谓将用分化政策不利于张副司令”,“兄等宜严密警戒,十分团结自己的团体,预先防止东北团体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机捣乱”①。毛泽东的话不幸而言中,东北军内外果真有人诬蔑王以哲“动摇”、“反对张将军联共”,并说王以哲“想做第二个余汉谋”。这个情况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澄清。②

  别有用心的人对王以哲诬蔑最甚的时候,正是王以哲与红军配合最好的时候。11月2日,彭德怀电告王以哲,“兄部到予旺堡后,务请停顿二三日,协助弟之行动,相知之深,谅承鉴察”。11月10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等,让红二方面军 “按王以哲所述路线前进”。使红二方面军得以安全突围。山城堡战斗之前,王以哲知道红军弹药缺乏,令其军械处处长范长庚给红军送去70万发步枪子弹和数千支步枪。山城堡战斗时,蒋介石曾电令胡宗南和王以哲限期向红军进攻,但是,王以哲的电台他却呼叫不应,实际上,王以哲已把蒋介石的命令、部署悉告红军。胡宗南孤军深入,11月21日,在山城堡陷入红军埋伏,被击溃三个师,全歼一个半旅。蒋介石电令王以哲派兵驰援,王以哲的电台仍然呼叫不应,王部仍按兵不动。蒋介石为此事对王以哲痛恨之极,准备去西安时严厉处置③。

  逼上梁山

  1936年10月,蒋介石到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宣布了他的“剿共”决心。接着,他跑到洛阳进行部署,调集了260 个多团、50多架飞机,妄图“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彻底消灭红军。12月4日,蒋介石又亲自到西安坐镇督战,叫嚷要在半个月至多一个月内消灭红军。张学良多次劝蒋停止“剿共”,都无济于事。蒋表示,东北军、十七路军若不能“剿共”,即调安徽、福建。12月8日早,蒋介石找王以哲和刘多荃谈话。他对王以哲说: “你军部的电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你还以为我不晓得,我早就知道你们这些举动”。①王以哲回来向张学良汇报说: “坏了! 咱们和红军的往来通电,委员长都晓得了,从今以后,他不允许咱们再和红军联络,他叫咱们服从他的命令,努力 ‘剿共’ ,将来由他领导我们收复失地,打回东北去。”②张学良对于调东北军出西北和积极“剿共”这两条都不能接受,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向王以哲表示了要扣蒋、逼蒋抗日的决心。王以哲说: “副司令有决心了,就干吧! ”

  张、杨两将军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当天,即1936年 12月12日早6时,王以哲向中共中央发了两封电报,一封是以张学良的名义拍发的,一封是以他自己的名义拍发的,通报了捉蒋消息,说:“全国抗日民族解放大有机会搏斗”。午间12时,刘鼎也发了一份详细的电报。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为代表赴西安,共商救国大计。

  周恩来到西安后,说明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张学良和王以哲都极表赞成。在一次东北军军官会议上,周恩来在反复说明当时形势,指出放蒋争取和平解决事变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后,征询大家意见,此时,有些少壮派军人气势汹汹地在会场周围持枪示威,声言有敢释放蒋介石者,予以格杀,因而会场上一片沉寂,无人敢发言,王以哲不计个人安危,表示坚决支持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他说: “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达10年之久,惨杀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何止万千。但共产党不报私怨,为国家、为民族,决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大公无私,感人至深”①。他的发言打破了会场的沉寂,在座的军官大部分发言,表示同意放蒋。周恩来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首先诚恳地给我支持的就是王以哲将军,他的发言很鲜明,很有感情”②。

  12月24日晚,张学良召集王以哲。董英斌、何柱国三人开会,密告将亲自送蒋的决心,3人均劝阻之,认为要送至多送到洛阳。张学良为了拥蒋抗日,挽回蒋的威信,执意要送,并嘱咐他们:“关于抗日联军的军事,听命于杨虎城; 关于东北军的军事听命于于学忠”。25日下午,张学良陪蒋介石离开西安时,王以哲等将领到飞机场送行。

  为和平统一而献身

  12月25日夜,杨虎城收到张学良发来的电报,让立即释放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等在西安事变中被扣的南京要员。26日早,杨虎城就此事同王以哲、周恩来等人商议,一致认为,既然把蒋介石放走了,再扣押陈、卫等人已经没有意义,不如把被扣的人都放了。会后,杨虎城发了请柬,于26日晚召开欢送国民党要员的宴会③。应德田和卢广绩见到了请柬,到新城找杨虎城,认为应该等张副司令回来再放南京方面要员,因为张在洛阳,可能是蒋介石逼迫张副司令发来的电报。在场的王以哲说: “这是副司令的命令,昨天我们到飞机场送行,张副司令亲自嘱咐杨将军放大员的,我们应当执行副司令的命令”。应德田表示,即使是副司令自己打的电报,我们也不应当执行,等张将军回来再放也不迟。杨将军说: “我的请柬已发出去了,收回来不好”①。

