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生平经历简介 叶剑英的子女后代 叶剑英的故事[第5页]

　　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

　　1948年12月中旬，平津战役刚刚发起不久，党中央就决定建立中共北平市和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彭真任市委书记，叶剑英任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准备接管北平。

　　12月14日，叶剑英带领一批干部从石家庄先期北上，到达保定以后，叶剑英主持召开了中共北平市委第一次会议，宣布中央批准的北平市委由彭真、叶剑英、赵振声、刘仁、徐冰等11 位同志组成。会议讨论了军管会的组织机构与人选、入城初期的任务、工作人员的思想作风和纪律等问题。会上，叶剑英强调接管北平的重要意义。他说，北平是一座中外闻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接管得如何，直接关系到我党我军的声望，也影响到其它尚待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每个同志都要认清自己肩上的责任。接管初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迅速消灭混乱现象，肃清反革命残余; 安定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动员公私力量，向城市输送煤、粮等生活必需品，力求保证供应; 采取一切有效措施，迅速恢复生产。全体干部要严格执行政策，遵守纪律，特别要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防止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①。

　　根据市委的决定，北平军管会下设物资和文化两个接管委员会，具体负责接管工作。叶剑英要求大家认真学习中央的方针政策，搞好调查研究，把准备接管单位的人员和物资，尽量事先搞清楚，避免打乱仗。要做到各按系统，原封不动，自上而下，先接后分，不要搞得支离破碎②。

　　12月下旬，叶剑英与彭真带领接管人员抵达北平城西南的房山县，在这里进行接管的思想、组织和物质方面的准备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叶剑英除领导进行接管的准备工作外，还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活动。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全部接受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并向北平所属部队发出了《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此后，叶剑英又就改编傅作义军队等具体问题，直接同傅作义的代表商谈，达成了一系列协议。

　　1949年1月31日，古都北平正式宣告和平解放。2月3 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叶剑英同其他领导人一起，检阅了入城的部队。2月12日北平市举行庆祝解放大会，叶剑英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全市人民为建设新北平而奋斗。

　　为了顺利地进行北平市的接管工作，扩大对外政治影响，平津前线司令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由我方和傅作义方面分别派出代表，成立北平联合办事处，叶剑英任主任。他主持联合办事处多次开会，商谈接管的具体事宜，确定了整个接管工作的程序和方法。

　　军管会首先接管了旧北平市政府机构。接着，对上千个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进行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接管。叶剑英每天都要听取两个接管委员会负责人戎子和、钱俊瑞的汇报，了解接管工作情况，及时给予指示。他十分重视接管中的政策问题。一次，物资接管委员会财政部未经请示，接管了存放于荷兰领事馆的联合国经合总署援助的面粉，引起了涉外事件。叶剑英对有关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要求所有接管人员从中吸取教训。同时，又以军管会主任的名义，义正词严地反驳了经合总署代表对我们的攻击，妥善地处理了这一事件。在文化接管工作方面，叶剑英特别强调执行好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说，我们对于知识分子要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除了个别反动的以外，都要持欢迎的态度①。文化接管委员会每接管一所大学，他事先都给予明确指示，要求了解这个学校的历史和现状，保护好知识分子，妥善处理师生员工中的矛盾。有关负责同志去一些大学和重要文物机关作报告的提纲，他都亲自审阅、修改，使之符合政策精神。他还邀请张奚若、陆志韦、叶企荪等北平有名望的学者、教授、专家开座谈会，虚心向他们请教，宣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启发他们提出建设新北平的建议。由于正确贯彻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北平市的知识界绝大多数拥护中共的领导，并对接管工作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配合。

　　在中共北平市委和叶剑英的领导下，军管会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就把主要的政府机构、厂矿企业、文教卫生等单位接收过来。军管会成立了人事处理委员会，专门负责对旧职员的处理，本着团结、改造、使用的方针，对不同系统的不同人员，根据各人情况进行安置，使之各得其所。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胜利举行。叶剑英遵照全会关于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等重要部署，在接管工作大体就绪以后，即用主要精力抓市政府的工作。

　　叶剑英认为，整顿治安，建立革命秩序，是巩固新生政权、顺利开展各项建设事业的重要前提。北平曾经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华北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是国民党特务活动的重要据点。解放初，社会上暗藏着特务、散兵游勇、土匪恶霸、金银贩子等等，对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秩序危害极大。叶剑英和彭真以及中央社会部负责人李克农一起，领导警备部队和公安部门，大力加强治安工作。叶剑英以军管会主任名义发布了关于《收缴一切非法武器》、《北平市国民党特务人员申请悔过登记实施办法》、《一切社会团体均须申请登记》等布告。仅半年时间，就破获特务匪徒的各种阴谋暴动案83起，逮捕首要特务分子560多人，反动党团和特务分子自首登记者1900余人，清查和处理散兵游勇3.7万余名，破获制造假钞票、盗窃、抢劫案等1.4万多起，还收缴了大批敌特电台、枪支和炸药。

　　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影响到人心的向背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威望。在市委的领导下，叶剑英带领军管会和市政府的同志们，一开始就注意了安定全市 200多万人民生活这一基本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解决粮、煤、水、电的供应和统一货币。他们通过军管会有关部门，从其它地区调运和储备了大批粮食、煤炭及油盐等物资，迅速恢复了电力和自来水等公用事业，将必需的生活资料供应给市民。同时，根据党的货币政策收兑旧金元券，禁止银元流通，从而稳定了物价，安定了民心。

　　在建立革命秩序的同时，叶剑英明确指出： “市政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发展生产，也就是要把一个消费的城市改变为生产的城市。”①

