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简历简介生平经历 刘伯承的故事 刘伯承的子女后代[第2页]

　　长征

　　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节节失利，到1934年10 月，形势已经非常严重。10月16日夜，中央红军陆续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出发，向西突围转移。

　　10月20日，红五军团开始行动，担任殿后掩护任务。出发时，刘伯承正患疟疾，坐担架随队行动。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十分仰慕刘伯承的军事才能，作战中处处倚重他，对他的身体也无微不至地给予照顾。刘伯承表现了博大的胸怀和高度的纪律观念，不倚老卖老，非常尊重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尽己所能出谋献策，忠实地履行参谋长的职责。从10月25日到11 月15日，红军转战江西、广东、湖南三省，连续冲破敌人用重兵设置的三道封锁线，付出了重大代价。为了掩护中央机关和大部队顺利前进，红五军团经常同数倍于己的强敌展开生死搏斗，损失更为严重。刘伯承拖着病体，跟军团长、政治委员一起布置行军，指挥作战，有时还亲到前沿视察，鼓舞士气。

　　11月下旬，红军在通过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虽经苦战得以脱险，但元气大伤。五军团全力投入死战，伤亡过半，还有一个师被撇在湘江东岸。刘伯承眼看着一批批倒下的战士，丢弃的机器，满江漂流的文件、钞票，心情十分沉重，不禁仰天长叹着说：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①后来，他在 《回顾长征》一文中记述红军干部在事实教育下产生了怀疑不满，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时，指出： “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②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放弃到湘西会合二、六军团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同时，不顾李德的反对，决定恢复刘伯承的中革军委参谋长职务。不久，又让刘伯承兼任军委纵队司令员。

　　黎平会议后，红军北渡乌江，西向遵义前进。刘伯承受命指挥红二师强渡乌江，攻打遵义。红二师的渡江地点定在江界，另有一师在龙溪渡江。1935年元旦，刘伯承来到江界，见乌江水宽流急，两岸陡峭如削，江边船只早被敌人掳去，附近村庄也被平毁，唯一的办法只有设法架桥。他问配属红二师指挥的一军团工兵连连长架桥有什么困难，连长回答说架桥材料不好解决。刘伯承告诉他可以发动群众想办法。工兵连的战士们经过热烈讨论，提出了扎竹筏架桥的方案。刘伯承予以采纳，随即组织部队突击，终于架起了一座竹筏联成的浮桥。就这样，数万红军从竹桥上渡过了乌江。

　　乌江突破后，刘伯承又冒雨赶到红二师六团，率领该团袭 占距遵义30里的一个镇子，歼敌一个营。他接受六团干部的建议，指挥六团化装赚敌，于1月7日智取了遵义城。1月8 日，朱德命令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1月9日，刘伯承迎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率领军委纵队进入遵义。

　　红军到达遵义后，蒋介石不明红军动向，令追击和堵截红军的国民党军分头把口，待机而动。红军获得了短暂的休整机会。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刘伯承以总参谋长的身分列席。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撤销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结束了王明“左” 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在遵义会议上，刘伯承和聂荣臻建议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

　　遵义会议后，红军面貌一新。刘伯承协助中革军委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从1 月中旬至3月中旬，组织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随后，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乘云南敌军增援贵阳之际，直插云南，威胁昆明，向金沙江急进，完全打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的部署。

　　5月2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抢占龙街渡，红三军团抢占洪门渡，军委纵队抢占绞平渡;并指定刘伯承率干部团执行抢占绞平渡的任务。刘伯承受命后立即来到干部团，跟团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研究，决定由第三营随刘伯承行动，宋任穷带队。刘伯承说： “任穷啊! 限我们4日上午赶到渡口，还有明天一昼夜的时间，要走160里路，还要打仗，任务艰巨呀。不靠党、不靠政治，办不到啊! ”①宋任穷立即将第三营编成 先遣营，进行了深入的动员。刘伯承让先遣营换上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大摇大摆地向绞平渡急进。在离江20多里的一个镇子里，从敌区长手里弄到两只船。刘伯承命令前卫连连长带人乘船过江，控制了绞平渡对岸的渡口。接着又通过船民的帮助，找到了四只船。刘伯承在江边设立了渡河司令部，制定了《渡河守则》，昼夜不停地组织人马渡江; 同时向朱德发报： “绞平渡有船六只，每日夜能渡1万人。军委纵队5日可渡完。”这时，一军团在龙街渡、三军团在洪门渡，都因故无法渡江，中革军委遂命令全军在绞平渡渡江。经过九天九夜的时间，红军渡江完毕。从此，红军完全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长征中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5月19日，中革军委令刘伯承任先遣司令，率二师一团先行通过彝民区，准备北渡大渡河。20日，刘伯承率部进入冕宁县城，接着来到彝民聚居的大桥镇。有人报告说，部队遭到彝民袭击。刘伯承赶去处理。彝族咕基家族中一位叫小叶丹的头人提出要见红军司令，彼此讲和不打。刘伯承在一个叫袁居海子的水塘边会见了他。小叶丹听说这位身体高大、面容慈祥的红军指挥员就是刘伯承，显得十分高兴。他说： “听说你们要打刘文辉，主张彝汉平等，我愿与司令结义为弟兄。”刘伯承说： “那些欺压彝民的汉人，也是红军的敌人。我们结义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①刘伯承与小叶丹在海子边并排跪下，对天盟誓，饮鸡血酒。事后，刘伯承应小叶丹的要求，送给他十支步枪和一面红旗，红旗上写着“中国夷 (彝) 民红军支沽鸡(基) 队”，任命小叶丹为队长。后来，小叶丹以这面旗帜为号召， 组建起了彝民支队。由于刘伯承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争取了咕基族首领小叶丹的支持，并使老伍族中立，还教育了受国民党特务支持利用的罗洪族，使红军顺利地通过了彝民区。

