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简历简介生平经历 刘伯承的故事 刘伯承的子女后代[第3页]

　　千里跃进大别山

　　1947年6月，中共中央、毛泽东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毅然决定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命令晋冀鲁豫野战军首先突破国民党军的中央防线，揭开战略反攻序幕，千里跃进大别山。刘伯承和邓小平坚决地承担了这个任务，并对实施中央突破、转入外线作战，进行了周到的准备和严密的部署。在作战指导上，刘伯承制定、下达了 《敌前渡河战术指导》，对渡河前的敌我情况、渡河准备工作、渡河战术指挥、渡河组织工作等，一一作了详尽的说明和规定。在作战谋略上，刘伯承决定采用声东击西和支作战、主作战相结合的方法。渡河地点本来早已选定在东阿至濮县之间，但为了迷惑敌人，渡河前部队一直在远离渡河地点的安阳地区休整和作渡河准备，到临渡河的前几天，才隐蔽神速地向渡河地点开进; 开进时，又以地方部队伪装主力，在豫北等地发动攻势，把敌人的注意力始终吸引在西面，掩护主力在东面渡河的真实企图。在作战指挥上，在300里河防正面上选择敌人的侧翼和接合部，从八个地段同时渡河，实行强渡和偷渡相结合。

　　这样，就为渡河的顺利实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6月 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一声令下，渡河部队奋起行动，猛扑黄河对岸，最快的仅5分钟就完成了强渡。敌人惊惶失措，防不胜防，处处被突破，全线很快陷于崩溃。国民党军吹嘘的 “黄河天险可抵40万大军”的神话被彻底粉碎了。

　　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举突破黄河防线，楔入鲁西南地区，大大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急忙从豫北和豫皖苏战场抽调三个多整编师的兵力前来增援。刘伯承乘援敌尚未靠近，采用 “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术，连续攻歼了郓城、定陶等地的敌人，在鲁西南开辟了战场，将主力转到了援敌的侧背。

　　援敌被晋冀鲁豫野战军快速勇猛的作战行动所震慑，三个整编师竟呈一字形地挤在六营集、独山集和羊山集这三个相距不到30里的集镇上，犹豫不决，观望不前。刘伯承指挥部队直扑敌人的一字长蛇阵，将三个整编师一一分割、包围起来。接着，采用“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法，纵敌突围，在运动中歼灭了从独山集、六营集出逃的敌整编三十二师和整编七十师。又经过“围城打援”，先歼援敌一个旅，7月28日再全歼了据守羊山集的敌整编六十六师。至此，鲁西南战役胜利结束。

　　鲁西南战役经过28天的连续作战，共歼敌6.5万余人，打破了敌人两头重、中间轻的哑铃状战略态势，打开了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南大门。

　　鲁西南战役是刘伯承作战谋略和指挥艺术的一次突出体现。战役结束后，他欣然命笔，赋诗抒怀：

　　狼山战捷复羊山，

　　炮火雷鸣烟雾间。

　　千万居民齐拍手，

　　欣看子弟夺城关。

　　8月1日，刘伯承在戎马倥偬中完成了《合同战术》上部译文的重校工作，并写了长篇序言，要求营级以上干部“从实际需要出发来读此书，将于实战中获得若干帮助。”同时，他还向部队指挥员积极推荐介绍俄军统帅苏沃洛夫生平的《兵士兼统帅》一书。他这样重视借鉴外国的军事理论和战争经验，是为了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尽快丰富和提高指挥员的谋略水平和指挥能力。

　　鲁西南战役后，刘伯承和邓小平立即部署向大别山进军。刘、邓利用蒋介石纠集30个旅的庞大兵力，想把晋冀鲁豫野战军歼灭在黄河南岸，或逐回黄河北岸的心理，派出小部队在黄河渡口佯动，造成晋冀鲁豫野战军渡河北返的假象，迷惑吸引敌人去进行合围。他们却率大军以突然隐蔽的行动，于8月7 日夜，兵分三路，一举跨过了陇海路，直向大别山插去。

　　南进途中最大的困难是要连续克服四道天然障碍，这就是黄泛区、沙河、汝河和淮河。蒋介石最初把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南进行动判断为迫不得已的“南窜”，因而调动20个旅的重兵分路尾随南追，并另派四个旅到平汉线侧击，企图将晋冀鲁豫野战军聚歼在黄泛区。

