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简介生平经历 廖承志传记

时间:2017-02-22 14:04:00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廖承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

  出身于革命家庭

  廖承志,广东惠阳县人,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清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一) 出生于日本国东京大久保。他的父亲廖仲恺、母亲何香凝是国民党著名的元老,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他出生时,父母亲为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正在日本东京留学。他们希望孩子长大以后,能够继承革命先辈的志向,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因而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承志”。

  早在廖承志出生的前五年,即一九○三年秋,廖仲恺和何香凝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多次聆听孙中山的演讲,因而萌发了革命思想。他们还接受孙中山的重托,在留学生中广为结友,物色爱国志士,“结为团体,以任国事。” ①他们先后和留日的革命青年赵声、秋瑾及黎仲实等密切来往,并在留日学 生中做了大量工作。一九○五年秋,他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为最早的会员。入盟之后,他们更加积极地从事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他们在东京的寓所,成了革命党人的通信联络站和聚会场所。廖仲恺曾多次奉孙中山之命,不顾个人安危,秘密回国进行革命活动。何香凝则一身担任了许多联络和勤务工作,被孙中山亲昵地誉为“奥巴桑” (日语,意为“管家”、 “阿姨”) 。他们都深得孙中山的信赖和倚重。

  廖承志出生后的第二年,廖仲恺在日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同年秋,回到了祖国,在东北边务督办大臣陈昭常幕中办理延吉归还祖国的交涉事宜。廖承志和母亲仍旧留在日本,母亲雇请一位叫“叶姨”的乳娘哺养他。他在回忆幼年的生活时曾经深情地写道: “我的乳娘是一位刚强的白瓜子脸的叫做叶姨的日本女子。因此,我是在大久保出生,又是靠日本女性的乳汁长大的。我儿童时代的一半血液是日本女性赐给的。”①三岁时,他随母亲到香港暂住。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广东军政府成立,廖仲恺被推为广东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年底,他随同母亲回广州居住。一九一三年八月,因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二次革命” 失败,他随同父母亡命日本,住在东京的千驮谷。

  在千驮谷的日子里,他度过了天真烂漫的童年。童年的廖承志很顽皮。据他回忆,有一次,父母亲带他去玩具店,母亲给他买了一把长柄刀,他“不禁欣喜若狂,不顾地方就把刀舞起来,因此立即被母亲斥责。”他垂头丧气地跟着母亲坐人力 车回家,在返抵千驮谷家前,竟大意地将那把刀掉在车轮中,弄断了。他大声哭喊,最后“被父亲在屁股上狠狠地打了几巴掌,才醒定过来。”①还有一次,在东京过年时父亲请客,当父母送客出门时,他把桌上剩下的酒一饮而尽,醉了,就钻到日本式“榻榻米”房屋放被褥的柜橱里睡大觉去了。到了晚饭时,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他,全家都急坏了,正愁闷间,突然柜门作响,才发现他在里面②。他幼年时的调皮,长大后就变成了活跃、好动、爱开玩笑的乐观性格。

  廖承志从小聪颖好学,爱好读书,特别喜欢画“公仔” (广东话,即人物之意) 。他“对书本简直是着了迷,洗澡也舍不得放下。他常常拿一本书进浴室,泡在浴缸里半天不出来,水凉了也不知道。”③六岁时,他们搬到了涉谷新居,母亲和父亲施行更为严格的教育。朱执信有空时也来考他的算术,而他的父亲总是笑嘻嘻地在旁边观看他握着铅笔时小手的动作。当他“张开口想打呵欠之际”,他的父亲就对他“投以炯炯的目光,简直象动物园的虎眼一样”,使他不得不“急急停止打呵欠。”④由于他的聪明、勤奋,加上家庭严格的要求,他的学业进步很快,一九一五年,在他刚满七岁的时候,便顺利地通过了考试,一下子考入了东京晓星小学读二年级。