　　初期，他着重抓了动员生产的工作，主要是向工人阶级、向民族资本家和工商业者宣传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使之明白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道理。彭真和叶剑英多次召集公营企业、私营企业的代表及有关人员开座谈会，向他们调查了解生产中的情况，讲中共的经济政策和发展生产的重要性，对公营与私营企业发展生产分别提出不同要求。叶剑英在会上说，我们要把生产作为城市一切工作的中心，围绕着生产开展各项工作。只有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工人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方有利可图，积极性也提高了，才能发展生产①。经过反复动员，广大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明显提高，私营企业的资方逐步了解了党的政策，安定了情绪，也表示愿意积极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

　　在此基础上，中共北平市委和市政府逐步对公营企业实行民主改革，对私营企业的劳资关系实行调整，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公营企业生产发展较快，但部分工厂也存在一些偏向，主要是有些工厂负责干部没有管理工厂的经验和作风不民主，有的甚至用强迫命令的方式来对待工人;还有的高高在上，脱离工人群众，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叶剑英和市委领导同志抓紧对企业干部进行教育、检查，纠正偏向; 同时对干部进行培训，组织他们学习领导现代化工厂的知识; 还注意从有生产经验的老工人和技术人员中提拔和培养干部，使他们和解放区来的干部结合，互相取长补短; 建立起工厂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在私营企业中，注意通过调整劳资关系，使双方都能从生产的发展中获得利益，进一步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他们还采取由政府和银行投资、贷款等方法，帮助公私营企业解决资金、原料来源和产品销路等问题，使这些企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叶剑英在领导恢复和发展北平市生产的工作中，抓住了沟通城乡贸易这一环节。市政府成立了城乡贸易指导委员会，积极发展同许多地区的贸易关系。1949年6月，在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举办了工业展览会，请华北各地和其它解放区派代表团来北平参观，交换各地区的生产经验，了解各个地区对北平市工业产品需求的情形。在工业展览会期间，北平市与各地成交了大批货物，开始建立了与各地交换物资的关系，扩大了北平市工业生产的原料来源和产品的销售市场。

　　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北平市的生产达到和超过了解放前的水平。事实有力地回击了当时国内外反动派所谓“共产党管不好城市”的谰言，为以后接管城市提供了经验。

　　叶剑英在领导北平军管会、市政府工作的同时，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北平多次接待南京方面的代表及有关人士，磋商和平谈判的有关事宜，为双方正式谈判铺平道路。1月下旬，他接见了李宗仁和白崇禧派出的私人代表刘仲华、黄启汉，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在谈话中表示： 虽然我们完全可以用武力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但我们仍然愿意同南京政府和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或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①。2 月上旬，他又接见了“南京人民代表团”。这个代表团以大学教授和国策研究会人员为主组成。南京政府特意派飞机将他们送来北平。代表团称其“旨在呼吁和平，要求全面和平，不要局部和平，希望以李宗仁为对手谈判”②。叶剑英耐心地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同他们进行了谈话，希望他们为实现真正的和平而作出自己的努力。2月中旬，李宗仁政府又向北平派来一个由主和派和上海资产阶级代表组成的“上海和平代表团”。其成员是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和江庸。叶剑英根据中央的指示，分别同他们进行了交谈。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和平谈判问题，此外还有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等问题。叶剑英对他们说： 我党向来是愿意和平的，战争是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四大家族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现在要和平，必须以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为基础。叶剑英告诉他们，我党正在和各民主党派商量战犯名单及其他和谈的有关问题，一俟准备就绪，就通知南京政府，约定时间地点，开始谈判。并且说，你们几位以私人资格先来商谈，我们甚表欢迎。你们的意见，都将转达给我党中央①。叶剑英同四位代表商谈历时一个星期。接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又在西柏坡会见了四位代表，同他们就和平谈判等项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3月26日，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发出关于举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双方经过三个月的反复商讨，4月1日和平谈判终于在北平举行，中共参加谈判的代表为： 周恩来(首席代表) 、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国民党政府的代表为：张治中 (首席代表) 、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双方代表经过半个月的紧张工作，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 (最后修正案) 》。但这个协定在4月20日被南京政府所拒绝。人民解放军遂于4月21日遵照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起了渡江战役，并向一切国民党残余势力盘踞的地区，勇猛进军。

　　1949年8月上旬，北平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叶剑英在会上作了《关于北平市半年来接管与施政工作的报告》。这个报告，既是市军管会和市政府半年多工作的总结，也是叶剑英在北平期间的主要革命活动的记录。它在北平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文化古城的历史上，谱写了新的一页。

　　解放华南 建设华南

　　1949年秋，人民解放军在解放了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后，继续追歼向西北、西南、华南等地溃逃的国民党残敌。

　　为了消灭盘踞在华南一带的国民党军，解放广东，进而建立巩固的国防南大门，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由叶剑英任分局第一书记，张云逸任第二书记，方方任第三书记。同时确定，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组成一个独立兵团，由叶剑英和两兵团负责人统帅，向华南进军。

　　毛泽东对解放华南问题极为重视。他几次同叶剑英谈话，要求他先到江西赣州同四兵团、十五兵团负责人及方方等人会师，然后举行会议，解决好解放广东的战役计划和方针、政策等重要问题。

　　1949年8月10日，叶剑英离开北平南下，9月初到达江西赣州同参加解放广东的军队、地方的负责同志会合。他们之中有： 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负责人陈赓、郭天民、刘志坚; 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负责人邓华、赖传珠、洪学智; 两广纵队负责人曾生、雷经天; 原华南分局书记方方等。

　　叶剑英一到赣州，立即召开华南分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华南分局、军区、省市政府领导机构的组成和干部的配备; 二是解放广东的部署; 三是接管城市和乡村的重要政策。

