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余保简历生平经历 谭余保的后代子女

时间:2017-02-22 17:36:00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谭余保在十年内战时期,曾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临时省委书记、游击队政委等职。全国解放后,历任湖南省政府副主席、省委副书记、书记、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南局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等职。他刚正不阿,铁面无私,在“左”风日炽和十年动乱期间,敢顶歪风,勇排恶浪,表现了共产党人坚持真理的高贵品质。

  (一)

  谭余保,曾名吉华、于宝,湖南省茶陵县洮水乡人,生于 1899年12月。祖辈世代务农,至其祖父谭永德时,已属小康之家,但后来其父亲谭松青酷嗜鸦片,家业中落。

  谭吉华9岁入崇文小学读书,深得业师于梓启喜爱,3年之后便同于梓启的独生女聪姑成亲,被改名于宝意谓他是谭于两家的宝贝。

  谭于宝结婚后,家境日益困难,只得辍学回家务农。他很勤劳,举凡耕田种地、砍柴挑脚之事,无不尽力去干; 并乐于助人,亲友邻居凡有求于他的,他没有不答允的。

  到1924年,谭于宝已添3个子女。连年添丁加口,生活更感困难。这时,他又患喉管溃疡症,无钱医治。恰逢村里来了个教武术的“打师”,名叫彩凤,会用中草药医治多种疾病,替谭于保治好了喉管溃疡。从此,他与打师彩凤,以及村里的狮子班结下了不解之缘。

  狮子班是洮水一些穷苦青年组织起来的武术团体。他们忙时种田,闲时练武,逢年过节到公众场合献演武艺,常常向豪富人家抽“彩头”,索取费用。遇到那些为富不仁,吝尅成性的地主,还要与之斗争。每逢这种场合,谭于宝总是挺身而出,不讲情面,不畏权势,很快就成了狮子班里的头面人物之一。

  1926年10月,共产党员李炳荣、杨绍震来到洮水开展农民运动。他们发现狮子班对豪绅有一股强烈的反抗情绪,在群众中也颇有影响,决心将狮子班培养成农运骨干,通过他们去带动群众。于是,附近农村的农民很快就被发动起来了。洮水乡农民协会成立时,谭于宝被广大农民推举为农会筹委会主任。

  农会一成立,决定的第一个打击对象就是周大德。周大德是一个大财主,当地人称他“万户”,其妻周谭氏,是谭于宝的老姑母。周谭氏平日里对农民极为刻薄,骂农民是“强盗”、 “痞子”,当地农民群众恨透了她。农民运动起来后,把周谭氏扭送到农会。不少人估计于宝会替老姑母讲情。谭于宝的外祖父也赶来,要求谭于宝放人。谭于宝不为私情所动,坚决按农民的要求,将周谭氏处决了①。

  从此,洮水乡的农民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谭于宝的名字也越传越远。

  1927年2月,谭于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时,他改名于宝为余保。随即担任了洮水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兼财委主任①。

  (二)

  1927年5月,长沙“马日事变”后,谭余保成了茶陵国民党反动当局缉拿的“暴徒”。他被迫转移到酃县,藏身于打师彩凤家里②。

  11月,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以后,毛泽东派工农革命军再次攻克茶陵城,建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谭余保闻讯从酃县农村赶到茶陵城里,与党组织接上了头。12月底,随部队从茶陵撤出,到了砻市,登上井冈山。后来,受党组织派遣潜回茶陵洮水做地下工作。

  1929年冬天的一个雪夜,谭家述率茶陵游击队来到洣水东岸,准备突袭河对岸的敌挨户团。可是,渡船在对岸,部队无法过河。在这紧急关头,前来迎接部队的谭余保,将棉衣一脱,潜入刺骨的水中,泅过了河,把渡船从对岸悄悄地拖了过来。敌人万万没料到雪夜有人能泅水偷船。游击队乘虚渡河,袭击敌人,取得了胜利。

