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生平经历简介 叶剑英的子女后代 叶剑英的故事[第4页]

　　八路军的参谋长

　　1941年2月，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从重庆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仍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

　　叶剑英在主持参谋部工作期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和参谋部人员一起，认真学习领会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联系实际，妥善处理各种问题。他坚持一贯的谦虚谨慎的作风，在日常事务中，处处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办事，注意照顾上下左右关系，考虑下面的实际困难。他们每天要办几十件，甚至上百件的军务和文电，细心周到，件件有着落，经常通宵达旦不休息。

　　叶剑英非常关心总参机关的建设，发挥其灵通有效的职能作用。他组织一局和有关同志研究对敌斗争情况，建立定期汇报制度。有时，中央、军委和各战略区的领导同志从前线回到延安，也到一局听取汇报。他主持编辑出版了《作战周报》、《一月军事动态》和《国际资料》等刊物，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适应指挥作战的需要，中央军委根据叶剑英的提议，作出了 《关于建立情报网的决定》，在集团军总部、新四军军部以及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情报网的联络基点，并在各根据地逐步建立气象观察所。这对保证中央、军委准确掌握各方面的情况，正确指挥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了主要战场。这时苏德战争爆发，日本法西斯更加嚣张，国际国内战争局势，瞬息万变，异常紧张，叶剑英密切注意世界战场和国内抗日战场的动态。他和参谋部人员一起，分析研究日军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北进和南进的两种可能性，认为我方的侧重点应当对付日军南下，并整理成书面意见，报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战争的进程证实了叶剑英的科学预见。为了给中央最高统帅部当好参谋，叶剑英非常重视研究各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并有选择地加工整理，及时报告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通报各根据地参照执行。

　　1943年夏，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胡宗南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集结四五十万兵力，准备大规模进攻边区。当时，八路军主力部队大都深入敌后对日作战，只有少数部队留在陕甘宁边区，总共不过4万人。如何应付这一紧急情况，打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叶剑英考虑再三，认为只有在军事上作充分准备的同时，采取以智取胜的办法，公开揭露国民党的进攻阴谋，迫其退兵。他请示毛泽东，又征求参谋部同志的意见，经过反复研究，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具体方案。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朱德根据叶剑英的建议，决定从晋西北、五台、太行调兵作军事准备，同时发动陕甘宁边区军民随时准备给来犯之敌迎头痛击。在此基础上，大力开展宣传工作，利用我方掌握的军事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制造内战的阴谋。

　　为了配合这一行动，朱德致电胡宗南、蒋介石、何应钦，呼吁团结，避免内战。新华社全文广播了朱德的电报全文，并且详细公布了国民党军队频繁调动的情况。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了《质问国民党》的社论，警告蒋介石必须立即撤退进犯边区的军队，纠正一切错误。延安召开数万人的群众大会，通电全国，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内战的阴谋行径。

　　蒋介石、胡宗南遭到了国内外舆论的谴责，知道阴谋已经败露，只好致电朱德，声明并无进攻陕甘宁边区之意，说什么 “敝部换防，请勿误会”①。国民党顽固派导演的这幕反共丑剧，只好草草收场。人们称赞叶剑英“空城计”的成功。

　　1944年6月9日，第一个中外记者参观团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进行考察。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责成军委参谋长、外事组组长叶剑英具体承办接待事宜。叶剑英事先作了周密安排。参观团到来后，组织人员热情欢迎、接待。6月13日，毛泽东会见参观团之后，朱德和叶剑英又一起会见了英国记者斯坦因和美国记者福尔曼，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叶剑英按照参观团的希望和要求，组织他们参观访问延安，走访抗日前线。

　　6月22日，叶剑英向中外记者参观团作了关于 《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详尽介绍了国共两党军队抗击敌军的情况，并作了鲜明对比。他讲得客观、具体，使记者们听后，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国民党兵很多，抗击敌人很少; 共产党兵很少，抗击敌人很多。在敌后战场上则完全依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同强大的敌人作战。中外记者参观团认为叶剑英的讲话是“第一流的报告”①。这真理的声音，经过中外记者参观团，冲破了国民党的重重封锁，飞向美、英等国，飞向全世界。

