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简历简介生平经历 刘伯承的故事 刘伯承的子女后代

　　青少年时代

　　刘伯承，原名刘明昭，1892年12月4日出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乡张家坝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祖父刘正富精明强干，会种田，兼做铁匠活，还吹得一手好唢呐，常常被邀到有婚丧嫁娶的人家去吹奏，经济来源多于一般农户，加上持家节俭，家道渐至小康。刘伯承的父亲刘文炳读过十多年私塾，原想通过科举考试光大门楣，但在参加秀才考试时，因出身“吹鼓手”，被视为“倡优”之后而逐出考场，从此落得一个 “泥脚文人”的称号。父亲文场失意，便把借读书发迹的希望寄托到长子刘伯承身上。刘伯承从四五岁起，就跟着父亲读《三字经》、《幼学琼林》之类的启蒙书籍。他天资聪颖，小小年纪便能熟记许多书文。父亲盼子成龙心切，一个劲地给他增加读背课文。有一次，母亲让他把当天学过的书背诵一遍。他知道母亲识字不多，便胡乱地应付了几句。恰巧父亲在里屋听见，厉声斥责道： “老实告诉你，我没得南庄田、北庄地，只有一管笔、一锭墨留给你，你不用功，看你日后如何得了。” 父亲的严厉管督，使刘伯承自幼养成勤奋好学的习惯，也产生了奋发有为的思想。

　　稍长，刘伯承入本村私塾就读，前后达六年。私塾老师是位外乡来的颇有识见的穷秀才，参加过太平天国革命军，有反清思想。他讲述的太平天国均田免赋、与清军英勇作战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刘伯承，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反抗旧世界的种子。老塾师还指导学童习武强身，教他们长拳、八卦掌、棍棒术。刘伯承练得很起劲，不长时间，招式已有板有眼。老塾师见了，捋着胡须微笑道： “孺子可教也。”刘伯承学业上进步也很快，子曰诗云背得滚瓜烂熟。他还尽心尽力地练毛笔字，常常用右手食指当笔，往左手手心里描画，练笔势、笔锋，细心揣摩“永字八法”，一手端方秀逸的楷书初具轮廓。在私塾后期，刘伯承按照起、承、转、合的规矩，学写八股文。不过，他对课业以外的古诗文和联对子，则有着更大的爱好。唐诗、宋词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古典名著，他都读得很用心，深得老塾师的器重。

　　资产阶级维新思潮促进了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变化，“废科举，兴学堂”的呼声传到了偏远的川东小邑开县。1904年，刘伯承转入离家不远的灯草坝汉西书院求学。汉西书院是刘氏宗族中一位具有维新思想的康生开设的，教授内容以“新学” 为主。刘伯承初次接触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和国文、数学、物理、化学等新的课程，感到十分新鲜。他把这些看作是新的“经世之学”，学起来十分用心。1905年，开县办起县立高等小学堂。刘伯承在家庭的支持下，前往县城求学。这所学堂一时荟萃了本县内外的人才，一些在日本留过学或饱有才学的“新学”派人士应聘到学堂任教，新学科目比汉西书院增加了很多; 具有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教师还秘密传播进步书刊。刘伯承在课堂上勤奋地吸收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在课外与同学争相阅读由东京传来的《鹃声》、成都传来的《四川》等杂志，以及邹容著的《革命军》 和陈天华著的《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书籍; 还有赫胥黎的 《天演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西方进化论著作。他的视野变得开阔了，看到了世界的新潮流，初步认识到中国社会的黑暗腐败和变革趋势。1906年，刘伯承以各科全优的成绩毕业于县立高等小学堂，接着进入夔府官立中学读书。刚过半年多，正当他潜心学习新知识的时候，父亲不幸因病去世了。家庭的变故使他不得不停止学业。

　　父亲死后，本来就不很富裕的家境陷入困顿。家里仅有几间茅屋，十几亩塝田，要维持孤儿寡母七口人的生计是十分艰难的。不满15岁的刘伯承，协助母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他跟母亲、姐姐一道，每天披星戴月，泥里水里埋头耕作。一年到头，只能收四五担毛谷，一家人常以红苕、杂粮和糠、菜充饥; 一到春荒时节，只得靠挖野菜、采树叶勉强度日。为生活所迫，母亲几次要把最小的弟弟和妹妹忍痛送人，刘伯承跪倒在母亲脚下苦苦哀求： “娘，一家骨肉不能分离，我去打短工、下煤窑，也一定要让弟弟妹妹活下去。”母亲抱着他和弟弟妹妹哭成一团，哽咽着说： “好，不送了，娘和你们娃子死活在一块。”