  1930年春,衡阳、茶陵、安仁、酃县等九县联防挨户团,到茶陵严塘围剿游击队,遭到游击队的伏击,被打得大败。逃窜到洮水方向来的三个团兵被谭余保带领群众抓获。

  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茶陵3/4的区域和人口得到了解放,到1930年下半年成立了党的9个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党由秘密活动转向了公开。谭余保先后在三、六、七区担任区委书记和苏维埃政府主席。11月以后,他又担任中共茶安酃特区区委书记①。

  1931年5月,谭余保被选为茶陵县苏维埃政府主席②。同年冬,国民党63师到茶陵进行野蛮“围剿”。中共茶陵县委书记曾毅之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领导茶陵党政干部和群众对敌人的“围剿”进行了有力的反击。据《中共湘赣省委关于三个月工作竞赛条约给中央局的总报告》载:“茶陵苏区,在陈光中长期驻扎的几个月内,只有五个乡没有被敌人占领。但群众能够艰苦持久地与敌斗争。敌退后几天,就已将原有苏区完全恢复,并积极向外发展一些苏区,还缴了敌人八十条以上的枪支,十八团争取了一部分群众,建立了一个区革命委员会,两个乡革命委员会,一个乡苏,各种群众组织都建立起来,并与攸县、宁冈的苏区已取得联系”③。1932年上半年,湘赣省开展有25县、一个中心县、两个道委、一个长湘区委参加的三个月革命竞赛运动。竞赛的内容有扩大红军、发展苏区、白区工作、苏维埃建设、党的建设、工会工作、反帝运动、妇女工作八项。竞赛结果,茶陵得分最多,总评第一④。茶陵被称为湘赣苏区的模范县⑤。因此,谭余保等受到上级的表扬和同级干部的好评。

  1932年8月,湘赣省苏维埃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谭余保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长①。自此以后,敌人更加仇视他,将他父亲谭松青捅死在水沟里,将他的妻子聪姑、儿子和小女儿乱枪打死在山上。8岁的大女儿侥幸逃出虎口,辗转流徙,到了永新县黄冈。后值谭余保领队去省造币厂挑运花边,父女俩才得以相见。敌人的摧残,更加激励谭余保义无反顾地和敌人斗争到底。

  谭余保任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期间,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革命队伍内肃反扩大化,湘赣省委常委、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被当作AB团分子拘禁 (后被杀害) 。省委书记王首道被诬为“右倾”而撤职。谭余保对他们深表同情。有人供出省儿童局长胡耀邦、王恩茂、谭启龙等三个红小鬼是AB团分子。主管肃反工作的省委常委刘士杰(后叛逃被杀) 、省保卫局长谭中山坚持要将他们捉起来。谭余保明白,这三个红小鬼只要一被捉起来,十有八九要被枪杀。在这关键时刻,谭余保站起来说:“这三个红小鬼,是放牛娃出身,年纪小,不会是AB团分子,不能抓!②。当时,中央巡视员冯文彬也在场,他当即支持谭余保的意见,并把这三个红小鬼带到了中央根据地。1933年冬天,毛泽东得知张启龙被判刑,发来一个电文,说到对张启龙 “处分应从轻”。谭余保见到后,捧着电文立刻去找任弼时。这以后,张启龙也得救了③。

  1933年11月21日,谭余保在湘赣省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①。次年1月,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召开,谭余保任湘赣省代表团团长。在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②。

  (三)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发布 《给红6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指示红6军团撤出湘赣革命根据地,由任弼时、肖克、王震组成军政委员会率军西征。中共湘赣省委由陈洪时 (书记)、谭余保和彭辉明 (省军区司令员) 等组成,留下来领导湘赣边区的斗争。

