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思将军简历简介生平经历 张学思的后代子女

时间:2017-02-22 15:27:00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张学思是人民军队的优秀将领、中国人民海军的创建者之一,爱国名将张学良之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冀中军区参谋处长、平西军分区副司令员,辽宁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新中国诞生后,先后担任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参谋长等职。1970年5月29日在林彪、“四人帮” 迫害下含恨病逝。

  走出大帅府

  张学思字述卿,曾用名张昉,辽宁海城县人。1916年1月 6日出生于奉天(今沈阳) “大帅府”,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第四个儿子。

  张学思从记事时起,穷兵黩武的父亲就经常带着他们兄弟参观奉军的阅兵演习,以便从小熏陶其掌握“兵权”的思想。 6岁时,张作霖便把他接到北平顺承王府,为他举行了极为隆重的“订婚仪式”。尚不懂事的小学思,一朝成了直系军阀首领曹锟的“驸马”。这是直、奉两大军阀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而攀上的“亲家”。但是,张曹联姻不出半载,亲家变成了冤家。1922年和1924年,接连爆发了两次规模巨大的直奉战争。张作霖在第二次战争中获胜,他的势力不仅囊括东北,而且称霸中原。在张学思幼小的心灵中,父亲是个传奇般的英雄。他幻想“自己长大了,也应带兵打仗,当大官,有威势”①。

  然而,张学思儿时的这一幻想,却在母亲的影响下破灭了。他的生母许澍旸,出身于河北省宛平县的一户乡村铁匠之家。许澍旸早年因家乡遭灾,父亲病亡,母亲带她随着移民流落辽西新民县,靠给人缝补浆洗为生。勤劳健美的许姑娘,一日在井台打水,被过路的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张作霖看中,遂强娶为四姨太。不久,张作霖升官发迹,又续娶新人,许氏失宠被弃。然而她刚正不阿,严格教育子女,经常讲起辛酸的往事,教育张学思和他的三哥张学曾: “你们不要忘了穷人的苦,不要摆豪门公子的架子,要平民化,千万别染上纨绔之气,没出息。你们兄弟俩成人后谁要是吃喝嫖赌,我就去自尽! ”②许氏还经常给子女讲古书,告诫他们: “权势和富贵不是好东西,你们长大要自立,好好念书做学问,不要靠张家的势力吃饭!”③

  张学思后来回忆道:“如果说,父亲的愿望是把我培养成军阀的继承人,那么,母亲的教育和影响,则使我认识到家庭的丑恶,逐渐放弃了继承家业去做官的思想。”④

  在许氏的支持下,张学思8岁入省立第四小学读书,打破了大帅府“不入学堂”的禁律。在这所平民小学里,张学思不坐小汽车,不穿绫罗衣,和普通同学一起学习、劳动和娱乐。一次,张学思踢球误伤了一位同学,受到朱焕阶老师的批评。开晚饭时,学校突然接到大帅府的电话,老师们都为朱老师捏把汗。出乎大家的意料,原来,许夫人怕老师有顾虑,不肯管教她的孩子,特意打电话嘱咐:“张学思有错就打,不要姑息!”① 老师们感慨地议论: 真是一位贤慧开明的母亲啊!

  当时,东北民众的反日情绪异常高涨。小学时期的张学思,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声援“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学唱过流行的反日歌曲,听老师讲过左宝贵、邓世昌英勇杀敌的故事,在幼小的心田里埋下了反日爱国的种子。

  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帝国主义谋害。张学良继位执政,在东北进行了学习欧美,旨在反日的改革。张学思从大哥的身上看到了青年一代的希望。但是,这一改革只不过昙花一现。张学思失望了,更加坚定“自谋出路”的决心。