　　黄泛区是纵深40里的一片汪洋泽国，到处浊水污泥，一脚踩下去，浅则过膝，深则没脐。为了与敌人抢时间，刘伯承和邓小平下马涉水，带领部队排成八路纵队，挽着臂膀前进。对大炮等重武器，或则拆整为零，分散携带; 或则干脆丢弃不要。部队8月16日晚进入黄泛区，到8月17日上午，终于全部安全通过了。

　　紧接着，刘伯承指挥部队急行军30里，直抵沙河北岸，通过地方部队预先架设的浮桥，很快到达南岸。

　　这时，蒋介石才恍然大悟，察觉到解放军的战略企图是直指大别山，于是忙调两个多师赶到汝河南岸布防，以期造成前堵后打的夹击形势。

　　8月23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左右两路大军已渡过汝河继续前进，中路大军却被敌军阻在汝河北岸渡口，而敌三个师的追兵已赶到离汝河只有50多里的地方。情况非常危急。刘伯承和邓小平对第6纵队进行阵前动员。刘伯承说： “现在要用进攻的手段来对付进攻的敌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不顾一切地打过去! ”①

　　前卫部队浴血向前，在敌阵中撕开了一个大口子，掩护大部队和直属机关全部渡过了汝河。

　　部队到达南征中的最后一道障碍——淮河岸边。据查问当地的老百姓说，目前正是汛期，河深不能涉渡。刘伯承亲自坐上小船，用竹杆测量河深，发现完全可以涉渡。当全军渡过淮河后，上游洪峰已下，敌追兵被洪峰阻拦，只得望河兴叹。

　　就这样，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胜利完 成了千里跃进的任务，于8月末先后进入大别山区。

　　大别山是国民党军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晋冀鲁豫野战军占了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蒋介石极为恐慌，严令23个旅跟过淮河，尾随晋冀鲁豫野战军进行追击，妄图乘晋冀鲁豫野战军立足未稳，夺下这块战略要地。

　　大别山的斗争是艰巨的。毛泽东曾就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大别山的前途作了三个估计：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并指示部队要从最困难方面着想，争取最好的前途。

　　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心按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用大量歼敌和发动群众的基本方针来打开局面。在军事上，则根据“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原则，应敌变化，灵活地实行集结与分遣，趋利避害，机动制敌，开始了战略展开三个回合的斗争。

　　第一个回合是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初步创立根据地。8月 27日，刘伯承、邓小平作出了战略展开的部署，命令第三纵队和第六纵队向大别山两翼行动，一个到皖西，一个到鄂东; 他们则率第一、二纵队在大别山北麓牵制敌人，掩护展开。随后，把全区划分为豫东南、鄂皖、皖西、鄂东等四个工作区，由各所在纵队负责开辟，还由各纵队分遣一个团和抽调一些干部开展地方工作。在9月一个月中，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大别山北麓指挥第一、二纵队连续打了三仗，把敌人的主力都吸引过来，使三纵队和六纵队很快在两翼展开，乘虚广占地盘，歼灭分散之敌及地方团队，摧毁敌人政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初步开创了根据地。一、二纵队在担任掩护中，也抓紧时机在大别山北部展开。经过一个月的斗争，到9月底，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第二个回合是积极寻机歼敌，进一步完成战略展开。10月上旬，集结在大别山北部的敌军主力，妄图合击光山、新县地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刘伯承和邓小平以一部兵力留下佯作主力吸引和迷惑敌人，亲率主力南下，转向皖西、鄂东。首先在皖西张家店抓住了孤立之敌一个旅，集中兵力予以全歼。进入鄂东的主力，迅速实行分遣，扫荡沿途分散孤立之敌守备部队和地方反动武装，连克长江北岸的团风、浠水、广济、英山、武穴等城镇。第三纵队于张家店战斗后，也进至长江北岸的望江地区。至此，晋冀鲁豫野战军控制了长江北岸达300余里，威震大江南北。蒋介石唯恐刘邓部队渡过长江突入江南纵深，因此除慌令九江守军赶赴鄂东增援外，急令原在鄂东的一个整编师另一个旅进行追截，阻止刘邓部队渡江。刘伯承抓住敌孤军深入的有利战机，部署了高山铺战役，决心吃掉这股敌人。他对参谋人员形象地说： “蒋介石的五个步兵团，真是送上门的大块肉。还是我们四川人称呼的 ‘臀尖肉’ 啊! 我们是吃定了。”①他以十个旅的兵力兼程作向心集结，在高山铺聚歼了这股敌人。这时候，挺进到豫皖苏地区的华东野战军陈 (毅) 粟 (裕) 大军和挺进到豫西的陈赓兵团，也已胜利展开。至此，三军在中原的“品”字形阵势已经形成。第二个回合的斗争又取得了胜利。

