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简介生平经历 黄炎培的后代子女

　　“兴亡梦觉惊风采”

　　黄炎培，号任之，1878年10月1日 (夏历九月初六)出生于上海沙县城一个平民家庭。父亲黄叔才初在家设塾授徒，后外出做督抚幕僚。母亲孟樾清略谙文化。黄炎培6岁时即由母亲教授识字，9岁起就学于外祖父所设私塾。1899年，黄炎培以府试第一名中取秀才，三年后又中江南乡试举人(末科)，成为远近闻名的“江南才子”。1901年，上海南洋公学招考，黄炎培应考录取，得以“跳出圈子，跨上新文化教育舞台”①。从此，黄炎培“抛弃旧文化学习，接受新文化学习”。这是他的“第一个很大的转折点”②。

　　南洋公学是清末大官僚盛宣怀创办的一所训练洋务人材的学校，即今日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黄炎培所考取的特班有40 余名学生，大多是秀才、举人出身，有相当的旧学根底。学校拟授以外语及经世之学，择优保送经济特科。特班的中文总教习是著名教育家、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蔡元培。蔡元培的教导方法一改“填鸭式”的传统陋习，让学生自由阅读书籍，每日笔记交先生批阅，然后轮流招至书房面谈讨论。蔡元培还融近代科学知识与爱国主义思想于一体，“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小己观念进之于国家，而拓之于世界。”①为培养学生“唤起民众”的能力，他还组织演说会，定期举行演讲。这一切对刚刚涉世不久的黄炎培教育和启发很大。对他选择人生的道路，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02年11月，南洋公学爆发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次学潮。全校学生高呼“祖国万岁”的口号集体退学，以抗议校方开除无辜学生。黄炎培遵从蔡元培“你们出校，必须办学校来唤起民众”②的教诲，回到家乡开始从事教育救国的实践。他与同乡张志鹤等人商量，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③，遂呈准两江总督及川沙县知事，将川沙观澜书院改为川沙小学堂，黄任义务总理 (即校长) ; 同时与其兄黄洪培合办开群女学。后来，黄炎培应浦东建筑业资本家、热心教育事业的杨斯盛的邀请，先后创办了广明小学和浦东中学。黄炎培在教学中不拘旧俗，别开新路，一时名声大噪。他本着“教育救国”的办学宗旨，于正课之外，每周还组织演讲，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卖国，抨击吸毒、赌博、缠足等社会恶习。1903年 6月18日，黄炎培、张志鹤等四人应邀到南汇新场镇演说，被当地知县以“革命党”的罪名逮捕。就在两江总督魏光涛“就地正法”的电令到达前四小时，由杨斯盛出资、美国律师步惠廉出面营救，黄炎培等得以死里逃生，遂亡命日本。

　　第二年，黄炎培由日本归国后，继续在上海办学。在此之前，黄炎培曾在蔡元培领导之下的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中任董事，并在爱国学社兼课，与蔡元培过从甚密。1905年，黄炎培经蔡元培介绍参加了同盟会。不久，蔡元培赴德留学，黄炎培接替了蔡的同盟会上海干事一职，保存会员名册，接待来往会员，做了不少工作。