  12月27日,国民党大员分批回南京。这时,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联合还是比较团结的。张学良陪蒋走后,在东北军中王以哲便成了团结的核心。因为,王在东北军中有威望,得军心,他既能影响缪澂流和刘多荃,与于学忠和何柱国也很友好。周恩来、博古当时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信中说: “张陪蒋走后,东北军颇团结,更接近我们”。红军“野战所需粮食,向庆阳、合水、西峰镇东北军粮食站领取,不必给钱,款项不足,尚可筹送”。王以哲和何柱国象张将军在陕时一样,以粮饷、弹药供应红军,关系十分密切。

  蒋介石回到南京,背信弃义,实际上把张学良判了无期徒刑,并且把撤出潼关的大军又开进潼关。王以哲和广大西安军民万分愤慨。1937年1月5日,他和杨虎城联名发出了强烈抗议的电报,揭露蒋介石撕毁协议,妄图挑起内战的行径,并表示:果如此,西安方面“惟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② 蒋介石一面下令“于开战十日内克复西安”,一面致函张学良提出“东北军集中甘肃,如不接受则为“抗命”①。接着,蒋介石又明确提出甲、乙两案:甲案东北军驻甘肃,乙案调豫、皖。西安方面认为甲、乙两案与蒋介石在西安所谈条件大不相符,表示都不接受,只要求放张回陕主持一切。王以哲由于对张学良有深厚的感情,基于蒋自食其言,便在军事上作了充分准备,决心与蒋作战。他于1月12日和14日连续两次给彭德怀、毛泽东去电,主要内容是:据确悉中央军15个师于15日前在潼关集结完毕以后,即东西两面同时向我夹击,若如此,吾人惟有坚决作战争取最后胜利,故罗炳辉部现到何处,急盼电示,以便联络,并闻徐向前、朱德所部已渡河,弟意于海源、会宁以西一带亦应驻一有力部队。贵方有何部署配合弟作战,统请详示②。毛泽东于1月15日给王以哲回信说: 罗炳辉部已到预旺、固原之间,让王以哲送去密码直接联系。毛泽东在信中还说:肖劲光的独立师在毛屈井,周昆的步兵学校在庆阳,徐向前部现在临泽、高台与二马对战,不便东出,情况乞随示。正当王以哲下决心作战之时,又收到张学良1月13日的两封来信,告诉他们“如不尊从委座旨意,决难挽此劫运”,“关于两案,盼兄等速即商讨……如兄等认此二案之一案 (甲案)无问题,那是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委座告我16日为限,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为我个人谋计”③。王以哲深为张学良的精神所感动。他理解张学良“满腹热泪,一眼望东北,一眼望西北而流” 的心情。同时,周恩来也一再给他分析,从抗日计,从张将军的安全计,都不宜于打仗。王以哲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准备执行张学良的指示,同意和谈执行甲案。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西安方面发生了 “和”与“战”的严重分歧。东北军部分少壮派军人恨蒋扣张,感到无张不能晋身,前途无望①,反对与南京和谈,决心拚一死战,救张回西安。以王以哲为代表的东北军老一代高级将领从大局出发,从张将军安全出发,主张和平解决,反对打仗。红军代表团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多方奔走,苦口婆心地劝说应德田、孙铭九等主战派,要他们团结主和派,维护三位一体,稳定西北政局。国民党则秘遣大批特务到西安活动,一面对动摇者加以收买,一面造谣说王以哲等高级将领受贿投蒋,放弃救张,是“弃张派”。一时间,西安局势动荡不安。1月中旬,王以哲患感冒,不久又转成肺炎,卧病在床。在“和”与“战”争论激化的时候,高崇民、卢广绩和刘多荃去探望王以哲。他们感到主战派又悲观又急躁,发展下去不利于团结,认为应该成立一个包括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在内的一个核心组织,相互团结,相互保障。王以哲深以为然。他说: “我现在感到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应象张副司令指示的那样 ‘精诚团结’ ,只要我们团结,就有力量争取张将军回来。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你们与应、孙等人商量去吧! ”②高崇民、卢广绩等遂找少壮派军官商量,但应德田不愿合作,此事遂搁浅。