  8月上旬,红6军团从永新碧江洲出发,湘赣省委即组织队伍向武功山区的安福县境内转移。这时,在湘赣根据地清剿的敌人,有李抱冰的53师、罗霖的18师、李云杰的23师,以及各县反动团队人数逾6万,十倍于红军的数量。他们仗着人多、交通方便、枪弹充足,占据城镇要道,长驱直入,分进合击,三里一碉,五里一堡,将原来连成一片的根据地分割成几十块。敌人还严密和强化保甲制度,实行十家连坐,推行自新自守条例等,致使各地革命队伍联络中断。钱粮、医药、弹药、服装以及伤病员安置极感困难,队员减员,叛变投敌事件亦迭次发生。省委率队转移途中,彭辉明司令员牺牲。红4团团长李宗保、政委旷珠权等相继叛变投敌,整个湘赣根据地濒于崩溃的边缘。

  1935年春末夏初,湘赣红军经茶陵晓田一仗受挫,退到攸县、醴陵、萍乡边界的大平山,陈洪时以与蔡会文取联络为理由,指使谭余保去湘南。谭余保觉得事关游击队的生存和发展,便欣然从命起程。

  与谭余保同行的,有原政治保卫局长、中共莲安萍特委书记刘发荣、警卫员谭冬仔。他们从大平山出发,经鸾山进入茶陵。一天晚上,行进到尧水花棚地段时,刘发荣以去家里拿米为由向敌人投降告密,敌人将花棚山铁桶般地包围起来。谭余保和谭冬仔钻进红薯窖里,躲了4天。第5天一早,他们听到一位妇女的哭泣声。谭余保分辨出这是周金嫂子的声音。1930 年,茶陵县苏维埃政府设在这里时,周金嫂把儿子刘永珍送到我政府当通讯员,后来当了红军,长征北上了。谭余保知道周金嫂忠实可靠,便投出一块石片,将周金嫂引到红薯窖边,彼此一见,不胜惊喜。周金嫂告诉谭余保,敌人还没有撤围,正在村子里、山脚下搜查,叫他俩不要出来。当夜,周金嫂装做找牛的样子摸上山,给谭余保和谭冬仔送了些饭团。第 8天,待敌人撤退后,周金嫂将谭余保和谭冬仔营救出来。

  花栅脱险后,谭余保决定返回省委驻地大平山,把刘发荣叛变的事告诉陈洪时,以防不测。但他没料到,陈洪时支使他离开大平山后,即向国民党萍乡专员公署投诚,被敌人委为湘赣边区“招募专员”。陈洪时估计谭余保还不知道他已经叛变的消息,估计谭余保在刘发荣叛变之后不会去湘南,必定原路返回。于是,陈洪时在归途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企图诱捕谭余保。幸好,在攸县排山的易湘苏得悉陈洪时叛变后,及时巧装成本地妇女,预先守候在路上,先见到谭余保和谭冬仔,诉说了原委,使得谭余保又一次得以脱险①。

  谭余保跳出陈洪时设下的陷阱后,经茶陵白水陇折入莲花县境内的棋盘山,与莲花县委的同志会合。

  棋盘山地处茶陵、攸县、莲花三县边界,山高林密,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群众基础好,又容易得到情报和给养。谭余保决定在这里住下,派人出去通知离散了的同志来这里集中。

  1935年7月的一天,谭余保把收集拢来的40多个同志召集在一起,举行了著名的棋盘山会议。

  会议决定撤销原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成立新的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军政委员会和湘赣游击支队司令部。大家推举谭余保为省委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席和湘赣游击支队政委②。

  会上制定了“保存力量,稳步发展,以待时机”的战略方针③。会议决定将散落在各地的红军战士编成三个大队,改过去的集中硬拚为化整为零,集零为整,施行“敌人来得多,我在茅里坐; 敌人来得少,我来跟他搞”的灵活战术,避免死打硬拚,保存有生力量。