　　由于在教育界服务，黄炎培与以张謇为首的江浙上层资产阶级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05年，他与沈恩孚等人发起组织了江苏学务总会(后改为江苏省教育会)，推举张謇为会长，黄炎培为常务调查干事。次年，摇摇欲坠的清廷为敷衍民意，被迫宣布“预备立宪”。江浙资产阶级立宪派顿时活跃起来，组织了预备立宪公会、上海宪政研究会等立宪团体。黄炎培亦参加了这场立宪运动。1909年，他当选为江苏省咨议局议员及常驻议员，曾利用这块合法的阵地提出裁撤厘卡，弹劾大吏和整理教育等议案，对封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表示了不满。然而，清廷的“预备立宪”毕竟是一场骗局。随着立宪运动的失败，立宪派们逐渐打消了对清廷的幻想，于1911年6月成立了全国性的政党宪友会，准备应变。黄炎培被推为宪友会江苏负责人之一。不久，武昌起义爆发。上海的立宪派名流分析形势后，决定在国内拥袁 (世凯) ，在江苏拥程 (江苏巡抚程德全)。11月5日，黄炎培赴苏州劝程起义。其时，苏州各界正在酝酿起义。因此，黄到苏州立即得到程的赞同，并被邀请留下在新成立的都督府中任民政司总务科科长兼教育科科长，后又被任命为江苏省教育司司长。在他主持全省教育行政工作期间，曾先后创建、改建及扩建了24所省立高等和中等学校以及许多县立小学，如东南大学等。江苏的教育事业有了显著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随着袁氏称帝野心的逐渐暴露，黄炎培由拥袁而变为反袁。1915年12月，当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时，他即以江苏省教育会的名义，通电全国表示反对。次年6月，闻袁毙命后，他又特作《我教育界之袁世凯观》，总结了袁失败的必然性： “以诈伪尽掩天下人之耳目，终必暴露，以强力禁遏天下人之行动，终必横决。” “今后即使有人操术更上于彼;据势更雄于彼，但可深信其结果之必无异于彼。”①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黄炎培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只有顺应时代的潮流，才能不断的前进。

　　二次革命失败后，张勋窃据了江苏都督职位。黄炎培目睹国事日非，认为“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国体虽定共和，政局几经嬗变，此纷纷扰扰之原因，与其归之为道德问题，不如归之于教育问题。”他认定： “教育为救国唯一方法”②。因此，他辞去了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的行政职务，开始全力倾注于教育事业。

　　1914年，黄炎培脱离官场生涯后，以《申报》记者的身分，到皖、赣、浙、鲁、冀五省考察教育，发现教育与现实的生产与生活需要严重脱节; 许多学生毕业即失业，即使有业者亦不能乐业。翌年，黄炎培随同农商部游美实业团赴美考察两个多月，眼界为之大开。回到国内即发表《东西两大陆教育不同之根本谈》，极力推崇美国近代教育制度对国民生产发展的推动作用，并特别指出： “观其职业教育之成绩，益觉我国教育之亟宜改革。”①他正式提出了沟通职业与教育，提倡职业教育的主张。1917年5月6日，在各地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蔡元培、蒋梦麟、聂云台、穆藕初等的支持和帮助下，黄炎培在上海建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翌年又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正规的职业学校——中华职业学校。黄炎培成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驱。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受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影响，带有鲜明的反对传统封建教育思潮的进步印迹。他将“劳工神圣”的口号引入了职业教育理论，批判了几千年来在中国士子中形成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开卷即蓄一举人进士鼎甲”②的传统观念，提出今日读书目的在“学做人而已”; “作工自养，是人们最高尚最光明的生活。”在教育指导思想上，他主张“教育与生活、生活与教育不应脱节。”据此，他为中华职业学校规定了“手脑并用，双手万能”的教育方针。学生在课堂中念书，又在附设工厂里实习做工，通过这些学用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出具有各种专业知识的技术人材。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从成立至1949年，培养了7000余名毕业生，推动了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也为职业教育在我国的普及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职业教育是黄炎培整个“教育救国”宏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旧中国政治腐败，军阀混战的政治环境中，“教育救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为了使自己的职业教育事业避免政治风暴的摧残，他曾两次谢绝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总长的职位。然而，超忽于现实政治之外，毕竟是一厢情愿的幻想。1927年北伐军到上海，黄炎培被南京政府宣布为“学阀”，下令通缉。他被迫避走大连，后经蔡元培、邵力子等师友在蒋介石面前说情，才被准许返回上海。此后几年中，黄炎培被迫减少了活动，但目睹国民党新军阀连年混战，广大人民依然一贫如洗的悲惨状况，他的心情却难以平静。