　　第三个回合是把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相互配合起来，实施战略再展开，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从11月下旬起，蒋 介石把大别山的兵力增加到33个旅，由国防部部长白崇禧亲自指挥，对刘邓野战军进行全面围攻。刘伯承和邓小平总揽全局，坚决把敌军重兵吸引在自己周围，以利于共同出击的陈粟大军和陈赓兵团大量歼敌，以利于全国其他战场发展进攻。

　　刘伯承和邓小平为了粉碎敌重兵围攻，采取了内线和外线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刘伯承率领第一纵队转到淮西区展开，另两个新调来的第十纵队、第十二纵队分别到桐柏、江汉地区展开，进行外线作战; 邓小平指挥第二、三、六等三个纵队和军区部队、人民武装相配合，坚持内线作战。刘伯承率野战军司令部机关在向淮西转移的过程中，于12月14日夜在光山县北向店与敌不期遭遇。他凭着素有的警觉首先发现了敌人，随即迅速脱离，待敌人发觉为时已晚。

　　经过三个回合的斗争，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大别山站住了脚，争取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前途估计中的最好的前途，把战线一下从黄河推到了长江，完成了战略突击队的光荣任务。

　　中原逐鹿

　　1948年，在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下，蒋介石被迫由全面防御改为分区重点防御，妄图继续坚守西北、东北、华东、华北和中原。根据新的战争形势，解放军在中原开始采取新的战略行动。2月间，刘伯承和邓小平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调出大别山，与陈粟大军和陈赓兵团会师于平汉线的遂平、西平地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战略打击力量。

　　三军会师后，刘伯承、邓小平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 中原的西部是国民党军中原、西北两大集团的接合部，兵力薄弱; 这里地形十分险要，南有伏牛山，北濒黄河，两个方向上都是根据地，一条贯通东西的陇海线也极易被切断。因此，我军应积极向西行动，调动大别山敌人西进，寻找战机，将其歼灭。

　　中央军委同意刘邓的意见，3月，命令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兵团和华东野战军陈 (士榘) 唐 (亮) 兵团发动洛阳战役。经五日激战，攻克中原重镇洛阳，歼敌1.8万余人。洛阳战役是解放军进军中原以来，第一次对敌有较坚固设防的中等城市的攻坚作战。

　　洛阳战役的胜利，打乱了中原敌军原有的战略布局。4月初，刘伯承和邓小平乘势指挥部队袭取平汉线两侧的上蔡、驻马店、确山、遂平等城镇，把留置大别山的野战部队调至淮北。继而野战军主力全部转入中原西部的豫西地区，进行了短期的整训和补充。

　　在整训及以后一段时间里，刘伯承向指战员们反复阐述了中原区的形势和任务。他把解放军自内战以来同蒋介石的斗争归结为“面”与“点线”的斗争。所谓“面”，就是指占领广大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所谓“点线”，就是指死守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他指出： 蒋介石现在的处境是“线线被切断，点点被包围”，已经空前孤立。在中原，蒋介石抓住平汉、陇海两大铁路干线及其交叉点上的大城市不放，就象是蒋介石这个基督教徒的脖子上挂上了沉重的十字架，蒋介石非死在十字架上不可①。

　　他进一步指出中原区的任务是： 要在中原战场歼灭敌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成为继续前进的基地。他还把这个任务从地理位置上作了简略的概括： “中原区有三山 (泰山、大别山、伏牛山) 四河(江、淮、河、汉) 。我们要依托三山，逐鹿中原，把四河变成我们的内河。”①现在，黄河，淮河已变成内河，长江也将变成内河。