  会议还决定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成立中共茶攸莲中心县委;军队党和地方党的工作结合进行,继承和发扬我军 “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会上起草了《告群众书》,让边区人民和离散了的干部、战士知道,省委及其领导下的游击队还在这里,红军游击队是任何敌人也消灭不了的。

  谭余保主持召开的这次会议,结束了湘赣边一年来的混乱局面,是湘赣边在红6军团长征后,走向艰难发展的起点。

  棋盘山会议后,谭余保带领一支游击队秘密地来到了攸县东部山区开辟工作。他先将群众怨恨的催粮队歼灭,同时建立了三个秘密据点,处决了5个叛徒。接着,谭余保又派共产党员曾国胜和王茶秀在皮水开了个“曾茂隆杂货店”,为游击队收集情报,采购转运货物。此后,谭余保进一步指示,要在皮水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两面政权。曾国胜和王茶秀选定建立两面政权的第一个目标是保长皮香乐。皮香乐在游击队的威慑下,不得不同意为游击队做事。谭余保和游击队利用皮香乐提供的情报,伏击了敌人押运粮食的队伍,截获敌人强征上来的粮食,还缴获了一批枪械。以后又通过皮香乐向敌人碉堡里派进了两名地下党员。当敌人从皮水碉堡出动偷袭南源堡时,谭余保带领游击队一举攻占了皮水碉堡。

  这样,攸县东乡成了游击队的可靠基地。

  棋盘山会议后不到一年,继中共茶攸莲中心县委建立后,莲安萍中心县委、萍宜安中心县委,以及九陇山、铁镜山、七古山等地党的组织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游击队也由三个大队增加到四个大队和一个教导队。

  (四)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10月2日,国共两党达成将南方八省边界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协议。

  10月中旬,萍乡县政府派石坚上山来找谭余保。石坚是原中共萍乡县委负责人,后随陈洪时叛变,成了萍乡反共工作团成员。石坚估计自己去将是凶多吉少,便派了两名叛徒上山通知谭余保下山。这两个叛徒上山以后说国共两党合作了,要谭余保带游击队下山受编。谭余保等久居深山,对外界情况了解很少,尤其是谭余保对叛徒恨之入骨,根本不相信他们的话。因此,他下令将这两个叛徒抓起来,严加审问。这两个家伙供出了自己是反共工作团的成员,是石坚派来的。谭余保火冒三丈,立即下令将其处斩①。至此,谭余保更视国共合作是国民党和叛徒的欺骗伎俩。

  10月下旬,陈毅几经曲折,在九陇山找到了谭余保的游击队。尽管陈毅出示了项英的信件,出示了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宣传品,谭余保还是不相信他,开口闭口骂他叛徒,将其捆缚禁闭,甚至用烟管敲他。继之进行审讯。审讯开始,谭余保指着陈毅说: “你这个叛徒又来送死呀! 早些天石坚派两个 ‘反共团’ 的叛徒来叫我下山受编,我没受骗,把他俩杀了! ”

  “杀得好!”陈毅早已知道石坚是陈洪时的班底,叛变革命,所以爽快地赞赏了谭余保的高度警惕性。

  陈毅的这个回答,出乎谭余保的意外,使他有些吃惊。

  陈毅察觉到谭余保脸色有变,继续说: “我们党与国民党是合作,不是受编。”

  谭余保从话里品出了陈毅与“反共团”有不同,进而观察陈毅毫无惧怕之意,于是对陈毅是不是叛徒的问题开始打问号了。他想,自己毕竟与上级党组织断绝联系三年多了,与外界处于隔绝状态,也许形势真的变了。但他还有好些问题仍弄不懂。于是又问陈毅: “国共两党是两个对立阶级的代表,只有斗争,哪有合作?在井冈山闹革命的时候,我在砻市听你作报告,你那时讲阶级斗争,讲得很好嘛!现在你又讲起国共合作来了,你不是叛徒是什么!”①