  由于廖承志的父母都是革命党人,所以,当他刚刚懂事的时候,便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一九一四年七月,他六岁 时,家搬到了涉谷,仅步行五分钟,就可到达青山六丁目孙中山的住宅。在这里,他首次见到了孙中山。此后,他常常陪同父母去孙家,与孙中山、宋庆龄等有了更多的接触。一九一六年三月,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声中,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年仅八岁的廖承志,跟随父母,参加了孙中山于四月在东京组织的“帝政取消一笑会”,并荣幸地倚靠在孙中山的怀里摄影留念。客观环境的影响,使少年的廖承志,有了强烈的爱国心。一次,有个日本人在他堂姐廖六薇家作客,他也在场。他痛恨日本欺压中国,当场画了一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漫画①。这不仅表现了他出众的才华,而且也表明爱国的种子已经在他心坎中开始发芽。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廖仲恺和何香凝四出奔走,为革命事业操劳。廖承志也跟随父母,奔走于广州、上海和日本之间,备尝艰辛。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他随同父母亲离开日本,五月初抵达上海。一九一八年六月,由于第一次“护法运动”的失败,他随父母再度亡命日本。一九一九年他又随同父亲回到了上海。在上海时,由于他不懂普通话和上海话,无法入正式学校读书,他父亲在十分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抓紧他的学习,在留沪一年多的时间里,坚持每日给他教授英语两小时,使他的学业不至于荒废。一九二一年底,他随同父母返穗时,才进入广州培正中学读书。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军阀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在叛乱前两天,诱禁了他的父亲,母亲为了他和姐姐廖梦醒的安全,托人把他们送到了香港。因此,他又不得不中途辍学。

  廖承志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动荡的岁月中度过的。颠沛流离的生活,锤炼了他的意志,家庭严格的教育,殷切的期望,使他不断成长。一九二二年六月,他的父亲身陷囹圄,仍念念不忘对他及姐姐的教育。当时,廖仲恺写了一首《诀醒女、承儿》的诀别诗,诗云:

  女勿悲,儿勿啼,

  阿爹去矣不言归。

  欲要阿爹喜,阿女、阿儿惜身体。

  欲要阿爹乐,阿女、阿儿勤苦学。

  阿爹苦乐与前同,只欠从前一躯壳,

  躯壳本是臭皮囊,百岁会当委沟壑。

  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

  尚有一言须记取: 留汝哀思事母亲①。

  正是这苦心孤诣的教导,呕心沥血的培育,指引着廖承志走上革命的征程。

  投身革命的洪流

  一九二三年初,留驻广西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以拥护孙中山为名,进军广州,把陈炯明驱逐出广州。孙中山于一九二三年二月由上海重新返穗,复任陆海军大元帅,三月一日成立大本营,廖仲恺于二日被委为大元帅大本营的财政部部 长。同月,廖承志由港返穗,入广州岭南大学中学部学习。

  岭南大学是一所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地处宽阔的珠江环绕着的河南岛之中 (现址是中山大学) 。他在这里学习更加用功,喜欢提出一些不容易解答的疑问,以至不同的看法,如对教科书中关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功业的评价等,说明他是好动脑筋,不迷信古人的①。在那段时间里,他与华侨子弟、共青团员之间以及与共青团领导下的新学生社社员之间都能合得来,互相之间来往甚密,尤其与日本学生草野心平最好。他还常常带同学们到他家里,面聆廖仲恺和何香凝的教诲。他的家,成了青年学生聚会的场所②。

  这时的廖承志,显得更加懂事和勤劳了。据他自己回忆: “假期回家就给父亲擦皮鞋,他的白皮鞋被我擦得生光发亮。父亲当上黄埔军校党代表,穿军装时的绑腿多半是我帮他打的。”③不仅如此,在革命潮流的冲击下,廖承志的思想觉悟也得到提高。一九二四年八月,他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和李少石 (当时名叫李振,后来成了他的姐夫) 等参加政治活动更加频繁④。也就是在这年,他见到了著名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后来廖承志在回忆这一情况时写道:

  那是一九二四年夏秋之间。广州依然闷热,但在傍晚时分,巳渐觉凉风习习了。百子路老家的树影里,霎然间 出现一个人,浓黑的眉毛,锐利的眼睛,行动敏捷,举步如飞,向父亲点一点头,便转入隔邻的大门。跟着,是卫兵的吆喝声: “敬礼! ”

  “那是谁?”我急忙问父亲。他笑了。“他你未见过?就是共产党的大将周恩来!” “呵……。”①

  对周恩来的折服、敬仰,使廖承志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好感。随着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反帝反封建的坚定立场,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更深深地吸引着他,强烈地扣动着这个年轻人的心。

  一九二五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为了声援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省港大罢工爆发了。六月二十三日,广州各界人民十万人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到沙基时,英帝国主义水兵开枪扫射,当场死、伤多人,造成了“沙基惨案”。廖承志和他的姐姐廖梦醒等以及岭南大学的师生们,参加了这次游行示威。其时,他的帽子被一颗子弹打掉了,幸免于难。在这次惨案中,岭南大学有一位教师和一位同学遇难,在校的一个英国老师却说死得好,愤怒的学生便举行罢课。廖承志参与了学生罢课和工人罢工的领导工作,团结广大师生,赶走了那位英国教师②。

  国民党改组后,随着共产党人的加入,给它带来了新鲜血液。但是,其中的腐败分子并未清除。他们既互相勾结,又互 相攻讦,有时“告状”告到廖仲恺那里去,深为廖承志所憎恨。据廖承志回忆,有一次他帮父亲整理书信时,看到了薛岳揭发许崇智腐化堕落的信,同时也看到了许崇智倒打一耙,提出要严办薛岳的信。廖承志便在信封上注明“很重要”。廖仲恺匆匆看过这两封信之后,叹了一口气,就出去了①。廖承志敏锐地察觉到了国民党内部的黑暗面。孙中山逝世后,由于他的父亲坚定不移地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国民党内右派势力便集中攻击他的父亲,最后竟然采用最卑鄙的手段,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收买凶手暗杀了他的父亲。他的母亲把“精神不死”的横幅挂在自家的大门上,以表示对国民党右派的抗议。她还慷慨激昂地表示: “苟利于国,则吾举家以殉亦所不惜。”母亲坚强的革命意志,革命到底的决心,给年轻的廖承志以深刻的影响。随着“廖案”案情陆续在报纸上披露,国民党右派勾结帝国主义者杀害他父亲的内幕得到进一步的揭发。为此,他怒不可遏,悲愤交加,发誓要继承父志,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从此,他对国民党完全绝望了,并决心要寻找中国共产党②。

  一九二七年初,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之间的斗争进一步加剧。他的母亲深恐国民党右派再暗害他家,斩草除根,先后把他们姐弟俩送到日本去。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他以他母亲的好友伍琼石为保证人,考取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读书③。在东京的日子 里,他参加了“早大”的学生组织文化思潮研究会,还参加了中共东京特支领导下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刻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在中共东京特支的领导下,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九月,他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被日本当局拘捕,几天后获释。十二月,关东妇女同盟请他的姐姐廖梦醒去参加座谈会。在会上,廖梦醒宣传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办托儿所等好事,并宣传共产党人提倡男女平等等主张。会后,警察把他们姐弟俩一起拘捕。当警察问廖承志在日本认识什么人时,他很机智,说出了一位名人的名字,警察害怕起来,便把他放了①。廖承志出狱后,仍然斗志昂扬地参加各种革命活动。由此,早稻田大学便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学费未纳,长期缺席”为由,开除了他的学籍。同年三月十二日,留日学生中的国民党反动分子打起纪念孙中山逝世的旗号,进行反共活动。中共东京特支为了粉碎反动分子的阴谋,发表了两个声明,即《对时局的声明》和《告士官生书》,反对蒋汪勾结,号召留学生不要违背孙中山的革命精神,继续革命,保卫祖国,不要被反动派所利用。“纪念会”的文艺演出一开始,廖承志就乘关灯的机会,把印有两个声明的传单雪片似的撒到人们身旁,有力地揭露和抨击了反动分子反共反人民的阴谋②。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共东京特支发起召开留学生大会,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杀我同胞、占我济南。会上决定成立反日大同盟,继续开展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运动。廖承志是广东旅日学生同 乡会的骨干。通过这个同乡会,他做了许多工作,团结了很多人投身到反帝斗争中来①。由于他参加革命活动,再次遭日本当局拘捕并被驱逐出境。