  1月16日,西安方面派米春霖、鲍文樾、李志刚带着西安方面的意见去南京,因蒋介石在奉化休养,米、鲍、李赶到奉化见蒋,蒋介石根本不理会西安方面的意见,强令必须在甲乙两案中择一而行,并说,西安方面以后不要找他,直接去潼关与顾祝同谈判。鲍、米二人于23日回西安后,传达了此行情况,大家无不气愤。王以哲在病榻前召集董英斌、缪澂流及主战派应德田等人开会,王说,张副司令的信上说,他“一时不能离京、也不便离京”,“如不尊从委座意旨,决难挽此劫运”。看来,蒋介石短期内不会放张副司令回来,我们应当本着张副司令发动事变之初衷,执行张副司令指示,先解决事变问题,然后再设法争取副司令回来,只要我们东北军这个实力在,是能够争取副司令回来的①。在场的多数人同意这个意见。后经三方商定,于1月24日派米春霖和谢珂到潼关与顾商谈。会谈主要僵持在释张问题上,1月27日几近破裂。这时,蒋介石和张学良分别来电。蒋的电报是,“关于汉卿出处问题,一俟移防完毕后,余可保证,必为负责请求,使汉卿出而效力国家,至于复权更不成问题,但在此时万勿提出事实上不可能之问题,以延误大局”②。这是蒋介石见诸于文字的电报,要不是后来发生二、二事件,蒋很难反悔。张学良的电文说: “知前方仍未接受移防命令,万分焦急。此事如前次瑞风、志一两兄回陕时,兄等接受甲案,并即实行,则良之出处,此刻已不成问题。今因迁延,引起误会……若今日再不接受,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为害我,不但害我,且害团体,害我国家矣。时机迫切,务望诸兄立命部队于今日(27日)正午以前开 1986年第4期第25页。始移撤,勿再固执误事为要。”①杨虎城、王以哲、何柱国见此电报,立即指示米春霖接受甲案。经数小时商量即达成和谈协议。

  何柱国将蒋、张来电传达给东北军军官时,应德田说,蒋介石惯于骗人,“我们受一次骗(副司令送蒋去南京),我们受两次骗 (放陈诚等) ,我们决不受第三次骗”②。他还说,至于张副司令的电报命令,那是在蒋的挟持下发的,不能凭信。何柱国把情况告知王以哲,并就商于周恩来。周恩来1月 28日转给蒋介石一电,要他准许张学良写亲笔信给东北军将领,坚其撤兵之决心。张学良于1月29日又来一电说: “良之国难亦兄等国难。良之家仇,兄等不能不分担若干,在今日情势之下,切盼兄等劝谕部下,本良救国勿祸国之初衷,万勿再斤斤于良个人问题,致误大局……务望遵照委座之意旨及前方商定的办法,迅速实施勿再迁延为幸”③。在张学良连电西安之时,主战派的调子却越喊越高。他们要求红军代表团派红军帮他们打仗,否则即以和红军先破裂相要挟,并假借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体名义,说副司令不回来决不撤兵。周恩来、叶剑英专程赴云阳红军前敌司令部同张闻天、彭德怀等研讨和战形势,一致认为和平是我们的基本方针; 如果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致主战,红军将与张、杨所部同进退;但不论打与不打,我们为和平奋斗的方针仍不变。周恩来返回西安将这个意见告诉了主战派。主战派认为战争的障碍已经消除,兴高采烈地准备在两军中动员,并提出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王以哲认为,召开一次会议让大家把现在的形势和张副司令的命令讨论一下统一思想也好,但他身患重病不能参加,委托联军参谋长董英斌主持,请何柱国去传达副司令的指示,和潼关谈判协议情况。在1月29日的渭南会议上,何柱国将历次副司令的指示进行传达,并讲了潼关协议是执行甲案,善后费200万元,移防费 200万元,已经谈好,我们应该执行协议,蒋已答应在部队移防后,解决张之复权问题,并让张回部队讲一次话,如果我们不执行决议,即要负撕毁协议之责,就容易引起南京方面之进军,那时不但张副司令不得回来,恐怕还会威胁张副司令的安全。但是,应德田在会上仍说蒋的话不可信,并作了冗长的发言,说谁不先争取张副司令回来,就是不忠于张副司令;谁怕打仗,就是“孬种”。他发起签名运动,决定张副司令回来以前坚决不撤兵,但带兵的军官们很少有人发言。

