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逸大将简历生平事迹 张云逸的后代子女[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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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一九四○年一月,党中央批准张云逸、徐海东、邓子恢等为中原局委员,并同意新四军的四、五支队及李先念部队归中原局统一领导指挥。徐海东是先年十一月底偕同刘少奇从延安到达皖东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定远县大桥镇的。刘少奇到江北指挥部后,相继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次第传达了党中央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月和一九四○年一月发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其主要精神是要求整个江北新四军广泛猛烈地向东向北发展,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在今后一年内中原局至少发展到十万人枪,同时要发展十倍于正规军的有组织有训练的抗日自卫军。而要建立这样大的武装力量,没有政权是不行的,因此,必须以坚决和逐步的计划极力争取豫东、皖东、皖北、苏北等地的大部分政权归入我们与进步人士的手中。这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因此,不能避免摩擦,要在有理有利的条件下给武装进攻者以反击,绝对不轻言退让; 我们应极力争取一切进步的和比较进步的势力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并争取中间势力中立。要使全党干部都明白这个正确的发展路线,才能造成猛力向前的作风,才能实现这个计划。强调集中一切力量为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而斗争乃是最主要的任务。张云逸同徐海东、罗炳辉、邓子恢、赖传珠等江北指挥部和支队领导人,在一九四○年一月前后根据这些精神和刘少奇的具体指示,对各项工作做了全面的布置,将四、五支队分区展开于路东和路西,抽调干部和战地服务团组成大批民运工作队(组) 深入农村、城镇,放手发动群众,组建各种群众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猛烈扩大部队,组建民兵游击队。五支队进入津浦路东后,以半塔集为中心,以团为单位,分兵于周围的天长、扬州、六合、仪征、来安、滁县、嘉山、盱眙等八县开展活动,群众工作,统战工作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各团兵力也得到了充实和扩大,还建立了支队特务营、教导大队,粉碎了日军对来安等地的“扫荡”,迅速的打开了津浦路以东的抗战新局面①。四支队在徐海东的领导下,经过进一步整顿,团结了干部,振奋了精神,以藕塘为中心迅速开展工作,根据地发展了,部队也扩大了,群众也进一步发动和组织起来了。十二月,当日伪向我滁县、沙河集、全椒等县“扫荡” 时,张云逸同徐海东、罗炳辉一道商量研究,决定采取“诱敌深入”,“敌退我进,敌守我攻”的战术,在徐海东的指挥下,于二十一日取得了周家岗战斗的胜利,共毙伤俘敌军一百六十余人,敌被迫回窜原防,我乘胜收复了周家岗、复兴集、大马厂、古河等地①,取得了我军在皖东首次反“扫荡”的重大胜利。从此,我军威震皖东,树立和扩大了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我军在津浦路西的游击根据地也扩大到定远、凤阳、嘉山、寿县、滁县、全椒、和县、含山等县; 四、五支队由原来的七千余人发展到一万余人。这期间,在蒋介石的策划下,国民党顽固派在皖东挑起了更大的摩擦,逐步扩大了对我军的进攻。

  一九四○年一月,国民党皖东专员李本一,先是给张云逸来函,说奉命要将新四军江北部队南调,并指斥我军向民间勒派粮款,不尊重地方行政系统,组织扩大游击队妨碍征兵等。对此,张云逸于二月二十三日复函李本一,坚决拒绝要我军南调的无理要求,并一一驳斥了李本一对新四军的种种诬蔑。他在复函中还揭露了皖东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反共行径,要求其明令制止②。

  但是,李品仙、李本一不顾我党的抗议,竟在皖东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欲将我江北部队完全消灭,切断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并使江南新四军处于无退路境地。二月底,国民党滁县县长樊公纯率常备队数次向我四支队七团进攻。戴季英奉张云逸令亲赴前方解决,屡经交涉要其退还人枪,均置之不理。李本一还捕杀我军人员数十人及优秀青年数百人。三月四日至七日,李本一不顾我一再呼吁和平停止冲突,竟指挥所部第十游击纵队两千余人由古河出发,配合国民党皖北行署主任兼第十二游击纵队司令颜仁毅率两千人及定远县常备队五、六百人从定远出发,分三路向大桥我江北指挥部、四支队司令部及后方机关进攻,扬言要驱逐新四军离开皖东。与此同时,苏北顽军韩德勤也忙于调集兵力,准备向我津浦路东的第五支队进攻。这一东西夹击的形势,严重地威胁着皖东我军的生存和发展。刘少奇、张云逸召集会议研究对策。他们在干部会上说: 现在敌人向我们进攻了,这次摩擦仗非打不可。要打就一定打好、打赢,要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了打好这一仗,张云逸同刘少奇、邓子恢、郑位三等组成了领导机关,一连几天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研究制定作战方案,决定首先集中四、五支队主力于津浦路西反击对我威胁最大而战斗力较弱的地方武装,以求巩固路西阵地,尔后再挥戈向东,击破韩顽的进攻。三月七日,我七团在界牌集附近击溃了由南向北进攻我指挥部的李本一部,将他们逐回古河。五支队主力及苏皖支队密切配合攻克滁县的施岛集,打掉了滁县的保安队; 十四团在北面攻入定远县城,接着又和九团合兵击溃了来援的定远县常备队五、六百人,还消灭增援定远的颜仁毅部主力于高塘阜,生俘其支队副司令以下数百人。至此,路西顽军主力大部被歼,无力再袭击我军。在我军占领定远县城以后,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建立了华中的第一个县抗日民主政权,张云逸以江北指挥部名义委派魏文伯担任定远县县长。几天之后,部队打下了滁县、凤阳等一些地区,肃清了这些地区的土顽反共势力,相继成立了凤阳、滁县抗日民主政权,随后又成立了定 (远) 凤 (阳) 滁 (县) 办事处,魏文伯兼任办事处主任。这些胜利,为进一步在路东消灭地方反共势力,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打下了基础。

  正当我集中四、五支队主力在路西作战时,顽军韩德勤部乘我路东空虚,以一万余人的兵力,从三月二十一日起向我五支队指挥机关所在地半塔集及竹镇、西高庙、古城等处进攻。当时,我路东部队总共兵力仅约三千人,在半塔集仅五百余人,而且新战士多,武器装备劣于顽军,情况十分危急。而在津浦路西对桂系顽军的斗争虽然已取得了初步胜利,但肃清地方反动势力,建立民主政权,巩固胜利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加上李品仙已决定调一七二师来皖东增援,一三八师两个团也在向皖东北进迫。据此情况,刘少奇、张云逸、郑位三等研究后,决定以主力移往路东,以稳定和巩固路东,路西则以游击坚持,除给进攻者抵抗外,要求对李品仙和缓,停止摩擦; 在路东则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持半塔集,待路西主力挥戈东援,歼灭韩顽。同时,张云逸就皖东路西军事摩擦问题两次致电李宗仁、白崇禧,揭露李品仙挑起皖东军事冲突的事实真相,要求李、白致电李品仙迅速制止对我的敌对行为,严惩挑起内争的顽固分子,以固团结抗战①。张云逸还同戴季英联名发表告安徽各机关团体各界领袖电,发表《论皖东摩擦》一文,批驳顽固派反共的种种借口,揭露桂顽挑起军事冲突的事实真相,并请各界呼吁和平,停止军事行动,团结抗战。对于江苏韩顽围攻我驻地半塔集事,张云逸于三月二十六日公开致电蒋介石、顾祝同、李品仙、于学忠予以揭露,吁请严令制止②。

  我路东部队在邓子恢、郭述申、周骏鸣的指挥下,采取积极防御战术,以教导大队五百余人固守半塔集,以十团、十五团各一部及特务营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从南北两翼钳击围攻之敌。虽敌众我寡,敌强我弱,而我军指挥员不畏强敌,在地方党和群众、自卫队积极参战和支援下,苦战七昼夜,击退了韩顽的多次进攻,保证了我路西反桂顽作战的胜利进行,实现了先打桂顽后打韩顽的战役计划。路西大捷后,张云逸即和罗炳辉率主力兼程回师路东,三月二十七日到达半塔集西南四十华里的张山集。这时,陈毅亦命令叶飞率挺进纵队,陶勇率苏皖支队增援。在张云逸的统一指挥下,我军于三月二十九日开始分三路全线反击。韩顽在我三路反击下,伤亡惨重,仓惶溃退。我军乘胜追至三河南岸。四月九日占领马坝后,我主动停止追击。此役共歼顽敌千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韩顽主力溃逃到三河以北,路东土顽几乎被我全部消灭,反共顽固派政权被一扫而光,路东地区反顽作战胜利结束①。

  这次路西、路东反顽作战的胜利,奠定了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也对华中的抗日反顽斗争和建立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全局起了重大作用。陈毅曾高度评价了半塔自卫战的重大意义,说: “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 。

  在自卫反击胜利后,张云逸等江北指挥部领导人,根据中央和中原局、刘少奇的指示,把从大别山撤出的一千多干部分到路东各县,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建立政权。张云逸以江北指挥部名义独立自主地在路东委派了六合、来安、盱眙、嘉山、天长、仪征、高邮等县县长,同时各区、乡也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和人民抗日自卫队,各乡成立了农民协会,并开展了肃清汉奸的斗争。四月十八日,成立了路东人民抗日联防办事处。

  在这次桂顽、韩顽挑起的摩擦中,反共顽固派到处捕杀迫害我军官兵及其家属,甚至拘捕了张云逸的妻子。张夫人韩碧和幼子从香港经河内到桂林①,再由桂林经江西辗转跋涉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在由新四军军部渡江前往江北指挥部的途中,于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安徽无为县襄安镇被安徽保安第八团扣留,同时被扣留的还有指挥部干部及所携军款七万元、重要文件及子弹一批,长短枪十一支。事后,我军派去交涉的人员也被扣押。反共顽固派逼着要韩碧给张云逸写信,企图以人质为要挟软化张云逸,但被韩碧严词拒绝。张云逸得知夫人和幼子被扣押,极为愤慨。但他仍把主要精力放在紧张的指挥反顽自卫作战上,并且把抗议顽固派对自己妻子的迫害同反对顽固派捕杀迫害我军官兵家属结合起来进行斗争。三月三十一日,张云逸致电蒋介石、林森和李宗仁、白崇禧,揭露顽固派的这一反动行径,要求政府释放全部被扣人员和枪支、物资等,并通令各省地方政府对我官兵家属,应同全国一切抗日将士家属一样,一视同仁,给予优待,严办残害我官兵家属的肇事者②。经过严正抗议和不断斗争,韩碧母子被敌人扣押七个月之久,于同年九月被释放。