  陈毅毫不含糊地承认过去讲了,并且说没有讲错,现在讲国共合作也没有讲错。接着,他从党章明文写的有打倒帝国主义的规定,讲到红军长征,讲到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鲸吞华北,进攻上海,威胁南京的形势,阐述了阶级矛盾服从民族矛盾的道理等等,讲得有理有据,无懈可击。

  谭余保听了之后,心里诚服了,却仍以哂笑的口吻说: “知识分子就是道理多。”他在斗争中培养起来的警惕性又使他不可轻信、全信。他经过几天的思考,派人按照陈毅绘出的路线示意图,经莲花县城到吉安城,找到了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证实陈毅所讲完全属实。

  问题证实后,全体同志皆大欢喜,独有谭余保在高兴之余痛哭流涕,为自己错怪并惩治了陈毅深感愧疚,亲自给陈毅松绑,然后用这根绳子将自己绑起来,要把自己关几天禁闭,以赎自身冒昧之罪②。陈毅断然制止了这一行为,安慰谭余保: “你警惕性高,斗争坚决嘛! 做得对嘛! 产生一点误会,我也有责任,手续不完全嘛! ”③

  后来,毛泽东曾不止一次谈起这件事,夸奖谭余保办事 “粗”中有细。这里讲的细,不仅含有细心的意思,主要还是讲谭余保在政治上很强,警惕性很高。

  遵照中共东南分局的指示,谭余保命令散驻各地的游击部队,于11月下旬在莲花县陇上集中整训,进行编队准备。中共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副书记曾山来到这里部署部队整编事宜。陈毅也曾又一次来到这里。这时,谭余保被任命为新四军参议①。

  部队整编期间,南京陷落,国民政府惶恐不安,尤其怕南方各省共产党游击队来一个“后院起火”,电令各地加强合作事宜,莲花县长朱维汉、茶陵县长陈莹冰、攸县县长成道奥均遵命来函来人邀请谭余保下山洽谈。

  谭余保征得项英同意后,由中共湘赣临时省委组织部长、中共茶攸莲中心县委书记谭汤池陪同,于12月上旬首先到了莲花,与朱维汉就部队整编时的活动范围、场地和食品供应、新四军与保安团脱离接触、释放政治犯等问题达成了协议。然后,谭余保和谭汤池又到了茶陵,陈莹冰在县政府设宴款待了他们。谭余保、谭汤池就红军战士冯秋姑 (女)、刘善元等人被押未释问题提出了交涉,使他们获释。随后,他俩到了攸县,通过交涉也使得一批政治犯获释。

  1938年1月,部队整编后期,上级指示将400名战斗人员调往华东抗日前线,要谭余保率领80余名地方工作人员,配以电台继续留在湘赣边,准备在日寇大举南侵时在这里建立党在南方的一个抗日根据地,并决定将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撤销,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谭余保被任为书记。

  1938年9月,奉党中央的命令,谭余保与中共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一同赴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随行人员有易湘苏、周圣武、陈斌等。他们由茶陵木冲出发,经高陇、茶陵城,于攸县西门文华旅馆下榻。在这里,曾山代表党组织批准谭余保和易湘苏结婚。易湘苏系湖南醴陵县一个农民家庭的女儿,1926年投身革命,同年9月入团,1931年由团转党,曾任过湘东南革命委员会委员、湘赣省委巡视员、新峡县委宣传部长、茶攸莲中心县委宣传部长等职。她两次被捕,坚贞不屈。后来,成了谭余保的得力助手。

  赴延安途中,谭余保把湘赣游击队几年来积存的黄金全部上交给了中共东南分局。曾山于9月9日写下了这样一张收条:

  谭余保同志交来东南分局金子一包,重量计贰拾壹两伍钱 (因当时没找到天秤,据谭余保说)此据①。”

  他们一行5人于9月27日到达延安。

  9月29日至11月6日,谭余保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扩大的第六届第六次中央委员会全会。