  王以哲得知渭南会议不但没有统一主和的思想,反而做出了主战的决定后,认为事关重大,他做不了主,提出把于学忠从兰州接来西安,共商大计。1月31日,于学忠一到西安,主战派就要求他支持主战。于学忠探视王以哲时,王向于学忠介绍了西安“战”与“和”之争。当晚在王以哲家召开三位一体的最高军事会议。会上,于学忠说:主战的人说张将军不回来,所以要打仗,我看打仗不但不能把张将军打回来,恐怕还害了张将军。因此仗是不应该打的。从形势上看也不能打。我们只顾东西,西边胡宗南已过宝鸡,正向凤翔进军;我们内部沈克、擅自新两师又不稳,我们已处于内外交迫腹背受敌两面受夹击之势,仗是不能打的。王以哲同意于学忠意见,会议决定执行和谈协议。1月30日,王以哲曾给毛泽东一电,通报胡宗南准备进攻的情况,王准备还击,要求红军在西线予以策应。当天毛泽东回电说:此时兄我两部与胡军作战,均于大局不利,请兄速派员见胡,告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两军再不宜冲突,还可供应胡军粮秣,第一着以力求不打为好,如彼一意孤行,敝部罗炳辉在盐池,徐海东在庆阳均可随时策应兄部。

  王以哲在努力争取和平解决的同时,部署军队准备迎击南京中央军的进攻。2月1日晚7时,他与吴克仁联名给“泽东同志”发出“万万火急”电报,希望罗炳辉部于2月3日开到麟游,与骑三师和一○六师联络。毛泽东于2月2日晚回电给 “鼎芳、克仁同志”,说明罗炳辉所部已开往麟游。但其时王以哲已惨遭杀害。

  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坚决反对继续和平谈判,认为王以哲、何柱国主张继续和平谈判是想投靠南京政府,应当除掉他们。从1月26日起,他们即开始大造舆论,诬蔑王以哲受贿。 1月31日,刘多荃和缪澂流在前方各收到一封从十七路军电台发来的无名电报,内称:王以哲出卖东北军,不顾团体,已经被处死,希望你们今后要顾全团体,服从命令等。高崇民当时也在渭南前线。他们立即打电话给王以哲告以“局势严重,迅速躲避或来前方”。王以哲说: “我的主张完全是为大局和张副司令的安全着想,我对一些青年军官素无宿怨,我不怕”①。2月1日,街上贴出了“打倒”王、何的所谓“除奸” 标语。何柱国见势不妙,准备躲入新城杨虎城处。临行之前,他曾约王以哲同往,王没有同意。他自认为他忠于张副司令,没有对不起张副司令的地方。对于应、孙等人他认为大家都为救国而奋斗,断无不可理喻之理。王以哲没有估计到,他们会发展到杀人地步。

  2月2日早,应德田、孙铭九以“开会”为名,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部分中级军官至其家中,诬陷王以哲等人出卖张副司令,出卖东北军,宣布杀王、何等人的计划。他们命卫队团的连长于文俊和王协一各带一排人去刺杀王、何,同时制做黄色“反对和平”的袖标,准备得手后游行示威。于文俊带人到王以哲家中时,王正卧病家中。王见于持枪冲进室内,说: “你们真是胡闹,我是忠于副司令的,你会后悔的”。于文俊不听劝阻,开枪射击。王以哲连中九弹而牺牲,终年41岁。

  王以哲被害的消息传出后,东北军群情激愤,刘多荃调转枪口,回兵临潼,六十七军官兵纷纷要求开回西安,捉拿凶手,为王将军报仇。

  周恩来闻讯后,率中共代表团成员去王以哲家吊唁,指出杀王是错误的。2月4日,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发来唁电:“鼎芳先生遇难,不胜惊悼。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统一,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声悼惜”①。《新中华报》2月6日发表《我们需要和平统一》的社论说: “苏区人士对于王以哲将军被害深致悼意,王将军是在东北军中有威望得军心的领袖,且是抗日救亡的领袖之一,亦为张学良将军十分信赖之一人,此次在西安事变后所取态度十分正确”。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还在2月23日出版了“追悼民族英雄王以哲特刊”,发表了六篇有关“抗日救国之民族英雄王以哲将军”的纪念文章,中国共产党给予王以哲将军以很高的评价。

  噩耗传到身陷囹圄的张学良处时,张将军痛哭失声。他为王以哲遇害而悲,为他自己和东北军的前途而悲。他在给于学忠的信中说:“闻鼎芳兄遭殃,真不知叫弟从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流”。表达了他对王以哲深切的哀思。当克仁去溪口看他时,他说:“这些暴徒能够捉住正法顶好”①。