　　在谈到完成任务的方法时，他着重讲了国民党军的作战特点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对策。他说： 在解放军强大攻势的压力下，敌人目前的战略战术是“能守则守，不能守则走。”在作战特点上，一是守要点。当解放军攻其中心据点时，则从四周向中心集中最大兵力，这叫“大的叫你吃不消”; 当解放军打其边沿据点时，则取密切协同，依托水寨、工事固守，待友邻可以拊解放军的侧背时出动，这叫“小的叫你吃不到。”二是盯梢跟着解放军走。为此，他提出： 对付敌人守要点的方法是：不是吃掉他，就是把他孤立起来，困饿他; 对付敌人盯梢的方法是： 要么就是叫他扑空，要么就是把他吃掉。他强调指出：关键的一条是要实行机动，大机动大歼灭，中机动中歼灭，小机动小歼灭②。

　　刘伯承对形势任务的深入分析和对敌我战略战术的透辟说明，给广大指战员指明了行动方向，使整个野战军更加满怀信心地投入新的斗争。

　　5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中原局的领导，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刘伯承等12人为委员; 并决定再建中原军区，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陈毅、李先念为副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邓子恢、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中原军区下辖鄂豫、皖西、豫皖苏、豫西、桐柏、江汉、陕南等七个军区。晋冀鲁豫野战军改名为中原军区野战军，下辖第一、二、三、四、六、九、十一等七个纵队和第三十八军。

　　中原局的加强和中原军区的重建，标志着中原逐鹿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刘伯承和邓小平为了尽快巩固和扩大中原中心解放区，进一步包围和孤立敌人的“点线”，缩小敌人的占领区，同时策应华东野战军粟裕兵团南渡黄河，加强中原区斗争的力量，在5、6月先后发起了宛西①和宛东战役。宛西战役采用远距离奔袭和突然包围的战术，歼敌正规军和保安部队2.1万余人，攻占城镇十余座，圆满地达成了预定的目的，使豫西、桐柏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原野战军从此可以直出汉水流域中段。

　　宛东战役运用 “围城打援”的战术，佯攻确山，吸引敌张轸兵团由南阳东援，在运动中歼其五十八师1万余人;同时吸引敌胡琏兵团回兵南下，保证了粟裕兵团胜利南渡。

　　6月，华东野战军发起豫东战役。为阻击平汉线敌人的增援，刘伯承连续组织了三次阻击战。他亲率中原野战军在西平县东、西地域和商水一带与敌胡琏、吴绍周两个兵团展开激 战，把敌人牢牢阻击住，有力地保障了华东野战军攻克开封和在睢(县)杞 (县)地区大规模歼敌。

　　7月，刘伯承又发动了襄 (阳)樊 (城) 战役。襄樊位于中原汉水流域的中段，地处川陕鄂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夺取襄樊，不仅可遮断华中敌军与西北敌军的联系，配合华东野战军在豫东战场的作战，而且还可直接威逼武汉，进而南渡长江、西进四川。7月2日，发起襄樊战役。7月6日开始攻城作战。驻在武汉的国民党华中“剿总”司令长官白崇禧慌忙调兵增援襄樊，襄樊地区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刘伯承电告襄樊前线指挥员： “望按计划加紧攻击，十天内援兵保证到不了襄樊。”原来，他已先敌一步派部队进到泌阳、唐河、新野一线，准备阻击敌人的援军。果然，白崇禧顾虑援军从泌阳方向走捷径会遭到阻击，令援军从应城、钟祥、宜水绕道而行。这样一来，按照国民党军的行军速度计算，援军赶到襄樊至少需十天时间。刘伯承知己知彼，算度精确，这可算是突出的一例。

　　7月16日襄樊攻克，歼敌2.1万余人，战役胜利结束。

　　八九月间，邓小平北上中央开会，刘伯承领导中原野战军进行整训，为迎接战略决战的任务作准备。8月7日，中共中原局、中原军区在宝丰县召开了整军动员大会，刘伯承在会上作整军动员报告，要求到会的领导干部以延安整风为榜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顿作风，提高思想，以新的姿态适应形势的发展。9月10日，他亲自写了《中原军区野战军关于四个月指挥工作的命令》，对作战、后勤、训练、司令部等各方面的工作都提出了详尽的要求，为下一阶段实施大兵团作战的指挥工作创造了条件。