　　刘伯承同先遣队政委聂荣臻率领一团继续前进，5月24 日到达大渡河边。刘伯承命令一团一营夺取安顺场渡口，并叮嘱营长孙继先要千方百计找到船。安顺场的敌人显然没有想到红军会来得这样神速，毫无准备，因此很快被解决了。一营在岸边截住了一只对岸派来送东西的小船。刘伯承闻报后很高兴，立即令一团团长杨得志组织强渡。杨得志从一营挑选出17 名勇士作为先头突击队登船。他们在轻重机枪和唯一一门迫击炮的掩护下，经过舍生忘死的搏斗，终于登上了对岸。神炮手赵章成三炮三中，在关键时刻压制住敌人，被传为佳话。

　　后续部队一船一船地昼夜不停地渡河。刘伯承经过计算，象这样渡下去，全军过完得要一个多月，这是敌情所不允许的。他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报告了自己的想法。毛泽东等经过研究，决定一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归刘、聂指挥，继续在安顺场渡河后循大河左岸前进;林彪率二师和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前进; 两岸部队互相策应，溯河而上，夺取泸定桥。按照这一部署，刘伯承、聂荣臻率部渡过大渡河，全速向泸定城逼进，在距泸定城50里处击溃增援泸定之敌两个旅，保证了左纵队的夺桥行动。左纵队先头团于29日奋勇攻占了泸定桥。刘伯承走到泸定桥中央，望着滔滔急流，感慨地说： “泸定桥! 泸定桥! 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 我们胜利了! 我们胜利了! ”

　　1935年6月，红军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之大维、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中共中央制定了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自恃人众枪多，不以中央的方针为重，蓄意篡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刘伯承和李富春等受中央委派组成中央慰问团，到四方面军进行了慰问。随后，中革军委决定一、四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分别从卓克基和毛儿盖出发，向北前进。刘伯承跟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随左路军行动。8月下旬，左路军经阿坝，过草地，抵达黄河支流噶曲河边时，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无法通过，于9月初命令先头部队撤回阿坝。接着，张国焘不顾中央再三要他率部北上的电令，竟擅自率领左路军南下，并强令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也随他行动。刘伯承和朱德一起，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立场，耐心说服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拥护中央的方针，坚持党的团结和统一。张国焘对朱德、刘伯承组织了多次围攻，要他们改变态度。他们不为所动。10月，张国焘在松岗卓木碉公然宣布成立伪中央，朱德、刘伯承拒不承认，遭到张国焘的软禁。接着，张国焘指挥南下红军在百丈之战中遭到严重失败，不得不进入藏族聚居区，处境十分困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到达陕北后，多次电令张国焘率部北上。在中央坚持斗争和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 (张浩) 的劝导下，1936年1月，张国焘被迫表示同意中央路线。2 月，四方面军成立红军大学，刘伯承被任命为校长，实际上被张国焘撤销了总参谋长职务。7月初，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经过刘伯承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的坚决斗争，张国焘被迫取消了伪中央。任弼时和他的爱人陈琮英，对刘伯承非常关心。当他们得知刘伯承已与前妻失去联系，就介绍红军女干部汪荣华与刘伯承结婚。从此，汪荣华就成了刘伯承的亲密战友和终身伴侣。

　　7月下旬，红二、四方面军分两路北上，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任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他还专门给二方面军干部讲解打骑兵的战术，受到热烈欢迎。

　　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甘肃之会宁。刘伯承在行军中遭敌机空袭，臀部中弹负伤。12月，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刘伯承任军委委员、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

　　1937年2月7日，刘伯承随周恩来由延安飞抵三原，去做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的统战工作。刘伯承与顾祝同过去曾有过交往。顾祝同早年在北洋军阀吴佩孚的部下任下级军官，1921年刘伯承率部入鄂与吴佩孚的部队作战，曾俘虏了顾祝同的同乡韩德勤。韩德勤被刘伯承释放后，顾祝同陪着韩德勤到刘伯承处道过谢。

　　不久，奉命渡黄河西征的红军西路军在甘肃古浪、高台一带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损失惨重。

　　2月27日，中革军委决定成立援西军，由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刘伯承受命后，率领所部到甘肃镇原待命出发。由于西路军余部很快失败，援西军的任务失去执行的必要。但援西军的名义一直保留到红军改编。

　　在主持援西军工作期间，刘伯承和张浩热情接待了由河西走廊返回的西路军干部，给予政治上、生活上的诸多关怀，使这些同志感受到了党的温暖。

　　六七月间，刘伯承与张浩领导援西军清算张国焘路线，帮助原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深刻认识张国焘错误的实质和危害，提高了无产阶级觉悟和明辨是非的能力，为迎接抗日战争作好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挺进敌后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努力和推动，达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全民族一致抗战的基础。中国工农红军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于8月25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一二○和一二九师。原红军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一部，改编为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

　　9月6日，一二九师冒雨在陕西泾阳县石桥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刘伯承浑身透湿，精神抖擞地站在阅兵台上作动员。他简要地讲述了全国抗战形势和红军改编的意义，反复强调人民军队的革命性质： “同志们，换帽子①算不了什么，那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变，我们解放全中国的意志也决不会动摇! ”②