  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直接威胁着南京等城镇的日军及两条铁路运输线,引起了日军侵略者的震惊。一九四○年四月底,日伪向我路西“扫荡”,占领定远县城,五月被我四支队击退。接着,日伪又向我路东“扫荡”,骚扰破坏我盱、嘉地区,二十七日又占我来安县城。五月底,我五支队胜利地进行了“火烧来安城”的战斗;六月又对津浦路南段开展破击战,袭击鸟衣滁县县城、沙河集、张八岭、嘉山集等敌据点,破击津浦路,迫使敌撤出来安县城。

  当我军集中力量粉碎日军“扫荡”时,桂顽又乘机于六月初向我路西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本来路西的军事摩擦在三月被我胜利反击以后,并未停止过。三月下旬当我主力移向路东援救被韩顽围攻的半塔集之际,路西的桂顽五路军千余人就配合地方顽军共二千余人于四月五、六日占我青龙厂; 驻无为的保四团、保八团又向我白马川、三官殿之部队进攻; 一三八师、一七六师也调来皖东向我四支队进逼不已。对此,张云逸除向蒋介石、林森等吁请迅予制止外①,又电令四支队司令员戴季英与桂顽提出商谈和解,并对敢于来犯者给以反击。四月八日,张云逸同刘少奇还电令李先念、陶铸以我湖北之挺进纵队从平汉路西部队中抽调二至三个团的兵力过平汉路东行动,有计划地向大别山桂顽后方推进,并派得力游击队向大别山伸入,以牵制桂顽不能向东攻我四、五支队②。我路东半塔集保卫战胜利以后,为对付路西桂顽的进逼,四支队回驻路西,会同江北游击纵队在张云逸的统一指挥下,对路西桂顽的进攻给予反击,局势才基本稳定下来。但桂顽凭借其优势兵力,对我仍进逼不已。对此,五月五日毛泽东、王稼祥曾来电指示:李品仙的反动,不加以打击是不会回头的。李如愿和,可以谈判,我在军事上亦可不打桂军。但凤阳、定远、合肥、无为一带的地方反动武装及顽固势力必须肃清干净,这可以孤立桂军。四、五支队主力宜向西调,完成此任务,同时也是压迫李品仙让步之必要步骤。李先念主力仍须继续打击鄂东反动派,如此,东西加以痛击,才可能缩小李品仙的反动范围,压迫他让步①。六月初,桂顽调其在大别山的一三八师进入津浦路西,协同第五专员李本一和皖北行署主任颜仁毅两部共二千余人,分别由古河、梁园向我进攻,北路占我古城集、青龙厂等地,南路向含山、和县地区我江北游击纵队进攻,企图逼我退出津浦路西。为制止摩擦,张云逸遵照中央指示,一面再三请李品仙派员前来商谈,以绝抗敌后忧,并请各界群起号召反对内战,或请政府制止,或动员舆论主持公道,倡言和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②。另一方面,为自卫计,张云逸令我四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奋起自卫反击,令五支队八团及十团一部驰援路西。我四、五支队密切配合,于六月二十七日在古城集、栏杆集等地展开猛烈反击,经三天激战,歼顽第十游击纵队千余人,其残部西窜,经八斗岭一带退回古河。此役胜利后,五支队又在返回路东途中歼滁县常备队残部五百余人。此时,策应我路西反顽的豫鄂挺进纵队一部正向大别山桂顽后方进袭,且八路军南下部队已进入豫皖苏边区。桂顽在此三面压力下,才被迫向我表示和意。张云逸即令停止追击,与桂顽谈判,八月间达成了皖北以涡河为界,皖东以淮南路为界的停战协议。协议签字后,张云逸于八月二十二日致电李品仙,要求其转令皖东顽军遵照协议,停止袭击我军,释放我军被捕人员,维护我军交通,停止敌对及危害我军人员。为了迅速解决上述问题,张云逸提出: 在皖东请李品仙派代表继续谈判①。后来,李本一于八月底前到大桥江北指挥部,同张云逸、赖传珠谈判。李本一还是重复李品仙所说的,军队他们不过淮南路东,我们不过淮南路西,路东在行政上仍归他们管辖,所以行政等问题未达成协议②。

  一九四○年七月,皖东根据地少数地主恶霸在韩顽和桂顽的煽动支持下,进行暴乱。张云逸和江北指挥部及路东联防办事处领导人,及时指示各地党政军民迅速动员起来,打击暴乱头子,争取受骗和被胁迫的群众,粉碎暴乱阴谋,并命令教导队击溃了配合暴乱偷渡三河的两团顽军,命令五支队警卫营在来安一带,军法处和保安处在天长、仪征、高邮一带发动群众,镇压暴乱。暴乱被镇压之后,又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重建和整顿了被破坏的群众团体和人民自卫武装,彻底改造了基层政权,清理和整顿了党的基层组织,纯洁了内部,清除了隐患,使皖东根据地得到巩固。

  此后,张云逸坚决地贯彻了坚持路西,巩固路东,向西防御,向东发展的方针,命令四、五支队配合陈、粟部队和八路军南下部队开辟了淮宝地区,沟通了皖东与淮海两个地区的战略联系,全力支援了陈、粟部队于十月初进行的发展苏北根据地的黄桥战役。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张云逸又同邓子恢等江北指挥部的领导人分散到各个部队,指挥粉碎日伪以万余兵力对我皖东的七路大“扫荡”,锻炼了根据地全体军民,有力地保障了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

  (十)

  从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何应钦、白崇禧的《皓电》开始,蒋介石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华中顽军反共气焰极为嚣张,李品仙要我“交还”整个皖东政权,韩德勤要我恢复黄桥战前状态。顽固派的目的是驱我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顽夹击之间加以消灭,为其投降做准备。为此,在军事上,蒋介石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等部三十万大军及顾祝同所部,准备向华中大举进攻。对于蒋介石的这次反共布置,中共中央决定对皖南采取让步政策 (即北移) ,对华中采取自卫政策,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亲日派的阴谋挑衅,争取我党在全国的有利地位。十二月八日,蒋介石又以何、白 《齐电》命令我军: 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前,长江以南新四军全部开到长江以北,黄河以南之八路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一九四一年一月底以前,华中之新四军也要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并下达了 “剿灭”黄河以南和长江以南我军的密令。对此,党中央向全党发出紧急指示,号召以自卫战斗粉碎反共顽军的进攻,争取时局好转,命令皖南部队迅速北移,华中全党全军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阵地,打破反共顽军的猖狂进攻作好充分的准备; 华北再抽调兵力增援华中。为适应斗争的需要,在组织领导方面,根据中央的决定于十月中旬在盐城,成立了以叶挺、陈毅为副指挥,以刘少奇为政委的华中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十一月,中央又决定将中原局、东南局合并,改称华中局,同时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中分会,以刘少奇为书记,陈毅、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为委员,以加强和统一华中党、政、军的领导,应付突然事变。十一月初,刘少奇离开皖东赴盐城,皖东工作的重任主要由张云逸担负。对于皖东,早在十月十二日,毛泽东等就指示: 我皖东部队应速部署向西防御,坚持皖东根据地。如失皖东,则蒋介石必沿河构筑封锁线,断我向西之前途。十一月三日,中央又指示: 张云逸的任务是指挥四支队谭希林游击纵队,巩固皖东造成苏北皖西通道。当时向皖东抗日根据地进攻的顽军主要是桂顽。对于桂顽,十一月十八日中央在关于争取桂系策略给新四军的指示中曾指出: 在对日对共的关系中白与何仍有区别,李、白虽参加了蒋的反共集团,但桂系现在还应算作中间力量,我们仍应实行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政策。张云逸在粉碎蒋介石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给予的任务。

  皖东的桂顽在蒋介石的策划下,十一月就开始了反共的军事挑衅,妄图把我军赶过津浦路东。十一月二日,一三八师的一个团攻占了我游击纵队驻地梁园、草庙集,九日,另一个团又攻占我四支队驻地复兴集,十四日,一三八师全部进到淮南路东,十六日占我王子城驻地,十七日占杜集,二十日攻占四支队司令部附近的周家岗,二十三、二十四日进攻我军的中心驻地界牌集。对于桂顽的进攻,张云逸根据中央又打又拉的策略指示,一面电请蒋、何、白、李制止李本一和一三八师向皖东的进攻,并呼吁团结抗战①; 一面致电叶、项转朱、彭请令驻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兼程前来增援。当时,罗炳辉率五支队配合八路军南下部队和陈、粟部队反击韩顽的进攻,不能返回路西,张云逸命令四支队的七、九、十二团在周家岗抗击桂顽的进攻,经三天三夜激战给进攻之顽军以重大杀伤后退出周家岗。令江北游击纵队坚守界牌集,打退了顽军的多次进攻,破坏了顽军妄想中间突破、占领藕塘的企图,保住了路东路西的通道。以后,张云逸根据中央和军部关于坚持路西、巩固路东的方针,以游击纵队两个团和四支队一个团在路西坚持游击,四支队主力则过路东协同五支队一起巩固津浦路东根据地②。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一月二十日发布了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命令要求他们悉心整饰新四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一月二十三日,新四军将领陈毅、张云逸、刘少奇等发表就职通电,二十四日又发表了声讨亲日派通电。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为了突现其“驱逐”华中我军至黄河以北,以配合日军聚歼我军的罪恶目的,不顾我党的抗议,命令汤恩伯、王仲廉、李品仙、顾祝同等,率领反共大军继续东进、北上,向我豫皖苏边、皖东、皖中、鄂中、苏南敌后根据地进攻。日伪为迅速解决“中国问题”一面积极诱迫蒋介石投降,一面配合蒋介石进攻我抗日根据地。在皖东,李品仙部之一七二师及第十二游击纵队已进至吴山庙,准备向淮南路东等地配合原已进至淮南路东的一三八师进行新的进攻。