　　“家国愁肠日九回”

　　1931年春，黄炎培东渡日本考察教育，敏感地注意到日本军国主义日盛，矛头指向中国。他忧心如焚，一回到上海，立即着手写《黄海环游记》，连日刊登在《申报》上，向读者揭露日本的侵华迹象。他还特地赶到南京，将自己的看法面告蒋介石。蒋听后默不作声，只叫他去找外交部长王正廷。不料王听后却哈哈大笑，说： “如果黄任之知道日本要打我，日本还不打我哩! 如果日本真要打我，黄任之不会知道的! ”黄炎培强忍住心头的愤怒，说： “很好! 我但幸吾言不中。”①

　　然而，黄炎培竟不幸而言中了，就在这一年的9月18日，日军占领了沈阳。他在申报馆获此消息，立即跑到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家报信。当时，一群人在史家打牌，正值兴头上，听了竟无动于衷。黄炎培大怒，一拳砸向牌桌，哭叫道： “你们竟甘心当亡国奴吗?”几天以后，他与一群朋友以宁波同乡会为机关，组织了一个抗日救国研究会。27日，黄炎培和江问渔代表研究会去南京要求政府出兵抗日。第二天，他在外交部与王正廷谈话时，一群爱国学生涌了进来，将这个为不抵抗主义辩护的外交部长痛打一顿。王正廷是黄炎培多年老友，私交甚深，然而此时，黄炎培的同情却完全在学生一边。当晚，他在日记中对学生的爱国主义行动大书“应该! 应该! ”

　　深重的民族苦难使黄炎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爱国的良知驱使他以崭新的姿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政治洪流。他利用与上海工商、金融界上层人物的良好关系。多方劝说，促使他们在抗日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他与史量才一起，联络一部分上层知识分子，组织了一个壬申俱乐部，商讨救国自救的途径。他还借助同乡的关系去做杜月笙的工作，开导杜要认识国家大难当头，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负起救国的责任。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19路军奋起抵抗。为了支援19路军抗战，以壬申俱乐部为基础成立了上海地方维持会(后改名为上海地方协会) ，由史量才任会长，王晓籁 (上海商会会长) 、杜月笙任副会长，黄炎培任秘书长兼总务主任。实际负责维持会的具体事务工作。黄炎培动员杜月笙捐出一所大赌场作为活动经费，还通过《生活周刊》 (邹韬奋主编，当时尚属职教社名下，后独立) 向社会征募军需品，供应前线。他还动员全家老少连续几个夜晚赶制丝棉背心，以援助在三九严寒中浴血奋战的19路军官兵。然而，蒋介石南京政府不仅不支持19路军抗战，反而指派代表与日方谈判，出卖民族利益。黄炎培对此十分不满，多次列名于各界通电，责问政府为何不派兵增援上海抗战，坚决反对做城下之盟，表示“如有损害领土主权，及妨碍行政完整之文约，我国民誓不承认。”① 在通电中，黄炎培等还进一步提出了国家生活民主化的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废除一党专政，给人民以言论、集会、出版和结社的自由，制定宪法，实行宪政。4月，黄炎培、沈钧儒、李璜、左舜生等留沪国难会议会员宣布抵制蒋、汪为欺骗民众而召集的所谓“国难会议”，要求政府从速设立国民参政会，集中全国人才，组织有力政府，并在8个月内完成宪政筹备工作。

　　九一八事件后，黄炎培的“教育救国”思想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冲击下开始变化。他感到： “职业教育固然很重要，但非根本问题。根本问题不解决，职业教育亦无办法”，这根本问题即“解除国难，复兴民族”①。在黄炎培的提议下，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作重心和指导方针从“矫正教育之弊，救济社会之穷”，变为“振作民心”、“为民族谋独立和繁荣”。1931 年底，职教社创办了《救国通讯》②，专门从事抗日救亡的报道和宣传。黄炎培亲自担任该刊的发行人。他还要求中华职业学校每天举行升旗仪式，以熏陶学生的报国、雪耻、民族自尊的爱国主义精神。淞沪抗战开始后，学校迁入租界。租界当局不准升中国国旗，学校仍然坚持每天早晚以摇铃为号，全体师生闻铃肃立致敬，举行“精神升旗”。