　　9月2日，中原军政大学成立，刘伯承兼任校长和政治委员。

　　10月11日，毛泽东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淮海战役发动前夕和进行初期，刘伯承运用“调虎离山”之计，紧紧拖住华中敌军主力，不让其顺利东援淮海战场。10月 19日，邓小平、陈毅率中原野战军四个纵队向郑州进发，直接配合华东野战军发动淮海战役。刘伯承则坐镇豫西，指挥留下的两个纵队和地方武装牵制华中敌军。刘伯承认为使敌人远离交通线，是迟滞其行动的最好办法。于是，他命令第二、六纵队采取攻势行动，把敌黄维、张淦两兵团分别拉入桐柏、大洪山区。敌人果然中计，两个兵团跟在二、六纵队后尾穷追不舍，艰苦跋涉于崇山峻岭之间，离开交通线越来越远。这就有效地迟滞了华中敌军向淮海战场的增援行动。

　　11月6日，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打响。在蒋介石的一再严令下，黄维兵团到这一天才整顿队伍出发向徐州地区增援。刘伯承又亲率第二、六纵队进行尾击、侧击，同时命令地方武装沿途袭扰、破坏交通，致使黄维兵团在11月18日才迫近涡河南岸的蒙城。这时，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歼灭黄伯韬兵团的作战已取得决定性胜利。

　　11月3日，刘伯承向中共中央军委和陈毅、邓小平发电，提出拦腰截断徐州蚌埠铁路，造成会攻徐州之势，斩断徐州敌人沟通其南京大本营的中枢的重要建议。中央军委采纳了这个建议，于11月9日指示陈毅、邓小平攻占徐蚌路上的宿县。陈毅、邓小平立即作了部署。11月11日，刘伯承赶到淮海前线中原野战军指挥部，与陈毅、邓小平一起指挥徐蚌路作战。11 月15日，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等攻克了宿县。这是造成“关门打狗”形势的要着。宿县一下，徐州敌人被围歼的命运就决定了。

　　11月16日，为了统筹淮海前线的一切事宜，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刘伯承、陈毅为常委。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刘伯承和陈毅、邓小平一起胜利地组织指挥了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11月23日，中原野战军开始围歼黄维兵团。这个任务的完成是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权衡轻重、积极建议的结果。在战役第一阶段快结束时，华东野战军曾有过战役第二阶段仍由他们来打徐州方面的邱清泉、李弥兵团的建议，中央军委表示了原则同意。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从战场全局考虑，认为第二阶段还是由中原野战军围歼黄维兵团为好。理由是： 在黄维、李延年、刘汝明三个兵团分由津浦路及其两侧北进的情况下，中原野战军单独阻击是有困难的。华野方面，在歼灭黄伯韬兵团后，如不休整，再去歼击较黄伯韬兵团为强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诚非易事。因此，不如由中原野战军就近围歼黄维兵团，而由华东野战军负责阻援。中央军委批准了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建议，华东野战军也表示完全拥护。

　　12月24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采取纵敌深入的战术，把黄维兵团引到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形成了包围圈。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曾考虑使用 “围师必阙”的传统战术，网开一面，虚留生路，在运动中歼灭黄维兵团。后考虑到黄维兵团是国民党军的主力，有较强的装备和战斗力，在平原作战往往采取进占一村，巩固一村，逐步滚进的战法，如果让敌人突出包围圈，并无扭住的把握。因此，他们一变“围师必阙”的常规，而采用“围师不阙”的方针，“紧缩敌人于狭小范围以困饿之”。对装备强而粮弹难以为继的黄维兵团，事实证明这样打法是非常有效的。

　　刘伯承还及时总结了战士们挖战壕的经验，把它发展成纵横几十里的交通壕，一方面可以防止敌人利用机械化装备突围，一方面可以在地下接近敌人。他倡导战士们大挖野战交通壕，“在地平线下前进”。这种在江淮平原上用大规模交通壕困死敌人的办法，是淮海战役中的一个创举。

　　12月5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下达了对黄维兵团总攻击的命令。中原野战军全线出击，不停顿地向敌人展开猛烈攻击，一步步压向敌人的核心防御阵地。12月12日，刘伯承、陈毅发出《促黄维投降书》，但黄维拒绝投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调整部署，加强了攻击的兵力和火力。12月15日，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的配合下攻克黄维的司令部。至此，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这个阶段共歼敌12万余人，俘黄维及其副司令官吴绍周等高级军官多名。

　　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于1949年1月10日胜利结束，华东野战军围歼了杜聿明集团。

　　刘伯承把进军大别山就看作是中原逐鹿的开始，并预言： “中原逐鹿，鹿必将落入我南线解放军之手! ”①淮海战役的胜利，使刘伯承的预言成为现实。淮海决战，解放军歼灭了蒋介石的精锐部队22个军、56个师，共55.5万人，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这一胜利连同全国其它战场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坚实基础。