  对于桂顽在皖南事变后对我皖东的进一步进攻,刘少奇、陈毅于一月二十日指示江北指挥部: 我四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应以游击战抗击反共顽军之进攻,不让反共军进入路东,应在部队及地方党员中动员,必须以最大决心,坚持路西阵地,保障路东,否则皖东一失,华中面目全非,我军无路可走。

  张云逸充分意识到坚持皖东根据地的重要战略意义。因此,他坚决遵照中央和刘少奇、陈毅的指示,依靠四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坚决以游击战反击桂顽的进攻。张云逸对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的部署是: 由江北游击纵队政委孙仲德,率领该纵队第二团、第三挺进团八百人,在无为、巢县南、桐城东等地坚持游击战,还派一部到和县、含山两县游击;由谭希林率游击纵队 (缺二团) 在定远以西,合肥以北及凤、怀等地区活动,坚持建立抗日根据地; 罗炳辉、郑位三率七、八、九团在定远东、滁县地区活动,后陆续将七、九两团调路东集中整训,而留八团归谭希林指挥,坚持路西根据地; 第十团在天长北之淮、宝、通地区活动。指挥部则率第十四、第三、第四独立团在津浦路东地区,坚持保障路东根据地①。张云逸根据中央指示,还派江北游击纵队第一团由团长张翼翔率领到江浦和淮南路边上巢县一带游击,以期接应收容失散的皖南部队。他们在那里打了几仗,收容了部分失散部队之后,为了避免顽军夹击造成损失,不久返回②。从而坚持了皖东根据地。

  皖南事变后,由于我党在政治上对国民党采取攻势,在军事上采取守势,坚持自卫反击原则,加之日伪利用蒋全力反共之际,集中了五个师团以上的兵力,于一月下旬发动了豫南战役,汤恩伯部损失不少,李仙洲、何柱国两部同日军激战,也遭溃败,这就迫使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反共进攻不得不暂时停止; 而集中在大别山的桂军主力,由于其后方交通已被切断,三月间,桂军在皖东又被日军打得七零八落,使李品仙处于困难境地,而且汤恩伯占皖北后,又企图夺取桂系的大别山根据地,因而蒋桂矛盾日益加深。在此情况下,白崇禧只好电示李品仙,要他保存实力,不打硬仗,巩固大别山。至于东进“剿匪” 已完全不提。针对这一情况,张云逸致电毛泽东、朱德,建议利用蒋桂矛盾,加强桂系统战工作,而集中力量打击汤恩伯挺进队对我的进攻。由于当时在皖东我军与李品仙联络已断,张云逸还以他个人名义,通过香港转告李、白表示和解①,实现了与桂系的暂时和缓。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重建的新四军军部在盐城成立。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军委委任了新四军所属部队各师军政负责人。全军扩编为七个师,其中第二师由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张云逸兼师长,罗炳辉为副师长,郑位三为政委,周骏鸣为参谋长,郭述申为政治部主任,张劲夫为副主任。张云逸仍任新四军副军长,但直到一九四二年夏以前未到军部工作,主要在第二师主持工作。成立第二师后,原江北指挥部撤销。整编后的新四军的任务是,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阻止反共军的进攻,迅速加强根据地各项建设,积聚力量,准备与敌伪顽军进行长期斗争,一待条件成熟即向西、向南发展。二师的具体任务是坚持淮南根据地,巩固津浦路东,坚持津浦路西,加强对西防御,随时准备迎击敌伪顽军的进攻。

  一九四一年三月,张云逸同邓子恢主持召开了二师政治工作会议,总结一九三九年秋季以来二十个月的政治工作,以皖南失败为经验教训,强调要把二师建设为正规化的党军。这次会议对二师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及反顽斗争的指示,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克服项英右倾错误的影响,增强坚持根据地的决心和信心,使部队成为更有高度组织纪律性、坚决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人民武装,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月三十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新四军第二师组成以张云逸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成员还有罗炳辉、郑位三、郭述申、周骏鸣①。一九四二年二月成立淮南军区,张云逸兼军区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罗炳辉为副司令员,周骏鸣任参谋长②。

  从一九四一年四月到一九四二年底的一年多中,张云逸同邓子恢、罗炳辉、郑位三、郭述申、周骏鸣、张劲夫等一起,根据中央、华中局及军部指示,对二师和淮南党、政、军、民各个方面的建设整顿、训练、巩固和提高,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张云逸一贯重视部队的建设,早在江北指挥部期间就办了一个教导大队,开始是培养班排干部,以后又培养营级干部。一九四○年三月,他在教导大队的基础上,在天长县的汉涧镇成立了江北军政干校,他兼任校长,赖传珠兼任副校长,谢祥军任教育长,全校共八个大队,一千多学员①。为适应二师及淮南地区各组织对军政干部的迫切需要,一九四一年五月四日,他又在天长县张公铺正式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由他兼任校长,罗炳辉任副校长,冯文华任教育长。直到一九四三年实行“精兵简政”,抗大八分校才改为二师教导团。张云逸主持开办的江北军政干校和抗大八分校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仅抗大八分校开办的四期中就培训了二千五百多名干部,为加强二师部队和淮南根据地的党政军建设作出了贡献②。

  张云逸很重视从组织上建党建军。一九四二年,他在二师组工会议上作了 《略论组织工作的内容与任务》的报告③,强调组织工作是我党我军工作最主要的部分,组织工作的好坏,影响于我军建设之成败。他具体论述了组织工作的内容和二师当时组织工作的任务,指出: 做好党的工作,健全党委、总支的领导工作,这是我党我军整个组织工作中最中心的一环; 正确的挑选干部配备干部,做好干部工作又是组织工作主要的一环,要对干部进行了解、审查、培养、提拔。目前要适当的配备干部,求得将二师创造主力兵团任务的实现; 要加强干部的党性,坚持党的组织原则的正确执行; 纪律是革命军队的生存和斗争胜利的最根本的条件,也是团结统一的根本保障,因此,我们组织工作要有高度的纪律性,等等。

  张云逸不仅以正确的组织原则教育干部,而且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模范地执行党的组织原则。当时邓子恢常向同志们介绍说,张云逸同志是毛主席表扬的模范共产党员。

  张云逸具有很强的组织观念,对中央华中局和军部下达的指示都是认真研究,坚决执行的。他常说,中央、华中局、军部来的指示,不但看一遍,甚至看二十遍也不多。他常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团结、教育干部、战士,反对自成系统,不执行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命令。他对刘少奇、邓子恢、徐海东、罗炳辉等都很尊重,而且善于团结各方面的干部。他在把江北这支部队建设成为坚决执行党的路线的人民军队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张云逸具有很好的民主作风,遵守集体领导原则。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对干部在政治上,在执行上级的指示上,在原则问题上从不含糊,要求很严、很认真,但又都是从团结教育出发,循循善诱,从来不采取命令、打击的方法。因此,干部在他跟前都感到无拘无束,无话不谈,心情舒畅。对有实际困难的干部,他非常关心,总是设法帮助解决,即使条件不具备,一时解决不了,也要解释清楚,使他们理解、体谅。

  张云逸极为重视干部、战士的学习。他对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人员、工作人员的学习,都抓得很紧,常说: 有事我自然叫你们,没有事你们就学习。他还布置学习任务,检查学习情况,进行具体帮助。

  张云逸是我军老一辈的参谋工作者,对我军的参谋工作建树颇多。在皖南突塘、云岭召开的两次新四军参谋会议上,他都到会讲话,阐述我军参谋工作的建设问题。一九四一年夏,他在二师作战参谋会议上作的《作战参谋战时怎样工作?》① 的报告中说,作战参谋在战前要了解自己所负的战斗任务,要了解敌、友、我以及居民、地形等情况,要研究敌人的战略战术原则和我军的战略战术原则,如何避敌之长,用敌之短,发扬我们的优点,克服我们的弱点,从我之长击敌之短。并对作战参谋应如何制定作战计划,在作战中,如何注意各部队的协同作战,掌握情况的变化,适时地给各分队作补充指示;战斗后,如何精确地了解敌人情况,整理部队,协助首长下新的决心,定出新的作战计划或命令,整理战斗经验,作出战斗的详细报告,等等,都作了详细精辟的论述。他对身边参谋人员的工作,要求十分严格。经常对他们说,要使指挥员对情况了如指掌,参谋处一定要把情况确实弄清,强调参谋人员都应去掉“一般”、 “可能”、“大概”这类说法。不这样,对工作会造成失误。他还说,对起草的各种文书,都要求文字准确,不容含糊,电报稿要简明准确,第一句话就要把最重要的内容点破,以引起收报人重视及时处理;时间,数字绝对要准确,要双保险,保证无误。他还以自己艰苦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给部属作出了榜样。张云逸对地方政权建设和民运工作也很重视。他于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三日拟制了《关于改善地方行政机构试行大纲》,在皖东试行,对加强皖东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起了积极作用。在他的领导下,到一九四一年底,二师活动的淮南地区建立了来安、嘉山、六合、天长、高邮、仪征、盱眙、滁县、全椒、定远、合肥、凤阳、含山、和县、巢县等十五个县的政权,地区面积约为二万二千四百四十八公里,人口有近七百万人; 地方武装八千四百六十四名,而且工抗、农抗、青抗、妇抗、商抗、儿童团等各种民众组织都普遍建立起来了,使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完善。

  张云逸很重视地方的生产建设和部队的供应工作。早在藕塘、半塔集自卫战以前,张云逸就指示要建立税收机构搞税收。藕塘、半塔集自卫战后,随着县、区、乡政权的逐步建立,在发动农民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建立了田赋和税务制度,取消了国民党的苛捐杂税,使抗日民主政府和部队有了经常的经济来源,部队的供应也很快得到改善。但由于当时部队发展快,根据地又比较小,在前进中又有了新的困难。二师建立后,部队有很大发展,加上各县支队约有四万人,根据地的经济更为困难。张云逸遵照党中央提出的生产自给方针,领导二师进行了生产自给,陆续办起了被服厂、飞马烟厂、水壶铸铝厂、手榴弹厂和修械所等。飞马烟厂是在张云逸的提示和大力支持下于一九四二年办起来的,由于质量不断提高,发展很快,对满足部队和群众的需要,增加烟农和政府的财政收入,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起了重要的作用①。当时,淮南根据地和二师,还在财政和粮食上,支援了其它根据地,在张云逸领导下,二师的军工生产搞得也很好,可以生产手榴弹、子弹、迫击炮弹、地雷,供应部队的需要。