　　继中外记者参观团之后，叶剑英又根据中央指示，于1944 年7月下旬，接待了美军观察组。8月3日，他向观察组介绍了敌后战场情况和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装备情况。这次介绍，较之向中外记者参观团所作的一般介绍，更为详尽，更加具体，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介绍完毕，美军观察组全体起立，美国驻华武官、观察组长包瑞德上校致词说： “今天，叶将军所作的报告是很有趣味很有价值的，我们能听到叶将军的报告是很荣幸的。叶将军，你以这样充分的对我们的信任来作报告，我向你保证，对你报告的这些材料，保证以很小心谨慎的态度对待之。”②此后，叶剑英派情报处副处长丁甘如等同美军观察组保持经常联系，组织他们分批到抗日根据地参观访问，双方进行了友好合作。

　　叶剑英参加了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1945年4 月，他以大后方代表团团长的身分，出席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 军 调 部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结束。12月16日，叶剑英作为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之一，在周恩来率领下，从延安飞抵重庆。接着，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就停止国内军事冲突问题，进行谈判。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当天，双方代表又签订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以及《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

　　1946年1月13日，叶剑英作为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郑介民、美国代表饶伯森从重庆飞赴北平，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

　　按照协议，军调部受军事三人小组即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的领导。军调部本身实行三级制： 三方委员为最高领导，三方参谋长为中级领导，六个业务处为基层领导。在全国各个战区，根据情况需要，设立若干执行小组和交通小组。美国方面参加军调部的官员、文职人员和士兵定为125人; 中共和国民党方面各为170人(后来各方参加军调部工作的实际人数均大大超过) 。为了尽快抽调人员，组建机构，开展工作，叶剑英多次打电报请示中共中央，同时向我各战略区联系调人。由于我军大部分处在边远地区，交通不便，所调人员无法按时到达北平，叶剑英便就近从晋察冀军区、北平地下党及各地来平汇报工作的同志中，选调了一批工作人员，迅速开展各项工作。

　　军调部的任务，概括起来有五项： (一)停止冲突; (二) 恢复交通; (三) 接受日军投降; (四) 遣返日俘; (五) 整军。后来的情况表明，这五项任务中最繁忙、最突出的是停止冲突和恢复交通两项。执行这些任务的方式，主要是三方进行谈判，达成若干协议，然后分令国共双方部队和有关单位执行。与此同时，军调部派出若干执行小组，具体落实协议，调查、调处冲突，监督双方停战。

　　派遣执行小组，是谈判中斗争十分激烈的问题。国民党代表拼命要求向对他们有利的地区派小组，企图以此谋取军事上的好处。叶剑英则毫不让步，据理反驳。双方常常争论得不可开交。

　　面对这种情况，叶剑英同我方人员一起，商定对策，一致的意见是： 凡是我军力量薄弱的地区，要争取派遣执行小组，防止蒋军进攻，凡是蒋军重兵集结的地区，要配置执行小组，以监视其行动;凡是蒋军可能利用的港口，应争取派出小组，防止对方通过港口运兵; 凡是蒋军准备进攻的重点地区，必须派出小组，以揭露和制止蒋军进攻阴谋。叶剑英在同国民党和美国方面代表的谈判斗争中，始终坚持这些对策，使对方在这个问题上难以占到便宜。

　　调处军事冲突、停止内战，是贯穿军调部整个工作始终的主要任务，也是我方同国、美方面争论最多、斗争最尖锐的问题。首先是关于停战原则的争论。国民党代表提出，停战以后双方部队必须隔离，而隔离则以城市为基准，占城者不动，围城者撤退一日行程六十里。叶剑英提出，停战以后双方必须恢复1月13日24时的位置，谁非法侵占对方的地盘由谁退出。美方代表从中调处，实际上偏向国民党代表的意见，并形成文件发布出去。这对我方十分不利。因华北大多数伪军和国民党军占领的城市，均在我包围之中。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同我方人员一起，对国民党和美方提出的要我军撤退的要求，给予坚决反驳。同时指出军调部发出的上述文件中多处不妥，需要纠正。经过叶剑英和我方人员的多方努力，军调部终于1946 年3月22日发出由三方委员签署的命令，明确规定： (一) “为彻底停止冲突起见，政府及中共军队必须停驻于三十五年一月十三日下午十二时正所在之位置，任何部队曾越过上述位置者，应立即退回。” (二) “任何指挥官如不遵令撤退至三十五年一月十三日下午十二时之位置或双方同意之改正位置，将以违反停战令论罪①。”这个命令的签定，使我方在停战问题的谈判上变得更加主动了。

　　北平军调部三方紧张地进行谈判，各地区的军事冲突却接连不断。其中规模较大的冲突地区有： 广东、中原、东北、山东以及河北等地。围绕着如何调处这些地区的冲突，常常成为军调部一个时期斗争的焦点。