  一九二八年七月,廖承志回到了上海,在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工作。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是一个公开的群众爱国团体,受中共江苏省委的直接领导,任务是联系工商学界,宣传抗日。廖承志负责编辑《反日新闻》。他撰文绘画,又快又好,所编的墙报很受欢迎。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同年八月,经关键介绍,廖承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走上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的光辉道路②。入党后不久,他以更大的热情,到“济难会”工作,为营救被捕的同志而奔波。

  新的考验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廖承志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到了德国柏林,转为德国共产党党员,担任德国国际海员工会执行委员,同时就读于柏林亨德第二大学政治经济专业③。一九二九年十月,他被派往汉堡领导中国海员运动,任汉堡国际海员码头工人总工会俱乐部支委、书记。在汉堡,他不辞劳苦,经常到船上去,向中国海员们揭露国民党反革命派的罪行,宣传共产主义,深受海员们的欢迎。为了更好地领导海员们进行斗争,他 在每条船上都组织了统一的工会。他创办了 《海员半月刊》 ,十四日出一期,其内容: “ (一) 简单社论,(二) 中国新闻,(三) 国际海员新闻,(四) 船上新闻,(五) 漫画。”① 他利用会画漫画的特长,每期都穿插了一些漫画,使之图文并茂,宣传效果很好。由于他艰苦深入的工作,加上采取了生动活泼的宣传形式,在短时间内,工作便打开了局面。在汉堡,他还参加了反帝大同盟,为国际反法西斯的斗争做出了贡献。

  在德国的日子里,生活是很艰苦的,斗争也极其复杂,但廖承志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并热情地宣传革命。何香凝为了探望爱子和宋庆龄,同时也为了考察德国革命的情形,让廖承志一九三○年六月去法国巴黎把她接到德国柏林来。当胡兰畦见到廖承志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胡兰畦写道: “当时我还不知道廖承志同志是共产党员,只觉得他那落落大方的风度和豪迈的气质使我非常钦佩。他喜欢谈论革命,谈论世界的趋势,听口气他是个共产主义者。当时我对盲动路线存着反感,廖承志给我详细解释共产党同样反对盲动主义,并给了我一些有关材料,使我受到很大教育,引导我坚定走革命的道路。”②在廖承志的影响和教育下,不久,胡兰畦便向党组织呈递了入党申请书。廖承志在柏林与母亲住了不到一个月,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又匆匆告别慈母,回到了汉堡。同月底,他被国际海员工会派往莫斯科参加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此期间,曾和蒋经国先生有过交往。次年春,又被派往荷兰的鹿特丹,领导中国海员工 作,建立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西欧分会。他以海员的英语教师身份为掩护,领导海员罢工取得胜利。六月,被荷兰警方拘捕,关押六周后驱逐出境。他又重新回到了汉堡,在海员中活动。九月,领导汉堡中国海员罢工取得了胜利,遭汉堡警方拘捕,几天后被驱逐出境。十月,他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十二月抵莫斯科,一九三二年初回到了上海。