　　从此，刘伯承除了干自己家的庄稼活外，还到处去打短工、干零活，拼死拼活挣几个钱养家餬口。揽不着活儿的时候，他就到十几里外的煤场去挑煤炭，担到附近的乡场上去叫卖。每当夕阳西下，暮霭重重的时候，母亲和弟弟、妹妹总站在屋前的黄槲树下，远远地等候着他的归来。刘伯承或是扬一扬手中的铜板，或是晃一晃装在煤筐里的米袋，竭力给家人一点安慰。

　　沦落到生活的底层，使刘伯承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过去，他有条件读书求学，有机会走一条个人飞黄腾达的道路; 如今命运把他抛到了最贫贱的民众里面，他必须站在新的角度来观察社会和人生。他切身体会到千千万万穷苦农民耗尽血汗难得一家温饱的辛酸，亲眼目睹黑瘦佝背的挖煤汉子天天提心吊胆地钻矿洞，有时钻进去就永远出不来的惨状。生路在哪里?希望在哪里?他的目光自然地转向了革命的风云。这时候，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全国各地开展革命活动，已经有了相当的声势。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地接连不断的反清武装起义，震撼着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熊克武等人在川中组织领导的成都起义(1907年) 、广安起义(1909年)，引起了广泛的反响。革命者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敢于牺牲个人性命的大无畏精神，给刘伯承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影响。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理想、抱负，与现存制度格格不入; 民众的利益与上层统治集团的巧取豪夺水火不容。不推翻反动、腐朽的清王朝，中华民族就没有光明，下层民众就不能抬头，自己也就没有出路。刘伯承朦胧地意识到，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是埋葬帝制、富国强民的救世良方。

　　当时的上海，是同盟会在国内活动的中心。刘伯承抱着对革命向往的心情和找职业的愿望，于1910年邀集了上高等小学堂时的两位同窗好友前往上海。他们茫然地在大上海东撞西碰，既没有遇见革命党，更没有找到孙中山，连谋生的职业也没有着落，只好扫兴地返回故里。

　　当年年底，刘伯承奉母亲之命与程宜芝结婚。这是一门早年订的娃娃亲。刘伯承虽一直心有不满，但在母亲的坚持下只得同意完婚。后因刘伯承在外从事革命活动，双方脱离了关系。

　　川中名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四川和全国许多地方很快树起了起义和独立的旗帜。刘伯承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他特别惊异于革命武力的神奇作用，决心到万县投身学生军，走一条富国强兵的道路。母亲不忍让支撑门户的长子去从军。刘伯承劝慰她说： “娘，你别难过。与其在家糊里糊涂混日子，还不如到外面闯一闯，或许是条出路。”亲戚朋友赶来相劝，有的告诫他 “刀枪无情，莫拿性命去冒险”; 有的表示愿意帮助他去学经商，走一条生财发家的平稳道路。刘伯承坚定地说： “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一身之富贵?”①

　　刘伯承于1911年底参加学生军，1912年春以文武各课兼优的成绩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在将校学堂里，他勤学苦练，一丝不苟。为了加深理解动作要领，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单独加练;军事理论上注重掌握一般的概则和战术条目，认真钻研中国古代兵法家孙武、吴起、司马穰苴和刘伯温等人的著作; 生活上十分节俭，每月所得津贴，除了买一些书外，余下的都寄给母亲，补贴家用。将校学堂十个月的生活，奠定了刘伯承军事生涯的基础，初步养成了他严谨、缜密、勇猛、沉毅的性格和良好的军事素质。

　　年底，刘伯承提前在将校学堂毕业，被分配到川军熊克 武①第五师任司务长，不久改任排长。1913年7月，第五师响应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在四川境内与北洋军进行战争。刘伯承随部队到綦江作战。战斗打响后，他奋勇当先冲向敌阵，到了敌人跟前才发觉自己的一排人多数没跟上来，只好退下来。生平第一仗就没打好，给刘伯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过多年他还记忆犹新地说： “当时，我是有勇无谋，只管一个人冲在前面，没组织好一排人”②。8月，部队转攻泸州附近的寒场坡。他吸取了上次战斗的教训，事先对全排士兵作了动员和组织，攻击中又抓住了敌人的薄弱环节，因而一举突入敌人阵地。刘伯承的勇敢和主动精神，受到上司的赞赏，不久被升为连长。

　　“二次革命”不足两个月便归于失败，川军第五师也在优势敌军的围攻下遭到瓦解。刘伯承在撤退中左脚负伤，潜回开县老家养伤。为了躲避四川北洋军阀衙门的缉捕，刘伯承于 1914年春与几位战友顺江出川，前往上海。轮船驶出三峡，刘伯承伫立甲板，眼观两岸青山对出，前方水天一色，一股豪情涌上心头，不觉吟出一首《出益州》的七律：