  对于张云逸主持下的淮南地区的政权建设和各项工作,刘少奇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召开的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中,作了充分肯定和评价。他说,二师部队在党的领导之下,建立了二师各部统一的指挥,重新训练了干部,使二师各部成为正规的党军。因此,“在多次的反‘扫荡’和摩擦的战争中,获得很大胜利,并使部队有发展,初步建立了地方军,主力军则已经过初步的整训,在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均获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这是值得其它各师学习的。二师还抽调了一批干部,并以主力之一部分去加强地方军,又以一批干部供给军部及其它部分,在财政上粮食上帮助其它根据地,以主力之一部经常到其它地区活动。在津浦路西则基本上坚持了原来阵地,建立了路东根据地,开辟了淮皇区,而皖东特别是路东根据地的工作与华中其它各根据地的工作比较是最好的,最正规的,已经相当深入的发动和教育了群众,大大改善了基本群众的生活,并在基本群众中切实地进行了组织工作,党和群众有了相当密切的联系,并训练了较多的干部积极分子,又向敌后地区进行工作,获得了一些成绩,建立了人民武装,在政权上已部分的完成了改造工作,财政粮食工作及扩军工作,都比较正规的进行。”①

  (十一)

  一九四二年夏,张云逸根据中央决定,离开二师到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驻地苏北阜宁任新四军副军长职②。年底,他同军部和华中局机关一起,转移到盱眙县黄花塘。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他都同军部和华中局机关住在这里,领导全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和各师的工作。

  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后,张云逸协助陈毅等根据浙东地区的形势,确定了争取有利时机,扩大与发展武装,大刀阔斧地进行工作,广泛发展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方针; 同时决定成立浙东区党委,派谭启龙、何克希等率领一批干部前往浙东加强与统一地方与军队的领导。一九四二年七月,成立了浙东区党委和三北 (即姚江以北的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地区) 游击司令部,随后又建立了总办事处,将部队统一整编为第三、四、五支队。这对于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浙东敌后游击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此后,针对国民党三战区派遣人员到浙东敌后,整理土顽和“忠义救国军”等队伍,企图配合其挺进部队,向我浙东部队压迫,与我争夺浙东敌后地区,向我游击队进攻的情况,张云逸又协助陈毅及时指示浙东我游击队坚持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在沿海山区打下长期游击坚持基础,利用矛盾,多交朋友,埋头苦干,采用隐蔽方式,力求保存和发展自己,达到保持浙东战略支点的目的。十月底,在顽军内讧、火并之际,张云逸协助陈毅等集中浙东三、四、五支队主力,于十一月下旬将“三北”地区的“忠义救国军”六股共约一千九百余人全部击溃,控制了三北地区。随后,陈毅、张云逸又指示我游击队注意开展该地区党政民工作,加强四明山、会稽两处游击活动,加强杭州湾、玉盘湾海上工作,并派人开辟沿海地区。这就为建立三北游击根据地和发展四明山、会稽两地的游击区,创建浙东游击战略支点,组成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打下了基础①。

  一九四三年二、三月间,当敌伪大举向我盐阜区“扫荡” 时,陈毅、张云逸等指示三师集中适当有力部队,选择敌之弱点及时进行反击。同时指示一、四师立即在苏中、淮海、淮北等地区选择敌之后方空虚与要害处,以及交通线上发动攻势,务必攻击几个据点,破坏与切断敌前后方交通,威胁调动敌人,以策应和配合盐阜区反“扫荡”的战斗①。在陈毅、张云逸等军部领导人的指导下,三师部队和盐阜、淮海军民取得了这次反“扫荡”的胜利,共毙伤敌伪军一千零七十余名,俘敌伪七百八十余名,攻克据点五十余处。这一胜利,严重地打击了敌伪,鼓舞了我根据地人民继续反蚕食、反伪化斗争的意志。

  一九四三年三月下旬,韩德勤残部为接应王仲廉部东进入侵我淮北中心区之金锁镇、界头集、山子头一带,企图侵夺洪泽湖两岸,断我苏北与皖东和山东的交通线。陈毅、张云逸等令四师主力及五旅、淮北部队,趁韩、王对我东西夹击合围之前,首先给韩部以痛击,坚决驱逐进入洪泽湖东岸之王光夏部,并逼其返回原防,然后抗击王仲廉部东进。四师按照陈毅、张云逸等军部领导人的指示,以三个团的兵力,在二、三师一部的配合下,全歼了进占我山子头的王部,王光夏被击毙,韩德勤被生俘 (后释放) 。这一胜利,粉碎了顽军的东进计划,铲除了顽固派留在我华中根据地的一个反共堡垒。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张云逸在抗大九分校作了 《坚持敌后抗战现阶段中在军事上必须研究的几个问题》②的报告。在报告中,张云逸着重阐明了目前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之所以要执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以及怎样执行积极防御方针的问题,还阐明了与此相联系的坚持与转移、隐蔽与暴露、集中与分散、军民密切合作等问题。他认为,在抗日游击战争的第一阶段中,我们在敌后执行战略进攻是对的,但现在的情况与过去不同了,现在进入敌后游击战争的第二阶段,之所以采取积极的战略防御方针是根据下面的几个具体条件决定的: 1,敌人对我国全面进攻已停止,现在采取保守其占领区的方针,因此,敌人对敌后我军及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是必然的。2,我们在敌后发展的任务基本上已完成,现在主要的是粉碎敌人的“扫荡”与清乡,保存与巩固根据地和军队,不是继续战略进攻。3,我们总的任务是继续坚持敌后抗战,完全巩固根据地,聚集力量准备反攻,这是互相联系的三位一体的任务。根据上述这些条件,张云逸认为: 如果我们在敌后完全采取战略进攻,不转到战略防御,那就会过早的与敌人决战,这是不对的。在敌我力量没有基本变化以前,我们在敌后的战略进攻是有一定限度的,敌人的防守也是有一定的时间性的。如果没有认识这一点,就会忘记我们的战略是防御的、持久的方针,将会走入极错误的速战速决战略论中去。我们敌后有个别地区,不能坚持而失掉,就是由于只知道过去的战略进攻,不会相机转到战略防御,同时也不能适时的部署战略防御的各种工作所造成的。反之完全采取消极的战略防御,实行退却逃跑,放弃根据地则更是错误的。现在坚持敌后斗争,只有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的正确方针,才能完成总的任务。张云逸在报告中还具体阐述了怎样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的各方面问题。他的这些阐述,对于指导我华中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伪的多次“扫荡”和清乡,挫败顽军的进攻,渡过困难,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全党整风运动中,张云逸认真的学习中央指定的文件,联系思想作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还担任军直属队整风分会主任,领导军直属队的整风学习。他在特务团干部会上作了 《整风学习怎样自我批评》的讲话,指出: 整风学习是要把毛泽东的马列主义思想方法变为我们同志的思想方法,并以这个方法对着歪风进行革命,战胜非无产阶级意识,改进我们的思想,转变我们的作风,坚定我们的阶级立场,提高我们的战斗力。要做到这些,就要拿起自我批评的武器。应认识党员勇敢的进行自我批评,揭露自己的错误,纠正自己的缺点,才能使自己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的实现。在高级于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阶段中,张云逸作了《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在抗战时期的具体表现及其对华中各地的影响》的报告,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王明在抗日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总结了华中敌后抗战的经验教训。为了总结红七军及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他同韦国清等还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提出了关于起草红七军及广西根据地的发展史的倡议。经他们倡议,当时在延安的叶季壮、莫文骅、雷经天负责召集了在延安的红七军及参加广西斗争的同志座谈、讨论。并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十一日写出了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史》 。

  一九四三年底,陈毅去延安参加整风和党的七大,直到一九四五年秋才回到华中。在这期间,张云逸代理军长主持全军军事工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并始发动豫湘桂战役。在河南的三十多万国民党军有的一战即溃,有的不战而溃,使河南广大地区沦入敌手,郑州、洛阳相继陷落。五月四日,张云逸和饶漱石、赖传珠等命令四、五、七师除加强原地区的巩固外,作好进军河南敌后的准备。正当我准备西进河南敌后时,顽军耿继勋部向我微山湖东西两岸地区进攻,企图断我华中与冀鲁豫联接及华北与华中地区交通,阻止我军西进。张云逸和饶漱石、赖传珠即给毛泽东、朱德去电建议: 乘顽军向我进攻之际,由十八集团军总部组织八路军一部南下,四师加以配合,进行丰 (县) 、沛 (县) 、砀(山)反顽自卫战役,给顽军以严重打击,尽可能控制丰、沛、砀地区,以利我西进。毛泽东、朱德等同意这个建议,即令八路军山东部队南下,对丰、沛、砀地区的顽军给予打击,歼其大部,使耿继勋、冯子固部退守铜山西北一带,为我四师西进创造了有利条件。七月二十五日,中央正式下达了向河南敌后进军的部署,并颁布了进军河南敌后的有关政策。根据中央的部署,张云逸主持军部决定,以四师主力五个团执行西进任务,两个团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淮北路东根据地,并调三师七旅到淮北地区作为机动力量,以二师、七师钳制桂顽,策应四师西进。四师主力经过充分准备,由师长彭雪枫率领于八月十五日开始西进,沿途扫除了顽军的阻挠,粉碎了敌伪的跟踪,连克黄庄等据点,恢复了萧(县)、永 (城) 、宿 (县) 地区的根据地。此时,顽军乘我立足未稳,除令第十九集团军以三个军在涡(河)南阻我西进外,另以涡河南的王毓文主力三个师及四个纵队,陇海路以北耿继勋、刘瑞岐部以及津浦路以东之段海州、苗秀霖部,分别由南、北、东三面夹击我四师西进部队。据此,张云逸等拟即集中路东主力配合路西首先打击歼灭由东向西之段、苗等部,以确保我军西进的联系,然后集中主力对付由涡河北上之顽军; 并建议八路军继续向陇海路北之耿、刘、冯等部推进,以策应四师作战。九月五日,张云逸将上述意见电报中央,取得同意。于是我军于九、十月间先迎头痛击了段、苗部的进攻,扩大了我西进主力作战的回旋余地,确保了前后方的交通; 接着剿灭了陇海路以北的耿、刘残部,控制了丰、沛、铜、砀之间的广大地区; 以后又粉碎了王毓文勾结敌伪由涡、蒙向永城我区的进犯。经过四个月的战斗,我四师主力在兄弟部队的大力支持、配合下,歼灭了敌伪和顽军共计一万三千余人 (包括伪军投诚的) ,拔除据点三十六处,粉碎了敌伪的 “扫荡”和顽军的进攻,控制了东起津浦路,西止商毫公路,北至陇海路,南迄涡河的广大地区,基本上恢复了原有豫皖苏根据地,使我淮北解放区扩大了将近一倍,巩固并延长了我军在西线战略反攻的前进阵地。一九四四年冬至一九四五年秋,张云逸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刘少奇、陈毅的一系列指示,组织粟裕、叶飞等率部渡江南下。南下部队经过九个多月英勇艰苦的战斗,取得了粉碎日伪军的多次进攻和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的胜利,歼灭顽军一万三千余人,开辟了苏豫皖浙边敌后边区。连同浙东游击纵队原创的根据地,解放区面积达十万八千平方公里,人口增到三百七十余万,主力部队及地区部队发展到五万余人,加强了敌后工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苏南根据地,扩大了我军在江南实施战略反攻的前进阵地。

