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生平经历简介 叶剑英的子女后代 叶剑英的故事[第3页]

时间:2017-02-26 14:54:00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作斗争

  叶剑英经过两年多的留学生活,从莫斯科秘密回到上海,于1931年初转道香港,进入中央苏区。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朱德任中革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叶剑英任中革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在中革军委领导下,他曾参与同年12月爆发的宁都起义的组织准备和二十六路军起义后的整训工作。

  在朱德的支持下,叶剑英积极加强统帅机关的建设,在参谋部成立了作战、侦察、交通、动员、教育、管理等部门,撤销了不必要的机构。他亲自给机关干部上课,组织研究苏联红军的条例、条令,并结合工农红军的特点,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编写出我军第一批条令、条例。他还逐步建立我军无线电台系统,研究电台业务技术,培训电台人员,加强侦察敌人情报的工作。与此同时,叶剑英积极协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组织指挥赣州、漳州、水口、宜黄、乐安等战役。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后 叶剑英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 (简称红校) 校长兼政治委员。如何办好红军的新型学校?叶剑英坚持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他亲自编写教材,给学员讲课,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教学方法,提倡直观教学,少讲多做,组织模拟实战的野外演习。在演习和训练中,他现场示范,言传身教,与学员们同操作,同娱乐,打成一片。

  不久,叶剑英又担任东南战线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负责统一指挥闽西、赣南的作战行动。他克服各种困难,积极发展游击队,主动支援北部主力红军作战,并向红军主力输送400多名红校毕业生,充实基层干部队伍。为配合北部主要战场作战,叶剑英把东南武装组成五个纵队,分别打击来犯之敌,并亲自率一纵队到禾口、怀土作战。

  1933年5月,叶剑英兼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 12月又担任建宁警备区司令员、闽赣军区、福建军区司令员。这一时期,他大部分时间在前线,进行反“围剿”作战,同时照顾前方供应,保障后方安全。他发动群众筹粮存粮6700余担,保障了红军的粮食供应,支援了红军作战; 还积极领导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坚壁清野,断桥断路,骚扰敌人。他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克服了缺粮、无盐、少药等困难。他很关心爱护战士,特别重视伤病员的救护工作,行军时经常把自己的马让给病员骑。一次,叶剑英到二十四师指挥战斗,由于主客观因素,使战斗失利,他主动承担责任。“左”倾错误领导者却借机把他从福建军区调到军委任四局局长。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前,叶剑英主管军委直属队工作。他冒着被打击的危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抵制“左”倾机会主义者打击干部的错误做法,积极向组织提出建议,想方设法保护了一批骨干。长征开始,叶剑英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10月21日,率总司令部一、二、三、四、五局、总政治部机关、干部团和直属部队共四个梯队,跟随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部队行进到西延 (资源) 、龙胜山区,在一次敌机空袭中,叶剑英被弹片击中,弹片打进靠近臀部的右大腿上。警卫员范希贤和卫生部门同志及时救护,使他脱离了危险。但由于环境和医疗条件的限制,只作了简单的包扎。这块弹片就一直留在他的身上。他风趣地说: 留下这块弹片,好作纪念。

  1934年12月,红军突破黔敌防线,占领黎平地区后,部队进行整编。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中央纵队,由总参谋长刘伯承兼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兼一局局长,负责组织行军作战。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叶剑英带着伤,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处理军务,起草文电,做了大量工作。

  在第二次攻占遵义战斗中,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中央任命叶剑英为三军团参谋长。他协助司令员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杨尚昆等指挥行军作战,组织部队爬雪山,过草地。过雪山后,从达维镇开始,部队吃粮日益困难,靠野菜草根充饥。叶剑英率一个营到藏民居住区筹粮。他教育部队要严格遵守党的少数民族政策。他说,宁肯饿着肚子,也不许违犯民族政策①。部队的模范行动使藏民受到感动,有的自动召唤躲在山上的群众陆续回家,卖余粮给部队,为红军带路。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地区胜利会师。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为了统一思想,会上作出了 《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①中革军委根据这一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但是,张国焘不赞成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北上方针和松潘战役计划。在会上他并不反对,但会一结束,他回到杂谷脑立刻致电中央,坚持南下,并在部队中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策动他的支持者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等等②。他还采用军阀政客手段,企图拉拢收买张闻天、王稼祥、彭德怀等在中央和一方面军工作的领导人,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破坏团结,阻挠北上。中共中央一方面对他进行耐心说服和严肃斗争; 另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和保持红军的团结,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勉强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