　　大会最后一项议程，是刘伯承带领全师指战员宣誓。他讲一句，大家跟着复诵一句。那气壮山河的声浪，久久地回荡在会场的上空，显示了八路军将士誓死抗日的钢铁意志。

　　誓师大会后，一二九师准备东渡黄河，沿同蒲路北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刘伯承领导全师移驻富平县庄里镇，进行紧张的出征准备工作： 组织先遣队，侦察、了解华北地区的民俗 风情及敌军、友军的态势，组织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等。

　　这时，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派了一个叫乔茂才的高级参议来到一二九师驻地。该人自称是刘伯承的故友，要求面见刘师长，说是一来访旧，二有公事相商。刘伯承觉得十几年前的故友突然从国民党方面来访，事有可疑，便让参谋处长李达接待。乔茂才取出了蒋介石亲笔签署的一个命令，指定要一二九师经陇海路转平汉路北上，加入石家庄方向作战。刘伯承听了李达的汇报，略一沉思，说： “这是个大阴谋，蒋介石要借日本人的刀杀我们，我们不上这个当! ”①随后，他又让李达向乔茂才严正指出： “国共谈判的时候，已经定了的，对八路军的指挥一定要通过八路军总部，谁也无权越级下命令。”② 乔茂才见无隙可乘，也无法见到刘伯承，只好离去了。

　　9月30日，刘伯承率七六九团作为先遣队出师抗日，一路上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逢村过寨，乡亲们把凉好的开水，一碗碗递到战士的手中; 一些城镇在街道两旁摆设了桌子，上面放着干果、糖、鸡蛋等慰劳品。战士们心里热乎乎的，深深感受到人民群众要求驱逐日本侵略者的热切希望。

　　渡过黄河后，部队在侯马乘上了火车，刘伯承的工作变得忙碌起来。他查阅有关的兵要地志，研究经各种途径收集来的情报资料，分折晋北前线的战局发展。一一五、一二○两个师已先期到达晋北作战。八路军总部交给一二九师的任务是，向原平县东北山地挺进，侧击日军后方，配合国民党军组织的忻口防御战役。根据这个任务，刘伯承设想了初战的打法。火车由太原开往五台县东冶镇的途中，他向七六九团团长陈锡联讲述了 忻口战役的态势，指出完成侧击任务的关键是要大胆机断，拊敌侧背。他告诉陈锡联说： “我在东冶附近下车，要到五台山总部去开会。第一仗一定要打好，出师抗日的初战胜利特别重要，不但影响到我们的士气，也影响到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不要辜负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你们团单独行动，既要大胆，又要谨慎;抓住战机，机断专行。”①

　　七六九团按照刘伯承的指示，迅速迂回到忻口外围北路日军的右侧背，10月19日在代县阳明堡奇袭日军的飞机场，毁伤敌机20余架，毙伤敌百余名，取得了一二九师出师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给了忻口战役以一定的支援。刘伯承后来在一次总结中称赞这次战斗的特点是“侦察清楚，部署周到，动作突然干脆”。

　　阳明堡战斗后，刘伯承又亲自指挥了七亘村战斗，创造了 “重叠的待伏”这种奇妙的战法。当忻口日军遭到国民党军与八路军的前后夹击，攻势受挫时，石家庄日军沿正太路进攻娘子关，直趋太原; 兵力部署上则采取正面猛攻，侧翼迂回。防守娘子关的国民党军队告急，八路军总部命令刚刚到达平定一线的一二九师主力驰援。刘伯承率三八六旅赶赴娘子关前线。 10月21日，刘伯承到达柏井国民党军第三军指挥所，军长曾万钟介绍了防御部署和前线战况。刘伯承当即指出： 右翼警戒线必须火速派兵，严防日军偷袭。曾万钟并不以为然。刘伯承遂率三八六旅赶往右翼警戒线上的要点七亘村。果然，日军正从这里派兵透入。26日，刘伯承指挥三八六旅一部设伏七亘村，打击了日军的辎重部队，歼其300余人，缴获骡马300余 匹和大批军用物资。刘伯承判断日军急于向娘子关防御阵地的侧翼增兵，心理又很骄横，不会因遭到小的打击而停止从七亘村通过，于是部署和指挥了第二次七亘村伏击战。28日，伏击再次成功，又歼日军百余人。七亘村“重叠的待伏”，迟滞了日军的行动，把困在娘子关旧关以南的曾万钟部1 000余人，从日军的包围圈中解救了出来。

　　与此同时，刘伯承指挥一二九师部队迅速在平汉、正太、同蒲铁路沿线展开，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他仍亲率三八六旅一部寻机打击日军。11月2日，在地势险要的昔阳县黄崖底设伏，歼敌300余人。7日，集中师主力与一一五师主力配合，设伏于广阳、户封地区，给敌一个联队以沉重打击。

　　八路军一连串的打击激怒了敌人，敌人急图报复。12月22 日，太原日军出动2 000余人，分兵六路围攻活动在昔阳、平定、和顺、榆次一带的一二九师部队。刘伯承采取内线与外线相配合的战法，以七七二团在内线与敌周旋两天后跳出包围; 以七六九团等在敌人后方大肆活动，迫敌回顾。26日，敌人被迫退去，反“六路围攻”胜利结束。