　　黄炎培在继续从事职业教育事业的同时，将大量的精力从事“挽救民族的工作”③。在南京政府签订了可耻的《淞沪协定》以后，黄炎培并不就此罢休。他反对有些人提出的求助于外国的主张，认为“天下事，求人不如求己”④，唯一的路径是自救。为此，他提出了团结、生产和国防三大主张。他坚决反对与日讲和，认为日寇侵华野心是无止境的，但只要大家努力，中国始终是有希望、有生命的; 中国之所以遭受日本欺负，主要是人人为己，互相猜忌，一盘散沙。因此大家必须团结起来，“我相信你，你相信我”①，提倡“铁一般的纪律” 和“金一般的人格”②，每个人都要把他所有的力量，完全贡献给“我所认为国家和民族生存上最需要、最迫切的工作”③。他认为除了土地丧失这种“急性出血”之外，还有一种外资入侵、白银外流的“慢性出血”。要阻止“慢性出血”，就必须加紧生产，一方面政府采取措施，挽救濒于破产的民族工商业，另一方面，应该动员民众“用国货，穿长衫，剃光头”，以抵制外货。为了宣传团结、生产、国防三大主张，黄炎培在 1934—1936年间，先后访问了浙江、江西、山东、河南、陕西、湖北、四川、绥远等地，到处发表演说，宣传爱国思想，普及文化知识，以唤起民众救国热忱。当他在实际调查中发现，问题不在于民众不肯起来，而是生活所迫，无力起来时，便一再向国民党要员陈述，甚至上书蒋介石，建议“取民之财，取其有余，用民之力，用其闲居”④，期望这些“恶人”在他的苦口婆心之下有所“感化”。

　　然而，蒋介石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实行的却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忧国之情使黄炎培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愤。他利用每次再版《黄海环游记》的机会，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赞扬抗日军民的反日斗争。淞沪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出动百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史量才、黄炎培、陶行知认为对此《申报》应有明确表示，遂由陶行知起草提纲，经送宋庆龄、杨杏佛审阅、修改，于6月30日、7月 2日和4日连续发表《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三篇时评，尖锐地指出国民党政府“一面造匪，一面剿匪”，“枪口不以对外，而以之剿杀政治经济两重压迫下之人民”，是何怪良民以“匪” 日众，“匪”势日益壮大; “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锋芒直指蒋介石政府之反动政策。

　　黄炎培在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反对内战的爱国民主立场和言行，招致了当权者的极大忌恨。1934年，蒋介石逼令黄炎培、陶行知和陈彬和离开《申报》; 不久，又派刺客在沪杭路上暗杀了史量才。在白色恐怖下，黄炎培不得不更加谨慎言行，但绝不屈从。他在《人文月刊》上撰文悼念亡友，间接表达了对反动派暗杀爱国志士的抗议。1935年“一二九”运动暴发，黄炎培特地赶到车站为参加南京请愿活动的儿子送行。他叮嘱儿子在斗争时“胆要大而心要细，要勇敢而有策略。”① 1936年10月24日，黄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悼念鲁迅逝世的大会上，作了题为《从鲁迅之死说到中国民族性》的发言，由衷地赞扬了鲁迅“不怕恶势力，把一切怪现象毫不客气地揭穿” 的“特立独行”精神; 表示“我绝对相信，中华民族的生命就寄托在这一班 ‘特立独行’ 的人。”②此后，他经常以“特立独行”精神自勉，并在复杂险恶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了 “外圆内方”的政治性格，即斗争方式尽管委婉，而原则立场绝不妥协。