　　刘伯承在1949年8月1日的总结中称淮海战役是“毛泽东 军事学说中各个歼灭黄伯韬黄维杜聿明三军的范例”，“必须着重研究而发扬之!”①

　　战略追击

　　1949年初，刘伯承赴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驻地列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部署向全国大进军。刘伯承在会上就渡江南进问题作了发言，系统地提出了集中使用兵力、组织新区政权、军队正规化、加强后勤建设等方面的建议。

　　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受命在长江下游实施渡江作战，夺取京沪杭，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解放华东、华南。两大野战军仍由淮海战役中设立的总前委统一指挥。

　　2月11日，刘伯承返回设在河南商丘近郊的中原野战军司令部，投入了紧张的渡江准备工作。本来渡江作战已不会有太大的困难，敌人在江防第一线的兵力还不足50万，根本无法阻挡两大野战军的百万雄师。但刘伯承仍然兢兢业业地领导中原野战军进行周密的准备，表现了他一贯严谨、踏实的作风。

　　他首先主持了部队的整编工作。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原野战军于2月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仍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部队由七个纵队扩编为三个兵团九个军，人数由淮海战役结束时的10万扩充到28万。

　　接着，他组织了战前练兵和对敌侦察，解决了渡江的船只 等器材问题，尤其是狠抓了渡江作战的组织指挥。3月份以后，他发出了一系列的渡江战术指示，其中他精心撰写的《关于渡江战术注意事项的指示》，系统地精确地规定了渡江作战的十项战术原则，从扫除敌人江北桥头堡到建立渡江前进阵地，从思想、物质的各项准备到战术、技术的演练，从突破江防到纵深追击，都一一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渡江战役的实践证明，这十项规定贯串了部队的一切作战行动。

　　4月14日，刘伯承率领第二野战军主力进至湖口至贵池沿江一线，准备在安庆上下流实施渡江。他预先已令第四兵团攻占麻城，制造将出团风渡江，抄袭武汉的假象; 又令配属第二野战军的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直迫信阳南下，使白崇禧感到其侧背大受威胁，将据守安庆的桂系主力四十六军西调九江、武穴。这就大大减轻了第二野战军正面江防的阻力。

　　4月21日，第三野战军在贵池至江阴间，第二野战军在马垱至贵池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渡江战役。千里江面上炮火滚滚、万船齐发。渡江的指战员和民工以压倒一切的英勇气概，迎着敌人的火网弹雨奋勇抢渡，前仆后继，直扑对岸。先头船仅以15至30分钟，即冲过长江天险，抢占了滩头阵地。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登上长江南岸，敌人的长江防线很快瓦解。4月23日，第三野战军解放了国民党盘踞了22年之久的反动统治中心南京。

　　刘伯承迅速部署对江南敌人的追击。鉴于长江沿线敌人向南拚命逃窜，他决定改变原作战方向，经报请总前委批准，不以主力与第三野战军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以全力直出浙赣线，粉碎敌人在浙赣线上构成新防线的企图，并断敌退路，围歼更多的敌人，扩大预定的京沪杭会战范围。在战术上，他指示部队实行猛追、猛冲、猛打，把平行追击、跟踪追击和超越追击结合起来，敢于大胆透入，以少胜多。

　　第二野战军各部队在刘伯承指挥下，克服阴雨连绵，道路泥泞的困难，翻山越岭，抢占要点，不停歇地展开追击，使敌人根本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一路狂奔，一路溃散。至5月1日，第二野战军控制了屯溪、婺源、乐平一线，歼敌四个军又五个师，实现了追击的预定目标。接着，他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分兵进入皖南、赣东、浙西三区，追歼残敌和开辟新区。

　　渡江战役于5月底胜利结束，第二野战军共歼敌10万，解放了皖、浙、闽、赣四省的广大地区。

　　与此同时，刘伯承还主管了南京市的接管和恢复工作。4 月26日，他被任命为南京市军管会主任。5月9日，就任南京市首任市长兼中共市委书记。他从恢复生产入手，使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和其它厂矿企业尽快复工，解决工人和市民的就业问题，初步安定了人心。他果断地整顿金融市场，打击特务、奸商的破坏活动; 同时清理了散兵游民，给予适当安置，很快稳定了社会秩序。他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亲自与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座谈或个别交谈，解除这部分人的思想顾虑，争取他们的合作。在工作中，他坚决执行党的路线，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劳动群众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迅速地打开了南京市的局面。