  王以哲之被害对国家对人民都是很大的损失,徐向前曾经说: “若是王以哲不被杀害,既使东北军东调,他也能和我们合作”②。二二事件使东北军分裂,三位一体解体,丧失了营救张学良将军的政治力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王以哲一生爱我中华,丹心耿耿,激流勇进,锐意革新,追求真理,肩担道义,宽厚豁达,平易近人,为人正直,品德高尚。他为国家、为民族不怕牺牲的精神,永远值得人们怀念! 1986年11月29日,谷牧发表了《肩担道义,面向真理》一文,再次充分肯定了王以哲将军的功绩。王以哲的遗体安葬于北京万安公墓。1985年邓颖超为墓碑题词:“爱国将领——王以哲烈士之墓。

  注释

  ①②王风起: 《我所知道的王以哲将军》,1987年5月吉林《文史资料》第1辑第1、3页。

  ①姜明文: 《陆军独立步兵第七旅沿革》,1986年 《辽宁文史资料》第14辑第26页。

  ①洪钫: 《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页。

  ②③赵镇藩: 《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4页。

  ①王风起: 《我所知道的王以哲将军》第1辑第9页。

  ②《东望》杂志第6卷第3期。

  ③《王以哲烈士传略》,1937年2月23日 《救国时报》。

  ①②王风起: 《我所知道的王以哲将军》,第1辑第11页。

  ①杨之彦: 《王以哲简史》第6页。

  ①②王以哲: 《五年来的回顾》,《东望》第5卷第22期。

  ①高存信: 《回忆家父高崇民在西安事变前后》,《铁岭文史资料》第1辑第8页。

  ①见李克农致毛、周并彭、仁电报。

  ②钱之光: 《洛川会谈前后》,《中共党史资料》第10辑第124页。

  ①《王以哲烈士传略》,1937年2月23日 《救国时报》。

  ①李云汉: 《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1985年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第279页。

  ①1936年3月16日彭、毛关于周恩来为我方全权代表肤施城会谈给王以哲的信。

  ②1936年4月9日王以哲给周恩来、李克农的信。

  ①程敏、顾龙生: 《王以哲将军》、《人物》杂志1980年第4 期第126页。

  ①孙达生: 《从上海到西安》,《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112页。

  ①王风起: 《我所知道的王以哲将军》。

  ②李云汉: 《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第255页。

  ③王以哲关于在前方两方发生冲突造成伤亡之事故致周恩来电。

  ①1936年6月19日关于兄我关系事宜详告兄部各师、团长中之优秀者给王以哲的信。

  ②1936年6月19日,王以哲关于如何处理汤恩伯部向瓦市推进事致周恩来电。

  ③《西安事变资料》 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44页。

  ①何柱国: 《忆张学良将军》《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286页。

  ②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中册第487页、第491—49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50页。

  ②毛泽东1936年10月26日给彭德怀的电报。

  ③宴道刚: 《我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99页。

  ①②刘多荃: 《西安事变前夕》,《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12页。

  ①②张克侠: 《忆王以哲将军并缅怀周恩来》,《老人天地》1985年第11期第6页。

  ③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165页。

  ①卢广绩:《二·二事件及其他》,1978年《辽宁文史资料》第21辑第134页。

  ②杨虎城领衔之歌电,1937年1月6日《解放日报》。

  ①蒋介石致刘峙、顾祝同电,《民国档案》 1986年第4期第7页。

  ②王秦: 《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献身的爱国将领——王以哲》,1986年4月27日 《人民日报》。

  ③张学良致马占山、王以哲等函;致杨虎城等函,《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第11页。

  ①高崇民: 《西安事变杂谈》,《西安事变资料》 第2辑第49、50页。

  ②卢广绩:《回忆高崇民同志》,《沈阳文史资料》第1辑第98页。

  ①何镜华: 《双一二事变回忆录》第47页,高崇民存档。

  ②1937年1月27日蒋介石致顾祝同转东北军将领电,《民国档案》。

  ①张学良致朱春霖、谢珂转前方将领电。《民国档案》 1986年第4期第25、26页。

  ②《告东北军将士书》,1937年2月3日西安《解放日报》。

  ③张学良致于学忠等函,《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第26页。

  ①刘多荃《二·二事件的回忆》(1963年12月),全国政协存档。

  ①毛泽东、朱德致王以哲家属悼唁,载1937年2月6日,《新中华报》,另见北京万安公墓王以哲烈士碑文。

  ①1937年4月23日朱理治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

  ②1984年夏在北戴河徐帅对高存信、白竞凡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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