　　形势越来越严重了，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侵占了整个东北，而且还染指到华北。但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顽固立场，继续对红军进行军事“围剿”，在全国不断强化法西斯独裁统治。黄炎培为“团结、生产、国防”的主张宣传奔走了几年，不见任何成效。他陷入了极度苦闷矛盾之中。

　　“忧国心肠三合作”

　　七七芦沟桥事件的炮火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帷幕。在全国一派抗日杀敌、保家卫国的热烈气氛中，黄炎培的精神也为之一振。“八一三”抗战期间，他担任上海抗日救援会主席，为组织运输，支援抗战前线的物资，救护伤员，救济难民，迁移工厂，冒着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几次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撤退到武汉以后，黄炎培仍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抗战路线。他召集中华职业学校的校友会，号召校友们勇敢地到前方去投军杀敌，或者在后方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以支援前线。这时，他对教育与改造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又进了一步，深深地感到“教育工作如其不配合于一个理想的政治主张和措施中，是不能有什么成效的。” “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它的造福人群的理想。”①此后，黄炎培几乎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团结的政治活动中去。

　　抗战初期，国民党抗战比较努力，同时政治上也有一定的松动，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先后设立了包括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黄炎培以社会知名人士身分亦被蒋介石聘请为这两个咨询机构的成员。尽管国民党的进步有限，但黄炎培对其政策的转变还是感到由衷的喜悦，对蒋介石、国民党寄予了热切的期望。同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也使他有机会结识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人，并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抗战的决心，坦荡的胸怀和气度，从而得出了“欲抗战到底，必须国共切实合作”①，“抛弃相互猜忌的观念”②，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结论。他决心竭力促成“地方和中央”、“党派和党派”、“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合作，并多次强调，这是他作为一个国民参政员的义不容辞的职责。

　　武汉失陷之后，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并在1939年冬到1940年春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半年一度的国民参政会每每成为国共代表短兵相接、唇枪舌战的战场，这一切都令黄炎培深感不安。他深知“问题在国民党政策不允许他党在法律上有地位”③; 但又认为抗战离不开掌握政权的国民党。为了“助成各党派间合作抗战”，他在会场上煞费苦心，居中斡旋。他在与一些主张抗日的爱国民主人士接触中，彼此都深深忧虑国共两党的摩擦将会导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断送抗战的前途，感到各中间党派有联合起来以调解国共冲突、促进团结抗战的必要。

　　1939年11月，黄炎培、左舜生、梁漱溟、罗隆基、张君劢、章伯钧、张澜等中间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代表在重庆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以“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事国策，以求意见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①。

　　1941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件。黄炎培闻讯后，深感痛心和不满，他对人表示： “不论事情经过之是非，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②。1月24日，黄炎培当面向蒋介石陈述并递交了意见书，提出三点建议： “甲，希望适可而止; 乙，军纪固重要，但亦要收集人心; 丙，请把眼光向外。”③ 与此同时，他在和各中间党派负责人的频繁磋商中，又提出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委会中要有中共负责人参加，参政会主席团必须有周恩来参加，参政会应报告新四军问题，各党派公开合法存在等建议。2月10日，黄炎培等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在周恩来召集的座谈会上，一致表示完全谅解中共在新四军问题未解决之前不出席参政会的立场; 并建议中共向国民党表示： “如果国民党不谈判中共提出的十二条要求，则中共不出席”，以便他们以中共缺席，参政会召开无意义为由，共同抵制国民党利用参政会反共的阴谋④。这次座谈会还一致商定建立各党派委员会，以讨论国共关系和民主问题。由于中国共产党联合各中间党派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并且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使得蒋介石空前孤立，被迫保证今后决无“剿共”军事发生，并故作姿态地表示接受黄炎培等参政员的建议，设立特种委员会，以容纳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党派参加。这时，黄炎培几乎又一次为蒋介石的伪善面目所蒙蔽。他以为国民党既以如此“优厚”的条件相许诺，这对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在过去都是“求之不得”的，因此大家都应该重新回到参政会来共商国事，团结对敌。