  同年,张学思考入张学良主办的沈阳同泽中学,结识进步同学王金镜,共同办起进学会。可是,刚开展活动,就被当局勒令解散了。

  不久,王金镜介绍主西征做张学思的家庭教师。王西征是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的好友,谈吐风格与众迥然不同。他不讲诗云子曰,头一堂课教给张学思的是两件事: 一是天天读报,给他订了《大公报》、《东三省民报》等报纸; 二是广读课外书,给他购买了鲁迅的《呐喊》、《彷徨》,丁玲的《在黑暗中》等进步小说。这两件事使得在大帅府里长大的张学思感到非常新鲜。他后来回忆说:“通过看报、阅读进步小说,我的眼界被打开了,第一次知道在大帅府外,世界上每天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除我家之外,人间尚有更辛酸不合理的事。”①

  王西征是张学思走上进步道路的启蒙老师。每次上课,他均以谈论报纸和小说为题,旁征博引,讲解时事和当时中国的弊政; 介绍晓庄师范师生共同劳动共同学习的生活,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与民主,五四运动中的爱国热潮,大革命的失败和蒋介石新军阀的独裁,最后还谈到社会主义苏联。这些讲述对张学思影响很大。他后来回忆说: “王先生的教育使我认识了军阀父亲的反动,打破了家庭的圈子,看到了社会的问题,从而引起我对社会的不满,认为社会应当变革。”②在张学思的要求下,王先生为其更名为张昉。昉字意为光明和起始,以此表达张学思从新自立、追求光明的意愿。

  1930年端午节,平静的大帅府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张学思书房中的进步书籍被人发现,各院都传说着: “四爷赤化了,学共产共妻哩! ”张学良勃然大怒,下令把这些“共产党的书”烧掉!书虽然烧了,但张学思心中燃起的争民主、求真理的火焰却更旺了。他决心跳出令人窒息的家庭圈子,到广阔的天地去领略世间人情。1931年2月,张学思追随王西征来到北平。从此,他永远离开了大帅府。

  北平入党

  张学思到北平后,在王西征的帮助下,进入私立汇文中学就读,吃公共食堂,住学生宿舍,决心彻底自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张学思痛感于“国恨家仇”,奋然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洪流之中。然而,由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拱手让出东三省,被全国人民骂为“不抵抗将军”,是丢失东三省的 “罪魁祸首”。人们痛恨张学良,也迁怒于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因而受到同学们的鄙视和指责。张学思感到冤枉、耻辱和羞愤。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思想感情,闯进顺承王府,声泪俱下地对大哥慷慨陈词,劝他力戒毒瘾,振作精神,率东北军打回老家去! 可是,张学良有难言的苦衷,身不由己。

  11月初,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准备赴上海、南京向国民党最高当局请愿,要求出兵抗日。张学思满怀希望到北平火车站为请愿团送行。在请愿团的队伍中,他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好友王金镜。

  不久,王金镜回到北平。他告诉张学思,这次请愿不仅一无所获,还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戏谑,令人心寒。他认为“ ‘九一八’ 是国民党卖国、不抵抗政策的结果,必须改变这个卖国政权,否则就不能抗日救国。”①于是,张学思和王金镜开始寻找新的救国途径。他们阅读了 《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大革命史》、《国家与革命》等革命书籍。张学思后来回忆道: “通过阅读这些社会主义革命的书籍,知道社会有阶级与阶级斗争,中国必然走向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道路,从而有了马列主义的初步知识。”②

  1932年,张学思一边在汇文中学学习,一边主动担任汇文民众学校的教师,为劳苦民众子弟义务教学。这期间,王金镜离开北平,去上海参加轰轰烈烈的“一二八”抗战,后又去东北组织义勇军。当他再次回到北平与张学思见面时,已是一名中共党员了。

  1933年3月,立志追求共产主义真理的张学思,经王金镜介绍,加入了中共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沙滩支部。他积极参加贴标语、散传单、飞行演讲等活动,表现得勇敢机智。当时担任反帝大同盟沙滩支部书记的关成章,也是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亲眼看到张学思在斗争中的出色表现。于是,由王金镜作为介绍人,吴成章批准,张学思于4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彻底背叛了封建军阀的家庭,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的光辉道路。