  1939年3月,谭余保要求回湘赣边工作,但他当时肺病严重,恰逢陈毅来延安,得知这一情况后,便给谭余保一信,劝他暂留延安。信的原文是:

  谭余保同志:

  我今天即动身南归,不能到你处来拜访,甚歉!你的工作问题,我已与少奇同志、总司令谈了几次,他们决定你到中央组织部与安子文同志接洽工作,大家均认为你身体尚不强,应加调养,故不宜南下工作,候明年南方局面开辟时你再去。你回湘赣作用很大那是不消说的,我希望你即驻安子文同志处,籍便参加一些工作,你最好一面休养一面多研究文件,多提高自己的文化,作一年的准备工作。你立场坚定,工作经验丰富这是很见长的地方,但必须辅以理论修养和文化技术则更好。希望你考虑我这个建议。以后在南方见面吧!

  即祝

  健康并致布礼

  陈 毅

  三月二十六日①

  谭余保接受陈毅的劝告和组织的安排,留在延安。他住在杨家岭,一边在马列学院学习,一边稍事休息。

  在这期间,谭余保结识了闻名全国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当时,范文澜在马列学院任教,是谭余保的导师。两家又是近邻。谭余保十分敬重这位学识渊博、诲人不倦的导师。范文澜也喜欢这位性情耿直、勤奋好学的大老粗学生。他们很快成了至好,而且这种诚挚的友谊历久不衰。1969年初,范文澜病重,谭余保叮咛儿子、儿媳: “范老是我国不可多得的历史学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贝。我们的事业离不开这样的知识分子,党需要他,人民需要他。我这样的‘老粗’ 需要他。你们两个要尽心尽意地照料他①。”以后,这两个年轻人真的住进了范文澜家里,帮助他料理饮食起居,看病服药。他俩每天一早搀扶范老在王府井大街上漫步,一直照料到范文澜逝世。范文澜对谭余保也体贴入微,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知道造反派查抄了谭余保家的“四旧”,为之感叹不已。在1968年7月17日日记《有感》篇中写道: “……家有几本线装书,一些古玩字画,我看不能算犯了“四旧”毛病……老革命 (指谭余保) 戎马一生,晚年拿些古物(不论真假)以凤雅自怡,与古董家不同。”

  1944年9月1日,党中央在杨家岭召开会议,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叶剑英都出席了会议,为在湘粤边五岭地区建立一个坚强巩固的战略基地,决定派王震、王首道、谭余保率步兵10个连、干部4—6个连,组成第一梯队挺进华南②。

  谭余保因身体不适,未能随第一梯队南下。中共七大闭幕以后,1945年6月18日,他才随苏进、刘转连率第二梯队向华南挺进。进军至河南新安地区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他们奉命折赴东北。谭余保即到冀察热辽边区工作,任中共热河省委副书记。次年,他又病倒了,回到晋察冀一面休息,一面协助中组部搞甄别平反工作,直到1949年南下③。

  (五)

  1949年8月,湖南解放后,谭余保以华中解放区正式代表身份,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11月抵达长沙。

  1950年7月,谭余保担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监察委员会主任、省纪委副书记。1953年继任省纪委书记,后来又担任了副省长、省委副书记、书记兼党校校长等职。

  从1953年至1963年离开湖南为止,谭余保在湖南期间,主要精力用在主持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方面。他成绩卓著,堪称 “冰清玉洁,铁面包公。”

  50年代,一个副省长犯了生活作风方面的错误,别人不敢去碰他,谭余保坚持派人检查,终于查清了他的问题,给予了处分。一位参加过平江起义的老红军干部,在评定军衔时,嫌上级授予他的少将军衔低了,牢骚满腹,在背后说怪话。谭余保知道后,觉得老同志计较军衔的高低,发展到这种地步很不好,便找其谈话,风趣地对他说:“授予了你少将军衔还不好吗?我是什么 ‘芝麻辣椒酱’ 也没有,不也很好吗?”接着又严肃地批评了他。这位老红军以前常到谭余保家里叙谈,自从这次谈话以后,他再也不去了。当有人提起这件事时,谭余保说: “怕得罪人,怕丢选票,能维护党的纪律吗?我是不怕丢选票的,看到了,听到了就要讲。”