　　微服孤行出益州，

　　今春病起强登楼。

　　海潮东去连天涌，

　　江水西来带血流。

　　壮士未埋荒草骨，

　　书生犹剩少年头。

　　手执青锋卫共和，

　　独战饥寒又一秋①。

　　这位始入社会、初历战阵的青年军人，丝毫不因暂时的挫折而气馁，反而表现出愿为共和大业战斗到底的昂扬气概。

　　在上海，刘伯承出入于四川反袁军人和外省革命志士的住所，了解全国革命形势和各反袁组织的主张，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1914年秋，刘伯承在上海加入了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接着参加了由中华革命党组织和领导的爱国反日运动，初步经受了群众运动的锻炼。

　　1915年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发动，刘伯承等三人受中华革命党派遣回川，联络各方反袁势力响应。他们沿江奔走于奉节、万县、涪陵等地，联络、说服革命党人、“哥老会”首领及其他反袁志士，揭起护国讨袁大旗。几经周折，集合了千余人的队伍，编为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由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王伯常任支队长。王伯常不熟悉军事，由刘伯承负责军事指挥。1916年初，蔡锷指挥的云南护国军进军四川，与驻守四川的北洋军在川南泸州、纳溪展开激战。刘伯承指挥第

　　四支队积极策应，在川东忠县、丰都、涪陵、长寿一带沿江地区，以游击战的方式骚扰和拦截北洋军的后方交通线，有力地配合了护国军主力对北洋军的作战。就在3月20日攻打丰都县城的战斗中，刘伯承头部连中两弹，一弹擦伤颅顶，另一弹从右边“太阳穴”穿入，透右眼而出，造成右眼残废。此时，有人好意劝他弃军从商，图一个安定的生活。刘伯承昂然回答： “道路既已择定，当百折而不回! ”①

　　1917年护法战争又起。这是孙中山为反对袁世凯的继承人段祺瑞，以维持《临时约法》相号召而发动的一次战争。熊克武的第五师东山再起。刘伯承回到第五师第九旅任参谋长。该师在孙中山的号令下与依附北京政权的四川督军刘存厚相对抗。1918年1月，刘伯承代表第五师与代表云南靖国军的旅长朱德进行谈判，达成双方一致对敌的协议。这两位志同道合的爱国军人相见恨晚，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接着，刘伯承随第九旅进军成都，在部队受挫时临危受命担任营长，率部从康家渡强渡涪江，打垮了优势敌军的防御，尔后以破竹之势直趋成都北门。3月，刘伯承任四川督军熊克武辖下的督军署警卫团中校副团长。

　　从1920年7月起，刘伯承担任熊克武部第二混战旅第一团团长，到1923年9月因大腿负重伤暂时离队止，三年间每逢作战经常被旅长张冲委为第一路指挥官，率领旅主力作战。这期间，全国政局动荡不定，四川的政治风云也反复多变，军事斗争大多演变为军阀混战。刘伯承主观上认为自己是站在孙中山的旗帜下为正义而战，为救国救民而战，他还不可能站在 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评判战争的是非。多年来在硝烟战尘中出生入死，加上自己勤于钻研，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相当大的提高，双方的指挥官都视他为军事奇才。1921年8月，刘伯承带着他的第一团到湖北宜昌跟北洋军的一个团作战。敌方以水田为障碍进行防御，刘伯承以一部兵力绕到敌翼侧佯攻，而以主力从正面水田强攻，一气将敌击败。事后，有个军官不解地问他： “团长，你向来不主张正面硬攻，这次为什么敢于冒险呢?”刘伯承笑了笑说： “敌人满以为有水田作障碍，我就不会从正面进攻。其实水田的障碍性很有限，我不过是给他来一个小小的出其不意。” 1922年6月，熊克武的第一军与刘湘的第二军混战，刘伯承在行军中跟敌方部队不期而遇，敌方占据要隘，地形于己不利。刘伯承立即把团属重机枪全部调上来，一阵猛烈射击，打得敌人落荒而逃。按照川军作战的一般规律，团一级指挥官总是把重机枪放在后队，前队一旦顶不住就带着重机枪逃走。因为军阀们把装备看得比士兵的生命更为重要。刘伯承抓住敌方指挥官的习惯心理，用违反常规的打法，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效果。