　　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不仅要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等抗日武装，也加强了对国统区民主力量的迫害。1941年2月，救国会主办的《全民抗战》杂志被迫停刊。邹韬奋的生活书店也大都被查封，一些主张民主、抗日的中间党派代表从参政会中被除名，许多人则公开受到人身攻击、威胁和恫吓，甚至失去人身自由。严酷的事实使不少善良的人清醒了头脑。在2月25日民主人士的聚会上，黄炎培对国民党主席张君劢风趣而不无深意地说： “在蒋介石看来，你是刚收编的土匪，我是即将叛变的保安队。”引起在场人们会心的大笑。国民党排斥异己打击抗日民主力量的行径，促使中间党派联合自救。在这期间，住渝的中间人士频频聚会，商谈成立新组织。黄炎培提出： “吾辈调解国共，必须有第三者明确的主张和立场。”①并认为： “国民党是大拇指，共产党是小拇指，我们是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国共要合作非依靠我们来拉拢不成”②。经过反复协商，大家一致认为，要调解国共，团结对敌，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有必要使分散的中间党派联合起来，形成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他们商定，不管蒋介石是否允许，一定要建立第三方面自己的政党。为了防止国民党当局的破坏阻挠，他们决定组织暂行保密，待时机成熟后再向社会公开。

　　1941年3月19日，黄炎培代表职教社，与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以及乡建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章伯钧、李璜、左舜生、张君劢、罗隆基、梁漱溟、张澜等13人在重庆上清寺特园集会，正式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政团同盟)，通过了同盟的政纲和简章。黄炎培被公推为同盟的主席(不久，黄因故辞去主席职务，由张澜继任) 。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抗战期间，以团结、民主、抗战为基本方针。它是由不同政治倾向的党派和团体组成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党，其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左中右的政治分野，左翼倾向共产党，右翼倾国民党，黄炎培则始终主张在国共两党之间保持“超然独立”的中间立场，实行“不偏不倚”的中间路线。他提出民盟内部要“整个的求团结”，“对各政党维持友好，视情态之可能，得就某事件与之合作” ; “对政府取协助之义，其有所见，为善意的劝告”①; 同时要“善意应付共 (产)党”②。

　　这一时期，黄炎培还在旧稿的基础上整理了《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纲要》，对调整国共的政治立场作了哲学上的论证。他认为，人的本性一在“求生”，二在“求群”，进而产生 “爱”; 然而如果过于“偏私”，“偏激”地“爱” 我或我群，就会产生“杀人”。这样，“人类间唯一大问题，是 ‘全生去杀’”。如何解决呢?他认为人们之所以互憎互杀，实在由于所“知”甚少，所“爱”过窄。因此，只要通过 “启发方式”，“把人们所爱，逐步扩大到全人类”，“使人人以群为我有，我为群有”，“把群加强团结起来”，“那么相争相杀的惨况或可减免”①。显然，深受中国儒家传统学说和西方互助进化论影响的黄炎培，是虔诚地相信可以通过启发人的良知的教育、劝说方法去实现“全生去杀”的理想世界的。他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奔走周旋于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努力促使他们团结对敌，共赴国难。

　　然而，善良的心愿并未化为美好的现实。恰恰相反，在 1941—1943年上半年间，国民党统治区“政治日趋黑腐”，山城的空气愈加沉闷。黄炎培面对这令人窒息的形势，处事不能不更加谨慎。但他并未随波逐流。1941年11月25日，他和张澜、张君劢、左舜生等人在二届二次参政会上再次提案，要求政府“结束训政”，“不以国库供党费”，“保障人民种种自由”，“停止特务机关活动”，“禁官吏垄断投机”②等等。措词尖锐，引人注目。1942年春，当友人劝他停办《国讯》，减少言论文章行动以“免祸”时，他的回答是“不拟接受”。这一时期黄炎培的心情是十分压抑的。他看了郭沫若新编历史剧《屈原》之后，十分感慨地吟出了“阳春自昔寡知音，降格曾羞下里吟。别有精神难写处，今人面目古人心”③的诗句。