　　7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向华南、西南进军的指示。刘伯承离开了南京市市长的岗位，转入领导进军西南的工作。

　　华南和西南，是国民党军在渡江战役后一败再败的情况下力图最后保持的两个重点战略区。蒋介石以白崇禧集团及粤系军队组织所谓湘粤联防，阻止解放军向两广进军，以胡宗南集团等扼守秦岭、大巴山、武陵山，阻止解放军入川; 并准备在上述计划失败后，白崇禧部退广西，胡宗南部退四川，以云贵为后方，再组织所谓西南防线; 这个计划再失败时，即退入云贵，实在不得已则逃亡国外。

　　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的阴谋计划，对进军华南、西南作了周密的部署。在作战方针上，提出对白崇禧和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打。在具体行动上，规定第四野战军指挥第二野战军四兵团，直出两广围歼白崇禧集团，尔后四兵团由广西兜击云南; 第二野战军以大迂回动作直出贵州，并进占川东、川南。同时决定由第一野战军一部及华北十八兵团在秦岭方向策应。

　　为了领导解放和建设西南的全面工作，中共中央还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24人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以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

　　8月19日，刘伯承和邓小平下达了《川黔作战基本命令》，确定以五兵团及三兵团十军直出贵州及川南，断敌退路; 以三兵团主力直出川东南，聚歼重庆及川东之敌，而后协同贺龙指挥的由秦岭入川的十八兵团等部攻占全川。

　　9月7日，刘伯承动身去北平。9月23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他代表第二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衷心祝贺新中国即将胜利诞生，表示要迅速解放西南，并竭尽全力保卫新中国。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在开国大典上，刘伯承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经历了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场面。

　　10月21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匆匆乘车南下，到徐州后登上第二野战军西进列车的指挥车厢，挥师向湘鄂川边境开进。

　　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列车到达郑州时，刘伯承特意公开出席群众欢迎大会，宣布大军即将入川，使敌人误以为第二野战军将从秦岭方向进攻四川。其实，部队在郑州即秘密南下，车运至湘鄂西集结。

　　11月1日，发起川黔作战。担任战略迂回任务的五兵团及十军，从南路快速突入贵州境内; 三兵团主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由湘鄂边入川，从北路突破了国民党军宋希濂集团防线的两翼。第二野战军在湘鄂川边境的大规模行动，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从而打乱了敌人在西南的整个防御部署。

　　受到打击的宋希濂集团慌忙西撤，企图会合正由大竹地区向川东南增援的罗广文兵团，在彭水、黔江地区组织抵抗; 黔境之敌拟西撤毕节、贞丰之线，阻击第二野战军部队。刘伯承和邓小平认为当前的关键是要隔断宋希濂、罗广文两股敌人向云南的退路，遂命令各部排除万难，按原定计划，加速猛进。各路部队克服了气候、地理和敌人破坏所造成的重重困难，勇往直前，所向披靡; 有的部队日夜兼程近200里。11月15日，南路部队解放了贵阳等地。19日，北路部队围歼了西逃的宋希濂集团十四兵团。

　　贵阳的解放及十四兵团的就歼，将国民党军所谓的大西南防线拦腰斩断，白崇禧和胡宗南两大集团被割裂。蒋介石急令在川北的胡宗南加速南撤，又令川境各路军队赶快收缩，以求合力突围。

　　刘伯承和邓小平命令两路大军加快行军速度，先敌迂回到南川地区，不使敌人逃脱。11月28日，北路部队经勇猛冲击，分割穿插，将宋希濂集团和罗广文兵团3万余人，聚歼于南川山地。

　　11月30日，北路部队以破竹之势占领重庆。当天凌晨，蒋介石发现解放军已迫近重庆，慌忙爬上飞机逃往成都。

　　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对敌人实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尽可能进行了政治争取。他们利用西南地方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派人分头去做联络工作，取得了效果。12月9日，川、康、滇国民党军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部，分别在彭县、雅安、昆明宣告起义。刘伯承和邓小平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的四项忠告，也促进了其他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起义和投降。