　　刘伯承一面指挥作战，一面抓部队的训练和提高。为了尽快使部队实行战略思想的转变，解决对游击战战略地位的认识和游击战的战术问题，他利用作战间隙主持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开办了游击战训练班。11月10日，一二九师在昔阳县武家庄召开会议，刘伯承作了抗战以来的工作总结和关于游击战术的报告，着重阐述了游击战的意义，归纳了游击战术的特点。11月13日，一二九师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干部会议，进行坚持华北抗战的动员。刘伯承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和关于一二九师创建晋冀豫根据地的指示，结合山西战况和八路军的战绩说明了毛泽东战略思想的正确。

　　游击战训练班在11月开办。这时，一二九师已在太行山初步展开，师部进驻辽县，环境相对安定。训练班对部队和地方干部进行轮训，部队干部侧重学习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地方干部则着重学习组织自卫队和配合正规军、游击队作战等问题。刘伯承亲自给训练班讲授游击战术，教材除了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的有关指示和文件外，还有他自己写的《抗日自卫队三个基本任务》、《抗日游击队四个基本任务》、《击退正太路南进敌人的战术考察》等文章。这些文章，是实战经验的总结，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为了取得这些经验，刘伯承付出了许多心血。他翻阅了大量材料，在作战中仔细观察和分析日军的战斗动作和特点，有时他的指挥位置前出到离敌人仅有几十米。随着斗争的深入，训练班后来逐步演变成了参谋训练班随营学校。

　　1938年，随着游击战争在华北上升到主要地位，刘伯承指挥一二九师更加有力地打击敌人。1月6日，邓小平接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进一步增强了一二九师的领导力量。1月13 日，刘伯承同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等，由临汾到洛阳参加第一战区军官会议，蒋介石接见了他们。2月，一二九师奉命配合国民党军“反攻太原”。2月22日，刘伯承率部设伏长生口，采用“吸打敌援”的战法，佯攻旧关，吸引井陉守敌出援。日军果然中计，被一二九师部队在长生口附近击毙130 余人，活捉少佐军官等5人。

　　3月16日，刘伯承指挥了更大规模的神头岭伏击战。神头岭是邯(郸) 长(治)大道上黎城和潞城间的一个地形复杂的山岭，刘伯承经过实地侦察把它当作伏击点。战斗发起后，他以一部猛袭日军兵站集结地黎城，迫使潞城守敌不得不出兵救援。援敌经过神头岭时，遭到一二九师预伏部队的突然攻击，被歼1500余人。3月31日，徐向前副师长率领部队设伏涉县、黎城间的响堂铺，毙伤日军400余人，烧毁汽车180 辆。刘伯承称赞指挥这次战斗的徐向前说： “在我们后路上风传有敌人到来，但我们老练的高级指挥员能沉着判断其不确，因而未放弃这一胜利的战斗。”①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三次伏击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颇有影响的“三战三捷”。

　　4月，刘伯承指挥一二九师取得了反“九路围攻”的胜利。“九路围攻”是日军大本营为扫除晋东南八路军而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围攻，投入兵力达3万余人。刘伯承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制定了反围攻的方针，主要之点是以主力部队向敌人包围圈外游击，抓住战机给敌人以致命打击。他率领主力适时转到敌外翼活动。4月15日，日军一个联队回窜至武乡县长乐村，他指挥部队展开追击和急袭，毙伤日军2 200余人。这一仗和其他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使晋东南的抗战形势有了大的改观。刘伯承、邓小平领导创建的晋冀豫根据地基本形成，地域达到西起同蒲路，北界正太路，东至平汉路，南抵黄河北岸。

　　太行山阵地基本稳固后，刘伯承和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不失时机地派兵开辟冀南平原的工作。早在1937年底，刘伯承就已派陈再道和宋任穷带领少量部队进入冀南，在冀南打下了基础。1938年4月下旬，徐向前副师长率领一二九师一部开赴冀南，首战威县告捷，打击了日伪军的 气焰，震奋了冀南的人心。又经过摧毁六离会等反动会道门组织，争取伪军反正，收编地方武装，逐渐打开了局面。8月中旬，成立了冀南抗日民主政权——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邓小平和刘伯承先后于7月5日和12月21日来到冀南，领导冀南的斗争。刘伯承及时制定和下达了坚持平原游击战的方针和具体办法，划分和调整了冀南各部队的活动区域。1939年2月，刘伯承与邓小平指挥部队粉碎了日军3万余人对冀南的十一路 “扫荡”。2月10日，三八六旅以诱伏战术在威县香城固歼敌一个加强大队的战斗，是粉碎敌人大“扫荡”的一次主要战斗，创造了平原反“扫荡”作战的光辉战例。

　　刘伯承十分重视及时总结作战经验，用以指导新的斗争。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周年，他全面地总结了两年来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8月22日，在一二九师军事研究会上，刘伯承作了《一二九师抗战第二周年的战术报告》，以后又补充修改成《两年来华北游击战争经验教训的初步整理》。这个文件，系统地总结了游击战争的规律，特别是对袭击、伏击、急袭、 “吸打敌援”等游击战的基本战术，多有所发挥和创造。《抗战第二周年战术报告》和1938年写的《论游击战和运动战》，是一二九师游击战争的主要指导性文件，在整个抗战中对提高一二九师干部的战术水平和指挥能力，起了重大作用。