  张学思入党伊始,就接受一项特殊任务: 为了扩大武装力量,党组织决定派他和王金镜等打入东北军67军特务队做 “兵运”工作,待时机成熟,把队伍拉出来,组建华北工农红军。

  几天后,张学思化名黄树藩,到廊坊上下庄头特务队2大队当兵;王金镜等人亦改名下到各大队当兵。对于少爷出身的张学思来说,当兵是一道难关。开始,他连生火做饭都不会,士兵们怀疑他是上面派下来监视他们的“奸细”,对他敬而远之,称他“黄先生”,有些话也不敢当他的面说。张学思为了和士兵打成一片,努力学会干各种活。他还用讲故事的方法宣传革命道理,很快打开了局面,士兵们亲切地叫他“老黄”。

  这时,中共党组织正准备筹款购买一批武器,派张学思回家想办法。张学思的母亲住在天津英租界香港路31号,此前曾派人到汇文中学找张学思,发现他“突然失踪”。母亲正为此焦急不安,看到学思回来,就再也不肯放他出门了。张学思只好把自己的私蓄——一把德式手枪和100块光洋,秘密托人转交组织。

  这期间,特务队的“兵运”工作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条件尚不成熟,就仓卒向外开拔,结果遭到数倍敌人的包抄,特务队被打散,很多同志被捕或失踪。

  不久,张学思设法从家出走,不期遇见了死里逃生的王金镜,始得知“兵运”失败的消息。由于中共组织已遭破坏,他俩失掉了组织关系。在严重的挫折面前,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张学思没有消沉。他和王金镜研究认为,不懂得军事就无法掌握部队,必须先学会军事,将来时机成熟即可利用家庭关系,拉起一支党的武装。

  西安事变前后

  1934年初,张学思动员母亲资助王金镜3000元钱,赴东京士官学校留学。7月,张学思经张学良保荐,入南京中央军校第 10期第2总队步兵科学习。在军校,他一心苦学苦练军事技术,成为全校出类拔萃的高材生。张治中教育长对张学思的军事才干称赞不绝。张学良也欣慰地说: “在七个弟弟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老四,他有志气有头脑,勤奋好学,没有一点纨绔之气。”①

  1936年春天,王金镜从东京委托张怡回国与张学思接头,并带来了中共的“八一宣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策略,使张学思深受鼓舞。他和王金镜约定,毕业后同去东北军工作,将其改造成为人民的抗日武装。

  同年夏天,张学良从西安派特务营营长孙铭久来看望张学思。孙铭久告诉张学思: ““张学良思想发生了转变,决心同共产党联合,逼蒋抗日。他在王曲镇办了军官训练团,正积极着手改革东北军。”①张学良还嘱托张学思“在军校物色东北籍和外省的爱国进步学员,毕业后一同到东北军去,准备抗日复土。”②

  12月11日,西安金家巷2号张公馆给南京军校的张学思发来一封加急电报,要他速返西安。可是,由于张学思正在宣城野外基地参加毕业大演习,未接到这封急电。

  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为了民族抗日的需要,毅然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当天夜晚,南京军校根据何应钦的手谕,在宣城野外基地秘密逮捕张学思,连夜押往军校的练习营软禁起来。

  25日,张学思突然获释。他这时才得知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张学良亲陪蒋介石飞回南京。次日,张学思赶到宋子文公馆面见大哥。这一天,探望张学良将军的人络绎不绝,张学良抱歉地对张学思说: “今天我很忙,两三天后我即准备回西安,你明天再来,我有话与你详谈。”翌日,张学思如约而来,不料晴天一声霹雳: 张学良被军事法庭秘密拘押审判!