  那时的上海,正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蒋介石继续奉行 “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廖承志不畏强暴,继续坚持革命斗争,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全国海员工会中央党团书记,积极领导工人运动。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八日下午,当他前往上海山西路五福弄九号开会时,由于叛徒王其良的出卖,在罗登贤、余文化被捕两小时之后,他也被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和公共租界警方拘捕。被捕后,他机智地与敌人周旋,并以高超的智慧,在法庭内外与敌人展开斗争。当敌人问他的同党时,他带公共租界的巡捕和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的探员前往光裕坊八号,侦探员才知道这是国民党著名元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何香凝的家。他用这种巧妙的办法,把自己被捕的消息,告诉了家里人。翌日,何香凝通电全国,声称: “余愿与儿共留囹圄,惟不愿留外国囹圄,要求解往华界,即死亦愿在华界,不在租界。”三月三十一日,宋庆龄、蔡元培等所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此发表声明,严正指出: “犯罪者必有犯罪行为,始可定罪。即使被告为共产党员,或曾参加反帝或工人运动,亦非法律所不许,苟无特别活动,应即立刻释放。”并聘请吴凯声、马常律师,出庭为之辩护。同月三十日上午和三十一日下午,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一庭先后两次开庭审判。在法庭上,廖承志声称他“系奉母亲命令与一茶商欧阳纯接洽,将茶叶运赴东北慰劳抗日将士,竟遭逮捕,理由何在?”驳得法官哑口无言。继由公安局带叛徒王其良出庭作证,王指控廖承志“系共党海员工会书记”。廖承志当即声称: “我与此人从未谋面,自有生以来,今日尚属第一次见面,彼之供言,尽属狂言。”使得叛徒尴尬不堪,听众哗然。三十一日晚,何香凝乘车前往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的家。她见了吴铁城,便厉声责问: “要说骂蒋介石是我骂得最多,你有胆量就把我抓起来,为什么大敌当前,你们不去抗日,反而囚禁这些无辜的青年?”并要他答应,要么把她的孩子放了,要么连她也一起抓起来。吴铁城无可奈何,只得答应请示后再说。在多方面的努力下,国民党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四月一日晚,经何香凝和柳亚子担保,廖承志终于获释①。

  廖承志回到家里以后,认识了住在他家楼下的国民党元老经亨颐之女经普椿。他们经常在一起畅谈,廖承志还为她画像。频繁的接触,共同的理想,使他们萌发了真挚的爱情。一九三三年八月,他的姐姐、共产党员廖梦醒回到家中,按党组织的指示,交给他一支内装通知他去川陕苏区的香烟。他看了以后,欢喜若狂,便匆匆准备踏上新的征途②。

  自从他的父亲被国民党右派杀害之后,他很少同母亲在一起团聚,加上母亲心脏病经常发作,需要人照顾。他又何尝不想留在母亲的身边,侍候她老人家呢! 他自己也刚刚尝到初恋 的甜蜜,又何尝不想留在恋人的身旁,享受爱情的馨郁芳香! 但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他悄然地走了。行前他留下了三封信,一封给他妈妈,一封给柳亚子,一封给经普椿。在给经普椿的信中,他写道: “如果你真正爱我的话,请再等我两年。”①在给柳亚子的信中,他饱含激情地写道: “我觉得,与其偷生来安慰爱护我的少数的人们,不如失掉爱护我的人们的安慰——因为大多数人的幸福是在前途等着,这是历史的运命所给予人类的重担。这重担也许是很重,但是我只能这样做了。如果世间真有上帝其物的话,我只祈求他能减少我母亲的苦痛。”“也许将来,中国的孩子们不必这样地离开他们的母亲吧。能这样,很多人的死便不是徒然的了。”②