　　“为真民主而拚命”

　　1943年，蒋介石在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未遂之后，迫于国内外的种种压力，在9月的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宣布战后国民党将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还政于民。接着又设立了所谓“宪政实施协进会”，由蒋亲任会长; 黄炎培也应邀参加，并被指定为三位召集人之一。尽管国民党演的是一出“筹备宪政”的假戏，但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下，却趁此机会掀起了一场真正的民主宪政运动。

　　黄炎培于1944年1月在重庆创办了《宪政》月刊，邀张志让担任总编，集中刊载宣传民主政治、介绍各国宪政的文章，出版后常常很快销售一空。《宪政》月刊社还每月定期召开宪政座谈会，邀请工商、金融、文化、教育、出版各界社会名流，以讨论“宪革”、时事为名，抨击政局，申张民意。每次座谈，黄炎培都亲自主持。座谈会吸引了大批群众，开始安排在交通银行的会议室进行，以后逐步扩大，走出狭小的上层圈子，发展成为一二千人的群众大会，会场亦改在迁川工厂联合会礼堂等公共场所，成为当时重庆一个很有影响的、为国民党当局所侧目的民主论坛。同时，为了宣传民主宪政，黄炎培还以年逾花甲的高龄，不辞辛劳地奔走于各大学，向青年学生演讲。他鼓励学生要自己去争民主，而绝不要幻想民主会自动到来。他还告诫学生们民主有真假之分，一定不要被假民主所欺骗，而要为真民主而拚命。黄炎培的演讲不断激起了学生暴风雨般的掌声，他被学生们称赞为“可敬的民主战士”。《新华日报》还专门发了短评，高度评价黄炎培的这种“为真民主而拚命”的精神。

　　正当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之际，1944年的国民党战场却发生了空前耻辱的豫、湘、桂大溃败。与此同时，大后方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暴露无遗。

　　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三届三次参政会上提出了召集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国事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的号召。10月10日，民盟发表声明，表示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①但蒋介石却顽固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在1945年元旦新年文告中宣布将召开国民党钦定的“国民大会”，以抵制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1月13 日，民盟领导人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沈钧儒、张申府等在黄宅聚会，商定民盟对蒋介石新年文告的时局宣言，重申 1944年10月10日的政治主张，明确表示： 以召开如此钦定的“国民大会”来“ ‘还政于民’，并欲以此而成就全国的团结统一，吾人认为必将适得其反”。

　　由于国民党的冥顽不化，遂使进行中的国共谈判陷入僵局。2月14日晚，周恩来在特园宴请黄炎培等中间党派领导人以及国民党进步人士，以大量事实阐述了国共谈判失败的症结所在，宣布将于次日返回延安。黄炎培听了十分焦虑，深恐谈判从此破裂，当即苦劝周恩来缓归; 即使归延，也勿使谈判中断。夜半，他归家后仍然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翌日清晨便直奔左舜生、李璜处商量办法，午后又将国民党的谈判代表王世杰请来，说服他与周恩来再度会晤。当晚，在黄炎培安排下，周恩来、王世杰、黄炎培和李璜在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办公室会谈，澄清了一些意见。通过这次调解国共的实践，使黄炎培进一步相信，中间力量有可能在现实政治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不久，他在《宪政》月刊发表了《致国民党诸友好公开信》，提出“至危至艰之中国前途”，应由国民党、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共同负责”的主张①。