　　军事行动，是各项工作中最紧急的问题，叶剑英把它摆在首要的位置上。9月7日，他主持召开作战会议，讨论制定了解放广东的作战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先消灭北江、东江之敌，进占曲江、惠阳，创造和平解放广东的条件，同时对付广州顽抗之敌。为了集中兵力对广州之敌实行钳形合围，确定十五兵团集结于南康、信丰地区，四兵团集结于南雄、仁化、汝城之线，两广纵队集结于兴国以南地区。部队于9月底全部集结完毕。尔后，三路大军互相配合，直下广州。这个计划还估计了敌人在曲江、英德之线顽抗或集中主力退守广州、虎门的两种可能，采取了相应的歼敌措施。叶剑英和陈赓将这一计划上报给中共中央军委和四野总部。9月12日收到中央军委回电： “两兵团第一步集结并休息数日，第二步齐头进至曲江、翁源地区并休息数日，第三步协力夺取广州，除此以外均同意。”①叶剑英和两兵团负责同志根据军委的指示，立即按计划部署了军队的行动。

　　野战部队的作战计划确定以后，叶剑英又同方方一起，制定了广东地方武装的配合作战计划，并给广东各区党委所属武装下达了任务。9月中旬，叶剑英主持华南分局会议，研究讨论了组织机构和干部的配备问题。确定： 广东省政府由叶剑英任主席，方方、古大存为副主席; 广州市军管会由叶剑英任主任，赖传珠、王作尧为副主任; 广州市政府由叶剑英兼市长，朱光及一二位民主人士任副市长; 广州警备司令部由十五兵团兼组。这些人事安排，都先后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强调了团结问题，要求南下干部和当地干部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叶剑英对大家说：团结会师，这是中央所再三指示我们的。现在，四面八方的干部汇合在一起，特别要注意团结。一切困难都要靠团结才能克服，一切敌人都要靠我们坚强团结才能战胜它①。

　　从1949年9月30日开始，人民解放军南下的四兵团、十五兵团和两广纵队在叶剑英和陈赓的统帅下，按照预定作战计划，各自从集结地区出发，迅猛地向广东攻击前进。由于守敌拒绝和平解决广东问题，人民解放军决心以武力攻占广州。一路上，斩关夺隘，所向披靡。10月10日，推进到清原、佛冈地区。眼看广州指日可下。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忽于10月10日7时致电军委，要求“陈赓兵团即由现地 (英德、韶关线) 沿公路直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借以增大消灭桂敌的计算”，并称“目前似应以集中兵力歼灭白崇禧的兵力为主”。林彪对当时形势及敌情的估计是：由衡宝南退之敌七军、四十八军主力共四个师，已被我四野部队包围于祁阳以北地区，敌其它各军亦正回头北援，我军有可能在祁阳以北歼灭白崇禧主力。韶关至广州线之敌主力正向铁路以西撤退，广州必将放弃②。

　　中央军委鉴于林彪所报情况，于同日23时复电给林彪、邓子恢及叶剑英、陈赓，“同意，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助主力聚歼白匪” ，邓华兵团及曾生、林平等部，独立相机夺取广州③。林彪仍不满意中央军委关于“相机夺取广州”的指示。在军委复电后的第二天，即10月11日10时，他又向军委发出长达1000多字的电报，极力坚持他不打广州的理由。叶剑英和四兵团、十五兵团负责同志收到中央军委复电后，立即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大家认为，林彪的意见是不符合当前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的。因为，林彪估计广州之敌不会守广州，而会向西往广西撤退集中。根据当时得到的可靠情报，敌人已增兵广州，打算在广州外围抵挡一阵，然后继续南逃，退入海南岛或从海上逃跑。同时，我军正高速向广州前进，战场形势对我十分有利。如果此时四兵团丢开广州，西入广西，不仅广州一时不能攻下，到广西也会由于路程太远而赶不上，难以断敌退路。根据这些情况，叶剑英和陈赓于11日13时直接给林彪发报，坚持四兵团先参加打下广州，再入广西的原定作战计划①。

　　林彪收到叶、陈来电后，于当时21时又致电军委并叶剑英诸同志，仍主张暂不夺取广州②。

　　中央军委、毛泽东在全面研究了两广及云贵地区的敌我态势后，于10月12日2时和6时连续发电给林彪及叶剑英、陈赓，明确指出，根据当前情况，如果按林彪的意见，陈赓兵团入广西后，广东问题没有解决，广西问题亦不能速决，我军将陷入被动③。致此，林彪才被迫接受了毛主席指示，同意陈、邓两兵团按叶剑英、陈赓原定计划占领广州。10月13日，叶剑英主持召开华南分局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执行军委、毛泽东电示的方针，全力夺取广州。部队不停顿地向南猛进，连续攻克敌占城镇。10月14日下午，胜利解放了广州市。

　　叶剑英进入广州后，首先抓了社会治安问题。他召开工人、学生、教师、工商业各界的座谈会，讲解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征求群众意见。市政府于11月底召开广州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叶剑英根据代表们提出的组织工人纠察队、加强户口管理等要求，代表市政府表示： 一定负责把广州的匪特肃清，巩固广州治安。会后，工人、学生纠察队很快组织起来，协助政府缉匪破案，发挥了很大作用。他还领导搜捕和镇压盗匪。一面组建侦缉队加强刑事侦察，一面组织便衣与武装人员相结合的突击检查，连续破获了一系列反革命破坏案件。同时，收缴非法武器，收容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清除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

　　在整顿治安的同时，叶剑英抓紧了粮食供应和货币问题。他指示市政府组织船只和征粮队，到乡村各地征粮，运往广州，并交代利用江防舰队封锁珠江、西江，检查来往船只，杜绝粮米走私，以保证广州粮食的供给。为了解决金融货币方面的问题，叶剑英以军管会主任的名义，先后发布了禁止银元流通、禁止港币流通的布告，并组织大批工人、学生、警备部队、公安部队统一行动，在几小时内，迅速查封和取缔非法金融组织，捕获金融投机犯1000余人，打乱和摧毁了敌人潜在的经济体系，进一步稳定了物价，巩固了治安。