　　1923年四川讨贼战争中，刘伯承指挥第二混战旅纵横驰骋，先用长途奔袭手段解决叛军一个旅，再在成都东南的龙泉驿坚守四昼夜，抗击了数倍于己的敌军的猛攻，保住成都城不落敌手。刘伯承“川中名将”的声名从此大噪。刘伯承的英勇奋战终究不能扭转整个大局，讨贼军在北洋军和刘湘的联合进攻下以失败告终。9月，刘伯承在一次战斗中右腿中弹负重伤，入医院治疗。

　　刘伯承养伤期间，开始了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吴玉章和杨公两位马克思主义者促成了他思想上的深刻变化。 吴玉章与刘伯承早在护国反袁时就相识，杨闇公是经吴玉章介绍与刘伯承结识的。他们向刘伯承介绍当时全国的形势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刘伯承的内心受到很大的触动。他回想当年怀着富国强兵、救国救民的满腔热忱从军征战，十余年来弹痕遍体，理想却根本没有实现，感到确实需要重新考虑今后的生活道路。刘伯承选择共产主义道路是经过深入的思考和反复的研究的，这表现了他“深思断行”的性格特点。一次，有位熟人动员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他认真地回答说：“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向。”①1924年夏至1925年夏，刘伯承随吴玉章出川到外地考察。此行，他两度到上海，看到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并亲身经历了“五卅”运动，实际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在北京，他见到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的负责人之一赵世炎，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在广州，他看到国共两党已实行了合作，共同反帝反封建，同时目睹了省港大罢工。一路上，刘伯承跟吴玉章畅谈自己所见所闻的感想，认定中国共产党是拯救中国的希望。1926年5月，经杨阇公、吴玉章介绍，刘伯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②，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入党后，刘伯承负责四川党内的军事工作。为了便于在川军中活动，国民党给他以“中央党部特派员” 的名义。1926 年11月，刘伯承任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委员。为了策应北伐战争向长江上游发展，推动四川军阀易帜，他与杨公、 朱德一起组织领导泸州、顺庆起义。起义前夕，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召开了国民党四川第一次代表大会，从政治上造成革命声势，以配合武装起义。刘伯承在会上作了 《军事报告》，介绍了北伐战争迅猛发展的形势，指出四川方面应以实际行动响应北伐。1926年12月1日泸顺起义发动，刘伯承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指挥5000多名起义官兵英勇抗击四川军阀部队的联合围攻，在泸州城坚守了167天。这期间，他被武汉国民政府委任为暂编第十五军军长。泸顺起义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于1927年5月失败，刘伯承设法北越秦岭走出四川，脱离了被反动军阀逮捕的危险。

　　南昌起义的参谋长

　　刘伯承匆匆出川后，途经陕西、河南，于7月11日到达武汉。在西安，他囊中告罄，幸得陕西军务会办邓宝珊接济，才继续成行。

　　1927年7月的武汉，已是一片混乱。刘伯承先找到了时任武汉国民政府五人行动委员会委员的吴玉章。吴玉章告诉他，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已作了改组，陈独秀被撤销了总书记职务，由周恩来、张国焘等组成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正在考虑新的斗争方针。不几天，刘伯承来到九江，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到南昌参加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他立即奉命赶到南昌。7月27日，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在江西大旅社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刘伯承和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出席。周恩来概述了起义的目的和方针，强调了要周密准备，出敌不意，一举告成。接着，宣布了中共中央指定的前敌委员会组成人员，书记周恩来，委员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谭平山。为了保证前敌委员会及时作出正确的军事决策，周恩来提议设立参谋团，获得与会者一致赞成。参谋团以刘伯承为参谋长，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聂荣臻等为委员①。同时，成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任命贺龙为总指挥。会议在决定了起义领导机构的组成之后，即由参谋长刘伯承介绍敌情。经过几天的了解和研究，刘伯承对南昌周围以及环绕江西全省的敌情，已经摸得很透。他根据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陈兵相对的形势，一一说明了属于武汉政府系统的朱培德、程潜、张发奎、唐生智等各路军阀在江西境内的布防态势和企图，又说明了属于南京政府系统的李济深、陈济棠、薛岳等军阀可能进犯江西的兵力和部署。他强调指出： “从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环赣兵力来看，我们是处在十万大军的包围中。但目前宁汉对立，相互陈兵戒备，一时不可能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我们要钻这个空子，在敌人来不及增援的情况下，发动南昌暴动，速战速决，夺取起义的胜利，然后会师东江。”② 他进一步分析了南昌市内外的敌我态势： “在南昌市内和近郊，总计我党可以掌握的兵力约二万零五百人，敌人只有五个主力团等一万余人，我们占优势，包围着敌人; 在吉安、临川、九江等地，又有优势的敌军包围着我们，有的二十四小时可以赶到南昌，有的两天内可以赶到。因此，要在一个夜晚全部解决战斗，如果让敌人增援部队到达，战局就复杂了，下一步行动就增加了困难。”③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把敌情摸得这样清楚，与会者都十分佩服刘伯承这位川中名将的军事才能。