  张云逸在贯彻中央关于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整训部队等工作中,也做出了不少贡献。一九四四年,他在军直属队干部会上作了《实行拥政爱民的办法》的讲话,要求华中全党全军必须认真执行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党中央发出的拥政爱民号召及华中局和军政治部于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发出的拥政爱民指示,在部队中加强拥政爱民的思想教育,定期进行军政民联欢,并且要努力生产,厉行节约,减轻人民负担。为了贯彻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党中央颁发的整训部队的指示,他主持军部对全军的军政训练作了具体部署。并领导全军于一九四四年冬开展了军事训练,提高了部队的军事技术,增强了战斗能力,为迎接反攻做了准备。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军对日宣战,出兵东北。九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十日、十一日,朱德发布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的七道命令,令我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军投降。据此,张云逸等于八月十日致电党中央,对是否派大兵入宁、沪等请示方针。十二日,中央电示华中局设法派人和日本及伪政府接洽,令其向我投降。遵照这些指示、命令,张云逸主持的新四军军部,一面命令华中各地敌伪立即限期向我缴械投降; 一面部署我军反攻,准备夺取宁、沪、徐、蚌、芜、汉等大城市,并号召解放区全体军民和沦陷区同胞迅速行动起来,为迫使敌伪投降、收复华中全部国土而战。但是,蒋介石为了抢夺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却下令要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根据反攻形势的新变化,党中央于八月十二日确定华中我军任务是: 江南部队就地向四周发展,夺取广大乡村和许多县城,准备反对内战的战场,不作占领大城市的打算; 江北部队力争占领津浦路及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消灭伪军,以有力部队配合八路军占领陇海路,并准备在顽军李品仙、何国柱部向我进攻时进行自卫作战。陈毅也从延安来电,对江南、江北的具体进攻目标作了进一步指示。遵照党中央、延安总部的指示命令,张云逸等领导华中全体军民,从八月九日到二十二日,解放了大江南北的县城十七座,重要市镇近二百个,歼灭敌伪军一万二千余人,获得了战略反攻的初步胜利。

  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投降。蒋介石一面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一面伪装和平,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据此情况,毛泽东于八月二十四日给张云逸等指示,抗日战争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我党、我军对大城市是进行和平、民主、团结工作,争取我党的有利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而力争占领小城市和乡村,迅速设法占领运河沿线及串扬河沿线各城市,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打成一片; 江南江北我军主力,各就地集结整训,恢复疲劳,养精蓄锐,准备于顽军进攻时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一切作持久打算,注意收集军用资材。据此,张云逸等命令,华中我军各师,各按具体情况进一步开展对敌伪的进攻。从二十二日到九月二日日本签字投降的十天作战中,华中军民又解放县城十五座,重要市镇二百余个,歼灭敌伪一万二千余人。连前总计,共解放县城三十二座,重要市镇四百余个,歼灭敌伪三万余人,完成了占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的广大乡村和许多县城的任务; 把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打成一片的任务也基本完成。至此华中解放区已有县城四十座,人口达四千三百四十六万,军队三十一万八千六百余,民兵八十多万。保卫了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为反对蒋介石挑起的内战作了准备,打下了基础。

  (十二)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为实现“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和“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的战略方针,做出了“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行动; 华中新四军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冀东; 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 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的战略部署。随后,中央还指出: 我华中解放区,要一面抽兵北上,调整战略部署,组织准备反内战的战场,一面继续肃清敌伪,阻止蒋军沿津浦路北上。根据中央上述部署,张云逸及其主持的新四军军部,为了肃清江北敌伪,即令第三师主力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上旬和下旬分别攻占了淮阴、淮安,歼灭伪军一万三千余人,我军控制了苏中、苏北、淮南的枢纽。我军占领淮阴后不久,张云逸率军部迁到淮阴。随后,三师又攻占新安镇、陈家港等重要市镇,完全解放了苏北盐场。我苏中部队根据中央及军部的部署,也先后攻克泰兴、如皋、海安、安丰等城镇,之后又转兵北上,于十一月十一日解放了盐城,歼灭伪军一万余人。九、十月间,为了阻止蒋军沿津浦路北上,张云逸等又组织领导第二、第四师大部主力和地方部队民兵彻底破坏了津浦路徐宿段和浦滁段,攻占了曹村、夹沟、符离集、乌衣等九个车站。这些斗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勾结敌伪分割、侵占我华中解放区,妄图加速挑起内战的阴谋,迟滞了蒋军北上,进一步扩大了华中解放区,并将华中、山东连成一片,为我军准备了反内战的战场。

  根据中央的部署,张云逸等还组织领导了苏南、浙江、皖北、皖南的机关部队北撤和主力北上的工作,使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三师三万五千余人全部胜利地调往东北,接替了由山东开往东北各部队的防务; 苏南、浙东、皖南、皖中等四个解放区的部队和党政机关干部共七万余人也相继撤出原地北返,并布置了撤出地区坚持斗争的力量,安排苏浙军区第一纵队和第三纵队留在华中,由粟裕领导坚持斗争。十月,张云逸率领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临沂,与山东军区合并。十二月十五日,中央书记处电示批准,由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舒同五人组成华东局常委,饶漱石任书记,陈毅、黎玉任副书记。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中央军委正式决定,新四军军部和山东军区合并,统一指挥山东和华中部队,陈毅为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张云逸为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①。陈毅于一九四五年秋从延安回到山东,即亲赴前线指挥,组织从徐州到济南津浦路沿线的战斗,以粉碎蒋军打通津浦路的企图,保卫解放区,直至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后,才又回到临沂。在这期间,张云逸在临沂主持军部和军区工作,为调整、组建部队做了许多工作。各地到军部分配工作的团以上干部,张云逸都亲自接见谈话,使他们愉快地奔赴新的岗位。张云逸还安排布置了对敌军的策反工作。他对不愿做敌军工作的一位同志说,派你去策反敌人,比多几个师、几个旅都重要。那位同志被说服,后来在策反敌军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②。

  一九四六年二月,张云逸去延安,随即又于三、四月间从延安带一些干部回到山东。这时,他一面配合党中央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斗争,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谈判和停战协议、发动内战的阴谋; 一面领导我华东军民开展减租、生产和练兵运动,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对国民党的进攻进行自卫反击。四月十六日他通过新华社发表谈话,以停战协定生效至三月二十五日,仅山东境内蒋军向我进攻次数即达一百八十余次; 在胶东地区,先后占我村庄四百余处,在华中地区占我城镇九十七处的事实。说明在停战令下达后,我方即命令所属切实遵守,停止军事行动,但蒋军却从未停止其对我的军事攻击与敌对行动,揭露了国民党挑起内战的阴谋①。

  为了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华东局和军区决定开展百日练兵运动。张云逸在给部队作报告和为《大众日报》写的《全军加紧训练、迎接整编任务》专论中②,强调这次练兵运动的内容,应当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 提高思想认识; 整理组织机构; 整顿部队军容。政治训练应以时事教育为中心,明确我军浴血奋斗其目的是为建立民主统一的新中国; 我军是来自人民,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军队,今后更应发扬我军为人民服务的优良本质,更加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政治理论水平; 不因由于实现政协决议,整编全国军队,在组织形式上可能有改变,而改变我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永远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他说,军事训练则以整顿军容,加强管理教育,健全各种制度,力求正规化为主。前方机动部队要以一定的时间进行技术训练。在训练中一切工作均应贯彻群众路线,发扬民主作风,抓紧思想领导。经过百日练兵运动,我军在思想上、政治上提高了对当时形势发展的认识,赢得了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并使党外民主人士认识到我军真正是为和平民主而斗争的军队。

  百日练兵结束后,针对国民党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形势,张云逸同华东局的领导同志,又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再次发出练兵工作的指示。指示提出练兵教育的内容,应以练射击、刺杀、投弹等三大技术为准,并附以必要的土工作业、爆破作业; 加强防空与反坦克、防炮的教育; 地方部队应以射击、投弹、地雷、爆破技术为主。强调搞好练兵,是决定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应当把练兵工作看作目前部队的中心任务之一,要重新掀起备战热潮,使我全军战斗力更加提高一步。经过这次掀起的练兵运动,为粉碎蒋介石挑起的全面内战、进行自卫战争作了准备。