  在长征路上

  一九三三年八月,廖承志离开上海,前往川陕革命根据地。他在沿途党组织的掩护下,闯过重重险关,到达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通江,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和他一起到川陕根据地的还有罗世文。他带来了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一本敌军密码电报破译法。在这以前,红四方面军侦察电台无法把空中截获到的敌军电报破译出来,对敌人的动态难以掌握。但是,有了廖承志带来的“破译法” 以后,红四方面军侦察电台就大显身手。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到一九三四年九月,四川军阀刘湘纠集各地军阀部队二十余万人,先后向川陕革命根据地 发动“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侦察电台依靠“破译法”,不断破译敌军来往电报,对敌军的兵力部署和行动企图,都了如指掌,为红军取得反“六路围攻”战役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遵义会议后,红四方面军侦察电台截获破译敌军的情报,按中央军委指示,及时转发给红一方面军。红一方面军由于掌握敌军的动态,取得了“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跳出了数十万敌人追击的圈子,从而在战略转移中从被动走向主动。

  廖承志入川陕革命根据地后,被任命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省工会宣传部部长。一九三四年初,反“六路围攻”战役开始不久,又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由于廖承志能文能武,会写会画,知识渊博,才思敏捷,朝气蓬勃,非常活跃,在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激烈战斗中,他领导政治部的干部把工作做得生动、有力,激励着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受到部队的好评。

  廖承志和罗世文抱着极大的革命热情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希望为川陕革命根据地建设贡献力量。但是,他们逐渐看到张国焘推行“左”倾错误,给川陕革命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特别是对张国焘残杀革命领导骨干和知识分子的军阀主义严重错误非常愤慨。他们为了捍卫革命利益,冒着危险,对张国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希望他能认识和改正错误。谁知张国焘因廖承志带来了党中央批评他没有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信,早就心生嫌隙;现在又给他提意见,因此就更对廖承志和罗世文憎恨不满,并不断予以排斥和打击。一九三四年六月,张国焘指令保卫局对廖承志和罗世文进行秘密审查。保卫局余洪远如实报告说廖承志、罗世文没有问题,就被张国焘调出保卫局。同年十月,张国焘派杨立人审问廖承志、罗世文后,给他们罗织了“莫须有”的罪名,扣上了“蒋介石特务” 的帽子,不顾廖承志和罗世文的申辩,就把他们秘密关押在巴中县省委机关所在地东山的一间破庙里。不久,张国焘到破庙审问廖承志,阴阳怪气地问:“中央为什么派你来?派你来于什么?”廖承志对张国焘这样无视党中央,与中央分庭抗礼的言行,十分愤慨,冷冷地回答道: “中央派我来接受川陕苏区党组织分配工作的。”张国焘接着又问罗世文: “党中央是什么时候叫你来川陕苏区的?你们四川党组织与国民党有些什么关系。”罗世文义正辞严地回答说: “我们四川党组织同国民党进行生死的斗争。”①张国焘见廖承志、罗世文据理力争,毫不妥协,遂恼羞成怒,宣布开除他俩的党籍,下令把他们长期关押起来。由于廖承志是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子,加上廖承志会画画,川陕革命根据地印发钞票要用他刻蜡纸,所以,张国焘才没有杀他。

  一九三五年五月,红四方面军为接应中央红军,西进川西北,开始长征。廖承志被张国焘派兵押着同红四方面军一起长征。六月,红四方面军到达四川西北的懋功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廖承志知道后,甚为高兴。他想到红军两大主力会合后革命力量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党中央一定会帮助张国焘改正错误,自己也可能回到党的怀抱。但是,张国焘没有改弦更张,而是反对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带领红四方面军南下,直到公开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

  对于廖承志的处境,毛泽东、周恩来非常关心,长征路上一直在打听他的消息。一九三六年二月,毛泽东、周恩来在陕 北特意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 (张浩) 以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电示张国焘,批评“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和扩大化,至一营一连被捕”; 同时明确提出“鉴于历史教训,盼兄负责检查,使扩大化、偏见与单凭逼供刑讯等错误早告肃清”; 对廖承志“须保全其生命,并给以优待,此为代表团所切嘱。”①这使张国焘更不敢轻易杀害廖承志。但是,张国焘并没有检查自己在肃反工作中的扩大化错误,仍然继续监禁廖承志。