  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积极主张做好两军的团结工作。他看到一方面军兵力消耗大,老干部保存多,就建议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抽调几个团补充一方面军。

  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黑水附近的则格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与张国焘进一步会商,解决组织问题,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叶剑英接到命令后,带领一些同志立即从黑水出发,向毛儿盖前进。

  从黑水到毛儿盖,中间要翻越海拔4500米的大鼓山,这是长征中最后一座雪山。那时虽是7月炎夏,山下骄阳似火,但一到山上就寒气逼人。抬头望去,雪山顶峰银光耀眼,一片白茫茫。叶剑英一路走一路想着临走时毛泽东、周恩来的嘱咐: 告诫同志们到四方面军那里,一要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坚持北上抗日;二要虚心学习四方面军同志的长处,主动搞好团结。

  叶剑英一行经过艰苦行军,翻过雪山,来到毛儿盖。这是诺尔盖大草原较大的一个村寨,叶剑英住在一户藏族同胞家里。他一到毛儿盖,立即根据总指挥徐向前的意见,着手加强前指司令部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同时,准备攻打松潘。然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破坏和其他原因,使红军在这一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失去了占领松潘、东出四川的机会。敌人在这一个多月内,完成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 胡宗南在松潘地区集结了四个师20多个团,企图堵住红军北上;川军刘湘已进占了懋功、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地区; 薛岳部也由雅安进抵文县、平武,随时可以策应。蒋介石趾高气扬,扬言要把红军围歼在四川西部。

  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于8月14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北上抗日的方针和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强调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和加强团结的重要性。同时,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严肃的批评。中共中央被迫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决定出敌不意,穿过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向甘南的夏河流域前进。为此,红军总部决定把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左路军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下,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过草地北进。右路军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直接率领下,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从毛儿盖过草地,向班佑推进。

  根据总部这一新的决定,叶剑英紧张地进行过草地的准备工作。他召开前敌总指挥部直属单位会议,具体布置过草地的思想动员和物质准备。会后,部队迅速组织征粮,收购青稞,炒稞磨面。在征粮的过程中,有一个团遭到敌人骑兵袭击,受到很大损失。叶剑英亲自到部队讲打骑兵的要领,要大家首先树立信心,同时牢牢记住利用有利地形和密集火力是与敌骑兵战斗的基本手段。通过讲解,使部队懂得了以我之步兵战胜敌之骑兵的战术。

  为顺利通过草地,部队找到了一位姓李的向导。叶剑英亲自向向导作调查,详细询问大部队过草地所需要的时间和可能遇到的困难。叶剑英将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经过研究,再次确定了右路军过草地所走的路线,并决定叶剑英率两个团为开路先锋。8月18日,叶剑英带领两个团出发,作为先遣部队,为右路军开路。程世才、李先念率三十军跟进。绿原无垠,浊沼横潦,浓雾弥漫。草地上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又有敌人骑兵不断袭扰。但右路军的干部战士吃大苦,耐大劳,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终于战胜重重困难,通过了草地。接着,于8月29日发起包座战斗,给妄图堵截红军的胡宗南部队以沉重打击,打开了通往甘南的门户。这时,巳占领阿坝地区的左路军如果按计划北上,一定能够顺利进行夏洮战役,迅速占领甘南。