　　这时，广东沿海一些岛屿尚未解放，其中最大的是海南岛。1949年底，在湘粤桂战役中漏网之敌余汉谋、白崇禧残部，逃聚到海南岛，拼凑了五个军十九个师，加上部分海军、空军、特种兵和地方团队，共约10万人，统归薛岳指挥，组成环岛的立体防御，企图凭借海峡天险，负隅顽抗。

　　中共中央军委向四野及华南分局、广东军区先后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在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叶剑英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参与了组织领导解放海南岛的工作。

　　制定正确的战役方针和计划，是胜利进行海南岛战役的关键。叶剑英和十五兵团负责同志根据琼纵一个连偷渡过来的启示，提出解放海南岛可先以小部队实行偷渡，上岛后与琼纵会合，打小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增强岛上接应大军登陆的力量，然后再以大部队渡海作战。他们将偷渡的计划向中南军区和军委作了汇报，得到了批准。1950年2月1日，叶剑英主持召开了广东省军区和十五兵团军以上干部参加的广州会议，根据军委的指示和敌我双方的情况，分析了我军作战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确定了“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①。3月上旬，十五兵团指挥两个军发起海南岛战役。在琼崖纵队的有力配合下，部队先后分批登陆，于 5月1日胜利解放海南岛。

　　在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中，叶剑英还大力领导支前工作。在华南分局关于支前工作的会议上，他深刻而又形象地说： 后勤、支前工作十分重要，它就象人的血管给人体各部分输送血液一样，要源源不断地把粮食、弹药和物资输送到前线，保证作战的需要②他主持分局于1950年1月2日作出了《关于支援海南岛作战的决定》。全省人民特别是南路地区人民均动员起来，赶造船只、修建公路，运送弹药、物资，保证了部队渡海作战任务的完成。战役结束后，叶剑英又提出认真做好善后工作。广东省人民政府于5月9日专门作出《关于海南岛战役善后工作的决定》，并成立了解放海南岛战役善后委员会。政府抽调大批干部深入港口、渔村、海岸进行善后处理工作，帮助渔民、船民迅速医好战争创伤，恢复、发展海上交通和渔业生产，进一步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海南岛等沿海岛屿的解放，为建设巩固的国防南大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然而，各地仍残留有大批土匪武装，到处为非作歹，欺压人民，破坏革命秩序，直接威胁着新生革命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剿匪的指示提出，必须坚决地、尽快地剿灭华南地区的土匪，保证城乡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①。

　　1949年底，叶剑英即将“剿匪肃特，巩固治安”作为广东当时军事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他领导华南分局和军区，起草并发出了《剿匪指示》; 后又根据中南军区的部署，制定了广东剿匪计划，提出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剿匪方针，贯彻中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原则。经过人民解放军几个月的重点进剿，较大的股匪遭到了严重打击。但匪患仍很严重，有些地区匪情还有发展。面对这种情况，叶剑英和军区负责同志于1950年3月领导召开军区第一届剿匪会议，批评了太平麻痹思想，纠正重生产、忙整编、忽视剿匪的偏向。 4月，在叶剑英领导下，军区又召开了高干会议，进一步明确指出，剿匪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并向部队下达了“土匪不灭，决不收兵”的命令。经过半年多的进剿和驻剿，粤北、珠江等原来匪患较严重的地区和其它区的股匪，大部被我歼灭。1951年5月，又歼灭土匪2万余人。至此，广东境内的股匪10多万人基本被肃清。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11月14日，毛泽东电示叶剑英： 为防备残余的国民党军可能自台湾向广东进犯，有增强广东兵力之必要。为此必须提前肃清广西匪患，以便从广西抽出一个军增强广东。要求叶剑英迅即前往广西帮助工作一个时期，抓住工作重点，限期肃清土匪。11月17日，毛泽东又发电指示： “只有迅速将广西土匪肃清、广东土改完成，才可能对付可能的事变。”①叶剑英立即赴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讨论部署了广西剿匪工作。年底，叶剑英返回广州，以后仍不断地过问和检查广西的剿匪情况。到1951年5 月，广西全省军民如期完成了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建立和巩固了城乡各级人民政权，为应付美蒋可能的袭扰做了充分的准备。

　　1951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鉴于华南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决定在广东军区的基础上成立华南军区，由叶剑英任军区司令员，谭政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两广地区的七个野战军和华南各特种部队，以及广西、粤东、粤西、海南四个军区。华南军区成立后，更加注重把广东和广西的国防战备统筹起来，从整体上考虑问题。他强调说： 广东和广西就象鸟之两翼，都是站在国防的最前线，要加强国防力量，防止敌人可能的袭击。他要求两广的军民共同行动起来，保卫我国的“南天门”②。

　　为了防止敌人对华南地区特别是沿海一线的袭击，叶剑英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大力抓了战备工作。他与分局和军区的负责同志一起，不断研究国际形势和敌情动态，分析敌人可能入侵的方向、规模，拟定我军的作战方案。他经常深入前线，看望部队指战员，察看地形，部署防务。他还对华南地区海、空部队的组建、布防及机场的修建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明确指示，要求部队“进行战备姿态下的军事练兵”，特别要加强夜间训练①。1952年秋，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连遭失败以后，便阴谋唆使蒋介石派兵袭占我海南岛，妄图在我国南方再开辟一个战场，牵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抗美援朝作战。当时，人民解放军在海南岛的守备兵力十分薄弱。叶剑英根据中央军委和中南军区的指示，召开作战会议，讨论在海南岛抗击敌人偷袭登陆的作战方案; 并迅速组织一些部队渡海，加强了海南岛的守备力量。美蒋集团见此情景，未敢轻举妄动。

　　与此同时，叶剑英号召华南的党、政、军、民共同做好防止敌人偷钻的工作，强调说： “过去国民党对付我们共产党的办法有五个，‘捉、杀、打、骂、钻’ 。现在前四个办法都不行了，还剩下最后一个办法，就是钻。从海外派特务或小股部队，钻到大陆来捣乱。华南地区处在与敌斗争的最前线，应当高度重视防钻工作。”②他与军队、地方的负责同志反复研究，建立了海边防组织机构，将公安部队、地方部队和主力部队分层配置，构成了层层罗网。同时，组织动员海边防地区的渔民和民兵，在海边防斗争中发挥作用，有效地保卫了陆海边防的安全。