　　1946年1月25日，经过叶剑英和我方人员的多次要求，军调部派出一个小组到达广州，解决国民党军队向我东江纵队的进攻问题。然而广东军事当局却无理宣称： 广东没有中共部队，只有一些零星“土匪”。对此，叶剑英在北平军调部三委员会议上，予以严厉驳斥，并以大量事实，揭露广东地区国民党军队进攻我惠州、大鹏岛等东江解放区的罪行，要求军调部立即发电制止，执行小组立即到现场监督停战。广东军事当局慑于各方面的压力，同意执行小组到惠州调查，但他们却事先派出大批部队，攻占了惠州我军驻地，借以制造骗局，证明 “广东无共军”。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一方面同国民党代表谈判，同时电请周恩来敦促三人小组讨论调处广东问题。三人小组根据叶剑英的电报，讨论了广东问题，同意将东江纵队撤离广东，由美方协助运往烟台。叶剑英根据三人小组的决定，同军调部的国、美代表继续谈判，解决了东江纵队撤退的路线、港口、经费等问题，终于使我东江纵队于6月29日安全撤出了广东。

　　在中原地区，由于国民党违犯停战协议，派出30万大军包围我6万多人的主力部队，局势非常严重。叶剑英在军调部率我方代表多方争取，迫使国民党和美国代表同意派出一个小组，于1946年1月下旬奔赴罗山、应山视察，并会同当地国共双方驻军代表，签定了协议，规定双方部队在国共问题未解决之前，均停驻现地，不得向对方驻地前进。然而，国民党方面出尔反尔，一面签定协议，一面变本加厉地向我军发动进攻。叶剑英多次揭露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行径，要求国、美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他并利用军调部代表的合法身分，采取各种措施和途径，解决中原解放区财政和粮食方面的困难，先后送去经费10多亿元。接着，又设法通过军调部工作机构，将中原军区的700多名伤病员撤离出来，为日后中原军区部队的突围减轻了负担。

　　对于国民党在东北、山东等各地破坏停战协定，向我解放区进攻的行径，叶剑英均在军调部及时予以揭露，并尽可能争取派出执行小组前去调处。

　　1946年7月29日，在河北省香河县安平镇，发生一起美蒋军队联合进攻我解放区的严重事件。我军被迫自卫，战斗持续4个多小时，双方部队都有伤亡。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和美国方面大作文章，有意扩大事态。他们为了掩盖事件真相，嫁祸于人，首先向叶剑英递交了所谓“抗议”备忘录。叶剑英根据我军部队来电报告的情况，致函美国和国民党代表，就美军联合国民党部队，向我冀东解放区发动进攻，提出抗议。这样，就形成了三方都递交了备忘录，我方和国、美方面互相抗议的局面。经过谈判，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小组前往现场调查。但在调查谁先发动进攻的问题上，国民党和美国方面制造伪证，并一再破坏小组调查程序。最后，小组无法取得共同结论，我方不得不依据调查材料，单独公布事件的真相。9月9 日，叶剑英在中共代表团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关于安平事件调查结果的声明》，特别小组我方代表公布了《军调部第二十五特别小组中共代表关于安平事件冲突调查报告书》，揭露美军和国民党军队向我军进攻的真相。叶剑英并向美方提出四点要求： (一) 美军应正式向我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二) 立即把安平镇交还我方; (三) 驻华美军应全部撤出中国; (四)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援助①。9月中旬，马歇尔被迫下令，撤走驻秦皇岛和塘沽之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在恢复交通问题的调处上，斗争同样尖锐。国民党方面提出恢复交通，是同他们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内战的阴谋联系在一起的。早在1945年9月20日，蒋介石就密电各战区司令长官，要求“抓紧时机” “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对于我军控制的交通线，国民党军队不断发起进攻。现在，他们对于在战场上没有完全得到的东西，又想在谈判桌上争取。国民党和美国代表提出，共产党军队让出铁路线，先恢复铁路交通，其它问题放后。对此，叶剑英尖锐地指出： 恢复交通要有利和平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不能把它变为战争的因素; 国民党军队要平毁铁路线上的碉堡、工事; 各级交通机构实行民主管理，要有我党代表参加①。经过多次会谈，三方意见无法统一。美方执行主任白劳德带着军调部三方关于恢复交通的会谈文件，到重庆向三人小组汇报。经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会谈，达成一项恢复交通的协议。军调部把这个协议作为《和字第四号命令》下达双方部队执行，并确定在华北、华中等八条铁路上，设立七个交通小组。我解放区军民按照协议，迅速动员人力、物力，在二十多天里即修复了八百多公里铁路。而国民党方面却处处设置障碍，破坏协议，还说解放区的铁路“自成路局，委派局长、站长是紊乱路政”②等等，对此，叶剑英反驳说，抗战开始，国民党把整个华北丢掉。许多铁路工人自愿留在解放区，坚持抗战到胜利。现在要恢复铁路交通了，国民党竟要另任新人，取代对抗战有功的铁路员工，这种做法是极不合理的。他以我方铁路修复和通车的事实，说明解放区的铁路工人，有经验有能力做好各项工作，根本不存在“紊乱路政”的问题。希望国民党政府改变错误作法，与我方一起，为执行恢复交通协议作出贡献①。经过叶剑英和军调部我方人员不屈不挠的斗争，国民党代表不得不同意，在2月14日军调部关于恢复交通问题的《和字第四号命令》颁布之前，我方在铁路、邮政已委派的人员继续留任。