  可是,张国焘却在阿坝按兵不动。从8月下旬以来,中央连续致电张国焘,三令五申,要他率左路军迅速出班佑,与右路军会合,一起打向洮河以东。张国焘却于9月2日、3日致电中央,借口“噶曲河水涨大,不能徒涉”;“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①; 并强令已向班佑进发的先头部队退回阿坝,要求已过草地的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迅速南下②。

  随右路军行动的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是积极支持张国焘错误主张的。他暗中进行南下的准备。为了争取陈昌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多次到位于潘州的前敌总指挥部开会,说服陈昌浩改变态度,坚持北上方针,放弃南下企图。但陈昌浩不为所动,唯张国焘之命是从。

  9月8日,张国焘背着中央,命令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同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秦邦宪等中央领导人和右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等七人联名致电张国焘: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我们慎重而又迅速的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电报还详尽分折了各种不利因素,希望左路军“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①。这封电报签署的时间是9月8日22时。就在同一时间,张国焘单独给陈昌浩发出电报,命令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②。可见,张国焘的南下决心已下,部署已定。待接到毛泽东等七人联名给他的电报后,张国焘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恼羞成怒,给陈昌浩发出电令, “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③

  9月9日,电令到来的那一天,适逢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开会。陈昌浩正在讲话时,译电员送来这份电报,交给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当即转给陈昌浩。陈昌浩讲话正在兴头上,没顾上看,又交回给叶剑英。叶剑英一看电报内容,觉得情况严重,需要审慎处置。尽管内心很着急,却摆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会儿,佯作出去上厕所,飞跑到中央驻地,把电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马上用铅笔把电文抄在一张卷烟用的纸上。叶剑英对毛泽东说,此地有危险,不能留,请主席立即到三军团去。秦邦宪插话问,老叶,你呢?一起走吧。叶剑英说,我不能动,我一动,恐怕你们都走不了。毛泽东默默注视叶剑英良久,点了点头,同意他赶回去,但嘱咐他提高警惕,并设法脱险。叶剑英迅速返回前敌指挥部。会议还没有开完④。

  在此两个小时以前,彭德怀曾向毛泽东谈到要提防张国焘的事⑤,这封电报证实了张国焘确实在搞名堂。送走叶剑英后,毛泽东立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三军团部驻地,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一起,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分析了会师以后张国焘的种种表现,特别是8月以来中央和张国焘之间频繁的电报争论,一致认为,张国焘倚仗自己兵多枪多,个人野心膨胀,不仅想凌驾中央之上,并已企图危害党中央。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已无可能,而且会使党中央遭到不堪设想的后果。为了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也为了给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中共中央果断地决定迅速离开巴西,脱离险境,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和三军团部队离开巴西北上。即将离开巴西的时候,张闻天悄悄告诉李维汉: 张国焘发来电令给陈昌浩说,如果毛、洛、博、周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①。张闻天还交待李维汉,把他负责的机关单位在10 日凌晨带到三军团驻地,会同中央一路北上。中央机关出发后,张闻天策马前后照应,亲自向有关负责同志讲明当时的危险处境,并亲自布置三军团部队在山上警戒。就这样,中共中央率领三军团,踏上了继续北上的征途,并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绝路,号召党和红军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同时再次致电张国焘,指出“只有向北上是出路” ,“左路军迅即北上”②。张国焘于10日凌晨4时又致电中央称,已得悉中央率三军团单独北上,并表示仍坚持南下,拒绝北上。。

  9月10日,中共中央到达阿西后,以中央政治局名义向徐向前、陈昌浩发出“指令”,明令四军、三十军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指令”还明确指出,因张国焘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不能再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中央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及其政治委员①。也就在9月10日这一天,陈昌浩等人送信给彭德怀并转三军团全体人员,说什么“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自己把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去” ,“中央在毛周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他在信中还煽动说: “胡为乎跟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要求彭“即率队转回阿西”②,公然挑拨三军团和中央的关系。