　　厉马太行

　　1939年12月，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进攻的主要矛头指向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刘伯承和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指挥根据地军民进行了坚决的反顽斗争。反顽斗争开始前，刘伯承曾多次与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等谈判，严正要求国民党军停止摩擦。他当面警告摩擦专家朱怀冰说： “并非怕你，不过为了团结，不忍自相残杀，要是逼人太甚，我们是有人民作后盾的。”①朱怀冰等不听劝告。1940年二三月，朱怀冰的九十七军从正 (定) 太 (原) 路，石友三的第三十九集团军从沧 (州)石(家庄)路，庞炳勋、张荫梧等从邯长路，向根据地发动进攻。刘伯承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分别在冀南和太行两个方向，组织指挥了卫 (河) 东战役和磁 (县) 武 (安) 涉 (县) 林(县) 战役，歼灭了朱怀冰军，重创了石友三军，迫使顽军撤走。反顽斗争的胜利，改变了长期以来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盘踞在根据地内，配合日军向八路军进攻的不利局势。

　　1940年5月以后，刘伯承与邓小平抓紧对敌斗争不断胜利的有利时机，大力巩固根据地，加强武装力量建设，建立了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军区，把主力部队整编成九个旅，为进一步打击日本侵略军创造了条件。

　　1940年，刘伯承把对敌斗争的重点转到交通斗争上。交通斗争，是刘伯承根据敌我双方的特点，运用和发挥的一种别具特色的军事斗争形式。1938年至1939年，刘伯承就发动和组织军民对根据地周围的铁路进行了1000多次的破击，对平汉、正太、道清铁路进行了13次总破击，有力地配合了一系列主要方面作战的胜利。1940年日军加紧实行“囚笼政策”，大肆修筑铁路、公路，增设碉堡、据点，进一步分割、扼杀根据地， 交通斗争更成了主要的军事斗争形式。这一年，一二九师进行的交通战斗达到850次，占全部战斗次数的60%。

　　5月3日至5日，刘伯承和邓小平组织指挥了白晋战役，这是一次较大规模的以交通战为主的进攻战役。刘伯承率师指挥所亲临前线，拟制了周密的作战计划，集中了七个多团的兵力，发动了2万多群众进行协助，仅用了一日两夜的时间，就将日军经营了一年多，伸入晋东南腹地的白 (圭) 晋(城)铁路彻底破坏了100多华里，摧毁大小桥梁50余座，消灭敌人 300多名。这次战役极大地打击了日军对晋冀豫根据地的交通战略，使抗日军民取得了破路作战的宝贵经验，并吸引了晋城方面的日军，协助了国民党友军作战。

　　8月20日由八路军总部发动的百团大战，更是一次空前规模的以交通破击战为主的进攻战役。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38 个团参加了这次战役。战役共分三个阶段。

　　8月20日至9月7日，是战役的第一阶段，即正太路破击战。一二九师的任务是破击正太路榆次至阳泉段，刘伯承设指挥所于安丰以北的明水头。部队按照预定部署，通过正太路外围封锁线，直扑铁路线，拆路轨、毁桥梁、炸隧道、攻车站，把200里铁路路面翻了个底朝天，沿线据点也大部攻克。在阻援方面，七六九团等部队进行了狮垴山阻击战，英勇抗击了由阳泉出援的日军; 三八六旅等部队在昔阳县卷峪沟、和顺县双峰等地，与由榆社、太谷出援的日军激战，给敌以重创。

　　9月23日至10月1日，是战役的第二阶段，即榆辽战役，目标是摧毁敌伸入太行腹地的榆社到辽县的公路及沿线据点。刘伯承将指挥所移到宋家庄。部队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在短短的一个多星期内，彻底破坏了榆辽公路，拔除了沿线的部分据点。在攻取主要据点榆社、管头、石匣等战斗中，击溃了敌人的顽强抵抗，其中榆社据点经四次攻击方才得手。

　　10月6日至12月5日，是战役的第三阶段，即反“扫荡” 作战。反“扫荡”作战共分三次。10月6日，日军由白晋、平汉、平辽等线分十几路出动，每路千余至3000人，合击辽县地区。刘伯承调动一二九师主力在榆辽公路上的榆树疙瘩设伏，予敌人以痛击，粉碎了日军的第一次“扫荡”。10月20 日，日军又以万余兵力，再度深入太行根据地“扫荡”，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和摧毁八路军总部及后方机关。刘伯承指挥部队据险抗击，并以外线部队击敌侧后，挫败了日军的阴谋，使其第二次“扫荡”又告失败。10月30日，在武乡县关家垴开始了对日军一个大队的歼灭战，这就是著名的关家垴战斗。刘伯承协助第十八集团军 (即八路军) 副总指挥彭德怀在前线指挥。部队经过连续冲击，激战两日，终将被围之敌500 人大部歼灭，只几十人逃脱。关家垴战斗以后，敌人逐步撤退，第三次反“扫荡”到此终止，百团大战也胜利结束。

　　在百团大战的三个阶段中，一二九师及参战群众共计破毁铁路91公里、公路1 015公里，共进行大小战斗520多次，毙伤日伪军7000余名，俘日军70名、伪军400余名。但一二九师也付出了亡2 200余人、伤5 100余人的重大代价。

　　百团大战的意义是巨大的。它歼灭了大量敌军，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囚笼政策”，破坏了敌人的交通和掠夺物资的经济开发计划; 锻炼提高了大发展中的八路军的战斗力; 振奋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胜利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在百团大战胜利结束后，刘伯承曾经充分地肯定了它的意义，指出它“不但粉碎了敌人的 ‘囚笼政策’ ，而且改变了国内战局和太平洋的局势。”①但他也认为百团大战中过分强调了正规战，过多地采取阵地战的战法，是“应该引以为教训的”②。