　　城市工作是广东解放后的重点工作之一。1950年，叶剑英先后两次领导召开华南城市工作会议，主要解决城市管理工厂的方针以及如何在生产系统进行民主改革问题。他提出，我们管理工厂的方针是： 依靠工人阶级，团结技术人员，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发扬全厂的积极性，在搞好生产的基础上来提高工人福利。民主改革的目的，是为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扫除障碍，解放生产力。改革，主要是革除那些封建的管理制度、人事制度。他强调在改革中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只有工人群众能以主人翁态度参加管理工厂，真正当家作主了，才能达到民主改革的目的①。在华南分局和叶剑英的领导下，广东城市的民主改革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胜利完成了。

　　叶剑英还根据广东全省各城市的特点，提出城市工作需要建立一个领导体系。省应以广州市为中心，领导几个较大城市; 地委以较大城市为中心，领导大县城;县城领导镇。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以很大精力抓广州市的生产、交通、水电、供应等各方面的工作，注意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被国民党军队炸断的海珠大桥，在他领导下，发动工人群众，很快得到修复，黄埔港的整理和修复，他花费了大量心血。在他的领导下，几年之内，广州市的各项建设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对全省其它一些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帮助和推动作用。

　　对于小城镇建设，叶剑英也很重视。1950年5月，他亲笔起草了华南分局《关于圩镇工作给各地委的指示信》，指出： 城市对乡村的领导，其实际工作必须经过镇，各地区必须把圩镇工作建立起来。9月，他提议召开了圩镇工作会议，在会上深刻地分析了圩镇的地位和作用，指出： “圩镇紧贴农村，又联结城市。它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纽带。如果把圩镇周围的农村比作人的头发，那圩镇就是头发集中起来的辫子。抓紧了圩镇，形同抓住了辫子，抓住了圩镇周围的乡村。因此，城乡互助也好，帮助农村也好，一定要经过圩镇来做工作。”①他领导举办了华南物资交流会，组织各地区、城镇展览工农业产品，洽谈贸易，互通有无，促进了全省的工农业生产。

　　叶剑英认真执行党的指示，极其重视发挥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爱国华侨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作用。

　　他进入广州的第十天，就同方方一起，把在广州的一些起义人员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召集起来开座谈会，了解他们的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以后，叶剑英倡导各系统每周召开一次民主人士茶话会。他经常参加会议，听取意见。在叶剑英主持下，各级政府机构中，安排了一些对革命事业有较大贡献、有名望的民主人士，担负领导工作。民主人士李章达，当过孙中山的警卫团团长兼大元帅府参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在政治上同情中国共产党，并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经过华南分局提议并报中央批准，李担任了广州市副市长和广东省政府副主席。对其他的原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知名官员和专家，也都安排了比较合适的工作。即使对于那些在民主革命时期干过坏事，但后来对革命事业做过有益工作的人，叶剑英也主张不应该忘记他们。原国民党军官莫雄，曾参加过镇压广州起义，但他后来通过关系给我们转递蒋介石“围剿” 红军的情报，做过几件好事。解放后，莫在广州，有人主张杀掉他。叶剑英说：这个人不能杀，要保下来②。莫雄的生活和工作得到了妥善安排，后来担任了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对于统一战线工作，叶剑英从不满足于一般号召，而是把工作具体地做到一个人一个人的身上，使他们实际地感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温暖，并尽其所能为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许多直接受到他关心和照顾的各界人士及其家属，思念往事，常常热泪盈眶，内心充满了感激、敬爱之情。

　　叶剑英对广东省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痛苦体会特别深。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他积极领导全省开展土改。1950年1 月，他在广东首次党代表会议上，就主持讨论了土改问题。以后，他又要求分局和省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对农村情况的调查研究。他自己也深入到一些地区，实地了解农村的现状，还派一些同志，到梅县等地作调查。他说： “兴梅地区土地少，群众要求土改非常迫切，应该尽快开始土改! ”①不久，他主持召开华南分局会议，作出了进行土改试点工作的决定。会议提出了“全省着眼，三县着手”的口号，确定先在揭阳、兴宁、龙川三县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逐步铺开。会后，分局组成了600多人的土改工作团，到兴宁等三县开始土改试点。后来，为了配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又增加八个县同时进行土改工作。

　　在部分县的土改完成以后，叶剑英亲自总结经验，研究确定政策，推动全省土改工作。1951年春，他领导华南分局召开了土地改革会议。会上，他在分析广东的形势时指出：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遭受一连串失败以后，企图利用蒋介石进攻我华南地区。因此，广东可能有小战。战争要求土改，不仅要求必要的时间，而且要求必要的空间 (战场) 。要发动群众加速进行土改，巩固中国的南大门。接着，他对于如何领导土改运动，提出了 “四个结合”： 时间与空间结合，点与面结合，热与冷结合，快与稳结合①。

　　叶剑英十分注意掌握土改中的政策问题。广东华侨多，商业发达，农村许多土地占有者，是工商业者兼地主、华侨兼地主。此外，还有一种由祖宗传下来的派种的农田，即所谓“公赏田”。对这几种人的土地、财产、房产，在土改中是否一律予以没收?直接负责土改的李坚真等同志拿不准，便去请示叶剑英。他回答说： “不能搞一刀切!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特别注意保护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②接着，他同大家一起研究了这方面的具体政策界限。