  9月9日晚,毛泽东等返回三军团之后,叶剑英一时感到茫然。他想,这么多直属队带不出来,就留给张国焘了?张闻天、秦邦宪临走时,曾劝他快走,他回答说: “我现在不能走,你们先走吧,我和直属队一起行动。”但是怎样把军委纵队的直属队带走呢?思虑再三,只有利用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以“打粮”为名,设法带走部队。于是,他向陈昌浩报告要带队伍出去“打粮” ,以备南下。得到同意后,立即召集直属队的领导干部开会。到会的有林伯渠、杨尚昆、李克农、肖向荣等。他通知大家情况紧急,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已回三军团。我们确定10日凌晨2时出发,以“打粮”为名撤回三军团,要大家对准表,严格准时,绝对保密③。散会后,他招呼杨尚昆留下来,商量还有什么事要办,约好明晨在附近的一个磨房会齐,一同赶回三军团。然后,叶剑英又办了两件事: 第一件,找到作战科的吕继熙 (即吕黎平) 要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第二件是立即给刘志坚发个电报。当时刘志坚担任三军团宣传部部长,奉杨尚昆之命,带领一个几十人的宣传队到驻在包座的三十军去演出。叶剑英想到要设法通知他们,要他们见报立即赶回。

  一切部署停当之后,叶剑英返回前敌总指挥部的喇嘛庙 (潘州一个经堂)休息。在那里同住的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早巳入睡。空旷的殿堂,灰暗的马灯,一条条“唐克” (藏族同胞敬神的布条) 被风吹得微微飘动,寂静中隐藏着神奇和不安。叶剑英躺在床上,思绪起伏,毫无睡意,不住地看表。随着时针的转动,他的心也跳得更快。好容易盼到午夜,便悄悄起床,披上大衣,从床下小藤箱里取出了吕继熙交来的那份全军唯一的甘肃地图,然后轻轻地走出喇嘛庙。出去不远,恰好碰到军委秘书长肖向荣,便把甘肃省地图交给他,嘱咐说: “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全军就这一份,千万要保管好! ”①

  夜深沉,草原上乌云密布,寒气袭人。叶剑英来到磨房附近,杨尚昆巳在那里等他。两个人既紧张又兴奋,急忙赶路。同志们看到他们来了,高兴地说: “我们开小差跑出来了。” 叶剑英风趣地说: “不! 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②

  在一个叉路口,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等待他们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他们说,参座,你还不快走①! 叶剑英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即回身加快步伐,继续赶路了。但夜黑路不熟,赶上三军团部队,已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正在焦急呢。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 “哎呀! 你们可出来了。好! 好! 我们真为你们担心。”②

  在红军面临危难的时刻,身为右路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不折不扣地按照张国焘的电令行事。他发觉中央单独北上以后,立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开造谣说“中央投敌去了” ,是 “逃跑路线”等等,并下令部队作战斗准备,给四军下令要二十八团追击中央。四军军长许世友即请示徐向前,徐向前说: “那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③徐这句话,避免了两大主力红军的冲突,使中央免遭追击之苦。

  由于徐向前、许世友和广大四方面军同志的反对,陈昌浩没有派出二十八团,但他还是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中央,进行“劝说”; 同时还命令几个人拿着驳壳枪去追叶剑英,并交代: 如果不回来就打死他④!当时李特等人在三军团后尾大吵大闹,阻挠北上。毛泽东、彭德怀、杨尚昆等出来见他们。毛泽东先给四方面军的同志分发了中央的告同志书,然后向他们分折了北上之利和南下之弊,很诚挚地对他们说: 你们愿意留下的就跟着我们北上,不愿意留下的就回去。请你们回去劝说张国焘、陈昌浩,希望他们认清形势,执行中央决定,率部北上。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上,中央也欢迎。我们先走一步,也是为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我相信,不出一年之内,你们还是要北上的,一定会跟上来的①。说罢,告别而去。中央还留下少数人保护道路、桥梁,准备随时接应四方面军同志北上。

  9月11日,叶剑英等到达俄界,彭德怀、秦邦宪等见到他,老远地大声喊道: “老叶,好险啊! 你昨天前脚走,后脚就跟来四支驳壳枪到处找你,杀气腾腾,可凶咧! ”叶剑英听后紧紧握住他们的手,感激地说: “谢谢你们昨天提醒我,若不然,现在不知到哪国去了! ”②