  一九四六年六月,全面内战爆发。陈毅作为山东野战军司令员,主要精力是在前方指挥作战,军区的军事工作主要由张云逸主持。这期间,他领导了山东军民配合野战部队进行自卫战争。六月二十一日,敌五十四军由青岛沿胶济路向西进攻,先后占我胶济路东段的即墨、南泉等地。七月五日,敌又开始从济南沿胶济线东犯,先后占我济阳、邹平、周村、淄博、张店、金岭镇等地,企图与青岛西进之敌打通胶维铁路。张云逸同黎玉等根据当时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于七月二十六日发出指示,要求我各军区与敌长期纠缠斗争,牵制敌人; 以地方武装同民兵结合开展游击战争,迷惑、消耗敌人,寻求敌之弱点,然后集中主力歼灭其一部,积小胜为大胜,以期转变战局,并配合野战军的南线作战。八月二十七日,张云逸等又指示我胶济线上各兵团,应各自集中主力寻找敌较弱的一点或数点坚决打击消灭之,胶东兵团应集中优势主力有重点地打击敌五十四军西进部队,以求得歼灭其一路或一部; 鲁中渤海兵团及地方部队,须在胶济西段积极向敌七十三军、第八军之侧后不断打击,以牵制其不能东犯,配合胶东兵团作战; 各地方武装、民兵则应广泛发动游击战争及地雷战,有力地配合主力作战。根据这些指示,我军经过两个月在胶济西段连续阻袭及反击敌人,歼灭了敌七十三军、九十六军等部七千三百余人;在胶济东段的胶县、高密等地也给敌五十四军等部以重大杀伤。使敌企图在半个月内打通胶济线的阴谋完全破产,保卫了解放区,配合了野战部队的南线作战。

  当侦知敌正布置向我胶东北部进攻,企图切断我山东与东北海上联系时,张云逸同黎玉等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发出指示,要求我胶东各地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充分进行备战,以迎接和粉碎敌人的进攻。指示还要求加紧主力部队的整训,总结集中主力歼敌之一路的经验; 加强地方武装游击队、武工队、民兵之组织配备,作为就地展开游击战、地雷战的准备,同时做好必要时撤退的准备; 秘密分散转移粮食及物资、兵工原料,预先布置在各主要点线上的秘密情报、交通站等。十月三十日敌五十四军及整编六十四师等开始向我胶东北部地区进攻,先后占我平度、掖县等地。由于我胶东各地党政军民预先做了准备,在敌人进攻时不断予以打击,在一个多月的战斗中,取得了歼敌一万五千余人的胜利,还一度收复平度、掖县,粉碎了敌人占我龙口、断我与东北海上联系的计划。我鲁中的第四、第九师为配合胶东作战,也一度攻占了安丘县城。

  张云逸在主持山东军区军事工作期间,对于组织和建立地方武装极为重视,并做了许多工作。一九四六年下半年,他在一次会议上作了 《关于组织地方武装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发言①,专门阐述了建立地方武装的重要意义以及在组织地方武装中应注意的问题。他指出,地方武装的建设是中国革命武装斗争重要问题之一,在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中都起了伟大的作用,尤其是在蒋介石反动派集中全力向解放区进攻,我们需要集中主力机动作战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坚强的地方武装配合,要取得胜利是极端困难的。因为,如果没有地方武装,要保卫地方安全,要配合主力机动作战,要给主力不断的补充; 主力转移时,要就地坚持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外线作战,待机反攻,恢复失地等等都是不可能的。为了建设坚强的地方武装,张云逸还就建立地方武装要保证党对地方武装的领导; 地方武装干部的配备和培养; 地方武装成分的纯洁和新老成分的调剂; 武器和火力的配备; 地方武装的供给以及政治、军事的训练等问题作了具体的安排和布置。在张云逸的领导下,山东的地方武装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谱写了野战军、地方军和广大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的巨大威力的新篇章。例如,为配合野战军进行鲁南战役,鲁南三军分区地方武装在郯县码头、新村一线,沿沂河东岸进行防御。保证了北上主力侧翼的安全,维护了华中、山东境内的交通。一支支民兵爆炸队,深入到兰陵、邳县、峄县、台儿庄等边沿区,在敌人经常经过的河边、路旁、直至据点周围,大摆地雷阵,袭扰杀伤敌人,迟滞敌人的行动。又如鲁中沂南县高、金飞行爆炸队,从愽山调至鲁南后,转战于锄头林、兰陵、洪山等地,四次用地雷阻击二十六倍于己的敌人,杀伤了大量敌人,圆满的完成了任务。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决定华中分局与华东局,华中军区与山东军区,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机关合并,使华中与山东的领导力量得以统一。为了进一步统一和加强华东全军的指挥,一九四七年一月,中央又决定取消新四军番号,分别成立华东军区及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分别为华东野战军正副司令员; 陈毅、张云逸分别为华东军区正副司令员。华东军区的军事工作主要仍由张云逸主持,继续领导地方武装,配合野战军作战。

  在一九四七年二月进行的莱芜战役中,张云逸等领导组建起来的地方武装起了重要作用。当敌人以八个师分三路北犯临沂,北线李仙洲集团三个军又南下新泰、莱芜策应,企图与我主力在沂蒙山区决战时,我主力为了北上莱芜歼灭李仙洲集团,在南线则以一部阻袭敌人,逐步诱敌深入,主动于二月二十五日撤出临沂城。张云逸领导各地方武装,为配合主力作战,以积极行动向胶济线展开破袭战,一夜之间将坊子至兰村二百余里的铁路完全破坏。莱芜县委组织了十万余民兵,对铁路连续七夜大破袭,完全切断了敌人的交通,使敌人进退无路,联络中断,成了瓮中之鳖,为主力部队分割歼敌创造了条件。战斗打响后,各地组织的一百二十个子弟兵团,村村布雷,节节阻击,日夜袭敌。鲁中警卫五团在配合歼击七十三军之三十七师战斗中,将该师师长击毙,俘敌及缴获也不少①。其它地方武装在配合主力作战中也取得很大胜利。为表彰在莱芜战役中各地方武装配合主力作战取得的重大胜利,张云逸特通报嘉奖,并鼓励他们继续努力扩大战果,以达到整个战役的全部胜利。

  一九四七年四月,蒋军开始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张云逸组织、指挥地方部队坚持斗争,避免了损失,赢得了胜利。

  一九四七年八月,华东我军挺进鲁西南地区向敌进攻,开始了华东我军的外线作战。此时虽然民兵、地方武装进行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大大减少了,但张云逸对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的建设仍然十分重视。一九四八年七月六日,他在华东局高干会议上提出的《山东人民武装今后工作的意见》 中就明确指出: 解放区的民兵自卫队不是可以不再加强领导,不再加强建设,甚至可以取消了。相反的还要努力广泛的建设民兵自卫队武装,扩大充实其组织,加强其训练,增加其质量与数量。只有这样,才能作为警备力量巩固后方民主政权,才能在边沿区坚持游击战争,保卫人民,才能在后方防止和镇压地主阶级的反抗,保护农民的土地改革,同时支持人民解放战争。因此,巩固后方,支援前线,仍是民兵自卫队武装的基本任务。他还阐述了民兵自卫队是劳武结合的人民武装的性质,提出了普遍发展民兵,使之成为国民后备兵的民兵发展方向。这对于在新形势下加强民兵地方武装工作,更有力地巩固后方,发展生产,支援战争,夺取全国的胜利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九四七年八月初,为便于支持主力作战,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由张云逸、邓子恢率领转移到渤海惠民地区,由张云逸、邓子恢等组成党的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张云逸为书记,领导华东后方工作和渤海地区的土改、整党、三查三整和整顿后方等工作。由于战争发展的规模越来越大,支援战争的任务越来越繁重。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华东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出现了困难。华东局工委召开了高干会议,通过了关于“精简编制” 、规定“供给标准” 、“清理资财”三大方案,以克服财政的暂时困难。张云逸在这次会议上作了 《坚决反对山头主义、本位主义与贪污浪费》的发言。指出,在大规模的自卫战争中,不论任何一个地区,一个部队,一个机关部门或个人都没有力量单独支持,如果没有全国解放区所有的群众的伟大力量以及党政军的力量的积极支持,则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为此,必须克服由于我军长期处在游击战争的分散环境所养成的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必须在部队中、党员中,深入进行教育,使每个同志懂得党和阶级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和少数人的利益要服从党和阶级利益,懂得我们的人民军队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个人或少数人服务,才能彻底执行会议通过的三大方案,克服暂时的财政困难,支援战争,夺取战争的胜利。

  在贯彻执行三大方案,克服财政困难,支援战争中,张云逸同邓子恢、曾山等带头把自己的小厨房取消了,同大家一起吃大灶。由于张云逸等在后方埋头工作,依靠各地方军区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虽然在困难的条件下,仍然保证了对前方的后勤支援,使战争取得了胜利。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山东人民有七百多万人参加了支前工作,将八亿五千多万斤粮食及巨量的作战物资运到前方,使我数十万华东野战军,在大兵团运动作战中,有了可靠的物资保障。一九四七年秋,为解决我军转入外线作战部队的冬装问题,华东野战军的领导同志要求后方在十月前务必使前方战士都穿上棉衣。为此,惠民地区的党和政府发动群众,全力以赴,组织人员调集布匹、棉花和生产工具,日夜赶制。在当时物资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提前完成了赶做棉衣的任务。在整个淮海战役中,山东解放区每天平均运出原粮三百万斤,在各解放区支援前线的四亿五千万斤粮食中,山东就占了两亿三千万斤。淮海战役后,为支援我军渡江南进,张云逸主持军区后勤工作,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初就提出了对前方需要的兵员、弹药、被服、粮食、现金、医药、电讯器材、运输工具等必须抓紧时间及早预作准备。对于所缺物资,又提出了清理仓库,加紧生产,尽力采购,厉行节约等办法加以解决①。由于有了准备,我军在渡江南下时,山东人民又全力“推着小车” ,载着支前物资下江南,为渡江战役,以及解放南京、上海作出了贡献。