　　1941年至1942年，晋冀豫解放区跟全国各解放区一样，进入了严重困难的时期。为了打开这一严重局面，邓小平于 1941年4月提出了以武装斗争为核心的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刘伯承要求全区大力组织游击集团，加强边沿区的对敌斗争，并对游击集团的组成和作战进行了详尽的规定。游击集团是刘伯承在斗争实践中总结和发展起来的一项重要的军事组织形式，它把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自卫队统一编组起来，发挥整体作战威力，在对敌斗争特别是反“扫荡”中起到了全民皆兵的作用。

　　1941年11月，刘伯承指挥太行区军民粉碎了日军发动的秋季大“扫荡”。这次“扫荡”，日军出动近万人，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日军兵分三路，中间一路作牵制，主力由两翼包围，企图以袭击方式歼灭一二九师部队。刘伯承洞悉敌人的奸谋，用游击部队配合民兵沿途予敌袭扰，主力则隐蔽待机。日军徒劳奔波，处处扑空，终因疲惫不堪而撤走。第二阶段日军调集兵力奔袭一二九师领导机关和八路军总部兵工厂。刘伯承指挥师机关及时转移，以一部凭险拒敌，保护兵工厂的安全，主力转到外线，猛烈袭击敌后方补给钱和重要城镇。日军在内外夹击下慌忙退走。

　　1942年2月间，刘伯承又胜利地指挥了太行区的春季反 “扫荡”。日军的春季大“扫荡”，因对太岳、太行区同时用兵，战线过长，有利于根据地军民发挥游击战争威力。刘伯承指挥军民以多层次的组织指挥形式，即军分区、野战旅以上的战役组织和县、区、村三级游击组织相结合; 以多样式的战术，即伏击、袭击、急袭、据险机动、夜间活动等交替使用，迅速有效地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五六月间，敌人对太行南北地区进行了夏季大“扫荡”。这是一场空前激烈的战斗。日军吸取了春季“扫荡”失败的教训，改用 “集中兵力，辗转合击”的战法，自5月20日至6 月8日，纠集2.5万人“扫荡”太行北部; 6月8日至20日，又集中1.5万人“扫荡”太行南部; 目标主要是捕捉八路军高级领导人和领导机关。在战术上，日军采用铁壁合围、捕捉奇袭、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手段，所到之处，一律实行残酷的 “三光”政策。根据敌情，刘伯承对反“扫荡”作了全面安排： 一二九师兵分三路，一路保卫八路军总部;一路留在内线，领导地方武装、游击队对敌作战; 而大部主力则转出外线，打击敌侧背，袭击敌占区要点，破坏敌交通线，迫敌回顾。刘伯承亲率师指挥部前梯队在内线与敌周旋。从5月22日到6 月7日，他昼夜转战在日军活动的缝隙中，正确地掌握利害变换线，在日军的合围将拢未拢的时候，巧妙地躲开日军大部队的分进合击，还摆脱了日军小分队“挺身队”的突然袭击，牢牢掌握着反“扫荡”的主动权。6月10日，他率师部适时跳出日军重新组织的大合围圈，转到外线。这期间，内线的游击战和外线的破袭战互相配合，狠狠打击了敌人。外线一支部队曾一度袭入长治机场，烧毁敌机3架、汽车14辆。日军“扫荡” 整整一个月，往返徒劳，备受打击，以失败告终。

　　就在这次反“扫荡”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指挥部队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噩耗传来，刘伯承十分悲痛。他与左权有着长期的交往和亲密的友情，他的许多俄文译作，是在左权的合作或帮助下完成的。他常说： “我在语文上有两位老师，中文学小平，俄文学左权。”①7月，他与邓小平一起写下了感情真挚的悼念左权的文章。

　　在严重困难时期，为了战胜灾荒，减轻人民负担，坚持对敌斗争，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实行了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

　　精兵简政主要是紧缩领导机关，减少指挥层次，充实战斗连队，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在刘伯承、邓小平的严格要求和督促下，这项工作进行得比较彻底，机关的机构和人员大大减少，连队兵员由原来平均50人增加到100余人。毛泽东曾表扬晋冀鲁豫边区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②。

　　在大生产运动中，刘伯承和邓小平同时抓了发展生产和厉行节约两个环节。1941年以前，他们就对各级部队规定了一定的生产指标和助耕任务。1942年，在刘、邓领导下，掀起了开荒热潮，部队每人种地三亩，自给一季粮食。在节约方面，他们处处强调精打细算，杜绝浪费现象，规定从战士到师级干部，每人每月只发1.5—5元的津贴费，菜金每人每天一角二分。刘伯承亲自提倡节约用纸，一张纸做四次用，第一遍用铅笔写，第二遍用毛笔写，写完一面，翻过来再用。

　　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的成功，使根据地胜利地渡过了难 关。

　　1942年12月16日，太行根据地军民为刘伯承50寿辰举行了隆重而热烈的庆祝活动。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杨尚昆等领导人以热情洋溢的诗文致贺，一致表彰刘伯承奋战敌后、英勇抗日的杰出贡献。刘伯承心情激动，在答词中说： “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①