  中共中央为了争取张国焘改正错误,再次电令“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③。张国焘抗拒命令,反诬中央“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他给一、三军团发电或写信,煽动他们反对中央,声言“当振臂一呼,揭此黑幕”,“望速归来……”④。

  9月12日中午,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严厉谴责张国焘违背党中央指令,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号召四方面军中全体忠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⑤。

  俄界会议之后,中革军委纵队和一、三军团经过整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兼第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部队作战,占领通渭县的榜罗镇。

  中共中央根据叶剑英等获悉的有关西北红军和陕甘苏区的情况,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把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开到抗日前线去。

  10月中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的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后,叶剑英出席了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了党和红军“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 的新的战略任务。中央红军胜利结束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争取张学良合作抗日

  1935年11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叶剑英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一方面军的参谋长。下旬,叶剑英协助毛泽东、彭德怀等,指挥部队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中共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也为抗击日本侵略军创建了立足点。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陕西省安定县 (今子长县) 召开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后,紧接着又召开了军委会议。叶剑英出席会议,参与讨论战略问题。会后,根据中央确定的渡河东征的任务,叶剑英组织人员,星夜赶造船只,征集船工,制定作战行动方案,进行东征的准备工作。抗日先锋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后,组成右、中、左路军。叶剑英指挥中路军围困石楼晋军,并在石楼、中阳、永和等地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迅速发展地方游击队,扩大红军,筹粮筹款,不仅支援了左、右两路军扩大战果,而且掩护了毛泽东、彭德怀领导的东征前委机关的安全。

  渡河东征部队胜利回师陕北后,中央派叶剑英到安塞领导东线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线工委),进一步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7月下旬,叶剑英主持召开安塞、延安两县工委及县一级机关负责人会议,健全了组织机构,明确任务和分工。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在东北军的部队中发展了一些党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采取各种方式,加强两军的联络和友好往来。叶剑英曾亲自到东北军军营中做争取官兵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东线工委经过大量的工作,使延安地区的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停止了敌对行动,双方和睦相处,互派代表,互通情报,互相帮助,变成了共同抗日、一致对敌的友军。

  1936年9月,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指示,同潘汉年、彭雪枫、边章伍、汪锋、吴自立、刘鼎等一起,化装成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和士兵,从保安出发,密赴西安,会晤张学良将军。叶剑英化名杨先生,住在张学良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家里。

  叶剑英与张学良进行秘密的频繁的洽谈,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11月上旬,叶剑英回到保安,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汇报西安情况。不久,张学良发来急电,请叶剑英即来西安,共商大计。毛泽东要叶剑英即速返回。叶剑英正在途中,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中共代表,赴西安谈判,争取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端。

  叶剑英返回西安后,在周恩来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举行各方面人士座谈会、讨论会,以及个别访问、接见等,耐心地进行说服争取工作,促进团结抗日局面的形成。同时,将各方人士对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反映电告中央。

  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回南京后,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奔走于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国民党在西安人员之间,全力做好善后工作。他们贯彻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同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协商有关事宜; 发表通电,抗议南京政府扣押张学良和企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经三方面的领导人协商,由叶剑英提出了具体的应战方案。这时,在西安,特别是东北军内部,对已逼近潼关的中央军是和是战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以至斗争。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奔走在东北军、十七路军的持各种主张的人士中,反复宣传争取各方力量、团结抗日的重要性,尽一切可能解决矛盾,避免了事态的扩大。

  此后,中共代表周恩来返回延安,叶剑英在七贤庄红军联络处继续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谈判,要求释放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被俘人员; 并继续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保持良好关系,商谈解决各种遗留问题。

  “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楼屋依然人半逝,小窗风雪立多时。”①50多年后叶剑英重访西安办事处,写下的这首七绝,用艺术的语言,对这段历史作了一个回顾和总结。