　　1953年4月18日，叶剑英发出布告，向全省人民宣布：全省土地改革任务业已胜利完成，今后农村工作的任务，是进一步团结各阶层人民，发展生产，开展爱国增产运动，进行经济建设，继续改善人民生活。他把党和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公开告知全省人民，以保护和发展土地改革的胜利成果。这些政策的主要内容有： 提倡劳动致富，爱国发家; 确保各阶层人民的土地、房屋及各项财产的私有权利及劳动所得; 允许自由雇工，保证借贷自由; 强制地主劳动，并保护地主的劳动所得; 贯彻查田定产、依率计征、依法减免的农业负担政策; 贯彻奖励爱国增产政策以及不违农时; 精简会议，任何工作不得妨碍生产，等等。这一布告，受到了广大农民及全省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欢迎。

　　叶剑英在领导华南的经济建设中，还进行了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发展新中国的橡胶事业。

　　解放初期，我国经济和国防建设急需橡胶原料，而帝国主义又对我实行封锁禁运。中共中央根据这种情况，作出了在华南部分地区建立自己的橡胶基地的战略决策。

　　1951年9月，陈云和叶剑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华南垦殖筹建工作会议。同年11月，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广州成立了华南垦殖局，叶剑英兼任局长。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好，叶剑英亲自带领一批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深入到雷州半岛、海南岛进行考察，调查橡胶树的数量和生长分布情况，以及橡胶生产现状。考察结束后，他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阐述对于发展华南橡胶事业的看法和建议。接着，又以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的名义，向中央写了《目前橡胶工作上应抓紧之重点》的报告，得到中央的同意。

　　为了尽快实现发展华南地区橡胶事业的规划，叶剑英首先抓紧垦殖队伍的建设。中共中央根据他的建议，抽调了2万名部队指战员，组建了林业工程第一师、第二师和一个独立团，分驻湛江、海南等地，担负垦殖橡胶的光荣任务。还从土改干部和翻身农民中动员了10多万人参加垦殖事业。叶剑英在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发展橡胶事业的信和报告中，还建议中央号召 “橡胶专家和技术专家前来工作，到北纬22度来站队。”①请求中央批准，将当时中山大学、广西大学的林业专修班改为橡胶训练班，提早毕业，并全部拨给华南使用。他把华侨看作是垦殖橡胶的重要力量，积极动员他们参加植胶。爱国华侨陈嘉庚，是种植橡胶的里手。叶剑英多次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要求林业工程部队： “要向爱国人士学习，华侨陈嘉庚先生对种橡胶就有经验，要向人家学习，听人家的意见。”①

　　垦殖橡胶是一门科学事业。1953年，在叶剑英的直接过问和建议下，并经中央批准，成立了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后来，发展成为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叶剑英给橡胶科学研究提出的指导思想是： “科学研究要和生产相结合，以科学来指导生产，从研究中得来的经验，在实践中来考验。”② 他要求抓好“种、苗、树、胶”四个环节。他充分肯定群众和科技人员从实践中总结的“依山靠林”的植胶方案，并提出要设防风林。他认为，有山，有防风林带，既可挡风，又可保温，有利于橡胶树的生长。由于他重视科学技术，重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并同科技人员和工人一起不断探索，使橡胶树的成活率越来越高，产量也不断增长。

　　1953年5月，叶剑英调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理第一书记、中南军区代理司令员。1954年10月，他奉调回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从此，他正式离开华南和中南的领导岗位，全力投入了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主持和平时期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科学研究

　　1953年12月，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举行。叶剑英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就人民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问题，作了发言，1954年11月，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1955年4月，任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他根据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原子弹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将用于实战的情况，认真研究未来战争的新特点，极力主张在全军开展现代化条件下的军事训练。1954年12月，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说，现代战争有三个特性，即战争出现的突然性，战况发展的迅速性，组织协同的复杂性。这就要求我们适应现代化战争，加强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①。1955年6月，他主持了全军第二次高级干部战役集训。8月，他向军委提出了关于1956年战斗训练原则的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在“原子武器条件下军队行动特点和军队夜间战斗的训练”。这个报告经军委批准，迅速下达全军施行。

　　1955年9月，叶剑英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同时，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同年11月，叶剑英主持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担任演习的总导演。这是一次在模拟使用原子武器和化学武器条件下，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的军事演习。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要求，少将以上军官、各军军长、政委、各大军区部分领导同志，分批到演习现场学习、观看。叶剑英反复向参加演习的部队和前来参观的军队、地方领导同志阐述演习的意义。他说，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正在大量生产原子武器和化学武器，目前又在进行包括原子武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在内的大规模联合演习。由此可以想见，帝国主义如果真正发动战争，无疑将是大规模地使用原子武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战争。为此，我们不仅应当有所警惕，而且应该在实际行动上有所准备。此次演习，就是在双方都使用原子武器的条件下组织实施的，这对我军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①。演习过程中，叶剑英重视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作指导，同参加演习的指挥员认真探讨了战役组织指挥上的许多问题，从中总结了有益的经验。他还模范地贯彻执行毛泽东一贯强调的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原则，使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在演习中发扬光大。整个演习历时一个多月，达到了预期目的。演习结束后，在大连召开了有陆海空三军领导同志及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参加的总结大会，彭德怀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对演习作了全面总结。这次演习，训练了全军10多个兵团以上的领率机关和几十个包括陆、海、空军在内的实兵团，同时，也教育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级干部。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叶剑英从军队现代化建设出发，向中央军委提出加强军队建设的意见，建议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八个关系，即： 人和技术的关系; 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 官兵关系和上下级关系; 军队和群众及地方党政机关的关系; 集中和民主的关系; 现实和发展的关系; 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经验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的关系②。他就以上八个关系，从各个方面阐述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体现了毛泽东提出的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方针。

　　1957年3月15日至5月3日，叶剑英主持召开了训练总监部党委扩大会议。他发言时说： 毛主席要求我们结合我军结合优良传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他指示要学先进的，可见有先进的就有落后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工作上采取批判的态度①。