　　1943年，根据地进入恢复和再发展的新时期。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军民继续坚持对敌斗争，从各方面积蓄力量，为反攻和战后作准备。刘伯承总结了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活动的经验，进一步完善了“敌进我退”的方针。9月底，他和彭德怀离太行赴延安，参加延安整风运动。1945年4月，刘伯承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0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反攻命令。刘伯承和邓小平等遂命令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各战略区部队，迅速夺取敌占城市，破坏敌交通线。

　　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时，刘伯承和邓小平等人领导的晋冀鲁豫区已包括北起正太路与德石路，南至黄河，西自同蒲路，东到津浦路的广大地域，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人口2400余万，其中民兵40余万; 一二九师由抗战初期的9000人，发展到近30万人。

　　转战晋冀鲁豫

　　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成立，刘伯承任中央局常委和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25日，他们自延安乘飞机返回太行，到达晋冀鲁豫军区驻地涉县赤岸村。这时，国民党阎锡山部已侵入了上党地区，占领长治及其周围城镇。

　　刘伯承和邓小平迅速部署了上党战役。8月28日，召开直属机关干部动员大会，刘伯承作上党战役动员，指出这是中华民族两条道路、两种命运又一次激烈搏斗的开始; 号召大家“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为了配合重庆谈判，必须而且一定要迅速歼灭上党的敌人! ”①8月29日，刘伯承和邓小平等向中央报告： “阎军1.6万人深入上党，非集结重兵予以消灭不可。已令太行、太岳主力及冀南的8000人共约2.8万人，坚决消灭该敌。”

　　战前，刘伯承认真研究了这次战役的特点，精心起草了《上党战役中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②。当时，参战的晋冀鲁豫各区部队，多年来实行分遣，进行游击战争。这时马上集结起来，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存在着不少困难，装备不足，人员不充实，战斗作风也有问题，而阎军装备齐全，长于防御，且据守着日军多年修筑的坚固工事。因此，刘伯承特别重视部队由分散的游击战向集中的运动战转变时的战术运用，有针对 性地写出了“城市战斗的战术指导”和“野战(运动战) 的战术指导”，解决了各级作战指挥上的难题。

　　9月7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发出了上党战役第一号作战命令，随即率指挥部开赴前线。

　　战役于9月10日至10月12日进行，分为攻城打援和夺城打援两个步骤。第一步是逐次夺取长治外围诸城镇，调动长治守敌出援，以便歼援敌于运动中。因长治敌人出援后又缩回，遂乘势攻取长子、壶关等五城。第二步在强攻长治时，阎军出动大批部队来救援。刘伯承果断改变部署，调集主力北上，在老爷岭、磨盘垴一带歼灭了援敌，然后又歼灭了长治出逃之敌，占领了长治。

　　上党战役，刘伯承、邓小平以3.1万兵力对阎锡山军3.8 万人，取得歼敌3.5万人的重大胜利。这是人民军队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一个大胜仗。它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斗争; 使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背后有了靠山，为很快转入平汉路作战创造了条件。

　　10月中旬，国民党军孙连仲部三个军由新乡沿平汉线北上，打算打通平汉铁路，以利往平津和东北运兵打内战。为了打破国民党军的这个企图，刘伯承和邓小平奉命到邯郸地区组织平汉战役。刘伯承、邓小平运筹帷幄，10月10日就给刚刚改编的第一、第二纵队发出指示，要求他们采取有力行动，在滏阳河河套预设歼灭敌人大兵团的战场。

　　刘伯承和邓小平制定和下达了新的战术指示，重点指出应从弱处着手，不断扩大战果，直至全歼敌人;提出了“攻弱则强者亦弱，攻强则弱者亦强”的著名战术原则。刘伯承在布置作战任务时，进一步要求部队：“对强大的敌人，要象猫逮老鼠那样，先把它盘软，再把它吃掉。”①

　　战役自10月20日发起，至12月2日结束。经过阻击，把敌人引到了漳河与滏阳河之间的预设战场，使敌人在多沙的河滩上无法构筑工事，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接着采取先打弱后打强的连续猛烈的攻击，歼灭了敌40军和30军，俘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三十军军长马法五以下2.3万余人，促使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领新八军1万余人起义。这一胜利，进一步打乱了蒋介石的内战部署，对迫使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签订停战协定，起了重要作用。

　　1946年2月26日，刘伯承率20人赴新乡参加停战执行小组的谈判。途经安阳，刘伯承舌战交通小组美国代表考尔，批驳了他对解放区军队反对恢复交通的指责，严正指出： “破坏铁路，是人民要求和平的举动。人民担心恢复交通，会加快运兵打内战。”②在新乡，刘伯承当面嘲讽侈谈和平的国民党豫北驻军总指挥王仲廉，对他说： “和平的真假要靠事实来回答。如王将军真有和平诚意，我们表示欢迎; 但如果要想搞假和平、真战争，我们只好奉陪到底。”③

　　谈判归来，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晋冀鲁豫区军民坚决打击国民党军的违令进犯，利用休战时机抓紧备战教育和开展练兵，始终保持了应付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高度警惕。6月10日，刘伯承在旅以上干部练兵会议期间亲自参加实弹射击，为练兵备战作示范。

　　6月26日，国民党军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点燃了全面内战的罪恶战火。刘伯承和邓小平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统一部署，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出陇海路徐州、开封段，发起了陇海反击战役，开始了解放战争的内线作战。刘伯承以其特有的胆识，毫不顾忌自己的侧背，指挥数万大军兵分两路，秘密通过敌据点密布的60里纵深地区，突然出现在300 里铁路的宽正面上，对沿线敌人发起了有重点的攻击。这次战役自8月10日始，至20日止，历时11天，歼敌1.3万余人，破坏铁路300里，实现了预定目的，支援、接应了中原军区部队突围，吸引了正向华东进攻的国民党军主力第五军、第十一师等部回援陇海路。