  奋战在国民党统治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投入抗日战争中。这时,叶剑英的工作更加繁忙。他除了代表红军与国民党西安行营第一厅厅长侯成如会谈外,还要在“红色堡垒”七贤庄,接待各抗日救国团体与爱国民主人士,商讨抗战大计。

  8月初,国民党准备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国民党代表张冲邀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共商国防大计,同时给在西安的叶剑英打电话询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行止。叶剑英鉴于张学良被扣的严酷现实,考虑到革命领袖的安全,急电中共中央,建议“毛不必去,朱必须去”①。党中央接受他的意见,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前往参加国民党的国防会议。会上,叶剑英在周恩来、朱德发表重要讲话之后,作了关于抗日政略、战略问题的发言。他们在南京广泛接触了党、政、军各界要人,利用各种机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推动团结抗战大业。

  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叶剑英任八路军参谋长。接着,成立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总部委派叶剑英为驻南京的代表。从此,他以合法身分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许多诬蔑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的谣言。为了澄清事实真相,博古、叶剑英曾在南京接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 叶剑英还在南京特意接见《京华晚报》记者,纵谈山西战局,宣扬八路军在抗战中的作用。他还积极参加了筹备出版《新华日报》的工作。

  为了使南方红军游击队早日投入火热的抗日斗争,1937 年9月下旬,叶剑英和博古一起,与国民党代表商谈南方八省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达成协议后,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与叶挺、项英等磋商建立新四军的有关问题,并组成了新四军军部。

  叶剑英在南京期间,与周恩来一起,四出奔走,多方努力,从国民党监狱营救出数百名革命同志,使之继续为党工作。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转移到武汉。当时的《抗战》杂志,曾发表文章介绍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情况说: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会客室是一间小房子,陈设简朴,没有沙发和椅子,仅当中有一茶几,四周放着几把小圆形凳子,进门的右边墙上,挂着两幅五彩的国耻表: 一是关于不平等条约的,一是关于丧失国土的,显示着这里是一些为民族解放而苦斗的战士居住的环境。叶剑英很忙。他沉着练达,态度和蔼,谁都看不出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勇敢善战的人民解放的斗士。”①

  叶剑英在武汉期间的确很忙。他不仅要同国民党当局谈判扩充人民抗日武装的编制员额,领取军需、装备等问题,还要广交朋友,做国民党上层和民主人士等方面的工作。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采取写文章、演说、题词等多种方式,宣传中共的主张,宣传八路军的战况和战绩,广泛动员组织群众,坚持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的工作,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938年夏,叶剑英由武汉赴广州,准备去香港治病。他利用这个机会,广泛接触各界友好人士,还应邀到广州中山大学和广雅中学讲演《目前抗战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热情宣传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抗战思想。广州的报纸纷纷报道他的活动和讲话。

  叶剑英根据时局发展和敌、友、我军的作战情况,发表了《论北方战局》、《论山西战局》和《论日军跳跃作战》等一系列重要军事论文,纵谈作战方针和经验教训,鼓舞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这些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论文,曾被汇集成《叶剑英抗战言论集》①出版,产生了广泛影响。当时 《新闻天地》著文评论说,叶剑英“在军事上有极深的素养,抗战初期他发表的《敌人跳我们笑》一文,不仅阐释了游击战略,而且才华洋溢,脍炙一时”②。

  叶剑英在武汉期间,还亲自给前线战士写慰问信;多次去黄安七里坪和珞珈山训练班讲课,宣传持久战思想和游击战问题; 先后会见伊文思、柯棣华、史沫特莱等外国友好人士,争取国际支援。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叶剑英同周恩来以及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童小鹏和《新华日报》编辑人员转移到长沙。他出席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 (郭沫若任厅长) 于10月27日组织的时事座谈会,发表了 《广州武汉沦陷后的抗战局势》的演讲。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邀请叶剑英到家里,商谈长沙失守后组织保安部队和人民武装打游击的问题。张治中说: “你是游击战的老手,想请你帮忙,担任省府高级顾问,来指导游击战。”①叶剑英慨然应允,积极支持张治中的抗战行动。但是蒋介石在撤离长沙前,却召开秘密会议,布置所谓“焦土抗战”,使长沙陷于火海。