　　1958年4月18日，叶剑英视察了军事学院。当时，军事学院的创建者、担任院长兼政治委员职务的刘伯承，已经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并被免去了所担任的职务。叶剑英在全院教职员干部大会上仗义执言，高度赞扬了刘伯承。说： 我们的刘伯承同志有四十多年的战场生活、军队生活，战斗经验很丰富，很红很专。他八九次负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让他负责国家大事②。人们听了叶剑英的这些话，深受感动。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军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前局势、国防工作和今后的建军方针。会议错误地批判了主持部队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工作的几位负责同志，夸大了建国以来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教育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把它说成是系统的教条主义错误。这次错误的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伤害了一些同志，使人民解放军以后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叶剑英在领导全军军事训练的同时，深深感到我军军事科学理论的研究很不适应形势。他看到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给军事学术研究带来一系列新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军必须全面地系统地开展军事科学理论的研究工作。于是， 1956年，他向中央和军委提出建立军事科学院的建议，并向军委呈报了《军事科学院组织机构与建院方案》。同年12月4日经军委批准，成立军事科学院筹备委员会，由叶剑英任主任，黄克诚、张宗逊任副主任，彭绍辉、甘泗淇、洪学智、余秋里等人任委员。

　　1958年3月15日，军事科学院召开建院大会。院长兼政委叶剑英在会上讲了话。他首先指出军事科学院的性质是学习、研究、生产三者统一的机关。接着，他着重说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我军经验，从事军事科学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们研究军事科学，就是要解决对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的全面的系统的认识，认真总结我军的历史经验①。

　　不久，叶剑英就军事科学院的工作方针、任务、工作步骤等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的工作方针是：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采取厚今薄古，学习、研究、生产三者相结合的方法，广泛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从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以美帝国主义作为对象，研究出适合我军在未来战争中所需要的战术、战役的指导思想及作战方法，编出我军的作战条令和战史。”②这个方针后来随着工作的进展，又逐步有所充实和发展。叶剑英提出的工作步骤是： 首先，从总结我军经验开始，使干部了解我军30年来的光荣传统和丰富的战斗经验，提高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自觉性。第二，从研究我军的具体情况着手。例如研究我军的编制、装备，我国地形、交通等，目的是使研究人员完全熟悉我军情况，避免各种各样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设想。与此同时，要研究敌人，了解敌军的编制装备及作战特点，以便知己知彼，想出适当的对策来。第三，采取批判的学习态度研究苏军的各种条令，以便吸取其先进经验，充实我军现代战争的知识，编写出我军的作战条令。叶剑英在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意见，得到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毛泽东特意指示“一定要搞出我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 ”①

　　为了完成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经中央军委同意，叶剑英于1958年年底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一个编写条令的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军委各总部、各军种、各大军区的领导同志。他虚心向大家请教，广泛征求意见。接着，1959年1 月，又召开了全军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在会上，他介绍了全军科学研究的组织状况和工作状况，并指出了全军科研工作要“统一规划、全军动手”，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和研究体系。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交流了全军科研工作的情况和经验，统一了领导思想，制定了两年军事学术研究工作规划纲要，并进行了明确分工。会后，全军军以上单位普遍建立了军事科研机构，组织起一支7900多人的研究队伍，出现了一个全军动手抓科研、编条令的新局面。在叶剑英亲自主持下，军事科学院和全军同志经过几年的共同努力，编写了《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合成军队战斗条令》、《军师战斗条令》、《团营战斗条令》、《步兵战斗条令》、《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政治工作条例》等。从1961年至1964年，这些条令、条例先后经军委批准，颁发全军执行。

　　在领导编写我军自己的战斗条令的同时，叶剑英还领导军事科学院和全军开展了我军战史、战役学、外国军事学术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1959年9月，叶剑英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被选为军委常委。1960年初，军委批准成立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简称训研委员会) ，由叶剑英任主任。这样，叶剑英在领导全军军事学术研究的同时，又继续领导了全军院校和部队的军事训练工作。

　　1960年1月3日，叶剑英主持召开全军训练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训练工作上有四个内容 (政治、文化、战术、技术) ，四个对象(学校、部队、机关干部、军外) ”①，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全军军事训练的任务和方针。他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毛泽东制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号召全军要研究与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理论，以现代战争的需要来训练干部和部队。1961年5、6月，他在上海、无锡、南京，连续参加海军、空军、陆军召开的训练工作会议。他根据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我军的优良传统，总结建国以来我军训练的宝贵经验，针对军事训练中存在的共同问题，提出军队训练“四个结合”的总要求：(一)红、专、健结合。叶剑英说，红、专、健、就是毛泽东指示的“德育、智育和体育”三个方面，这三者缺一不可。(二)技术训练与战术训练结合。叶剑英指出： 技术决定战术，战术是技术和人相结合的运用。技术训练是战术训练的基础，只有掌握了技术，才能进而学会正确运用战术。战术是人掌握和运用武器进行战斗的原则和方法，也只有学会掌握战斗行动的原则和方法，才能充分发挥技术的效能。(三)训练与科学研究结合。叶剑英指出： 在训练中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是不可缺少的。训练过程也就是科学研究过程。将训练、战备以及执行各项任务的实践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及时集中起来，进行科学研究，将科学研究的成果，再运用到训练、战备以及各项工作实践中去。如此不断反复，推动工作，改进技术，发展理论，使学与用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四) 院校训练和部队训练结合。叶剑英认为，院校应根据部队的需要来训练干部，使训练出来的干部，在经过一段实习之后，确能担负起自己的工作。部队也要认识到，学员在学校里只能学会一些基本的理论和技能，要达到熟练，还必须在部队中经过一番锻炼。因此，部队对毕业的学员，应给予热情的帮助和支持①。

　　训练应从实战需要出发，是叶剑英的一贯思想。他说，军队的训练是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因此，必须使训练和战备统一起来，必须根据实战的要求从难从严来训练军队。战斗中的情况是复杂的、困难的、瞬息万变的，特别是未来战争，极端困难，极端复杂。所以我们要在最复杂、最困难的条件下练兵，要根据实战的要求来练兵。