  张云逸对拥军优抚工作十分重视。为了加强荣军工作的领导,统一华东地区的优荣工作,成立了华东荣军管理委员会,张云逸任管委会主任委员。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的第一次管委会上,做出了统一和加强荣军工作的决定,采取了建立荣军学校、规定伤残荣军的分类及复员安置生活待遇等措施,并切实加以贯彻落实。这对于鼓舞前方将士、安定后方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在战争、土改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要求我党适应新的形势,不断加强我军的建设,以担负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使命。张云逸对此极为重视。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他在渤海军区政工会议上作了 《目前建军中几个基本要求》的报告,紧密结合战争形势、土改和整党的要求,阐述了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它是坚决的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斗的。针对当时我军存在的各种问题,他提出了军队建设的基本要求: 要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 认识目前的政治任务; 保持无产阶级思想的纯洁性,在组织上要有明确的阶级路线,防止阶级异己分子混入; 加强铁的纪律,发扬民主作风等。随后,根据中央关于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的指示,他又组织领导山东各地方军区进行三查三整,提高了干部战士的觉悟,增强了我军的政治素质。

  在军事建设上,张云逸除了注意战略战术、军事技术外,还重视从新的军事装备、建设新的技术兵种上建设我军。一九四六年,在研究山东军政干校的教学方针时,张云逸就提出要建立特种兵。根据当时的需要和可能,他特别提出要建立炮兵,要训练炮兵干部,在军政干校中要成立炮兵大队。新四军与山东军区在临沂合并成立炮兵司令部时,他知道陈锐霆搞过炮兵,就要陈负责炮司的工作。鲁南战役后,缴获了敌人不少坦克、大炮,在张云逸的提议和其他领导同志的积极支持下,成立了特种兵纵队,任命陈锐霆为司令员。为了建设炮兵,张云逸把自己骑的大骡子,也送给炮兵部队拉炮去了。随着战争缴获的增多,炮兵部队也不断壮大,一支强大的炮兵部队、特种兵部队在战斗中成长①。

  张云逸还十分重视我军干部队伍的培养提高,他亲自担任山东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后为华东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为我军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输送给野战部队和各军区地方部队、党政机关,解决了军政建设中干部的急需。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军委颁发了全军整编命令,华东野战部队整编为华东野战军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又改称为第三野战军) ,同时按地区建立各级军区,华东军区为一级军区,下辖山东军区等二级军区。张云逸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继续在后方主持华东军区和山东军区的军事工作。

  一九四九年三月,张云逸赴河北平山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聆听并参加讨论了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会后,他返回驻地,主持召开了山东军区会议,作出了关于建军、治安、生产、支前等工作的指示,并在四月二日举行的山东军区正式成立大会上传达了这些指示。随后,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正确路线、方针的指引下,张云逸为进一步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生产,肃清土匪、巩固解放区,支援大军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作出了贡献。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党中央电示华中局并华南分局: 同意广西省委以张云逸任书记兼省政府主席,陈漫远、莫文骅、何伟、李楚离为第一、二、三、四副书记,陈漫远兼省政府第一副主席。这时,他作为华南解放军的首席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开幕会上,代表华南解放军作了发言。在这次会议上,张云逸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十月十九日,张云逸又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十三)

  一九四九年十月,张云逸就任广西省委书记和省政府主席之后,就以主要精力筹建广西的党政军领导机关。他在离京前,就同陈漫远等商谈了进入广西应注意的各项问题。他提出要注意同进入广西的部队搞好团结,同广西地下党搞好团结,要熟悉和团结各方面的干部,要正确对待起义人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同他们合作共事。张云逸到广西是从北京经济南、徐州、上海、南昌、赣州、昭关、广州,最后到达南宁的。一路上,他向华东局、华南分局要支援干部,并了解上海、广州解放的情况和开展工作的经验。贺希明、骆铭等就是他向华东局要求调到广西的; 原是广西籍的干部能回广西工作的,张云逸都积极要求把他们调回广西工作①。陈漫远经武汉、长沙到桂林,一路上也向华中局要干部,乔晓光、赵茂勋等就是从湖南调到广西的。由莫文骅率领进入广西的十三兵团留下来的干部和广西地下党及游击队,则是最初成立广西军区的主要部队和党政军机关干部的重要来源②。广西解放后,又开办了广西人民革命大学,张云逸兼任校长,各地委也开办了干校,培养了一批干部,解决了解放初期广西干部的急需。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二日,我军将白崇禧集团主力围歼于博白、陆川地区。十一月二十二日桂林解放。十二月四日南宁解放。十二月十一日镇南关 (现为睦南关) 解放。至此,广西全境宣告解放。张云逸进入广西后,立即着手建立军管会,先后成立了林林、柳州、梧州、南宁等市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着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正式成立广西军区,张云逸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莫文骅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李天佑任副司令员。广西军区领导各级军管会继续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残余势力,接收国民党的省、县各级机关,接收官僚资本,建立各级临时人民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很快克服了解放初期社会的混乱和匪特的破坏,建立了革命秩序,保护了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恢复了工厂、学校、医院的生产、教学和医疗工作。经过和工、农、学、商、青、妇等各阶层各界座谈和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充分同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座谈、协商,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一九五○年二月八日以张云逸为主席的广西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二日,广西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张云逸致开幕词并作会议总结发言。他指出,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如何肃清匪特、完成重点土地改革试点这两个任务,会议要充分发扬民主。他说,土改是关系着一千五百万广西人民生活的大事,希望大家多多提意见,说错了经过大家讨论,可以取得一致意见,没有关系,说对了对人民有好处。他的这番话,受到全体代表的热烈鼓掌,表示衷心拥护。代表们说: 共产党真讲民主,真正是为了团结大家办好事情的。会议期间张云逸还给出席会议的工农代表、少数民族代表每人赠送一套衣服、一双力士鞋、一条毛巾,并附上一封信,表示党对他们的关怀和爱护。张云逸这种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充分发扬民主的作风,使这次会议开得非常融洽。经过充分协商,产生了广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张云逸被推选为主席,陈漫远、莫文骅、陈此生、莫迺群、张一会为副主席。

  在这期间,张云逸还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张云逸在主持广西工作期间,勤于到处去了解情况,作出正确决策; 善于团结党内外干部,团结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开展工作。他同陈漫远、莫文骅、何伟、李楚离、李天佑、雷经天等省委、省军区、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人都亲密团结,各项重大问题都在张云逸的主持下,经过集体讨论作出决策,然后分工负责去作①。一九五○年二月,张云逸参加中南行政委员会会议。同年六月,张云逸参加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坚决按照全会所提出的任务和方针政策进行工作。在他的主持下,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期间,广西以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

  张云逸针对广西解放初期金融市场混乱,物价波动和收支不平衡的情况,主持省委进行统一货币,稳定物价的工作,迅速地禁止了金银外币流通市场,使全省物价很快趋于稳定。为了平衡财政收入,省委于一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召开了全省第一次财经会议,具体制定了整顿收入、开辟财源、厉行节约、缩减开支,达到收支平衡的具体措施。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到同年十月,广西全省财经工作就走上了正轨,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在稳定物价、平衡财政收支的同时,为了恢复农业生产,省委提出了“生产自救”的方针,并确定以恢复生产作为一九五○年广西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为此,通过开展减租退押斗争,使农民获得了五十五万斤粮食,加之省政府发放救济粮一千六百万斤,发放农贷粮二百三十万斤,使农民渡过了春荒,恢复和增加了生产能力,农业生产逐步走上恢复和发展的轨道。张云逸还领导广西各级军管会按照中央的指示,没收了属于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并立即组织进行恢复生产。其中政府增加投资使之恢复生产的就有十七个工矿企业,还有重点的扶助和领导私营企业恢复和发展生产; 有重点的修整公路,恢复交通事业,建立国营商业领导机构和批发零售店、站,调整公、私商业经营范围和批零差价等,使工商交通事业也得到了初步的恢复和发展。到一九五○年已恢复了生产的较大工矿企业就有三百八十二家,工商业开业户数比解放前大为增加。到一九五一年底已恢复的公路干线达二千三百余公里,还开拓了梧州至信都的新干线,一九五二年六月修成通车。

  解放初期的广西土匪极为猖獗,仅白崇禧集团被歼后残留下来的股匪,就有三万余人。他们同历史上的惯匪以及恶霸、特务、旧军官、反动地主串通一气,并配合美蒋反动派对新中国大陆进行侵略和颠覆; 残杀革命干部、群众,破坏生产,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十分严重。张云逸主持的广西军区,一开始就抓紧剿匪工作,并确定一九五○年以“清剿匪特,巩固治安,发动群众”为全省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经过政治争取和全面清剿,一方面和平改编了大部分残留下来准备同我长期 “游击”的军队; 一方面消灭了不肯投降的股匪,还扑灭了危害最大的恭城土匪暴动和玉林土匪暴动。到一九五○年六月底,猖獗一时的匪乱,基本得到平息,取得了剿匪的初步胜利。一九五○年七月到九月,由于部队分别进入夏季休整,加之美帝侵朝战争爆发,美蒋颠覆活动加紧,残留的土匪串通反动地主、恶霸、旧军官、国民党反动骨干,煽动不明真象的落后群众,加紧进行暴乱,企图推翻新建立的人民政权。针对这种情况,张云逸主持广西省委和省军区于一九五○年九月十八日发出了冬季重点进剿土匪的指示。经过两个半月的猛烈重点进剿,南宁、玉林、梧州等重点区城,基本上消灭了股匪,打击了土匪的猖狂气焰。但是,就全省而言,全部剿灭土匪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一九五○年十一月,党中央对广西军区发出指示,要求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以前一定消灭全省股匪,并对执行政策方面有过于宽大的偏向进行了批评。张云逸在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召开的省委第三次高干会议上作了 《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在半年内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而斗争》的报告,他代表省委总结了过去的剿匪工作,进行了自我批评,对明年五一前消灭全省股匪的指示表示坚决执行,并做了部署。此后,广西省委、省军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加紧动员布置,经过从一九五○年十二月到一九五一年初集中优势兵力,选择土匪盘据的主要区域,组织了强有力的围剿,先后剿灭了大小瑶山、六万山、十万山,以及天峨、南丹、西隆、西林、田西等处的土匪,完成了党中央限期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一日前消灭全省股匪的任务。以后,又结合土地改革、清匪反霸,进一步肃清了散匪。总计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五一年八月,广西共消灭了土匪四十七万余人,取得了剿匪的完全胜利,巩固了社会秩序,打破了美帝妄图通过支援南越,进而以广西为跳板、以土匪作内应入侵我国的阴谋,巩固了祖国南疆的国防。