　　叶剑英在军调部，还率领我方代表团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破坏、捣乱进行了一系列斗争。1946年4月3日，国民党北平警察、特务当局，非法包围了中共方面根据军调部新闻协议，在北平创办的《解放》报和新华分社社址，并将新华社代理社长兼《解放》报总编辑钱俊瑞及工作人员40多人，捕往北平警察分局。叶剑英对反动派的这种法西斯暴行表示极大愤慨。他先后向国民党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北平市长熊斌，以及军调部国民党和美方代表，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北平当局立即惩办肇事者，公开向我方道歉。接着，我各解放区纷纷发表通电，抗议北平军政当局的法西斯暴行，声援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斗争。在我方坚决斗争下，国民党北平警察总局局长被迫向我方当面赔礼道歉。叶剑英亲往警察总局，迎接我被捕人员出狱，并带队游行，开欢迎大会，进一步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5月29日，当国民党封闭包括我《解放》报、新华分社在内的北平77家新闻机构时，叶剑英率领我方人员，再次向国民党当局进行公开的反击。他主持召开了《解放》报社全体人员大会，接着，又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民主的暴行。他严正表示，军调部中共代表团今后的新闻发布，将不再受军调部新闻协议的约束。

　　叶剑英在军调部，通过各种方式同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联系，争取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到解放区工作，扩大了反蒋统一战线。

　　1946年9月，随着国民党发动的内战规模的不断扩大，军调部中共方面代表不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殴打和逮捕。面对这种情况，叶剑英提出建议，并经中央批准，军调部我方代表团进行精简，人员分批撤往解放区。他自己仍带领一部分同志在北平继续坚持斗争。11月下旬，他乘坐一架美方代表提供的飞机，前往内战十分激烈的东北地区，解决东北八个执行小组我方代表的撤退等问题，并亲自带回一批中共中央东北局为中共中央筹措的经费。1947年2月21日，叶剑英带领军调部我方代表团最后一批人员，从北平返回延安。

　　领导后方委员会和华北军政大学

　　1947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从延安撤退。叶剑英奉命赴晋西北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后方委员会驻地在山西省临县的三交镇。在这里，叶剑英同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等一起，领导中共中央和军委直属机关的人员，以及从国民党统治区撤退的部分同志，共约4000余人，紧张地开展了各项工作。

　　整顿机构，安排好各方面的干部，是开展工作的前提。 1947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叶剑英同后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对各类人员进行了统筹安排。有1300 多人，被分配派往晋察冀，到中央工委工作; 一部分同志被分配到晋绥军区及其它一些地区工作; 留在后委的2500人，在中直机关、军委直属机关做业务工作和地方群众工作。

　　协助中共中央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是叶剑英在中央后委的一项重要任务。由于军委总参谋部在后委，中共中央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所需要的情报工作、通讯联络工作、命令指示的下达、各战略区情况的上报等，主要是由中央后委承担的。叶剑英特别重视情报工作。他说，情报是指挥员下作战决心的重要依据，后委要充分利用电台集中和驻地固定等有利条件，为中央做好情报工作。他多次召集一、二、三局领导人开会，听取汇报，督促检查，改进情报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情报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及时掌握了敌人的动态。参谋部将情况及时分类整理上报中央，或通报各战略区。后来，又成立外事组，增加对外国情况的研究。后委提供的国内外情报，使在陕北山沟里转战的中共中央耳聪目明，能及时了解全国和国际上的情况，对于保证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直接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和领导全国解放战争，起了重要作用。