　　8月1日凌晨2时，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了。贺龙、刘伯承率领二十军攻打位于鼓楼附近的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及其下辖的第七十九、第八十团。由于起义军各部英勇奋战，很快打垮了敌人的抵抗，清晨3时，起义军完全控制了南昌。

　　8月1日上午9时，在原省政府西花厅召开中国国民党各省党部及特别市党部、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到会的有关地区代表40余人，其中多数代表是双重身分 (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 。刘伯承以四川代表的资格出席了会议。会上选举产生了革命委员会，下设秘书厅、农工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党务委员会、参谋团、总政治部、政治保卫处等机构，刘伯承任参谋团参谋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中共前敌委员会成了它的党团，当军事活动成为起义军的主要任务时，参谋团实际上成了起义军的领导中枢。

　　参谋团按原定计划部署南进。8月1日下午7时，在总指挥部召开参谋团会议，研究南进的路线，由刘伯承主持会议。南进的目的是到广东东江地区，利用那里的群众革命基础，并依靠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组织力量，重新北伐。由南昌到东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大路，经吉安、赣州、韶关、广州进入惠州地区; 一条是小路，经临川、会昌、寻邬进入嘉应州地区。会上发生了走大路和走小路两种主张的争执。刘伯承分析了走大路前有4万敌军阻截，后有1万余敌军追击，以寡敌众，难操胜券; 走小路则沿线仅有3 000敌军，敌人快速调集兵力受地形限制，遂得出走小路的结论。会议一致通过。

　　起义军于8月3日至6日撤离南昌，向南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两路并进，占壬田，下瑞金，势不可挡。敌军钱大钧屯兵会昌阻击。刘伯承建议第二十军沿瑞金至会昌的大道，从东北面发起进攻，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第十一军经西江市、洛口，从西北面发起攻击，以防钱大钧由会昌退回于都溜走。起义军按刘伯承的建议行动。8月30日向会昌发起攻击，叶挺指挥第十一军两个师担任主攻。攻击一度受挫，刘伯承陪同叶挺到阵地前沿视察，及时调整部署，终于将会昌攻克。这一仗消灭敌军6 000余，钱大钧带领残部狼狈逃窜。

　　8月31日，刘伯承在报纸上发现叛逃的二十军参谋长陈浴新向国民党当局报告南昌起义经过的消息，随即向周恩来提出改变进军路线的建议，起义军遂据此重返瑞金，改道长汀、上杭，顺利地进入广东，接连占领大埔、三河坝、潮州、汕头等地，主力接着西向，准备夺取惠州。

　　广东军阀集中12个团约1.5万人的兵力围攻起义军。汤坑一战，起义军伤亡2 000余人。接着潮州又告失守，起义军陷入了危机。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在普宁县流沙镇的天后庙里，召开最后决策会议，决定重要干部和非武装人员经海路撤离，武装人员经云落北去，与当地农民运动结合，坚持长期斗争。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遂告失败。刘伯承根据会议决定，由汕头经香港转赴上海找党中央。

　　刘伯承到上海后，中共中央决定派他到苏联学习。1927年 11月，刘伯承、吴玉章等30余人从上海乘坐一艘苏联货船，直达海参崴。转到莫斯科后，吴玉章入中山大学学习，刘伯承则进了高级步兵学校。高级步校为中国学员的到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刘伯承代表20多名新入学的中国学员致词，感谢校方的热情接待。他说： “中国革命事业暂时遭受挫折，党派我们来到列宁的故乡学习，这是极大的荣幸。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勉作布尔什维克，国内的革命事业在等待着我们。”①入学后，中国学员都取了俄国名字，刘伯承取名阿发那西耶夫 (АФá-Нáсъы) 。

　　在学习中，刘伯承首先下功夫攻克了俄文关。他已经36 岁了，右眼失明，学俄文比一般人困难更大。但他毫不气馁，常常以“功到自然成”自勉。他自备单词小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默记和背诵，连吃饭、走路，甚至上厕所的机会都不放过。冬日清晨的操场上，夜晚走廊的灯光下，常常屹立着他顽强学习的高大身影。就这样，他的俄语水平提高很快，是中国同学中较早能直接听懂教官讲课的一个。他曾在给川军旧友王尔常的信中提到这一段的学习生活： “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未行之时，朋侪皆以为虑。目睹苏联建国之初，尤患饥馑，今日已能饷我以牛奶面包。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 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祖国之心。然不过外文这一关，此志何由得达?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 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②