　　国民党军立即集结30万重兵来围攻晋冀鲁豫野战军。8 月28日敌人开始行动，企图从徐州和郑州东西两个方向上采取钳形攻势，把晋冀鲁豫野战军消灭在冀鲁豫区的菏泽和定陶地区。敌军两路合击，步步深入，气势咄咄逼人。刘伯承分析敌军兵力虽多，但每路的前锋最多只有两个师，而且指挥并不统一，有嫡系与非嫡系的矛盾，乃决心创造战机，集中兵力歼灭敌突出孤立的一部分，打击的目标选中整编第三师。他认为，整三师是从追击中原部队的途中调来的，是疲惫之师; 它又是郑州一路敌人中的唯一的嫡系部队，有骄纵之心，如遭打击，非嫡系部队不会积极救援。

　　刘伯承以两个团作运动防御，一步步把整三师引到定陶县大小杨湖地区的预定战场，然后迅速调整部署，确定用四个纵队先打二十旅，得手后再攻歼师部和第三旅。这样，在局部上敌我兵力对比为一比五，我方占绝对优势。

　　大杨湖攻歼二十旅的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敌军依仗援军离得较近，拚命固守待援。刘伯承亲自赶到担任主攻的第六纵队指挥，要求指战员们以大无畏的气概摧垮整三师的防御。经过连续猛烈的攻击，终于将二十旅歼灭，然后移兵歼灭了第三旅和整三师师部，活捉整三师师长赵锡田。刘伯承挥师乘胜扩大战果，又围歼了四十七师和四十一师各一部。定陶战役自9月 3日至8日进行，共计歼敌1.2万余人。

　　定陶战役的胜利，给敌人以极大震动，给人民解放军以巨大鼓舞。9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蒋军必败》的社论，称它是“继中原我军胜利突围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胜利。这三个胜利，对整个解放区南方前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

　　9月29日至10月7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巨野县的龙堌集和张凤集对国民党军第五军、第十一师发动了巨野战役，目的在进一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摸清占敌人所谓五大主力之二的这两支部队的战斗力。但因敌兵力强、装备优，战役未取得明显效果。刘伯承在战役总结中认为，这次战役没有坚持大踏步机动的原则，“陷于 ‘牛抵角’ 僵持的笨拙状态”，实际上陷入了被动①。刘伯承作战指挥上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样表现在他对教训的正视和吸取。

　　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大军继续在冀鲁豫战场纵横驰骋，与兵力占优势的国民党军斗志斗法，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术，连续举行了鄄南、滑县、巨 (野) 金(乡) 鱼 (台) 等战役。

　　鄄南战役，刘伯承杀了敌人一个回马枪。那是10月中旬，为打破敌人密集推进的态势，创造战机，刘伯承率野战军主力 回师黄河南岸休整，敌人长驱直追。刘伯承发现进至鄄城以南的敌刘广信旅处于孤立的地位，遂以小部队迷惑抑留强敌，主力则以急行军直扑鄄南，一举歼灭了8000多名敌人，缴获美式榴弹炮等火炮130余门。刘伯承用这些炮组建了野战军的第一支炮兵部队。

　　滑县战役，刘伯承成功地运用了“猛虎掏心”战术。11月 4日，野战军在濮阳县白衣阁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刘伯承在会上总结了四个月作战的经验，指出要进一步运用运动战方针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滑县战役于11月18日发起，攻击目标是驻守在滑县一带的敌孙震集团。刘伯承指挥部队避开敌人的前锋据点，突然透入其纵深80余里，先攻歼了三个旅部，然后攻歼其下属部队。由于先打敌指挥中枢，造成敌整个部队的混乱，经四天战斗，共歼敌1.2万余人，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巨、金、鱼战役，刘伯承采用了“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 攻其所必退，歼其退者”的战术。战役开始，晋冀鲁豫野战军围攻金乡等城，吸引了敌方先觉、张岚峰、刘汝珍等由鱼台、定陶、菏泽来援。刘伯承逐次转用兵力，各个击破。战役自12月30日始，1947年1月16日止，共歼敌2.6万余人。

　　为了破坏敌人“鲁南会战”的计划，抑留王敬久集团使其不能东调，减轻华东野战军的压力，同时开辟陇海路南北战场，刘伯承和邓小平又组织了豫皖边战役。刘伯承和邓小平各率一个作战集团进入陇海路南北地区，避开敌人主力，果敢地向敌人薄弱地区猛烈突击，在宽大机动中歼灭分散孤立的敌人，有效地实现了战役目的，前后歼敌1.6万余人，拖住了王敬久集团。

　　1947年3月，蒋介石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把重点置于解放区的东西两翼——山东和陕北，中央战线的兵力较为薄弱。为了打击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部对位于敌人中央战线上的豫北地区进行了局部的战略反攻。3月 19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豫北反攻命令，规定这次战役的任务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彻底摧毁敌铁路交通线，破坏敌人东西战场的联络，大量调动敌人，打乱整个国民党军的部署。这次反攻战役历时近两个月，共歼敌4.5万余人，基本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别是摧毁了豫北这个国民党军联系东西战场的枢纽区的防御体系，为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