  11月12日夜,叶剑英和周恩来等冲出火海,撤往湘潭。火烧长沙对居民百姓来说是一场浩劫。考虑到长沙人民的困苦,周恩来、叶剑英组织八路军办事处和演剧队的同志返回长沙,进行善后救灾;同时揭露所谓长沙大火是“焦土抗战”的谎言,强烈要求惩办纵火首犯,拨款救灾,处理善后。蒋介石抛出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祸首”,判处死刑;并责备张治中用人不当,给予革职留任处分。

  1938年冬,在周恩来、朱德等倡议下,蒋介石决定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并且邀请中共派干部到训练班担任教官。经请示中共中央,决定派叶剑英带几个人前去。毛泽东说: 去吧!讲我们的一篇道理②。叶剑英肩负重任,即刻组织人员,进行办班的准备工作。不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汤恩伯为游击干部训练班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后又改由蒋介石兼任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周恩来被聘请担任国际问题讲师。叶剑英接到任命后,即召集准备到南岳游干班担任教官的李涛、边章伍、吴奚如、薛子正、李伯崇等以及有关人员,学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讨论参加游干班的目的、任务和工作方式,拟订教学、训练计划,编写教材; 并与汤恩伯数次晤谈,还到重庆与蒋介石面商教学事宜。1939年2月10日,叶剑英率领参加训练班的中共方面人员包括教官、工作人员、武装警卫班,共30多人,离开衡阳前往南岳。游干班于15日正式开学。

  叶剑英为中共方面参加游干班的人员制定了保持坚定的立场,苦干的作风,谦和的态度,简朴的生活,虚心的学习,严肃的纪律等六项注意事项。由于叶剑英等中共方面人员模范的工作,取得了汤恩伯等人的合作与支持,受到学员的尊重与好评。

  在游干班,叶剑英除担任领导工作外,还从事部分教学工作。他讲解游击战和时事政治工作等课程,深入浅出,谈笑风生,颇受学员的欢迎。在被国民党战时新闻处查禁的一篇《新闻通讯》上,介绍了叶剑英讲课的情景: “在课堂上,游击战争战略家叶剑英先生的游击战争概论一课,最为学员们所爱好。这一门课,在课程表上规定是十二小时,占军事学科七分之一。每次上课两个小时中,总要发生学生提请延长时间的要求。每上一次课,都是肃穆的空气统治着课堂,游击战争的革命意义、游击队产生的客观条件、游击战的运用,每一个单字,都在每一个听众脑子里爬过,也都在每一个听众笔记簿上爬过,到下课的号声响了,听众还是不愿意走。记满了硬铅笔写的字迹的笔记本,在他们都认为太少了。再讲五分钟好不好?这问题常常发出来,这话语里充满了迫切的求知心与战士的要求。”①

  第一期学员1000余人,经过三个月的学习,即将毕业了,叶剑英组织全体人员进行了一次大型军事演习。由于准备充分,组织严密动作逼真,近似实战,获得成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专员程兆熊在对训练班的“视察报告书”中称赞说: “学员曾向余言及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形,谓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该班训练之切实,当可想见。”①

  叶剑英在南岳期间,曾动员衡山佛门弟子参加抗日。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成立大会上,叶剑英作了《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讲演。在他的动员下,佛门弟子竞相参加抗日活动,组织宣传队、救护队,在湘潭、衡山、衡阳等地作抗日宣传和救济难民等工作。叶剑英还在衡阳、桂林等地,利用各种机会,召开各界人士的座谈会,作时事报告,接见记者、剧团,与群众交往联欢,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939年5月28日,他在桂林市各团体时事座谈会上所作的《积小胜为大胜》的演讲,精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博得一致好评。有一位记者在《云南日报》发表《叶剑英将军访问记》,文中有这样的记述: “提起叶将军,我想读者对他不会十分生疏吧?他现在是一个著名的抗日健将”,“他的年龄差不多四十多了,身材是这样的高大结实,长方的面庞上,刻着两条粗浓的眉儿和一个笔直的鼻子,一对乌黑的眼珠,充塞着蓬勃的英气,总之,他是具备着,我们理想中一个青年革命将领应有的农民般的诚朴,书生般的冷静和英雄般的勇敢。他的确还是一个具有天才的演说家。”②