  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基础上,张云逸主持广西省委领导了全省的土地改革。一九五○年冬至一九五一年春,省委先在桂北和容县地区的十七个县进行了第一期土改试点,取得了经验。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一日至二十六日,召开了以土地改革为中心内容的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将实行全省土地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广西省一九五二年的中心任务。会议还按中央政策精神,结合广西情况,规定了土改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步骤。党代会后,接着召开了广西省首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与党代会内容相应的决议。此后,土地改革运动就在广西全省范围内开展,到一九五二年底全省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在土地改革的胜利推动下,也完成了城市的民主改革和其它社会改革的工作。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居住着壮、汉、苗、瑶、侗、回、水家、毛难、仫佬、傈僳、仡佬等民族。因此,处理好民族关系,对于巩固搞好各种社会改革和进行生产建设关系极大。张云逸在广西工作期间,对于贯彻执行共同纲领规定的 “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政策极为重视。在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深入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全省消除了民族隔阂,加强了民族间的互相了解和团结。在此基础上,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相继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到一九五二年底,建立了相当于县一级和区一级的自治区域就有龙胜各族联合自治县、大瑶山瑶族自治县、大苗山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等七个县。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九日还成立了专区一级的桂西壮族自治区。

  一九五二年,张云逸因身体不好,中央调他到北京休养,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到苏联疗养。一九五三年夏自苏联回国后,在中央他历任中国共产党的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五年九月,张云逸被授予大将军衔。一九六二年,张云逸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由于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工作过度紧张,又长期过着艰苦的生活,张云逸的身体显得过早衰老,但他一直保持着优良的革命品质和作风。

  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虽然身体不好,但对中央召开的会议尽力参加,对人大常委会和中央监委的工作,仍然尽力去做。人大常委会要讨论的文件,他都认真阅读、研究,参加讨论,提出自己的意见。

  他虽然在党和人民政府机关中担任着相当高的职位,但仍然保持着平易近人,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作风。对干部、群众,对在他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人员、勤务人员,都平等相待,他教育自己家人不搞特殊,经常要求他们在自己的学习、工作岗位上锻炼,为人民多作贡献。他告诉秘书和司机,家属不能坐他的车。

  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视下去视察工作,了解情况,先后去过山东、广西、广东、北京郊区等地视察,深入工厂、农村,同干部群众座谈。为了处理一封向人大常委会反映干部打击报复的人民来信,他到山东视察时,曾到文登县的一个小村,召开群众座谈会,弄清事实真象后,对那个干部进行了批评教育,会同当地党政部门妥善作了处理。

  他毕生艰苦朴素,生活俭朴。住房该修了,但他怕花公家的钱,不让修。他用的公文包还是抗战时的战利品,样子已经很旧很老了,就是坚持不买新的。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张云逸在北京不幸病逝。党中央为他召开的追悼会于同月二十六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由叶剑英主持,邓小平致悼词,对张云逸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悼词说: 张云逸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他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积极工作,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了一生。

  作者附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系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革命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北京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史研究办公室、广东省党史研究办公室、广东省档案馆、安徽省党史研究办公室。滁县地委党史研究办公室、半塔纪念馆等单位提供的; 还访问了张劲夫、朱云谦、张震、陈锐霆、成钧、赵启民、周骏鸣、谢飞、郭述申、黄岩、李世农、刘瑞龙、莫文骅、陈漫远、袁仕远、钟夫翔、云广英、林青、郭化若、张翼翔、谭知耕、张凯、罗若遐、侯正、郑重、金冶、李资平、赵俊、姜乃真、盛英、覃国翰、姜茂生、吴西、覃恩忠、黄超、何子友、谭庆荣、张明秀、叶超、沙林、张凯帆、陈茂辉、蔡圆、马长炎、张要先、姚杰、项明、栗亚、周华彪、卢永克、磨力、骆铭、黄荣、黄征、覃波、黄松坚、吴运铎、孙湘、黄凯、陈健、王剑青、张广华、廖荣铿、丛树芬、范进才、陈岸、詹克勋、廖联原、王效文、王益、芦秀玲、陈福兴、张从让、韩碧、张远之、王亭、张从、张从璜、张琼、张广东、曹莉冬等。

  注释

  ①《张云逸干部档案正本》第1—10页,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①张云逸: 《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载《星火燎原》第1卷(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①张云逸: 《回忆漫谈广西革命斗争情况》(1960年2月)未刊,存广西档案馆。

  ①莫文骅: 《回忆红七军》,广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0页。

  ①②③《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168、169、193、199、208 页。

  ①1982年3月19日访罗若遐谈话的记录,1982年3月31日访侯正谈话记录。《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203页、228页、280页。

  ①见1934年12月12日张云逸给朱德、周恩来的亲笔信,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①魏国禄: 《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第37页。

  ②参见《冯白驹将军传》,《琼岛星火》1981年第3期。

  ③④⑤《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 第240页、246、247 页。

  ①《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248页。

  ②1936年4月8日张云逸给彭德怀、毛泽东、林彪、聂荣臻电,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③1982年3月6日访问姚杰记录。

  ④1936年7月6日张云逸给毛泽东、周恩来电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⑤《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262页。

  ①叶剑英、张云逸: 《关于无线电技术人员津贴新规定的通知》。

  ②张云逸: 《军委后方机关与部队编制经过情况报告》 (1937年3 月2日)。

  ①1982年3月2日访问林青记录。

  ②《刘仲容遗稿》,《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第35—36页。

  ③张云逸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电(1937年6月13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④张云逸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电,(1937年6月1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①②原电均存中央档案馆。

  ③1937年6月27日毛泽东致张云逸电,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①1937年7月13日张云逸致毛泽东电,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1937年7月14日毛泽东复张云逸电,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①1937年8月张云逸关于与粤方商谈问题的请示电,此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1937年9月11日张云逸致毛泽东电,此件存中央档案馆。

  ③1937年7月16日,我闽南游击队独立第3团领导人何鸣,接受粤军157师要求,将该团撤离根据地,到潭浦县城集中,被粤军全部缴械。

  ①中央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1937年10月1日),该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1982年3月2日访问林青记录。

  ①《闽西三年游击战争》,载《星火燎原》第4集第223—228页。

  ②1981年5月25日访陈茂辉记录。

  ①②1981年5月27日访问张炎记录。

  ③1982年3月30日访问朱云谦记录。

  ①1984年4月4日访问李资平的谈话记录。

  ①1982年7月24日访问张翼翔的谈话记录。

  ②1984年4月4日访问李资平谈话记录。

  ①见1939年1月7日项英、周子昆给中央的电报。

  ①1982年8月19日访问张翼翔谈话记录。

  ①1939年7月15日叶(挺)张(云逸)致项(英)并转延安、重庆电: 《关于叶、张与廖会谈结果》。

  ①周骏鸣、郭述申: 《半塔保卫战》,见《老战士诗文集》第1集。

  ①1960年7月许祖范、钟恩道、汪庆报访问张云逸谈话记录,安徽省委党史办公室提供。

  ②张云逸: 《论皖东摩擦》,1940年抗战书局出版。

  ①张云逸: 《论皖东摩擦》。

  ②《解放》杂志第104期,1940年4月20日出版。

  ①郭述申、周骏鸣: 《半塔保卫战》,见《老战士文集》第1集;张云逸: 《半塔烈士纪念碑碑文》。

  ①曾昌明: 《回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和李克农同志》,见《广东文史资料》第29辑。

  ②《张云逸为家属惨被劫掠致电蒋委员长、林主席、李、白长官》,载 1940年4月10日 《大众日报》。

  ①《张云逸电复蒋委员长林主席请严令制止倒退暴行》,载1940年 5月10日《大众日报》。

  ②1940年4月8日胡服、张云逸等给李先念、陶铸并中央电。

  ①1940年5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给刘少奇电。

  ②1940年张云逸关于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向皖东新四军进攻的呼吁电,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①1940年8月22日张云逸致鹤公电。

  ②1984年4月6日访问李资平谈话记录。

  ①②1982年8月19日访问张翼翔谈话记录。

  ①1941年1月28日张云逸、邓子恢致胡服、陈毅等电。

  ②1982年8月19日访问张翼翔谈话记录。

  ①1941年5月张云逸致毛泽东、朱德电。

  ①齐锡明、梁明建、郑康的回忆。

  ②《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416、417页。

  ①刘健飞、徐飞、陶容等的回忆。

  ②刘健飞,张诚的回忆; 晓星: 《抗大在明天》(1942年1月)。

  ③《组织工作文选》,新四军政治部1942年5月15日编印。

  ①此件存江苏省档案馆。

  ①胡弼亮:《骏马飞腾》,《星火燎原》第6集第503—506页; 《新四军二师的供给和生产》,《盱眙史志资料》第4期,1982年11月编印。

  ①该报告在《真理》第6期刊印。

  ②1982年3月19日访问罗若遐,3月30日访问朱云谦的谈话记录。

  ①1942年12月7日陈毅、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关于浙东顽我斗争情况的报告。

  ①1943年2月21日陈毅、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关于配合三师进行反扫荡的指示。

  ②载新四军司令部1943年出版的《军事建设》第3期。

  ①1946年1月7日中央军委关于新四军与山东军区合并及分工问题的决定。

  ②韦国清: 《怀念张云逸同志》,1984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

  ①新华社山东1946年4月16日电。

  ②1946年3月3日 《大众日报》。

  ①1946年11月1日中共华东中央局编印的《斗争生活》 第42期。

  ①1947年2月23日张云逸、黎玉关于地方武装部队活动情况的报告。

  ①1949年1月4日康、张、曾关于《军队南进后勤准备意见》给陈、饶并报中央电。

  ①1982年3月30日访问陈锐霆谈话记录。

  ①1981年8月3日访问骆铭谈话记录。

  ②1982年3月7日访问陈漫远,3月12日访问莫文骅谈话记录。

  ①1982年3月7日访问陈漫远,3月12日访问莫文骅谈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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