  1937年1月,21岁的张学思以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南京中央军校。蒋介石的嫡系将领胡宗南、桂永清等都来拉他到中央军工作,张学思以回东北军为由拒绝了,最后,校方决定将他留校,这实际是要把张学思控制起来。张学思去找张治中教育长,表示同意留校,但要先请一段假,回天津探望母亲。张治中同意了。于是,张学思乘上北去的列车,摆脱了国民党当局的控制,千里迢迢去寻找中国共产党。

  百折不挠跟定党

  1937年2月,王金镜应张学思之约专程回国。不久,在王金镜的帮助下,张学思与在北平东北大学工作的共产党员冯静安会面。冯静安答应设法帮助张学思寻找原组织关系,在未找到之前,张学思暂同他进行联系。

  根据党的安排,2月底,张学思前往保定,在东北军53军 130师任见习排长(后任军部上尉参谋)。从此,他在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积极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并协助冯静安创办《黑白导报》,进行抗日爱国宣传。

  “七七事变”爆发后,社会上风传张学良将出来继续领导东北军。张学思受中共之托,设法打探此传虚实。8月,他到上海,见到嫂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当时,两位女眷每周轮流去溪口陪伴张学良。在她们的帮助下,国民党当局批准了张学思去探望大哥的申请。几天后,张学思和赵四小姐结伴赴奉化溪口,同行者还有一个姓黄的蒋介石的代表。

  那时,张学良被软禁于溪口镇西北处的风景区雪窦山上。张学思在山上逗留四天,每日陪大哥到处游逛,但因特务们紧随左右,不便交谈正事。临别的前一天,趁着大雨滂沱之机,张学良与张学思在书房里佯作看书,躲过特务们的监视,用纸笔进行无声的交谈(防被窃听)。据张学思后来忆述,张学良告诉他: “我曾写信给蒋(介石),请求去抗日,他回信不允,叫我好好读书。这次他派姓黄的来,要我写信给东北军各军军长,嘱他们服从蒋的指挥,不可乱闹。”张学良嘱托张学思: “你回去找东北军各军军长,告诉他们,东北军如能团结,抗日战争扩大,我就有恢复自由的可能。”他希望四弟“多看进步书,回东北军去,抗战到底! ”张学思回答: “您的话我一定办到! ”①

  同月,张学思在济南东北大学联络处找到冯静安。冯静安听了张学思的汇报,指示他: 要充分利用抗战的大好形势和张将军所讲的那番真心话,在东北军中上层广泛联系,实现团结抗战。冯静安还告诉张学思: 由于你原来的组织关系一直未找到,所以不能恢复党籍,只能重新入党。翌日,由冯静安和王仁忱介绍,张学思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为一年②。

  张学思重新入党后,由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党团书记刘澜波直接领导。刘澜波向他转达周恩来的指示,要他广泛联络东北军上层人物,做争取释放张学良的工作。

  张学思积极执行党的指示,在刘澜波的具体领导下,在黄显声、高崇民等东北知名人士的协助下,历尽千难万险,奔波于济南、沧州、河间、南京、庐山、安庆、武汉、上海之间,分别找到吴克仁、万福麟、于学忠、何柱国、刘多荃等东北军各军军长和刘尚清、莫德惠、王树翰等政界元老,向他们转达张学良的嘱托。在张学思的动员下,他们每人写了一封请蒋介石释放张学良的信。为了便于“释张”工作的开展,张学思还奉党组织之命,分别面见了戴笠、宋子文等国民党要员。戴笠仅答应: “张将军的安全无问题。”宋子文则积极表示: “汉卿不放出来,我也不再做事! ”①但是,蒋介石阴谋在“不杀不放”中收买、瓦解东北军,因此,始终没有释放张学良。

  1938年1月,周恩来在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接见张学思,鼓励他说: “ ‘释张’工作虽未如愿,但它暴露了蒋介石的阴谋,教育了东北军广大爱国官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胜利者,蒋介石是失败者。”②张学思在挫折面前,鼓起了更大的勇气和斗志。他向周恩来申请,要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建立一支敌后抗日武装。周恩来表示赞同,并指示道: “或回53军,或是自己搞均可,尽量发展,搞起来即向八路军靠拢。”还嘱咐他“要大胆、谨慎。”③