  一九三六年七月,由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长征来到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在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坚持斗争下,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抗日的方针。廖承志被押解着同红四方面军又一次过草地。一天,廖承志在一个山坡上远远望见张国焘和一个身材不高,长着胡子的人谈话。当廖承志被押解着走到他的面前时,突然那个长胡子的人走过来问他: “你是廖承志同志吗? 我是任弼时。”廖承志在被“开除”党籍,被押解一年多的情况下,突然听到党的领导干部又称自己是同志,心里一股热流流向全身,眼眶涌出了热泪。任弼时紧紧握住廖承志的手,见他衣衫褴褛,又有武装人员押解,立即惊异地质问张国焘: “这是怎么回事?”张国焘十分狼狈,支支吾吾。任弼时明确地告诉张国焘:“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他,请告诉我。”②不久,廖承志在任弼时的关心营救下恢复了局部的自由。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 后,党中央特派周恩来前来迎接红四方面军北上。十一月初,在从海原通往预旺堡的大道上,周恩来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了,并碰见了廖承志。当时,他多想与周恩来倾诉自己的遭遇和意见。但他想到张国焘是个心狠手毒的家伙,这样做会给周恩来带来麻烦。他正在踌躇的时候,周恩来已走到他的面前,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给他以极大的安慰和力量。当天晚上,廖承志被周恩来派通讯员叫到司令部去,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在座,张国焘也在座。张国焘明明知道周恩来认识廖承志,却阴阳怪气地问: “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廖: “你认识了错误没有?” “认识得深不深刻?” “改不改?”廖承志一一作了回答。当天,周恩来留廖承志吃饭时,周恩来只和张国焘谈话,不再理会他,饭后就叫他回去了①。不久,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廖承志和罗世文等解除了监禁,恢复了党籍。

  廖承志在被监禁近两年时间的逆境中坚持革命原则,始终保持对革命事业、对党忠贞不渝的情操,时时处处以革命大局为重的高贵品质,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感动、钦佩。廖承志被押解长征中,部队给他刻连环画的任务,他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每天都完成任务。如果任务重,那怕再晚,他也不休息。当别人都进入梦乡,他仍然在油灯下工作。他常对一起工作的同志说,部队当前急需精神食粮,刻图任务很重要,很紧急,宁肯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尽快刻出来。廖承志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也严格要求其他同志。一次,他看到一张印得不清的样品很为生气。他说,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认真细致,不得有丝 毫的马虎,更不能出现差错,这是对工作负责。随后,他认真而又温和地给工作人员讲解如何调墨,如何印刷的技术,使连环画的质量越来越好。同时,廖承志在长征中,凡部队开大会需要挂马克思、列宁的像,他就出来画好;需要大标语,他就出来写好。任务完成后又被关起来刻连环画。对此,他从来未有过半句怨言。廖承志虽被关押,但他对工作人员和押解他的战士都是无微不至的关怀。一次,负责押解他的两个战士因病掉队牺牲,他知道后心里很难过。而当他见到其他战士情绪低落时,连忙安慰说: “不要难过,眼下条件艰苦,路途远,困难多,你们一定要注意爱护自己的身体。”说着,把自己的干粮袋硬塞给年纪小的战士,帮助战士整理行装。这些战士看着廖承志憔悴虚弱的面孔和交给他们的干粮,无不感动得流下眼泪①。为了鼓舞士气,廖承志常和战士们一起放开嗓子歌唱。他唱民歌、唱军歌,还教战士们唱《国际歌》。雄壮的歌声感染了饥饿、疲惫、默默无声的行军队伍,不少指战员都跟着唱起来,歌声激励了红军战士胜利前进的步伐。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廖承志随长征部队到达陕北保安,在红色中华通讯社负责编译外国通讯社电讯稿,包括德、日、法、英四国文字的电报翻译工作。当时,条件艰苦,没有办公桌,他就把电报稿装在自己口袋里,边走边译,有时走在路上还在翻译,并把各国情况综合起来,供中共中央领导参阅。翌年一月,他随中共中央迁往延安,和徐冰、陈克寒等一起筹备、出版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向全国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四月,他被任命为党报委员会 秘书。他在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每期《解放》杂志的“时事短评”栏里,几乎都有他写的文章。在《日本当前的政潮》和《林铣滚蛋,近卫上台》两篇短评中,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在《上海爱国领袖被起诉》和《所谓苏州“审判”的更新》等评论中,抨击了蒋介石政府迫害爱国人士沈钧儒等“七君子”的罪行,提出国民党必须“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爱国犯”。在其它的“时事短评”文章中,他还嘲讽了汉奸、特务的卑鄙伎俩,声援十九路军抗战等等。他的文笔犀利,语言生动,使人振奋。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发表了长篇专论: 《怎样实施义务兵役制》,具体阐述了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的“逐步从雇佣兵役制转变为义务兵役制”的重要意义及实施的条件、办法等。总之,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他激扬文字,挥斥方遒,表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对于救国救民复兴中国的正义战争的强烈责任心。