　　12月8日， 刘伯承、 邓小平率野战军领导机关进驻重庆，立即开始组织成都战役， 歼灭胡宗南集团。 他们指挥部队继续迂回， 先敌抢占乐山、邛崃、大邑， 完全切断了敌人向云南的退路。 12月20日， 刘伯承和邓小平在作战室研究歼敌方案，认为解放军已将胡宗南集团压缩成一个核桃， 追击战已告结束， 当前的注意力要转到精心组织指挥， 大胆分割穿插， 逐个击破上面。 他们致电三、 五兵团： “今后的作战方式， 仍用先打弱点和集中力量割开敌人， 一点一点吃的方式。 千万不可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战斗。 ”

　　12月21日，董宗珩率十六兵团在金堂地区起义，胡宗南集团开始动摇。24日，敌第五兵团司令李文集中七个军突围，被击退。敌人内部加速了瓦解。25日至27日，敌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纷纷率部起义。李文率领所部仍想顽抗，26日被全歼。27日，成都解放。成都战役胜利结束。

　　刘伯承在给第二野战军三兵团《西南进军作战经验汇集》的题词中，集中地概括了进军西南的经验。他写道： “西南进军是在毛主席的战役指导下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上进行的。在部署上为出敌不意，突然拊其侧背，断其逃路。在行动上，则猛打猛追，使敌人无喘息余地。更来不及变动原来部署，被动应战。在政策上，尤以本军委布告的八项切实执行，收效很大。”①

　　1949年12月2日，刘伯承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解放初的西南，情况极为复杂，建设任务极为艰巨。西南的有利条件是地域广阔，物产丰富，人口有6000万之多。但不利条件也相当突出，封建势力强大，匪患严重，他们利用交通闭塞、山地众多的条件与解放军和人民政权对抗; 经济凋弊，人民贫困; 有90万起义投诚的国民党部队需要改造。

　　刘伯承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中央西南局的决定，逐步建立起各级政权。他采用军队“分区包干”的办法，即将一定建制的部队，固定在一定地区，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负责城市接管和农村工作，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机构，发动群众，建立工会、农会和其它民众团体; 建立军区、军分区和人民武装力量; 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摧垮封建势力，肃清土匪，征收公粮，组织春耕，恢复和发展生产。

　　刘伯承和邓小平、贺龙一起，紧紧抓住剿匪这个当务之急，于1950年3月21日联名颁发了 《剿匪布告》，并组织部队进行剿匪。至7月，西南全区歼匪37万人，各省腹心地区基本没有了成股的土匪; 至1951年上半年，共歼匪100万人。匪 息平息，人心安定，经济建设很快得到发展。

　　为了做好90万起义投诚人员的改造工作，刘伯承和邓小平专门从部队抽调出数千名干部，组织若干工作团，深入各起义、投诚部队，进行政治上、组织上的改造，创造改编条件。各工作团通过开展民主运动和诉苦运动，提高了广大士兵的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起义士兵纷纷要求编入人民解放军。

　　起义投诚部队中的中下级军官，由于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蛊惑、欺骗，普遍担心算旧帐。特别在诉苦运动中，不少军官惶惶不安，害怕过不了关。刘伯承亲自出面做工作。他在有关会议讲话中，反复说明把旧人员由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的意义，交待了“要管饭、要改造，要录用、要整编”的政策，鼓励旧人员“只要于人民事业有利，只要进步，只要愿意改造，为大众服务，就可以一齐来干。”①他的宣传解释，安定了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情绪，使改造和整编工作比较顺利地进行下去。

　　刘伯承和邓小平、贺龙一起部署和领导了进军西藏的工作。1950年2月，为了迅速粉碎英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统治集团的个别上层分子内外勾结，分裂我国神圣领土西藏的阴谋，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颁发了《进军西藏动员令》，部署了进军西藏的工作。6月，刘伯承以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对西藏的四项政策，表明了西藏不容分裂的原则立场和愿以西藏地方政府为谈判对象的灵活态度。8月，拥护和平解放康藏的康定军管会副主任格达活佛遭特务杀害。刘伯承为他写了挽联： “具无畏精神，功烈永垂民族史; 增几多悲愤，追思应 续国殇篇。”

　　10月，西藏地方政府在藏东昌都地区策划以武力阻止解放军进军西藏。刘伯承与邓小平、贺龙发动了昌都战役。战役结果，藏军六个代本全部和三个代本大部被歼，一个代本起义。昌都战役的胜利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