  这时,王金镜从东京学成回国,刘澜波派他协助张学思一起搞武装。他俩分头奔走,广泛联络东北籍的同学、旧友和志士仁人,在河南郾城办起了近百人的东北抗日先锋游击训练班。张学思计划把这批人培养成抗日骨干,然后带回53军,发展力量,把53军变成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可是不久,53军在河间与日军交战,惨遭失败,残部溃退太行山一带。刘澜波指示张学思放弃原计划,速与新四军留守处主任彭雪枫联系,把队伍拉到确山竹沟镇,组建新四军张学思支队。张学思一面派人去确山与彭雪枫接头,一面让王金镜去武汉在黄显声处取200支步枪。但华北局势迅速恶化,国民党亦加紧破坏抗日武装,确山无法立足;黄显声又突遭国民党秘密逮捕,使组建敌后抗日武装的计划无法实现。

  在接踵而至的挫折面前,张学思百折不挠,意志弥坚。他态度鲜明地对随从者说: “要抗日,就得跟定共产党,海枯石烂,此心不变。”①

  投入延安的怀抱

  1938年4月,中共组织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将郾城训练班人员送往延安学习。因考虑到张学良能否获释尚无最终结果,故安排张学思暂去香港待命。

  在香港,张学思与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廖承志将自己珍爱的一本 《论持久战》 赠送给他。张学思如饥似渴地读完之后,感慨地说: “毛主席真是伟大,我多想去延安见见他啊! ”②

  当时,张学思的全家都办好了出国手续。母亲特意留在香港,要说服最心爱的小儿子与她一起去美国。然而,深明大义的母亲更为儿子对祖国的赤诚之心所感动,把生离死别的痛苦埋藏心中,亲自把儿子送上飞往武汉的飞机。张学思望着机窗外伶俜而立的老母,暗暗洒下了泪水。

  10月下旬,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张学思从武汉经西安抵达延安。

  在杨家岭,张学思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毛泽东关切地说: “延安生活条件很艰苦,你能不能过得了生活关?要不要钱花?”张学思表示:延安能革命能抗日,再苦我也不怕! ① 张学思牢记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教诲,在延安马列学院勤奋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地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革命意志。他每天很早起床,把大家的洗脸水打好,把地扫干净,把火盆里的木炭火燃旺,然后跑到野外锻炼身体。他总是保持着标准的军人姿态和风度,身躯笔挺,服装整洁,情绪饱满。他以前连镢头也不曾摸过,可在开荒种地的时候,竟以惊人的毅力,每天比别人多开三分地。在马列学院总结生产的大会上,张学思受到嘉奖。同志们称赞他是模范学员。

  1939年9月,23岁的张学思在马列学院毕业,担任抗大三分校东干队(即东北干部队)队长。

  东干队驻扎在宝塔山上,共80多人,大都是东北籍的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为了提高队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增强实际斗争经验,张学思请吴玉章、王若飞、杨松、张鼎丞、宋时轮、孙志远等同志到队里讲课。为了改善队里的生活,他领导队员开荒种菜,喂猪养羊,自做豆腐。冬天,他带领队员进山,砍柴背柴,修窑烧炭。年底,东干队被评为抗大三分校的模范队,张学思被大家誉为模范队长。

  1940年初春的一天,张学思到延安女子大学听报告,结识了女大的广东姑娘谢雪萍。共同的理想和情操,使他俩心心相印,真诚相爱了。有人感到不理解,曾为众多“名门闺秀” 和女大学生追求的张学思,怎么却偏偏爱上女工出身的谢雪萍? 也有人表示担心:“你们出身迥然不同,能生活在一块儿吗?”张学思非常坦率地说: “我是少爷出身,恰恰不愿意找个小姐,不利于我改造世界观哪! 谢雪萍纯洁朴素,我很中意。我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可以永远互相帮助,这是最令人高兴和自豪的。”①

  在东干队奔赴敌后战场的前夕,张学思和谢雪萍,还有东干队的其他几对新郎新娘一起,在宝塔山上举行了集体婚礼。在以后几十年的峥嵘岁月中,张学思和谢雪萍甘苦与共,互敬互爱,被大家誉为“模范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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