　　苏联高级步兵学校设置的军事课有战略学、战术学、地形学、射击学，政治课是联共党史和哲学。刘伯承虽然在军事上有基础，但他仍毫不懈怠，认认真真地抓好听课、操练、自学、 考核等每一个学习环节，使各科都取得了好成绩。实弹射击时，教官因他不能用右眼瞄准而准许他不计成绩，但他仍坚持参加考核。经过刻苦练习，硬是用左眼打出了合格的成绩。

　　1928年6月，刘伯承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周恩来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后，刘伯承作了《对军事问题补充报告》。“补充报告” 分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军阀制度产生的原因、本质及其组成，指出了中共开展兵运工作的方针和办法。六大期间，还成立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专题委员会，刘伯承列为南昌起义委员会的委员。他刚到苏联不久，就写了一份《南昌暴动始末记》①的专题报告，详细记述了南昌起义的全过程，并对起义的得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最主要的是总结出了四项“根本弱点”和八条“行动上的错误”。这四项弱点是： 在发动时间上，没有选择在我党力量尚未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刻; 在起义空间上，没有选择在群众基础广泛的两湖地区; 在革命武装数量上，没有把军事力量同群众力量结合起来; 在革命武装质量上，没有切实加强起义队伍的政治领导。八条错误是： 党的领导不力; 未能发动农民一起奋斗; 作战指挥不统一; 对敌斗争不坚决; 对敌我力量估量有错误; 财政政策不明确; 军事人材准备不足; 舆论宣传不够。这些意见，反映了刘伯承对革命武装的高度重视和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比较清醒的认识。

　　1928年下半年，刘伯承被调到苏联当时的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学院的主要课程有战略、战史、战役、军事地理等。刘伯承对战役课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联系自己的实 践经验，参照古今中外的著名战例，把握住战役的理论概则和一般程序。通过学习战史，他特别推崇俄国名将苏沃洛夫。苏沃洛夫从小就训练出良好的文化、军事素养，毕生视军事为生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性格刚毅、果断，作战指挥不畏艰险，善于审时度势，机敏应变，富于独创，军事学术上也很有造诣。刘伯承一贯善于从优秀人物身上吸取有益的东西，他对苏沃洛夫的赞佩就是突出的一例。

　　在苏联学习期间，刘伯承十分关心国内的革命形势。1929 年春，他读到了毛泽东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感到与自己的心息是相通的，不禁喜形于色。他找到同学屈武说：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打开了我的眼界，增强了我的信心。看来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从《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国内的斗争还是非常困难的。我很想现在就回国，上井冈山跟毛泽东、朱德一道战斗! ”①

　　1929年，中国东北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政府的怂恿下挑起了中东路事件，恶化了同苏联的关系。苏联红军调集兵力准备对东北军作战。为了配合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地区活动，苏联决定组建远东工人游击队，选调在苏联的中国、朝鲜、日本、蒙古等国的人员组成，并指定刘伯承任司令。

　　刘伯承奉命到伯力 (哈巴罗夫斯克)任职。他集合起600 余人的队伍，展开了严格紧张的军事训练，强调要练好基本军事技术，反复抓射击和投掷手榴弹的课目。他对战士们动员说： “枪法准是真本领，游击队员显神威就靠这个，机智加枪 法就是胜利的保证。”①当他发现游击队中有很多人不会滑雪，就立即增加了滑雪训练，并且身体力行，跟战士一样驾着滑雪板出没于茫茫银海。经过训练，这支由四国士兵临时组成的队伍，军容整肃，士气高昂，达到了参战的要求。

　　由于中东路战争很快结束，这支工人游击队并未参战，但刘伯承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能得到上上下下一致的称赞。此后，他返回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学习。

　　从上海到瑞金

　　1930年7月，刘伯承离苏回国，8月初到达上海，被委任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参与策划全国的武装暴动。这时，中国共产党内正是“立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李立三向刘伯承介绍了党中央要在南京、武汉、南昌等中心城市组织暴动的计划，说明根据地要向东发展。刘伯承刚回到国内，对根据地的力量和白区工作的基础还没有深入的了解，南昌起义和泸顺起义失败的教训记忆犹新，从内心讲他是不同意这种冒险主义的做法的，但坚强的纪律观念不允许他作出公开反对的表示，也没有在全局上对李立三提出任何建议，只是说根据地以向北发展为好，并指出南京如暴动成功，据提供的力量情况计算，最多只能固守一个月。李立三却把刘伯承的意见当作他执行冒险主义计划的根据，在8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先是搬出刘伯承向北发展的意见，提出要以六个军向北进攻，组织郑州、开封、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暴动，消灭冯玉祥和阎锡山 的力量。对南京暴动问题，李立三更是借着刘伯承说过的可守一个月的话，毫无道理地认为可以在这一个月中发动全国几千万、几万万群众起来拥护南京苏维埃，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决胜负①。