  1939年6月,叶剑英由南岳调到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协助周恩来从事统战工作。他在南方局领导下,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同国民党日益加剧的反共摩擦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6月中旬,叶剑英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在湖南平江嘉义制造的“平江惨案”事件,以中共代表、八路军参谋长名义,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提出严重抗议,要求迅速彻底查清。以后又与周恩来一起,多次致电国民党军政长官,强烈要求“查明真相,雪冤治罪”。叶剑英以极大的义愤,撰写了《论平江事件》一文,揭露和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平江惨案的种种借口。8月13日,叶剑英主持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在红岩嘴举行隆重追悼大会,悼念平江惨案中的死难烈士。叶剑英送的挽联写道: “人类有余悲,豺狼亦已歌; 何以寄凭吊,按剑复摩裟。”①

  为了有效地制止国民党制造的多次反共投降活动,及时掌握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破坏捣乱的情报,叶剑英主持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经过长期考验,吸收国民政府军统局电讯总台的张蔚林、冯传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派南方局的地下党员张露萍(延安调来,又名黎琳) ,与张、冯等人联系,从军统局内部,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后来,张露萍等六位同志的活动被特务发现,遭到逮捕,英勇牺牲。事过三十余年,直到1983年,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进行复查时,叶剑英亲自证明,才得以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张露萍等英雄以本来面目,他们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以后,蒋介石经过精心策划,在重庆召开全国参谋长会议,制造舆论,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叶剑英参谋长带病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蒋介石大骂共产党、第十八集团军(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八路军为第十八集团军),诽谤第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制造摩擦,袭击友军,包庇叛军,破坏抗战,并且声言,要彻查此事,以整肃军纪军令。接着,所有国民党集团军参谋长都发言攻击第十八集团军。叶剑英成竹在胸,镇定自如。他在会议的第三天发言,集中讲了作战和摩擦两个方面的问题,对蒋介石等人的无耻谰言一一进行驳斥。叶剑英的发言,有理有据,事实确凿,具有极大的说服力,使蒋介石的“围攻”阴谋破产。叶剑英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会议情况,并将他在会上的发言稿一起上报。毛泽东很快批给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传看。董必武誉之为“叶剑公舌战群儒”①。

  皖南事变前后,周恩来和叶剑英在重庆领导和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力量,同顽固派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1月12 日,他们接到新四军被围的告急电和中共中央关于向国民党交涉的指示以后,立即向国民党代表张冲、刘为章提出要求,要国民党当局“急电制止”。第二天又专门找蒋介石、刘为章进行交涉。17日,当获悉国民党当局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叛乱,悍然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时,他们立即向何应钦、顾祝同和张冲提出了严重抗议。1月18日,国民党当局检扣了在《新华日报》上准备发表的一篇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文章。当天下午,叶剑英召集军事组和有关同志共同研究,连夜赶写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的传单,揭露国民党制造内战阴谋。传单写好以后,叶剑英认真修改,于 19日晨送周恩来最后审阅定稿,迅速赶印出来,秘密散发出去,使皖南事变真相很快大白于天下。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面前,叶剑英铁骨铮铮,毫无畏惧。他向大家说: “我们共产党人天不怕,地不怕,要沉着应付,坐于虎口稳如泰山。”①他见到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的手书,当即挥毫作诗: “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②用以勉励自己和同志。周恩来也用方志敏的坚贞不屈的斗争事迹,多次向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并当众背诵叶剑英的这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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