　　叶剑英强调要牢固地树立勤俭练兵的思想。他说，勤俭练兵是我军训练的光荣传统。海军已经摸出一套方法，叫做“在港苦练，出海精练”; 空军也初步摸出一套方法，叫做“地面苦练，空中精飞”; 陆军各兵种也应当把自己的方法总结起来，是不是可以提出“在营苦练，野营精练”。不论是海军、空军还是陆军，都要贯彻勤俭练兵的思想。

　　叶剑英十分重视我军司令部建设。1963年1月，他在广州军区参谋工作会议上，作了《大力加强司令部建设，充分发挥司令部的作用》的讲话，提出： 司令机关是军队组织极关重要的部门，是军队的领率机关和指挥中心。他总结我军司令机关发展的历史经验，提出要从思想、业务、作风三个方面加强司令部的建设。在思想建设方面，要求司令部的干部，第一要有政策观念; 第二要有全局思想; 第三要增强党性锻练。在业务建设方面，要有一定的战役、战术素养，要有全面的业务知识和必要的技能，要有必要的兵种知识和各种现代武器、装备知识，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在作风建设方面，参谋人员要有积极性、主动性、计划性、预见性; 要做到迅速、准确、虚心、负责①。1964年5月，叶剑英在观看了北京部队参谋人员标图业务表演后，鼓励参谋人员练好基本功。他说： “参谋人员的基本功，除了你们说的要会画 (画得好) 、会写 (写得快) 、会传(传得准) 以外，还要会读、会记、会算。”② 他对参谋人员提出的“六会”，对促进和完善参谋工作的业务建设起了很大作用。

　　叶剑英十分重视办好军队院校。他曾经这样说过： “军队在和平时期的中心工作是训练，而部队训练的重点又主要是干部，因此担负训练干部任务的学校工作，就成为军队中心工作的中心。”③他经常了解院校建设的情况，多次出席院校工作会议，对院校训练给予具体指导。对于院校的体制问题，他提出 “三级制”和“两股绳”。“三级制”，就是按照当时的军衔制，由士兵、军士晋升为尉官时，或在尉官任职时期没有进入正规学校学习的干部，必须入步兵学校受一次完成训练(由单个教练到营的战术) ; 由尉官晋升为校官，或在尉官、校官任职期间没有进过正规学校学习的干部，必须入军事学院受一次完成教育 (学习诸兵种合同战术) ; 由校官晋升将官，或在将、校官任职期间没有进过正规院校学习的干部，必须入高等军事学院受一次完成训练(学习战役法、战略学和基本军事理论)。 “两股绳”，就是军官训练分完成和速成两种，将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完成训练采取“三级制”的方法进行。速成训练，主要是根据战术、技术的发展，有重点地而又多样地解决干部在服役期间的深造与提高问题。

　　进行教育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是抓好院校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叶剑英要求全军各院校，围绕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作风和教学制度进行改革。1962年5月至7 月，他先后检查了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9月30 日，他向中央军委作了《关于改进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报告》，针对“两院”教学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改进意见。这个报告经军委批准，转发全军执行。1964年11月中旬，叶剑英到湖南，在长沙政治干部学校召开现场会议，总结、推广该校办校的经验。此后，军委决定全军院校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一次整风。为了把院校工作整顿好，叶剑英亲自到一些院校视察，搞调查研究，然后按照政治、指挥、技术、医务“四条线”，接连召开了会议。由于叶剑英的艰苦努力，院校教学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

　　1963年秋，叶剑英从总参谋部军训部的一期《军训简报》上，发现了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报道，立即引起他的关注。12月23日，他亲自到南京观看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表演，并与郭兴福、郭兴福式的教练员和主管训练的干部座谈，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情况。12月24日，叶剑英又到镇江参加了总参谋部召集的郭兴福教学方法现场表演会，参观了郭兴福以及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所涌现出的许多优秀教练员和先进分队的八个课目的表演。他赞扬说： 看了以后，大开眼界，充分说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①。为使郭兴福教学方法更加系统化和条理化，叶剑英将它归纳成五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善于在教学中抓思想，充分调动练兵的积极性，并能发扬教学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实行官兵互教，评教评学; 第二，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地结合一起，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象小老虎一样; 第三，采取由简到繁，由分到合，情况诱导，正误对比的方法，逐步加深认识，掌握要领; 第四，把言教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使战士百听不厌，百练不倦; 第五，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循循善诱，耐心说服。1963年12月27日，叶剑英正式向军委写了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掀起军事训练的高潮。毛泽东仔细看了这份报告，当看到“把兵练得……一个个都象小老虎一样”时，拿笔在下面划了一条杠，说： “这一条我最感兴趣”; 当看到报告中说“郭兴福教学法继承了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时，指出： “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最后，毛泽东说： 叶帅找到了一个好方法②。这是对郭兴福教学法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正当全军大练兵运动更加深入、更加广泛发展的时候，林彪别有用心地诬蔑说“大练兵冲击了政治”，“犯了路线错误”，并利用职权于1964年12月29日发出所谓 《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把全军轰轰烈烈的练兵热潮打了下去。

　　叶剑英极力抵制林彪的错误做法。1965年3月23日，他在东海舰队党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林彪“政治可以冲击一切” 的论调，强调指出： “要科学安排时间，要及时调整时间，要善于使用时间”。9月17日，他在听取总参军训部负责同志汇报军训情况时，又指出： “郭兴福的教学方法，不是郭兴福一个人创造的，是南京军区各级领导干部智慧的表现，是我军几十年训练经验的总结，是毛主席练兵思想的继承和发扬。郭兴福教学方法还是要继续推广，并使它继续向前发展。”①可是，在林彪一再干扰和破坏之下，叶剑英的正确意见，已经不能发挥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