  谭余保在严格要求高级干部时,能够做到不分亲疏,不徇私情。一个茶陵籍老红军干部,与谭余保是同乡,又是谭余保的老部下,因犯有生活作风错误,由外地调回到湖南工作。谭余保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你也是个老同志了,差不多是毛主席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入伍的,希望你在新的岗位上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再不能栽跟斗了”。后来,这个老红军不听劝告,居然旧病复发。谭余保知道后,难过地说: “我可要 ‘挥泪斩马谡’ 了”,给了他应有的处分。

  谭余保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除了坚持教育为主处理为辅的原则外,还特别注意关心和爱护干部。

  有一个干部由部队转业到地方监察部门工作,因文化程度不高很苦恼。谭余保勉励他参加机关业余文化学习。这个干部经过三年业余文化学习,文化知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他经常说: “我现在能做些工作,与谭余保勉励我坚持三年业余文化学习分不开。”

  1958至1960年,全国城乡浮夸风盛行。谭余保对此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实事求是。一次,有一个地委书记向省里报了他的实验田亩产稻谷一万多斤的高产记录。谭余保一听就说:“这是没有作过田的人说的。”他坚持派人检查,发现这位书记不惜人力和物力,将几丘田里的禾搬到一丘田里来,然后拍照过秤,骗取荣誉。谭余保立即责令这个地委书记写出检查。一次,省委一位主管财贸的书记说农民每月有20多斤谷就够吃了。谭余保马上反问:“把你每月吃的粮食、油水、还有苹果梨子加起来合多少定量呀?”谭余保就是这样直言快语地无情嘲讽那些头脑发热的干部。

  谭余保知道自己的言行和当时的社会潮流是不合拍的,但他抱定了为了真理,宁不要面子和位子的决心,还是要讲,要写。

  1959年初,他冒着严寒下到洞庭湖地区调查。2月20日,他针对社会上水稻种植“越密越好” 、“越密越不易倒伏”、“密无止境” 的说法,向省委和省委书记周小舟呈递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一开头就指出: “有这么一种人,既不请教农民,又不作科学分析,也不亲手实验,更不重视已经取得的大量成功经验,和若干失败教训,只是一股劲地叫喊要高度密植。对此,群众肚子里有意见,不过怕戴帽子,怕挨 ‘辩论’ 口头不说而已。显然,这样做影响所及,不但直接危害今年农业生产更大跃进,同时,也危害了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接着,谭余保在这个报告中,以他在大区湖农场三分场和南县红光公社等地调查所得的大量材料,得出结论: “今年水稻的密植,每亩种籽限制在十五斤左右……种籽下得过多,不但影响产量,而且将造成粮食的浪费。” “如果按每亩十五斤下种”,全省将“节省十亿零五千万斤粮食……”①。

  这年2月下旬,朱德来湖南视察,认为这篇调查报告很好,将它带到了中央。同年4月,毛泽东主席写了 《党内通讯》一文,发至全党,其中的一条就讲了密植问题,强调了 “不可太稀,也不可太密”,这里面就有谭余保的一份贡献。庐山会议后,敢于直言的谭余保,在湖南省三级干部会议上受到了批评。在湖南省党的一次大会上,批评省委书记周小舟的同时,他又一次受到了批评。

  (六)

  1963年12月,中央决定谭余保离开湖南到广州,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南局监察组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谭余保和许多久经考验的革命老干部一样受到了冲击。但是,他没有“坍”下去,而是和风浪搏击。“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南局机关造反派勒令他交出监察组的结案材料和档案。他认为党的结论材料和档案,是党的机密,是比党员个人生命还重要的东西,决不允许向社会公开抛出。他向管档案的人员指示: “档案材料坚决不许动”。