  廖承志到了延安后,由于国内和平局面的出现,延安与国民党统治区开始有了通邮。他即写信给分离多年的老妈妈和姐姐。在这些通信中,他向母亲宣传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希望母亲为促进国共合作的形成而努力。他指出: “现在国共合作的关键不在我们方面,而是在国民党方面。因为日寇的挑拨离间,可以使许多胆小之徒东疑西忌,而致联合战线不能迅速形成,这是很可惜的。因此,我们诚恳地等待国民党当局。所以为促进国共合作计,我想最大的工作是给那些疑神疑鬼的人解释明白。” “要重新实现民国十三年的局面,必须得好好努力,日本是不让我们合作的,自然从中极力破坏,坏分子的捣乱阻挠也就更加明目张胆,希望你能好好团结一切赞成合作的人士共同前进,这是中华民族极需要的。”①七七卢沟桥事变和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何香凝、廖梦醒积极参加上海人民支持我军抗战的工作。廖承志对老妈妈和姐姐的抗日热情非常钦佩。他在八月三十一日的信中写道: “全国抗战发动今日,每一个中华儿女都负着光荣的保卫祖国神圣职责,我虽然明知上海巳成为炮火连天之地,但也坚信你们唤醒民众,号召民众参战工作,必定更加加紧。我虽然顾虑着你们的安全,但为祖国设想,更希望着你们的坚决往前,不屈不挠的奋斗。”②同时,他在信中,坚决地表示为了抗战的胜利而牺牲一切。他写道: “我很想去看你们,可是战争正在进行,一切的一切都只能为着战争的利益而牺牲。我们这里已成为整个战争的左翼要地,在战略中心下组织西北群众,号召西北群众工作,也就唯有加紧地落在我们身上。个人虽想来看你们,但整个工作要求,都不许我离开此地。我个人也唯有在工作中的加紧中,遥祝你们的安全,遥祝你们的努力。这是我难过的事,但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也唯有依靠于全国的母亲,女儿们,儿子们,能够忍受当前的难过,能够抹下满眶的热泪,去为祖国的前途拚至最后一滴血。我们的母子间,今日还能通信,可是连通信的可能都丧失的不知多少。我们也只好忍受它,我们也只好勇敢地接受这锻炼,也唯有让我们大家来担受这重担吧。” 他还指出: “持久的抗战巳经发动,经历的磨折困难才开始,以后也许我们还要忍受更大的锻炼,以后遭遇的难过事恐怕也十倍于今 日。如果我们能见面,那是更好。如果没而见面的时间更拖长, (原文如此)我们也唯有忍受,让我们在民族抗战胜利的旗帜下再庆祝我们的会面好了。”①在这里,字字珠玑、熠熠发光,显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为了祖国的生存、民族的解放,而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表达了他对抗战的最后胜利充满信心。正是这些革命精神和正确的认识,使他积极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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