　　1930年8月下旬，周恩来、瞿秋白先后从苏联归国。他们是共产国际派遣回国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的。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在瞿秋白的支持下，说服李立三等人停止执行南京、武汉暴动计划;并决定派遣刘伯承去长江局任军委书记，贯彻共产国际指示，停止执行武汉暴动计划。刘伯承从周恩来那里了解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打算，心中隐忧顿时消释，便很高兴地接受了任务。9月初刘伯承到武汉后，向中共长江局书记项英和其他领导人关向应、任弼时等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着重说明武汉暴动的条件尚不具备，当务之急是抓住敌人的弱点来加强工作，以建立与巩固革命根据地。集中与加强红军的领导，广泛地发动农民暴动。刘伯承也谈到了向中心城市发展的问题，认为过去红三军团能单独打下长沙，现在一、三军团更可以用全力攻占长沙，并围绕着这个任务部署了长江局的军事工作①。这些意见固然反映了中共中央当时对“立三路线”的纠正尚不彻底，也反映了刘伯承当时的认识水平。当有人提出： 一、三军团如拿下长沙，是否接着打武汉或南昌，实现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刘伯承力主持重，认为“应依当时情形来定”②。

　　9月10日，红军一方面军总攻长沙失败。9月17日，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总结了第二次打长沙的经验教训，正确地提出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是没有打进长沙去的主要原因。9月24日至28日，中共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立三路线”的错误。

　　1930年年底，刘伯承由武汉调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为了便于掩护地下斗争，这年秋天，刘伯承组织了家庭。他的妻子叫吴景春，四川万县人。跟他们一起生活的还有吴景春的母亲和弟弟。吴老太太笃信佛教，断不了烧香拜菩萨。这在外人看来，根本不会是共产党人的家，很有利于安全。就连吴景春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共产党员。有一次她无意中把系在二楼窗台上的一根红绳子解下来拴鸡，谁知那是军委机关的联络暗号，机关来传送文件的交通员发现暗号撤掉，以为刘伯承出了问题，立即报告给周恩来，结果查明是一场虚惊。

　　刘伯承利用坐机关的有利条件，集中精力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游击队怎样动作》等，后来带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刊印，对红军的早期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1年11月，刘伯承脱离上海的秘密工作环境，转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1月，红军领导人朱德、毛泽东委派他为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毛泽东对办好红军学校非常重视。他对刘伯承说： “新旧军阀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有校这个道理。蒋介石中央军的构成分几个系统，一是保定系，如陈诚; 一是日本士官系，如汤恩伯等; 一是他自己的黄埔系，如胡宗南等。蔡锷在云南，程潜在湖南，张作霖在东北都抓讲武堂。我们要把红校办成 ‘红埔’ ，要镀这个红点子，把红校办成培养干部的基地。”①刘伯承表示不辜负党的重托，一定尽力把红校办好。

　　刘伯承主持红军学校的工作一共有十个月，办了第二、第三两期轮训班。第二期从2月1日到5月15日，第三期从6 月9日到10月10日。每期时间在三、四个月之间，学员对象来自中央苏区全体红军干部。学校教学目的是既快且好地提高红军干部的军政素质，以保证作战任务的完成。刘伯承按照根据地的现有条件，汲取第一学期成功的经验，在完善教育方针、编写教材、制定教学方法等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关于教育方针，他强调一切从红军的实际情况出发，反对本本主义。他在1932年5月25日给中央的工作报告里提出： “不能够本本主义全套应用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和其他军事教程。而反动军队的典范和教程，则更不必说了。”本着精简适用的原则，他组织教员编写了一批教材。他向教员们指出，编写战术教材的根据是“目前红军的编制，现在的火器装备，红军作战的对象，文化程度，地理条件以及在发挥数年来游击动作中得到的宝贵的经验。”教员们编写出教材初稿，他亲自修改审定。针对学员文化程度普遍低的特点，他采取了一系列利于学员接受的教学方法，主要有课前提问、课外讨论、重点多讲、图表配合、沙盘作业、讲练结合、系统贯串等。一次，刘伯承亲自讲地形学。他把学员带到学校附近的小山上，一边让学员看地形图，一边对照研究眼前实际的地形地貌。讲到标图画箭头 时，他告诉学员应画得有力，象是部队杀出去一样，并边说边作示范。他画箭头那种纯熟、英武的姿势，至今保留在听过他讲课的学员的脑子里。