  造反派批斗他和王首道时,要他证明王首道的一些所谓罪行。谭余保的回答不是“不知道”,就是“未听说过。”当批斗他时,造反派叫他回答“为什么将为自己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的回忆录烧掉?”他愤慨地说:“我有写的自由,也有烧的自由。”弄得造反派瞠目结舌。

  1968年冬天,吉林省的造反派来找谭余保,要他证明吉林省委书记赵林的“AB”团问题,遭到谭余保痛斥。类似这类调查,谭余保接待过数十起,每次谭余保不是实事求是地介绍情况,澄清对调查人的错误看法,就是揭露某些人别有用心,从不昧着良心说假话。

  1970年,林彪下达一号命令之后,谭余保被从广州 “疏散”到湖南,住在长沙马王堆。

  与谭余保同住在马王堆大院里的还有原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和夫人徐敏(原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当时,江渭清是报上点了名的“走资派”,驻军某部奉命将其“保护”起来,不许外人接近。江渭清常常自己要拖着一条在战争中弄瘸了的腿,赶到几里路以外的地方买米、买菜。

  抱病在床的谭余保对江渭清一家十分同情。他对儿子、儿媳说: “江渭清是一个老红军,还在战争中弄坏了一条腿。徐敏十几岁参加革命,一直跟党在一起,有什么问题呀! 现在这样对待他们太不公平了! 别人怕跟他来往,我不怕,我们家不怕,你们代表我去看看他,帮帮他。”

  后来,谭余保得悉肖克、苏振华直接向毛主席写信,很快就获得“解放”的消息,便嘱咐儿子去告诉江渭清,叫他也直接向毛主席写信。这时,中央一位负责同志来湖南,江渭清请他将信转呈毛主席。这封信到了毛主席手里以后,江渭清、徐敏的问题果然很快就得到了解决。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谭余保欣喜若狂,连呼中国有救了!

  1977年11月,谭余保当选为湖南省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和全国第五届人大代表。

  1978年2月至3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谭余保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

  1979年,谭余保病情加重,5月到京治疗。1980年1月 10日,谭余保病情恶化,不幸与世长辞。

  作者附记:

  本文在采访和撰写过程中,先后得到了段焕竞、段苏权、谭善和、谭汤池、张启龙、罗其南、刘永珍、刘宗舜、方用、黄显孟、周治辅、龚杰、黎先模、傅云飞、谭冬崽、谭木兰、谭元纲、徐晋华等人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注释

  ①谭木兰: 《关于父亲的回忆》。

  ①②《谭余保履历表》

  ①②《谭余保履历表》。

  ③④⑤《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452页,下册第299、 160页,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张启龙的回忆》。

  ②张启龙: 《回忆湘赣苏区革命斗争历史情况》,存株洲市委党史办公室。

  ③《张启龙谈谭余保》,存茶陵县委党史办公室。

  ①《红色湘赣》1934年1月9日。

  ②《江西革命文物》1986年第1期。

  ①罗其南(原湖南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回忆。

  ②段焕竞:《坚持在湘赣边区三年》载《红色风暴》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谭汤池: 《回忆茶攸莲中心县委》,载《回忆湘赣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严道白 (当时谭余保身边的秘书)的回忆。

  ①③陈毅: 《1962年3月6日在广州的讲话》。

  ②见《并非仅仅是为了寄托哀思》,1980年2月12日《湖南日报》。

  ①这个符号存谭元纲(谭余保的儿子)处。

  ①这张收条存谭元纲处。

  ①此件存谭元纲处。

  ①《谭元纲、徐晋华回忆》。

  ②王首道: 《忆南征》第6页。

  ③《谭余保履历表》。

  ①这个报告现存湖南省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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