　　1945年5月，黄炎培读到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深受鼓舞，认为和平之门并未关闭。6月2日，他和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王云五等七位参政员联名打电报给毛泽东、周恩来，希望早日恢复国共谈判，实现国内和平。延安中共中央很快回电，表示同意商谈，并欢迎他们一行赴延安当面交换意见。7月1日，黄炎培等一行六人 (王云五临行未去)不顾多方阻拦，乘专机由重庆飞向延安。

　　延安，对黄炎培来说，是一块神秘而又令人神往的地方。在重庆时，他曾听过一次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作的“访延安报告”，通篇是，“主义不合国情，作风不合人情”、 “言论不自由”等诬蔑之词，黄炎培却坚信“百闻不如一见”。他以六十又七的高龄，担着遭遇敌机轰炸的风险亲赴延安，其意不仅在调解国共，同时也想通过实地的考察和比较，看看今后究竟“谁得国人信仰”?

　　黄炎培等在延安机场上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随后，毛泽东与黄炎培等进行了三个半天的会谈，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最后在融洽的气氛中达成了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的一致意见。在延安的五天中，黄炎培参观访问了许多地方。他惊喜地发现，延安“没有一寸土地是荒着的”，“没有一个游手闲荡的人”，“老百姓衣服都很整洁，绝对没有褴褛污秽的流浪者”，“男女都是气色红润，绝对没有见过一个面带烟容而颓唐的人”。总之，给他最突出的印象是“政府好象对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和他们的生活都是负责的”。未到延安之前，黄炎培担心的是自由被限制，因此到延安之初处处小心谨慎。但他很快就感到这里的行动是空前的自由，不仅他们一行人“要到哪里，看哪里，都绝对自由”，而且延安的全体人民，“个个人得投书街头意见箱，也个个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完全不象重庆的大官们那样“飞扬拔扈”，而是“个个朴实稳重”。与他们“天天见面谈笑”，真如古人所说的“如坐春风中”。最令他难忘的是有一次与毛泽东的谈话。毛泽东问黄炎培在延安的感想如何?黄炎培坦率地提出了自己长期思考而未能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在他60多年的经历中，曾耳闻目睹不少团体和朝代总是“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大都是创业之始，雄心勃勃，艰苦奋斗，待到功成之后就逐渐松懈腐化，难免“政怠宦成”，“人亡政息”， “求荣取辱”的败局。他诚恳地说： “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当即乐观而肯定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使黄炎培大受启迪。事后他回忆这段谈话时，深表赞同地写道： “我想： 这话是对的……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延安之行使黄炎培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感情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这之前，他自称为“不偏不倚”的“自由主义者”。而现在，他内心的感情天平却明显地倾向了共产党一边。他在日记中写道： “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为他们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也曾经小小试验过。为了没有政权和军权，当然一切说不上，路线倒是相同的。”①回到重庆后，黄炎培迫不及待地将这一切新鲜的感受向自己的亲属、同事和各界友好倾吐、报告。他逢人便谈的一件事，就是他在延安一下飞机，毛泽东便对他说： “知道吗?我在二十多年前就认识你了，1919年我在上海听过你的报告。”每次讲到这里，黄炎培总是不无骄傲地哈哈大笑： 想不到当初台下竟有这样一位英雄!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延安，黄炎培接受同志们的建议： 决定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以访问日记的形式写成一本书。抗战以来国民党为了控制舆论，宣布图书杂志审查制度，规定书稿出版前必须送审。这类书送审肯定会通不过。他决心不管有多大的压力，也要“顺从真理”，遂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决定拒不送审，交国讯出版社突击出版。8月10日，国统区第一本拒审书《延安归来》出版了。在书中，黄炎培热情地赞颂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抗日根据地，坦然地宣布： “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追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这本书出版后，国民党大为震惊，将其列为禁书。但它却在整个国统区不胫而走，成为当时进步青年的必读之书。

　　延安之行，成为黄炎培救国救民、寻求真理曲折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