　　对于政治教育，刘伯承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提出“三化八点”的政治纲要，即要在“军事化”、“国际化”、“苏维埃化”的三个目标下对学员及工作人员进行八个方面的政治教育。这八个方面的教育是： 阶级觉悟教育、党的领导教育、阶级关系教育、红军宗旨教育、纪律与艰苦奋斗教育、革命理想教育、群众工作教育、革命性质与国际主义教育①。应该说，这“三化八点”的政治教育纲要，是符合当时干部思想修养要求的，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行之有效的。红校第二期的工作总结提到“三化八点”是“时时灌输在全部政治教育的实施中的，这一方面也得到了较大的效果。”

　　在10月10日举行的红校第三期毕业典礼上，刘伯承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勉励学员们“到前方去，为着我们工农阶级的解放，把你们所学的带到红军中去，转变红军中的工作，创造铁的红军，以你们英勇战斗的精神领导红军战士去消灭敌人。”②

　　在红军学校工作时，刘伯承还兼任瑞金卫戍司令，在军委机关移往前方期间，负责主管驻瑞金的红军部队、红军学校、瑞金县地方武装，负责瑞金的警戒等事宜。刘伯承很好地担当起了这项任务。

　　红军学校的工作告一段落后，刘伯承于10月11日赴宁都参 加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宁都会议。宁都会议否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不打赣州等中心城市而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党和红军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排斥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这次会议精神的影响下，刘伯承曾在瑞金报纸上发表文章，批评红军第四军有“游击主义”。这反映了他那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还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

　　10月13日，刘伯承调任红军总参谋长，到前方协助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指挥作战。1932年底，第四次反 “围剿”开始。蒋介石调集来“围剿”中央根据地的总兵力有 50万，分左、中、右三路，以中路军总指挥陈诚辖11个师为主力。陈诚不顾左、右两路军观望不前，自率中路军长驱直进。中央红军总兵力约4万人集结待机。反“围剿”战役一开始，中共苏区中央局制定了《作战新计划》，不从战场实际出发，硬要红军攻占南丰。红军按计划强攻南丰失利，朱德、周恩来与刘伯承经过反复研究，断然放弃强攻南丰的计划，改为以小部队佯攻，主力撤走，寻机伏击援敌。刘伯承领导总参谋部紧紧掌握敌军的行踪，及时向朱德、周恩来报告情况和提出建议，尔后根据朱德、周恩来的决心制定作战方案，最紧张时方案一日三易。1933年2月28日，终于赢得了良机，在黄陂、霍源地区歼敌五十二师全部和五十九师大部。接着，利用陈诚急于报复的心理，3月21日，又在草台岗、东陂地区歼敌王牌部队十一师全部和九师、五十九师各一部。红军两战两大胜，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声威大振。敌人惊慌失措，沮丧至极。陈诚急得吐血，蒋介石哀叹这是他“最大的耻辱”， “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1933年9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情况就变得完全不同了。由于共产国际指派的军事顾问李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更加剧了党内军事上“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把毛泽东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正确的作战指导方针，指责为 “游击主义”、“逃跑主义”，而提出了堡垒主义和阵地战的办法，主张 “先发制人”，“御敌于国门之外”。从1934年起，中革军委的指挥完全成了李德的独断独行，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日益恶化。

　　刘伯承被剥夺了作战指挥方面的权力，作为总参谋长只好去管红军学校和后方医院等。他对李德敬而远之，李德五次到前线视察，担任总参谋长兼通俄语的刘伯承一次也没有陪同。第四、第五次反“围剿”的鲜明对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刘伯承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渐渐有了明确的认识，感觉到毛泽东关于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是正确的，李德那一套十足的教条主义是终究要失败的。他开始致力于游击战术经验的总结和推广。1934年5月到9月，他接连发表了 《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文章，提出了到敌人深远后方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发动群众，威胁敌人根本重地，迫敌回援，以打破敌人“围剿” 的战略思想。这些正确的意见，并未得到中央的重视和采纳。10月的一天，李德到总参谋部去，嫌机要员在路边做饭挡他的道，就一脚把饭锅踢翻了。刘伯承见了忍无可忍，当场用俄语指责李德说： “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侮中国人的。作为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 ”①李德恼羞 成怒，跑到博古那里告了一状，说刘伯承不尊重他。不几天，刘伯承就被降为红五军团参谋长。

　　刘伯承来到红五军团后，受到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以及广大指战员的欢迎。在军团召开的营以上干部欢迎会上，刘伯承并没有表现出丝毫懊丧，而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了第五次反“围剿”在战略战术上有问题需要改变。这表明他在军事思想上已经更趋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