　　1947年7月至9月，叶剑英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出席了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9月10日，叶剑英在会上就土地法问题、党的巩固与组织纪律问题、我军外线作战的问题作了报告。关于会议制定的土地法，他指出，这是解放区人民翻身的有力武器，也是蒋管区人民翻身的有力武器。要使土地法成为烈火的火把，由我们的党和军队带到全国，交给农民，使土地改革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 把解放战争同土地改革的烈火结合起来，就能最终烧毁蒋家王朝。关于外线作战问题，叶剑英在报告中说，把战争打到蒋管区去，举行全国性反攻，是自卫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过去一年的自卫作战，我军已经大量歼灭敌人，壮大了自己，我们有力量打出去; 敌人的全面进攻遭到失败后，巳转入加强两翼的重点进攻，在它的中间出现了薄弱环节，有利于我们从中间突破; 蒋军士气低落，后方空虚，我们打出去以后，就有更多的机会歼灭敌人; 为了保持解放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节流开源，最后战胜蒋介石，我们必须打出去。叶剑英在报告中还指出，我们老解放区要支援和帮助外线作战的军队，一是从物资上兵员上帮助他们; 二是给他们输送干部，有了干部，可以加强新解放区的建设，可以组织无数武工队、游击队在我们主力周围，到处打击敌人，使我们的部队由流动变成相对的固定①。

　　1947年12月，叶剑英从后委驻地出发，西渡黄河，到达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出席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分为政治、军事、土地改革小组，讨论研究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叶剑英同任弼时一起，主持了土地改革小组的讨论。在12月25 日至28日的正式会议上，讨论和通过了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1948年1月，叶剑英从陕北回到后委，立即向全体干部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组织学习文件。接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领导进行了纠正临县土改中 “左”倾错误的工作。

　　1948年4、5月间，中共中央和中央后委先后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同中央工委会合。此后，叶剑英奉命到石家庄附近的南新城创办华北军政大学，任校长兼政治委员，肖克、朱良才分别任副校长、副政委。

　　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 华北军大的教育，应该为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服务，培养成千成万政治上坚定，能掌握与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正规建军、正规作战的军政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①。

　　办好学校，关键在教员。建校初期，学校的教员是从其它几个学校合并来的，能够讲课的只有30多人，而学员却有八个大队、三个直属队。按教学单位计算，教员人数远远不够。为解决这一难题，叶剑英根据列宁十月革命成功后，利用沙俄军官创办陆军大学的经验和红军时期学校解决教员的办法，派人四处“招贤”，把那些从敌人营垒中过来的有真才实学的人请来任教。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很快在华北军大集中了二三百名受过军事学校教育、具有军事技术专长的旧军官，充实教学队伍，并加强对他们的团结、改造。在党组织的教育下，这批新教员的政治思想水平、教学能力不断提高，为学校教学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缺乏教材，是学校遇到的又一大难题。叶剑英主张把能收集到的国内外军事学校的基本教材集中起来作参考，按照华北军大的教学目的，由学校组织力量，自己编写。在编写战术教材过程中，他和编写人员一起研究吸收各战略区的作战经验，使教材的内容具体充实，更符合于实战的要求。经过半年的努力，全校有计划地编写了30多种通俗易懂的军事教材和20余种政治教材，为全校统一教学内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强调进行“十大军事原则”的教育。在战术上，要进行攻坚战、山地战、水网战的训练，并强调各兵种合同战术的教育。在技术上，着重训练炮兵和工兵，炮兵教育的重点是山炮，工兵教育以爆破和架桥为主，其次，进行坑道作业与筑城训练。政治教育的内容，除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专门课程外，特别强调加强党的政策教育。

　　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叶剑英大力倡导教学民主。他经过调查，把整个教学过程概括为教学准备、教学实施、教学检查三个阶段，要求教员在每个阶段，都要认真听取学员的意见，同时听取其他教员的意见。教学中要多采取启发诱导、讨论等方式，教学相长，共同提高。

　　叶剑英十分重视学校的后勤保障工作。他说： “物质保障用之于人，要保证身体健康; 用之于工作，要保证教学需要。” ①他领导学校建立了教材室和印刷厂，为教材印刷和器材供应创造了条件; 建立了生产基地，开展农副业生产，改善教职员工的生活; 还亲自过问、解决学员家属来队在住房和吃饭方面的困难。这一切，有力地保证了教学任务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